五、匪首与情妇 崔姬霞有个嫡亲妹妹,名叫崔姬艳,比她小一岁。崔姬艳的人生经历可比她那炊事员姐姐丰富多了,早在十二岁时,就被一个日本太太看中当了人家的干女儿。她的干爹山本上尉是日军特高课的军官,奉命化装中国百姓潜入抗联地盘侦察时被打死了。山本死后,日本太太打算带着干女儿回国,崔姬艳寻思干爹已死,这日本干妈今后没甚进账了,就拒绝了。 这年她已经十六岁了,亲生母亲早殁,亲爹是酒鬼烟鬼兼赌鬼,从来不管她。于是,她就自作主张跟了一个叫关思捷的伪满警官。三年后,抗战胜利,关思捷不知去向。崔氏姐妹那“三鬼”老爸其时已经去世,姐妹俩遂把祖屋出让,所得钱钞二一添作五。崔姬艳用她的那份钱钞当本钱做起了生意。这些年来的经历让她老于世故,生意做得还不错,到长春解放时,她已经是一个拥有两家不大不小店铺的老板了。 然后,厄运就来了。那个姘头警官关思捷前几年逃进了关内,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搭上了国民党“保密局”那条线,成了一名特务。1949年春,关思捷奉命潜回长春收集情报,他打听到崔姬艳已经做了老板,而且还是单身,于是就来找她,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在天津做生意,这次来长春是为了采购人参。崔姬艳信以为真,留其住宿,每日酒食款待。关思捷到长春来是单枪匹马,生怕被熟人认出来报告民主政府,所以基本不出门,一直躲在崔姬艳屋里,要见什么人,要打听什么事儿,都让崔姬艳出面。在长春待了十天,关思捷完成了使命,第十一天头上告别崔姬艳,欲返回关内。哪知,还没离开长春就被公安局逮捕了,崔姬艳也跟着折进了局子。 这起特务案审理下来,关思捷被判了死刑执行枪决,崔姬艳属于“不知情的从犯”,被从轻发落,只判了三年徒刑。不过,她的两家店铺都给政府没收了。1952年4月,崔姬艳刑满释放,生活没有着落,靠姐姐崔姬霞和一些朋友的周济为生。去年11月,她总算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却不肯好好经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结交的杂七杂八的朋友众多,常常要跟人家吃喝玩乐厮混,哪有工夫照顾生意? 崔氏姐妹俩的关系倒是处得不错,崔姬霞对这个比她小一岁的不成器的妹妹一向关爱有加。她嫁了个解放军军官,常年驻防河北,每年一次探亲假。平时崔姬霞是一个人过日子,这正好便于崔姬艳时不时来蹭饭,有时姐妹俩聊得晚了,崔姬艳就住在姐姐家。姐姐对妹妹很是信任,为方便妹妹出入,还给她配了一把家门钥匙。24日那天,崔姬霞下班后去医院看病,中午回到家里时,妹妹已经来了,还烧了几个她喜欢吃的菜肴。那天崔姬艳穿的就是枣红色羊皮夹克和藏青色的劳动布裤子,那头长波浪是一周前姐妹俩结伴去理发店一起烫的。 找崔姬艳让刑警费了些工夫。先是去她的住所,门上挂着锁,问邻居,都说这两天没看见她回过家。又去附近她开的那家小杂货店,也关门打烊,邻居说至少两三天没见她露过面了。两个地方接连扑空,刑警有些紧张,这个女子会不会被“黑手”灭口了?再回去找崔姬霞,问她们姐妹俩在长春有些什么亲朋好友,然后连夜按照崔姬霞提供的地址一户户找上门去,一直忙到午夜过后,也没打听到崔姬艳的消息。 第二天,专案组继续寻找崔姬艳的行踪。崔姬霞想起来,一个名叫梅老棒的男子曾跟崔姬艳处过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后来还是吹了,据说是因为有人悄悄向梅老棒透露崔姬艳至少跟一打以上的异性朋友厮混过。梅老棒本人虽说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用他自己的说法是,“解放后已经脱胎换骨了”,容不得崔姬艳乱来,一怒之下就跟她断了来往。崔姬霞告诉刑警,当时她妹妹挺伤心的,向她哭诉了好几回。 刑警按照崔姬霞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梅老棒。这主儿三十四五岁样子,原以为是一个粗鲁汉子,见面才知道,竟是衣冠楚楚的一个斯文人,是剧团的专业编剧。听刑警说明来意,他很爽快地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他所知道的崔姬艳的那些异姓朋友的姓名,部分还有单位和大致地址。刑警据此又查访了一天多,于10月28日夜间在宽城子区马尾胡同一个姓丁的单身男子家找到了崔姬艳,当即把两人带往分局。 这下,总能够查摸到“黑手”陈望富的线索了吧?面对刑警的讯问,崔姬艳倒是老实交代了,只是她交代的线索似乎已经过时了! 崔姬艳跟“黑手”是老相识。早在“黑手”在永吉县犯事被法院判刑的十年前,他俩就在长春的一家饭馆用餐时认识了。像崔姬艳这样的女人,跟男人认识之后,如果对方想入非非,只要舍得花钱,她很快就会以身相许。她跟“黑手”认识的第三天,两人就越过了那条界线。不过,没多久“黑手”就失踪了。 “黑手”落网后交代说,他跟崔姬艳的交往,肉体关系仅仅是其中一个目的,而且不是主要目的。那么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想建立“关系户”,因为他知道,像他这样的流窜犯,必须狡兔三窟,准备多个藏身点,以便作下大案后躲藏。