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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文兴骈赋，武通西域，以雄浑壮丽为美，以立业安邦为耀。从两汉文明整体特性看，很多事物不是为了实际功用而存在，而是为了展示帝国的辉煌和威严，是为了“狼振大汉之天声”。汉朝的建筑艺术，特别是阙的建造，就是这种美的具体体现。 城阙、宫阙，显示的是皇权的强大；第宅阙和墓阙，显示的是家族的辉煌，从显示皇室气度的城阙和宫阙下沉至家族与个人，就产生了第宅阙和墓阙。古代社会又十分重视祭祀神灵，于是产生了祠庙阙。 最初的阙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功能，如“象魏以悬法”的冀阙和被视为正门的未央宫北阙，用以展示权威和阶级。随着汉武帝营造建章宫，图刻双凤的凤阙为阙增添了神秘主义色彩，使阙向着神秘主义方向演变。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们对天地、山川以及各种神祇的祭祀逐步体现在建筑上，庙祠阙（神道阙）应时而生。同时，随着“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发展，仿照阳宅之阙建筑理念建立的墓室之阙，在汉代风行。 这些变革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呈现出多样性，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宗教、祭祀和生死观念的不断发展。汉阙也成为古代社会中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汉阙考源 《说文解字》记载：“阙，门观也。”最早多为宫室大门前的装置性建筑物，通常左右各立一个，夹住宫廷出入口。因“阙”通“缺”，两阙中间缺处为道路，所以被称为阙。刘熙在《释名》中进一步作出解释： “阙，缺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 现存中国地面古建筑中，以阙为最早，因此被视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水平和艺术风格，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启母阙，东汉，高约3米，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南麓万岁峰下，原为启母庙前的神道阙，是公元123年颍川太守朱宠所建，分为东西二阙。西阙上有“铭”和“请雨铭”，阙身上图案包括马戏、狩猎、蹴鞠等活动，十分华丽。 
西周时，阙又可称作象魏，被作为悬挂法律条文的地方，到西汉，建阙之风风行，因其繁盛于汉，于是被冠以“汉阙”之名。自出现以来，阙的表象意义就要大于现实意义，从最初的标表宫门、昭示四方，到后来的区别尊卑，彰显权贵，再到结合神道、表意天门，阙的意义不断丰富。 汉初天下未定之时，督建宫廷的萧何对崇尚节俭之风的汉高祖说：
“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为显示威仪，并且遵照不让后世宫室建筑超过它的理念，汉高祖支持萧何建成了约占当时长安城总面积1/7大小的未央宫。又依据“厌胜之法”，采取水德之制，在宫中建造了宏伟壮丽的东阙、北阙。随即，未央宫的北阙一度成为上书、请愿、请罪、行刑的场所。
换句话说，巍峨壮丽的东阙、北阙，就是大汉帝国威仪的象征。这种“其以宫室填服天下”的做法，虽然被司马光等史学家认为是示子孙以侈，致使大汉流于淫靡。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大汉张扬威武、以大为美的性格。
此后，“宫阙”的威仪逐渐渗透进达官贵胄阶层，为显示尊贵，汉朝权贵以营建室阙为荣，又因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理念，墓阙也逐渐盛行。 种类形制，功能演变 阙从功能及位置上，可分为城阙、宫阙、第宅阙、墓阙和祠庙阙五类。 第一类城阙，作为立于城门两侧的标志性建筑，是阙中规模最大的一种，象征着城邑的威严和庄重。存在初期，也兼具一部分军事防御功能，士兵可立于城阙之上瞭望敌情。现今我们已无法目睹古城阙的雄伟，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窥探其壮丽的面貌。《诗经·郑风·子衿》中有“挑兮达兮，在城阙兮”的描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也有“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的名句。 第二类宫阙，建立在宫城和宫殿两侧，规模宏大。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将秦国都城由雍徙至咸阳，筑造了雄伟的“冀阙”宫廷，并悬新法于冀阙上，称“象魏以悬法”，冀阙在此作为彰显无上威德的工具，代表着法的高贵与统治阶级的威严。城阙与宫阙通常与城墙和宫墙相连接，形成一体。现存宫阙中仅有明清时期的紫禁城午门是从汉代演变而来，其余尽皆湮灭在岁月的洪流中。 