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日军山西残留”

李云龙

日军山西残留问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绝大多数是非常陌生的，就是在学术界而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实际上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1946年，晋系军阀阎锡山还在山西给为他服务的投降日军开办“慰安所”，对投降日军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并且给予了极高的待遇。日军山西残留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尝试在本文中给读者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解答。

国内关于日军山西残留的探究

日军山西残留在历史学界虽然不算一个新课题，但是研究成果较为稀少，对于公众而言，日军山西残留的来龙去脉究竟怎么回事，知道的朋友还是不多的。在介绍日军山西残留的具体史实之前，笔者先在此梳理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果读者朋友感兴趣，可以做一些延伸阅读，毕竟日军山西残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并非小文短短的篇幅可以全部囊括。

先说图书，介绍这个问题的图书首屈一指的是山西省档案馆编著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 》（全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本书是山西省档案馆的档案汇编，很有历史价值。

再说文章，目前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不足20篇，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仅仅有数位，代表性的学者是叶昌纲、孔繁芝、戴建兵、赵永强。这不足20篇的文章，几乎为他们所创作。其中较为厚重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叶昌纲先生的《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月）和山西省档案局孔繁芝女士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5月）。这两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日军山西残留的始末梗概。

较有特色的是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赵永强先生的《战后日军“残留”山西的历史与现实》，此文关照的不仅仅是日军山西残留的历史，而且关照到日军山西残留问题对于当今日本社会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的《日本“解放”军（山西残留日军）战俘在河北的看押、管制与改造》，采用口述史的方法，还原了日军山西残留的部分历史。

笔者对于日军山西残留并不陌生。我对日军山西残留的兴趣是从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的河本大作开始的。中国读者对河本大作不陌生，他是日军著名的参谋军官，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从而被日军高层惩处，终身军衔为大佐。河本大作在抗战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驻山西日军诱降阎锡山的重要负责人。他凭借诱降阎锡山期间与阎方高层建立的关系，是战后推动日军残留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接下来，结合前辈的研究成果，简单将这段历史还原如下。

为什么会有日军山西残留

战后日军为什么能够在山西大规模残留，而没有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残留，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国内绝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了解，阎锡山在抗战中一直在与日军暗通款曲，日军专门成立了谋略机关负责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由于阎锡山字伯川，所以这个秘密的诱降工作称之为“对伯工作”。阎锡山1941年8月，与日本第一军方面达成了所谓“汾阳协定”，即晋绥军与日军的停战协定。阎锡山号称自己可以在国共日三个鸡蛋上跳舞，江湖经验老道的他没有立即投向日本，而是保持了观望的态度。随着美国加入二战，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局逆转，汾阳协定就没有在阎锡山那里得到实施，但是阎锡山方面与日本第一军方面在经济上的合作，乃至阎锡山与对伯工作的大将河本大作的私人交往却很是密切。正是由于阎锡山与日本第一军高层在抗战期间的勾勾搭搭，双方打下了感情基础，所以日军残留山西才有了前提条件——日军高层和晋军高层需要达成共识。

战争进入1945年，随着盟军在欧洲战场以及亚洲太平洋战场的胜利，驻山西日军的部分高层，开始思考战后的出路。对他们而言，只有两条出路，一个是作为战俘被遣返回国，可能还会面临战胜国的审判；另一条路，就是与阎锡山合作，利用阎锡山想利用日军武力反共及保有山西地盘的想法，实行日军“残留”。日军驻山西第一军的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114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以及他们的高参河本大作、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助官城野宏等都选择第二条路。河本大作和城野宏非常积极。河本大作四处活动，沟通驻山西日军高层和晋军高层的关系。后者在中下层官兵中积极活动，散布留在山西、拒绝遣返是为了报效国家，将山西作为日本未来复兴基地的思想，竟然在中下层官兵，以及日本侨民中颇受欢迎。

与此同时，阎锡山方面也在积极图谋改编驻山西日军，他一开始的胃口很大，希望将日本第一军驻晋全部兵力59000人，全部接收改编，并向日本第一军高层提出“寄存日本武力于中国”的提议。他看重的是日军较高的训练水平，以及较强的战斗力，且日军保有健全的建制和完善的指挥体系，便于他接收指挥。这种超级大的胃口自然是无法实现，在国际舆论、美国及国共的压力下，这么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来他退而求其次，希望驻山西日军在大部分遣返回国的同时，实现部分“残留”。他的目的主要是三点，一是利用残留日军与八路军作战；二是利用残留日军保住山西地盘；三是利用残留日军训练自己的部队。