既然已经跟崔姬艳建立了“关系”,就没必要长期泡在她那里了,于是就来了个不辞而别。 应该说,陈望富预先埋伏的这个棋子发挥了作用。从劳改农场越狱后,他又在永吉县作了案,继而逃往长春,在崔姬艳和另外两个“关系户”那里轮流躲藏。“黑手”的江湖经验非常丰富,善于识人,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的直觉比较靠谱。” 来到长春后,他在崔姬艳那里待的时间最多,因为崔的住处有前后两道门,后门外是一片空地,没有邻居。他从后门出入,比较隐蔽,不用担心被邻居瞅在眼里,七嘴八舌传开去,万一传到居委会干部耳朵里,那就会向派出所反映,户籍警就要登门盘查了。那样一来,永吉县供销社“因公出差”的证明只怕就没有用了,不说为何不去住旅馆却住在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单单因为没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就可以拘他。 不过,跟崔姬艳处得稍长,“黑手”就感觉到这个女人具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怎么说呢?像崔姬艳这样的货色,人生信条就一个字——财。当然,这一点“黑手”是知晓的,否则他也勾搭不上她,“黑手”自己也天天在想发财,而且是发大财。问题是崔姬艳比自己还贪得无厌,那就不妙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为了钱也会出卖他陈望富。 以“黑手”的个性,对这种女人只有一个办法——杀了了事。但现在不同以往了,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势,不到万不得已,他哪敢杀人灭口?再说了,崔姬艳眼下对他的威胁还是潜在的,所以解决方式也可以缓和一点儿,撇开她就是。可是,想想之前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钞,就这样放过她,“黑手”又觉得太便宜她了,就想让崔姬艳“作一点儿贡献”。正好坊间传闻三轮车夫老耿凭空发了一笔一千元的大财(传到“黑手”一伙耳朵里的时候,一千元已经变成了三千元),“黑手”就策划了一起抢劫案。 考虑到踩点可能会惊动耿家,或者给警方破案留下线索,“黑手”就安排崔姬艳出场,凭着她那套对付男人的水磨功夫,从老耿嘴里套取一应情况。他们一伙并不知晓老耿的确切住址,不过这不难,派个喽啰冒充老耿外地的朋友,到三轮车合作社打听一下就成了。那天早上,“黑手”指派同伙厉凤山(就是冒充“友好旅馆”副经理的那个主儿,别看他长得白白净净,道上名号却叫“猛龙”)去老耿家附近待着,待老耿出门,便招手上车让去木牌楼。接着,崔姬艳就粉墨登场了。 据崔姬艳交代,她并不知道这是为实施抢劫作案进行踩点,只以为是“黑手”要对江湖上哪个对头采取措施什么的,那也不算一桩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江湖嘛,就是这样的,不打打杀杀还叫江湖?不过,这件事之后,“黑手”就失联了。像“黑手”这样的主儿,当然不会把崔姬艳家作为固定的住宿点,之前他不过是一周来一两次,有时过夜,有时吃个饭就走,有时说好过夜或者吃饭,可是转眼就一声不吭离开了。 这次,“黑手”还是前一天布置此事时登门的,来了之后连坐也没坐,说完事儿就从后门走了。崔姬艳送他出门,其实是想向他要些钱钞。“黑手”也看出这层意思,随手掏出十元钱递给她,说他要离开长春两三天,待回来后再过来看她。可是,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来过。崔姬艳倒是很希望他常来常往的——他来了,自己就有钱花。他不来,她就出去转悠,指望能够正好在街头遇上他。转了几天,“黑手”没有遇到,倒是看见“大鼻子”了。 “大鼻子”是“黑手”团伙的成员之一,长春本地人,据说搞枪时这家伙也是参与者之一,真名她不知道。崔姬艳和“黑手”等人厮混时听他们说过搞枪的事儿,还看见过他们搞到的那两支手枪,但并不知道这枪是怎么搞来的,也没听说过“友好旅馆”劫枪案。那天“大鼻子”告诉她,“黑手”这几天并没有离开长春,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避开崔姬艳。接着“大鼻子”又叮嘱:“嫂子,你以后见到陈哥,这话可不能让他知道,否则,陈哥要抽我的。” 崔姬艳问为什么要避开她,“大鼻子”说不清楚,陈哥就是这么吩咐的,说自此以后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再跟崔姬艳打交道,否则,他就要不客气了。 专案组认为崔姬艳的口供基本可信。鉴于不能排除“黑手”突然去找崔姬艳的可能性,就安排刑警对崔的住所进行布控,必要时可以请当地派出所协助。众刑警分析,虽然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黑手”的踪迹,但根据崔姬艳交代的情况判断,“黑手”的同伙厉凤山、“大鼻子”等人还是有迹可循的。“黑手”团伙的数名成员并不是像啸聚山林的土匪那样扎堆儿在一起,因此“黑手”要物色类似崔姬艳这样的单身女子为自己打掩护。不过,厉凤山、“大鼻子”等人却不一定有这样的经济条件,他们平时应该是有固定住处的。