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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连载』 《萧子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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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7 16:26:0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第一章:济世豪杰与绿林好汉辈出之地

毛泽东和我都出生在湖南省,这是一块以造就济世豪杰和绿林好汉而名闻遐迩的风水宝地。有句俗话说,“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这句话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华人中都广为流传。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是个强盛的国家,国名叫“楚”。它与邻国“秦”一直势不两立。

另一句从那时流传至今的俗话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湘"是湖南的别称,随着改朝换代,各省的名称时有变更。1864年,湘军打败了试图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军,一时名声大噪。

湖南省的北部镶嵌着八百里洞庭。密如蛛网的河渠沟通洞庭、长江。发源于西南部山区的湘、资、沅、澧四条大江并排着向东北流去,注入洞庭湖,把湖南省分割成几块。最大的河流叫湘江,湖南省又称为湘就是由此而来的。现在的名字包括“湖”和“南”两个字。显而易见,这么命名是因为本省正好在洞庭湖的南边。

湖南省位于华中地区,据1947年的官方统计,总人口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一千一百一十七人。全省共分七十七个县,省会长沙,总面积二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平方公里。

这个地区多崇山峻岭,又有四条大河萦绕其间,因而景色雄奇、壮美,令人望而生畏。才华横溢的诗人屈原就是生于此。在名诗《离骚》中,他悲叹自已在同僚嫉贤妒能、楚怀玉轻信谗言的宫廷里的遭遇。当他治国的理想最终完全破灭时,便投身于汨罗江。中国人至今年年纪念他投江的日子:阴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

最初的纪念仪式是把用竹叶包着的饭团扔进水里,后来演变成吃棕子和赛龙船。这些嵩山峻岭除了激发诗人、画家的灵感外,从远古以来,它们也为各路土匪啸聚山林提供了好屏障。当地土匪确实人多势众,人们都说“群盗如毛”。的确,比起黄河流域那些直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地区,湖南接受文化和知识要晚一些。

有趣的是,三千多年浦前主宰一方的“苗蛮”他们乃是今天住在边远的山洞中而与世隔绝的那少数断发纹身在半开化状态下的部落的祖先。湖南人,即便是人人称道的谦谦学者,都偏爱这句口头禅:“老子不怕邪!”湖南人以其坚韧刚毅闻名全国。

1911年8月19日,揭开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序幕。

革命在湖北爆发时势单力孤。但是不出半个月,九月一日,湖南人刺杀了总督和一些高级官员,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于是革命成为定势。能装载三千至五千吨的上海货船可以在湘江航运。湖南经常向欧洲出口大宗商品。最主要的是猪肉和猪鬃。吃稻米谷糠长大的湖南猪,肉味鲜美,远近驰名。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辣椒辛辣至极。它们是人们每餐必备的食物,刚刚学步的小孩就开始吃辣椒了。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辛辣的食物象征了食者的那种生龙活虎坚强有力的性格吧。

作为这片英雄和绿林好汉辈出之地的后代,我和毛泽东在对这种食物习以为常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辣的都不怕了。

在这片盛产辣椒和鲜美猪肉的土地的中心,有一个县叫湘潭。从它到省会长沙得坐两个小时的船。离湘潭城四、五十里的地方叫阴田石,人们可以看到两座高耸的峰峦遥遥相对,中间隆起一座低矮的丘陵。那儿就是离我的家乡不远的韶山冲。

人们把阴田石的高山和丘陵比作精致的莲花瓣,它们合而构成朵美丽的花。在其中的一片花瓣上,一个婴儿诞生于1893年11月19日并在这儿度过青少年时期,他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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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7 16:27:09 | 只看该作者
第二章:毛泽东度过其童年时代的田园

毛泽东的父亲在韶山中有一小块地,大部分是稻田。合家人春种秋收,住在山边的小屋里,过着简朴的生活。父亲和儿子一样固执,他们总是吵个不休;意见不一时,总是各执已见。

毛泽东的父亲名叫毛顺生,毛泽东是他的长子。毛泽东稍长后,被父亲送进了村里的私塾,在那儿认了几个字,学会了算帐。当父亲的并不想让儿子学更多的知识,因为地里缺少人手,家里又雇不起长工。不过,当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许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长得又高又壮, 才十四、五岁,就已经跟父亲一样高大壮实了。他的宽肩膀能够挑起一副沉重的粪桶,每天往地里送好儿趟肥。父亲眼看儿子是干活的好把式,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毛泽东的心思却不在这上头。他天天随身把书带到田里,得空便溜到一座古坟后的一棵老树下坐下来看书。当他逐字逐句地读着好汉们的生平和壮举时,或者看到三国战争中的韬略和计谋时,时常情不自禁地心醉神迷。

父亲的全副精力都在田里的活计上。他开始发现儿子经常溜号,看着田里的活没人干,不由得着急起来。在一个大晴天,他终于当场捉住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坐在古墓后面手捧着书,看得津津有味,两只空桶安安稳稳地放在他身边。父亲不禁火冒三丈。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

“不,爹,我只是歇会儿。”

“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

“谁说没挑。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儿担了。”毛泽东指着扁担两头的大粪桶说道。

“到底几担?”

“至少也有五、六担吧!”

“嗬,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得白养着你吗?”

“那你说你半天能桃几担?”

