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老八路

李赤然，1914年生，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原名李宗贵，曾用名李忠桂。在陕西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爱国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任小学校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2年7月任中共安定县区委书记。1933年6月被捕。1934年出狱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陕北红军第一团第一连指导员。1935年6月任陕北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后任第二团政治委员。参加陕北苏区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红二十五军同西北红军会师后，1935年11月任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政治委员。1936年2月至5月任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党委书记。5月至12月任第八十一师政治委员。1936年11月重新恢复红二十七军，任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和劳山、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1937年1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任陕甘宁红军独立师政治委员。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同年冬起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政治委员。人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军分区兼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政治委员。1946年5月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政治部主任。1947年3月至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同年9月至1948年6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1948年6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骑兵第六师政治委员。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兰州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同年春至1952年9月任第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10月至1952年9月任党委副书记。1954年11月至1959年11月任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政治委员，1955年1月至1959年11月任党委书记。1962年3月起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党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8月任党委副书记。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6年12月24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3岁。出版有《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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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

(1914——1927)

我的父亲母亲

我祖上世代生活在陕北黄土坡上。我的父亲李尚义，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儿子。听说因为家穷，爷爷把他的长子留在老家，带着我爹给张姓人家打工放羊。张家算是穷地方的富户，主人见爹小小年纪就能吃苦，人又聪明老实，就把女儿张氏许配给爹。爹不再干农活，进了瓦窑堡镇子去学手艺，学成了银匠，在铁狮子巷租了阎宝贵家一孔窑洞住下。

银匠这行当，非“掺铜和水”不能挣下钱。爹生性诚实善良，做不下去这骗人的营生，弃之不干。平时却好给街坊邻里有困难的人帮忙，人称“李善人”。

由于爹耿直正义，助人为乐，又粗通文字，在1935年曾当选为苏维埃冯家屯乡政府的乡长，为民众办好事就更加义不容辞了。他68岁那年，在一次帮人买米返家途中，需要淌水过河，忽遇发大水，被浸泡了几个小时，回家后受寒生病，很快就离开了我们。那年是1946年的夏天，我正在绥德部队上，领导叫我回家看看。我把爹和早在1933年就去世的娘合葬在寺圪肚湾公墓中，心想等以后有条件了，再为父母立个碑。

我的父亲虽然一生行善，是个大好人，可是学的手艺不用，又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一个男子汉，不养家，或不是养家的主力，靠什么立足於世上？他也真是有福之人，幸亏他娶了个完美的女子，生活的艰难重担，几乎全部由母亲柔弱的双肩承担起来。

母亲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娘家是解家沟的，她从小就过继给张家。旧社会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知道叫她张氏。她养父家比较富裕，但也是以劳动为本，没有把她娇惯成只会被人侍候的人，可也没有让她读书识字，倒是给她灌输了中国女子的许多传统美德。

她是那样勤劳坚强、任劳任怨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我记忆中，她总是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白天喂猪、做豆腐、磨油，夜里还要为全家七八口人缝衣补被。她娘家心痛，要接济她，都被她谢绝。

她又是那样贤慧慈爱，相夫教子，一丝不苟。她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不要嫌家贫，要有骨气，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她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要尊老爱幼，要帮助需要你的人。她自己的言行总在默默地教导我们如何去做。

母亲一生善良正直，极富同情心。瓦窑堡镇上的穷人常常登门求助，她几乎有求必应，大家尊称她“李妈”。她有一手为众人称道的烹调手艺，穷人家遇到红白大事，都乐意请她帮助操办。曾经有一个在盐池靠拉骆驼为生的穷人，与伙伴失散，独自一人，贫病交加，倒在我家门口，娘将家中仅存的米面做给他吃，在她多日精心照顾下，他恢复了健康，感动的泪流满面。以后每逢赶脚路过我家，必将盐池特产带来相送，母亲总是谢绝：“救人一命，胜似读经三年。”

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呕心沥血地为自己的家拼着命，也给周围的人带去爱。她生下三儿、三女，若不是生活过于艰难，她绝不会把两个亲生骨肉送走。我的二哥送给了王家，我的三姐过继给安塞石家。既便如此，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使她40岁时眼睛就极度散光，50岁时就常常全身浮肿。