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从这一点开始调查。 六、劫案再发10月29日,刑警还没开始调查,宽城子区就传来消息,一户居民遭到疑似“黑手”团伙的抢劫,损失惨重! 这户居民只有一个女性,姓武,名胜蓝,三十三岁。在阔别长春十五年之后,武胜蓝刚刚回到长春定居,不料却遭此厄运。武胜蓝出身于平民家庭,1938年父母染上传染病双双暴亡,随伯父前往天津生活。其伯父是天津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结交的朋友大多是商业界人士。1940年,伯父作主把侄女嫁给一个刚从日本回国的老板吴紫久。当时,武胜蓝十八岁,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父母死后,她一切都听伯父的,此刻伯父让她嫁人她也依从。嫁过去后才知道原来是去续弦做填房,吴紫久比她大二十八岁,三个子女中有一个比她还大,一个与其同龄,最小的一个也已经十六岁。但木已成舟,她只好认命。 吴紫久家资颇丰,回国后又开了两家工厂。婚后,男女双方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武胜蓝的肚子就是不见动静。几年后抗战胜利,吴紫久被定为“经济汉奸”,原应严办,但他通过朋友疏通,跟天津市长张廷谔搭上了关系,破费了一笔巨款,免除了牢狱之灾。不过,那两家工厂肯定是没收了,还赔上了一大笔罚款。从此,吴紫久心灰意懒,不问世事,待在家里当起了寓公。 这样倒也好,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也就没有把他怎么样。当然,与他过不去的人还是有的,有人举报他是“经济汉奸”,但政府了解下来,他开的那两家工厂的资金全部由他自己筹集,生产的并非军需品,跟侵华日军和伪政权没有关系,因此最终没有定性为“经济汉奸”,也就把他放过去了。 去年底,吴紫久因病去世,其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素与武胜蓝不睦,遂商量了一个把武胜蓝逐出天津的主意。他们联名向政府提出,要把其父生前居住的花园洋房无偿捐献给国家。房管部门哪知原委,对这种进步要求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于是立刻批准。那么,已经在洋房里居住了十多年的女主人武胜蓝怎么办呢?吴紫久没有留下遗嘱,按说这种情况,武胜蓝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房子的产权应该由她和另三个子女平分。但那时还没有继承法,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随意处置的,房管部门给出的办法是,另给武胜蓝安排一处住所。 另行安排的住所在城郊接合部,武胜蓝去那里住了一阵,感到不习惯,就动起了回长春的脑筋。她家早就没人了,但老屋还在,由亲戚代为出租,她随时可以收回。 就这样,武胜蓝于三天前返回长春,由于携带的行李颇多,长春这边两个亲戚专程前往天津帮其搬运。昨天,她刚由亲戚陪同着前往派出所报了户口,今天竟然就遭到了抢劫。案犯作案的方式跟“友好旅馆”劫枪案如出一辙,先是有人叩门而入,自称是邻居老胡头儿的儿子,武胜蓝还在琢磨着老胡头儿是哪位高邻的时候,随即又进来四个男子,把门一关,众人一拥而上,迅速将武胜蓝捆绑起来,用抹布堵了嘴。往下,就是翻箱倒柜搜劫钱财,得手后迅速离去。整整三个小时,武胜蓝被绑在椅子上一动也不能动,直到午后一位亲戚按约定上门来交割代收的房租时,才发现出了事。 经清点,被抢劫的财物有大洋三百五十枚、黄金手镯三副、黄金戒指三十四枚、金表七块、人民币现钞五百四十元。 专案组刑警把数张年龄、脸形相近的男子照片拿给武胜蓝辨认,她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陈望富。据其口述的其他几个案犯的外貌特征,也与“友好旅馆”的案犯相同。不过,武胜蓝说这伙案犯是用匕首威胁的她,并未持枪。稍后,市局技术室对案犯遗留于现场的指纹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抢劫武胜蓝的劫匪跟“友好旅馆”及耿连忠家作案的案犯系同一伙人。 当天,长春市公安局领导决定,宽城子区抢劫案与之前两起抢劫案串案并侦,宽城子区分局刑警队队长贾奇笙带两名刑警加入专案组,贾奇笙任专案组副组长。 专案组随即对武胜蓝家被劫案进行了分析,众刑警几乎同时产生了一个疑问。之前的三轮车工人耿连忠家被劫,那是因为有关耿家得了一笔外财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传到了劫匪耳朵里。可武胜蓝从天津回长春不过三天,她的行踪只有亲戚和邻居知道,案犯是怎么得知的呢?她不过一个普通百姓,即便说首饰什么的比寻常居民拥有得多,那也是被劫后才爆出的新闻,在她被劫之前,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 要说她的行李比较多,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家是从天津搬回长春老家来过日子的,不少家当都要带上。