前文中提到的未央宫以厌胜之法营建的东阙和北阙，就是宫阙的代表。据颜师古记载，未央宫虽然面向南，正门却设在北阙。在此布局下，官员上朝时都从北阙进入，这为北阙赋予了更高的政治意义。北阙成为政务活动的主要场所，承担了上书奏事和谒见的基本政治功能，“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 到汉武帝时期，建造建章宫时依旧遵照厌胜之法。为压服火灾，建立了凤阙（亦称圆阙），高二十余丈，约46米，阙上铭刻双凤，阙的功能往神秘性和宗教性方向演变。 第三类第宅阙，立于贵族府第的入口两侧，规模较小，阙间设门，覆以屋顶。其存在旨在展示贵族府第的气派、彰显贵族的独特身份和生活方式，建筑风格和形制反映着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在阳宅阙的范畴之内。甘肃张掖汉墓出土陶楼院，以及河南焦作汉墓出土彩陶仓楼，或属于这一形式。 沈府君阙，东汉，高 4.8 米，位于四川渠县。其东西阙相距 21.6 米，东阙雕有青龙，西阙则是白虎，并有铭文“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可知其主人曾在交趾郡（今越南北部）为官 
第四类祠庙阙，或立于祠庙入口两侧，或立于祠庙的神道上，因此又被称为“神道阙”。后文将展开讲述的嵩山三阙——太（泰）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均为祠庙阙，祠庙阙的产生与宗教信仰、祭祀仪式等有着深厚关联，阙上浮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祠庙阙一般为子母双出阙，形成天门，与神道相连。 
太室阙，东汉，高约 4 米，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前，为太室山神庙的神道阙。阙身刻有以车马出行、马戏、狩猎、奇禽珍兽、斗鸡、杂技、楼阁为主题的各种图案，对研究东汉美术史有极高的价值。 
第五类墓阙，立于墓前神道两侧，是阙制从阳宅转变为阴宅的表现，李白诗中所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即为墓阙。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葬礼向来是礼仪之首。《荀子·礼论》中说：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这一理念的普及让古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此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及随葬物品均应仿照阳间的生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死者的墓地被看作是连接阴阳世界的媒介，陵墓建筑和随葬品的配置被视为对逝者的尊崇和对其灵魂幸福安宁的祈愿。阙作为陵墓建筑中的一部分，是通天之门，自然而然从阳宅前被挪至阴宅前，成为墓阙。通过建造墓阙，人们向神明和祖先表达敬意，强调死者的尊贵身份。
墓前建阙的风尚起于西汉，原本只是帝王专属的权力，到东汉时期，放宽至达官显贵。阙的形制和规模仍有明确的规定，以别尊卑。遵照礼制，皇帝用三出阙，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可用一对二出阙。一般官员只能用一对单阙。但由于墓阙已成为奢侈和特殊的建筑，显示着权力和地位，因此在汉法无法辖制的地域，多存在超越规格的僭越行为。
典型的有西汉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之墓，霍光死后，汉宣帝与上官太后（霍光之女霍成君）一同到场治丧，以皇帝级别的葬仪葬霍光于茂陵之侧，黄屋送葬，谥号“宣成”。霍光之妻犹嫌不够气派，将霍光生前自己安排的坟墓规格扩大，“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这是僭越礼制的行为，后来也招致祸患。 霍光的葬礼是汉宣帝允许的，也是第一个以臣子身份用帝王葬仪的，由此还诞生了一个词，“依霍光故事”（这个词也与霍光行废立之事有关）。后世如司马懿、司马师、王猛、桓温、高欢等人帝级规格的葬礼记载中，都要加这句“依霍光故事”。《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葬礼： “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师，时年七十三。天子素服临吊，丧葬威仪依汉霍光故事，追赠相国、郡公。”
依前所述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轨迹，即汉阙种类的丰富，是伴随着阙的功能性演变进行的。 少室阙，东汉，东阙高 3.3 米，西阙高 3.7 米，位于河南登封少室山南麓。西阙北面有篆书题额“少室神道之阙”。 
