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他们称霸全球的野心,疯狂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的领土。而日本是一个岛国,领土狭小,资源匮乏,如果要想长期维持战争,必须对其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以战养战”政策。 凭借以前多年的资源积累,日本在抗日战争前两年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直到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国家的劣势开始显露:日本国民经济从1939年开始下滑,赤字逐渐增加,日本政府惊呼“历年所积贮的资源,尤其军需原料已快用尽罄,经常产品又不够供应需要”。
二战时的日军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日本开始采用增加临时军费预算、发行国债等办法。 1939年10月,日军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回忆道:“我就任参谋次长后,立刻从各方面探讨,到底中日战争持续至今,日本的国力尚剩下多少的问题。结果对外虽然嘴硬,内部却像腐烂的水果。”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是加紧了对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控制和掠夺。
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 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的物资,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进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抵抗意志,扼杀根据地的生存环境。 而对于沦陷区,日寇的掠夺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 (1) 走私贩毒。 在当时的沦陷区,日寇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天津、徐州、上海、汉口和武汉,有700多处小据点。为了牟取暴利,日寇极力倾销毒品,并且奖励那些走私商人,每卖出去1两毒品就奖励数十元。为了掩人耳目,日寇打着贩卖香烟的旗号贩卖毒品。 不仅如此,日寇还打着“戒毒”的幌子,大肆贩卖各种戒毒药品。比如日本东兴公司就向中国内地大量出售一种叫“东光剂”的戒毒药品,其实这种戒毒药品一半成分是吗啡。 (2) 疯狂掠夺 在沦陷区,日寇肆无忌惮地掠夺各种物资,同时也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套购物资。每当收获季节,日寇就以高价来收购国统区的粮食,一些奸商贪图暴利,把大量的粮食卖给日寇,甚至引起某些国统区闹饥荒。除了粮食,日寇还高价收购油、牲畜、木材、炭、茶叶、药材、樟脑、猪鬃、金属等。
抢劫的日寇
(3)经济封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严苛的封锁,力图虚弱我抗日力量。日寇和伪政府明文规定严格禁止各种矿产、金属、机械,以及粮食、棉麻、煤炭、桐油等进入根据地。 汪伪政府规定,给敌方提供米粮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4)发行公债 除了日本国内,日本还在中国占领区发行国债筹措战争经费。比如日本在台湾发行国债,截止到抗战结束,台湾各个银行持有的日本国债高达8.8亿元,再加上个人或公司持有,总计30亿。同样,日本也在大陆地区的伪满、汪伪、蒙疆伪政权大量发行国债。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沦陷区发行了34亿元的国债。日寇甚至强迫沦陷区人民把钱存入伪银行,准入购买日伪国债。 这些国债都是长期债劵,抗战结束后绝大部分都没有兑付。
日军 新四军对日寇的经济战 1941年,华中局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与破坏本币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建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的精神,积极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与日寇的封锁政策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此前日寇大肆掠夺高价收购根据地的粮食、棉麻、牲畜等,导致根据地生产下降、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经济。 新四军针对这种情况,成了边区贸易统制总局(又称物资统制局、贸易管理局)或公营公司,对根据地内的物资进行严格管理,尤其是粮食、耕牛、棉麻等进行严格管制,统购统销,同时积极动员群众发展手工生产,多使用土货,减少对敌占区商品的依赖。
新四军战士
公营公司每年出口大量的土特产,换回了根据地军民需要的食盐、电讯器材、纸张文具、五金百货、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因为公营公司进行大宗交易,降低了敌占区的物资价格。比如苏北盐阜地区的食盐运到皖江地区,价格由原来3斤大米换1斤盐,变成2斤大米换1斤盐。 为了防止敌人走私货物扰乱根据地经济,各根据地都在与敌占区相通的水路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进出货物进行严格检查。 对于那些根据地内不能生产的货物如西药、机械等一律不禁止,对于肥皂、牙膏、毛巾等日用品则少征税,而对于首饰、化妆品、祭品等奢侈品、迷信用品则征收高额关税。
日军
新四军的出口政策是严格限制粮食、军用物资原材料等出口,以防资敌。这些政策对杜绝走私、稳定市场、提高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1941年,天长、高邮根据地的大米、小麦只需要三四十元一石,而南京的大米则要伪币160元。对于那些走私商人,新四军则坚决打击。对于检举走私者,一经查出,发放奖金。 除了物资之外,新四军还与日伪进行“货币战争”。 日伪在沦陷区没收法币发行伪币,却把没收的伪币到根据地大肆掠夺物资,严重冲击了根据地的经济。为了维护根据地的金融安全,各根据地纷纷成立银行发行,发行自己的货币。
大江币 1941年后,新四军在各个根据地成立了江淮、盐阜、淮海、淮北、淮南、大江、江南、浙东、建设和华中十大银行,共发行了242种纸币,将金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敌占区商人进入根据地,必须将伪币兑换成根据地货币,并且以易货贸易为主,根据地内严禁伪币流通。 富得流油的新四军第七师 提起八路军新四军,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们都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条件较差,生活比较艰苦。但有一支新四军部队却富得流油,它就是新四军第七师,被誉为“富七师,甲全军”。 抗战时期第七师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军费最充足、伙食费标准最高、武器最先进(全服日式装备)、财政最充足的部队,部队从不到2000人发展到3万多人。连第七师的军服用的都是进口龙头细布,这在全军是独一份。
影视剧中的新四军
在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的皖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3月后改称“皖江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七师一方面打击日伪,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积极开展对日伪进行经济战。 新四军第七师活动区域为皖江地区,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还与芜湖、南京等大城市相邻,是商贾必经之地。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第七师积极展开经济活动。 第七师调集重兵,封锁根据地与沦陷区的通道,掐断日伪的粮食供给,令日伪地区粮价高涨,迫使日伪花费更多的金钱来购买或者用根据地缺乏的物资来交换;控制盐业,由贸易总局统一供销;保障进入根据地商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实行一站过境税制等等。 为了获取根据地紧缺物资,第七师在汤家沟建立贸易区,以我为主,与敌伪顽进行特种贸易,满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短短两三个月内,大批商贾云集汤家沟,运来大批货物交换根据地的粮食。汤家沟很快建立了两三百家商铺,常驻人员高达三千人,白天人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一片繁荣景象,被誉为“小上海”。 第七师还联络在上海的爱国商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秘密购买电台、西药、医疗器材、油墨、炸药等特种军需品,运到根据地支持抗战。一些伪军见钱眼开,竟然也私下与新四军进行武器交易,比如许多日本造机枪、弹药、掷弹筒、马刀等,都卖给新四军。 在抗战时期,第七师在与敌伪顽的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购买了大量的军需品,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战期间,第七师一共歼灭了3万日伪军。
新四军第七师政委谭希林 同时,1942年至1945年间,第七师还向新四军军部上缴了5300万法币(折合黄金26万两)。抗战胜利后,第七师北上,向当地政府转交的资产达50万两黄金。新四军对日寇的经济封锁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日军难以获得根据地的粮食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原料,使其“以战养战”的政策大打折扣,而新四军则打破了日寇的封锁和经济掠夺,将根据地内的物资出口到敌占区,获得了根据地内无法生产的武器、机械、药品、日用品等。 新四军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利用市场规律金融手段,掌握主动自力更生,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不断发展壮大,在抗日战场经济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加速了日寇“以战养战”侵华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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