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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德学馆书院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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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9 01:54: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古代教育,用时下的概念表述同样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国家层面官学最高学府是太学、国子监,到县级层面就是县学;私学的形式是书院和私塾。
县学、私塾职分明
旌德县学始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由县令严适奉诏创建,地址在县治尉廨间,属官办儒学,宣和三年(1122)为方腊起义军所毁。绍兴十三年(1143),县令赵伯杰在原址东10步重新扩建,左边为孔庙,右边为学宫讲堂,共有房屋58间。此后屡经改建、重修。乾道二年(1166),县令齐庆胄将讲堂题名为“言仁堂”,嘉定十五年(1222),县令方俌将其改名“明伦堂”。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秦文捷又将县学东移二十步重建,并改成文庙在前,明伦堂在后,东西两厢建廊庑、斋房的布局,共有房屋50余间,直到万历七年整个工程才完工。
明代旌德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司吏1名,还有斋伕、膳伕、门子、库子23名。学员分廪膳生员(官费入学,并享受膳食银)、增广生员(官费,不享受膳食银)、附学生员(自费)三等。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廪生20人,增生20人,附生151人,置有学田78.5亩。同时,除县学外,县城还有社学4所:城东招坊2所,城中察院旁1所,北门外1所。
清顺治时,朝廷根据各州县人口数,将县学分大、中、小三等,旌德为“中学”。雍正二年(1724)改升“大学”。每逢岁试、科试,各取廪生20名。县学以礼、乐、射、御(驭)、书、数等“六艺”为教育内容,由教谕、训导任教。乾隆二年(1737)知县纪咸在徽宁兵备道驻旌德旧址(今旌阳一小)“改义学名旌阳书院”(清乾隆《旌德县志》),后因经费缺乏,书院萧条。道光十六年(1836)邑绅朱淋捐资重修旌阳书院,后改凫山书院,仍属官办县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沈祖懋、邑绅江志伊等改凫山书院为官立旌阳高等小学堂。
古时,儿童启蒙多赖私塾蒙馆,由富户延聘塾师设馆招生,有的大族设公产学田合办义塾,免费课徒。私塾无固定学额,一般有几个或十几个学童,不分班级,个别授课,先背诵,后开讲,循序教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和《四书》《五经》等教材。旌德从民国开始废塾兴校。
名门望族书屋盛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于两宋。唐代书院乃官学系统的一部分,或跟佛教寺院关系密切。北宋建立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汉唐时代的门阀士族又在长年战乱中瓦解消亡,于是新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负担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民间书院也就在北宋迅速发展,有学者估计,北宋有书院一百所上下,超过唐至五代书院之总和。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被誉为北宋“八大书院”。
南宋的书院更是空前繁荣,根据研究中国书院史的邓洪波先生统计,在两宋七百多所书院中,民办书院占八成以上。这与南宋理学家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理学宗师朱熹一生创建书院四所,修复书院三所,到过四十七所书院读书、讲学。经过一批理学先贤的苦心经营,南宋书院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以山长为书院领袖,以学规为书院章程。独立于官学体系之外,自主办学,自由讲学。