“二十。起码也得十五。”

“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把家建在田埂边,你就省心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干这种活。我看你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家。你说我们该怎么过日子?你坐得倒安稳,好像没事人似的。你知道不知道感恩图报?耗费时间读些破书有什么用?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

“别说了,够了。你老是唠叨个没完。”毛泽东答道。风波过后,他们回去吃午饭。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一眼就又看到使他上午大动肝火的那幅画面,毛泽东端坐在那里看手中的书,空担搁在一边。父与子又接者上午的茬争吵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你明白得很。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知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话干完后,我总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那份话,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你要我干的我都完成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完成什么了?”父亲追问道。

“吃过午饭后,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点吧,我要看书了。”

父亲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真够辛苦的。如果儿子真的干了这么多活,那他还有什么话说呢。对于这个怪儿子,他感到又困惑,又伤心。 他慢慢踱到一家人正在忙话的地里,数了数, 真的有十五担。

从那以后,毛泽东天天先干完他父亲派的活,然后就到他那隐秘的藏身之处静静地看那些他爱不惜手的英雄豪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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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曲折艰辛的求学经历

毛泽东费九牛二虎之力读那两本旧小说,从中学会了不少生字。他发觉现在看起书来,不那么吃力了。他一边日复一日地干着那烦人的活,一边回味着书中的故事。他梦想着自己进新学堂学习,从而更多更透彻地了解这些书的内容。难道这真的只是异想天开吗?他越想越觉得这个美梦并不那么荒诞、缥缈。渐渐地满脑子想的都是它,于是,他开始计划起来。

满清王朝快要寿终正寝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逐步西化。到处都设立了所谓的“洋学堂”。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就是去上这样的学校,他立志要做“洋学生”,仅仅这个名字就足以引起他漫无边际的遐想。

他不敢对父亲直说。可是这个念头盘桓不去,终于有一天,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脱口而出:“我想去城里的“洋学堂”念书。”父亲惊疑地愣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你想去念书?真是白日做梦太荒唐。你好好想想,你能进什么学堂?洋学堂的小学吗?你这么个牛高马大的人能和小娃娃坐在一起念书吗?进中学?你连洋学堂的小学都没上,还进得了什么中学?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在发疯。”

“我要进小学。”毛泽东答道。听罢,父亲哈哈大笑,好像这个话题只需一笑了之。

从这以后,父与子很久都互不搭理。但是毛泽东在古墓里他的私人“书房”消磨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沉默,并不像他父亲所想的那样表示他已经认了命,打算终生务农。恰恰相反,这件事促使他的主意变得愈加明确、坚定。以前他干田里的活时还有点心甘情愿,现在完全成了受罪。他一心只想着有朝一日他要摆脱这一切到城里去。 他反复掂量他的计划,考虑着如何实现它,自始至终坚信他能够达到目标。与此同时,父亲却暗自庆幸自己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儿子。

终于,毛泽东完成了他的行动规划,开始实施通往求学深造的具体步骤。他探亲访友找他们借钱,并要他们别向他父亲露出口风。他的计划初战告捷。

有了钱撑腰,毛泽东信心倍增。他觉得说服父亲让自己进城念书不在话下。一天傍晚,全家人正在吃晚饭,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决定上东山学堂念书去。”父亲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恼火地瞪着他。毛泽东又说:“三天后我就走。”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父亲还不能相信。

“我说的是正经事。”毛泽东回答。

父亲嘲笑着说:“你是不是得了奖学金,可以不交学费?要不就是你今天早上中了头彩,发财了?”

“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我只想告诉你,不要你破费一文钱。”

父亲缓缓起身离开饭桌,一边吸着他的长烟杆,一边琢磨着这个新情况。过了几分钟,他转过身来。一家人都眼巴巴地盯着他。他开口问道,“你弄到奖学金了吗?我不付钱你怎么进学堂?我可以知道上学的人都得学费伙食费和房钱。贵得很。王家小儿子想去念你书,想了好几年,也没有念成。唉,学堂的不是可以说进就进的。只有财主老爷家的人才进得去。我们这样的人家那是没有指望的。”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朗声回答:“你不用操那份心,反正不要你破费。就这么回事。”

父亲沉重地说:“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要是走了,就少了一个人手。谁会来帮我干地里的活计?你说是不用我破费,可你忘了我得给顶替你的长工发工钱。小子,你心里有数,我出不起工钱呀!”

毛泽东倒是没想到这一层,一时无言以对。他觉得父亲的话也有道理,也是实情。现在他该怎么办呢?总是钱的问题作梗,他感到很失望,而且也很生气,很窘困,好像他又让父亲在最后一个回合上胜过了自己似的。他还得再花些时间找出办法来。

最后他想到一位亲戚:王季范。他曾听说这位亲戚乐于资助和勉励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毛对王先生讲了自己的抱负和具体困难,并向他借钱。王先生为这个青年的热忱和决心所动,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毛回家后,又旧话重提。父亲郑重地重申他不能放他走,因为他需要一个帮工。毛问:“雇一个长工得多少钱?”

父亲说:“每月至少一块钱,一年就是十二块。”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把一个包递给他,说:“给你十二块钱,明天一早我就去东山学堂(洋小学)。”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胸怀大志的毛泽东就起床了。当父亲像以往一样默默地下田去的时候,毛泽东把他的那几件随身衣物打成包裹。他一会儿就都收拾妥当了;一顶蓝布蚊帐----在湖南的夏天即使再穷的农民也得有这么件东西,两条很有年头、已洗得发灰的白床单子和几件旧的、褪了色的长衫。他把这些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那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

母亲忧虑地凝视着他,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母亲问:“你不打算跟你爹道别吗?”

