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宽澄,95岁。他是日本目前仅存的两位日本人八路军老战士之一。还有一位叫“前田光繁”,今年98岁,已在老人院里静养。 早在2008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这两位老八路被邀请出席了欢迎晚宴,温总理特别走到他们的饭桌前问候他们,并祝福他们的健康。我当时在场,为他们拍了一组纪念照片。 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很想去采访他们,听一听当年如何当八路的故事。苦于找不到他们的家址,这一心愿,一直到抗战胜利70周年的现在,才得以实现。 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的事务局长小林阳吉先生陪同我去小林老先生的家。小林阳吉先生的父亲,也是一位日本人老八路,长期从事反战工作,遗憾的是,早已经在中国过世。 小林宽澄先生的家住在东京都练马区的一个静谧的老住宅区里,天下着绵绵细雨,走进这一条老街,特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小林先生的家是一栋旧式的二层楼,门口种的月季花已经攀升到二楼的屋檐。因为事先知道我们去,老先生用红笔写了一张中文纸条:“热烈欢迎中国贵宾光临”,贴在门口的墙上。 摁了门铃,小林先生笑眯眯地来开门,连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那普通话也许长时间不说,有些生硬,但是很有胶东半岛的味道。老先生说:“我是在山东当兵,在山东被俘,也是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 走进小林先生的家,才发现没处下脚。到处是杂物,也到处是书籍资料。一问,才知道老伴去世多年,儿子一家虽住在隔壁,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人过,自个儿买菜,自个儿烧菜洗衣服。 小林先生把我迎进客厅。所谓的客厅,是他起居、睡觉、写东西的地方。小林先生个子小,挨着小方桌坐下还真合适,我和摄影师个儿大,勉强把腿盘下。 刚落座,老先生就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枚枚军功章,他说:“当年回日本时,这些军功章都不能带来,这些都是后来补发的。” 我努力想想眼前的这一位瘦小的老人穿上八路军军服的样子。可惜,当年的照片也都没能带来日本。他说:“那时没法子,组织上规定不能带这些东西回来。” 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小林先生来了精神。从开始谈,到最后喝上一口自来水,他说了整整2个小时。 被征当兵 小林先生的老家,是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公里,坐火车得2个小时。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长大后也成了小和尚。 小林是在21岁时,接到了参军的命令。“突然来了通知,村长拿来一张纸,说我必须马上参军。”小林说。当时父亲跟他讲的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男子汉应征为天皇而战,是光荣的。” 第一排右一为小林 1939年6月,小林脱下袈裟,成了一名日军士兵。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到青岛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没过几天,他先被大伙打了一顿。 “那时的新兵训练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我被命令从队列中向前一步站出来,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二天后,脸肿得不得了,小林队长遇见我,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是摔了一跤。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新兵总是要过这一关。”小林先生说完这一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身难忘。 但更难忘的,是第一次叫他杀人。有一次,他和班长中钵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中国人的胸膛。那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中国人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那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事后还若无其事地叫我们走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刺死了。”小林先生叹了一口气:那个地方叫“桐林”。 山东被俘 小林被俘是在当兵一年半之后。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 一早就吹起了集合号,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附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一股八路军,大约有200人。“日本军队有一个坏毛病,一个星期不活动活动,就难受,表现也不好看。所以,一听说有八路军,而且有这么多人,队长就下令去围剿,他想立功。当时调集了一个伪军大队,有200人。我们日本军是2个班,30人左右。每一次活动,伪军大队总是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其实,我是很看不起他们,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兄弟,很没有骨气。”小林先生开始讲述自己被俘的故事。 赶到一个村庄时,是早上8点多钟,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于是这些日本兵和伪军跑到农民家里吃早饭。“刚端起饭碗,就有报告说,前方的山岗上发现人影。于是我们马上集合,朝山岗上赶过去。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机枪。但是,快赶到山岗时,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 小林因为背的机枪重跑不快,于是他和另外一名战友一起与大部队岔开,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迎面赶来的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叫‘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 八路军围得越来越近,小林他们站的地方下面刚好有一个水塘。他的战友对他说:“我们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忆说:“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因为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于是我们下到水塘边上,喝了一口水,他先开枪自杀了。我把机枪的枪眼对中脑袋,结果去抠扳机时,机枪移了位,枪响后,我只削掉了一块头皮。” 当小林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死成,开始用日语骂“八格亚鲁”。 “当俘虏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日本军人怎么可以当中国的俘虏呢?我当时要滚下担架,但是被八路军死死摁住,动不了。就这样,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但是,他们给我上药,把我关在一个小间里,派人看着我,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小林说这话时,目光有些惆怅。 参加八路军 关在小房间里,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放在他的床头。过几天,又给他换一本新书《论唯物论》。 “我开始很讨厌八路军的这种书,但是,后来关在房间里实在闷,我拿来翻了几页,是讲社会主义思想,讲唯物论的,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我很警惕,因为我是日本军人,不能接受这一种思想。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没有把我当作罪犯,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1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姜昆这位先生人很好,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替八路军帮忙,我心里受不了,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特别勉强我,开导我说,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一场侵略战争。他跟我讲了许多的道理,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的这一场战争确实不正义,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即使被日军暗杀,我也帮八路军做事。”小林就是这样加入了八路军,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小林干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本兵的炮楼前喊话。 那是一个夜晚,在武工队的陪伴下,小林来到一个日本兵的据点前,拿着铁皮做的喇叭向岗楼里喊话。刚开始时,岗楼里会传来“八格”的骂人的话,并发射迫击炮轰炸。“但我不怕,大不了光荣了。”小林说。武工队怕他受伤,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是越喊越有劲,还唱起了日本民歌,唤起日本兵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劝那些日本兵放下武器。“最后他们炮也不打了,静静地听我喊了。” 小林的“叛变”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并悬赏捉拿他。为此,小林开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掩护下,转战各个山村。他说:“有一次,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翻译成日文做反战宣传资料,我躲在一个山洞里,村里的武工队长每天给我送饭,有时候还带来一点酒,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真是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抗战结束后,为了小林的安全,组织上没有让他随投降的日本兵一起回日本,还是让他留在了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政府做遣返战俘和日侨的工作。解放战争爆发后,小林随后参加了解放军,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小林先生摸着桌子上的军功章,说:“我当八路军、解放军整整15年,也算是一个老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