根据典籍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靖康宋室南渡三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原衣冠望族南迁旌德,他们无不重仕宦、重门第、重世系、重名分。迁移的同时,他们将中原发达的宗族制度、先进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与传统文化带到了相对落后的旌德。作为传统中华文化正脉的中原文化在旌德落地生根,并与当地山越文化碰撞、浸渗、糅合,衍生出新的地方文化。期间,南迁大族的宗法意识、光宗耀祖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了传承,即使在过了数百年后的明清时期这种影响依然极其浓厚。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曾经屡次遭受战争的沉重打击,但唐宋时代兴起的科举制度却给保有良好文化传统、昔日曾一度辉煌的中原大族以新的崛起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常态,诱使着旌德子弟走上读书备考之路,使读书应试成为旌德社会普遍盛行的风气。在以读书为至上、以科举为目标、积极向学的社会风气熏染下,旌德社会形成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壮观场面,数量众多的旌德士子纷纷醉心于场屋,驰骛于科场。旌德社会一改往昔的素朴,日益趋于文雅,在宋代出现了人文郁起的文化景观。
新建村为汪姓聚居之地,崇文重教,子弟中出进士26名。宋天禧五年(1021),汪文谅不受皇帝赏金,要求换赐经书,以“教吾子孙,使之明习诗书礼乐”,并建义学于东山,延名士教子孙,以至“四方英才皆来受教”。此后,一些大族文会也“由众捐银,生息置产,聚一族之生童而课之。”明代监生姚天泽等建“大学书院”,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改名“储英书院”。玉溪河畔,孙村桥东,清代建有会文之所鸿文阁。东固村首,道光年间建有研说书屋。旌德西关《汪氏宗谱》云:“新建一地,宋时登甲第者十七人,膺乡举者二十三人”。其《告同宗启》中又说:“礼延大儒安定胡公(北宋学者胡瑗)建义学,……登显仕者七十余人,簪笏半朝,诏与‘江南第一家’”。
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旌德争战多年,书院、书屋屡遭兵燹,荡然无存。同治以后,渐趋稳定,书院、书屋、文会恢复至百余处。
《旌德吕氏续印宗谱·庙首世居图》中,自北而西,自南而东,标注有这样一些书屋学馆:会文所、文昌阁、松林书屋、白山书屋、承槐书屋、泾南书屋、谟觞山馆、环翠书屋、琢玉山房、英萃堂、三亦书屋、园林书斋、御书楼、阅古堂等15处。监生吕瑞(字若思),“筑白山精舍延师课士,又建蓬山书屋为合族会文所,劝学育才”。吕运泳“尝创建文昌楼,置田产,以赞成文会。又建英萃堂,延名宿储六雅,讲学授经,作兴文士”。候补州同吕锦(字韵清)“尝与兄铨、韶、铠筑东山别墅,劝兴后学。族修祠宇、立文会,皆倡输重赀。”吕积徽“著有《怀德堂稿》,为储太史所赏,尝鸠族捐赀创兴逊敏文社,爱察山及上泾桥之胜,欲购家塾以课儿孙。今志所载锄经、泾南二书屋是也。”例贡生吕兴闳“生计稍裕,即营家庙,构乡塾,置祀田、学田”。例贡生吕德性“以早失亲,诸弟幼弱,迫家计,牵车庐江。稍有余积,则于族赞成文社,助祟灾荒”。贡生吕又旦(字子英),“兴立文社,倡修学校。乾隆三十三年邑侯张举,并给匾曰:德音孔昭”。吕云衢“于村后建琢玉山房,设学田,延名师,课子侄”。吕锋初“筑慈晖轩书室,起培英文会,广置学田。”吕炎晖“尝于宅旁建书斋劝学,倡置郡中别墅,并捐金助给考资”。附贡授州同吕祥辉“筑三亦书屋,延师课孙。”重教助学的吕氏先贤在旧志中不胜枚举。
吕氏一门,因为有众多的重教义举。用今天的话说,清初以来,庙首吕氏子孙家家户户都住在最好的学区房里,耳濡目染四书五经琴棋书画。吕氏一族,出23名进士的奥秘就在这里。
江村江氏家族明清时期建书屋,兴文会之风盛行。书舍大都建于山麓,四处无人居住,环境清雅。有梅杏居、桐竹居、松筠书屋、鳌峰书屋、双凤书屋、梅坞、西麓、雪堂、传恭堂等29个。书屋规模大小不一,桐竹居鼎盛时“从游者众,斋舍六十余间,至不能容。因材施教,使人人自奋于学,往往遥从附课,其高材生居于后楼,多掇科第”(《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旌川杂志》)。
江村书舍、书屋多为私人创办。捐助办学,在江氏被视为一大善举。江希曾在《旌川杂志》上说:
吾族有三善举:曰文会,曰积谷,曰义冢。文会之起,由众捐银,生息置产,聚一族之生童而课之。
说到捐文会,不能不提一位商人妇。这位妇女的丈夫在六安经商,募捐者经过她家门口,相互商量说,文会与祭祀不同,只要是同宗不分在什么地方,都要劝捐。那位商人妇听明来意,说:我丈夫在外,一时难通信函,承蒙你们看得起。于是摘下头发上的金簪给募捐者,说:就用这个簪子给文会备些茶水吧。从这样的义纳之举,完全可以推测出当时文会的捐募是深得族人之心的。
江村书舍、书屋所聘山长,都是声望极著的饱学之士。正所谓“重诗书,勤课诵,多延名师以训子弟”。书屋、书院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洪亮吉、包世臣等都曾到江村讲过学。
江村书屋之盛有诗为证:
江村何以名?知有文通宅。
夜半书屋中,笔花宛如昔。
江村屋数间,依稀杨子宅。
文光夜烛天,中有著书客。
江村书舍、书屋所处环境雅静,虽然构造精粗不等,但好学的风气、苦读的精神一致,一派以读为乐、以儒为高的气象。江氏宗谱中梅泉山人甘惠的《钟山精舍记》及包世臣的《汲古山房记》都对书屋的幽雅极尽溢美之词,特别是包世臣笔下的书屋更是让人心羡。
清道光四年(1824)包世臣书《汲古山房记》碑
村后之凤台山腰,建汲古山房。门瞰鳌溪,后耸重阁,奉文奎二神。面阁环戏楼以妥神复廊阁道达于讲堂。其墀有池,冬夏不竭,石峰嶙峋矗其中,人物惟肖。东屋三楹,庖湢备具。又东为杂莳花果,园后屋亦三楹,莫不雕榱刻桷,穷百物之情态。重阁中层贮经籍数十百种,多善本。
书屋、书舍对于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来说,充满着无限的希望。毫无疑问,这个家族受教育于书屋、书舍中的子孙,肩负着家族振兴的重任。
“家之兴,由于子弟贤”。江村江氏在子孙还没有正式学习“四书五经”前,就为孩子们安排了一套启蒙教材,它的名字叫《江氏蒙规》。《江氏蒙规》认为:
蒙以养心为本,心正,则耳目聪明,故能正其心。虽愚必明,虽塞必聪;不能正其心,虽明必愚,虽聪必塞。正心之极,聪明自辟。士而贤,贤而圣,虽下愚亦可为善士。
蒙规对孝亲、弟长、尊师、敬友、诵读、字画、咏歌、习礼等订了详细的规范,修得那样的规矩,“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对一个人来说是可以终身受益的。
一个秀才、一个举子的出现,背后都有许多人做出了努力。当然,科举入仕之后他自然得背负着族人的希望,从此对这个家族的照顾有着永远推卸不了的责任。当时,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修远,很难由一个人或一代人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者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能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只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一个人读书中举之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完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这种渗入在经济与社会背景中的教育,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让子孙们具备了这样一种道德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家族是如何修祠堂、办祭祀、建水口等公益事业了。道德是一种文化力量,它担负了凝聚一族之力的大任。
清末废科举,书屋为族学取代,书院大多改为学堂。江村最早的学校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志伊以金陵试馆房租及江姓文会田租为常年经费,在村中创办了公立养正初等学堂及育英女子学堂,主讲均是名流,求学的日多,经有司考绩,谓为皖南乡学冠。江村小学自创始到新中国成立初,历任校长均由江姓担任,教师也出自江家一门,罕见外姓。所有人事调配经费使用,官府不得插手。这种状况,足以看出江姓族望势强,财力雄厚,人文荟萃。全县无一家可与之敌。
江村龙山书屋匾额