“不。”毛泽东答。

“要不要再带点东西?”

儿子说:“不用。够了。”

毛泽东再没说一句告别的话,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离开了湘潭那茅草苦顶的土坯房子,大步流星地上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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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东山小学

东山小学在县里。县里有两所小学,一个叫连坪小学,一个就是东山小学,它位于县城的城郊。县城距离韶山冲很远。初离家门的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径直往前走。路向前延伸,好像无穷无尽。穿过一片单调乏味的田野,又爬上一座高山,展现在他面前的还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尽管他已筋疲力竭,脚也酸了,他还是挺起胸膛,咬紧牙关,坚定地往前走。

过了一条河,沿着青石板铺的小路走两、三公里,毛泽东忽地停下脚步。他看见前面旷野地里孤零零地耸立着一栋大房子。他觉得它格外像宗族祠堂。以前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屋。别的姑且不论,这栋房屋的大小就让他想到祠堂。因为他在乡下见到的最大的房屋都是祠堂。他久久地凝视着这所“祠堂”。它将成为他求学的场所。这就是东山小学。

东山小学是在东山书院的基础上改建的。在毛出人意外地到来前不久,我曾在那里度过三载寒暑。一条人工河绕学校而过,它像一条护城壕一样,有一百来尺宽,上面架着一座宽大的白石桥。记得我曾酷爱独立桥上,看鱼翔水底。即使我成心想吓唬吓唬它们,它们也好像根本不知道怕人似的。沿“护城河”,有一堵高约十五尺的坚固石墙把学校圈起。我们这帮孩子称它为“长城”。

毛看到了这堵墙,这所学校对他来说就像一座城堡。他挺起胸脯,勇敢地朝着墙里的第一道大门走去。在门房的引导下,毛泽东来到校长办公室。

校长留着两撇又硬又直的八字胡,身边有根随身携带的长烟杆,有一米多长,一端镶有一个很重的铜烟锅。据说他曾用这个东西打退过野兽的袭击。

毛泽东用恭敬的口吻对校长说:“先生,请您允许我在这里读书。”

校长不能置信似地注视他。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少年的年龄比这里上学的孩子都大,似乎已经超过了上小学的年龄。

“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 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你家在哪里?”

“在韶山,离这里有四、五十里路。”

“多大了?”

“刚满十五岁,先生。”

“你长得可够大的,看上去至少也有十七、 八岁。”

“没有,先生,我才十五岁零几个月。”

“你在村里念过私塾吗?"

“我跟着王先生念了几年书,能够看懂小说。”

“你看的是什么小说,毛泽东?”

“我把“三国演义》和《水浒》看了儿遍。”

“你读过小学课本吗?”

“没有,先生,没读过。”

“你能看懂二年级的课本吗?”

“差不多吧。也有些词不大认得。”

“学过算术吗?”

“没有,先生。”

“你了解多少历史、地理?”

“一点没学过。”

“你写两行正楷字吧。”

毛拿过钢笔,立刻写了几个字,他的手指骨节粗大,由于长期握锄把,而不习惯拿钢笔。

“唔,不行。不能让你上学。我们不设一年级,而且,你上小学,年纪也太大了。”

毛泽东恳切地说:“请您留下我吧,我要读书。”

“你会跟不上的,你基础太差了。”

“让我试试,留下我吧。”

“那不可能。你肯定跟不上,只会是白白糟蹋你的时间。”

“可我会很用功地......”

正在这时,一位姓胡的老师走进来。他已经听到了一段他们的谈话,不禁为毛泽东溢于言表的迫切求学之心感动了,于是他提议,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先上五个月的学试试看。如果到时候他没长进,跟不上趟,再请他走。

校长同意了这种尝试,并且让胡老师给毛单独补课。

就这样,毛入了东山小学,但只是临时性的,只有一学期。

毛拼命用功学习,五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于是学校决定让他留下来。同学们起初都跟他“保持距离”,但后来对他逐渐友好起来。毛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比以往容易多了。

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

然而,《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能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认为他们是虚构的,不啻于指责他不辨真伪。他常常在这个问题上与历史教员争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决定自己还是离开这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向省会长沙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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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相识在第一师范

1911年的暑假过后,毛泽东来到长沙。不久,农历8月19那一天,湖南的邻省湖北在省会武昌爆发了一场大革命。起义领导人立即着手招募学生组建新军。消息传来,湖南学生纷纷投奔武昌。毛这时也投奔武昌去了。可是,他们到武昌后不久,湖南也起义了。这儿,省府被推翻,总督和满清高级官员被砍了头,并迅速募集了一支学生军,我被推选为一队的首领。我们那拨人马被分到位将军的名下,那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武术教练,曾积极参与筹划这次革命。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武昌没赶上投军,听说本省也暴动了;又急忙赶回长沙。

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很快就在南京建起了中央政府。学校里一切恢复原状,学生军也解散了。毛泽东在湖南、湖北都没赶上投军入伍,现在一切又走上了正轨,于是他进入了长沙第四师范学校继续求学。

民国初年,1912年, 长沙市建立了第四师范学校,陈润霖先生任校长。陈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还办了一所名叫“楚怡”的私立学校。我们交情颇深。三年后,他邀请我到“楚怡”在高年级教员。