1933年，我被敌人投进监狱，因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妄想利用母子情深，逼她“劝降”。她严厉的告诫我：要正直、要清白，决不能只顾自己而连累别人。爱子身陷囹圄，对于坚强了一生的母亲，却是个没有经受得住的打击。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没有等到我出狱，她撒手离开了爱她、尊敬她和需要她的人们。

母亲的美好品德，她对我的潜移默化、对我的期望，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伴随着我走过风风雨雨八十余载，使我能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光明磊落、不辱使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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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教育



1914年3月4日（农历甲寅二月初八），我出生于安定县（今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家中。根据家谱，我们这一辈排在“宗”字上，爹给我起名叫李宗贵。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二哥和三姐不得已过继给了别人。

爹自己认几个字，深感识字的好处，所以，日子过得再苦也要让儿子念书。大哥李宗元老实厚道，但不是块念书的材料，进私塾读了4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整齐。爹说我从小就聪明懂事，他和娘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1921年，我七岁那年，被送进私塾，念了一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赵鼎铭先生，他除了主要教我们识字外，还讲一些前清政府如何腐败，如何造成中国的贫穷落后等天下大事。我人生的第一课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了。

1922年，我转入瓦窑堡米梁山贫民小学读书。家中省吃俭用，拚命为我凑够每年4000文钱的学费，供我读完了初小三年。

至今难忘的侯锡康先生，给我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学校每天早上朝会时，全体学生背诵“总理遗嘱”，让我们在小小年纪，就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新思想观念是很容易进入象我这样自小就吃苦的孩子的心田。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发奋苦读，还尽力帮助母亲去卖豆腐、卖油，设法分担一些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5年，我以品学兼优的名次进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这所进步学校，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在这儿，我迈出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步。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党领导的反帝斗争汹涌澎湃，工农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陕北，其革命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李子洲等创建的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积极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准备了新生力量。为在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进一些就读于北大等学校的党、团员学生到这些学校任教。当时教员中的党员有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孙绍山、桑非吾（化名）、营子硕等。桑非吾、张国仁教我们社会常识和自然科学。他们公开讲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讲袁世凯卖国，讲军阀混战，讲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从中分析中国为什么落后，如何才能解救中国。进而讲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讲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讲苏联革命，苏联人民平等自由。还讲共产党的纲领等等。他们受瓦窑堡地方党组织委派，挑选进步学生，秘密发展其成为共青团员。每逢暑假，再派这些团员召集一些经过考察的学生，以“进修标点符号用法”等为由，进一步灌输革命思想。

我在第二高小是优等生，全班五、六十名学生，我常考第一名。当时我看了许多书，如古代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还有进步老师介绍的《少年漂泊》、《鸦绿江上》以及郭沫若的著作等。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热烈的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

我姨的儿子杨延龄，是延安四中学生，放假回来常住我家，他已是共青团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史唯然，他当时被绥德党组织派到瓦窑堡驻军中发展党团员，对我形成革命理想影响很大，我决心走他们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党组织认为我出身贫苦，对旧社会有着天然的仇恨；学习好，且助人为乐；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勤劳朴实，能吃苦耐劳并容易接受进步观念，是一名可以造就的有志少年。

1927年的春天，党组织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介绍人是同班同学王思温和李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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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



我被批准加入团组织的前后，在我校学生中发展的团员和党员有王思温、刘昌汉、董学源、吴习智、侯仰桓、井助农、刘玉瑛、郭立本、杨瑞林、杨守业、李登榜和女校的张子房、任志贞等。学校里党团力量不断壮大。

当时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下，陕北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率领他的学兵十二连驻扎在安定县城。他亲自组建了中共安定区委，建立了中共瓦窑堡支部，统一了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并着手改组了安定县党部和县政府。他亲自组织了县和14个区的农民协会，并领导召开了安定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并清算了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王玉书、麻子厚等人的罪行。他还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了大恶霸宋运昌、李耀辉、王伯扬等人勾结官府鱼肉百姓的罪恶。此外，他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积极配合了不断高涨的革命斗争。我校共青团组织学生成立了儿童团。由于我在同学们中的威望，因此被推选为第二高小第一任儿童团长。班上的吴习智、侯智防、杨成森、郝嗣运、侯仰桓、温保仁、温保礼、魏丁山、徐青、冯汉章、薛应则、井助农、赵海子、魏凌霄等都加入了儿童团。在负责儿童团工作的语文老师、地下党员张国仁和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桑非吾的领导下，我们两个大队6个中队的上百名儿童团员，配合党组织在瓦窑堡进行的反土豪劣绅斗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我们走街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扫“六毒”斗争，即见吸毒工具就砸，赌场就扫；见神汉、巫婆、卜卦、算命的就赶；见大“斗”小“称”就砸；见土娼小偷就斗；见恶霸、流氓、地痞就揪；见欺压妇女的不轨行为就斗争。麻子厚是瓦窑堡的一霸，放高利贷，强占民女，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儿童团押着他，戴上纸帽游街，并当众焚烧其契约，煞其威风，大快人心。

