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中的儒道文化精神 围棋已被印上了儒家烙印

安徽花满楼

立体封面

　　来源：刘斌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儒道两家思想，于中国文化而言，仿佛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祖先智慧的结晶，自然也浸润其中。可以说，儒道文化的精神在围棋艺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围棋就被印上了儒家烙印，并在后世的演进发展中被不断强化。关于围棋的起源，目前可找到的最早典籍资料是战国时期的《世本》。《世本》一书，相传为战国时赵国史官所作，其内容主要了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城）、作（制作）等。《世本•作篇》里提到了围棋的起源：“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按照《世本》的说法，上古时期五帝中的尧帝发明了围棋，他的儿子丹朱擅长围棋。不过，《世本》原书早已失传，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后人的辑本，各种不同的辑本中也不是都有这八个字。有人认为，这八个字或是根据《博物志》杜撰。关于围棋起源，后世的各类围棋史著作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博物志》里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或云”也就是说，有人说围棋的发明者是尧，但也有的人说是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几乎当下的所有围棋史都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们真去查找一下《博物志》就会发现，现存的《博物志》里根本没有这条记载。这是因为，我们今天见到的《博物志》已非当年张华的原本。根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说：《博物志》一书原有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尽管这种说法目前没有佐证，但《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本书时即为10卷。而今本内容混杂，文辞疏略，注释也只有寥寥数则，已不是原书原貌，并且里面也未出现这条记载。

　　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博物志》里的这段文字实际上是二手材料。不过，引用过这段文字的古代典籍很多，如《古今事文类聚》和宋代江少虞的《事实类苑》里就都引用过，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明代陈士元的《论语类考》里也都引用过前半句。这基本可以断定，虽然今本上没有这段文字，但还是较为可信的。

　　尧也好，舜也罢，都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将发明权冠于圣人头上，足见古人对围棋的重视。不过，魏晋之前，在人们的观念中，围棋不过是一种游戏，是“小道”。《孟子》中即言：“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而让这种游戏发扬光大、地位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围棋自身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后世文人赋予了它更多的人文内涵。在后人的不断附会下，围棋的儒家特征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经世致用，是儒家重要的处世原则。儒家思想从产生时，就十分强调入世，强调物尽其用，所谓“修齐治平”是也。孔子就曾说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觉得，葫芦如果只能悬挂观赏，而不能食用，乃是无用。《易经》“井”卦爻辞也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之语。王弼注：“渫，不停污之谓也。”孔颖达疏：“井渫而不见食，犹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在儒家看来，空怀节义与才能而不见用，是失败的人生。王粲在《登楼赋》中就感慨于自己才华的埋没：“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要让围棋发扬光大，必须使其与主流的儒家思想“嫁接”，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怎样体现围棋的实用价值，是后世围棋传承者不断探索的课题。元代虞集在为《玄玄棋经》作序时即指出：“自古圣人制器，精义入神，非有无益之习也。”可见，有用，是围棋体现儒家思想的最直接的方式。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擅长围棋的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有的人讥笑他下棋浪费时间，他的回答是“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不过，围棋的实用性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体现。特别是在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围棋被视为“末作”，本末是不能倒置的。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曾经下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后世文人聪明地将围棋的象征意义扩大，“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有了这种比附，围棋的实用价值就非常明确了，它不是关乎人们衣食住行这样的小事，而是可以以小喻大，体察兴衰成败。所谓“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这一点，宋人宋白在《弈棋序》里说得非常清楚：“弈之事，下无益于学植，上无裨于化源，然观其指归，可以喻大也，故圣人存之。”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扩充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围棋要想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认可，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就必须与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结合起来。围棋与“五常”的有机结合是在宋代完成的，《宋史•潘慎修传》里记载，宋太宗召对弈，潘慎修作《棋说》献给太宗皇帝，“太宗览而称善”。潘慎修的《棋说》即提到了棋道与儒家所推崇的“五常”之间的关联：“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其实，即便以棋本身的特点来看，也足以对应“五常”。笔者以为，将战场上的杀伐化入棋枰之内，即是“仁”；棋子之间相互配合，甚至舍小就大、弃子争先，即是“义”；比赛时风度翩翩，即是“礼”；对局中落子无悔，即是“信”；至于“智”则更是不言自明。

