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抗战——锄奸英雄樊金堂口述回忆录

李云龙

樊金堂是一位传奇式的抗日英雄，老人家于2002年离世。本文是根据他生前留下的录音带，整理出得文稿。可以更多地帮助后人了解抗战初期山西的抗日形势，以及社会百态。

一九三六年，我在定襄县中学念书，由于自己并不是好学生，好结交朋友，学友之间也都是差等生。正遇智生元同志发展牺盟会，我们就参加了牺盟会，请愿，闹学潮，开会异常积极。到三七年初，我被学校开除。回家和祖父种地，但我不爱劳动，家里人骂，街人耻笑。我母求外祖父借十元钱去包头市投奔我父，父嫌不成器，不收留，走投无路返回家乡。

七七事变后，定襄县开始不平静了，国民党军队过路于县内，要车抓差，群众开始逃难。八路军来后，群众很感兴趣，看他们脚上穿的草鞋，男人还穿带花的草鞋，不抓人，说话口音各不相同，但态度和蔼，还唱歌，写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救国”这四个字在蒋村的王金元家墙上的字。连学校的教员也说：从未见过这么刚劲有力的字，写得有水平。小孩和年轻人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有开玩笑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怕不怕？”小孩们只是笑，不说话。外地谋生的人也逃回来了。

飞机炸定襄城南关，炸死许多引差的大车骡马和人，有一人被炸掉了双腿。农村的老太婆见飞机来炸，不叫小孩出门，怕被看见炸死，自己去院内抱柴火，头上顶着草柏柏。

八月日寇进军忻口时，国民党有七个军守忻口，大炮声全县都可听到，老老少少白天晚上，坐到房子上听炮声。判断是退下来了，还是守住了。

九月的一个夜晚，突然炮声停止，群众知道败下来了，连夜扶老携幼、赶着牛车、抱着鸡，都逃往山上的村庄投亲靠友。全县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逃跑了。

国民党军队都撤掉了，跑得满山遍野，班长叫士兵拉着衣襟，怕跑得挤散，过河将炮、重机枪扔在河里，马匹被打死，士兵将枪、手榴弹扔到田野。当官的把驮兵器的牲口拉来骑，营长找不见连长，连长也不管士兵。一夜之间兵将们各顾性命的跑得一个也没有了。

村里再见不到国民党了。在当天夜里，蒋村小学内，集中了二百多人。这些人都是全县党领导下的革命同志，动委会成员和八路军留下的三位同志，舒同、林极彪、王中槐。地方有张连魁、范儒生等人，我也随同他们撤退到大建安。

在行军时，我提着个马灯，因为在集合前，我将我母亲和祖母、弟、妹等送到张家庄又返到蒋村，天很黑看不见路，我提着灯走，有人小声叫喊“把灯熄灭”，我想既然黑夜不让点灯走路，马灯也无用了，路经砂村时，将灯放在路旁，用脚平了平地，用手在地上写下几个字“樊金堂走了”，意思是如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拾灯，看见字就能告诉我祖父。

在大建安住了一天，不知究竟去哪里，也不问，到哪也可以。可是情况变化了，给了一支冲锋枪，山西造，很新，我非常高兴，但不知怎样背法，更谈不上打法，看人家怎样背法，我就学着背，有子弹没子弹我也不知道。总之是背着枪就很不错了。

不知从哪里，大概是五台县又来了许多人，还有一排八路军。在第二天的晚上又行军，方向是去宏道镇，不时传来话，“不要说话”。人在静静地往前走，我走在中间，不知何故前面人停住了，忽然前面人往回跑，而且很急速，谁也不说话，我也跟着跑。这时我才感觉这支枪实在碍事。跑起来不是打腿，就是打背，但我并不比他们跑得慢。突然掉进一个坑内！还未喘过气来，又有一个人掉进来。几分钟后掉进来五六个人。听见有人小声说话“碰上啦”，“咱们过河回家吧”，又听见远方大声喊叫“快回来，同志”。这声音显然是八路军，因是南方口音，就知道这是舒同和王中怀同志， 我们又归了队。后来我们又陆续上了大道，聚集在一起，也不敢打听。第二天始知，前面尖兵坐下休息，后面人认为是爬下了，虚惊一场，也不以为是笑话，认为是自然的。

沿着广济渠往宏山村走，进村后，有一家老百姓中农成份，他误认为我们这支队伍是日本人，在大门上急忙挂上一面自做的日本纸旗，免遭烧杀。都认为这是汉奸，就进院进行没收，羊杀了，吃一顿‘荞面河捞’，在院内西墙上写着四句话“夜梦不祥，写在西墙，阳光一照，化为吉祥”。