武胜蓝是个弱女子,不可能自己带着这么多行李长途奔波,因此,事先她跟长春那边联系,请来两位身强力壮的亲戚到天津帮她整理东西,外加一路照应。这样看来,知道她财产底细的,也就是这两个亲戚了。专案组决定对这两个亲戚进行调查。 武胜蓝在长春的亲戚不多,就是舅舅和堂叔两家。这次她从两家各请一个到天津帮忙,舅舅家请了表兄徐逊,堂叔家则是堂叔武施仁亲自出马。刑警对武施仁、徐逊两人的情况进行了外围调查—— 四十六岁的武施仁是个油漆匠,目前在一个行业小集体单位工作。要说他的手艺,在长春漆匠行业中是排得上名次的,伪满时期他曾被挑选进伪皇宫干过活儿。在单位中,他的人际关系搞得不错,无论领导还是同事,人前背后说到武师傅,那都是赞不绝口。据单位领导介绍,组建这个小集体性质的单位时,原打算让武施仁担任一定职务的。但上级公司查阅档案后,说他曾参加过“三官道”,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三官道”是个规模很小更没有什么名气的会道门组织,其成员全长春加起来也不过百八十人,基本都是像武施仁这种靠卖力气吃饭的劳动人民。按政策说,“三官道”仅仅属于“会道门”,并非明文规定必须取缔的“反动会道门”,但初解放时搞一刀切,虽没有宣布取缔,但通知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这一停止,也就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此“三官道”也就解散了。这段经历现在看也没什么,那个年月却是要被打入另册的,至少跟进步群众不沾边了,不论他技术再出众,人际关系再到位,也没有用。 刑警着重调查了武施仁的经济状况,他因手艺出众,工资评得高,但单位档次低,所以收入在长春来说也只是中等水平。不过,武施仁的老婆即武胜蓝的堂婶刘秀兰并非家庭妇女,而是清洁工人,也有一份工资,再说这对夫妇只生了两个子女,这在当时算是“节育”了,所以小家庭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武施仁比较节俭,也很低调,这两天经济开支未见反常。 结交朋友方面,武施仁严守旧时走门串户干活儿时养成的习惯,跟外人的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亲疏一致的状态,单位同事也好,社会朋友也好,都是不拒绝交往,但基本属于“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单位同事、街坊邻里都没有他跟某人走得特别近的印象。 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认为武施仁没有涉案可能,暂时将其排除。与此同时,对武胜蓝的表兄徐逊的调查也在进行。 徐逊二十二岁,是百货公司的柜台营业员。刑警跟百货公司的保卫科了解情况,保卫科干部老周对徐逊的评价不错。他告诉刑警,徐逊在学校里就已经是团员了,工作后,继续要求进步,三年学徒期中年年被评为优秀营业员、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优秀抗美援朝宣传员,满师后还参加了区、市的优秀青年代表大会。刑警听了这番介绍,频频点头,不过,该调查的还是要调查,刑警需要了解徐逊的以下情况:他平时跟哪些人交往,交往到什么程度;他的经济收入与开支是否相符;武胜蓝遭劫当天以及前后这段时间里他上班的情况,是否有什么反常,等等。 由于徐逊并不是保卫科需要特别关照的对象,这些情况老周说不上来,只好唤来徐逊所在楼面的负责人梁阿姨,请她回答刑警的问题。 梁阿姨对徐逊就比较熟悉了,她每天都要跟小伙子见面,徐逊向单位请假要去天津接武胜蓝回长春定居的报告就是她批的。不料,百货公司劳资科不同意,说最近请病假的比较多,人手紧缺,让梁阿姨做做工作,能缓一缓就缓一缓。梁阿姨性格直爽,说话不大肯留情面,当时就发作了,说人家小徐是去天津接亲戚回长春定居的,这事怎么缓?难道让人家的亲戚别回来了?三楼楼面上的事儿由我来安排,他这一去也没几天工夫,我盯得住。这么一来,对方自是无话可说,只好批了假。 说了这事,梁阿姨又回答了刑警向老周提出过的那些问题,最后说这小伙子是个好青年,他不可能做什么违法的事,我可以为他担保。 刑警想想也是,小伙子的交往对象简单,无非就是本单位那些同事,平时都在上班。当时还没有劳动法,人事部门规定每周休息一天,但像百货公司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营业的单位,不可能安排员工在固定的日子休息,而是根据客流量的多寡轮班休。徐逊一直是积极分子,又是单身汉,有时半年连续上班不给安排休息日也并非新鲜事儿。据梁阿姨说,这小伙子工作以来已经累积了七十多个休息日,这次去天津虽说是请假,但那是调休假。 有以上事实作为依据,刑警没有理由怀疑徐逊交友不慎跟“黑手”犯罪团伙搭上关系。试想,一个几乎天天在上班,业余时间也大多用在团组织、工会活动上的人,哪有时间去跟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厮混? 这样,徐逊的涉案疑点被排除了。继而,专案组又对武胜蓝的舅舅、堂叔两家的其他人员进行了调查,均无可疑之处。