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过《论持久战》会有什么感想？

李云龙

193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43期、第44期的合刊上全文刊载了领袖当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做的讲演，这篇文章便是日后脍炙人口的《论持久战》。

短短几个月后，这篇文章深刻影响了卷入抗日战争中的各方势力。

01、得其形，国民党对《论持久战》的理解

《论持久战》一文问世，很快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北路军司令傅作义率先把这篇文章印发到部队，组织麾下的军官展开学习。当时有职无权的冯玉祥更自掏腰包刊印了三千余册，作为礼物分赠给国民党要员。

傅作义

《论持久战》最为直接的传播渠道，还是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建立的“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根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的程思远回忆：“《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1938年11月25日，国民党于湖南衡山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详细阐述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指出：

“这就是八路军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原则。”

发言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赞同，白崇禧更表示：“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五月问世后，本人已经多次拜读，并已向委员长（指蒋介石）作了诚挚推荐。”似乎是为了卖弄自己的军事才干，白崇禧还特意将《论持久战》总结成两句话：“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白崇禧

白崇禧的总结对不对？仅从军事和战术层面来说，倒也不能说错，但问题在于，《论持久战》不单纯是一篇军事著作，更是我党对抗日战争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的全面阐述。白崇禧简单将其视为“失地存人”和“发展游击战”，难免有失片面。

当然，自称已多次“拜读”《论持久战》的白崇禧未必没有更高深的见解，只是受制于当时的身份，他仅能在军事领域发表意见而已。那么，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又是如何看待这篇文章呢？

蒋介石并非公开就《论持久战》一书发表评论，我们可以从其日记中窥探一二。1938年3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对倭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

8月26日，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重申：

“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

初看之下，蒋介石似乎也主张通过“持久战”来对抗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但在具体举措上，蒋介石没有给出《论持久战》那般详尽的方案，在缘何要采取持久战的问题上，也只能给出“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这般论据。

从蒋介石在10月13日发表的《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来看，他的“持久战”理念也建立在不断“主动（进攻）”之上，即所谓：

“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源于这样的理念，蒋介石颇为认可文章的观点，并将《论持久战》一文连同自己的讲话一起发到各高级将领手中，但具体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委托八路军派出教官分期分批组织游击战术培训班，把游击战的经验总结出来，派官兵参加轮训而已。

02、明其意，日本军方对《论持久战》的看法

据说1940年7月，冈村宁次升任日本陆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因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惨重而被撤职的前任多田骏曾赠送给他一本书，但冈村宁次却直接拒绝了，并告诉他：“我自己也有一本，不同的是，我的那本都快翻烂了，你这本还是新的。”

这本书正是《论持久战》。

冈村宁次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论持久战》很早便流入日本、并为日本军方高度重视是事实。1938年9月初，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改造》便全文登出由鲁迅的学生增田涉所翻译的《论持久战》全文。日本方面的军政要员没有第一时间给出评价，但其军事部署上的变化却足以说明对《论持久战》的重视。

1938年12月6日，在日本陆军省所草拟的《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中，对于中日战局，日本陆军给出了这样的设想：

“蒋介石政权虽然已被压缩，但如对峙放任，仍将成为严重祸根，招致后患。因此，为促使其崩溃，应适当进行各种工作，故尚须进行部分作战予以支援”。

这一“方略”的出台，固然是因为此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已经投入了24个师团，再无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同时也是日本陆军试图规避陷入《论持久战》中所谓战略相持阶段的一种尝试。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更提出所谓“三原则”，不断派出情报人员，拉拢中华民国高层政治人物。最终在1938年12月，成功策动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公开投敌。

