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我们中国就要以“共产党”的名义屹立于世界之林

李云龙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是鲁迅先生1933年在《题三义塔》中所写的著名诗句。历年来，常有人借此诗寄托时过境迁、重归于好的愿望。

例如1980年，邓小平就在一封信中亲笔书写了这两句诗，送给一个人，表达他对海外国民党人摒弃前嫌、共同致力于统一祖国的深切期望。

而收到信的人，正是国民党元老、军阀陈济棠之子——陈树柏。

踏上回国之旅

陈济棠是原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也是国民党政府中为数不多的陆军一级上将。

他主政广东多年，外号“南天王”，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过不小的贡献，就连邓小平也对其赞誉有加。

陈将军共有18个子女，陈树柏排行第10，出生于1929年。

陈树柏早年在黄埔军校就读，1950年随军到台湾，退伍后赴美求学深造。

他先是考进了赫赫有名的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电机工程学，后来又进入伊利诺艾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是圣卡勒拿大学的知名教授，教学和科研成就卓著。

由于他在网路和系统理论研究上的杰出成就，1979年还获得了美国“总统特别奖”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门户开放，很多美国华裔学者返乡，在大陆讲学或搞科研。

陈树柏作为著名学者，也曾多次收到国内大学与科研机构的邀请。

他留美30年，事业成功，生活安宁，可是“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化教育比较落后，陈树柏想要发挥专长，为自己的祖国培养人才。

但是由于家庭背景和父亲的“黑历史”，他一直心存疑虑，担心不能被中国政府接受。

为了弄清楚大陆方面的态度，陈树柏先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寄回国内。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亲自给陈树柏回信，说邓小平热烈欢迎他回国讲学，希望他解除顾虑，早日启程。

就这样，陈树柏终于卸下了心理负担，在1980年7月和夫人踏上了回国之旅。

在北京，邓小平接见了他。

一见面，邓公第一句话就问：“我是称呼你陈教授呢，还是陈博士？”

陈树柏连忙客气地说：“您叫我的名字陈树柏好了。”

邓小平解释说：“这不是客气，而是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

陈树柏认真回答道：“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称教授表示更敬重些，因为博士太多了。”

邓小平笑道：“那我就称你陈教授吧！”

陈树柏没有想到，邓公是如此亲切客气的一个人，因此很快打消了初见的不安与忐忑。

更令他震惊的是，邓小平主动提到了他的父亲，不仅谈到了陈济棠任广东省主席期间搞的建设，还说起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他的辖区时没有受到堵截的往事。

邓公诚恳地说：“令尊在广州八年，颇有建树，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啊。”

本来陈树柏此次回国，是打算回避父亲的陈年往事的。

谁料邓小平一见面就提他父亲，而且言语之间不乏欣赏赞叹之情，他感动之余，更加被邓小平的宽广心胸所折服。

陈树柏非常高兴自己的父亲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连忙谦虚地说：“那时候我还太小，不知道什么。”

作为一个成熟而睿智的政治家，邓小平夸奖陈济棠，不仅仅是为了慰问陈树柏，背后还有另有含义。

除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论是非功过以外，邓公还想提醒陈树柏，乃父当年尚且能为国家做好事，如今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你更应该为祖国多做贡献。

而陈树柏能为国家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促进两岸统一。

在这一天谈话中，邓小平委托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

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

陈树柏被邓小平的话所感动，当即承诺一定把话带到。

这一次回国，陈树柏呆了三个月，对国内20多所大学进行了考察。

他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给祖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充分吸取美国大学的经验，培养高科技人才。

不成熟的建议

1982年8月，陈树柏第二次回到了国内。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了他。

再次见面，邓公像欢迎老朋友似的问长问短。

而陈树柏已经完全没有头一次会见时的局促，更加畅所欲言，提到了一些更加复杂敏感的话题。

由于当时正处在冷战背景，许多欧美国家都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抱有偏见。

因此陈树柏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欧美人民，尤以美国为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感到非常可怕……为了有利于“四化”大计的推行，减少外面不必要的阻力，我建议共产党改个名字。”

邓小平并没有因为陈树柏的这番话动怒，而是耐心解释道：“看来意识形态的分歧，确实可以闹出很大误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沧桑，才艰辛发展到今天，怎么能我说一句话就改了呢？而且，我们中国就要以“共产党”的名义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要让世人一谈及共产党，就要想起中国……”

这番充满激情又富有远见的话，立刻让陈树柏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和幼稚。

他因为长期在国外生活，受到西方文化和社会影响，所以提了不恰当的建议，但是确实是出于一片好心。

因此，邓小平并没有责怪陈树柏，反而继续耐心地和他谈论有关中西方文化教育的问题。

陈树柏谈到了自己对中西教育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教育，学生非常勤奋，但是没有一个学生上课敢向老师提问的。所以我希望以后在创造一所新学校的时候，加强这一点。”

他向邓小平提议，在国内创办一所“中国实验大学”，把电子工业赶上去，将那里开发成中国的硅谷。

邓小平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当场点头表示同意。

然而可惜的是，愿望与现实之间，往往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8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处处需要资金，举步维艰。

筹办一所高科技实验大学，需要大量的资金，光是前期投入就是天文数字，后期更加无法保证。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1985年，我国感谢了陈树柏为教育事业付出的努力，但是还是决定暂缓兴办中国实验大学。

这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陈树柏表示支持并理解。

他也知道，目前在中国创办“实验大学”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带着遗憾离开了大陆，返回美国学校。

虽然在祖国的办学计划暂时搁浅，但邓公的雍容大度，务实果决，依然给陈树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永远的记忆。

1997年邓小平辞世时，陈树柏出席了在国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回忆自己和邓公交往的点点滴滴。

谈到邓小平不能亲睹香港回归时，他忍不住扼腕叹惜。

2013年，陈树柏与世长辞。

晚年的他接受采访时，依旧为两件事感到遗憾：一是未能把科技大学这个模式办到祖国大陆去，实现多年前的教育梦；二是未能亲眼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