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岛海殇——威海卫保卫战小析

老八路

刘公岛——北洋海军的终点站

1894年9月17日惨烈的大东沟海战结束后，北洋海军残存的军舰陆续回到旅顺基地，各舰浑身近乎皮开肉绽的弹伤着实吓坏了旅顺军港的修理工人们。“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身上分别有159处和220处弹痕，虽然由14英寸装甲围成的“铁甲堡”扛住了日本人的炮弹（铁甲之处均作波浪纹，殆遍深二三寸许，盖为敌炮所中，因甲厚不能入故为斯形），但是“铁甲堡”防御范围之外的非装甲防护区几乎被弹片打成了蜂窝，尤其是“定远”舰艏被洞穿，前部桅杆折断；装甲巡洋舰“来远”的伤势最为严重，全舰中弹225处，露天甲板几乎被烧光，部分肋骨也被烧红变形，全舰几乎烧成了一副骨架，能挣扎着回到旅顺已属奇迹；同小队的穹甲巡洋舰“靖远”中弹110处，水线处被多处洞穿；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和鱼雷巡洋舰“广丙”因为投入战场时间较晚，因此受损程度较低，“平远”中了24发炮弹，主机也因为受损而航行不便，“广丙”虽然奇迹般地只中了1发大口径炮弹，但是二舰的舱面设施亦是受损严重。唯独穹甲巡洋舰“济远”由于一直避战外加再度临阵脱逃，连机关炮弹算在内总共只中了15发炮弹，受损轻微，该舰最严重的伤情是“船头破裂漏水”，这是“济远”在亡命逃跑的过程中撞沉“扬威”后造成的。

维修中的“镇远”舰

同时挤进了如此多的“伤员”让平时习惯于一次性修理一艘军舰的修理工人们顿感手足无措，尤其是近乎成了一具空壳的“来远”舰，真不知道该如何去修复它。旅顺基地的修理能力原本就不足，全盛时期工人数量也不过600人左右（同时期福建船政工人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近3000人），如今得知日军已经迫近鸭绿江，旅顺基地人心惶惶，不少工匠带着家属逃离了旅顺。因此，此时旅顺基地的工匠人数肯定不足600， 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全部6艘战伤的军舰全部修好最起码得半年时间。为了加快效率，旅顺基地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请示李鸿章要求增派人手，李鸿章当即命盛宣怀负责办理此事，从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大沽船坞甚至江南制造局抽调工匠前往旅顺增援，盛宣怀勉力从以上企业抽调了40多人，为了让这帮人能够安心上路，盛宣怀想当然地给他们许诺下了高薪，但是这批人到了旅顺却发现，龚照玙还是坚持按照旅顺船坞的工资标准给他们支付工资，冒着战火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拿的工资居然还不比之前的企业多，结果可想而知，这帮奔着高薪来的大爷们当即就闹罢工了，还裹挟着一批旅顺船坞的工人一起离开，使得旅顺船坞的修理人手越发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之下，龚照玙只好先安排伤势最严重的“来远”舰入坞修理，至于另外五艘舰只好先停泊于旅顺船坞相邻的东澳港池进行水线以上的修理，待“来远”出坞后再依次安排入坞修理水线下的损伤。鉴于旅顺基地工匠人手严重不足，连北洋海军各舰上损管等技术部门的水兵都一并投入修理工作，即便如此依旧是杯水车薪。所以当1894年9月22日日本海军各舰在大同江渔隐洞锚地完成修理且重新完成战斗准备的时候（除了伤势最严重的“松岛”号必须回日本吴港修理外，重创的“比睿”“赤城”和“西京丸”在大同江渔隐洞锚地中修，其余轻伤的各舰都集结在大东河口小乳纛角锚地由修理船“元山丸”修竣，军火船“千代丸”“土洋丸”补充弹药，特设医院船“玄海丸”运走了各舰死伤人员，历时不过四天），北洋海军除了“济远”舰外的各舰还都是窝在旅顺的一群病猫。中日两国后勤军工部门的效率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方伯谦可谓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反面典型，尽管这几年其后人拼命为其开脱，但在战争时期临阵脱逃，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被就地正法

