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文如玉

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 ），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沈醉在民国期间，先后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员。196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被认定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勤于著述。

文如玉

（1）“你也来了！我还活着”

1956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

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

比如，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山东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团司令一级的高级军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东被俘的，却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去囚禁。

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

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

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心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说一声：“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

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国民党被俘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

当时，谣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中共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

1956年，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

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1943年，沈醉与家人合影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小灶饭”，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

大多数人，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中灶饭”。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的，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

比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他们都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镇反”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大家才洒泪吃了最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

战犯们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上的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个地区完全不相同。

比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和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

有的地方还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做什么，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犯了狱规，还要受到比手铐脚镣更重的处分。

不过，大多数还可以，只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范围，每天还能出房间走走，也不随便打骂。但一到夜间，看管都是相当严格，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在晚上谈什么，可能是怕这些人商量越狱吧！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还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的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但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

我们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也能自由往来和交谈。

戴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当时，一些被俘中、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表示不服气，发出“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种种牢骚。

中共干部们便进行解释和说明，大意是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生活，但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比较好地接受改造。

而且，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特别是对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一般被俘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所以，没有必要再提高而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们听了这些话后，最注意的是说他们“改造的时间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希望早点恢复自由，所以，闹过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

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我集中在重庆原来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也称作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则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办伙食的，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

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

再加上我们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

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受训？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一般总是说，他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

但是，他们还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认为，训练时生活待遇都这么好，毕业后，保管能当上较高级别的干部。

所以，那时候经常有人去打听，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以便早点能进去。

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人。

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这一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去也不敢去了。

随后，四川省公安部门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反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在四川杀过不少的人。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那些旧军阀什么司令一类的人，也都是杀人不少。

公安部门怕被杀害的人的家属去找这些人的麻烦，便在集中后实行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进行参观时，先把王陵基、徐远举、廖宗泽（因他在重庆破坏了许多兵工厂，捕杀过不少兵工厂的工人，工人认识他的很多）三个人送往北京。

不久，我和几个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参观中美所内的烈士陵园（新中国成立前夕，军统把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内几百名犯人杀后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几个人认出了我，便一把将我扭住，问我把他们的父、兄抓去后怎样处置的？

他们提出：“生要人，死要尸！”我正在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时，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赶来，一边向他们说理，一边要解放军把我保护回来。

过了几天，我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

徐远举在没有被送往北京之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去找他，问重庆解放前夕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有哪些叛变了，要搞一些核对工作。

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女干部曾表示和他谈完后，还要找另一人谈。

徐远举便在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站在窗口高声喊了一句：“××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

那位女干部立即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徐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会使她那样生气，又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她更气得不得了。

管理所的负责人赶忙跑来一问，才向对方解释，这是误会，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做什么、谈什么等都称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却把这个“搞”指为男女之间的事，说明这是方言的误会。

可那位女干部还是气呼呼的，管理所的负责人连忙举出了另一件因方言发生误会的事，来证实徐远举不是故意来占她的便宜：

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什么东西好敲钉子，有个战犯便用讨好的口吻对她说：“我去把锤子拿给你用。”

那位女干部也气得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川人把男性那家伙叫“锤子”，而把锤东西用的锤子叫“钉锤”。

世界上的事，真是无独有偶，徐远举闹过笑话后，郭仲容接着又闹出一次笑话来。

郭仲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随徐复观一同派往延安，担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派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联络参谋。

徐复观做了一段时期不愿再去，郭仲容便被提升为少将，接替徐的职务。他在延安住了好几年，经常受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款待，也不断送些中共的文件让他看看。

在这些中共领导人耳提面命之下，此君思想丝毫未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拼命地反共，被俘后，也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改造。



西南战犯管理所一角旧照

原来，我们都以为共产党不讲私交，只讲阶级仇恨，以后发现并不是绝对的。有一次，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陈赓大将去重庆看守所，看望和他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宋希濂、曾扩情、国民党兵团司令钟彬、汉中警备司令刘进四人，并请他们吃过饭。

贺龙元帅也去看过我们，并问过我们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而认识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人，一到重庆，也总去看看他，和他聊上几句。

有一天中午，郭仲容在睡午觉，有一男一女去看他，见他睡了，就没有叫醒他便走了。他们刚一走，郭便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就赶快站在窗口大叫：“请那位男先生回来！”结果没有叫到，因他们已走得相当远了。

一会儿，管理所的人便来责问郭仲容：“你乱叫什么男先生？”郭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一样称呼他为同志，不叫先生又叫什么？”

那位干部便告诉我们一个新名称：“首长！”以后，凡是来看望我们的“首长”，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干，对我们都很客气，也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胜利者的骄傲姿态，望之令人生畏，大都是和颜悦色地和我们谈上几句，有安慰、有勉励，很少板起面孔，教训一顿。

相反的，那些年轻、党龄短的中下级干部，对我们却是以“左”的面貌来表现出他的阶级立场，如果不板面孔，好像就不足以划清和我们之间的界限似的。

甚至认为，如果和我们聊聊闲天，就会受到我们的传染，变成反动派。所以，那些职位越低、党龄越短的干部，见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我们这些人，也不解他们越“左”越好的心理，报之以“相应不理”，一般都没有向这一类“小字辈”低三下四。

文如玉

（2）从头开始

毛泽东所制定的“改造政策”中，有那么一条，“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各地的劳动农场，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般都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而战犯管理所的上层领导——公安部，则在改造战犯时，对这一条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

因为，要使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连一个月16元的伙食费都挣不到，更谈不上穿衣服等了。

但是，中央的规定又不能不执行，所以在集中改造后，对战犯们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开始，更只是象征性地劳动一下，以示“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1956年，我从重庆转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改成的北京战犯管理所，从华北、东北等地参观回来后，所方宣布，要在每一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为”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也可以不参加。

规定虽然说“可以不参加”，但是，谁都知道一项都不参加，管理人员即使不说什么，而一些想求表现的“同学”也绝不会不利用这一机会来“帮助”一番的。

所以，哪怕是不愿意或身体不太好也得象征性地参加一项。比如，兵团司令刘嘉树，就对我说：“你不要以为说‘可以不参加’，你要真的不参加，到时用棉花也塞不住耳朵（指‘同学’的批评）。”

因此，刘嘉树便报名参加缝纫组从事铺棉花、补破衣裤等最轻微的劳动，我也和他一起，主动报名参加了缝纫组。

后来，理发组成立后，只有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报名，因为，他过去在山东监狱时学过一点理发，他便动员我参加这个组。

这个组的工作时间和缝纫组工作时间不冲突，只有每星期日理一次。开始我不大愿意，因为给人理发太脏，而且站着干活也累；他劝我说：久了就习惯了，我也只好同意。

缝纫组成立后，管理所便搬来几部旧缝纫机，可是，没有人会使用。正在为难时，却从黑弯里杀出一个李逵来。

原来，杜聿明因病已摘掉了一个肾脏，规定可以免除劳动的，此时，他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缝纫组的工作，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

我以为他在吹牛，可这位担任过东北九省司令长官的“老病号”告诉我，他在担任机械化军长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由他妻子曹秀清任厂长，他不但对坦克车等有兴趣，会修会拆，对缝纫机也一样会弄。果然，他一坐到机器旁，便能运用自如，我跟他学了半天，也就开始干了起来。


杜聿明旧照

因为我们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关系。我开始小心翼翼，居然缝了半条裤子，便有点“艺高人胆大”，骄傲自满起来，当我正准备把另一只裤腿缝好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到“啪”的一声，针折断了！

我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连忙跑过来，急得连连摇头。一般人看来，这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时却是大事一件，即使不被扣上“破坏公物”的帽子，也起码是“损坏公物”。

因为，一部机器只发一根针，断了就得写检讨去补领。我写好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自请处分等送上去之后，准备挨批。

结果却是大出意料，管理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这样，我和杜聿明才如释重负。

下次怎么样留心呢？主要是不能让机器向相反的方向倒转，只要皮带轮是朝自己的方向转动，就可以避免断针的危险了。于是，我便把一个指头插进皮带带动的轮子里，让它先慢慢朝自己坐的方向转动成了惯性，才敢把指头抽出来，以后，便再没有“损坏公物”了。

缝纫组最爱闹笑话的，要算四川老军阀王瓒绪的儿子王泽浚，他被俘以前是一个军的军长，参加缝纫组时，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学钉纽扣。

看起来，这也是一件极平凡的小事，而这些将军拿起针线，却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几倍，好不容易才把针从衣服的反面刺进了扣眼，抽针时，比刺进去要用力些。

不料，就是用力太猛便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有一次，他把针刚一抽出，只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他扭过头一看，一针正刺在那个人颈子上，登时血流了出来。

这一下把他可吓坏了，经过认真检讨，总结经验，才懂得抽针时，针尖一定要对着自己，这样，即使碰到别人身上，也是小指和无名指，不会刺伤别人。

经过这一“流血事件”的教训，大家慢慢才摸索出一些搞缝纫的“技术”。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从来不会做针线活的，新中国成立后，住在单人牢房中，有时也得缝补一下，但也不存在会刺伤别人的问题，所以，他们连这种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得。

在学习理发时，我也闹过不少笑话，一开始使用手推剪，一不当心，往往把别人头发连根拔了出来，不懂得一定要慢慢把推剪提起来。

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用旧了的工具，经常把头发夹在剪子里，没有剪断，所以一面剪，一面只听到不停的“哎唷”呼痛之声，我自己也感到很难堪。

不过，有志者事竟成，多夹了别人几次头发，我慢慢地总结出一套经验，给人剪发，消除了黑白分明、被人称为“马桶盖”的情况。

我正在认为快“出师”了的时候，有一天，扩大哥（黄埔学生对一期老大哥曾扩情的称呼）突然提出，要我用剃胡子的刀给他剃光头。

虽然我在初次使用这种锋利的刀子给人刮脸和剃胡子时，割破过别人的嘴唇和鼻尖，有一次，还差点把人的耳朵都割下来，但后来掌握了使用这种刀的方法，割破嘴皮的事没有了，但剃光头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还很谦虚地说，怕剃不好，可是扩大哥却鼓励我：“一回生，二回熟。”于是，我也就同意了。

当我用温水肥皂给他洗过之后，他告诉我，最好让肥皂泡沫留在头发上，这样可以使头发柔软一些。我便按照他的意见，给他头上抹满肥皂泡沫，袖子一卷，便操起刀子朝他头顶上剃过去。

刀刚落下，只轻轻一拉，就听得他大叫一声：“痛！”我赶快把手一缩，禁不住喊了一声：“糟了！”只见白色的肥皂泡沫上，冒出一道鲜红的色彩。毫无疑问，是割破了老头皮。

我正在惊慌中，“师傅”牟中珩跑过来一看，赶紧用手指把出血的地方用力按住，马上送他去医务所。

给他上了止血药等之后，牟中珩便耐心告诉我，用剃刀给人剃头时，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一手把头皮拉紧按住，不使移动，才能下刀，否则，头皮会移动挤在一起，这样就非把头皮割破不可。

经过这次流血的实践以后，我也慢慢成了一名“理发师”。



黄维旧照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兵团司令黄维，在担任国民党联勤副总司令时，便听人说，全世界的科学界都认为，迄今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是一种不需要使用任何能源的“永动机”。

如果能创造出来，则再也不会存在什么“能源危机”，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幸福，永远为人类所敬仰。

从那时起，这位拿枪杆子出身的将军，便下定决心，想要突破全世界所有科学家都没有发明出的，这种不需用任何能源作动力的“永动机”，为人类造福。

这种愿望虽好，但是，没有科学基础的人，想造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制造出来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

不过，他老人家始终坚决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所以，在被俘前没有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被俘后，还是专心致志地钻研。

这种精神实在可贵，但泼冷水的也很多，他却毫不动摇。战犯集中改造后，他更认为，有条件可进一步研究，并绘制出图样，想进行试制。

管理人员认为，在改造期间，是以学习与改造思想为主，这些似有点“不务正业”，而不表示支持。他则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把自己这一愿望提出来，并给这种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机器定名为“黄维永动机”。

他认为，只要能制造成功，就可以惊动全世界，个人自由，不请自来。所以，他把学习等视为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事，不仅在学习发言中，不厌其详地反复谈他的“永动机”，而且，在外单位找他写一些临时性“外调”材料，询问他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情况时，他在写材料的纸上，也是写上他坚决请求支持他创造“永动机”的问题。

管理所的负责人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的请求，把他设计出来的图纸，送到中国科学院去审查研究。

几个月后，得到的答复是：

“经过反复实验，这种机器图纸，根本不可能达到不需要任何能源而能自己永远转动的设计要求。”

于是，很多人便认为，既经过科学院鉴定都认为不可能，不要再搞了。可他还是认为，负责鉴定的人不懂科学，他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

结果，管理所的领导便组织所有战犯和他辩论，他仍不服，还是坚持要继续研究，肯定可以制造出来。

由于他始终不放弃他这一主张，而把学习改造放在一边，所以，第一批特赦时，虽然他有许多优越条件可以争取早日出去，他却没有轮到。

但他满不在乎。当时，台湾还是陈诚的势力占优势，他是陈诚的亲信高干之一，他的同事和部下都在台湾军事方面负重要责任，他的特赦可以起一些影响，而他却坚决表示绝不改变他这一志愿，所以，几次特赦都没有他。直到1975年，全部释放时，他才得到了特赦。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他特赦后有了很多良好的条件，但“黄维永动机”还是没有制造出来。全世界的“能源危机”也正在一天天加深，不知他做何感想！