纵观江村书屋、书舍历史,最为后人传为美谈的要属“江村书屋”,因为那里曾有个名噪江南的江村图书馆。宣统末年,翰林院庶吉士江志伊从贵州卸任返乡,任养正学堂校长,目睹学校缺书,影响教学,献出珍藏的经、史、子、集,翰林江希曾捐一部分,名士乡绅捐一部分,集中存放于一处,便成为初具规模的图书馆。民国初年,安徽省代省长、江村人江汉珊回乡省亲,与村人谈及图书馆,了解到馆内藏书很少的情况,当即表示愿意尽力。江汉珊回省城后,就派人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购买了《四库全书》《万有文库》《四部备要》《二十四史》等几万册图书相赠,丰富了馆藏。嗣后,江村成立了文会。文会又陆续购买了一批图书刊物。为管理好馆藏图书,文会将图书馆从养正学堂分出,并成立了理事会,确定专人负责管理图书。图书管理员的报酬,由文会每年拔给稻子2400斤。
图书馆分藏书室和阅览室,共有书架200多个,书橱36顶。阅览室桌椅一应俱全。每年霉季管理员都将图书翻晒一次。不论是本村人还是外地人,都可以来这里借阅,旌德的不少名流学者及抗战时的六县联中学子均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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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文书院甲江南
毓文书院是旌德清代乾嘉时期的一所知名书院,院址在今天的白地镇洋川村,创建者是村人谭子文。
抗日战争前夕,安徽省图书馆吴景贤先生在撰写《安徽书院志》《安徽图书馆沿革考》时,披览了全省宋、元、明、清269所书院的有关记载后,将毓文书院与同时代各书院进行比较,赞誉毓文书院是: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非特可补紫阳书院之不足,实亦堪与当时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鼎立媲美。
洋川毓文书院既不是官办,也不是地方集资筹办,而是由商人谭子文私人出资“二万两有奇”的白银独立兴办。
谭子文(1733—1813),名廷柱。从小家境清苦,弃学就商于六安之双河集。五十岁以后,家业渐丰。遂于乾隆末至嘉庆初(1794—1796)分家产之半(白银二万多)在家乡创建毓文书院。三年中筑房舍堂馆一百多间,重金礼聘名师,招江南四府一州(宁国、徽州、池州、太平府和广德州)之士肄业其中。他还节衣缩食、积累资金以奖励师生之勤勉者;又节约日用,搜购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以供师生学习。谭子文酷嗜读书,每日两至书院聆听读书声为乐。对于谭子文输财办学,重视后辈的培养教育,山长洪亮吉说:他的贡献远非赈饥恤贫、修桥补路、施医舍药等一般善举所可比拟。因此,清政府按例给谭子文以四品知府衔的奖励。
毓文书院坐落在洋川村西洋山麓的六级梯形山坡上,就山势高下曲折建成亭、馆、廊、庑、圃、园等一个独立的建筑群。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落成于嘉庆元年(1796)。正屋一堂7间三进六厢,楼上、下计37间。正屋两侧三个梯坡上各排列一进两厢楼上下六套余舍共计60间,又在右首花园内建“生云阁”“文澜所”“适野别境”,楼上、下39间,共有民舍136间,编成108个字号。在另一侧造“文星楼”三层宝塔一座,“适意亭”一所,各有游廊互相沟通。
园内凿有方、圆池二口。厨房、厕所、浴室、敞厅以及院墙、照壁、甬道、栅栏应有尽有。每套房屋都置有桌、椅、床、凳各色器具,统共用银一万零五百两有余。正屋楼上为“月午楼”,原是读书之所,后作为收藏书版之处。楼下“亦乐堂”是讲坛,坛上供有紫阳朱子(熹)的神位。
督学使王绶为书院撰写的碑记中说:“是役也,不费公帑,不藉众擎,讲堂巍然,廨舍秩如,有亭有楼,有园有池,墙垣庖湢,以及需用什物,靡不毕具。又置田百七十亩,存生息银四千两,以裕经费,可谓为之勇往而筹之周备者矣。”山长孙原湘也在碑记中称赞其规划得体,结构适宜。他说:“其屋宇随山以为高下,居、游、庖、汲咸得其所……,其规画视都会书院有加。”督学汪守和在《毓文书院记》中对书院读书讲学的环境不乏溢美之词:“其讲堂横舍、修脯饩资,一准各都会规制,而溪山之胜、登望之乐有加焉。是足称藏修游息之宜,而为车马冠盖、游辨纵横者所不至。”
毓文书院除延聘山长一人以主讲席外,设董事一人总揽后勤供给等事宜,董事在谭族生监中择其有身家、品行端正者充任,每年支给饭食银十六两。
书院经费全部由谭子文一人捐助。除建造房屋、购置设备外,又另购置田亩及捐银发典生息,以供山长及生徒工资饭食等开支。前后四次集资连建房花用共捐银二万二千九百零二两九钱。后来由于典当亏欠,几经诉讼,迁延数年方追回本银四千多两,为求妥善,又将追回银悉数购买庄田八处,以为长久之计。
书院主要开支为山长待遇及内外课生徒薪水膏火费。
毓文书院山长的待遇十分优厚。以科甲出身分三个等级:举人年薪银二百两,进士年薪银三百两,翰林年薪银四百两,外给膳银一百六十两,又有聘金程仪(路费)二十两。而在当时一名县教谕或训导(相当教育局长)年薪只有数十两,岂能望其项背!