有了这样相互的需求，阎锡山方面和日军第一军方面可谓一拍即合。1945年8月初到9月上旬，双方频繁会面，紧张谈判，最终达成共识。日方同意部分官兵“残留”，并且多位日军高层也作为残留人员留在山西，继续掌管“残留”的日军部队。晋方提出的条件很是诱人，对于“残留”日军官兵既往不咎，所有人连升三级，所有士兵享受军官待遇。10月初，双方还建立了所谓合谋社，共同策划实施日军“残留”的问题。

需要简单提一下河本大作在其中的作用。此人被日军高层束之高阁，但是像他这样“下克上”的晚辈们，在日本随后的侵华过程中陆续成长了起来，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很多晚辈已经跻身将军的行列，但是这些晚辈对于河本大作这样一个陆军老前辈仍然很敬仰。1942年9月，驻扎在山西的日本第一军岩松义雄中将邀请这位老前辈到山西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全面管理日军没收的阎系企业，并参与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河本大作这个老特务从此就一直待在山西，日军投降后，又被阎锡山延揽为顾问，直到被人民解放军俘虏。河本大作是日军战后残留山西的“精神领袖”，为了将山西作为日本未来的“复兴基地”，他甚至拒绝被遣返回日本。很多日军驻山西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受到河本大作的巨大影响，从而积极推动日军的山西残留。

日军山西残留的部队演变

日军残留的问题，在当时的国际舆论和国内环境下，是不能在台面上进行的，在成建制地改编日军部队的图谋破灭后，日晋双方开始采取所谓“志愿残留”的政策，动员官兵和日本侨民留在山西。1945年10月，由残留日军组成的所谓“铁道护路总队”就建立了。之后归入晋军战斗序列的日本残留部队的番号发动多次变动，先后变成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工程总队、保安总司令部、野战军司令部、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教导总队、炮兵团等。

晋日双方密谋日军“残留”虽然打着“志愿残留”的口号，对于侨民差不多是做到了，因为当时战败的日军对于侨民已经没有约束力，侨民的去留，投降的日本驻军已经无权决定。但是对于在编的日军，志愿残留显然效率低下，且不能保证效果。所以日本第一军实际上仍然采用下达命令，分摊名额给各部队的方式，保证了残留日军的基本数量。日本第一军期望各部队残留在山西的兵员数量达到11 000人，先后与2月2日、8日对所属部队下发了电令，分派了名额。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人心思归，经过思想动员和强制命令，软和硬的两手同时使用后，实际征集到的兵力只有7 000人不到，这些部队组成晋军的“特务团”。特务团司令部下面有7个团，每团800～1 000人。

7 000数量的日本改编军队，引起了美国方面和中共方面的指责，加上又有大量人员先后回国，1946年5月阎锡山方面被迫将部队改编成铁路公路修复工程总队。总队下辖9个工程大队，总兵力约2 000人。
到了1946年6月，铁路公路修复工程总队又被改编成保安总司令部（第7～9大队被改编成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直属大同总队）。保安总司令部下辖六个保安大队，外加一个通讯队、一个工兵队。保安大队的兵力在300人到350人之间，通讯队兵力100人，工兵队兵力150人，总人数2 200人左右。

1947年3月，保安总司令部番号换成野战军司令部，部队建制没有改变。1947年5月，阳泉战役中，晋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和山西闫占军司令部保安第五大队全部被歼。6月1日，残留日军沿用了晋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的番号。阎锡山从第八、九总队抽调两个团加强了第十总队，将残留日军与晋军混编。第十总队扩编成5个团，加特务、工兵、通讯三个直属营。每团兵力在300人到330人，特务、通讯营兵力150人，工兵营兵力120人。日籍官兵约2 000人。

1947年12月，第十总队番号改成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对国民党国防部仍然称为第十总队。改变名称后，原一、三、四团改为教导第一、二、三团，第二、六团改为军士教育第一、二团。特务营取消，人员并入司令部及军士教育二团，工兵营改为运输连，通讯营分为通讯队和通讯教导队。由于人员回国，兵力锐减到1 600人。

1948年7月，第十总队在晋中战役中受重创，加上很多日军回国，兵力继续削弱。10月，十总队在太原东山牛驼寨阵地遭到解放军毁灭性打击。12月，残部改为炮兵团，兵力剩下不到500人。1949年4月24日，炮兵团在太原战役中被全歼（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对于日军残留研究最深入的叶昌纲教授的大作《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