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年秋县成立公安局,郗顺义调去当公安局长。我调五台县当公安局长兼游击队长,定襄基干自卫大队改为定襄县抗日基干游击大队,刘天和当队长,郭继成当政委,李高奇当付政委,县委书记是范儒生。这时敌据点又增加了史家岗、土领口、宏道、芳兰,蒋村小山上、蒋村桥上,加上原来的定襄城、车站、蒋村车站、蒋村、河边,共十一个据点。中队干部有闫四豹、薄启绪、续心环、韩光润。 到40年初闫锡山不抗日反共,我方反击,在新二师保安队由边区撤往晋西南时,投敌一部分,打散消灭一部分。基游队开始有了机枪,一挺六五式,一挺七九式,定襄城内有了新二师投降的伪军百余人,危害最大,他比日本人知情熟习,对地方干部,基游队造成不少损失。 40年开始,敌人大举扫荡边区根据地。采取三光政策,在敌占区加强敌伪组织,组织伪军,特务队、警备队。对农村也采取残酷的杀烧,为的是对付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凡是被抓去的农民,或干部和战士都杀,或喂洋狗。 一天风特别大,刮的砂土满天看不清,宏道敌人由毛太君带领全部日军摸向季庄,狡猾的敌人不走大道,沿着广济渠水道内摸来。基游队听说敌人出发,为了不暴露目标,也顺着广济渠涌向宏道走来。 离季庄三四里的地方,突然遭遇,毛太君骑着大而黑色骡子,走在最前面。基游队前边一个班尖兵,当班长一看到日本人时,已经是十几米了。正在拉拴上子弹时敌人毛太君已举着洋刀在飞跑的骡子上向头上砍来。班长头一歪,身一闪,刀砍在枪上和手上,枪被砍掉一截,手也砍掉,班长退后,第二跟的就是智全存,他个子小,灵活,即摸向前,因敌人在骡子上,他够不着,敌人举刀砍他,他就弯下腰来回躲,渠内并不宽,只有三米宽,敌人拉着骡子打来回转。他就在骡肚子下穿来躲去,无意中头将骡子肚皮顶着,骡子吃惊一跳!将敌人扔下来。智全存乘势按住,后边人赶上来一枪打死敌人。敌人看当官的掉下骡来,往后就跑!基游队开枪,但也布置不开,只是尖兵班打了几下,也往后撤下来。骡子已跑在地里,被抓回来,当了俘虏。此骡会听日语,后送分区司令部。 三九年八月间,我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学习,学了一个多月的公安工作,初拟分配河北省涞源县。因地委要我仍回二分区,又被分配到五台县公安局当局长。因五台县的县政府公安局都是国民党的县长,公安局长。所以我来五台县上任,还带有边区政府的委任状,当时的五台县统一战线工作比较强调,闫锡山的老家,他也特别关心,常派视察员来五台搜集情报。 我在三九年底调五台县,五台情况与定襄不同。驻有分区的主力团四团,敌占区平原很小的一线。因五台县多山,靠近敌人地方分区侦察员常去,地方干部大多在山上,县没有游击队只有公安局,公安局有几十余名人的警卫连,给县政府站岗,或催粮,武装少,人员也来自各方,有河北人、有和尚、根本不去敌占区,也没打过仗,我去后就完全改变这种情况。留少数老弱看守站岗放哨。大部带他们到敌占区活动。豆村、台山、五台城、东冶、河边,这一条线打过不少仗!因平时没有游击队我们突然出现敌人不知。 一天上午,我带部队到了离五台城的五里地一个村庄,只在大街上休息一下就往南走。村外有条小河,河底淤泥很深,过河就上山。预备翻山到白村,伏击窑头敌人,不料爬到山半腰,回头一看来了五个日寇骑兵,沿着我们的道走,已下到小河下。我即带队返回,伏在小河的南沟上,当敌人过河时,开火猛打!敌人也不知有我们,急速回马逃跑,马在河中陷于淤泥中,拨不出腿来,弃马逃跑,我们就下山追,敌人未抓住,恰获得四匹战马,一匹死在淤泥中。 