9月24日，在大东沟海战中“满海乱窜的黄鼠狼”方伯谦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9月19日还率“济远”舰赴大连湾外试图拖带触礁的“广甲”舰未果的他以“牵乱队伍、临阵脱逃、撞沉友舰”三条罪名被军机处寄发上谕，判斩立决！行刑时刻，曾在大东沟海战中目睹“济远”逃跑，对方伯谦恨之入骨的各舰水兵都去观刑，方伯谦人头落地之刻，“各舰弟兄们一齐围着看，没有不喊好的”。

空缺出的“济远”管带一职由在丰岛海战中表现英勇的林国祥（此时为了规避他在丰岛海战“广乙”损毁获英国军舰救助后曾签过的一份永不参战的保证书而改名为林天福）代理。

1894年9月30日，清流魁首、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领受了一个让他非常兴奋的差事——“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面对这种当面羞辱李鸿章的机会，翁同龢自然不会放过。然而，他不会料到，在李鸿章这里，他很没趣地碰了一鼻子的灰。

面对翁同龢北洋海陆军无用的责问，早就憋了一肚子怒火的李鸿章瞬间爆发：“（你翁同龢）总理度支（户部），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平时向你申请经费的时候动辄就被驳回，现在事到临头想到海军军舰了，还有什么用呢）？”面对李鸿章的反问，翁同龢毫无廉耻地回答：“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我管财政，自然只有节约才是尽职，海军的申请如果真的紧要的话，你为什么不多申请几次呢）？”听到还有如此不要脸的回答，李鸿章彻底丧失了气定神闲的气度，冲着翁同龢大声责骂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原本就理亏心虚的翁同龢被李鸿章的这句怒吼憋得哑口无言。

日本人肯定不会知道这次发生在天津李鸿章直隶总督府邸的火药味十足的对话，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虽然在大东沟海战中日本人依靠大口径速射炮和填充“下濑火药”的钢铁榴弹重创了北洋海军的主力，但北洋海军并未被彻底消灭，一旦北洋海军幸存的军舰完成修理恢复了作战能力，依旧有可能对运送陆军的运输船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日本人显然不可能等着北洋海军在旅顺把船修好后再战，为了攻占北洋海军这个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如有可能的话，就在旅顺将北洋海军消灭），1895年9月21日，战时大本营下令组建由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军长的第二军（攻陷平壤，迫近鸭绿江防线的日军部队为第一军），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准备和航渡后，10月23日至27日，第二军军部和第一师团24000余人在日本海军预先选定的大连湾花园口登陆（海军的联合舰队主力在长山列岛至海洋岛一线游弋，以防10月26日从威海驶出的北洋海军前来攻击登陆场，因此只剩下六艘主力战舰的北洋海军即便冒险前去大连湾阻击日军登陆行动，结果也只会和占尽优势且以逸待劳的联合舰队主力遭遇，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同日，清军鸭绿江防线也被日本第一军突破。从这一天起，甲午战争的战火终于烧到了中国的本土。

翁同龢名声很大，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但是其政治能力与手腕相当惨淡，可谓导致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最终失败的关键人物之一。由于日后举荐康有为、梁启超却又被打上了改革的烙印

似乎是早就预感到日军将对旅顺动手的丁汝昌（此时的丁汝昌大东沟海战中受的重伤还未痊愈，“腿肿未消，一足不能落地”）于10月16日率领仅仅草草完成水线以上舰体和舱面设施修理工作的“定远” “镇远” “平远” “广丙” “靖远” “济远”六舰驶离旅顺，航向威海补充煤、水、弹药（由天津机器局在战争爆发后加班加点新赶制出来的舰用305、210和150毫米克虏伯炮弹大都被莫名其妙地运到了威海，整个旅顺基地除了10月11日由开平矿务局所属运煤船“富平”号运来的305毫米炮弹80发、210毫米和150毫米炮弹各100发以外再无其他库存），然后预备再从威海起航巡弋大连湾后到旅顺与仍在旅顺大船坞中修理的“来远”舰会合，继续完成修理工作。