中国最美汉阙 由于阙的功能性演进，致使阙与墓葬完美融合。刘勰《文心雕龙》载：“自汉代以来，碑碣云起。”但千载岁月过去，随着王朝更迭，城池兴废，经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如今现存于世的汉阙仅有三四十处，分布在四川、山东、河南、重庆等地，以四川遗阙数量最多，占全国总数的1/2左右，尤其是渠县，被誉为汉阙之乡。 雅安高颐阙；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夹江的汉末“益州太守”杨公阙；梓潼李业阙；绵阳平阳府君阙；德阳上庸长阙等，都是研究汉阙的宝贵财富。
建造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的雅安益州太守高颐二阙和益州太守高颐碑是全国唯一碑、阙、墓、神道、石兽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葬制实体，其阙身则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雕刻最为精美、内容最为丰富的珍贵古迹。 高颐阙为子母阙，其形制严格仿照木结构阙，建成柱、斗拱、枋、椽齐备的十三层重檐五脊式庑殿顶仿木结构石阙，被建筑史家刘敦桢誉为“中国最美汉阙”。 高颐阙，东汉，高约 6米，东西阙均为子母阙，但东阙的子阙已残。两阙北壁皆有铭文。阙身刻有汉高祖斩蛇起义、季札挂剑、师旷鼓琴等多个历史故事。 
从古至今，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对高颐阙的评价颇高。鲁迅在看到高颐阙拓本后赞叹：“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并手绘高颐阙图。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在四川考察时来到雅安，完成了对汉阙的测量、绘图、拍照等研究工作，对高颐阙的宏伟赞不绝口。
高颐阙东阙已残，西阙完整，东阙铭文“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高君字贯方”，西阙铭文“汉故益州太守阴平督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二阙之间的高君颂碑，完整记录着墓主人的身世背景、官职、功绩等内容。 根据记载，高颐字贯方，其远祖为颛顼帝，举孝廉而为官，因清正廉洁，受百姓爱戴，死后立碑建阙，以彰其德。
逐一来看高颐阙碑、阙、墓、神道与石兽的完整性。高颐墓的封土距阙 163 米，墓碑刻有铭文：“汉孝廉高颐墓。”碑文较为清晰。阙与墓中间160米的神道，现已被国道从中隔断，但没有发生位移。阙前两尊石兽，一曰“辟邪”，一称“天禄”，分雌雄并立，威猛熊健，为汉代石刻精品。辟邪、天禄，均为古代传说中似狮而带翼、似鹿而长尾的神兽，天禄与“天命”和“禄位”有关，谓能祓除不祥，永绥百禄。墓阙之上多有天禄图刻，寄托着古人辟邪除灾的愿景。阙身上完整画像63个人物、38种禽兽，花草树木、服饰器物20余类。
与高颐阙相比，现保存较完好的墓阙，还有平阳府君阙与渠县冯焕阙。 平阳府君阙现坐落于四川绵阳博物馆新馆舍大门前，同为子母阙。其左右阙及耳阙皆全。母阙高5.45米、宽1.66米；子阙高5.29米，两阙南北相距26.2米。母阙“汉平阳府君叔神道”铭文，现仅存“汉平”两字。因其形制如同书箱，也称“书箱石”。
平阳府君阙，东汉，高 5.4 米，位于四川绵阳科技馆前。此阙的特别之处在于，南梁时期由于佛教盛行，有人在阙身上另凿出了 33 个佛龛，形成汉阙中独一无二的景观。 
平阳府君阙与渠县沈府君阙从名字上看比较类似，“府君”是汉代对郡相、太守的尊称，也多用于碑版文字，敬称已故者。渠县沈府君阙两阙东西相距21.62米，阙高4.84米，阙主身份无稽可考。
冯焕，即冯焕阙的阙主。该阙是渠县汉阙中唯一一座阙铭清晰，阙主身份可信的汉阙。建于东汉建光元年（121），原为双阙，现仅存东阙的主阙部分，高4.38米，阙身正面铭文为“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根据阙铭和史料可知，冯焕字平侯，东汉巴西宕渠（今渠县土溪）人，曾跟随班固北击北匈奴，骁勇多智，屡立战功。建光元年（121）初，幽州刺史冯焕奉命率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领兵征讨高句丽。但由于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人伪作玺书并赐以欧刀（古代处决用的刑刀），病逝于狱中。汉安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痛惜，遂为其平反。《后汉书》记载：“帝愍之，赐焕钱十万，以子（冯绲）为郎中。”冯焕阙或为其子和旧部在平反后为他立的阙。
冯焕阙，东汉，高 4.3 米，位于四川渠县。阙上有铭文“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可惜西阙已毁，仅存东阙。冯焕曾经参与对匈奴和高句丽的战争，但被奸臣陷害而死。之后，汉安帝为其平反，并赐家属钱十万。 
高颐阙、冯焕阙、沈府君阙、平阳府君阙均在1961年进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阙身上雕刻的内容极为丰富。高颐阙雕刻历史故事有高祖斩蛇、季札挂剑、周公辅成王、师旷鼓琴。神话传说如饕餮、三青鸟、九尾狐、三足乌、黄帝遗玄珠、神荼、郁垒、吴姬天门、天马、飞黄、龙、虎、鲲鹏，以及四角的角神等。平阳府君阙上图刻则更生活化：追猪图、舞乐图、羽人戏马、双人对舞、猕猴母子、束发力士与双狮搏斗，甚至有一女子于半启柴扉内扶门远眺图，涉猎之广，造像之精，都为研究汉代建筑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少室阙上的马戏图像 