返回到宏道镇后，成立起定崞联合县政府，县长是康瑞华同志(五台人)。定襄县成立一二区联合区政府，区长是忻县人，大学生。定襄县旧政权唯一留下的一名区长，名字叫张静安，这位旧人员也是有抗日志愿的，他嫌中国软弱，敬佩德国，赞扬希特勒是位英雄，在蒋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运动，他也在台上讲话。“我国富强起来，打倒日本，打倒德国，打倒俄国”这句话在当时被我方认为是托派，知此托派的名称，也只有一二人。不久将张静安逮捕五花大绑，放在马车上送往东冶镇。蒋村的老百姓跪在大街两旁求情。他还是有威信的。

我被派往定襄一二区联合区政府，回蒋村，后又到留辉村。负责人是范儒生，韩宜斋。不久一二区又分家，二区区长是韩宜斋。就在这时，我与韩宜斋，温四和住在东留村一间小屋内。韩宜斋在晚上睡觉时向我们二人说“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如愿意就介绍你俩入党”。我们俩只看他，没吭声，他又问“愿意不愿意”，我俩都说“愿意愿意”。就这样，我就成了共产党员了，觉着走路腿也轻了，头也抬高了。

这期间我每天下乡，除奸，查问行路人，也到农村参加开会，宣传抗日：日本人来了又烧又杀，但也说不出个具体。

非常羡慕人家背的卜壳枪，又小又好看，不知向谁借地背了一次。骑的骡子到留辉村送信。总想抽出来比划比划。当我将木匣打开一抽枪，发出咔啦一声时，骡子惊了。跑得非常猛，把我摔下来，枪也变成土枪了。走回到蒋村。

十月间定襄县政府在蒋村成立，县长仍是康瑞华，县动委会在神山村。这时定襄来了闫锡山的新编第二师，师长叫金宪章，这个部队是杂牌部队，土匪出身。原在内蒙百灵庙，闫锡山收编来，忻口撒退时，未走，后又从别的地方串到定襄县来。为了团结抗日，将收集下的子弹也送给他们。使他们保卫定襄。他们在王进村大河边至龙门挖下一道大沟，这是战壕。把老百姓门板都拆去当掩体。

后又来了闫锡山的军政干校，保安队，军政干校是招学生。保安队是招兵。我方是扩大部队，补充主力，成立了六大队，在南王村，张孔传任教导员，谢贵山任大队长，郭继成同志参加了六大队。不久就将六大队和五大队合并，成立了团，智生元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些枪支都是定襄的动委会和政府收集来的。这时张连魁同志调东冶民运部当组织部长(实际就是地委)，定襄动委会主任是韩纯德(实际是县委)，将定襄中学，三个高小的学生，召集一起成立了联合高小，由彭伯周、史祥甫等人在史家岗管理。

十一月间县委派我去地委训练班学习，说是民运部实际是地委训练班。地址在东冶镇，这是第一次接受党的教育，共学二十八天，内容有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教员是张连奎同志，有同学三、四十人，内有两名女生。没有讲义，也没有讲稿，只是口说，尽讲些农村的实际事，我学会了国际歌，演过一场戏“放下你的鞭子”，当个群众。

三八年二三月间，成立基干自卫队，名为县政府的自卫队，因而每月每人发响钱七元。基干自卫大队的大队长是杜志德，书记是杨明隆，一中队长是常万年、指导员是韩海堂、二中队长是段立业指导员是张生堂，三中队长是樊金堂，指导员是邢永康、管理员是刘天河。

我开始当兵了，战士大部份是联合高小来的，所以我的中学同学，高小同学很多。相互间打架玩，和在学校一样。我是十八岁，大队长是红军干部，懂得军事训练，我即不会喊口令，也不会敬礼，把我愁坏了。大队部门口有站岗的，我进出他要给我敬礼，我不会还礼，乘他不注意时我跑出来。

我祖父听人说我当了官来看我，我将一月薪金七元线给他。祖父的慈祥的脸情，我初次感到温暖。

尽量想当个像样的八路军，学红军穿草鞋、背竹帽，紧皮带，枪毙了二个国民党的逃兵。我到死人身上解腿带，真有些害怕，但我有了腿带，不就像兵了吗。

五月间敌人由忻县来进攻定襄，烧杀了王进村，从此新编第二师全部离开了定襄县平原区。不久就占领了蒋村、河边。

第一次打仗就是夜袭定襄城。我们爬在古城上向城内射击，敌人也打了几下。 我们大部份晚间在破路，砍电线。大队长杜志德带领全体到忻县和定襄中间的公路上活动，写传单，贴标语。

晚上到北义井村，大队长没收一家地主的财产，说是汉奸，我见外院的马棚内吊的地主和他儿子，进到后院，见大队长胁逼地主婆要钱，这件事受到忻县群众团体反对。我将此事告诉给韩纯德同志，后遭到大队长对我的打击，要关押我，地委张连奎，县委韩纯德同志来开会解决，将我调回县委。