10月28日夜，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返回旅顺，预备孤注一掷的丁汝昌决心在29日下午率舰队出海前往大连湾和日本人决一死战，舰队拼光拉倒，但是深知海军威慑能力的李鸿章认为，只要北洋海军存在一天，日本人在海上就会有所忌惮，因此驳回了丁汝昌“尽力死拼”的请求，叮嘱海军“相机探进，不必言死拼”。

被日军占领的大连湾炮台

李鸿章很窝囊，的确很窝囊，但他除了命令丁汝昌保存海军实力外也再无其他办法。10月24日，三名日本间谍——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和藤崎秀被驻防金州的清军抓获，供出了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的登陆规模以及将要攻击金州和旅顺的情报（三人随后被杀，日军在攻占金州后为这三人立碑纪念，称为“三崎碑”），获悉日军登陆兵力达24000人之众，而旅顺地区的守军总共才只有14700人，其中大部分还是开战后仓促招募的新兵，金州、旅顺地区已经危如累卵，如果此时再放任北洋海军去和日本人死拼，即便能拼死击沉一部分日本舰船，也难逃全军覆灭的结局，一旦失去了北洋海军，整个渤海湾乃至京畿门户将完全向日本人敞开。

乃木希典。这位后来成为日本军神的将领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值得肯定，但乃木之所以成为军神，更多是与其在日俄战争后倾自己全部之力抚恤战争伤患有直接的关系，其军事素养并不值得称许

1894年11月4日、5日，从貔子窝出发的第二军先期登陆的第一师团（师团长为乃木希典少将）向金州方向发起攻击，负责金州外围防御的拱卫军徐邦道部三营1500余人在石门子高地阻挡不住，于11月6日放弃石门子高地退往旅顺，日军于6日上午8时开始攻击金州城，只用了两个小时，作为旅顺后方重要屏障的金州就告陷落。日军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伤25人，失踪1人。11月7日，大连湾炮台群（包括和尚岛炮台群、老龙头炮台、黄山炮台以及徐家山炮台，总共装备240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克虏伯要塞炮共14门）也告陷落，守卫该处的赵怀业部六营怀字军3000余人放弃大连湾炮台群后也朝旅顺溃退（大连湾炮台群为海防炮台群，所有火炮皆面向大海，不能向陆射击，因此对从后方攻过来的日军根本无力防御）。原本固若金汤的大连湾向日本运输船敞开大门，沦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运和补给港口。

金州和大连湾的弃守使得旅顺的局势越发紧张，由于工人大批地逃散，在大船坞中仅仅完成了一半工程量的“来远”号被迫中断修理随北洋海军大队行动，各舰剩下的维修工作也无从进行下去。1894年11月13日下午6时，北洋海军主力在丁汝昌的率领下撤离了旅顺。

在得知日军登陆辽东半岛的消息后，大为震恐的光绪皇帝在翁同龢的影响下把怒火一股脑地都发在了丁汝昌的头上，而此时北洋海军撤离旅顺的行动使得皇帝相信旅顺危急的原因是丁汝昌统带北洋海军不得力，未能阻止日军登陆，还抛弃了旅顺的陆军自顾逃命。因此，在11月16日下发上谕：

“近日旅顺告警，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著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仍著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旅顺港中维修的北洋水师军舰

当然，日本人并不理会中国皇帝和前军将领们之间的这些意气和扯皮，第二军的部队稍事休整后，就立即向旅顺进逼。

经过11月18日的土城子战斗和11月20日的石嘴子战斗这两场外围战斗后，日军于11月21日正式向旅顺要塞群发起攻击，自21日上午7时35分第一座炮台椅子山炮台失守开始到21日夜旅顺西路海岸炮台弃守为止，不到17小时，号称“远东直布罗陀”的旅顺要塞就落入了日本之手，众多的炮台群内的炮械以及留在旅顺港内的北洋海军辅助船只都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守卫旅顺的25000名左右的清军和随军夫役中除了不到4000人突围而去外，其余的连同战前未能来得及逃离旅顺的平民都成为日军自21日至25日的“旅顺大屠杀”的刀下亡魂，旅顺守将姜桂题、程允和、赵怀业、徐邦道、张光前、卫汝成等趁夜突围而出，仅以身免。日方为攻击旅顺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阵亡40人，伤241人，失踪7人。