毛泽东刚入第四师范的时候,陈润霖是他的第一任老师。该校有位学监叫王季范,也是我的朋友。 他常常借钱给经济十分困难的毛泽东,接济他。

第四师范成立没有几个月,湖南省政府就决定把它与我所在的第一师范合并,一天早晨,只见运来了许多家具和活动设备,安置到我们学校。合并后的学校就叫第一师范。学监王季范先生也随同二百来名学生迁过来了。第一师范原本就有一千多名学生,这么一来,它一下子成为长沙最大的学校了。

第四师范来的学生不像一律穿制服的第一师范的学生穿戴得那么整齐。他们穿得五花八门,就像一帮刚招募来的新兵。有个“新兵”,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从第一天起,因为我们都是同乡的缘故,我就知道他叫毛泽东,他也知道了我叫萧旭东,这是我的学名,我们两家相隔三十公里左右,分属于相邻的两县,我来自湘乡,他家在县界那边的湘潭。

尽管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却从未交谈,只有当我们偶然在走廊里或操场上相遇的时候,才相视一笑或简短地寒暄一两句。那时候,我是高年级学生,他是新来的初年级学生,我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我功课很紧,所以既没时间也没兴致与低年级的学生讲什么同乡之谊。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桩事,竟使我们的交谊有了飞跃。它发生在陈列优秀作文的教室里。学校十几个班里的学生,每人每周必须写一篇作文,每班选出最好的交到教师委员会,再从中选出三、四篇挂到那间宽敞的展览室里的玻璃陈列橱中,让所有的学生观摩。我的作文常常获此殊荣,而毛则是我的最热心的读者,有时他的作文也被选中,我也兴趣很浓地读它们。因此我熟悉了他的思想。但那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笔划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后来他自嘲地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真是一点也不假。

通过阅读彼此的文章,我们了解了对方的思想,联结了一根彼此相投的纽带。

每天清晨,我都听到毛泽东大声朗读古文,我知道他很用功。但是在所有科目中,他只有作文是拿手的。他的英语很差,算术也不好;图画课上他只画圆圈。在这些科目上,他总在班上的后面。但那时候,人们认为作文是最重要的功课,只要文章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泽东算好学生。

自从我们在展览室里简单交谈后,几个月过去了。一天早晨,我们在走廊里相遇。因为我们都没课,所以都走得慢慢腾腾的。毛带笑地站在我面前:“密斯脱萧。”那时候,学校里人人都用英语彼此称呼。

“密斯脱毛。”我也招呼了他一声,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会说点什么,因为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进行交谈。

“你在第几教室?”

“第一教室。”我回答了一声。他当然知道我在第几教室,这个问题仅仅是个交谈的借口。

他恳切地说:“今天下午下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吗?”

“当然,欢迎你来。”我回答。因为好朋友之间惯常把作文交换着看,而且这种举动表明对作者的赞赏和敬佩。毛泽东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我发出了友好的信号,我接受了他的这份情谊。

当天四点钟下课后,毛不到五点就来到我的教室。同学们都散步去了,我独自一人等待毛来访。在我们的首次交谈中,谁也没提及家乡。我们谈的都是学校里的组织安排,课程和老师,并对其优劣各抒己见。对于体育课我们所见略同。全校一共有四位体育教员,一个专教军训,一个专教舞蹈。我们俩都不敢恭维这两位教员。他们虽是衣冠楚楚,却没有一点老师的气质。我们觉得他们道德水准太差劲:早上他们常常旷课,因为玩牌玩到深夜,早上来不及醒来。

我俩都很满意这首次的畅谈。临走他说:“明天我再来请教你。”他拿着我的两篇作文,朝我鞠了一躬,便离开了。他很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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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一师范的“孔夫子”

“孔夫子”是第一师范的学生给杨怀中老师取的绰号,因为他的行为白璧无瑕。毛泽东常说杨怀中极大地影响了他。杨怀中又名杨昌济,长沙板仓冲人。他把书房命名为“达华斋”,他的全部书籍上都印着这雅号。

杨先生学识渊博,严于律己。 无论何时何地,他的行动都无可指责。他深谙请孔老夫子的学说,以至于他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简直是孔圣人再世。

他青年时研读哲学,而立之年开始学英语。后来飘洋过海,东渡日本,西去英国,并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一个哲学学位。后来他又去德国的一所大学进一步学习研究哲学。因而他对东西方道德观的深刻了解,非常令人称羡。民国元年,他从德国返回长沙,第一师范就立即聘请他出任教职。

第一师范也是长沙最富有的学校。学生们免交食宿费,就连书本费和服装费也由学校包了。满清王朝时,甚至还发给学生零花钱,由此可知,过人入考试那一关并不轻而易举。湖南省当时共有六十三个县,各县选拔二十名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初试,但最多不过五名可以顺利通过初试关。当我在湘乡参加初试时,百人中有八十名遭到淘汰。复试时,五百名候选人只有一百名及格。挑选学生极为细致严格,挑选教员也同样。教师们都受过正规训练,有些还是社会名流。他们拿高薪。一旦出现空缺,就从上海、安徽等外地聘请教员,这就是杨先生被留在长沙兼教逻辑、哲学、教育学的原因。