康泽接过特赦书旧照

比黄维立志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伟大愿望要渺小得多，康泽也想研究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简单办法，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实验。

这位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和“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自成一系的特务头子，被俘后，也居然想创造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也是值得大谈一下的趣闻。

康泽过去所领导的别动队，和德国当年的党卫军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权力，深得蒋老先生的信任，与戴笠、徐恩曾一样，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的头子。

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别动总队也派去一个支队，担任搜集情报和监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有一次，几个别动队员被红军逮捕了。不久，别动队也抓了几个红军，他们便将这些红军的心肝挖出来，祭奠被捕后被杀的别动队员。

当时，康泽得到部下这一事件处理的报告后，连声称赞，认为这不但可以鼓舞士气，还显示了别动队的力量。

因为他长期和共产党做斗争，新中国成立前，他担任襄樊地区的绥靖公署主任，被解放军将该区重重包围，他自知无法逃脱，曾举手枪准备自杀，后为部下将枪夺去，自杀未成。被俘后，天天等死，结果出他意料之外，竟一直把他留下来。

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后，经常看到，他在管理所放风的地方，站在花丛旁边一动不动地，看见蜜蜂飞来采蜜，便轻手轻脚地悄悄把蜜蜂捉住，把自己的左手背和左臂去让蜜蜂蜇蜇，有时，一边蜇一边咬紧嘴唇，一看就知道被蜇疼痛了。

我好奇地去问他，为什么故意让蜜蜂去蜇？这岂不是自讨苦吃！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说用蜜蜂去蜇患了风湿病的地方，比用其他任何方法医疗，都能有意想不到的疗效。

他的左臂闹风湿痛，便想用自己来做试验，如果真有奇效，便可大肆推广，让所有风湿病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这也是一项不小的贡献，所以，他宁愿以自己的肉体来做试验，看效果究竟如何。

我问他蜇了多少针了？他说还不到一百针，已感到比用别的方法好些，疼痛有所减少，可是，还没有完全治愈，所以他决心蜇上一百针，作为一个疗程来观察。

不过，后来我没有看见他再去捉蜜蜂，可能已蜇满了一百针，在等待看后果。

1964年春天，他刚特赦不久，我们便去南方参观。这时，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满树、群蜂乱飞的好时光，我一看到蜜蜂便赶快去喊他来捉。

他笑笑摇摇头说：“不捉了！不捉了！蜇了一百针，还是没有一点效果，还是依靠蜡疗治好的。”

他一面说，一面把袖子挽起，指着手臂上还留下的几个米粒大小的疙瘩说：“有些蜜蜂可真厉害，蜇过隔了那么久，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尽！”

老天未免太无眼睛，为什么让这个立志想为风湿病患者创造发明奇效验方的好心人，白白被蜇了一百下，一点成绩都没有呢！

文如玉

（3）有趣的几件事

国民党国防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有幽默的天才。他不仅能文善武，而且是一个青帮头子，懂得的花样很多。



每年春节的联欢晚会上，他能表演京韵大鼓、八角鼓、相声，真是说唱俱佳、多才多艺的全面手，我最爱和他聊天，主要是他说话很幽默、有趣。

有一年，快要过春节了，他忽然对我说：“老沈，今年春节我请你喝酒！”

我认为他又在开玩笑，因为，管理所每到逢年过节，总同意让战犯们自费去购买一些糖果之类的食品，但是，却从来不准买酒。我便和他打赌，如果过春节他真有酒，我一向不喝酒的人，也和他干上一杯；如果没有，他得表演两段新编的相声。

他一口答应下来，很有把握地说：“等着瞧！保证你输了！”

打从那天以后，我便看到，他每天跑医务所。到离春节只有三天时，我发现他瘦高的身上，左一块，右一块，贴满了伤湿止痛胶和大张的狗皮膏药，但是，他还是往医务所跑。

到离春节只有一天的时候，护士送一个小酒杯给他，要他好好保存，不要弄脏弄破。

临睡前，医生拿着一瓶酒，站在寝室门口，要他把酒杯拿出来，满满给他斟上一杯，便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完，才把那一瓶酒拿走。

我正在脱衣，他得意地拿着空酒杯走了进来，用舌头在嘴唇边上舔了几下，对我笑着说：“你输了没有？”

我也笑着说：“我们两人都没输，你酒吃了，却不能请我！”

他坐下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

“这有何难，我装腰痛、关节痛，医生给我许多外用药，我还一个劲地叫痛，说这些外用药不顶事。”

他还给大夫说，过去他犯病时，只有饮虎骨酒才能止痛，医生为了让他过一个愉快的春节，所以，给他去买了一瓶虎骨酒，每晚临睡前，让他饮上一杯。

他的这招真不错，果然能在春节那几天，每晚都喝上一杯。所以，他一听到医生或护士叫他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接受他骗来的那杯虎骨药酒。

而和汤尧恰恰相反的一个人，却非常害怕医生或护士叫他，这人是一个军长，姑隐其名，因其在海外还有不少的亲属。

此人过去一向爱嫖。他在担任中下级军官时，每到一地总得尝尝当地女人的风味，柳巷花街总少不了他的足迹。

后来，当了师长，钱多了，便讨上一个小老婆，但还不能满足。当了军长后，小老婆便有好几个了。

据他自己坦白出来，他所玩过的女人编成一个营还多一点，可以增加一个直属排，大致在五百左右。当然，玩过这么多女人，也会给他留下一些不光彩的纪念，在他军部里，便有一个医官，专门给他治花柳病。

在他被俘前，几种花柳病都基本上治好了，只有淋病没断根，偶尔还发作一下。

有一次，他去挂号看病。一踏进管理所的医务室，马上就退了出来。因为，只有一个新来的女医生在里面，那个常给他看病的男医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所以，他不准备让那个新来的女医生看。

可是，那位女医生已看到了他，见他退了出去，还以为他怕女医生忙，没有时间给他看，便赶快把从医疗器械柜中搬出来的东西放回去，追了出来，把他叫了回去，他也只好跟着她走了进去。

这位女医生很客气地说明，她因为没有病人来，所以整理一下器械，还是先给他看病要紧，这样一来，他便只好坐下来。

女医生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迟疑了一下，才慢吞吞地回答了一句：“下面有点痛。”医生很奇怪，便又问：“下面？是肚子痛，还是脚痛？”因为，这些部位都可笼统称为“下面”的。

这一问，他不好不进一步说明：“是解小便时有点痛。”她便叫他：“拿出来，我看看。”

这一下，使他不知如何是好。过去，他见了女人唯恐拿出来不快，现在却害起羞来，慢慢把裤子解开。

女医生看到他这样子，便鼓励他：“怕什么？哪个男人没有！”他才把那东西拖了出来。

没料到，医生还叫他站过去一点，他实在不好意思，只好移动一点点。医生却认为不够，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站到她身边才好检查，他只好走过去。

医生直到看见尿道口有东西流出来，马上用小玻璃板接下流出来的东西，闻了一下，才叫他回去，说等化验后，再给他开处方给药。

他如释重负一样跑了回来，把这一经过向我们介绍。大家都笑他，他说：“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要先拿出来，万一她脸孔一板，责问我，甚至扣上‘企图强奸女医生’的罪名，我怎么能吃得消？”

第二天上午，那位女医生便到我们学习室，把他叫了去。他回来时，我们看到他满头大汗，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便赶紧叫他讲。

他说，真没有料到，那个女医生还带来十来个医学院的女学生，都很有兴趣地叫他把那东西拿出来给她们看，好几个都和那个女医生一样抓起来就来回扯一顿，直到流出东西来才住手。

原来，这种病新中国成立后，很少见到，许多医学院想找一个实例作教材都不容易，当那个女医生拿去化验，查出他是淋病后，便把那东西当作教材使用，所以，弄得他满头大汗。隔了一天，又有一批男女实习医生也把他找去看了扯了一顿。

后来传了出去，凡是要看看淋病实例的都来找他，所以，他一听到医生叫他的名字，便感到害怕，不愿老去献丑。

六一居士者，郭一予将军也。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老大哥，跟着国民党的“福将”刘峙多年，但很不得意，所以，黄埔军校（以后改为中央军官学校）举办“高干班”，他又去第一期受训。



郭一予旧照

尽管有这两个第一期的学历，还是当不上大官，他便想从军队转到搞行政工作，正遇上中央训练团成立，他又去该团党政班第一期受训。

可是，毕业后，还是不得志，中央训练团又办了高级干部训练班，他又去接受了第一期的训练。接着，庐山训练团和陆军大学将官班刚一开办，他都赶去第一期受训。

这六个班（校、团）虽然他都抢着在第一期，可是还是爬不上去，光靠学历，没有后台支持，加上本身也庸碌无能。他便以自我解嘲和带点牢骚的情绪把自己称为“六一居士”，以显示自己的学历。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总算在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保荐下，当了中将政治部主任。

淮海战役发生前，刘峙早已看出没有胜利的希望，便借故溜走，将“剿总”所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部交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

不久，这一批近百万大军，慢慢被解放军各个击溃，黄百韬、邱清泉两个兵团被消灭，兵团司令也相继战死。

徐州“剿总”总司令部和剩下的黄维、李弥、孙元良等几个兵团，被解放军一层层包围起来。圈子一天天缩小，几十万人的粮食便靠从南京用飞机来空投。

随着军队逃出的难民，早已绝粮，士兵也不能吃饱，而一些将级军官却还能照常吃喝。当时，搞政治工作，除给部队去打打气外，便是组织难民让他们搞点互助工作。

难民因没有东西吃，想偷偷逃出去，投到解放军地区解决吃的问题，又被阻止，为此，经常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

有一次，郭一予去视察难民，发现一个生得很美的女学生，他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便叫部下去找那个女学生的父母商量，想娶那个女学生当姨太太，条件是负责供应她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口粮。

这在四面被包围、跑也跑不出去的圈圈中，粮食是和生命一样可贵的。再加上那些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一向会吹牛，把郭一予说得好得不能再好，特别是能提供粮食，所以一说即成。

在炮火纷飞的包围圈内，年过半百的郭主任又做新郎，洞房便在他的掩蔽防空壕内，虽不是贺客盈门，也有不少将军前来祝贺，礼物也都是一个或两个罐头食品，以及半斤一斤面或米，这在当时便是一份厚礼了。

据郭一予说：这也是人的一生中少遇到的机会，所以他绝不放过。

新婚后，他连蜜月还没有过完，淮海战役就全部结束了，从副总司令杜聿明到兵团司令黄维和许多军、师长与“剿总”总部的高级军官，全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他这个“新郎”也演了一场“新婚别”。新娘下落如何，谁也不知道。

不过，郭一予却对那位还不满20岁的小太太多年念念不忘。我和他同在一个学习组的时候，经常听到他在睡梦中喊着那位可怜的少女的名字“珊珊”。

我多次劝他，不要再去想这些了，别人早已罗敷有夫，可能已“绿叶成荫子满枝”。但他却一直迷信临别时，她说过一句：“我等你早日相见。”

和“六一居士”相反的邢森洲，却时常想念他那位曾被戴笠玩弄过几次，后被军统长期囚禁的姨太太。

新中国成立前，邢的职务是两广监察使，一般人却开玩笑叫他“两广总督”。因他自己讲过，过去做两广总督的也有被俘虏过的（按：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后被英军俘虏的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所以，我们在和他开玩笑时，便叫他这一外号。

此人说来，也颇不简单，他常常和我们谈他过去的有趣经历。他是海南岛人，年轻时，看到别人去南洋一带谋生，他也很想试试，结果遇上几个海盗，他也不管，便加入去当了海盗。

他们在公海上抢劫了几次商船，但分给他的财物却很少。不久，这伙海盗全部被马来西亚政府捉了去，他横财没有发到，坐牢却有一份。

在那里，他举目无亲，连送牢饭的人也没有，便只好吃别人的残余。后来，他便利用过去看的一些小说，比如《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在牢里讲起故事来，听他讲的人都很高兴。

三年中，他在牢中反而得到不少财物，因为这些同牢的大都是非贼即盗，很讲江湖义气，花钱也不在乎。所以，他三年刑满出牢时，带了相当多一笔钱，他便想去做生意，可是不到半年，便把老本赔光了。

在走投无路时，他看到在新加坡的一位中医收入很不错，便假称慕名专门从祖国出来找他学医。

这位老大夫一听非常得意，忙把他收为徒弟；并利用这一新徒弟不远千里而来投奔他学医的事，大肆宣传，看病的人便越来越多，他也用心学医。

后来，这位老大夫病逝，他就顶下这个诊所，继续行医，生活过得很好，结识的华人愈来愈多。

有一年，他带着一批财物还乡探亲，和远亲加小同乡的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相遇，郑极力主张他回国参加特务工作，他就同意了。

那时候，广东统治者南天王陈济棠的一队飞机从广东飞往南京投蒋介石，邢森洲在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便在军统中走红起来。

戴笠经常派他去东南亚一带活动。他也利用搞特务的关系，吸收一些华人女青年参加，并和其中一些女的发生了男女关系。

有一个姓周的女人，使他十分满意。她对男人的照顾，处处体贴入微，他便把她收为小老婆，而且爱在人前吹嘘她。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她却与别人走了。

文如玉

（4）卜卦焚香和“批评专家”