　　此外，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围棋中也有很好地体现。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通俗言之，“中庸”就是恰到好处。《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围棋中充满了辩证法，虚与实、攻与守、进与退乃至实地与外势，无不对立而又统一。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正是棋者智慧的体现，能做到恰到好处，不正是做到了“中庸”吗？即如《棋经十三篇•合战篇》所说：“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昭和棋圣”吴清源曾说过：“围棋就是用‘中’，中庸调和，不偏不倚，不冷不热。”故而，他甚至将其自传命名为《中的精神》。也正是凭着对中庸思想的深刻领悟，吴清源才提出了以“和谐”为核心的“六合之棋”。

　　《论语•雍也》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于围棋，何尝不是如此？

　　围棋，亦有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地方。孟子说的“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即包括“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原弈》中指责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更早的三国吴人韦曜（即韦昭，因晋朝时避司马昭讳而称韦曜）在《博弈论》里也对围棋大加挞伐：“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则完全否定了围棋的实用价值。至于以棋行赌，就更等而下之：“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

　　但我们应该看到，孟子所批判的不孝行为，或是韦曜所批判的赌博现象，与围棋本身并无关系，而皮日休竟然根据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就判断它是战国纵横家发明的，更是迂腐之见。

　　必须指出，围棋的这些儒家特质往往出自后人的附会，所以才会出现前文所提到的现象，也即推崇围棋者和攻击围棋者都以儒家的言论作为证据来为自己寻找话语权。而如果说围棋中所体现的儒家精神大多出自文人的附会的话，那么它所体现的道家精神则更多来自围棋本身的特性。正如《棋经十三篇》中的《论局篇》所云：

　　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一。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阴阳。

　　“一”是“生数之主”，而三百六十则是“周天之数”。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围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有很大副作用的。这种副作用严重戕害了人的天性。“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也通过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为中央之帝（即浑沌）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来说明有为之害。所以，一切纷争都将化为虚无，“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只有不去刻意追求，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元代刘因的一首《对棋》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直钓风流又素琴，也应似我对棋心。

　　道人本是忘机者，信手拈来意自深。

　　只有放弃了庄子和列子所说的“机心”，才能真正跳出俗世的牢笼，达到心灵的解脱。正如明人陆树声在《清暑笔谈》中所说：“‘棋罢局而人换世，黄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清世累，营营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迟达生之旨。”

　　对隐逸的追求，也让“商山四皓”成了围棋典故。商山四皓，是指秦末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本来，按照《史记·留侯世家》中的记载，这四个人与围棋并无半点关系。但四皓是隐士，而围棋不正是“坐隐”吗？在后世文人笔下，两者便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唐诗人于鹄在其《题南峰褚道士》一诗中就谈到了四皓与围棋：

　　得道南山久，曾教四皓棋。

　　闭门医病鹤，倒箧养神龟。

　　松际风长在，泉中草不衰。

　　谁知茅屋里，有路向峨嵋。

　　刘禹锡的《观棋歌送儇师西游》里也将提到了四皓的隐居之所：“商山夏木阴寂寂。”而南宋文天祥则在《又送前人琴棋书画四首（其二）》直接言道：

　　我爱商山茹紫芝，逍遥胜似橘中时。

　　纷纷玄白方龙战，时事从他一局棋。

　　唐宋时期的绘画作品，也出现了商山四皓的形象，比如晚唐画家孙位的《四皓弈棋图》，五代画家支仲元的《四皓围棋图》等。经过唐宋文人和画家的改造，商山四皓成为围棋中的一个代表意象。元明清出现了大量以商山四皓弈棋为主题的画作，如元代黄溍的《四皓围棋图》、明代王越的《四皓弈棋图》、明代张路的《杂画册》之《商山四皓图》等。在这些画作的题画诗中，二者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

　　另外，根据现有资料，双人围棋的起源不晚于宋代。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刘仲甫、王珏和另外两位棋手杨中和、孙侁，曾在彭城举行四人联棋赛，他们留下的这局棋被称为《四仙子图》。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联棋。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四人分曹围棋法”就是联棋，沈括不但提到了联棋，还专门探讨了联棋的战术：让自己一方弱者排在敌方强者之前，这样就可以通过先手或者类似“打将”的方法让其无法发挥：

　　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可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

　　商山四皓的形象正好可以表现四人联棋，于是，这些后世的画作常常出现四皓下联棋的情景。

　　至于《世说新语》谓“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围棋成了魏晋名士谈玄的“道具”。围棋的别名“坐隐”“手谈”“忘忧”，更是与道家思想息息相关。

　　中国围棋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而今，经过几代棋手的不懈努力，中国围棋重回世界之巅，在技术层面上，已经重新处于“领跑”地位。近几年来，围棋文化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探究围棋的儒道文化精神，能够从更为深广的层面把握这一古老艺术的思想内核，这对更好地认识古人的智慧，更好地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