基干自卫队活动和驻地就在龙门、小霍一带和李家庄、宏山、一带。这都离敌人远一些，基干自卫队远离政府和县委，自筹粮，滩派衣服。全县只有这个武装。大队部有骑兵班、通讯班、仍有三个中队，中队干部只留下常万年，其余都换了。

杜志德在此期间擅自在官庄娶了董家一女人做妻，各村长送礼还有吹鼓手，大闹几天。县委书记韩纯德调他带队伍回东峪整训，他畏罪在兰台逃跑了。带走八个人手抢一支，骡子两头，带走两个女人。

调我去忻县当基干自卫队队长。当时的忻县县委书记是孙民同志，县自卫队指导员是徐世杰同志，虽然不是大队，但它是个独立的组织，我当队长就自由的多了。三八年的秋季日本鬼子进攻五台县，我方的部队和地方政权都转移到远的地方去了。

跑出一股闫锡山部队，新编第二师，扬言要来忻县，缴基干队的武器，抓捕县委。县委和我决定，带领县团体群众组织和自卫队一齐投奔晋西北，寻找一二○师，免遭不幸。通过封锁线到达西兴县遇见一二○师的扩军单位。负责同志将我们收留，并分配了几个小组，帮助他们扩军工作。我们得知日本鬼于进攻已结束，我们要求返回忻县时，恰被他们用武力缴了我们的枪。胡说我们是保安队。县委书记和我要求去他们师部打官司，到了师部，我见到了关向应同志，我要求留在一二○师，看见人家多么整齐，有枪有炮，穿的一色灰军装，但关政委说：“快回去，晋察冀聂司令来电报催你们快回去”。天已冷了，给我们每人发一件棉袄，军上衣，我们又高高兴兴的返回忻县。

三八年十月间定襄自卫基干大队长逃跑了，我调回定襄县任大队长。

郗顺义为教导员，全大队有各式各样步枪一百余支，手榴弹几百，子弹虽然不多，每支枪也有三四十发。有些年小的，背着刀子，穿的衣服是黑色的布衣。

在这时县委会给基干队的任务，打击敌 人、配合各区开展工作，提出了定襄县这块小平原，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大门。如果定襄县的工作做好，对边区的供应，和通往延安中央联系，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边区根据地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

基干队这时活动都在和区干部配合，县委，县政府到各区召开有关会议，各村建立村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参军，征收公粮，基干队都担任着保卫任务。

因为日寇主要力量在向我国内地进攻，根据地就仍在敌后，兵力集中在交通线上。汉奸、伪军伪政权，都在筹化中，因而耳目很少，不敢经常出外。基干队的作战方法，夜袭敌据点，既锻炼战士，又威胁敌人不敢外出。

全县农村的群众积极抗日情绪很高，参军非常踊跃，弟兄俩一块参军者很多，年龄小的也来参加如酆炳军等，退回去的也很多，真正成了定襄县人民的子弟兵，部队到哪个村庄群众总在街头观看，议论谁的枪好，叫什么名字。如有日本鬼子出动，群众很快就来报告，年青人还跟着队伍打仗，背伤员送饭等。如遇有日寇或汉奸到任何村庄，不论多少，不管离敌人据点多远，基干自卫队一听群众跑来报告，即飞奔这个地方。所以基干自卫队成为群众的保护人，随叫随到。没有一次因敌人多或已经走了不追，或不打。

打起仗来群众也参加。一次蒋村敌人过了滹沱河到了闫家庄，群众跑到洪山叫基干队，往返二十余里，当基干队追到敌人已过了河，回蒋村，基干队又追下河滩。我即去猛追，突然从田地里跑出来一个农民，扑上去就摔倒了伪军，当我押着伪军走了，农民又去地里干活，也不知姓啥叫啥。向敌人开火，曾有一战士负伤，闫海堂背起就往回跑！群众也叫战士从什么地方打方便。敌人逃跑后，群众围着战士议论，谁打的好，谁不行跑不动，埋怨来的晚了，早来一步就能把敌人消灭在河中。

有一天我们正在镇安寨，神山村长跑来，报告从蒋村车站来一个翻译，带一支卜克枪，一把洋刀在神山村公所抽大烟，我带着四个人跟着村长跑去，进了村公所不见人，有一洋刀还有枪套，套上还有二十发卜壳枪子弹。知是去庙上一间小屋抽大烟去了，村长提起个水壶，“我上去看看”回来说“抽光啦”，手里提的枪，机头还叫着呢！我就往院内将两个门子都朝里闭上，进屋内等汉奸进家，听见皮鞋声走近了，在窗台上显出人影。我举枪向敌人开枪，末中，敌人撒腿就跑，我们就跳出来追！以为他跑不了，谁知门朝内拴，敌人跑了，追到小河后，蒋村敌人开火而退回。返镇安寨的路上，村长埋怨说“金堂你咋没打着，应该埋伏在门外一二个人，敌人肯定来报复，糟啦”。