桂系军阀张淦，是统率广西三个军的兵团司令，他一生都迷信阴阳风水，遇事必先求神问卦。

如在卜卦时，连卜上三个阴卦，则为“诸事不宜”；如卜了三个巽卦，则为“凡事皆吉”；三个阳卦，就不太好也不太坏。

在监室里，他这种问卜的方法，是用阴干了的小冬笋，剖成两半，问卜时，先把要问的事默念一遍，再恭恭敬敬地把两片卦合起来，向空一丢，看落下后的正反面。

如果一反一正，便是很吉利的“巽卦”，如果两个都仰面向上，则为“阳卦”，两面均朝下，则为“阴卦”。

为什么这位统率数万人马的将军，还会对这些东西那么迷信，一切取决于两片竹笋？


张淦旧照

我在战犯管理所时曾问过他，他十分自信地说，他过去从下级军官而慢慢升到中将兵团司令，完全是依靠这一东西的指示，无一不灵。

他还叙述从前内战期间和抗日战争时与敌人作战前，他每一次能打胜仗，都是先上了三个“巽卦”才下定决心的，而且，每次都取胜。

我便笑他为什么被俘前不先问卦，免当俘虏？他把头一摇，长叹一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又何况我辈哉！”

后来，我从他部下一个军长口中才了解到，他在和解放军作战时，也必先问卦才下命令，一进一退，都依靠卜卦来决定。结果，一次次打败仗，他还不肯听信参谋长的劝告，最后连司令部也被包围了。

这时候，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他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便笑容满面告诉劝他逃走的人，说什么那个司令部的方位和卦上都指示他，可以逢凶化吉，马上会有援军将包围的解放军击溃，用不着跑！他绝不干那种丢人的事，等等。

可是，话犹未了，解放军已冲入司令部，他连那一副宝贝卦都没有来得及带上，便束手就擒了。

在战犯管理所中，他虽没有卦，但还是遇事必问卜，没有卦就用自己穿的鞋子来代替，连分配他一个床位，他都先要用鞋子卜过之后，才决定，如方向不合卦上的指示，他一定要坚持他认为有利的方向。

为了这件事，在管理所中便开过对他的批评会。最后，他还是表示，他死也不能改变他这一相信卦上指示的信念，什么人的话他也不接受。

话既说到了极顶，“死也不能改变”，也就没有办法对他再提意见了。

和张淦一样，迷信这一套东西的还有一个，便是山西大军阀阎锡山的得力助手孙楚。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代理阎坐镇山西、死守太原的总指挥官，山西绥靖公署代主任（原为副主任，阎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后，由他代阎负责山西的工作）。不过，这人比张淦做得聪明些，不很仔细观察，还不容易发觉。


孙楚旧照

我和他是在同一学习组，每次调整床位、座位时，他总是先要弄清楚南和北的方向，再看自己分配的床位、座位是否睡下坐下后吉多凶少。

有一次调整房子，我因常常写材料，便分配了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他不写东西，就给他分配在一个角落里。他想改变一下，没有得到同意，便私下和我商量，想和我对调一下。

我便问他，为什么要换？他看我平日对他很照顾，又不愿得罪人，更不爱向管理人员去汇报别人的事，这才悄悄告诉我，他那个座位对他不利而对我有利。

因为，他根据两人的年龄、生肖等来推算，他宜面朝东，我则宜面朝西。我表示不相信，他才把太原解放前的一段事讲了出来。

当时，阎锡山许多部下全都集合在几个地下室内，把太原市最漂亮的女人找了去，最好吃的东西也弄了去，在那里尽量寻欢作乐，准备在死去之前玩个痛快。

但是，他却不去参加。因为，他问了卦，即使太原被攻破，他也无性命之虞，所以，等到解放军打进市区发生激烈巷战时，守在碉堡内那些高级军政人员在玩够吃够之后，便用炸药将那些碉堡地下室连人一起炸毁了。

而他虽然被活捉，却没有被杀。因此，他更加相信这一套。

他每到晚上，一定要焚香默祷，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求神用的香可买，可是，还能买到一些芭兰香、香水香等。这是用来消除臭气，使房内空气中带有香味的一种卫生用品。

于是，他买了不少，每晚自学时便燃点一支，插在桌上，香气四溢，大家都很高兴。他却手里拿一本《毛泽东选集》或一张报纸，表面上好像他在认真学习，实际上，他是默求神灵保佑。

我如果不把他告诉我的那些话写了出来，谁也不会知道，当时他焚香默念的这一真相。


宋希濂旧照

黄埔第一期毕业学生中，宋希濂是最年轻的一个。他不到30岁，就当了南京守备部队第36师师长。他是湖南骡子，脾气相当大，最爱打抱不平，不爱耍两面派手法，是就是，非就非，因此，得罪过不少的人。

就连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也被他痛骂过，结果，从集团军总司令一下掉了下来，去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

等到孔财神的气消了一点，他才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解放战争中，又任第14兵团司令，调升川、湘、鄂三省边区绥靖主任后，将兵团司令让给了他一个要好的同学钟彬，两人私交极好。

最后，他统率的14万大军，被歼灭于石达开当年被俘的大渡河，兵团司令钟彬也被活捉了。

我同他两人以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等，被关在重庆有名的监狱白公馆多年，他和钟彬这一对难兄难弟，每天便是靠下象棋、围棋混日子。

钟的棋艺不甚高明，每次十有八九输，但他却不服气，有时要“悔”几步，宋不答应，认为输了还可以再来一次，不同意悔。

为了争一步棋，两人常常气得把棋子摔了，棋盘也扯了，过一会儿，又不约而同地把棋子拾起，棋盘重画，再战起来。

爱说幽默话的王陵基，常常笑宋希濂，兵团司令可以让给钟彬，而一招棋却不肯让。

在内战时的西南战争中，宋希濂和王陵基两人，是当时被俘的高级军官中最重要的两个。

所以，他俩被俘后，解放军报和四川地方报纸都大肆宣传，不少摄影记者去找他拍照片。当时，宋希濂很抵触，火气大极了，对拍照经常采取拒绝的态度。

他开始总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十几万大军的高级将领，竟成了战场的俘虏，实在不是味儿，所以，许多新闻记者找他谈话和拍照他都不愿意。

有一次，一个电影摄影师想给他拍几个镜头去放映，他一直不把面部对准镜头，一连拍了好几次都没有拍成，那个摄影师生气了，说了他几句，他更是火冒三丈，叫那个摄影师马上拿枪把他干掉，他绝不愿听安排；

坚持的结果，还是他胜利了。所以，他在重庆的几年中，谁都不敢惹他。

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时，我却很惊异地发现，他完全改变了，因为，他是在1954年便最早送往北京的，真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所以，他能争取到在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得到特赦。

可是在下棋方面，他还是斤斤计较，不肯让人。当时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谁也下不过他，公认他是“下棋能手”。

袁仲虎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云南部队进攻东北解放地区时，一度担任过营口市市长，营口解放被俘，经过一段短时期的学习，便释放回到了昆明。

他一回昆明，我就叫特务注意他的言行。果不出所料，他回昆明后，便到处去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如何纪律严明等，1949年夏天，我下命令把他逮捕，关在昆明市警察局看守所内。

袁的亲友向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请求释放他。可是，昆明警察局表面上和一般业务上是受云南地方政府的领导，而局长王巍却是军统分子，因为，这一类的公开治安机关都由军统所掌握，他更得受军统的领导，特别是涉及政治性案件，完全得听从军统驻各地的单位负责人来决定，省主席也无权释放政治犯。

所以，卢汉听到袁仲虎被警察局扣押，知道问题复杂，不便下命令释放，而先打电话问王局长为什么扣押袁？王答复说，袁是沈醉下命令扣押的，卢便没有说什么。

当王把卢打电话的事告诉我之后，我也知道，长期关押袁，会使卢难做人。

我便要王告诉袁，如果释放他，他不能再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好，相反，要按照国民党的报纸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坏才行，否则，不但把他关押下去，我还准备把他解送到重庆，甚至送到台湾去囚禁。

他当然满口答应照我提出的条件办。刚好我有事去重庆，卢汉在得到王巍的同意后，便下令释放了他。

他一出来，便大肆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坏，有些地方甚至比官方宣传的共产党的那一套还要厉害得多。所以，云南和平解放不久，解放军接收了云南，成立了临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有人便检举他。结果，他又被捉去关了起来，后来也被送入战犯管理所改造。

我从重庆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他也在那里，两人狱中相见，自是另有一番滋味。幸好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学习组，否则旧仇新恨一齐涌上他的心头，我可得让他批评三天三夜还批不完。

管理所的制度是采用战犯互相帮助批评的方法，而不是由管理人员直接来批评犯了错误或不好好接受教育改造的人，这样可以减少一些人的思想顾虑。

而袁仲虎一发言批评别人时，他总是先来一句：“我对某某提点意见。”这样先把发言权抓住，不让别人先发言，他好占去全部学习时间（半天或一天）。

等掌握会场的组长（也是战犯）同意后，他才慢条斯理地先泡上一杯茶，从从容容地把他平日记下来，某某人的言行记录本翻出来，一五一十地指出，某日某时，某某在吃饭时把饭掉一粒在地上没有捡起来吃掉，是什么思想支配？

别人的回答，当然他不同意，他便会从农民如何辛苦种下粮食和以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如何浪费、贪污等扯到一起，一直要叫那个掉一粒饭、不捡起吃掉的人，承认自己是继续作恶，坚决与人民为敌，存心浪费粮食，给国家建设造成严重损失……以及有意和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为敌等一大堆“现行反革命行为”全部承认下来，并记录存卷，他才提出某天某时，某某又犯下的另一件重大错误来，再继续批评。

一般正常情况下，他“帮助”一个人要占去半天，或者一天，如果他有兴趣，他记下来某人的错误太多时，便可占去几次学习时间，由他一人来批评，所以，他得到了一个他认为十分光荣的称号“批评专家”。

文如玉

（5）生活检讨会

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

他是陈诚最宠信的一个将领，虽然曾官拜联勤副总司令，却能做到一不贪污，二不请客送礼也不容易，这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

因此，当时他的儿女没有一个送往外国去读书的。

成了战犯之后，他对那些“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很看不上眼。可是，他所在学习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不是他的旧部军长，就是他认为“不屑与谈”的人。

这样一来，他当然经常要遭到批一批、斗一斗了。再又加上他专心致志去搞什么“黄维永动机”，就更成为批斗的对象了。


沈醉和黄维合影旧照

我和他曾经同在一个组，我亲眼看到过，别人批评他时，他闭目养神，面上毫无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评使他感到讨厌时，他还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绝招”：

就是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用力一挣，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

这一下，往往引起对方更大的反感，而厉声责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你迟不放屁，早不放屁，一定要等人家的话刚刚说完，你的屁就来了。这不等于在讽刺人家对你的批评是在放屁！”

黄维他遇到这种情形，总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冷冷回答：“我放屁，是生理上的关系，谁也控制不住它，你硬要把我放屁和你发言联系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

遇到这种场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厕所里去笑上一阵才敢回来。

虽然事隔多年，到现在一想起那种情况，我还会笑出声来。

可是，黄维受到批评后，真的是“若无其事”吗？不是的！

他总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发泄到他的笔尖上。经常在挨批之后，伏在桌子疾书一阵，旁边有人以为他在写笔记一类东西，但他不给人看的，别人也不好硬要去看他写些什么。

因为，在战犯管理所里，按照规定，对个人写的东西，自己不愿公开时，别人不能强迫他公开。

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懂得人的思想改造和转变不能用硬性办法，这和强制劳动改造完全不同，只能慢慢来。用他们的术语叫“耐心等待”。不过，有时黄维也故意让人知道，他在发泄自己对批评的不满。

有一次，他在挨批之后，他在桌上写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写好后，就放到了在桌上。

和他同组的阎锡山手下，死守临汾而后被俘的司令官梁培璜看到后，马上大声质问他：“你是龙，你是虎；谁又是虾，是犬？”“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意当犬就当犬，我管不着！”

他的这一回答，更使得对方火冒三丈。这时，正在午睡的那位学习组长，连忙爬了起来，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

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意料，使得黄维来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战犯管理所有规定，不管犯了什么错，都只能批评，严重的也是用斗一斗的方法，绝对禁止打人或侮辱性的骂人。

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

说那时，那时快，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这时，其他同组的人都赶忙来劝解，战犯管理所的值班干部也马上赶来，一问这情况，立刻又把管理所的负责人请了来。

他一听，便很严肃地指出，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违反政策的重大错误行为，应当马上召开全体大会，来好好认识一下这种错误的性质。

同时，他也指出，黄维用这种成语来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是不对的。黄维听了后，原来涨红了的脸慢慢恢复正常。

而那位打人的学习小组组长，原来趾高气扬，认为自己理直气壮，敢于和错误思想斗争，满以为可立大功一次的得意心情，好像冬天一下掉进冰窟一样的难受。

自然，从那次后，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打人了。

与这一事件的起因几乎完全一样的，还是发生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身上。

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与其他人有很多特别不同的地方，他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资格老，而且是帮会首领，兴趣也是多种多样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三教九流，嫖赌吃喝，无一不精。文能登台演戏，武可骑马打枪；小能教孩子练武，大可指挥百万大军……虽然有一点点自吹自擂，但的确是不同凡响的将军。和他在一起，使人不会感到寂寞。