暑假过后,我返回学校,发现同学们议论纷纷, 说有一位人称非常优秀的教员要来任教。大家自然十分好奇,都想一睹风采为快。开始上课了,我们见他远远走来,步履徐缓,当他走进教室时,我们看到他约摸五十来岁,险刚刮过,皮肤黧黑,眼睛小而深陷,说话不灵便。他只是照着讲义念,既不重复,也不讲解,也不让我们讨论。一个小时过去了,人人大失所望。一个星期过去了,各班纷纷评论杨先生上课的糟糕状况,各班班长联席开会,决定要求校长敦促杨先生改变教学方法。两个星期过去了,班长们再次聚会,有人建议干脆请校长辞退杨先生,如果校长不从,我们就罢课。恰恰逄我是这些代表会议的首席人物,我反对这个建议。我的理由是:尽管杨先生说话欠流畅,可是他写的讲义却有很大价值。这些讲义是他自己研究和经历的心血,根本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一套。我觉得我们应该耐心地等到期末看看实际效果,再作打算。二班班长陈昌支持我的观点,最后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潜心学习。

这次会谈后,我与几位要好的朋友:熊光楚、陈昌等商议如何能让同学们听懂并欣赏杨先生。唯一的途径看来就是说服他们仔细阅读他的讲义。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向他们灌输杨先生儒雅的人品。

毛泽东还没有机会听杨先生讲课,因为杨先生只教高年级,而杨先生初来时,毛泽东正好比我低三届。

不到俩月,凡听到杨先生课的人,无一不称道他,敬重他。尽管杨先生寡言少语,却言简意赅,真正是孔子的《论语》式的风格。

不到一年,全校都很欢迎他,他变成“第一师范的孔夫子”。长沙各学校纷纷聘他任教,远至岳麓山脚下的中学也有他的一席之地。不久,全城的学生都知道这位被誉为“孔夫子”的人物了。

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都和熊光楚、陈昌几位同仁一同拜访杨先生。我们讨论各科学习,互相传阅笔记,商讨各种问题。吃过午饭后再返校。杨先生很赞赏我在笔记中写的许多妙语警句,不时把它们摘录下来。对我的学习,他也很满意,常常给我的试卷打满分(100分)。还要再加5分。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心之力》, 也得了杨先生的著名的100+ 5分。毛泽东引以为荣。

杨先生写过几篇书稿,却从未发表。他去世后,其子杨开智把它们卖给前教育总长易培基。开智哪里知道易的观点与杨先生的大相径庭,姓易的根本不能欣赏这些作品的真正价值。显而易见,易培基死后,这些书稿都散轶了。

杨先生在长沙任教六年,后来前教育总长章士钊从北平给他拍来电报,告诉他燕京大学校长聘请他赴校任教。1918年夏,他离开长沙赴北平,在豆腐汁胡同租了一所民房寓居数月。不久我也抵北平,寄住在杨先生家,毛泽东后来也赶来与我们同住,因此,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

1919年2月,我前往巴黎。不过几个月,就获悉杨先生逝世的噩耗。早在长沙的时候,他有一只特制的大盆,里面装满凉水,天天早晨他都要泡在里面洗冷水浴。派北平后,他仍然坚持冷水浴,并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冷水不仅磨炼意志,还能增强体质。”我却断定在滴水成冰的北平的冬天洗冷水浴是他早逝的原因之一”。

杨先生曾说:“我在长沙任教六年,数千名学生中男生有三个最突出:萧旭东、蔡和森、毛泽东;三名最优秀的女生是:陶斯咏、向警予和任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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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我们的第一次争论

第二天课后,毛泽东又来找我,并说:“我很喜欢你的文章,想再留着拜读几天。饭后,咱们一块去散步,好吗?”我答应了,并提议由我在公共教室里等候他。学生们那时很时兴饭后散步。

第一师范的校舍是长沙当时唯一的一栋真正现代建筑物。人们叫它“洋楼”。“洋楼”四周砌起了院墙,大门外有一条马路,好几条小岔道从大马路上延伸开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叫做“妙高峰”。长沙城位于右侧,左侧是一溜五百来级的石阶,直通铁路,再稍往前就到了湘江边。湘江是湖南最长的河流,各类船只来往穿梭于江上。江中心有一座狭长的岛屿,上面种满了橘树,这个岛便叫“橘子洲”。橘子成熟的时节,远远望去,这片江中沙洲就像一团金红的云彩浮在水面。我和毛那时作的诗中曾有“橘云”,“橘子洲”等词句。在前面三里以外,是高高的岳麓山。

有些学生喜爱城市的热闹,有些则“背道而驰”喜欢去饱览田园秀色:河流、群山以及从山顶溢出的飘浮的微云。星期天,我们几位常沿河步行十余里去光顾一处叫“猴子石”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一块出奇地酷似猴子的灰色大石头。我们逐渐学会了凭“猴子”的大小来测定距离的远近。

湘江沿岸风光秀美,让人不禁诗兴大发。我在日记本中写了许多诗句。至今我仍然记得我和毛在一块漫步湘江边作的一首诗的前几句。在中国,人们司空见惯两个人合写一首诗。诗句如下:

萧: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

毛: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萧: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高阁倚佳人。.....