接下来,就是对武胜蓝邻居的调查了。 邻居中有一个名叫郝愣儿的青年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此人二十三岁,是肥皂厂工人,上三班的,平时空闲时间比较多,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小子会几手功夫。郝愣儿是工人家庭出身,家里没有会武术的,关于他的身手,坊间还有个传闻。 有一天他闲着没事,午后去公园转悠,遇到了一个正在打拳的老头儿。要说老头儿还真是其貌不扬,个子矮小不说,瘦骨嶙峋,脸色黄中带黑,双目死气沉沉,给人一副日暮西山行将就木的感觉。郝愣儿倒还是有些善心的,见老头儿打拳的动作缓慢,似是有气无力,猜想对方可能是饿的,就掏出几角纸币递过去,说大爷您没吃午饭吧,去公园门口对面的小店吃碗面条吧。小老头儿白了他一眼,说小伙子你怎么知道我没力气,要试试吗?郝愣儿乐了,说那您就推我一下试试。小老头儿只伸出一个指头在他肋间弹了一下,郝愣儿当即痛得蹲了下来,知道遇上高人了,缠着老头儿要求拜师学艺。小老头儿说拜师就免了,你年龄太小,拜我为师会乱了这一门的辈分,我教你几招留着防身用吧。郝愣儿跟对方学了三个月,虽然看上去只是些简单招式,但都是真本事,寻常三两个大汉不是他的对手。他还想继续学下去时,那老头儿却再也不现身了。 那是郝愣儿十八岁时的事儿,此后他的生活轨迹就改变了,主要是朋友改变了,经常“以武会友”,结交了一些流氓痞子,动不动就跟人动手,遇事信奉暴力原则。为此,郝愣儿两次被警方传唤,一次是派出所,扣留了一天一夜;另一次是分局,拘留了一个月。郝愣儿吃了苦头,收敛了一些,跟那班惹祸朋友交往少了,也注意跟街坊邻里搞好关系了。那天,武胜蓝回到长春,从火车站叫了两辆大板车把行李拉回家,与其住同一个大院的郝愣儿正好在家休息,相帮卸车、搬运、摆放什么的忙碌了一阵。武胜蓝为表示感谢,还送了他一盒十八街麻花。 看上去,郝愣儿似乎是改邪归正了,但刑警在走访群众时却获知了一些对郝愣儿不太有利的情况。武胜蓝出事前一天的傍晚,街坊黄大伯亲眼看见郝愣儿在“益仁饭庄”和几个一看就不是善主儿的社会青年聚在一起喝酒。 老黄在区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是业务科副科长。全区的餐饮、理发、洗浴、照相等行业店铺都属于饮食服务公司管,上世纪五十年代,官方对服务质量抓得很紧,开会教育提醒督促那是隔三差五的事儿,除此以外,每月还有数次不打招呼的暗访。老黄这天傍晚就是下去暗访的,结果看到了郝愣儿在“益仁饭庄”和那几个主儿吆五喝六的一幕。 本来他也并不在意,没想到次日武胜蓝遭了劫。他毕竟是当干部的,勤于思考,还有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郝愣儿之流的习惯,马上联想到不知此事跟郝愣儿是否有关系,正好这时专案组刑警挨门挨户走访收集线索,他就向刑警反映了此事。走访的刑警对于老黄反映的情况很是重视,当即询问和郝愣儿一起喝酒的那几个青年的模样。可是,老黄说因为距离有点儿远,他又是近视眼,所以只留意了郝愣儿,其余几个没细看;至于说人家“一看就不是善主儿”,那是由于他们那副吆五喝六的做派给他留下了印象。 对于专案组来说,查清那几个社会青年是何许人,跟郝愣儿是什么关系,就是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工作了。刑警黄河帆、李金发奉命去肥皂厂找郝愣儿谈话。 厂保卫科秦科长让人把正在上班的郝愣儿从车间叫来。毕竟是曾经折进过局子的,这主儿一进门,看见两个一脸威严的陌生人,马上判断出对方的身份,脸上神情却是不改,若无其事打着哈哈,问二位同志是公安局的吧?欢迎!欢迎! 这话把黄河帆、李金发听得一愣——明知道我们是警察,还表示“欢迎”,这是什么意思?黄河帆开门见山问及郝愣儿这几天的活动情况。郝愣儿回答的时候,二刑警留意着他的神情,还是一副从容相,一边说一边想,断断续续把自己的活动情况说了说,也没什么新鲜的,除了来肥皂厂上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要么就是在家待着,在门口溜达,总之没离开过长春,每天家里单位两点一线。 二刑警听着,对视了一眼。这小子不肯说23日傍晚曾经去“益仁饭庄”跟人喝过酒,这其中有问题啊!于是,刑警直接点明10月23日傍晚下馆子喝酒的事儿。郝愣儿稍稍一怔,随即就恢复了镇静,说没有的事,我早就不跟社会上的那班朋友一起混了。 不肯说实话,刑警就更认为其中有鬼了,干脆把郝愣儿带到局里。专案组领导听黄、李二人汇报了这主儿的情况,也来了劲儿,说给你们增派一个同志,三个对付一个,总该拿得下来了吧? 可是,三个刑警跟郝愣儿红脸白脸硬话软话说了许久,也没让他说出实话来。郝愣儿的坚持以及从容,甚至一度使刑警怀疑老黄是不是看错了人。李金发往区饮食服务公司打电话,找老黄询问“益仁饭庄”那一幕的详情,诸如坐哪张桌,郝愣儿坐哪个位置,穿的是什么衣服,当时有些什么举动,等等。老黄一听就火了,说这小子到了公安局还不肯承认,我过去一趟! 刑警之前就已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老黄跟郝家是近邻,出于保护老黄的目的,不便让郝愣儿知道这事儿是他扯起来的。