生徒待遇至嘉庆七年(1802)才开始规定,堂课考取生童每年约取花红银三十五两。九年由谭氏补捐一千五百两生息,以备肄业者薪水之资,规定凡来院肄业,由学宪(府县学官)及院长考核。文理优而常住院者录为内课生,酌定15名,每月发薪银一两;文理优而在外坐馆,惟一月两课到院者录为外课生,酌定15名,每月发纸笔银五钱。其余的人,课期到院者,只有奖银而无月费。凡院内肄业生徒“开科发甲”(县乡会试考中)者,均由院中备送花红银五十两。
院中一月两课,定于每月初二和十六日举行,谓之月课。月课课卷由山长评定。区分甲乙,而后送县印榜揭示。
院中假期,规定每年三节。即清明、端午、中秋等节外又给假四日,若再逾期就要扣除薪水。“倘或有惜故嬉游旷课,不守院规者,即黜出以敦士品”(《毓文书院志·经费》)。
每逢花朝(二月十二),上巳(三月三)及中秋等节日,师生共同饮酒、赋诗、作文以为乐,谓之“雅集”(《毓文书院志·艺文》)。
徽州是理学家朱子的故乡,号称“紫阳阙里”。旌德与徽州山连水接,朱子的流风余韵对旌德影响颇大,乾嘉之世仍相延不替。书院正屋的“亦乐堂”上供奉朱子牌位,足资证明。书院第二任山长扬抡有“鹿洞遗规在,居然厦万间”,第三任山长朱文翰有“举头鹿洞风规在,晚进何人敢抗颜”之句。鹿洞指的是朱熹重建并讲学其间的江西庐山白鹿洞,亦即白鹿书院。
洪亮吉是毓文书院的第四任山长,1802年至1805年在书院主讲,倡言经史训诂之学,于是学风为之一变,生徒皆致力于匡世济民之实学,而跳出语录讲章之外。其后,山长赵良、夏炘、包世臣等均以朴学务实为宗旨,书院创办人谭子文无门户之见,绝不干预山长的教育,开创了毓文书院(主张朴学)与紫阳书院(主张理学)别树一帜的新学风。因此,江南名流一时互相推荐,纷至沓来,各尽所长,使这所书院办得卓见成效。
为使学子博览古今,增广见闻,谭子文接受洪亮吉的建议,派人与洪同至吴门选购经史子集等书籍共60种,4213卷。其中尤以史部为最多,计26种,3355卷,洪氏在书院志“书籍”一章序中说:
语录盛而经学衰,明中叶后复盛行讲章,而圣人之旨益晦。是则经学宜亟讲。外此则二十二史可以博览古今,周秦诸子、唐宋总集、类集,可以搜采异同,增广见闻,亦儒家不可少之书也。
毓文书院僻处乡隅,虽为一介商人所独办,不比“诂经精舍”与“学海堂”都是阮元督学浙江和巡抚广东时所办。可是谭氏所延聘的山长,实皆知名之士,一点不比阮元差。尤其是洪亮吉和包世臣,二人均为清代朴学大师,一被誉为吴派经学家,一为经世学家。两人与书院之关系最为深切,影响最大。《毓文书院志》八卷是洪亮吉亲手撰写,历经四十多年,直至包氏增补辍笔,以后虽无继修者,但也足贵。洪亮吉和包世臣都在这里整理编辑了各自的著作——《更生斋集》和《安吴四种》,一用木雕版,一用聚珍版(泥活字版)印行。洪亮吉的《洪北江先生年谱》一书即是由毓文学生、洪亮吉高足吕培等编成问世的。