旅顺的陷落意味着北洋海军失去了唯一的维修基地，也意味着北洋各舰舰体损伤将无法得到彻底修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旅顺被日本海陆军合围之前丁汝昌将北洋海军主力撤了出来，若与陆军一起死守旅顺，等待丁汝昌和他的舰队的必将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首先旅顺基地群山环抱，由于有山峰的阻隔，停泊于港池内的军舰无法用舰炮支援守卫后路的守军作战，况且旅顺港口出入航道过窄，非常容易被封堵，一旦航道被封堵，港内舰队必将成为瓮中之鳖，甲午战争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驻扎旅顺的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的遭遇就是明证，北洋海军若覆灭于旅顺，那么甲午战争也许在1894年就已经结束了！

这支龙旗飘扬的舰队的终点将在威海卫的刘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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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临强敌，内有强压，身陷绝境的丁汝昌

1894年11月14日，丁汝昌带着北洋海军主力回到威海卫，在进港过程中由于管带林泰增判断失误，将被“定远”入港时曾推离预定位置的浮标作为参照物，导致随“定远”之后入港的“镇远”的航道过于靠近刘公岛海岸，船腹被水下林立的礁石划出多达八处的破口，11月15日凌晨，无法承受“摧折铁舰”而带来的压力的“镇远”舰管带、北洋海军左翼总兵林泰曾服毒自尽，“镇远”管带一职由大副杨用霖暂行代理，林泰曾的死为整个北洋海军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愁云和阴影。

日军在占领金州后，摆拍的攻城爬墙照片

一艘铁甲舰的受伤让丁汝昌备受打击，之前已经受过一次参劾的丁汝昌甚至可以想象到若是这一消息传到那些言官的耳中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唯有尽力督促抢修“镇远”。虽然因为旅顺的陷落，李鸿章已经遭受了褫夺黄马褂和三眼花翎，革职留任的处分，但李鸿章依旧竭力保护他的这位为人憨厚直率的下属，尽力地化解了言官因为“镇远”触礁事件对北洋海军的这轮攻击（面对光绪皇帝质疑对林泰曾的任用是用人不当的指责，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向光绪皇帝摊牌，以林泰曾的任命是皇帝亲自核准的，要是真的所用非人，那这个黑锅必须由光绪皇帝自己来背）。

日军在占领旅顺后残忍杀害中国军民

日军在旅顺杀害中国老百姓后拍摄的照片

但是京城里的言官们并不愿意就这么草草放弃，因为借甲午前线败绩来扳倒李鸿章及淮系北洋势力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既定目标。在言官们的反复鼓噪下，1894年11月26日，光绪皇帝发出上谕，以“救援不力”为由将正在威海布置防务的丁汝昌正式革职。

似乎仅仅革职尤嫌不解气一般，本着痛打落水狗的诉求，丁汝昌被革职的第二天，也就是1894年11月27日，在第一次“拔丁风波”中表现活跃、提出用“来京陛见”办法诱捕丁汝昌的所谓“陇上铁汉”安维俊再次串联60多名御史，递上了言辞荒诞无赖却杀气腾腾的奏疏：

“海军则敌未来而豫避，敌将至而潜逃。敌之所利必曲成之，敌之所忌必暗让之。上不奉庙算之指挥，下不顾军情之缓急，独往独来于荒陬穷岛之间，忍耻偷生，迁延首鼠，被天下之恶名、万国之讪笑，而夷然有所不恤。此真古今未有之奇闻！不可谓非我国家异常之妖孽也。倾闻旅顺失守，固由陆军不能力战，亦缘海军不肯救援，至敌水陆夹攻，得逞其志耳。丁汝昌一切罪状，屡经言官弹劾，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其尤可恨者，貔子窝未经失事以前，倭于大连湾北方小岛休兵牧马，经旬累月，而丁汝昌匿不以闻。迨至旅顺有警，倭船在大连湾与我军相遇，鼓轮北向整队徐行。而丁汝昌避之竟去，既不肯送援旅之兵船，又不能运济旅之饷械。姜桂题等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该提督方安晏坐于蓬莱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而视如无事。在该提督诞妄性成，且自谓内有奥援，纵白简盈廷，绝不能损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借海外为逋逃薮。人心汹汹，虑生他变。盖自汉纳根离船以后，更无人能强之用命。镇远之伤，林泰曾之死，情节隐约难明，益无人能测其为鬼为蜮之所底止！今旅顺既失，海面皆为敌有。彼若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事机至此。不堪设想！此薄海臣民所为拊膺仰首，以企望皇上一怒之神威。而臣等度势揆时，不能不极力言之，以蕲皇上一朝之宸断者也。合无仰恳天恩，明降谕旨，将丁汝昌暂行开缺，而授署理长江水师提督彭楚汉为海军提督；或即擢汉纳根为海军提督，令其速赴新任，既可保护铁舰，且可相机进剿。俟到任后，电谕新提臣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以伸公愤而警效尤。事宜密速，以防该提督线索潜通，预谋逃叛。”（安维俊等《请诛海军提督丁汝昌疏》）