现在老黄主动提出愿意当面对质,那自是再好不过。可是,老黄也好,刑警也好,都低估了郝愣儿的抵赖力度,面对老黄明白无误的指认,依旧镇静从容,说他确实没有去过“益仁饭庄”,当时他已经在街头的面摊上吃了一大碗牛肉拉面,肚子有点儿胀,正在马路上溜达着消食呢。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黑,刑警也没能攻下这座顽固的堡垒。专案组正准备研究一下如何调整对郝愣儿的讯问策略,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人点名求见专案组长郭鼎,要说说关于“黑手”陈望富的事儿! 七、要案告破求见郭鼎的那位,就是曾被专案组传讯过的金哥金锁定。这主儿一度被传为长春地面上的第一黑老大,又有人举报其跟丐帮发生纠纷时曾亮出过两支手枪。不过,专案组调查后发现,手枪是假的,而此人虽然跟长春乃至外地来长春的各路黑道人物时有交往,但实际上并不曾做过什么歹事儿,黑道只不过是利用其名声作为传声筒和烟雾弹而已。专案组查明情况后,自然要对其进行一番教育,并关照如若有“黑手”团伙的信息随时向专案组报告。专案组长考虑到这主儿长期作为名义上的黑老大,虚荣心颇重,为提高其积极性,便把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留给他,让他有事可直接跟自己联系。 那么,金哥要报告的是什么事儿呢? 半个月前,金锁定被公安局传讯了一回,虽说是虚惊一场,但他倒是真的受到了教育,而且还是比较深刻的。他这是第一回跟公安民警打交道,而且还是刑警,接触中他认识到,民警代表政府执法,其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力量,真所谓“法力无边”,在这股强大力量面前,任何黑帮都是浮云。这个认识使金哥不得不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走向——是不是还要继续像以往那样跟黑帮人物来往? 金家笃信佛教,金锁定更甚。平时遇上拿不准的问题,他就去向菩萨求教,烧一炷香,磕三个头,抽一根签,再往功德箱里投几张钞票,请和尚解签。这次也不例外,结果竟与刑警跟他谈话时所说的意思差不多,让他“远离是非”。于是,金哥就向其资本家老爸说了这事。 老金原本就对儿子跟黑道人物厮混不满意,曾三番五次劝说过,但收效甚微。这次听儿子如此这般一说,自是大喜过望,对儿子说,你也老大不小奔三十的人了,是咱金家唯一的男丁,古人教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是赶快找个对象结婚吧,生儿育女才是正经事。金哥说对象我已经找到了,要不,我先找个地方住一阵,把对象请过去陪我,我们俩过一段闭门不出的日子,也不跟外界联系。时间长了,黑道上那班朋友也就渐渐把我忘了,从此两不相扰。 老金立刻给儿子找了一处独门独户的平房,前后有院子。这房子原是老金一个老友的产业,出租数年后刚刚收回。金锁定说到做到,很快就搬了过去,他所说的那个对象袁冬玲也跟他住在一起,有点儿像如今小青年的试婚。 没有料到,金锁定的这份平静日子只过了三天,就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写着“知名不具”。金哥见之暗自吃惊,寻思对方是什么来路,刚搬过来三天,竟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住址了。拆开信封一看,落款竟是一枚手掌图案的印鉴,用的并非通常使用的红色、蓝色印泥,而是墨汁。金哥的智商还是可以的,一看就明白了,写信人肯定是“黑手”陈望富。“黑手”在信中说,上次蒙金哥不弃,在“六合楼”请他吃饭,他现在想回请,希望金哥赏脸,于11月3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前往“六合楼”,届时他会在二楼恭候。 金锁定原想不予理睬,袁冬玲却说,这个“黑手”是公安局正在调查的人,你为此还被警察传讯过。警察也说过,一旦有“黑手”的消息,要向公安局报告,那个专案组长不是还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了吗?你如果不理睬,虽说是跟“黑手”没有什么瓜葛了,却得罪了公安局,以后这件事如果被警察查出来,恐怕还是要找你。金哥觉得女友说得不无道理,遂决定向郭鼎报告。 郭鼎让金锁定在接待室稍候,随即召集一干刑警开会,决定明天午前前往“六合楼”设伏,务须将“黑手”捉拿归案。方案制订后,郭鼎交代金锁定,让其根据警方的安排前往饭馆与“黑手”见面,配合警方行动。送走金锁定后,专案组又与“六合楼”管段派出所取得联系,在派出所协调下,两名专案组刑警以市卫生防疫处的名义去该饭馆查看了一番,回来立刻画出了草图。 11月3日午前,专案组一干刑警化装成食客分批悄然前往“六合楼”。“六合楼”是一家上下两层、三个门面的中档饭馆,已经经营三十个年头了。创始者名叫岳峙渊,自称是岳飞后代,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不过,岳峙渊是六合门高手这一点倒是武林中人一致承认的。他原是经营中药材的,后改行经营餐饮,开了这家“六合楼”,专营药膳,生意倒也不错。