我是否见过毛提到的佳人,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后面的诗句我也忘了。

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的最大乐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

第一次,我们饭后沿江讨论了两个小时。毛开口便说喜欢我的大作。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的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了我的文章。时隔四十年,至今王先生和毛对我的评价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才发生过的一样。

我把写着二十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第一篇的题目叫“评范仲论的《严先生祠堂记》”。这篇碑文是古典名篇。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下面是严光的故事。

光武帝是汉朝的一代明君,在位执政三十三年。在继位之前叫刘秀,曾与学士严光交情浓厚。刘秀登基后,邀请严光一同临朝执政。严光来到京城,并与他的这位皇帝朋友共卧一塌。归说,他们的深厚交情的一个佐证是:夜间。严光不由自主地把脚伸到皇帝的龙体上。光武帝请严光出任宰相要职,当他眼见严光迟疑不决时,甚至授予他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权力。但严光不爱仕途。他瞧不起为官作宰这种职业,认定如果接受朋友的邀请,谁也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辅佐刘秀是为朋友帮忙是真心话。因此,他推辞了。

光武帝再三恳请,但严光不肯改变初衷。他离开京城洛阳(现在河南省),返回浙江的富春江,在那儿终日垂钓河上,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至今,富春江上有一处严子陵钓鱼台,那是用来纪念严光常坐的地方。他四十岁时谢世。他的举动像传奇一样。宋朝为他立了一座祠堂。当朝宰相范仲淹-----也是一大文士-----应邀作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素负盛名,后来收录在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我借给毛泽东的一个练习本上的第一页就是写的这样的篇作业。

范仲淹写的碑文,仅二百一十九个字,文中表达了他对光武帝和严光的敬慕之情。这两人显示了杰出的高风亮节:光武帝贤君爱才,严光不爱权力和俗名。

我读碑文时,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在作文中我这么解释:鄙人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鄙人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了他爱幕虚荣吗?

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二百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我反驳道:“你显然没有理解严光的思想。”我们争论了好半天,但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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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嫁给毛泽东的杨开慧

杨先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开智;女儿:开慧。开慧是妹妹。她身材小巧玲珑,有张圆润的脸庞,长相有点像父亲,眼睛不太大,眼眶深眍。但她的皮肤却很白暂,全然没有继承父亲那样的黧黑。1912年我初见她时,她才17岁(杨开慧生于1901年,在1912年时, 她只有11岁) 在长沙中学念书。

从那年起,我和熊光楚、陈昌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去拜访杨先生,谈谈学习情况,我们共进午餐,然后返校。吃饭的时候,开慧和她妈妈也加入我们。她们进来时,我们谁也不说话,仅仅礼节性地点头示意。整整两年,每个星期我们都是飞快地、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当然我们并没忘记别人的存在,谁也不可能表现得旁若无人。

杨先生吃饭时一言不发, 我们都尊重他的静默, 并尽快地吃饭。那种气氛使人联想起教堂里的默祷。杨先生十分讲究卫生健康,但显然他没意识到边吃边正常谈笑有益于健康,没意识到欢快的气氛有助于消化。

杨太太待人和蔼,烧得一手好菜,总给我们做很多吃的。对此我们尤为感激,因为学校的伙食可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我和我两位朋友每星期天都在杨先生家里饱餐一顿,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强抑食欲,以免露出一副馋相把桌上的饭袋都卷而光。我们提议每次去的时候都交点伙食费,杨先生说如果我们愿意那也未尝不可,因为有些外国大学也有这种做法,但是只许我们象征性地给一点钱。

毛泽东于1920年返回长沙后,与开慧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孩子,其中之一去过莫斯科,非共产党人士都管他叫“毛公子”。在我们那帮学友中,有位陶斯咏小姐。杨先生曾夸她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也是毛的好朋友。陶小姐杰出非凡。1920年,她与毛泽东在长沙合办了一间文化书社,但是他们意见不同,后来友好地分了手(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陶只是许多投资者之一,并非发起人,也非营业员)。陶小姐后来在上海办了一所学校,叫“立达学院”,并定居上海直至去世。她比毛泽东的爱人杨开慧年长得多。

1930年,我在南京听闻湖南省政府要逮捕开慧,因为她丈夫毛泽东是共产党员。我竭尽所能试图营救她,我给许多要人致电、致函,都无济于事。

1936年,我第三次侨居巴黎。老友熊光楚来探访。我们很自然地追忆起在学校念书的旧日时光,我们两不约而同地认为开慧死得惨,对杨先生一家的遭遇深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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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7 16:32:06 |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我们共同的朋友蔡和森

说到草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提到我们的朋友蔡和森。他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原理的第一个中国人。毛泽东信奉共产主义,他从中起了重大作用。

蔡和森和我是同一地区的老乡。他身材颀长,门牙突出,是个很严谨的人。尽管不苟言笑,对朋友却十分好。

我和和森是第一师范的同学,但他比我低两届,后来转到岳麓山高级师范学校就读去了。他母亲在我们镇上主办过一所学校,我们都叫她“大娘”,她还有一个女儿,叫蔡畅,现任中国共产党全国妇联主任。当蔡畅还是十几岁的黄毛丫头时,我们都叫她“小妹”。她也像她哥哥一样意志坚强,可她身材不高,在体貌上与她哥哥毫无相似之处。我很喜爱和森,很佩服他一家人。

和森的缺陷是少了点创新精神和鼓动力,又不喜欢求助于人。所以,从高级师范毕业以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仍旧和他母亲妹妹一起住在岳麓山脚下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们生活贫困,常常无米下锅。

因为我同时在“修业”和“楚怡”两所学校任课,所以,有固定收入,并在“楚怡”有我自己的住所。毛泽东知道我和和森的友情,有一天他突然到学校来找我,问我:“你听到和森的消息了吗?”