启母阙上的“果下马”，因为身材矮小能在果树下穿行而得名，是汉宫中贵人们常用的小马。 
启母阙上的蹴鞠图。蹴鞠的历史相当古老，汉朝还出现了介绍蹴鞠运动的专著，即“蹴鞠二十五篇”。 
除了阙身上的图刻，阙本身也是“天门”（升天之门）。古代关于天宫的画作中，天门的形象都是参照阙的形象建立，这是古人对神仙世界的理解和想象，对“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奉行，以及对长生不老、极乐净土的向往。 诗词中的汉阙 因其丰富的内涵，汉阙成为一个代名词，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在古代文学中，众多皇帝、诗人常将汉阙作为表达情感和描绘景象的重要元素。 在庾信的《王昭君》中“朝辞汉阙去，夕见胡尘飞”，汉阙作为朝廷和故乡的象征，比照胡尘，用于表达离开故地的凄凉和远行的无奈。樊珣的《忆长安·十月》中提到“万国来朝汉阙，王陵共猎秦祠”。李隆基的《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曰：“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汉阙成为庙堂与国家的代表，比照的是江湖。骆宾王的《帝京篇》云：“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李白的《相和歌辞·对酒二首》载：“自古帝王宅，城阙闭黄埃。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宋之问的《明河篇》说：“洛阳城阙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汉阙又常跟帝都、帝宅、洛阳、长安等并举，凸显其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武则天在《唐享昊天乐·第十二》讲道：“登金阙，入紫微。望仙驾，仰恩徽。”《郊庙歌辞·武后大享昊天乐章》载：“闓阳晨披紫阙，太一晓降黄庭。”通过金阙、紫阙的描绘，这些记载表达了对神圣天命和紫府黄庭这类神仙境地的崇敬与向往。 此时阙超越现实形态存在，被赋予抽象概念和神话色彩。这些永垂于史册中的文字，凸显了汉阙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显赫地位，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 
【杨公阙】益州牧杨宗阙，在四川夹江双碑村，阙高近5米，东西阙相距13米，是汉代益州牧杨宗墓阙，由红砂石堆砌造成，十分鲜艳。 尽管阙以石制，历经千年而尤在，但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仍如浮阳灭霁景般渐次消亡，所存皆是稀世珍宝。因“大礼议”事件触怒明世宗、被贬谪至滇南的大明第一才子杨慎，晚年在漫游川滇等地时寻访古迹，见到现已毁坏的四川新都汉王稚子阙，留下这样的感慨：
“……斯人已宿草，遗镌此丘阿……手摹且腹划，絷维久蹉跎……纠谬勘史传，岂徒工磔波。作诗继猎碣，辩口愧悬河。”
在这些沉淀数千年风霜的石头上，人们窥见古代文明的绚烂。除阙之外，出土的碑文石刻如时间信使，以碑、碣、摩崖、石阙、石经等多种形式，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而存在，均为研究古文字、书法、文学、历史演变的重要实物和历史遗宝，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李业阙】位于四川省梓潼县长卿镇，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36），为单出独阙，独石刻成。阙身正中阴刻隶书“侍汉御史李公之阙”八字。《后汉书 · 李业传》记载 ：“李业，字巨游，梓潼人，西汉末年举明经，除为郎。新莽时举孝廉方正，不就，公孙述据蜀，累聘出仕，业抗拒不从，为述所杀。”从史料可知，李业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与东汉交接之际，王莽篡汉后，慕其贤名，招之不来，公孙述窃居益州自立为帝后，招之又不来，并回复壮言“名可成不可毁，身可杀不可辱也”，于是被赐死。因害李业，公孙述“耻有杀贤之名”，而李业因忠孝，死后建墓阙，旌表其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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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13 00: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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