五台基游队实际上也只有二十几条能打的枪,人员少,共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三个班,每班十人八人不等,有一个侦察班。因五台山多,马也用途不大,不利行军,凡是到敌占区活动就不带马匹。在耿镇一带时,常遇没有口粮,穿的鞋没有,尽是山路,在定襄穿的鞋去五台,一礼拜就不能穿了。 我刚去五台时,正是下大雨,二十余天河水大,出不了门,没吃没烧,战士大部份害病,身上长疮。有一天晚上得情报,敌人扫荡,下着雨行军爬山,当我上到山顶,两只鞋底都烂掉了。光着脚下山既看不见路,也不能走,无耐何,将鞋帮捆在脚底,走了二十里路。没有吃的,啃生玉米或山药蛋,也就是在地里用手挖几个充饥,不用说打仗,敌人来了,跑也跑不动,因而许多战士也愿意到敌占区活动,起码能吃饱。 四○年春天滹沱河开始溶化,大块的冰顺水而下。日寇大举进攻边区,从太原调来的日军四千多人,带有骑兵、大炮,由东治镇出发,沿滹沱河往山里出发。我闻知带部队由坪上出发,走闫家庄上山,到达甲子湾山头上,眼看着日军大队经过一家村钻进山沟。我将队伍休息在山上,我带一名通讯员白开阳,四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由山上下来到一家村,目地是捕抓敌人通讯联络的人员,查清扫荡日期,以便在撤退时伏击。 一家村是指一家人而定的,有一大车店,店房有北房三间,屋顶就是通往山内的大道,有东西两大门,有一个大院,东侧有七八间马棚。来往驮炭的牲畜在此休息,进院必须下坡来才能进来,远看并看不见这三间正房,它是利用大道下的坡度,掘进砌成窑洞的房子,店掌柜正在吃饭。门上挂的一个棉布廉,窗子糊的纸。 我一进家,店主就让上炕吃饭,小米饭咸菜,通讯员和侦察员在地下蹲着吃饭。店主说刚才过去大队日军,你们来干什么了,你们的人不要出去,着小伙计出外放哨。约莫一个小时后,忽然店院内的狗狂叫,也夹杂着日本语声“慢慢的,慢慢的”。我认为这是老百姓开玩笑来吓店主人的,我只喊一声,去看看,店主人派他做饭的老头出去,放哨的是店内的小伙计,约十五六岁,出去的人不回来,狗仍狂叫。 “慢慢地,慢慢地”的日语声音已在窗台下,我叫通讯员白开阳出去,谁在外面学日本语,讨厌鬼,把他叫进来。白开阳是个十八岁的小孩,不爱说话就是老实,他背着一支日造三八式步枪,实际上是给我背的。每逢打仗我用此枪打,不打时他背着。他将饭碗放下,拿起枪往外走,因门上挂着厚的棉布帘,他用枪挑起门帘往外走。 不料,当他一只腿出去,一只脚还在门坎里时,因枪拖挑起门帘露于门外时,被一只手突然夺去枪拖,枪也随即被夺去,但他拉着背枪皮带往后退回家来,猛一使劲,被门框绊倒仰面朝后跌倒,这一猛劲就拉进那个拿枪身的人,显然白开阳已看见此人穿着皮鞋,是日本人了,否则他不会这样慌张。 我还在炕上端着饭碗喝稀饭,突然看见门外倒进两人,没有任何喊叫声,钢盔当即一下滚在对面的水缸下。见穿黄泥军装的人压在通讯员身上,我一看不好,将饭碗扔下,从炕上一下跳在锅台上,又跳在日本人背上,脸朝外骑着日本人,因是骑着两个人,我腿不能着地,一手扶着风箱,一手从腰内拨出我的二八盒子枪,对准日本人大腿连扣三下,未打响,猛想起打保险的哩,一搬开保险,枪声一响,日本人受痛,翻身将我推到一旁。我伸出一支手,将步枪夺下,敌人爬出门帘外,就看不见了。 这时都也清楚了,但不知门外究竟有多少?我只说“快打”五六支枪一齐朝门外,窗外打,也不见回枪,也不见动静。我说“快上子弹,往外冲,宁愿打死在外,也不能死在屋内”。我右手持枪,左手掀帘,如一旦捉住我的手,右手正好对准他的肚皮一枪,刚把帘子挑起后,朝院内打三枪,跳到院内,战士也跟着出来,不见任何人。回头一往东马棚一看,地下趴的有二十来个人,背着日本皮包和东西,我们扑进去准备开枪,一看是老百姓,我说不要打,快拉起来跟我们走。 我问敌人在哪里,一个老百姓说在房上,从东返回来了,快往西跑,跑出西大门,又问有多少日本人。