烧蒋村铁桥，上下东留的群众有三四十人，背着柴火，破坏了铁桥，这时期除敌人占领的县城车站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区干部都可在晚间任何村召开大小会议。

在三九年前这一阶段，大多是破坏铁路，割电线，除汉奸，也袭击过定襄，蒋村等据点，只是晚上去了，离的很远，放几枪就走了，敌人也不敢出来，这就是起到的作用。群众对这支队伍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叫他“金堂队”。父亲、兄弟想方设法给在队伍的孩子买子弹，母亲、姐妹给做鞋。队伍路过的村庄，村口站的父母，房上站的弟、妹、群众就是这样目送目迎这支队伍。有迷信的老太婆，只要听见枪声，立即跑到神像前祷告，“保佑金堂队”吧。

李云龙

三九年秋县成立公安局，郗顺义调去当公安局长。我调五台县当公安局长兼游击队长，定襄基干自卫大队改为定襄县抗日基干游击大队，刘天和当队长，郭继成当政委，李高奇当付政委，县委书记是范儒生。这时敌据点又增加了史家岗、土领口、宏道、芳兰，蒋村小山上、蒋村桥上，加上原来的定襄城、车站、蒋村车站、蒋村、河边，共十一个据点。中队干部有闫四豹、薄启绪、续心环、韩光润。

到40年初闫锡山不抗日反共，我方反击，在新二师保安队由边区撤往晋西南时，投敌一部分，打散消灭一部分。基游队开始有了机枪，一挺六五式，一挺七九式，定襄城内有了新二师投降的伪军百余人，危害最大，他比日本人知情熟习，对地方干部，基游队造成不少损失。

40年开始，敌人大举扫荡边区根据地。采取三光政策，在敌占区加强敌伪组织，组织伪军，特务队、警备队。对农村也采取残酷的杀烧，为的是对付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凡是被抓去的农民，或干部和战士都杀，或喂洋狗。

一天风特别大，刮的砂土满天看不清，宏道敌人由毛太君带领全部日军摸向季庄，狡猾的敌人不走大道，沿着广济渠水道内摸来。基游队听说敌人出发，为了不暴露目标，也顺着广济渠涌向宏道走来。

离季庄三四里的地方，突然遭遇，毛太君骑着大而黑色骡子，走在最前面。基游队前边一个班尖兵，当班长一看到日本人时，已经是十几米了。正在拉拴上子弹时敌人毛太君已举着洋刀在飞跑的骡子上向头上砍来。班长头一歪，身一闪，刀砍在枪上和手上，枪被砍掉一截，手也砍掉，班长退后，第二跟的就是智全存，他个子小，灵活，即摸向前，因敌人在骡子上，他够不着，敌人举刀砍他，他就弯下腰来回躲，渠内并不宽，只有三米宽，敌人拉着骡子打来回转。他就在骡肚子下穿来躲去，无意中头将骡子肚皮顶着，骡子吃惊一跳！将敌人扔下来。智全存乘势按住，后边人赶上来一枪打死敌人。敌人看当官的掉下骡来，往后就跑！基游队开枪，但也布置不开，只是尖兵班打了几下，也往后撤下来。骡子已跑在地里，被抓回来，当了俘虏。此骡会听日语，后送分区司令部。

三九年八月间，我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学习，学了一个多月的公安工作，初拟分配河北省涞源县。因地委要我仍回二分区，又被分配到五台县公安局当局长。因五台县的县政府公安局都是国民党的县长，公安局长。所以我来五台县上任，还带有边区政府的委任状，当时的五台县统一战线工作比较强调，闫锡山的老家，他也特别关心，常派视察员来五台搜集情报。

我在三九年底调五台县，五台情况与定襄不同。驻有分区的主力团四团，敌占区平原很小的一线。因五台县多山，靠近敌人地方分区侦察员常去，地方干部大多在山上，县没有游击队只有公安局，公安局有几十余名人的警卫连，给县政府站岗，或催粮，武装少，人员也来自各方，有河北人、有和尚、根本不去敌占区，也没打过仗，我去后就完全改变这种情况。留少数老弱看守站岗放哨。大部带他们到敌占区活动。豆村、台山、五台城、东冶、河边，这一条线打过不少仗！因平时没有游击队我们突然出现敌人不知。

一天上午，我带部队到了离五台城的五里地一个村庄，只在大街上休息一下就往南走。村外有条小河，河底淤泥很深，过河就上山。预备翻山到白村，伏击窑头敌人，不料爬到山半腰，回头一看来了五个日寇骑兵，沿着我们的道走，已下到小河下。我即带队返回，伏在小河的南沟上，当敌人过河时，开火猛打！敌人也不知有我们，急速回马逃跑，马在河中陷于淤泥中，拨不出腿来，弃马逃跑，我们就下山追，敌人未抓住，恰获得四匹战马，一匹死在淤泥中。