弃威海于不顾的山东巡抚李秉衡

11月28日，清流党的重要实力派人物、被翁同龢誉为“文武全才、真伟人”的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原本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山东巡抚福润于8月16日被调往安徽，早年在直隶任永平知府时因故背了处分而从此嫉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李秉衡于9月11日到任山东巡抚后却始终未和丁汝昌会商过威海的防务，漠然之态显而易见）奏称：“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唯恐不速……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慑将弁畏葸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清流帝党还推出了一个在他们看来非常合适的、能替代丁汝昌的人选——当年参与过订购“定” “镇”等军舰的当事人，又翻译过《水师操练》《轮船布阵》等海军著作的著名科学家徐建寅，保举他的兵部侍郎志锐（光绪宠妃珍妃之兄）向皇帝吹嘘：“此人可带二铁甲捣彼海舰，命传至督办处面询。伊颇自任……”

徐建寅很快被任命为特使，前去查看北洋海军人员、舰船和弹药情形，12月8日，徐建寅奉旨抵达威海，9日往刘公岛查验北洋海军，10日返回烟台。仅仅只经过了一天的“考察”，他就对北洋海军的主要军官作出了他的评语。“定远”管带刘步蟾：言过其实，不可用；代理“济远”管带林国祥：人尚可用，操守难信（显然指的是林国祥在丰岛海战后曾签过的那一纸“保证书”）；“来远”管带邱宝仁：奸猾不可用；代带“镇远”杨用霖：朴诚可用……一般而言，对人作出评价起码是应该建立在知根知底的基础上的，然而在此之前，作为“评价者”的徐建寅和大多数的“被评价者”甚至未曾谋面，遑论知根知底，那么这些评语的可信度无疑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徐建寅

面对来者不善的徐建寅，丁汝昌却颇有以德报怨之态地上奏处心积虑要置他于死地的朝廷，推荐徐建寅“为提督帮办，或作监战大员”。其理由是“（徐建寅）昨来威勘验，所论悉中机窍，战守机宜，颇知要领，忠勇之发，溢于言表”。

徐建寅走后的12月12日，李秉衡再次上折弹劾丁汝昌：“提督丁汝昌为海军统帅，牙山之败，以‘致远’船冲锋独进，不为救援，督率无方，已难辞咎。朝廷不加谴责，冀其自知愧奋，以赎前惩。乃丁汝昌骄玩性成，不知儆惧，闻貔子窝、大连湾一带为敌锋所指，将兵舰带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倭船四处游弋，不闻以一轮相追逐。嗣李鸿章令其仍赴旅顺，始勉强以往。至事急，又复率兵舰逃回威海，仓惶夜遁，致将镇远船触礁沉坏。以经营十余年，糜帑数造成之海军，处旅顺形胜之地，乃竟望风先遁，将台炮、船坞拱手以与敌人，丁汝昌之罪尚可逭乎？”最后，李秉衡奏请皇上将丁汝昌“明正典刑”。

李秉衡作为山东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他对丁汝昌的两道弹章所起的作用显然比京城内的那些个言官来得立竿见影。1894年12月17日，光绪皇帝再发上谕：以丁汝昌“畏葸迁延，节节贻误，旅顺船坞是其专责，复不能率师救援，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命令“著拏交刑部，分别治罪”。李鸿章于12月18日上折抗辩，为丁汝昌辩护，表示“威海正挡前敌，防剿万紧，（丁汝昌）经手要务过多，一时难易生手”。但是光绪皇帝依旧不依不饶，命刘步蟾暂行署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先行锁拿进京。清流帝党的这次“拔丁行动”胜利在望。