我吃了一惊,回答说久已没见他了,不知他出了什么事。

毛接着说:“听说蔡家断了炊,和森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里,心里非常不安,于是带着篮子书到岳麓山脚下的爱晚亭去了。”爱晚亭除了有四根柱子撑着四角,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尖顶能让人避避雨。“他一无所有,只有风餐露宿了。”

毛走后,我请了一会儿假,立刻渡河赶往岳麓山。当我走到亭子跟前时,看到和森坐在石头上,背靠着一根柱子,手拿着一本书正专心致志地看,我的脚步声都没能惊动他。真像一座石雕。我喊了他一声,他诧异地抬起头来,说:“你怎么有空过河赶来看我?”

“我请了一天假。”我说。

“那你肯定是要到岳麓书院去吧?”他又问。

“不,老兄,我不去那儿,我是专程来看望你的,顺便也去探望蔡大娘。”我回答。

“有什么新闻?我好久没进城了,这儿又没有报纸。”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我说。“ 你就住在这个亭子里吗?毫无疑问,这儿倒是够凉快的。不过下起雨来可就不那么美妙了。”

“现在还没到雨季。”

“我是来请你到‘楚怡’学校去住的。我在那儿太孤单了。我的住所外边正好有一间空房,可以放张小床。你去那儿看书吧,课后我们还可以一起谈天说地。”

“可那又不是你的家,”他争辩着说。“你也只是借住在学校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谈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们的宿舍楼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一点不麻烦,你到那儿就知道了,跟在家里没什么两样。 来吧,你现在就跟我走,今天就去”。

我得先回去收拾下,明天跟你去吧。”他回答。

我同意了,于起我们一同去看蔡大娘,和森自己小心翼翼地抱着那个装满书的破筐子。我们到了察家,大娘打发女儿去山上拾些树枝回来。不会儿,小妹笑吟吟地给我端来一杯滚烫的白开水。他们没钱买茶叶。大娘抱歉地说:“没功夫进城去买茶叶。”请我别见怪。我递给她一个装有四块钱的信封,说:“礼轻情义重。”

“啊,多谢了。”她说,“你真是不该这么客气的。”她小心在意地把信封装进口袋。

很显然,她猜出那是钱,但不知道数目。那年头,四块钱算得上数目可观。母女俩可以凭着它过两个月呢。她急不可耐地进了里屋,一会儿又满面春风地出来了,她没说什么,但我明白她打开看过了。

“大娘,”我说,“我是来请和森去学校和我一块儿住的。他在这儿太孤单,我在学校下课后也很寂寞。所以我来找他作伴去。”

“太好了。”蔡大娘说,“他在这儿又烦又闷,要不,他怎么会搬到爱晚亭去呢?”

次日,和森带着一小捆行李来到“楚怡”,安顿在我宿舍外面的一间小房里。房内有一张椅子, 一个书架,窗户采光很好,正好看书,窗外有一株鲜花盛开的树。

下午我正上班的时候,毛又来了。我们只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下课后,学生们都走了。我们三个人畅谈了好半天。毛建议和森多住些日子,和森笑着应了。后来我们在一块吃了晚饭,然后,毛仍旧回第一师范,因为他还在那儿念书。

由于我必须和学生们一块儿进餐,和森只好独自在我房间吃饭。我已经请厨师给他备饭,但我听说他每天才吃中午那一顿。午后,他就出门,直到晚饭后才回来。我询问他为什么不在学校吃晚饭,他说:“我喜欢下午去图书馆看书。然后回家,顺便就在家里吃了晚饭,再回学校。”

真不可思议。因为他家很远,在河那边。他怎么能天天回家吃晚饭呢?我实在想不出他能在哪儿搞到饭吃。对,他肯定是一天只吃一餐饭。

不久,厨师戏谑地说和森食量惊人,“你的客人真是个大肚汉啊!”“我过去常给他半小碗饭,现在他吃得抵得上三、四个人。”

听他这么一说,我越发确信和森每天只吃一顿了。我再次询问他在那儿吃晚饭,但我看出他不屑一答, 便也不再说什么了。也许他羞于靠我供养,千方百计想让我省一点钱。但他从未这么说过。自不必说,这件事令我很感动。我让厨师再给他加一份肉菜,使他每天一顿吃得好些。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对他的苦行僧精神和对友谊的忠贞略见一斑。

后来,我和他倡导了一场学生“半日工作”的运动。1920年,他和母亲、妹妹一起赴法国。他们住在蒙达尼公学,他专攻法语。就在那儿,他爱上了我们最优秀的女同事向警予。当时我也正旅居法国,和森把他的恋爱一古脑都告诉了我。他们俩合写了一本关于他俩爱情的小册子,取名“向上同盟”。当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知道他们俩尽管反对缔结婚约,却正同居着,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俩都是我的亲密朋友,我衷心祝福你们,并把‘向下同盟’这句话敬献给你们。过句话与你们的小册子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

以前和森就坦率地表示过自己憎恨资本主义制度。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只是他不知道出路在何方。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顺理成章地,他全心全意地、无条件地接受了他们的主义。我试图劝他先分析研究再接受共产主义,他却坚持认为无需多此一举,因为这是明摆着的真理。法国的“人道报”连篇累牍发表的都是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尽管和森的法语学得一般,却每日拿着字典读这份报。由于他不够熟练,在翻译过程中就常常搞错。但他从不承认,对他自己也不承认。有些思想已经先入为主,现在什么也不能动摇他的信念了。但是我们争论时,仍然不失友好。尽管我俩意见不一,却互相尊重。直到和森去世,我俩一直亲密无间。