我和他的关系较深，云南和平解放后，他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晋升为副总司令、专机由台北送到云南去指挥在云南的两个中央军的。

他临离台北前，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在给他饯行时，还特别托嘱他攻下昆明，立即把我用专机押返台湾。

因为，毛人凤收听到了我被迫起义的通电和广播，以为我真的背叛了国民党，所以恨我入骨，认为太给他丢人了！

说实话，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解放，军统将级特务和地方负责人正式发通电起义的，只有我一个。

毛人凤曾向蒋介石夸过海口，说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绝不会公开叛变。而在大陆最后这一块根据地上，我这从十几岁便受到戴笠亲自培植起来的人，居然公开通电起义，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所以，非欲置我于死地不可。

没有料到，汤尧见到我时，是他被活捉后，同我一道关在昆明陆军监狱中。两人过去虽然不相识，但一经交谈，便臭味相投，成为莫逆之交。所以，我们两人在背地里是无话不谈的。

到了北京，两人又相聚在一起时，我便常劝他，少发点牢骚。他总是爱用一些很诙谐的话去讽刺那些“积极分子”。我劝他，效果也不大。

有一天，他也是在每周举行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挨了别人几句批评后，一肚子不高兴，像他那样整天吊儿郎当、打胡乱说的人，可以说随时随地都能给人把小辫子抓住的。

他挨了批评之后，便在上厕所时，又唱起他在狱中最爱唱的《四郎探母》，来发泄心头的一腔愤懑。

正当他低声得意地唱道：“……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再一个“我好比”还没有唱完，正好给悄悄走进厕所的、那位刚在小组会上批评过他的另一位什么总司令听到了，马上就质问他：

“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

汤尧和黄维对待别人批评是采取不同方法的。他懂得，在这种场合，硬顶别人会更加招来麻烦，最好的对付办法，是承认错误，自己大骂自己一通，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便可平安过关。

用他自己常对我说的一个原则，就是“虚心接受，存心不改”，因此，他最会钻空子。

管理所的负责人经常向战犯们提到，批评与被批评的人，应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他每次挨批后，小组会上照例要他自己表表态的时候，他总是满面笑容地回答：“我诚心诚意地、愿意加勉。”这表示，别人的批评是批评错了。

老实说，有些人对别人批评，目的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对方高明，思想比对方“进步”，以求博得管理所领导的称赞，希望能提前出去。

不过，负责战犯管理的每一个干部，几乎都是经过仔细挑选来的，他们每天都要研究这些战犯所使用的那一套一套的新旧手法，绝不会因为在一次批评会上有什么“进步”表现，就轻易做出什么好与坏的结论，而是要在长期、全面、仔细、认真的考察中去看每个人的表现，绝不轻信任何一个战犯的一面之词。

凭汤尧的聪明、机智，管教干部们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知道他对待批评从来就不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

可是这次却给人抓住了辫子，他想赖也赖不过去，只好表示承认错了。

对方好不容易抓到了他这种“出自内心不满的思想问题”，“一定要提高到原则上来批斗他一番”，他便想好了一套“深挖思想基础”的方法来对付这场批斗。

第二天上午，当学习小组组长刚宣布，今天要汤尧好好检查昨天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时，他就一个劲地首先认错，表示“决心痛改”，“保证不再重犯”。

很多人都知道，他又在耍花招，一定要他认真挖思想，他便把夜晚想好的一套新的东西搬了出来。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先咳了一阵，方才慢吞吞地检查起来。他承认自己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仿效“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当然，这种检查是不能使“同学”们满意的，便一再追问他是受什么反动思想支配，最后，逼得他承认了想早日脱离战犯管理所，逃回台湾去继续与共产党作对……

这样子，才使全组的人，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能挖出这种反动思想，是全组的人一次重大的收获，便郑重其事地把小组记录整理得端端正正送了上去，满以为非给汤尧一次重重的处分不可。

许多人估计，不把他打入单身牢房去囚禁，取消对他的种种优待，也会给他戴上脚镣来惩罚几天，至少得由管理所召开一次全体批斗会来好好斗他一斗。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一天两天过去了，没有丝毫动静；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一点消息。

那位自认检举有功的总司令和学习小组长都再也忍不住了，便一次又一次去当面询问管理员，得到的答复使他们感到意外的高兴，管理员告诉他们，不久就会由上级领导来作结论。这样，全组都很兴奋。

我听了后，都替汤尧捏了一把汗，他也有点慌了。等到上级首长来集合全体战犯讲话时，我和汤尧都在提心吊胆。大大出人意料的是，首长的讲话，不但没有对汤尧提出批评，更没有提到要惩罚；

相反的，是对汤尧的检讨大加称赞。一再强调，汤尧肯这样大胆暴露思想，是值得表扬的。

同时，以肯定的口吻向大家说，你们当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没有这种思想的人可能也有，但不会很多，政府是鼓励大家要敢于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

首长并再三问：你们都改造好了吗？都不想回台湾去吗？都认为这种“鸟笼生活”很满意吗？对共产党没有丝毫怨恨吗？

当问得大家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时，这位首长才用肯定的口吻声明：有这种思想，一点也不奇怪。一点没有才是怪事。

不过，这种思想会一天天减少，一天天转变，慢慢地由多到少，由少到没有，总之，还得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过程。但是，相信最后一定会有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

可能也会有个别的人，一直要长期甚至永远保留着这种思想，这就是经过很久的分析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散会后，汤尧抿着嘴朝我一笑。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他一有空，依旧去哼他的“我好比……”了。

文如玉

（6）消除误会 感悔交集

重庆战犯管理所成立不久，从各方面挑选来集中的战犯，正在欢天喜地地相互庆贺待遇改变、新生有望时，突然，一次首长讲话后，不少人便陷入了比过去更加痛苦的日子。

因为这许多高级战俘中，有的是长期单身囚禁；有的是长期患病住在监狱医院；有的从来不看报；有的虽是从劳改单位挑选来的，也是在一天劳动之后，倒头便睡。

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是与世隔绝一样，根本不了解社会上在搞什么运动，对常用的一些成语，也很陌生。

那位首长的讲话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波动呢？主要是他那一口南腔北调的口音，使许多人产生了误会，憋在肚子里，很久不敢说，更不敢去问，也不敢彼此交谈、研究。

究竟是什么话使人惊恐？原来他硬学北京人讲官话，想把“脱裤子割尾巴”的尾字读成“以”字，但学得不太像，使人听了后，错误地把“以”听成了“鸡”。

平日又很少听到过这句话，如果听惯了，再讲得声音不对，也可以理解；而陡然间一听，要大家下决心，是和太史公司马迁的遭遇一样，要受宫刑。

有些人，便肯定地认为：国民党一些大官都是三妻四妾，或在外面乱玩女人，所以共产党要首先来惩戒一下，以免出去后，再胡作乱为。

我记得，这位首长讲话是下午三四点，讲完后，便是开晚饭，那天的晚餐特别丰盛，可是，许多人端起碗吃不下去，整夜唉声叹气睡不好。

刚集中时，还不懂得战犯管理所的规矩，更不敢随便发牢骚。这样憋在心里有四五天，有些大胆的便议论开了。

有的说：我们过去杀过那么多的人，都不要我们偿命；而玩过几个女人，就要采用宫刑来惩罚，未免太过分了。

有的便自作聪明说，这是因为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长是女的，她一定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我们来报复一下。个别人气愤地嚷开了：“要用宫刑，就请先割我的脑袋，否则，我宁死也不愿当太监！”

自然，这么严重的思想问题，很快就有人反映上去了，管理所的领导马上召集全所战犯讲话，进行解释。他笑嘻嘻地问：“谁说要宫刑了？”

头一声没有人答，当他问到第二声时，有位在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当过四川宪兵司令的老头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是上星期那位首长来训话时讲的。”

所领导人先纠正他：“以后，首长们来讲话时，都叫做讲话或作报告，不要再叫什么训话了。”

他停了一下，才继续说：“那天，首长要你们脱裤子割尾巴。这是你们听错了！”

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两个人同时站起来回答：“报告所长，我们没有尾巴，不需要割！”

所长和坐在他身边的几个干部正在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李弥兵团中一个被俘的少将高参崔崇征一下站了起来，大声报告：

“我学过社会发展史，知道人的祖先是猿猴变的，本来都有尾巴，但是我一家都不是猿猴变的，是妈妈和祖母生的，一生下来都没有尾巴，我认为不要割。”

他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经过所领导人用了两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原来，这是句形容词，指的是要除去反动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坏思想这个“尾巴”，而不是真正要用刀来割。只要经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掉这些坏思想，就算是割掉了这些尾巴了。我的天！

这一误会刚刚解决不到一星期，又有一位什么首长来讲话，他是讲战犯们集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加速改造，要真正改造好，就要做到“脱胎换骨”。

这四个字虽然没有那么可怕，但不少人也背上了一个包袱，主要是认为自己不是出生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地主阶级家庭，先天生就了这个骄胎傲骨，怎么也找不出一条贫农和叫花子的根子来，这个胎怎么去脱，骨又怎么去换？

尽管在讲话时，那位首长怕又产生误会，还一再说明，这是比喻，就是要求彻底改造，重新做人。但大家细细一琢磨，还是认为改造太不容易，一直是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以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甚至是无限期囚禁这些人的一个代名词。

虽然不敢再发牢骚，但总有“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出路漆黑一团”的感叹。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要把这些战犯们彻底改造好，那将是遥远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可能这一辈子就这样改造下去，直到1959年秋，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战犯的命令，指明只要改造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就可以得到特赦，这一包袱才算放了下来。

彼此额手称庆时，都说：想不到要求这么低。因为一般都差不多关押十年了。“改恶从善”这样一个标准，也基本上达到了。大赦令一颁布，战犯们的心境才为之一舒。

那么多的战犯聚集在一起，又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生活，彼此都有一肚子的话可以谈。

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三四个小时的学习和开会等之外，其余的时间便是自学或参加些象征性的劳动。更多的时间可说都在“摆龙门阵”，只要有几个彼此认为信得过的坐在一起，便有谈不完的话。

当时要用录音机把这些录了下来，真可以编几十本动人的故事书。

我的记忆力可惜不太好，现在回忆起来，连百分之几都记不到。一开始，每个人都爱讲自己生平的得意事，从如何升官发财到怎样玩女人等等，可说是无话不谈。

这不但由于过去彼此身份地位差不多，而且，如今都成了战犯，关在一起，从前那种装腔作势的官架子早抛到九霄云外，所以，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

不过遇到个别爱“靠拢政府”的“假积极”分子突然插进来，便会不约而同地马上改口，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刚发下来的文件，等到这种人一离开，又重新漫无边际地纵谈起来。这几乎是战犯们的一种最大乐趣。

管理所的领导人也估计到战犯们在一起爱谈过去，也从来不禁止，即使有人去汇报了，也只在集合讲话时告诉大家，少谈过去，多谈现在，以及认真学文件等一套官样文章。而私下闲谈之风，可以说直到战犯管理所宣布结束时止，也没有中断过。

这些战犯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少“过五关、斩六将、诛颜良、斩文丑”的得意事，否则怎么能爬到那种高高的职位。

不过，几年间经常谈，别人也渐渐听厌了，所以有时也把自己“走麦城”时的不体面的事谈了出来。我认为，这些是值得把它多写出来一些的，也是当时我听起来十分感兴趣的。



王陵基旧照

曾任江西、四川两省主席的四川老牌军阀王陵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不但爱谈过去得意的事和倒霉的事，连他被女人把两肩咬得流血的风流往事也爱大谈特谈。

这个人的一生，真可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他是清末举人，文学有相当深的根基，被清廷送往日本学军事。回国后，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四川大军阀刘湘便是他的得意门生。

不过，刘湘的官运比他亨通罢了。到后来，这位老师反而成了自己学生的部下。

刘湘统治重庆、璧山等地区时，他便担任重庆卫戍司令。他常常说：“巴壁虎”地盘开始不大，可慢慢地发展起来，他是出了不少气力的（重庆旧称巴县，刘湘占有重庆、璧山时，四川人都叫他为“巴壁虎”。川中习俗称四脚蛇为“巴壁虎”，而刘湘镇巴县、璧山为一方之虎，故名）。

王陵基在刘部之中，一向骄傲自大，看不起人，再加上他在北洋军阀时有过什么将军头衔，一般人把他列入四川八大将领之一。

但他很不高兴，认为他的资格比别人都要高些。他爱杀人，特别是他担任重庆卫戍司令期间，杀人最多。任刘湘部第三师师长驻在万县时，也杀过不少人。所以，重庆和万县老百姓都背地里叫他“王灵官”，意思是骂他凶神恶煞。

他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有天坐着八人抬的大轿上街巡查，看到几个中学女生牵了一条狗正迎面而来，狗的颈上挂了一块“王灵官”的木牌。

一怒之下，他便叫随从的马弁（卫士）用驳壳枪插进这几个女学生的下身，直到这几个女学生下身流血，痛得在地上乱滚，他才叫住手。这说明其人之残酷。

他平时见客，总是军服整齐，腰杆笔挺地端坐着，使人望而生畏。据他自己告诉我，那种装模作样的日子并不好受，因为别人不便和他聊天。当了战犯以后，他认为那种臭架子放下了，反而感到轻松得多。

1948年4月间，他由江西省主席调任四川省主席，据他自己说，这是蒋老先生为了想把四川再次作为他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像抗日战争时期一样，还可以依靠这天府之国和天险，和共产党周旋十年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可以一统天下。