五台基游队实际上也只有二十几条能打的枪，人员少，共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三个班，每班十人八人不等，有一个侦察班。因五台山多，马也用途不大，不利行军，凡是到敌占区活动就不带马匹。在耿镇一带时，常遇没有口粮，穿的鞋没有，尽是山路，在定襄穿的鞋去五台，一礼拜就不能穿了。

我刚去五台时，正是下大雨，二十余天河水大，出不了门，没吃没烧，战士大部份害病，身上长疮。有一天晚上得情报，敌人扫荡，下着雨行军爬山，当我上到山顶，两只鞋底都烂掉了。光着脚下山既看不见路，也不能走，无耐何，将鞋帮捆在脚底，走了二十里路。没有吃的，啃生玉米或山药蛋，也就是在地里用手挖几个充饥，不用说打仗，敌人来了，跑也跑不动，因而许多战士也愿意到敌占区活动，起码能吃饱。

四○年春天滹沱河开始溶化，大块的冰顺水而下。日寇大举进攻边区，从太原调来的日军四千多人，带有骑兵、大炮，由东治镇出发，沿滹沱河往山里出发。我闻知带部队由坪上出发，走闫家庄上山，到达甲子湾山头上，眼看着日军大队经过一家村钻进山沟。我将队伍休息在山上，我带一名通讯员白开阳，四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由山上下来到一家村，目地是捕抓敌人通讯联络的人员，查清扫荡日期，以便在撤退时伏击。

一家村是指一家人而定的，有一大车店，店房有北房三间，屋顶就是通往山内的大道，有东西两大门，有一个大院，东侧有七八间马棚。来往驮炭的牲畜在此休息，进院必须下坡来才能进来，远看并看不见这三间正房，它是利用大道下的坡度，掘进砌成窑洞的房子，店掌柜正在吃饭。门上挂的一个棉布廉，窗子糊的纸。

我一进家，店主就让上炕吃饭，小米饭咸菜，通讯员和侦察员在地下蹲着吃饭。店主说刚才过去大队日军，你们来干什么了，你们的人不要出去，着小伙计出外放哨。约莫一个小时后，忽然店院内的狗狂叫，也夹杂着日本语声“慢慢的，慢慢的”。我认为这是老百姓开玩笑来吓店主人的，我只喊一声，去看看，店主人派他做饭的老头出去，放哨的是店内的小伙计，约十五六岁，出去的人不回来，狗仍狂叫。

“慢慢地，慢慢地”的日语声音已在窗台下，我叫通讯员白开阳出去，谁在外面学日本语，讨厌鬼，把他叫进来。白开阳是个十八岁的小孩，不爱说话就是老实，他背着一支日造三八式步枪，实际上是给我背的。每逢打仗我用此枪打，不打时他背着。他将饭碗放下，拿起枪往外走，因门上挂着厚的棉布帘，他用枪挑起门帘往外走。

不料，当他一只腿出去，一只脚还在门坎里时，因枪拖挑起门帘露于门外时，被一只手突然夺去枪拖，枪也随即被夺去，但他拉着背枪皮带往后退回家来，猛一使劲，被门框绊倒仰面朝后跌倒，这一猛劲就拉进那个拿枪身的人，显然白开阳已看见此人穿着皮鞋，是日本人了，否则他不会这样慌张。

我还在炕上端着饭碗喝稀饭，突然看见门外倒进两人，没有任何喊叫声，钢盔当即一下滚在对面的水缸下。见穿黄泥军装的人压在通讯员身上，我一看不好，将饭碗扔下，从炕上一下跳在锅台上，又跳在日本人背上，脸朝外骑着日本人，因是骑着两个人，我腿不能着地，一手扶着风箱，一手从腰内拨出我的二八盒子枪，对准日本人大腿连扣三下，未打响，猛想起打保险的哩，一搬开保险，枪声一响，日本人受痛，翻身将我推到一旁。我伸出一支手，将步枪夺下，敌人爬出门帘外，就看不见了。

这时都也清楚了，但不知门外究竟有多少？我只说“快打”五六支枪一齐朝门外，窗外打，也不见回枪，也不见动静。我说“快上子弹，往外冲，宁愿打死在外，也不能死在屋内”。我右手持枪，左手掀帘，如一旦捉住我的手，右手正好对准他的肚皮一枪，刚把帘子挑起后，朝院内打三枪，跳到院内，战士也跟着出来，不见任何人。回头一往东马棚一看，地下趴的有二十来个人，背着日本皮包和东西，我们扑进去准备开枪，一看是老百姓，我说不要打，快拉起来跟我们走。