近卫文麿

随着汪精卫傀儡政权在日本占领区粉墨登场，日本方面似乎松了一口气，却不想依旧无法改变中国方面抗战到底的决心。“九一八事变”以来逐渐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军队和财阀，此时不仅不愿从中国战争抽身，反倒越陷越深。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陆、海军除了不断以“临时军费预算”的名义开支动辄上百亿日元的巨额经费，同时还以所谓“物资预算”的方式，从政府各个部门强征物资。如此巨大的财政黑洞，自然只能通过连续增税和增发公债来筹集。日本百姓的血汗又被以各种经济整合法令的形式，贴补到日本军工企业、化学工业垄断巨头的腰包中。三井、三菱、住友等老牌财阀不断通过大量的军需订单榨取利润，更通过金融手段介入日本氮气、日本制碱、日产等新兴财阀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

然而，就在日本沉浸于战争带来的短期刺激之际，却不料其对侵占的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中国东北等地掠夺多于给予、破坏多于建设的情况，早已令日本本土在大量涌入的工业产能和金融资本推升下，陷入了积重难返的困境。长期扶植军工产业而不顾经济规律强行注入的大量资本，最终引发规模空前的通货膨胀。

数据表明，二战时期日本的通胀水平高达每季度40%-60%。与1934年相比，至日本投降，糖的价格上涨了700倍，番薯的价格上涨了50倍。

为了平抑物价，历届日本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效果乏善可陈。究其原因，除了垄断日本国民经济的各大财阀不愿意放弃自身的利润收益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此时的经济结构已陷入空前的失衡之中。政府开出巨额“临时军费”采购订单，养肥了以军工系统为首的重工业，使其肆无忌惮地侵占大量社会资源，严重影响了消费品等轻工业发展。而大量青壮人口投身于军队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后勤单位，更令本就劳动效率极其低下的日本本土农业呈现日益凋敝的态势。

畸形的经济结构还令日本在外交抉择上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一方面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军工系统蚕食正常国计民生的局面，日本始终在谋求迅速解决中日战争，不得不继续加大对军工系统的投入和扶植力度；另一方面，在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加大对重庆国民政府支援的情况下，日本与之矛盾日益激化，向英、美宣战的呼声在国内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基础工业的薄弱，日本在石油、钢铁原材料、机床设备和零件方面又处处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鼻息，不得不始终保持着谨小慎微的态度，惟恐美国一怒之下对日本采取贸易管控、甚至全面禁运的经济制裁。

可以说，日本方面很清楚《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正是一条日本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但日本人已然无法回头了……

03、如梦醒，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日本版“持久战”

有趣的是，日本方面未能走出被中国军民“持久战”拖垮的战争泥潭，但在1945年初试图依法炮制，搞出一个依托于所谓日本版“持久战”来。

所谓“日、伪满、华国防核心区域”，指的是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地区及其在山海关以南所控制的中国领土。上述区域不仅早在日本操控之下，成为日本眼中的“核心领土”，更在太平洋战争中始终源源不断的以人力和物资支撑着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可以说是日本发动战争的物资基础。

因此，在日本方面看来，只有加强并保持已有的综合态势，才能勉强寻求维护日本本土的可能性。

东北抗日义勇军

正是基于上述看似悲观、但与事实相比还过于乐观的判断，日军大本营方面做出了“为保证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协助日本作战，终将需要用武力加以控制”的决定。看似中性的字样背后，是赤裸裸地宣告：日本陆、海军不会主动放弃在所有占领区的权益，不仅要采取各种手段逼迫当地民众为日本所发动的不义战争陪葬，更要以武力坚决镇压任何敢于公开动摇的异己分子。而在所有占领区中，中国东北地区及山海关以南的中国东中部地区又无疑是重中之重。

虽然日本版的“持久战”与中国版的“持久战”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但恰如领袖所指出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多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

这个道理很多日本人是在战败之后才明白的。如日本原陆军航空兵中将远藤三郎便自称在读了《论持久战》之后，曾经的军国主义思想消失了，转而主动当起中日友好和平大使。1956年，远藤三郎访问中国，得到领袖的接见，并把家传的日本武士刀交给领袖，表示日本军人从此不再和中国打仗。领袖回赠了一幅齐白石的画作，并说是日本教育了中国人民，让本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迅速地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