把他调任四川省主席，主要因他是四川人，在四川方面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由他主川，可谓“得人和”。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他一向骄傲，看不起人，他到四川接任主席的当天，就有人在大街上贴标语反对他。

四川军阀中够省主席资格的人有好几个，早就想登上这一宝座。王很清楚，这些人肯定在暗中和他捣乱；再加上不久，张群就接替朱绍良，当上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一向不看重这位“华阳相国”（张群是四川华阳县人，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一般人尊称他为华阳相国），两人之间矛盾很多。

蒋老先生原意是以为用他回川，在人事上一定可以处理得好，结果恰恰相反。他到四川一年多，弄得到处树敌。

等到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等从重庆逃到成都，还想设立临时指挥部，由胡宗南的残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夹击，再从容逃往西昌，以待国际变化。

王陵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很感慨地说：

“谁也没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乱成一团，蒋介石等都先后飞走了。我一看不对，便在12月12日那天也悄悄离开成都，蒋临走前拨给我几万两黄金，我也无法处理。

除了拿1000多两存在一个亲戚家中外，便准备先逃到西昌，再设法去台湾。我到邛崃县的时候，听说李文兵团已向解放军投诚，我怕李文把我拿去当礼品，便连夜只身逃走，连终日跟在我身边的一个副官我也甩掉。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被盘问起来容易出破绽。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视眼镜也摘下来丢掉。结果，还是被解放军挡住了，我说是县政府办文墨的小职员，叫戴正名。

意思是等待时机才正式拿出我的名字来。他们看我年纪大，又是深度近视，走不动路，便不注意我，我便趁机溜走，在洪雅一处乡下，找到一个小庙暂时住了下来。

我记得，那个庙叫仙鹤寺。快到过春节了，庙里的和尚问我会不会写春联，我一时兴起，便给他们写了一副，上联是‘仙鹤飞来定卜地灵人杰’，下联是‘神威浩荡信能国泰民安’。

我还把一线翻身希望寄托到菩萨身上呢！没想到春联贴出去，附近许多居民看我的字写得好，都找来写春联；我怕被人发觉，又溜走了。

我从洪雅搭便船去嘉定，还到乐山老家门口和我家开设在乐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绸缎店去看了一下。

因我胡子很长，又穿得很破旧，许多熟人迎面而来都没有认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宾一个亲戚家住下来，才被人怀疑。

我又赶忙从宜宾乘船准备去重庆，在江安时，被我过去任第3师师长时一个老部下发觉。

他一检举我，我知道再也无法隐瞒，就自己坦白承认是王陵基。担任检查的解放军很高兴，非常客气地把我护送到重庆。

在船上，我听到很多老百姓都在议论，说：‘王灵官被搜查出来了！’

还有不少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四川戏到煞角（结束）时，总是要叫灵官出来扫一扫台，表示戏演完了。没有想到这次扫的是这么大的戏台，王灵官也够神气了！’”

王陵基这段话刚一讲完，急性子徐远举便指着宋希濂、钟彬说：

“四川老百姓不但早说过王灵官回川扫台，许多人还说你们两人是给国民党送（宋）终（钟）来的呢！真太凑巧，想不到‘扫台’和‘送终’的都凑在一起了！”

那好！我们就听听他们是怎样给国民政府送终的吧！

国民党名将宋希濂，是黄埔一期学生中年纪较轻的一个，也是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曾派去日本留学，30岁左右，就晋升到了拱卫南京的36师师长。


宋希濂和沈醉合影旧照

多年来，他随蒋南征北战，曾屡建功勋，被人称为青年得志的将军；但一谈到他最后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送终时，也是感慨万千。

他说：“1949年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对大陆统治完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父亲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屡屡打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虽然，我那年才42岁，不但两鬓开始花白，头发也脱掉不少，几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当年石达开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时，是决心一死的。

我感到将来当俘虏，是多么可耻！当解放军正四面把我包围着、自知已走投无路时，便抽出手枪，朝着脑袋。正要开枪时，我的警卫团一个亲信排长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枪支夺去，抱着我哭了起来。

一会儿工夫，解放军就过来了。开始，他们在清查谁是宋希濂的时候，我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是一个叫王尚述的苏北人，他是解放军1948年9月间，派遣打入我在衡阳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后被人发觉，许多人都主张枪毙他，我看他很年轻有为，认为只要肯认错悔改就行了，并把他留在干校工作。

正当解放军认不出我的时候，他忽然走过来向我敬礼，并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对高级将领会更加优待，要我不用担心，我当然只好承认我是宋希濂了。”

在谈到他和钟彬两人在一起，便成为送终兵团时，他有点气愤，他说：

“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组成十四兵团的。归我统率的有六个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总数是14万多人。我原来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

蒋介石知道我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闹矛盾，并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边区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调任我当主任，我也希望能‘得地利，挽天时，讲人和’以挽救失败残局。

我担任绥靖主任后，又把两个军组成一个第20兵团，由第2军军长陈克非为兵团司令，同时保举曾任26军军长及广州第四编练司令的钟彬为14兵团司令，实际上，我是指挥两个兵团。说这两个兵团是给国民党在大陆的送终兵团，真有点冤枉！”

“到现在，我还记得，1949年11月间，蒋老先生派蒋经国拿着他的亲笔信，到川湘边境的彭水西边武隆县江口镇和我会晤时，我向他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共军实力雄厚，斗志旺盛；

而我指挥的六个军，大多残破或新编，战力脆弱，指挥官缺乏信心；鄂西山地粮食少，官兵常吃不饱；加上天气寒冷，大多数士兵无棉衣，吃不饱再加穿不暖，又遇到这种地形，怎么打仗？

当时，蒋经国除同意我的意见外，还说这次与共军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20年来国民党没有搞好政治，也没有领导好军队，只有彻底改造，才能产生伟大的新生力量。

当然，这不是短时期能办得到的，我是希望知道当前打算怎么办？

他说：‘正在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来，希望撑持一个时期。’我表示：‘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那次，他自己来和带老先生的亲笔信来，不但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而是使我们感到失望。但最后，我们还是拼死抵抗，正如钟彬所说：‘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绝不会投降，只有打光算了！’

就是这样，我们边打边逃，明知是死路一条，也还是朝死路走去。”

“有一天，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急，快到大渡河边时，跟随我的警卫中有一个士兵，忽然自言自语地念着：‘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他这一念不打紧，我听了却打了一个冷战，立即感到这真是一个不祥之兆。虽不是故意指我，但却与我的处境完全相似，不能不使我想到，当年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和石达开在大渡河的被擒了。”

这位一向自负的名将，谈到这里时，还感到羞容满面，大家只好劝他不要再谈下去了。

宋希濂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个文武兼全的人，而且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湖南骡子脾气很重。他无事时，便背诵唐宋诗词，一口气能背出上百首，《长恨歌》与《琵琶行》等长诗，他都记得很清楚。

我曾注意到他，每次背诵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往往红润欲泪，因为他也是统率过14万人，被俘地点也在四川，这怎能不使他感愧交集呢！

文如玉

（7）王耀武和庞镜塘

我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编在第二组。

我的学习组长是第66军军长宋瑞珂，生活组长是第10军军长覃道善，同组的有12兵团司令黄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73军军长韩浚、第79军军长方靖等十来个人。

其中，我只认识王耀武。“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师长，率部在上海附近的罗店前线抗拒日军。我那时是军事委员会派往罗店、浏河前线的随军情报组组长，经常带着组员到前线各驻点调查、了解情况，每天向上海和南京发报两三次。


王耀武旧照

当时，王耀武的师部驻在前线一个小村内，他与戴笠一向很好，知道我们在前线的目的，是为蒋老先生搜集情报，所以非常客气。因此，所有在罗、浏前线作战的师部都给情报组装了军用电话，每天把他们打胜仗的消息告诉我。

不过，我还是马上派员前去实地看过，才敢上报，怕受他们欺骗。遇到重大事情，我们亲自去调查，经常在王的师部和他的副师长李天霞一道吃饭、聊天，所以和王熟识。

在战犯管理所，他看到我后，很高兴给我介绍与其他的人认识。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他忽然回到组内来，传达当天上午的学习内容。

我很奇怪，他和我们一样是第二组的成员，怎么由他传达学习项目？我因初到不便多问，但由于好奇心，下午我就打听到了。

原来，在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

但是，他平日还是在小组内与我们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我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相信他，他是不是能如实地去反映情况呢？很快，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答案。

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的信任。

这里，我还得插进一句，为什么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彼此都称呼为“同学”呢？这可能是由于要提高战犯们的自尊心，让身居狱中的战犯忘记自己是在坐牢，像在什么训练班学习。

因为，按照旧的老习惯，监狱里犯人们都彼此称呼为“难友”，以示是患难中结识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管辖下的监狱中，禁止再称难友而改称“同犯”，意即同是犯了罪的人。

所以，战犯管理所成立后，让战犯们互相称呼为“同学”，虽然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在旧社会中的王耀武，那真是拔尖儿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与发财的本领。

他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黄埔一、二期学生中，胡宗南这样突出的人也是少数，像他这样身兼一省的军事、政治要职的第三期学生，还没有第二个。

王耀武原先是上海泰康饼干公司一个学徒，由于手笨嘴笨，不讨人喜欢，经常受人欺负打骂，于是，他便愤而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毕业后，他慢慢地领会了一套升官发财之道，爬得很快，特别是当他爬到了师长一级的高位能经常与蒋老先生接近时，他就比一般人都能得到蒋的重视，主要是在蒋身边的，他都有一套拉拢收买的巧妙方法。而且，送礼与一般人不同，能当着许多人甚至蒋老先生的面，送人家东西而不被人发觉。

他在抗战时期，许多人生活困难时，他往往利用他驻守的防地大搞走私等活动，赚了不少的钱，对直接领导他的上司身边所有的人都去进行收买。其方法之妙，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

当时，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或一只瑞士的高级手表，是人人求之而不可得的贵重物品。他每次去参加什么高级会议或去晋见什么大官时，身边总是带上几支派克金笔和高级手表。

他要送东西给对方时，往往当着许多人的面，向这人借自来水笔与手表，说是自己忘记带，等到散会或临走时，便把自己带去的还给别人。

为了怕对方发觉不是自己的而拒收时，他会把上面贴的一张很小的“王耀武敬赠”的字条，让对方看一下，这样一来，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地收下了。

据他告诉我，即使当着蒋老先生、何应钦等在一起开会时，他的这一戏法，也一样在这些人面前玩弄过。所以，这些人身边的亲信除了会给他说好话外，最方便的是他送去的文件很快便可批下来。

不过，他在上海泰康公司当学徒受气的事，他一直没有忘记，等到他发了财之后，便把这个公司买下来，由小徒弟变成了大老板，这是他认为最得意的一件事。

王耀武由于当官而经商，发的横财不少，所以生活也很考究。他自己常说，太多享受也给自己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麻烦。

1947年莱芜战役中，他指挥的六万多人被歼。不久，济南告急，他在共军将济南层层包围之下，还带着一个副官化装为小商贩逃了出来。

他是山东人，地形熟，语言方便，他知道，若向前方逃跑，不容易通过共军的防线，只有向相反的方向逃才能逃到青岛或烟台等城市，再想法从海上逃难到别处。

当他一路无阻逃到离济南相当远的一个小镇时，因为要解大便，他的副官便从身上掏出经常带在身边、他用惯了的外国进口的手纸。

但是，当地老百姓解大便时，一般是用一根小树枝，甚至用一块瓦片或土块擦一下，很少用手纸，也从没有看到过有人会用那样雪白柔软的纸去擦屁股，都暗地感到惊异。

当然，这种事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解放军的注意，便把他和副官分开，加以盘查，所以，破绽便露出来，于是，他就被作为高级战俘而送入了监狱，而后来三野在苏州成立解放军官训练团时，他被送到那里去集中管训。

当时，各野战军对待战俘，在管理和待遇上有些不同，以陈毅、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区待遇最好，用的名称也很使战俘们满意，它和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只少一个军字，称为“解放军官训练团”。可是，待遇与解放军战士一样。

最差的是林彪领导的四野，他把俘虏到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如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与几个军长都送到最冷的佳木斯，严厉看管。而华东的三野则轻松得多，开始时，王耀武并不老实，他还是利用身边带的一些钱，以及仅有的手表、金笔一类东西，继续搞他那一套收买拉拢手法。

有一次，他在理发时，由于他一向很大方，那位解放军的理发员便悄悄地告诉他，那个解放军官训练团不久要搬到济南去了。

王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做好搬家准备，并把这消息告诉了一些熟人，很自然，也很快就传开了。

这一下，可把训练团的领导吓坏了，因为把这1000多名俘虏军官长途转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事前是绝对保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这么多的人要是在路上暴动起来，问题就很严重了。

所以马上追查，一直追查到了王耀武头上，他不得不如实说出这一消息的来源。除了对那个理发员严加处分外，对王耀武也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批评，虽然没有对他处分，也使他吓坏了。

领导上警告他，一定要老老实实接受教育改造，不能再把过去那一套拉拢收买的办法使出来；

并且，还特别提醒他，千万不要忘记，1934年，他担任陆军补充第一旅旅长时期，在江西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军团作战，军团领导人、红军著名将领方志敏和第十军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都是被他活捉后处死的。这样大的一笔血债虽然不要偿还，但总不能忘得干干净净。