我问敌人在哪里，一个老百姓说在房上，从东返回来了，快往西跑，跑出西大门，又问有多少日本人。都回来啦，四五千人，马队在前边，那我们不能上大道跑，也不能上山，只有跳河，我第一个跳下河，水深将我包头的手巾，身上的羊皮小袄也漂走了，大块的冰块挂的我爬进水几次，好容易游上对岸，但也不敢上火车道，怕敌人看见，只得钻涵洞藏在一个小坡后，敌人大炮，机关枪向一家村店房马棚打的起了大火。将一家村包围的水泄不通。

这时我身上发冷打擅，令老百姓把皮包打开全是日本衣和大衣，我们随即穿上，走上火车道看热闹。敌人发现我们后用旗和我们联络，我摆摆手表示无事。

原来是进山后，敌人的炮因河而不能走，全部返回，走在一家村时，正遇一个老百姓卖梨，见面的日军抢梨吃，令后边部队休息，派一曹长带日本兵七个进店房抓民夫，把这二十个民夫背的东西换背。放哨的小伙计，看见日本人时，就被日本人叫去，出院看的老头见是日本人曹长拿着洋刀，也不敢说话，也不敢进屋，日曹长只命令他把狗看住,"慢慢地"就是指老头去看狗,当他见屋内突然伸出一个枪拖时,他认定这是枪,随手夺走,当我一枪打中腿时爬出院外,只说"八路",七个日本兵连受伤的曹长就连跑带爬跑出东门外,向大道上的日本人喊"八路大大的",指挥官立即下令往后撒,散开,架炮,卸枪,布置包围,此时我已跳河了。

事后第二天,我又打听店主人死活,唐村村长告诉我"他是大建安的,你跑出来,他也跑出来了,他未跳河,光着脚一气跑了15里,跑回家,见妻子就说"樊队长完了,都叫包围啦",他妻子问他,你手里拿着碗干什么,他这才将饭碗摔于地下,后害一场大病未死。

敌人扫荡进攻边区返回来时,俘押二百多妇女小孩，我带队伍埋伏在高洪口的山头上，待敌人过去大部分，群众被押在最后。为了解脱群众救他们出来，我们开枪射击，敌人也知是游击队，前大部队返不回来，后面部队和我们射击，群众借机从山沟里逃跑了，见群众走脱，我们也走了，后听群众反映感激不尽。

东冶镇的东门，有几个伪军站岗，对群众进出东冶横加欺打，和勒索，群众恨之入骨。我决心给他们个教训。晚上去他们在门上的炮楼里，不易捉住，只有白天。我带两个侦察员进东冶镇，我们身上带的三支短枪，化装成农民，三支短枪中有一支自造橛把子，只打一粒子弹，还带了一个手榴弹。东冶镇东北角靠土坡，围墙也能翻越过去。天不亮我们已埋伏在附近的豆子地里，一直等到中午。见巡逻的过去，我们就翻墙进去，我手里提的蓝子，放有几把豆角，盖着下面的枪，一个侦察员拿把镰刀，夹一捆草，手榴弹藏在草内，上身不穿衣服，只穿个单腰子。

说到大街上就往东门走，这时伪军一个上了炮楼吃饭去了，门上坐的一个伪军抱着枪脸朝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只注意外面，根本不理会背后来人，当我们走近时，我使眼色给侦察员将伪军抱住，他还说不要开玩笑，另一个侦察员把伪军步枪夺过来，我拿出手枪对他说不准动，不要喊叫。伪军吓的不敢动不敢开口，又令他走，不知是故意，还是吓坏了，拉也不走，侦察员在伪军头上打了一下，伪军一下倒在地上，虽未死，但也不能说话了，口吐白沫。想写几个字也无笔纸，只好对着他低声说了句“饶了你，以后再不能欺压人，否则下次再和你算帐”。我们缴了伪军的枪，带了顶伪军的帽就出东门走了，后来敌人增加了岗哨，但再不敢在门上站岗检查了，都躲在炮楼上，这就给我们从东冶镇买药品和日用品提供了方便。

东冶北沟有个田家岗，住有敌军，但这个炮楼是伸向北沟，不在大道上，比较弧立，驻有日军二十多人，没有伪军，有一名翻译，当他得知我们在东冶镇教训了守门人后，就设法通过村情报员(给敌人通讯的人)和我们联系。当我带部队到田家岗附近，约会在一个高梁地的梨树下。“我要立点功，为队长效劳”，我问了他些情况后，约定第二天再见。