都回来啦,四五千人,马队在前边,那我们不能上大道跑,也不能上山,只有跳河,我第一个跳下河,水深将我包头的手巾,身上的羊皮小袄也漂走了,大块的冰块挂的我爬进水几次,好容易游上对岸,但也不敢上火车道,怕敌人看见,只得钻涵洞藏在一个小坡后,敌人大炮,机关枪向一家村店房马棚打的起了大火。将一家村包围的水泄不通。 这时我身上发冷打擅,令老百姓把皮包打开全是日本衣和大衣,我们随即穿上,走上火车道看热闹。敌人发现我们后用旗和我们联络,我摆摆手表示无事。 原来是进山后,敌人的炮因河而不能走,全部返回,走在一家村时,正遇一个老百姓卖梨,见面的日军抢梨吃,令后边部队休息,派一曹长带日本兵七个进店房抓民夫,把这二十个民夫背的东西换背。放哨的小伙计,看见日本人时,就被日本人叫去,出院看的老头见是日本人曹长拿着洋刀,也不敢说话,也不敢进屋,日曹长只命令他把狗看住,"慢慢地"就是指老头去看狗,当他见屋内突然伸出一个枪拖时,他认定这是枪,随手夺走,当我一枪打中腿时爬出院外,只说"八路",七个日本兵连受伤的曹长就连跑带爬跑出东门外,向大道上的日本人喊"八路大大的",指挥官立即下令往后撒,散开,架炮,卸枪,布置包围,此时我已跳河了。 事后第二天,我又打听店主人死活,唐村村长告诉我"他是大建安的,你跑出来,他也跑出来了,他未跳河,光着脚一气跑了15里,跑回家,见妻子就说"樊队长完了,都叫包围啦",他妻子问他,你手里拿着碗干什么,他这才将饭碗摔于地下,后害一场大病未死。 敌人扫荡进攻边区返回来时,俘押二百多妇女小孩,我带队伍埋伏在高洪口的山头上,待敌人过去大部分,群众被押在最后。为了解脱群众救他们出来,我们开枪射击,敌人也知是游击队,前大部队返不回来,后面部队和我们射击,群众借机从山沟里逃跑了,见群众走脱,我们也走了,后听群众反映感激不尽。 东冶镇的东门,有几个伪军站岗,对群众进出东冶横加欺打,和勒索,群众恨之入骨。我决心给他们个教训。晚上去他们在门上的炮楼里,不易捉住,只有白天。我带两个侦察员进东冶镇,我们身上带的三支短枪,化装成农民,三支短枪中有一支自造橛把子,只打一粒子弹,还带了一个手榴弹。东冶镇东北角靠土坡,围墙也能翻越过去。天不亮我们已埋伏在附近的豆子地里,一直等到中午。见巡逻的过去,我们就翻墙进去,我手里提的蓝子,放有几把豆角,盖着下面的枪,一个侦察员拿把镰刀,夹一捆草,手榴弹藏在草内,上身不穿衣服,只穿个单腰子。 说到大街上就往东门走,这时伪军一个上了炮楼吃饭去了,门上坐的一个伪军抱着枪脸朝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只注意外面,根本不理会背后来人,当我们走近时,我使眼色给侦察员将伪军抱住,他还说不要开玩笑,另一个侦察员把伪军步枪夺过来,我拿出手枪对他说不准动,不要喊叫。伪军吓的不敢动不敢开口,又令他走,不知是故意,还是吓坏了,拉也不走,侦察员在伪军头上打了一下,伪军一下倒在地上,虽未死,但也不能说话了,口吐白沫。想写几个字也无笔纸,只好对着他低声说了句“饶了你,以后再不能欺压人,否则下次再和你算帐”。我们缴了伪军的枪,带了顶伪军的帽就出东门走了,后来敌人增加了岗哨,但再不敢在门上站岗检查了,都躲在炮楼上,这就给我们从东冶镇买药品和日用品提供了方便。 东冶北沟有个田家岗,住有敌军,但这个炮楼是伸向北沟,不在大道上,比较弧立,驻有日军二十多人,没有伪军,有一名翻译,当他得知我们在东冶镇教训了守门人后,就设法通过村情报员(给敌人通讯的人)和我们联系。当我带部队到田家岗附近,约会在一个高梁地的梨树下。“我要立点功,为队长效劳”,我问了他些情况后,约定第二天再见。 这天他要到东冶镇催给养,待他回来后就知消息。约莫十点多钟,他气喘吁吁的跑来说敌人很快就从东冶来,送给养给田家岗,警备队长还用手计算日期,说还够一天口粮,我说没有了,所以挺快跑来的。他告诉我田家岗日本人接应,来的人不多,有三十来个日本人和伪军,三四匹骡子驮着。我怕受骗,坚持叫他打完后,一定出来见一面。他临走时还说“我上炮台去,听见枪响,我也朝天放几枪,或说那边还有八路,他们就不接应了”。