抗战胜利那年,岳峙渊病逝,饭馆由其长子岳立水接班。十年后公私合营,岳立水担任经理,饭馆改名“公私合营六合楼饭馆”,但社会上还是习惯性地称其为“六合楼”,经营特色也有了改变,大幅度削减药膳,改做岳飞故乡河南省的大众菜。岳立水继承了家传的武术,是当时长春武林的名人,与专案组的两个刑警有武术同道之谊,这为沟通工作提供了方便。 十一点过后,金锁定出现在饭馆,在二楼靠窗位置占了一副座头。专案组则在楼上楼下店堂内外的关键位置都安排了刑警,每人都配备了手枪,个个憋足了一股劲,作好了与“黑手”枪战的准备。 金锁定让服务员送上一壶好茶,一边喝着一边等候目标。半个小时过去了,没见“黑手”或者其手下“猛龙”、“大鼻子”等人的身影。等到一壶茶都喝得寡淡了,“黑手”还是没露面。郭鼎让一个服务员给金哥添水时悄然转告,别急,再等等。 又等候了半小时,早已超过“黑手”约定的时间,还是没有动静。郭鼎估计有意外情况发生,和莫铁星、贾奇笙悄悄交换了意见,决定撤回人马。哪知,刚回到专案组驻地,饥肠辘辘直奔食堂,一个包子还没吃完,忽然传来消息,金锁定才入住四天的新宅遭劫!专案组众人这才意识到中了“黑手”的调虎离山计。 这天中午,金锁定在饭馆白白等了一个多钟头,专案组无奈收兵,他也只好回去。进得家门,却是大吃一惊!客厅的两张太师椅上定定地坐着两个人,一动不动。不是那二位定力好,而是被绳子牢牢地拴着,嘴里还塞着抹布。更震惊的是,其中一个正是他的老爸金霆峰,另一个中年男子似乎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今天去“六合楼”赴约,袁冬玲本是想一起前往的——如果她真的跟着金哥一起去了,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但金锁定考虑到“黑手”有枪,万一发生枪战伤到女友,事儿就闹大了。所以,他让袁冬玲在家待着,准备好午饭等他回家一起吃。金锁定离开后没多久,袁冬玲正在忙活着洗菜做饭,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的是金哥的父亲金霆峰,后面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干部服,气度不凡,一看就非等闲之辈。 还真让她猜着了,那位穿干部服的名叫韩水运,早年是金霆峰开设的“大霆参行”的伙计,专门负责外出收购人参,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时间在东三省穿梭。“九一八”事变后,他秘密参加抗联地下组织,利用职业便利负责一个地下交通站。后来因内部出现叛徒,交通站遭到破坏,他被迫离开参行,去了抗联老营。抗战胜利后,他又转到四野,如今,他已是南方某省的一位副厅级领导。这次因公出差来长春,倒还惦着当年的老东家金霆峰,便登门看望。 故人相见,都是不胜唏嘘。两人又谈到了金锁定,金少爷幼时与这位韩叔有缘,只要韩叔在参行,必定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后面,这些年来,韩水运也一直对其念念不忘。金霆峰并不知道金锁定向警方举报“黑手”之事,只知道儿子和一个姓袁的姑娘住在一起。他早就想来看看这姑娘怎生模样,是否适合做老金家的儿媳妇,于是提议一起去那边看看。韩水运自是没有意见。没想到,两人这一来,就遭了厄运。 袁冬玲没见过金霆峰,但看到过他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来人是谁,热情地把两人迎了进来,忙着沏茶递烟。还没来得及告诉未来的公公金锁定不在家的情由时,外面又有人敲门。来人正是“黑手”一伙,袁冬玲刚打开门,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已经一拥而入,关上院门亮出刀枪,将里面的三人逼住。要说韩水运也是玩过刀枪经历过实战的,可多年不操练,手脚迟钝了,再说对方有枪,他也不敢造次,只得任由对方捆上。 众匪徒立刻各间屋子搜查,但这边是金锁定的临时住所,只带来一些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现钞都不及寻常人家多,更别说贵重细软了。“黑手”等人只从袁冬玲、金霆峰和韩水运身上劫得手表三块、黄金戒指一枚、现钞三百余元,这点儿收获远远达不到预期。“黑手”的心狠手辣和极度贪婪这时有了充分体现,他竟然把袁冬玲挟持走了,临走留话:告诉金哥,在家等着,会通知他交赎金的! 可以想象金锁定从“六合楼”返回后面对这一幕时的愤怒,他立刻要去外面打电话报案。还是韩水运考虑得当,说这事不能莽撞,万一他们在附近留人盯着的话,发现你报案,那姑娘可能就被他们给害了。那该怎么办呢?韩水运出了个主意,让老东家伪装受惊昏厥,他去外面叫出租车,以送医院为名离开这里,伺机报案。 消息传到专案组,诸刑警震惊之余,都说这个“黑手”果真了得,竟想出了这么一条毒计。抢劫案演变成了绑架案,这是仅次于命案的恶性刑案,而且社会影响超过寻常命案。市局领导接到专案组的汇报后下令严密封锁消息,以最快速度解救人质,抓获案犯。 专案组分析,根据金霆峰、韩水运的陈述,“黑手”团伙原本是为抢劫而来,但所获财物与他们事前的预期差距甚大,遂临时决定绑架袁冬玲。