他听了这一番话后，十分害怕，如果因他泄露解放军官训练团搬迁的消息，而连过去这一件大血债也一起清算，肯定必死无疑。

结果，他几乎有好多天寝食不安，天天在提心吊胆地等待对他的审讯。可是，一直到从苏州平安地迁移到了济南，一路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也再没有人找他谈话，他才慢慢地安下心来。

从此以后，他便决心痛改，领导上对他也很称赞，认为他真正做到了“错而能改”。

1956年，从济南解放军官训练团挑选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时，他自然也被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进行“加速改造”。由于他已表现得很老实，北京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便指定他当了学习委员。

尽管他处处谨言慎行，不敢乱说乱动，也从来不发半句牢骚而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是，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这么多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不过，由于他事事谨慎，从不乱反映问题或欺上压下，找不到推翻他的毛病。最后，还是有人不断向所领导和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什么“俺操他”、“奶奶熊”等，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装老实，内心仇恨共产党，不是表里如一。

尽管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去反映，领导上还是信任他，没有半点撤换他的意思。

有个别急于想取而代之的人，竟当面去质问管理所的领导，得到的答复也很使他们失望。

一是从来没有发现王耀武弄虚作假欺骗领导；二是始终如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没有理由撤换他；三是夜间说梦话，并不能说明他骂人是骂共产党，也可能是种生理上的习惯，加上管理所的干部没有听到他在梦中骂过人，因此，也一直没有调换他。

我和他在战犯管理所相处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你这么谨慎的人，为什么1947年2月间山东莱芜战役中会打那么大的败仗？

他说，这完全是李仙洲指挥失当，那么多的军队钻进了被解放军包围了的吐丝口，就像《三国演义》中孟获钻进了葫芦谷一样，进不得、退不能，弄得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靠空投能维持几天，结果全军覆没。

他说：“我一生中被蒋老先生骂得狗血淋头的也是那一次。战争失败后，蒋亲自飞到济南，事先不告诉我，怕我靠不住。

他到了济南后，在空军基地叫人打电话找我去，我还以为是南京派了什么高级人员来了。

等我赶到机场，一看是他气哼哼地站在那里，我的两条腿便一直哆嗦，我怕他当时枪毙我或把我带回南京处分。

结果，他只瞪大眼睛狠狠地痛骂了我一顿。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害怕。只要他嘴里多说出两个字‘枪毙’，我就会一命呜呼了。”

由于王耀武得到了战犯管理所对他的信任，所以，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中就有他。

这对他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因为，他过去做生意赚的钱太多，而且大部分是由他妻子带去香港，他特赦后，一再希望妻子回来，结果出他意料，她竟和他的一个副官一口气跑到南美洲去欢度晚年而置他于不顾了。

王得讯后，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可能还多活上十来年呢！

北京战犯管理所除了在各学习小组长之上有一个学习委员，还在各组的生活小组长之上设有一个专负责生活的生活委员。此人姓庞名镜塘，也是从山东济南解放军官训练团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的。

他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党官中级别最高、资格最老的一个。


庞镜塘旧照

庞镜塘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而且，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负责山东党务工作。

刚解放时，有许多解放军的领导人弄不清楚，以为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是当地国民党的最高负责人，甚至到成立战犯管理所时，也把几个省市的国民党的书记长挑选出来。

实际上，国民党各省市的最高负责人是主任委员，书记长是主任委员领导下的高级幕僚，等于部队的参谋长、机关的秘书长。

有些省是由省主席兼主任委员，书记长的权力虽然大一点，但重大事件还得请示主任委员，20多个省与直辖市解放后，虽有不少书记长被俘，而省的主任委员被俘的只有庞镜塘和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两人。

庞是国民党内最有实力的C.C.系的骨干分子之一。在战犯管理所中，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常常说：C.C.是指的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的小组织。

但是，只有庞镜塘一人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不止一次和人辩论说：C.C.两字，应当是指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南京的中央政权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把持，并勾结李烈钧等组织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国民党。

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除秘密指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把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密切联系好，作为他“东山再起”的实力外，还秘密指使陈果夫等，把留在上海和江浙的国民党中上层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央俱乐部”以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

这个俱乐部的房子，便是庞镜塘在上海的公馆，因为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为：“CENTRALCLUB”，所以简称为C.C.。

1927年12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职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垮台，蒋介石便自己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副部长陈果夫负实际责任。

到1929年，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也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二陈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才越加扩展，把过去国民党内的所谓“蒋家天下丁家党”——指丁惟汾，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

由于陈的英文是CHEN，有人便把二陈指为C.C.。而中央俱乐部除二陈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外，国民党实力派中，还有张励生与朱家骅也是中央俱乐部的重要负责人，朱家骅还曾取代陈果夫当过中央组织部长。

他这一番话，虽能使得一些人相信，不过，反对他这一说法的还是大有人在。为了这个问题，在战犯们闲聊时是发生过多次争论的。

庞镜塘的父亲是清末的大官，所以家产不少，除上海、南京、济南有大公馆外，北京绒线胡同也有一所大院。

他是大少爷出身，吃喝玩乐、诗书字画无一不精，由于他是党棍子，知道阶级斗争的厉害，所以，他在济南解放被活捉后既没有像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准备自杀，也没有敢隐瞒身份，而且，在被俘后，还处处小心翼翼，一般人对他的评语是“循规蹈矩”。

他从不背地里发牢骚，所以，被指定当了负责生活的委员。他和王耀武两人有一间小房子，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庞镜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所以这个房间的桌上放有墨盒毛笔，他平日和人接触，总是先笑一笑，之后才用不流利的北京话和人攀谈，很少看到他发脾气。

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几年中，只发现他生气过两次。一次，是不知道是谁在他桌上写了几个字，他看了气得跳了起来，并且向管理所领导反映要查对笔迹，看是谁写的，非要处分这个人不可。

原来，在他桌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他大发雷霆，请求追查；同时，我也发现他一个人伏在桌上泪痕满面。

当时，我曾劝慰他不用计较，他哽哽咽咽地小声说：“我是一心一意为同学们服务，而却有人把我比作认贼作父的儿皇帝石敬瑭，怎么不伤心！”

他一再请求领导上给他做主，一定要核对笔迹，看是谁这样恶毒地咒骂他，可是，没有得到管理人员的支持。他们感到要100多人写字对笔迹，这样大规模地兴师动众，没有必要，以后留心慢慢地查查就行了，结果不了了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他种在他工作室里的两盆山胡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时，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无法起死回生了。

为此，他也发过一次大脾气，说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太可恨了。在监狱中，这一点点盎然生气都被烫死，真是没良心的人才做得出来。

他知道我过去当过侦缉大队长和稽查处长一类侦探机关的领导，便请我给他“破案”。

我说，我早不干这行了，这种案也不必去破它，而要反躬自问，有什么地方使同学不满才是要紧的问题。

他听了我的话，琢磨了好久，才恍然大悟，认为他确有些地方得罪人。

他想到，一到冬天，每一个大的寝室内（可住十人左右）都是把取暖火炉生在房内，小寝室（可住四五人）的火炉是生在胡同走道上，生在房内的火炉，是由房内的人轮流负责在半夜起来添煤和经常看看是否灭熄了，如果炉火不旺，一定要用一根铁棍去通通。

管理所为防万一，所有通火铁棍、铁铲等都只有一套，交由庞镜塘保管，用时去找他要，绝对不准留在房内。

一是要轮流用，二是防止发生意外。有些人怕半夜起来麻烦，一借去就不还。庞便一等用完就拿走，所以，有些人对他这种一点不肯与人方便的做法反感很大。

还有时，在分配日用品等方面，也有人对他有意见，认为他不公平。这些琐碎小事，过去这些大官们连想也不会去想，今天却斤斤计较。因此，他这个生活委员就为这些小事得罪不少的人。

况且，庞平日很少和别人谈知心话，这可能是由于他胆小的缘故吧！

有一次，他在别人谈在台湾的家眷时，不留心说出他的妻子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当别人进一步想打听她的情况时，他马上改口谈别的事。

可是不难看出，他内心里是非常苦闷的。有时，一个人坐在他那间工作室里，既不看书报，也不写东西，而一坐就是默默无言地坐很久很久。

我每次给他理发时，他总是特别提醒我，留心不要碰掉他脑门顶上稀稀疏疏几根灰白头发。

我常开玩笑地说，没有这几根头发，秃秃的脑门，就更像一位大学教授了。

而他，每天对镜理发时，总还是那么小心翼翼。许多人都笑他是“惜发如金”，他往往也笑着回答：“我看它比金子更宝贵呢！”

文如玉

（8）范汉杰和廖耀湘

提起范汉杰，在国民党军队中和黄埔前几期的学生中，谁都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而且十分有趣的名将。

他在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之前，在广东的地方部队中，就有相当的地位了。

他自己也常常夸口说，蒋老先生虽是他的校长，但他在1918年至1920年间，就和蒋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同过事。

当时，蒋任总部高级参谋，总部参谋长邓铿留守汕头时，蒋代理参谋长，而范汉杰就在总司令部任军事委员和兵站站长。

他入黄埔前，还当过一段时期的粤军旅长，因部队被打垮了才进黄埔，所以在黄埔学生中，他是相当引人注意而且一直受到蒋的器重。

我和他同是第二批特赦的。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第二批特赦人员时，一见面，总理就能认出范来。

我们一致钦佩总理的记忆力特别好，总理笑着说：我在黄埔教政治课时，对第一、二期一些学生认识不少；范汉杰和李仙洲等都比我这个老师的年龄大。并且说，他印象较深的是范汉杰是瘦而高，曾扩情是胖而矮，所以多年不见，还能认出来。

范汉杰黄埔毕业后，官运一直亨通。蒋为了培植他，特地送他去德国学过军事。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道包围陕甘宁边区。


范汉杰旧照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曾把包围延安的几十万大军分别派往华北、东北等地抢占地盘，决心跳出终南山这个地区。

说起来也很可笑，当胡宗南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率40万大军包围西北边区时，有一位自称高明的星象家，给胡宗南推算前途命运，原来是想讨好他，说他的名字和终南山的终南，不但同音而且他的事业也和终南山一样，永远威镇西北边陲，陕甘宁将全部在他统驭之下。胡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发脾气，说他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岂止西北而已哉！

所以，抗战刚胜利，他就把屯在西北没有向日本人放过一枪的精锐部队赶忙派出。范汉杰就是以他的部队成立第一兵团，由范任兵团司令，带了十多万人赶赴东北去抢地盘的。以后，范又改为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

正在这时，蒋突然调范汉杰到南京任陆军副总司令，他因受了胡宗南抢东北地盘的重托，坚决不去就任。

不久，自命不凡的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以为他这个曾指挥过全国军事的参谋总长，屈就东北一隅来和解放军作战，肯定能打几个大胜仗，结果，出乎他意料的是连吃败仗，便借身患重病为理由，要其妻子谭祥（又名谭曼意，谭延闿之女）向她干妈宋美龄求情，由蒋将陈诚调回上海养病，而以卫立煌去接替。

卫到东北后，撤销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部，改任范汉杰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结果，解放军绕过沈阳而先取锦州，几天时间，范所指挥的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10月16日下午，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原来请求调援锦州的侯镜如、廖耀湘两个兵团已赶不上了，他便和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第93军军长盛家兴和几个师长带领少数卫队，按照南京派往锦州上空的飞机，用烟幕作信号，示意可以向锦州西南方突围的暗示，开始突围。

他们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逃走时，刚走过西海口和高桥之间的公路，就被解放军潜伏在该地的一支小部队截获。

当时，他们都是身穿士兵衣服，解放军便把他们和暂编第五十五师安守仁部被俘官兵放在一起，经飞机场向班吉塔方向进行。

他一面很庆幸自己未被发觉，可以有机会溜走，一面想到自己是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官，而今丧师失地，即使能溜出去，又怎能向蒋老先生作交代？

特别是想到10月8日，蒋乘“灵甫号”巡洋舰从天津亲自赶到葫芦岛给他在电话中的种种指示，回去后肯定要受到严重处分，十有八九要杀头。

他为了求得速死，便自己向押送俘虏的解放军坦白自己的身份，请求早日枪决，不要再解来解去，因为长期不走路，走起来十分吃力。

出他意料的是，自己报了身份后，马上就被送到解放军纵队司令部受到优待。1956年，又从佳木斯解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加速改造”。

自此以后，他知道不但不会被杀，而且还有可能恢复自由，所以在战犯管理所内，他那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人的习惯，又慢慢地表现出来了。

我记得范汉杰最清楚的事有两件。一次，他的那位使人讨厌的学习小组长，要每个战犯填家庭情况表，他故意说眼睛有毛病，改日再填。那个组长说当天要交，不能拖延，他说那就请你代填一下吧！

那个组长先问他的妻子姓名和儿女数目及名字，他却很认真地回答说：“我的老婆么，刚好半打，儿女还不足新编制的一个班。”

他的这话刚一出口，弄得全组大笑。那位组长可生气了，便严厉地批评他，这种事也开玩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习惯了的，你不填，我自己来填就是了！”

最后究竟他是怎样填的，我就没有再过问了。

还有一次，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因他写字一向写得很小，写东西比较吃力，就一面闭目养神，一面用手轻轻地揉眼睛。