这天他要到东冶镇催给养，待他回来后就知消息。约莫十点多钟，他气喘吁吁的跑来说敌人很快就从东冶来，送给养给田家岗，警备队长还用手计算日期，说还够一天口粮，我说没有了，所以挺快跑来的。他告诉我田家岗日本人接应，来的人不多，有三十来个日本人和伪军，三四匹骡子驮着。我怕受骗，坚持叫他打完后，一定出来见一面。他临走时还说“我上炮台去，听见枪响，我也朝天放几枪，或说那边还有八路，他们就不接应了”。

中午时分果然山沟的大道上来了敌人。我们在预先选好的地方埋伏着，打了一排子弹后，敌人就纷纷跑向河床的沿坝上顽抗，我们也下不去，敌人机枪封锁很紧，显然在等待援兵。骡子跑到我方的坡下，下去牵骡子，几次被敌人打回。我们又不能久等，敌人上来牵骡子，我们也打的敌人上不来。

我们有一个小战士年龄小，特别是个子矮，北代西人，姓刘，他不但没有枪高，就背个刀也太长，他很勇敢而且机灵，为了方便起见，他身上没有穿戴一点基游队的东西，行军总是要他走在最前面，进据点，探消息，被敌人也捉住过，都未认出他是我们的侦察员，这时我想起他，令他爬过去想法把骡子赶来。果然在他去了有半个小时功夫，骡子顺沟进来我们下边，敌人也不知为什么，并未打枪。敌人看不见这个小孩，走进后我往下看，才发觉他拿的一根高梁杆在地下爬着走，用高梁打骡子腿。我们将骡子拉上去转移了个地方，等待天黑后，通过封锁线，转移到东冶镇的正东方山上去。

就在这时，那个翻译又来了，诉说他如何阻挠田家岗敌人未来的详情，我给他二十元白洋表示奖历。主要的是这一带群众都知道翻译通游击队。就再没有一个敢当汉奸的，成了我们游击队的庀护所了。打完仗就来这里休息一天，这几个骡子在我们庆祝胜利时，送给了九岁红，给根据地送公粮了。

我从甲子湾带队出发到了张家庄，还未进屋休息，大建安跑来一群众报告，日本人把老百姓和村长都集中到村公所门口，看样子要杀人。当即带队跑步奔向大建安。张家庄到大建安五里路，往返十里路，就是说已经有一个小时了，如果是开会，可能在，如果抓人就早走了，究竟干啥摸不清，有多少日本人，报告者也说不清，只能说“我没看见，我爸从戏台后跑回家，说我小跑的快，快去报告，我爸也不知你们在哪，我是朝东跑一路打听跑来的”。

进村不见敌人开枪，就直往村公所，看见几个老百姓跑开，他们误认为敌人又回来了，在村公所的对面戏台下，躺着六个老百姓尸首，都是仰面朝天，头朝村公所并排躺着。在靠边的一个看年纪只有二十七八岁。一位妇女伏在身上哭，还用一只手将流出的血和心脏往肚里按，其余五具都一样，但无人哭，显然这都是用刺刀捅死的，也可能家人还不知道，或刚才我们进来又吓跑了，问了一下别人，说敌人刚走，回东冶镇了，我们又追到河边，也看不见敌人，我下令叫一班全体，朝东冶镇放一排子枪，告诉鬼子我们来了。

返回村后，这时戏台下人就多了，哭声响彻全场，有的抬来棺材，有的搬来箱子，准备埋藏。战士们在打听杀害的情形。有一个老头走到我跟前说“来晚一步，你放一声枪，把狗惹的也跑啦 ，这七条命就能救下”。又说到，今天中午谁也不防,突然来了这么多鬼子！一进村就不让人走，见一个抓一个，村公所的人都抓来，不问青红皂白，一个鬼子当官的站在戏台上说了几句日本话，谁也听不懂，一下子在人群中拉出八个人来，喊来八个鬼子，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一个鬼子对着一个人，当官的喊了一声“通通的疏拉的”。人们这句话懂，都给跪下啦，又一声日本话，鬼子就用刺刀直往这八个人身上刺。紧西头那个人，一刺他，他啊呀一声就往后倒，他披的件衣服，一掉地，撒腿就跑，当他翻墙时，朝他开了一枪。他跳出墙外，鬼子追到墙外，他已跑远了，只逃出他一个。我告诉老人，我们今天才从山里出来，不知道鬼子出来，老汉叮嘱，“不要再走了，走了群众没法活”。

李云龙

当时我们也考虑，凡是群众来报告，不论有多少敌人，或有没有，都要去，打法倒可考虑，群众把我们当成个希望，老百姓也说“那怕放一枪，鬼子也知道樊爷爷来啦！他们就得跑”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敌人，而在于保护了群众。

河边敌据点有一个特务，二十七八岁，身体长的非常结实，个子不高，粗实，骑着富士牌自行车，带一支三八盒子枪，老百姓反映这个人不好。当他知道我们来到张家庄一带时，托人捎来一个讯，意思是想见一次面，捎话人并不认识，恐怕要什么鬼计，但又不能表示胆怯，我告诉送讯人，“明天中午，在大建安村公所等他”。