归根结底他们为的还是钱财,因此袁冬玲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估计“黑手”很快就会跟金锁定联系,警方须加强对金霆峰、金锁定父子目前那两处住所的监控。考虑到这伙案犯可能正在作逃窜外地的准备,急于将手头的赃物换成现金,有必要加强对销赃渠道的布控,同时通知全市各派出所马上召集管段内居委会治安干部开会,通报嫌疑人的外貌特征,要求各居委会加强访查,特别留意在居民家留宿的外来人员。 当晚,有消息报到专案组,全市共有十三个居委会称在其管段内发现了符合案犯特征的疑似对象,有的已经被派出所民警控制或者监视。专案组连夜分头调查,被控制的三个嫌疑对象经讯问核实,均予排除;被监视的两人,经传讯后也予以排除。而另外八个疑似对象,经外围调查,其中两个与“黑手”团伙中“猛龙”厉凤山和“大鼻子”的特征相符,但两人于昨天上午离开后,并未返回。专案组随即安排刑警对两人的住处进行秘密监视。 尽管查到了绑匪的踪迹,但专案组那些经验丰富的刑警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最终抓获案犯,恐怕还要通过赎票这个途径,这也是侦破绑票案件的通常路数。可是,本案的情况却与众不同,破案线索固然来自一封绑匪的勒索信函,然而信函之中竟然另有玄机—— “黑手”团伙共有五名成员,其中厉凤山、罗春雨(即“大鼻子”)、卞介顺系长春当地人,“黑手”陈望富和朱沅平(也是一名越狱逃犯)家在外地。陈、朱两人知道自己的逃犯身份过于敏感,不敢落脚于厉凤山等三人家中,也不敢继续使用盗窃获得的空白介绍信去住旅馆,只有想办法找落脚点。“黑手”在长春市内有三个姘头,他就轮流去住,把朱沅平安排在位于范家店区裕民村外三里远的一处废砖窑里。废砖窑靠山而建,窑口被枯萎的野生植物遮掩着,与山坡浑成一体,不走到近前很难发现。五名案犯绑架袁冬玲后,盗窃了一辆客运三轮车,把袁载到砖窑关押,他们自己也在这里藏身。“黑手”准备拿到赎金后立刻离开长春,去其他城市“发展”。 11月初的长春,夜间气温已经很低了,砖窑里必须生火驱寒。作案当天下午,“黑手”就让大伙儿去外面捡枯枝干草作为燃料,自己留下看守袁冬玲。袁冬玲见“黑手”一伙对她比较客气,便大着胆子提出要出去解手。“黑手”也没想太多,带着袁冬玲出了砖窑。路过一个小山洞时,袁冬玲说要在这里方便一下。“黑手”亲自进山洞查看,发现并无第二个洞口,就点点头让袁冬玲进去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随身携带钢笔和小本子的习惯,袁冬玲虽然不过是小学毕业,也跟着学样。她带的是一本通信录,笔是圆珠笔,此刻正好用得着,进入山洞后,迅速写了几张内容相同的求援便条放在身边。“黑手”没料到人质还有这一招,见她一副老实相,形同一只小绵羊,哪里想到提防? 捡完柴火,“黑手”独自去附近镇上转了一圈,买了些吃的喝的,顺便到邮电所买了信纸信封邮票等。天黑后,众人开饭。袁冬玲吃了几口就说饱了,“黑手”便拿出纸笔,说得让袁姑娘亲笔写一封信,好让金哥确信袁姑娘平安无事。于是,由他口述,袁冬玲执笔,写完信,又让袁写好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址。 按说“黑手”要算小心谨慎了,把袁冬玲写的信仔细看了几遍,没发现什么猫儿腻,又亲手把信纸装入信封,递给“猛龙”,让他用胶水封口并贴上邮票。“猛龙”还在和其他几个喝酒,不耐烦去做这等琐碎小事,随手递给袁冬玲。袁冬玲则趁机把一张求救便条放入信封。 11月5日,这封特别信件寄到了金哥手中,又迅即转至专案组。专案组根据邮戳和袁冬玲在求救信中所说的大致方向以及废砖窑等信息,很快锁定了“黑手”这伙人的藏身之地。当天傍晚,这伙案犯被全部拿下,袁冬玲获得解救。 经讯问查明,“黑手”陈望富越狱之后,勾结同是逃犯的朱沅平撬窃了永吉县供销社,之后来到长春。“黑手”以前在长春作过案,与“大鼻子”等人相识,这次与那伙人联系上以后,即开始策划作案。为表示同心协力,他们歃血为盟,对天八拜,义结金兰,自称“好汉帮”,还制定了八条帮规。诚如专案组所料,他们利用窃得的永吉县供销社的空白介绍信让“猛龙”厉凤山入住“友好旅馆”,只是想实施针对一般旅客的抢劫,没想到正好撞上松江公安处那两个携枪便衣。“黑手”一听有枪,顿时来劲儿,随即改变了计划,冒充旅馆经理敲开了两个便衣的房门,作下了劫枪大案。“好汉帮”有枪壮胆,变本加厉,接二连三作案,终于走上了覆灭之路。 “好汉帮”老大陈望富被捕后,只字不吐,玩零口供。因此,本案有些细节最后未能查清,比如该团伙是怎么知道武胜蓝从天津返回时携带了大量钱财的,以及他们是怎么掌握金锁定的新住址的。经查郝愣儿确与本案无关,即被释放。 1956年初,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好汉帮”一伙作出判决:“黑手”陈望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卞介顺、罗春雨、厉凤山、朱沅平四犯分别被判处七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崔姬艳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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