当他住在中国留法学生之中时,他挑出一帮人,组织宣传共产主义。受他影响最深的有向警予、李维汉、蔡畅和李富春。通过书信,毛泽东也受到和森的很大影响。

1921年,和森和他一家回到上海,在那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

1925年后,我在北平的中法大学任教,先后收到他两封信。他爱人向警予于1928年3月20日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他请求我营救她。尽管我竭尽所能,她还是在同年5月1日遭到枪杀。我很难过,因为尽管我们的政见和人生观不同,她仍然是一位好朋友。

3年后蔡和森也离开了人世。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之一,他自始至终都是我所敬佩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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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杨度

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不到半个世纪内,就有两人试图改变它,这两人也都成功地实行了各自的计划。说来也怪。两人来自同一地方----湖南湘潭。其中之一是杨度,另一人则是毛泽东。

尽管两人彼此不相识,我却认识他们两人,两人在思想上虽有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迥然不同的。在谈及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故事时,还是有需要说说杨度的。

杨度比毛泽东几乎大二十岁。他属于前一辈的人物。我记得我很小时,听私塾里的人说:“这个杨度有着超群的天份”当时我并不明白她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是杨度已考中腐朽的科举制度中榜眼,取得了当时可能有的最高教育荣誉。他声望很高,并为人所称道。

尽管袁世凯政府于一九一二年成立,国内政局仍是很不稳定。杨度坚持认为如果教育不能更好地普及发展,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政府。他主张大众必须接受教育,以便自己治理自己;同时,国家应该改为有限度的制度政府,就像当时的英国和法国一样。

一九一三年,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首先,他邀集了五个知名人士,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名为“筹安会”的团体。“筹安会”让袁世凯改总统为皇帝。袁世凯本人当然乐意这一改动,这一计划也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这样,袁世凯政府成立不到四年,中国又返回到帝制的道路上了。而杨度成了皇帝的总理大臣。

然而,许多高级军事将领并不同意政府的这一变动,这些的军队的核心人物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起义,推翻了袁世凯“政权”。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共和国再次出现。而袁世凯,据说因此心力交瘁一命呜呼了。

这样,杨度的政治活动似乎以失败告终,然而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政治活动。当时毛泽东和我们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我们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每天的报纸,追踪着这些事件的发展,我们讨论着所发生的一切,也努力预测将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袁世凯死后,国内许多人士按照中国的传统,纷纷写挽联以示哀悼。对于杨度,尽管他有着很高的教育荣誉,此时却感到棘手;以为他曾是总理大臣,人们认为他最能写出合适的挽联,于是静等他拿出作品。他的挽联上联是:“共和误民国,民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此狱”。下联是:“明公负君宪,君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自封大元帅。杨度应邀出任教育部长,他请我助他一臂之力。当时,我是一个革命分子,时常担心被张作霖的秘密警察逮捕,于是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请求,这样能得到一种掩护。杨度和我就共产主义这一论题进行过多次长谈,而张作霖对共产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事实上,任何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一旦落入他人手,就会立即被枪决。当时共产党领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他也是我的好友。后来他被张作霖所逮捕,被处以绞刑。期间许多无辜的人被杀,因为他们被怀疑对激进分子和共产党有所同情,当时我也全无毛泽东的消息。

一天杨度和我谈话时,他警告我潜在的危险。“子昇,”他说:“你应该小心为是。人们说你有共产的倾向,在某些场合,有人说你。”

“真是怪事,”我回答说:“他们为什么怀疑我?”

“因为你的讲话比较激进,而且据说你在大学里,时常称赞共产党学生,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你是毛泽东的挚友,而且常听说称道毛泽东的长处,你好像是不断地在为他捧场。”

“不错,我是毛泽东的挚友。”

“但是,老弟,你怎么能有他这样的好友呢?”

“我们是同学,”我解释道:“他似乎很愿意接近我。我们都喜欢讨论各种问题,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毛泽东的行有他的个性,但不能说他没有感情或没有人情味。”

“我还听说他在学校功课很差,是吗?”

“从整体上看,他的功课不算太好,但是他的国文和文学很出色,他的历史也不错。”

“他能写文章吗?他的字怎样?”

“在学校,作文永远是他最拿手的科目,但他的字写得很差。字写得很大。”

“他在古典文学的哲学上有没有良好的基础?”杨度进一步询问道。

“他在辩论上他的确很出色。”

“这是我头一次听人家讲毛泽东的好话。”杨度解释道:“但这些话你可不能在别人那里讲。否则会十分危险,人家会更怀疑你是个共党分子。”

“多些你的忠告。”我诚恳地说:“我知道我不能随便向每个人说,但当我不能不说时,我也不能说谎!”

“古人说,‘祸从口出’,这种时刻,还是少说为妙。当然,你我之间还是可以无话不谈的”然后他问道:“告诉我,你到底怎样看毛泽东?他是否有真正的能力、知识、天赋或者天分呢?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天分?”

“什么是天分?”我问道。“什么是天才?这可很难回答呀。就我所知,首先,毛泽东对于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会花大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他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非常准确,第三,他能催眠他的听众,他的说服力的确很强,很少有人能不受他的话的影响。”杨度打断道:“你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付诸实现吗?”

“这取决于现政府运行的方法,以及国家的政治能力。”我解释道:“记得当年六国如何被秦国征服的吧?就那一段历史来说,与其说是秦国的胜利,不如说是六国的失败更恰当。同样的事情还可重演。假如共产党能够在中国成功,那一定是它的对手犯了当年六国犯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当时共产党也许还没有预料到他们会那么快便统治整个中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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