第二天上午我带两个通讯员，骑三匹马，跑到大建安，一名通讯员持枪拉马在村公所溜马，一名去村外登高看望。如来的多，我就骑马速返，叫部队，如来一个或两个，即随他进村见我。

村长在招待我喝水，但又不安的问，队伍为什么不进村，有什么事吗？这时通讯员随着这个特务进村公所，村长吓的脸色发白，不知所措。特务叫啥名字我记不清了。穿的一身绸子衣服，腰里押着三八盒子枪，枪把上的细皮带达拉在大腿上，走的很快，把自行车靠墙一放，拿下草帽。“樊队长在哪，我来晚了”。

我在家还坐着，但我已看见他的动作，通讯员跟在后面，手里提着我的二八盒子枪，腰紧着皮带说，在这。特务见了我鞠躬，站着只是说，“来晚一步，对不起”。我要他坐下。通讯员站在门口，特务见我身上并未带枪，背靠着檩子和他说话，惭惭心安下来，说了些敌人情况，表示有什么需要效劳的，一定照办，我只是给他讲了些大道理，“中国人不能给日本鬼子干事”，并嘱咐他三五天内，我派人进河边与你接头，有什么事当面再说。特务临走从身上掏出二十发盒子枪子弹放在桌上说，“这是我的一点见面礼”。以后通讯员送他出村外，他飞车而去。村长说“啊呀，他要知道你在我村。回去报告日军”说我村通八路，不是又一场大祸。我告诉他“明天你村的情报员还照常去河边报告平安无事，如果特务在场，你把报告条先给他，如果他要反脸，晚上我就去杀了他，放心他不敢，另外，如遇见伪军或其他伪人员，你们都可说，这个特务与我有联系，使他在敌人面前失掉信任”。

从这以后，我们侦察员就相继去河边村，不以为然,大都是白天去，理发馆理发，饭馆吃饭。几次和日本人在一起理发，特务不让动手，保全两方，对理发馆的人说这是他的朋友，群众不知真假，信以为真。

后来又与一在车站上的警务段伪军曲老虎联系上。此人有家属，有父母，住在村边沿，我认为此人可靠决定和他联系，一个中午，我化装进河边，先到这个伪军家，要他妻子去叫他出来见面，曲老虎穿的一身绿色的军服，背一支三八大盖枪，腰里紧的皮带，排着两盒子弹，个子不小，长脸，有一只眼斜，见我就敬礼。我让他坐，他不坐。他告诉我，明天可能去东冶送给养，共装了五大车，押送人员，指定我们这个班。我告他，“如果明天你也去，最好走在后面，免得打伤你，但千万不要露出马脚来，走了消息”。

第二天，天不亮我把队伍埋伏在大关山，我带侦察员和一个班下山埋伏在山下的关口，这离河边的据点很近，最远也不过一里路，看的非常清楚，为什么这样近，因为只有这里一条道路通往大建安，否则截下大车也运不走，如耽搁时间久了，济胜桥的敌人，河边的敌人，都能追来，尤其东冶镇的敌人过河截住大建安退路，就很危险，因此动员战士，不在乎消灭敌人，主要夺这五辆大车，要快，要猛，还注意不能把牲口打死。

天早亮了，太阳也出来了，大车也停在炮楼下，就是不走，什么原因，不清楚。恐怕暴露了目标，就开始往后撒，将山上的队伍也叫下来，派一侦察员进据点，问明为什么不走。就在这时侦察员跑回来说“来啦，是五辆大车”，我急忙带一个班又返回原地，告诉部队不要上山来不及了，打响后快往公路上来，拉车。

走在前面的一辆大车离后面四辆有一段距离，上面坐着一个伪军，东张西望，抱着枪，走近细看，这是曲老虎，告诉战士这辆车不要打！让他过去，谁知赶车的人一看见我们，就甩下鞭子，撒腿就往回跑。曲老虎见机朝天放一枪，马车惊了，向前飞跑，后面的四辆车跑前两辆来，有两辆站住要磨车往回走，每辆车上的伪军跳车就跑。我们扑上公路，分两股，一股往前截车，一股往后追车，也顾不得伪军跑哪里了。好容易将五辆大车弄出公路，走上大道。战士们用枪托打着牲口猛跑，留下一班掩护，向河边敌据点开枪射击，鬼子用机枪和小炮猛向我们射击。我们退几步打一阵，当我们过了大关山，敌人也敢追了，这时大车已被赶到张家庄，再往山里走，大车就没路了，向村内要了许多毛驴，将胜利物资驮回内地，上缴分区地委，得到嘉奖，不久边区抗敌报上登载了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