我们还和二高师生一起，斗争了反动校长栾耀卿等，清算了他们贪污公款和打骂学生的罪行。为清算安定县县长张呜盛贪污教育经费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我们，谢子长决定将“打头阵”的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谢子长派他的传令兵白应奎来叫我，我又惊诧又激动。当时他已是受到陕北人民崇敬的“大人物”，百姓尊崇他“谢青天”，咋要见我这个学生娃？一进屋，见他正和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谈话，我从未经过这种阵势，紧张的浑身冒汗。他面带微笑拉住我的手，请我先坐下。我傻乎乎地坐到椅子边上，头都不敢抬，感到在他面前自己特别渺小。

他结束了和其他人的谈话，微笑着对我说：“小弟弟，你先坐好。”我乖乖的朝里挪了挪。

“你叫李宗贵，对吧？今年多大了？”

我仍不敢抬头：“14了。”

“你上学比我还早几年呢？”

“为让我光宗耀祖，家里再穷也供我念书。”

“听说你很勇敢，书也念得不错。还是二高的儿童团长，很好，有出息。你们儿童团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们一面学习，一面操练一只是拿着木棒，模仿部队，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希望能象大人一样真枪真刀闹革命。子长说：“你们这些娃娃，就做些娃能做的事嘛。如组织宣传队，宣传破除迷信，搬泥菩萨，砸城隍爷，打孔庙，叫人们不信神、不信鬼；宣传文明，办识字班、夜校，提高文化；没收鸦片烟鬼的烟具，抓赌棍，斗土豪劣绅和放高利贷者等等。这些活动比拿枪也不差，这些都是革命工作。”

他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你们已做了不少工作，我代表全县人民大众感谢你们。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干得很好，只是以后要注意总结经验，讲究方式方法，比如剪发、放足，不能强迫，要提高妇女思想觉悟，让她们自己动手。”我不住点头，记在心里。

看看时间已不早，他说：“这次叫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们儿童团一个任务，到县上找县长张鸣盛，和他算算教育费的开支。再算他和二高校长栾耀卿合伙贪污的帐。这是用合法方式与他们斗，揭露他们的丑行。你们能行不？”他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儿我又自豪又激动，连忙说：“能行！”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感慨地说：“这么小的年纪也来参加革命，真是难得。清算张鸣盛等人时，有什么情况，你再来找我，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了。这么黑，一个人敢走吗？”他要派人送我，我是儿童团团长，还怕天黑吗？他只好把我送到营房门口，目送我消失在黑暗中。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子长的教诲，激动兴奋了好长时间，且至今难忘。

根据他的指示，我带领挑选的十几个机灵勇敢的儿童团员闯进县衙，与张鸣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们打响了头阵。在群众的压力下，张只好交出教育经费收支帐本。经查算，他贪污教育经费1300元，榨取苛捐杂税及勒索受贿500元等。儿童团把他的罪行列成清单，张贴散发到全县。其威风尽失。

儿童团大张旗鼓、热烈坚决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党组织的革命斗争。谢子长曾赞扬：李宗贵领导的儿童团是一群瓦窑堡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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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作

(1927——1934)

15岁的共产党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敌人吓倒，他们高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继续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时，在陕西境内就爆发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三原、旬邑、礼泉、淳化等地区的农民起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屠杀，1927年10月11日晚，唐澎、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又没有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到年底这支队伍只剩下29人。兵暴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其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党领导的西北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渭华起义也失败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启发下，认真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决心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取得最后胜利这条道路。他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到陕北和陕甘边一带，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在斗争中逐步形成并完善了适合当时陕北革命斗争特点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理论。