这时，那位使人讨厌的小组长正从外面进来，看到他两眼发红，忙问他有什么心事使他伤感？

他一看房内没有别人，便赶忙把抄好的东西覆过来放在桌上，两手扪住头伏在文件上装作痛哭的神情。这位组长吓了一跳，一个劲地盘问他，究竟为什么这么伤心。

可他头也不抬，哽哽咽咽地说：“这样下去，活不成了，所以先把遗嘱写好……”这个组长一听，急忙掉转头就跑到管理员那里去报告，管理员又急忙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报告。

一会儿，便有三四个干部急急忙忙跑了过来，只见他还伏在桌上，领导人便和颜悦色地问他，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希望他说出来好帮他解决。

他故作惊诧地向来的几位干部看了一下，轻松地说了一声：“我眼睛有点发胀，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没有什么要请领导帮忙的事。”

那位组长一听，马上气呼呼地质问他：“你不是说活不成了要立遗嘱吗？”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反问：“我好好地立什么遗嘱？”

那位组长便抢过去，把他覆在桌上的东西翻过来，送给干部们看，弄得几位干部啼笑皆非，原来，他抄的正是当天《人民日报》一篇“社论”。

由于当时房内没有第三人，他和组长的谈话，没别人听到，所以争也争不清，干部只好要他们不要再吵，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并叮嘱，不要在小组会上来批评范汉杰，以免纠缠不清而影响学习。

这件事，是范和我同时特赦了以后在外出参观时，才原原本本告诉我的。

对政治学习，范汉杰相当认真，特别是他学有专长，除了军事方面外，他在测量方面也是能手。

他在满清末年便出国学过测量，平日也爱看数学方面的书籍，除了爱开玩笑外，不发牢骚，所以，特赦第一批的名单中便列有他的名字。

后来，由于原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中一些高级将领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反对，第一批便没有他。

这也是我和他在第二批特赦后，傅作义告诉我们的。

傅说，特赦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有意见，还是毛主席先说服了党内的人之后，才召开扩大的国务会议，征询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

基本上得到同意后，便由公安部门根据战犯管理所对战犯的考核，凡符合特赦标准的列出名单，再由“人大”和“政协常委会”逐个讨论。

在讨论到范汉杰时，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们一致指出，范汉杰任十九路军的参谋处处长时，在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便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有了勾结，早把十九路军的一切内部情况详细告诉了戴、郑等人。

还有，特别使他们痛恨范汉杰的，是中央军对十九路军包围进攻的最紧要时刻，范汉杰把参谋处所有的密电本全部派人送给在鼓浪屿搞秘密活动的戴笠，以致部队联络通信都成了问题。

结果，从发动反蒋战争到彻底失败，还不到100天。因此，他们对范汉杰恨到极点。

但是，范对此却大叫冤枉。他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他一开始就不赞成。古人说，“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这些人却是“先动而后谋”，哪有不失败之理？

再加上十九路军的基本队伍只有60、61、78三个师，“一·二八”淞沪停战后，又扩充了两个师，实力不足五万人。

事变发生后，把五个师的番号改成五个军，人数还是一样。他们买来六架飞机，事变发生之前，连飞机上的机关枪都没有装上去，只能当运输机用。

而中央军和地方团队却有十多万人，几乎多两倍，怎么把打败仗的责任怪到他的头上呢！

不过，第二批特赦前，再一次把他名字列上时，听说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先向几位反对他的人进行了一番说服工作，认为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原因很多，不能过分责怪范。这样，总算在第二次提出他时，勉强通过了。

和范汉杰个性恰恰相反的，是另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廖耀湘。他相当骄傲，自命不凡，像他那样中央军校第七期毕业生能当上兵团司令的，在当时，还只有他一个。


廖耀湘旧照

他常常对人说：“湖南宝庆（邵阳）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你们知道吗？”

我明明知道他把自己也列为宝庆的杰出人物，便故意气他：“我是湖南人，我只知道我们湖南出的许多杰出人物中，宝庆只出了一个蔡锷（蔡松坡），没有听说还有第二个。”

他便用不服气的口吻，拍拍自己的胸膛说：“还有我呢！”

我是最爱假装糊涂和人逗趣的，便退了几步，从他头上看到脚上，看了两三次，才慢慢吞吞地说：“可惜矮了一点，将来也许有希望，如果能长高几英寸的话。”

当然，这样一说，他更气了。而我不等他开口，便一溜烟走了。

由于我在战犯管理所学会了剃头，每到星期日，便给人理发，有一次，在给廖耀湘理发时，这时，房内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他知道，这时我不听也得听，他是想说服我，承认他是宝庆第二个杰出人物。

过去，我只知道他是新6军军长，他的部队在秦皇岛准备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船只去东北时，军统在秦皇岛，接收了美国海军赠送的一大批美式武器，我刚派人点收完毕，便奉蒋的命令，全部拨交给了他，所以，我过去对他只有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印象。

而他却和我谈，他从1945年冬开始，由秦皇岛率领新式装备的新六军如何攻打盘山、台安、辽中，以及1946年3月间就打通辽阳、鞍山与沈阳到营口的交通线。

他越说越起劲，特别是谈到四平街一战，他的部队拿下八棵树之后，共军不得不撤出四平，以及他如何首先攻入长春……

他正说得眉飞色舞时，我有点听得不耐烦了，便把刚磨好的剃头刀举起来向他脸上一扬：

“等一下说吧，我的手艺不高，刮破了脸皮，割掉了鼻子、耳朵不能怪我！”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一些，抗战刚一胜利，他带领的新6军赶赴东北后，林彪部队的人数、装备等都不及他的时候，他的确在东北横冲直撞过一段时期。由于立过不少战功，而晋升为第9兵团司令。

但好景不长，到1948年后，国民党在东北只有几个大城市了，铁路交通等都被截断，想把几十万大军主力撤回关内都不可能了。

有一次，我问起他是怎样被活捉时，他仰天长叹一声，大有楚霸王在乌江边上的气味：

“非战之罪也！更非我之过错，是最高统帅部的举棋不定，意见不一……”

我看他有点黯然神伤，便不愿再问下去。后来，我还知道了他在锦州被解放前、范汉杰被活捉后，为了把他统率的辽西兵团（第9兵团以外的一批部队都归他指挥）近20万人安全撤出东北，曾和蒋以及卫立煌、杜聿明都发生过争吵。

1948年10月间，蒋亲自到北平召开会议，高级将领对东北战场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夺回锦州；有的主张退回沈阳固守待援；

还有的主张，由杜聿明指挥的葫芦岛东北兵团和廖耀湘指挥的辽西兵团东西推进，夹攻锦州后，在大凌河会师，再去解救长春等城市守军之围，一同撤进关内。

他当时极力主张，弃地保留部队，只要有人，还可以收复失地。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决定把辽西兵团经黑山、大虎山向营口挺进，这样，就可以把东北这一主力部队从海上运往南京去整顿。

没有料到，他这一方案被共军得知。共军便以大部队在这一带埋伏起来，等他自投罗网。

这次大败，他很有感触地说，抗战刚胜利他带兵到东北时，到处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耳目众多，几乎战无不利；等到他决定撤出东北时，路上想找一个老百姓带路都不易找到，更不用说，像当初那样主动来通风报信了。

当时，他统率的辽西兵团，计有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49军等五个军，共12个师，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重炮单位及地方团队共20多万人，只有几天时间，就全军覆没。

最后，他身边只有新6军军长李涛、新22师副师长周璞与一随从副官带一个特务连跟着他东逃西窜。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10月27日那天晚上，他决定向南方解放军较少的地方突围。那时，正是阴历八月底，夜间很黑，走着走着，他那个一向不离开他的副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卫队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李涛、周璞和新六军一个高参，还一直跟在他身边。

他们正在徒涉饶阳河，通往盘山一条水渠时，周璞不慎跌入一个水深没顶的坑里，他大声呼救，便引来解放军的搜索。

他把周璞拉出水坑，李涛又被冲散，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绕过一处小树林，继续向南探索前进。那时，附近还有小部队被解放军包围，他们又躲过一处村庄，向老达房前进。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看到前边有一小村庄似乎很平静，那个高参便决定，先进去看看，好买点东西吃。因为又饿又累，他和周璞便等在附近。

没想到，那个高参一走进村，就被在村里休息的解放军抓住了，他和周璞便从一处隐蔽的地段，赶快离开那里。

不久，天大亮了，他和周璞只好在高粱秆堆里躲了一天，真是又饿又渴又累，连一撮野草根都吃得比鱼翅还香。就这样，夜行晓藏地前进，希望能赶到沈阳追上杜聿明的部队。

在路上，他俩看到一个老百姓手里拿了些破旧衣服，便出高价买了下来，化装前进，胆子也比较大了些，白天也敢走了。

等走到辽河边正在等渡船时，听说沈阳已解放了。这时，他是羞愧与恐惧交集，想到自己统率那么庞大的一支精锐部队，几天工夫就打得剩下两个人，既害怕被解放军抓到枪决，又怕侥幸逃得回去受惩罚。

因为，他想起当年春天，79师在辽阳和白塔堡被解放军消灭之后，该师师长文礼被蒋下令枪决，那么多人去讲情，还是不准，结果就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他一想到这里，便决心自杀了事，但手中连用来自杀的手枪都没有，便坐在路边一棵大树下，不由抱头痛哭起来，准备等到天黑就在那棵树上自缢。

周璞看出他的心事，一再苦苦相劝，要他绕道奔葫芦岛，可以赶上国民党撤退的部队，能逃出解放区总比较安全，他只好勉强站起来慢慢走去。

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通行证和路条等东西，不敢走大路，结果，在一条小路上还是遇到一小队巡逻的解放军，一盘查，他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求速死。

他说，周璞是勤务兵，巡逻的解放军当时就把周璞放走，因为找到了他，巡逻的解放军干部高兴极了，对周璞没有兴趣再去盘查。

廖本人立刻被送到一个高级指挥部，并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多日来东躲西藏、寒冷饥饿的生活暂时结束了。

他想，不管将来怎样处理，目前总是可以舒服一下。后来，他被辗转送到了佳木斯一处高级战俘收容所，那里不是监狱而是一处普通民房，同在一起的有范汉杰、李仙洲和49军军长郑庭笈等十多个人。

不过，那里管理很严，夜晚起来大小便都先喊“报告”再说明要解大小便，得到站在窗口的解放军战士的答应之后才能起床。

他和郑庭笈都有前列腺炎，解小便不易解出来，有时，站在便桶边很久都解不出。他更有一个怪习惯，别人看着他的时候，便解不出大小便，他认为这是最大的苦事。

在佳木斯漫长的冬天，室外经常是零下30摄氏度左右，不能出去上厕所，白天还好一点，夜间起来，看守的便死死盯住，久久解不出小便还得挨批评，说他故意找麻烦，没有小便说有小便，真是有苦说不出。

范汉杰倒有心和这些看守开玩笑，他常常在要小便或大便时，便把四个字连在一起喊：“报告小便”或“报告大便”。

有的战士不注意，回答他一声让他起来。有的一琢磨，这样喊是故意在捣乱，便责问他：“你是向谁报告？”“当然是向你报告！”“我是小便、大便吗？”

就这样一来一往顶了起来，范汉杰也不肯认错。所以，后来便规定，只准先喊“报告”两个字，等答应后再说干什么。


范汉杰与廖耀湘（左）

廖耀湘一向爱看书报。在佳木斯的几年中，他只能看到管理人员发给的文件和报纸，他往往能从头到尾看完，有时看累了，便倒下来看。

那里还规定，白天没有病的，只能坐在大的炕上看书；有病的经过医生允许，白天才能睡觉。

有时，他把报纸盖在脸上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喊他质问时，他有好几次从炕上跳起来，和战士大吵大闹，说妨碍他的学习；

后来又规定，经过管理干部的同意，白天才能躺在炕上看书。

当他们从佳木斯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集中学习时，他高兴极了。因为白天夜晚房门都不关，上厕所时再没有人站在窗口盯着，他常常说：“这才算是解放了！”

另外一件使他高兴的事是，北京战犯管理所有许多书和报纸，还可以请求购买自己喜欢阅读的东西。他买了一些法文书，津津有味地一看便是一两小时。许多人都笑他是“一本正经”。

1961年冬，他在第三批得到特赦，1964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才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告诉他，1948年冬，他的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从新华社广播出来时，蒋老先生听了后，气得连收音机都一脚踢翻。

正在那时，宋美龄养的一条小狗还不知趣地向老先生身上扑过去，也被一脚踢死了。

他听后连忙摸着头发全白了的脑袋笑着说：“好险！差一点就搬家了！”

文如玉

（9）关于钱财和广播操

我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正和杜聿明等几个熟人在谈重庆的情况。

这时，杜聿明看到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门口走过，他便喊了那人一声：“九百九，干什么这么忙？”

那人理也不理，便走过去了。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问他要八分邮票。这人刚把邮票拿走，杜聿明又叫他“九百九”。我正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两个人同一个编号？

只见那人一面向外面走，一面冲着杜聿明：“你才是九百九！”说完，一笑就跑了。我忍不住问杜聿明：“你的编号不是二○一吗？怎么也叫九百九呢？”

他忍不住大笑了一阵之后，才告诉我，这不是什么人的代号，而是指那些有钱不舍得花、老是去揩别人的油的那些吝啬鬼的代名称。

他指出，刚才来向他要邮票的那个人，被俘时，身上带了不少黄金美钞，是北京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号“财主”，但他什么都不肯自己掏钱买，专门向同学和管理员伸手要。