中午时分果然山沟的大道上来了敌人。我们在预先选好的地方埋伏着,打了一排子弹后,敌人就纷纷跑向河床的沿坝上顽抗,我们也下不去,敌人机枪封锁很紧,显然在等待援兵。骡子跑到我方的坡下,下去牵骡子,几次被敌人打回。我们又不能久等,敌人上来牵骡子,我们也打的敌人上不来。 我们有一个小战士年龄小,特别是个子矮,北代西人,姓刘,他不但没有枪高,就背个刀也太长,他很勇敢而且机灵,为了方便起见,他身上没有穿戴一点基游队的东西,行军总是要他走在最前面,进据点,探消息,被敌人也捉住过,都未认出他是我们的侦察员,这时我想起他,令他爬过去想法把骡子赶来。果然在他去了有半个小时功夫,骡子顺沟进来我们下边,敌人也不知为什么,并未打枪。敌人看不见这个小孩,走进后我往下看,才发觉他拿的一根高梁杆在地下爬着走,用高梁打骡子腿。我们将骡子拉上去转移了个地方,等待天黑后,通过封锁线,转移到东冶镇的正东方山上去。 就在这时,那个翻译又来了,诉说他如何阻挠田家岗敌人未来的详情,我给他二十元白洋表示奖历。主要的是这一带群众都知道翻译通游击队。就再没有一个敢当汉奸的,成了我们游击队的庀护所了。打完仗就来这里休息一天,这几个骡子在我们庆祝胜利时,送给了九岁红,给根据地送公粮了。 我从甲子湾带队出发到了张家庄,还未进屋休息,大建安跑来一群众报告,日本人把老百姓和村长都集中到村公所门口,看样子要杀人。当即带队跑步奔向大建安。张家庄到大建安五里路,往返十里路,就是说已经有一个小时了,如果是开会,可能在,如果抓人就早走了,究竟干啥摸不清,有多少日本人,报告者也说不清,只能说“我没看见,我爸从戏台后跑回家,说我小跑的快,快去报告,我爸也不知你们在哪,我是朝东跑一路打听跑来的”。 进村不见敌人开枪,就直往村公所,看见几个老百姓跑开,他们误认为敌人又回来了,在村公所的对面戏台下,躺着六个老百姓尸首,都是仰面朝天,头朝村公所并排躺着。在靠边的一个看年纪只有二十七八岁。一位妇女伏在身上哭,还用一只手将流出的血和心脏往肚里按,其余五具都一样,但无人哭,显然这都是用刺刀捅死的,也可能家人还不知道,或刚才我们进来又吓跑了,问了一下别人,说敌人刚走,回东冶镇了,我们又追到河边,也看不见敌人,我下令叫一班全体,朝东冶镇放一排子枪,告诉鬼子我们来了。 返回村后,这时戏台下人就多了,哭声响彻全场,有的抬来棺材,有的搬来箱子,准备埋藏。战士们在打听杀害的情形。有一个老头走到我跟前说“来晚一步,你放一声枪,把狗惹的也跑啦 ,这七条命就能救下”。又说到,今天中午谁也不防,突然来了这么多鬼子!一进村就不让人走,见一个抓一个,村公所的人都抓来,不问青红皂白,一个鬼子当官的站在戏台上说了几句日本话,谁也听不懂,一下子在人群中拉出八个人来,喊来八个鬼子,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一个鬼子对着一个人,当官的喊了一声“通通的疏拉的”。人们这句话懂,都给跪下啦,又一声日本话,鬼子就用刺刀直往这八个人身上刺。紧西头那个人,一刺他,他啊呀一声就往后倒,他披的件衣服,一掉地,撒腿就跑,当他翻墙时,朝他开了一枪。他跳出墙外,鬼子追到墙外,他已跑远了,只逃出他一个。我告诉老人,我们今天才从山里出来,不知道鬼子出来,老汉叮嘱,“不要再走了,走了群众没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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