瓦窑堡同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各种反动势力奉行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不消灭掉共产党，死不瞑目”的指令，疯狂地进行反扑。革命者和群众残遭杀害。危急时刻，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在瓦窑堡党支部里，孙绍山、营子硕、井助农、薛应则等叛变了革命。他们出卖灵魂，认贼作父，与人民为敌。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等人消极脱党。党组织的安全受到极大威协，随时都有被叛徒出卖甚至被摧毁的可能。但是，有更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更加坚定。1929年我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我为自己能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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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斗争在瓦窑堡



在紧急情况下陕北特委先后派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等到安定地区帮助工作，以加强县委领导。当时瓦窑堡党支部委员有刘昌汉、郝正连、张子房和我，还有侯仰桓（1934年冬叛变）。党内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刘昌汉以瓦窑堡第二高小校役的身份作掩护，我和郝正连、侯仰桓以店员身份作掩护，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我们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发展了家庭贫寒、靠拢党组织，学习刻苦、意志坚强、斗争勇敢、有革命要求的贾俊儒、井助国，李仲英、杨三娃、郝玉堂等为会员，他们可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从1928年春至1929年夏，我公开的身份是一家染房的店员。股东白美才是清涧袁家沟人。大掌柜白狗嫌是白美才的叔伯哥哥。二掌柜惠玉瀛是白美才的内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店员惠老三，是惠玉瀛的弟弟。店号叫“德和染”。

这是一个由破落地主经营的染房，仗着当时在瓦窑堡“独此一家”，人们不得不忍受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店里每天染布50余丈。我必须到2里远的南河挑水20担（每担水25公斤）；还要做3顿饭、记帐、打扫庭院；并要煮布、槌布、洗布、染布、晾布。从早忙到晚，没有喘息机会。一年工钱只有4块银元。惠老三的工钱比我多两元，二掌柜惠玉瀛因亲戚关系拿20余元。靠我们的血汗，店里每年可挣数百元钱，但却被用来放高利贷，借债者常因“驴打滚”内利息倾家荡产。

店员的生活难以忍受，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我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我只能利用担水的机会，与党支部的其他支委接头，研究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大家的处境同样艰难危险，但我们一直积极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告诉群众，党的组织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壮大。

当时，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公开身份是景家砭的小学教员，他利用到瓦窑堡购买学习用品的机会，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检查我们的工作。毕维周、刘光贤化装为贩卖皮毛的小商人，向我们传达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9年下半年，组织决定我离开“德和染”，在家以卖油、卖棉花作掩护，领导安定县东一区杨家园子的党团工作，指定我与杨和亭单线联系。同时还要我指导北一区第三高小的党团工作，联系人是校役栾新春。

当时白匪钟宝卿骑兵团驻防瓦窑堡，这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凶残刽子手。他们指使黄盆子、吴臭盆等密探跟踪、监视我们这些曾在大革命中活跃的学生。我们在敌人眼中早已是“危险分子”，要处处小心行事。我们在和敌人坚决斗争的同时，还要随时保障组织的安全。这就需要采取各种方法，扰乱敌人视线，以达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

我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了解敌人动向，防止他们暗中破坏。我和吴臭盆沾点亲，借故“送礼”与吴聊天说笑，从中了解并分析敌人的意图，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次，敌人密谋抓捕互济会员李仲英，妄图在他身上打开缺口，以一网打尽瓦窑堡党团组织。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安排李离开瓦窑堡，到甘肃省去做兵运工作，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打进敌人内部，争取同情革命者做我们的情报员。敌副官尚达武是瓦窑堡女校学生雷巧灵的丈夫我们认为雷思想进步，靠得住，动员她去争取自己的丈夫为我们工作。一次，敌人盯上了特委派来的刘光贤，欲秘密逮捕。幸亏尚达武及时报信，刘得以安全转移。

当时我们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会员利用他们的合法身分，也为我们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一次，敌人准备袭击北区郝新民领导的游击队时，负责给敌人磨面的互济会员井助国得悉后，立即派人通知了游击队，敌人兴师动众却扑了空。

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学会了不少应付敌人的办法，同志们之间已非常默契。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敌人的严密注意下，利用买东西、“吵架”、唱歌、脱帽、穿鞋、咳嗽、吆喝、扬汗巾等极普通的动作进行联络。接头地点、会议地点、活动地点也安排的十分巧妙，尽管敌人绞尽脑汁，但从未发现。党的组织工作更是严密、谨慎，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丝毫的疏忽都会造成惨痛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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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入绥德四师