本来，战犯们对外写信一向用管理所的邮票，后来有人写墙报，建议应当自己买，一呼百应，管理所也同意了自己买。可是，有些人就舍不得买，不能向管理所要，就向同学“借”，这种借是从不归还的。

当时，在改造中的战犯大都有不少的钱带在身边，因为按照“不搜俘虏腰包”的规定，带在身上的钱是不缴公的。但是，如属于公款则应没收交公。

王陵基在新中国成立前，行政院长阎锡山遵照蒋老先生指示，一次拨给了他8万两黄金，而宋希濂等许多人，也都带有几千两黄金，这一类公款都没收了。

不过，带在身边的黄金美钞便归自己，但拿出来的都得换成人民币。

杜聿明介绍了这么多，我还有点弄不清，为什么把有钱舍不得花的人要叫成“九百九”，杜聿明便把这一绰号的来历告诉了我。

他说，从前有个土财主，专门重利盘剥别人。有一天，他收账回家，天快黑了，过河时，河边只有一条船了。

他正想上船，驾船的人便故意说，今天过河不给一千文不给渡。

他一听大怒，说平日只十文钱，今天怎么要这许多？驾船的说，少一文也不让上船，他一听便卷起裤子，把鞋袜脱下提在手中，准备涉水过去。

因为他背上扛了几千文钱，走起来很吃力，走了几步，就软了下来，自愿加一倍。驾船的理也不理，他一边走一边加，船夫还是坚持非一千文不可。

后来，快到河心，水淹到胸部了，他已加到九百文，船夫还是一动不动。他气极了，再走时，水已到颈部，他十文一加加到九百八十，船夫仍不理。

最后，他一脚踩进了没顶的深水中，还用力猛向上一蹿，大叫了一声：“九百九。”临到要淹死时，他还舍不得多出十文钱。

所以，后来一些人把吝啬鬼就叫作“九百九”。说完他已笑得倒在床上了。

我便告诉他，我衣领里面还藏有不少美钞，可不可拿出来换？他连连说行，又问我为什么藏这么多年不拿出来？我说，这些美钞是在监狱里发的洋财，怕人追问。

他便半开玩笑地故意板着面孔说：“今天我非追究追究不可，你坐牢还敢发洋财！”我也笑着，把这些美钞的来历告诉他。

那是刚解放时，我和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被当成要犯，移送到昆明看守所大圈之内一个小圈圈里。

有过多次坐牢经验的成希超，估计要大搜查，并向我们提出应当做好些什么样的准备。我过去，只有抓人坐牢的经验，自己却不懂得坐牢要准备些什么。

我最后在云南的“九九整肃”事件中，一次便准备抓四五百人，事先，我只叫看守所腾出十几间房间。可是，当天晚上刚抓到100多人时，看守所长便跑来向我报告，说快关满了，再不腾房子，便无法睡下去了。

我听后大发脾气，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坐牢就是让他们坐在里面，谁叫你来做好人让他们都睡得舒舒服服！”看守所长不敢再说，只好鞠躬而退。

到半夜时，又有人来报告我说，已抓了200多人，再抓来就连坐也坐不下了，我才允许再腾出十多间房子，这才把400人挤了进去。

对于挤在里面的人是怎样睡和坐，我躺在席梦思床上时从来没有去考虑过。所以，我对坐进牢房后，应当做什么思想准备一点也不注意。

经成希超一提醒，我才想起，这次叫我们搬进这小圈圈时，许多日用品都没有带来，只把被褥提在手中，幸好，第二天一早有人给我送来了，否则起床连洗脸漱口的东西都没有。

过去过惯了有人照顾得周周到到生活的人，只有进了监狱才能体会到，一条毛巾、一支牙刷都成了宝贝。

成希超是什么都带在身边，最后趁看守人员走开时，他又匆匆忙忙从袜子、鞋子内掏出几叠美钞，向墙壁的老鼠进出的洞口塞了进去。

果不出他所料，我们刚铺好被子脱衣入睡后，便进来一大批人，把我们从头到脚全身搜遍，连被子、枕头都细细检查了才让我们入睡。

第二天起床后，成希超就说：“现在不会再检查了，除非再搬动，才会搜一次。”说完他就去掏藏的美钞，结果竟摸不到，他急得满头大汗。

郭旭便半开玩笑地说：“我会念咒，求神保佑找到，不过找到后要大家都得点好处才行。”

成希超连连点头说：“只要找到，在场的人都见财有份。”

郭旭便装模作样地念了起来：“希超美金两千一，老鼠拖到洞隔壁，请求菩萨来保佑，找到大家都得益。”

果然，在隔壁的几个洞内找了出来。我连声称赞郭旭：“真神人也！才子也！”

郭旭很谦虚地说：“这不过是借用别人的东西，是狗戴帽子——碰上了。”我便问他借用了什么人的？他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从前有个教书先生，专门爱代人写咒求神治病和找东西，他说，韩愈一篇文章可以把鳄鱼都赶走，他的文章也一样有神相助。

有一天，他的儿媳去舂米，用力太猛，不慎把下身撞得肿起来。他一向和这儿媳有暧昧关系，儿媳便如实地告诉他，请他写咒求神。

他想了半天，提着笔写不下去，因为打伤的地方太那个点，怎么能形之于文字；后来，他听到隔壁房内有人讲话，灵机一动，居然一挥而就。

他举着咒文在神前高声朗诵：“媳妇舂米用力，打坏屁股隔壁，请求菩萨保佑，好了大家有益！”

在一阵笑声之后，成希超也只好慷慨地把美钞分了一些给在场的人。

杜聿明听完，也笑得前仰后合，连声称赞，好一个“屁股隔壁”！

其实，很明显，这是人生百态的自我暴露，也是人性软弱一面的自然暴露。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我习惯了做广播操的生活，一到北京，便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每天早上和学习休息时间都是各人搞一套，没有人喊到操场做操？

当时，正是全国大举推行广播操的热烈高潮中，可战犯们一到休息时，便会听到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或17兵团司令刘嘉树，以及杜聿明等大声喊人打桥牌。

而黄维总是挺直腰杆在胡同内一人散步，李仙洲老是打太极拳，王陵基便到床上盘腿打坐……


郑庭笈旧照

有一天，我好奇地问“小海南岛”郑庭笈（郑介民堂弟、49军军长，和我过去便相识，他是海南岛文昌县人。还有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军统大特务、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也是海南岛人，一般人叫他“老海南岛”）：

“为什么不做做广播操而各搞一套？”他说：“虽有不少人看到报上介绍广播操有种种好处，希望也每天做做，但找不到教操的人。”

我听了便大笑起来，我掰着指头数了一下，仅黄埔一期毕业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而统率过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的军长、兵团司令、总司令等，竟过百余人之多，怎么会连教广播操的人都找不出来？

郑庭笈便问我，重庆战犯管理所做不做广播操，我说，每天都做三次。他又问谁教，我说是我在教。

他有点怀疑，因我既不是黄埔军校也不是其他什么军校毕业的，怎么能教操。于是，我就把过去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练就了一套喊口令的本领的经过讲了出来。

有一次，戴笠发现有一个总值日官是共产党的叛徒。那天，正值日本飞机轰炸重庆，那位总值日官忙于指挥内勤特务进防空洞和指挥警卫连与勤杂兵搬运公文箱等。

他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责备我，为什么把发号施令与调动卫兵的权力都交给这些叛徒？

我告诉他，这是局本部的规矩，处级干部当总值日时，就有这种权力。他在第二天便宣布，各处处长与各室主任不再当总值日，由我兼任总值日。

我开始想不通，总务处长已够忙的了，还天天当总值日，岂不是忙上加忙？

结果，时间不长，戴笠便找我到他家里去，边吃饭边谈，军统局这份家业是他的事业的基础本钱，如果让叛徒利用当总值日时的权力，搞一次暴动，便一切都完了。

他与蒋老先生一样，总认为叛徒能叛共产党，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诫我，要十分警惕，并强迫我一定要长期兼任总值日，不准换人。

所以，我每天都得在吃饭时到饭厅去喊“立正！”“坐下！”“开动！”等口令；逢到开“四一大会”蒋老先生来时，除喊“立正”外，还得向他报告人数；每星期做纪念周，也由我喊口令和整顿队伍。

所以，我虽不是什么军校毕业的，几年中慢慢也就练习熟了。

郑庭笈也告诉我，这一百多位将军中，除绝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外，还有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以及留学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学军事的，为什么找不出个人来教操，主要是这些将军们，官越做越大，对过去连长、排长等喊口令那一套，早已抛在一边了。

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过去管理所一再征求，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项工作。他问我，可不可以担任？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再说。

没有想到，郑庭笈当时就向管理所的领导人去反映，说我能教广播操，当然立刻得到了同意，并要他马上把我找去。

几位干部都说，早就该做广播操了，就是没有人愿意教；你能教的话，明天就开始。

我很谦虚地说教不好，不敢教。他们却认为，只要慢慢来，一定会做得好。并再三叮嘱我，对这些人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要求过严，开始只要他们比画比画，动作不准确，要慢慢纠正，不要疾言厉色，要把他们的兴趣提高起来，一定要耐心，等等。

叮咛一番之后，第二天，由管理所的领导亲自集合全体战犯到场内，也是平日大家室外活动的最大的那块空地上，郑重宣布：

政府为了关心大家身体健康，能更好地学习，从当天起，由我辅助大家，先学会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出操时，除有病的可以不参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文娱活动，可以在晚上进行。

宣布完了以后，由我先做示范动作，我从小学国术，身段柔软，做踢腿运动时，脚可以踢过头顶；做弯腰运动时，不但头可以碰到膝盖，而且可以把两手的肘部碰到地上。

我做完后，他们一看很有趣，我又编出一套鼓励他们的话，说我没有做广播操以前，饭也吃得少，觉也睡不好，特别讨厌的是经常腰酸腿痛等许多老年人常犯的毛病，做操不到一月，饭能每餐吃七八两，再也不失眠、不腰痛等。

我是针对他们的心理，胡诌一顿，其实我一向体健如牛，做操与没有做操基本一样。因为，我没有做广播操之前，在监狱的几年当中，一直坚持早上洗冷水澡和打一套拳。我这个活标本，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从开始教广播操起，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将军们所闹出的笑话和大半数人的那种笨相，便禁不住笑起来。

说来，真是使人不能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些可笑的事连想也想不出来。因为，我教操是面对着这一百多位将军们，要教会他们实在不容易。

有时，弄得我满身大汗，说得舌敝唇焦，才能教会一节动作。我有时累得想不再教，但又一想，如果在过去，要集合这么多将军在一起来让我教操，恐怕是绝不可能的事。

我是一个最爱笑的人，看到可笑的事，很不容易克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有好几次，我实在忍不住笑，只好转过身子，用手帕捂住嘴鼻，假装咳嗽，才避免了当着他们的面来发笑。


战犯管理所学员做广播操旧照，前中为溥仪

我记得，有几次在集合之后，我要他们取好间隔、距离，免得彼此妨碍，这一点他们都会做，虽然是慢吞吞的，但都懂得。

而在做踢腿运动时，竟多次发生这种可笑的事。本来做各种动作，都在原地不能移，腿踢出去，收回之后，仍应站在原地上。

可是，有几位大腹便便的将军，不但只能踢到一两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学正步走一样，不是把踢出去的脚收回原地，而是把踢出去的脚朝前面迈进一步，等到再踢另一只脚时，往往踢到前面的人屁股上或腿上。

被踢的人，一定会回过头去质问，这样就得停下来，先去劝架，让踢人的退回去。有时，刚调解完，再继续做的时候，他还是向前迈一步，被踢过的怕再被踢，立刻回过头去吵起来。

我记不起，总不下十多次，为踢腿而发生争吵。虽然我总是在开始前先做示范，并一再提醒不能朝前迈去踢前面的人，但有几位不知是故意还是笨，老是记不住。

还有一件更使人发笑，而且我还因此受到管理人员批评的事。一次，做弯腰运动，我看有些人的动作实在太滑稽了，弯腰动作，起码得把腰向前弯一点点，有些人却只把背向前略微弯曲一下，两只手伸下去还不到膝盖，实在不合要求，我便大声叫：

“这是弯腰运动，要把腰部弯下去！”有几个还是无动于衷，我有点气了，便喊：“把腰弯一点！再弯一点！”

结果，最后一个人一个趔趄，撞在前面的人身上，前面一个又撞在更前面的人身上，一行人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

我急得满身大汗，赶忙叫旁边的人快把倒下去的扶起来，我自己也跑过去看，幸好都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倒下去有的只是两手着地把手掌擦伤，最严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

这一严重的“操伤事故”，立刻引来了几位管理人员，把倒下的一行八九个人，都带到医务室去检查。幸好没有人折断骨头，都只是轻伤，我只挨了几句批评：

“早就告诉你，不要对他们要求太严，随便动作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这么多人跌伤，要是皮破血流，损筋断骨，不用说你，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从那次教训以后，我便闭着眼喊上一顿，随他们怎样做，都不再去纠正了。

直到1958年春天，从德胜门外功德林到公安部郊外的农场去体验农业劳动时止，我小心又小心地结束了这一教广播操的任务。

因为，去农场劳动，体力劳动较多，不像在功德林时坐着学习的时间长，就不用再做广播操，我也如释重负。

多年以后，许多同学们见到我，还夸我在战犯管理所时“有两套”。不了解的人便问我：“有两套什么本领？”我总是笑着说：“有两套广播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