山长,是书院的灵魂。谭子文在乡间办书院,却肯出重金聘请学有专长、识有独到的高士名流来教育后代,这是他高人一等的地方。毓文书院有姓名可考的22位山长中,有举人8人,进士14人(其中状元1人)。按顺序依次为黄征入(进士)、扬抡(进士)、朱文翰(进士)、洪亮吉(进士)、赵良(进士)、顾皋(状元)、马翊宸(进士)、吴文炳(举人)、王家相(进士)、孙原湘(进士)、董桂敷(进士)、张臣(进士)、程表(举人)、帅承瀚(进士)、胡国粱(江南解元)、丁金榜(江苏亚元)、陶北堂(举人)、阮文藻(进士)、夏炘(举人)、陈守谦(举人)、王芳(进士)、包世臣(举人),这些人大都为饱学之士,由此足可看出谭子文的一片苦心和书院的影响力。
毓文书院的学生,仅洪亮吉初修时(1804)的《毓文书院志·人物·弟子》载内外课生徒76人中有廪生(额内的廪膳生员)7人,增生(正额外再入学之增广生员)1人,附生(额外增取附于诸生末的附学生员)37人。他们的籍贯分别是旌德、太平、绩溪、青阳、歙县、石台和浙江余姚、江苏江阴、武进。其中成就较大的有7人:吕伟标,旌德县庙首人,1814年进士,即用知县,自请改教,补江宁府教授;吕培,旌德县庙首人,1813年举人,曾为洪亮吉编成《年谱》。7人中有3人为青阳籍(陈坡、陈壤、陈塾),两县志书《文苑》均有7人传。
1804年,洪亮吉仿钟山书院体例,为书院写了志书并开始刊刻,扉页上有“版藏月午楼”字样。志分:创建、经费、山水、薢舍、人物、金石、艺文、书籍八卷。
洪亮吉在旌德还编成了他流放伊犁归来的《更生斋集》16卷,雕印成书。扉页上有“刊于洋川书院”字样,每卷的末行分别刻有“受业吕培、谭正治、谭时治、谭贵治、吕玺、曹景先、汪宾、崔本化等校字”字样。其中尚有以上诸生和吕伟标、青阳陈蔚、陈壤、陈塾及丹徒于渊等的《题〈万里荷戈集〉》诸诗作。
1844年,包世臣在书院讲学之余,撰成《管情三义》《齐民要术》两稿,连同旧作《中衢一勺》《艺舟双楫》,名曰《安吴四种》共36卷,泾县翟金生用泥活字版印刷500部。
旌德人饶学彬(勉庵)在书院著有《月午楼古诗详解》两卷。饶对《古诗十九首》的评解为后人所推崇。
嘉庆十八年(1813)谭子文去世。毓文书院由他的三房子孙轮值院事,一直延续到1866年,算起来前后历史整70年。
写到这里我想引用洪亮吉的《月午楼歌》作为本文结尾:
仙人好居楼,楼筑青山头。楼居又比山居好,八牖居然拓天表。山楼明月不待宵,海上月出光先摇。读书声高月亦高,月午尚觉书声飘。前黄高峰后箬岭,书声飘压四山顶。松梢夜半老鹤醒,鹤唳亦比书声清。楼头鹤影兼人影,楼外云铺百余顷。仙人世外无书看,听书日日来檐端。月亦不得落,书亦不得完。君不见,红阑干前白玉盘,读倦且把明霞餐。
(作者系旌德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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