1930年夏天，党组织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决定让我和董学源等暂时离开瓦窑堡。我们所负责的党支部的工作交由刘昌汉、郝正连等接替。我们和侯智防、史丕民、史丕贤、史应南、李国秀等人一同报考了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白色恐怖下，该校是党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培训基地。这次考生共300余人，只录取40多人，我以第五名考取，编入第十二班学习。

开学后，我将组织介绍信交给负责安定县学生党员工作的惠泽仁。两天后，支部通知我担任党的小组长，并参加学生军。小组成员共3人，有李荣镜（1935年叛变）、王黑胖等。党小组与支部是单线联系，联系人是白寿康。组织活动是利用上街买学习用品等机会，每周召开一次小组会，内容多为汇报学习心得以及发展组织的情况。当时指定必读的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及《新青年》、《向导》等期刊。对那些只限在课堂上讲解的党的决议、指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因不准写笔记，对其重点就需背诵清楚，不能含糊。若违犯规定要受到处分，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十分谨慎，推荐人必须把发展对象的政治背景、出身、成份、社会关系、革命斗志、学习成绩、爱好等了解的清清楚楚，在调查情况时还不能被本人察觉，要严防坏人、投机分子混入组织。在校期间，我曾介绍李国秀等同学加入组织，没发生过庇漏。

除在校工作外，还要定期到绥德城郊龙儿湾、五里河、兴店等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启发动员农民起来向剥削压迫势力作斗争。也去手工作坊，向受雇的店员们宣讲革命道理。群众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但也少不了碰钉子。一次我和柳青来到一家铁匠铺，铁匠正在汗流浃背地抡大锤造锄头，没顾上抬头瞧我们一眼，我们只好站在熊熊烈火的铁匠炉边，讲述“工人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就等于剥削工人”的大道理。任凭讲的口干舌燥，也不见反应。歇气时，那铁匠过来，摩挲着柳青的头顶说：“娃娃，你们站远些，小心火花烧了衣服。”“讲得倒不赖，可惜管不了穿衣吃饭！抵不上养家糊口啊！”

弄得我俩很尴尬，扫兴而归。这促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用普通工人农民可以理解的实际例子，启发他们的觉悟。以后效果就一次比一次好了。柳青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民作家，我为他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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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送文件



一次，支部决定由我把党的文件送到距县城40华里的铁旗坪支部。接头人叫崔田民。必须在深夜去，白天要不动声色、照常上课，丝毫不能显露出任何异常举动。支部交待了接头暗号，临行时对我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相信你一定能完成”。

我初到绥德，人地两生，不了解当地民情风俗，也不知铁旗坪在哪儿。我找到做饭的工人黄老二——他是我负责发展的对象，商量如何混出戒备森严的绥德县城。

当时城门被极端反动的蒋梅生部队把守，过往行人均要被严密搜查。因黄老二经常要挑剩饭经东门出城去喂猪，守东门的敌人习以为常，很少检查。这一天，乘着夜色，黄老二挑着剩饭桶顺利地出了城。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次的桶底下藏有我用油纸包好的文件！紧接着我也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仔细搜查，沿黄老二的足迹到了相约地点，从他那儿取了文件，再踏着近一尺厚的积雪去铁旗坪。

在空无一人的漆黑的夜途中，我高声背诵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其它豪放的诗词，为自己壮胆。摸索着到达铁旗坪后，根据临来时支部的交待，直奔位于中心大路南边的小学。

小煤油灯闪烁着的一问屋里有3、4个人正在谈着什么，我向他们打听崔田民。一个两眼有神，脸庞清瘦，中等个头，穿着破棉袄，扎着腰带，20来岁的小伙子忙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说：“二元二角二分”他哈哈大笑：“同志，我就是你要找的崔田民。”并急忙起身为我拍打身上的积雪，拉过凳子，让我坐在火炉边，倒上开水说：“这么黑，走这么远，你一定累了吧！你贵姓？“姓李”。他立即回头喊了一声：“大哥，去召集支委马上到这儿开会。让家里做些面条，给老李暖暖身子”。

我起身推辞：“我必须在天亮前赶回学校，时间不多了”。

老崔看看天说：“来得及，现在才是二更时辰。我们还要请你讲讲形势和任务呢。”

不到5分钟，20余名党员就到齐了。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这么大的题目，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平时看书、读报和支部、小组会上听到的有关形势、政策向他们讲述起来。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到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一直讲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下要长期隐蔽，要利用合法身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坚持斗争，以争取革命高潮的尽快到来等等。听众聚精会神，我也因为头一次作这么一个“大报告”而激动。讲完后我把文件交给崔田民，并要了收条。三更时分，我向他们告别，崔田民、崔田夫等与我依依难舍，直送了3里多路，并派了一名雇农党员送我回绥德县城。离城五里路时，我请他回去。可当我已走了很远回头看时，还隐隐约约见他站在原地。时隔60多年了，他挺立在风雪中护送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到绥德县城东门时，正巧遇到从义合镇方向走来的同学史应南，我们虽不在一个党小组，但彼此知道是党员。在大革命中斗争安定县长张鸣盛时，我们曾相互配合过，又是一起报考绥德四师的。我估计他也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回来的。我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通过东门。回校路上，互相介绍了情况。他是去义和镇支部送文件并传达特别支部决议的。到校时，已是拂晓，同学们还在梦中。待我洗漱完毕，起床铃才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体育课老师苏醒民的军事课上，各式射击姿势的操练在紧张进行。我的动作属于准确。在数学课的提问中，我精神抖擞对答如流。这次秘密行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受到支部和党员老师的表扬，我感到很欣慰。

绥德四师党支部根据每个党员的特点、活动能力、党性观念、学习优劣来分配任务，尽可能使每个党员都得到锻炼。党支部曾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英文教员脱党分子刘敬敏撵出学校，但是要把握好时机。不久，参加了学生反动组织“兄弟党”、来自佳县的李某，要抄袭白明德的英文习题，刘敬敏明知李的作弊行为却不干预。我发现后，在上课时揭穿了这一丑行，全班同学立刻提出质问，刘尴尬不堪。此后，只有少数几个“兄弟党”成员去听英文课，其他人“罢”他的课，他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被校方解雇。这件事也大煞了“兄弟党”的嚣张气焰。

老八路

绥德四师被查封



1930年12月11日，为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支部决定进行校外宣传活动。党、团组织带领党团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分成数十路，冲向绥德井字形街道的大、小十字街以及近郊的兴店、龙儿湾、五里河等地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蒋梅生的反动军警闻讯后，全部出动，鸣枪驱赶学生。我们只好将没有散发出去的宣传品扔到二郎庙坡。这次行动虽产生一些宣传效果，但却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晚学校被反动军队包围，军警们冲进学校，搜查、焚烧进步书籍，并勒令封闭学校。

这致命的打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减少损失。此前，校长马济川和中心县委书记霍维德在“筹备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会上，曾建议在校内集会，以合法方式行动，尽量保护住这块革命阵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我们这些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认同。但遭到多数委员的否决，并给持与马相同观点的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明真相的学生还在校长的门上放置粪便盆子，用粪水浇他，用这种自以为是的“左派”方式侮辱马济川校长。

三天后，大家被迫离开了学校，临行时难舍难分。外县同学在离开绥德县城时，书籍报刊、衣物、钱财被反动军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讨回家。不少穷苦学生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子洲，于1924年夏被推举为绥德四师的校长，他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办校。在其主持下，一方面革新校政，一方面利用学校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员着手建党建团，四师逐步为我党所掌握，成为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青年人在这所学校能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能经受革命熔炉的洗礼，能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它是在反革命白色统治下的一块净土，敌人称之为“赤化的大本营”，可惜这块阵地过早的且轻易的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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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瓦窑堡党支部



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还有个别人经不住物质诱惑。接替我负责支部工作的刘昌汉转移到苏区工作后，侯仰桓、史宗贤和营尔雄三人，私分了红二十六军杨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银元及贵重物资。组织令其交出时，他们无法退还，又不改正错误，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脱党。

叛徒及败类威胁着组织的安全，支部被迫转移到郊区的冯家屯、西门坪、河东一带继续坚持工作。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在险恶的环境中，没有被敌人摧垮，也没有被叛徒吓倒。他们工作的更加艰苦，也愈发出色。为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不愧是瓦窑堡人民的优秀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