然而，就在帝党们准备为能除掉丁汝昌而弹冠相庆的时候，节外生枝的事情又发生了。

最后关头还欲置丁汝昌于死地的文痞文廷式

问题还是出在了徐建寅身上。这个钦差大臣到了威海后仅仅经过一天的“调查”就得出北洋海军诸将集体无用的结论，惹了众怒，不管是在威海如何防守的问题上和丁汝昌吵得面红耳赤的威海陆军统领戴宗骞，还是长年觊觎北洋海军提督、致力于架空丁汝昌的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刘步蟾，在他们眼里，和丁汝昌的冲突最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这时候徐建寅跑到威海来颐气指使，说话还那么难听，而且还是准备顶替丁汝昌的第一人选，这样的人要是在威海站稳脚跟，岂能有威海军民的好？所以，威海海陆军众将在12月22日联名致电李鸿章，要求留用为人和蔼敦厚，在威海人望颇厚的丁汝昌。

“丁提督自旅回防后，日夜训练师船，联络各军，讲求战守，布置一切，正仗筹画，若遽进京，军民不免失望……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今奉逮治严旨，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且军中各洋将，亦均解体。”

面对来自前线的“民意”，光绪皇帝妥协了，12月23日，下发了语气明显偏软的上谕，同意让丁汝昌暂留威海，“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等于默认了丁汝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的事实。甲午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二次“拔丁行动”又告破产。

淮军老将卫汝贵

虽然丁汝昌再次逃过一劫，但是光绪皇帝的上谕里依旧坚持一旦事情完结，还需立刻押解进京问罪。这就意味着，无论丁汝昌做什么，都不可能再得到朝廷的信任，一个戴罪之人，做对了无赏无功，做错了罪上加罪！对此，老上司李鸿章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此时已然再无能为力，可怜的丁汝昌已经注定走上绝路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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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守威海湾，希望成绝望

由于触礁的“镇远”舰已失去了出海的能力，外加上先前朝廷铁舰不容再有损失的严令，北洋海军事实上除了枯守威海湾，已经再无别的出路了。

威海卫的防卫力量并不雄厚，除了北洋海军以外，威海一带防御主力是戴宗骞的绥军六营和刘超佩的五营巩军共5000余人（其中1500余人为新募兵），驻守在刘公岛的还有张文宣部护军四营2000余人（其中一半为新募兵），5000多名巩军和绥军分散在遍布威海湾南北帮的各个炮台要塞中，机动兵力严重不足，且十一营巩、绥军中有四分之一的新募兵，战斗力无法指望，即便是巩绥军老营，也断断无法抵挡如狼似虎、气势汹汹的日军。

在威海外围作战的日军浮世绘

在威海卫黑云压城的时候，北京城内的清流帝党们在忙着做另外一桩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要杀一个人，一个曾经在平壤表现勇猛的淮军老将。这个人就是卫汝贵。

1895年1月16日上午，光绪皇帝以“贻误军机，失陷城寨”为由发上谕下令处斩卫汝贵。慈禧太后在得知上谕内容后觉得案情可疑，于是立刻命令暂缓执行。在当日午后召见翁同龢等军机大臣问对。

面对慈禧太后“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为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地询问，铁了心要削弱李鸿章淮系势力的翁同龢等人“三问莫对”，以无声的“冷暴力”来作为抗辩。失去了耐心的慈禧太后干脆以商量的口吻直抒己见：“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一听到太后有从宽处置卫汝贵的弦外之音，原本一言不发的翁同龢立刻争辩，拿“不杀不足以申军律”的大帽子对慈禧太后强势施压，经过半小时的对峙，慈禧太后选择了妥协。

中国士兵和日军对战的浮世绘，从图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近代化，而清军则依然是封建时代的装备

最终在当天傍晚时分，年过六十、在平壤前线作战英勇的卫汝贵将军身穿死囚囚衣被押解到菜市口行刑，面对围观的人群，这位曾在朝鲜大同江畔与日军第九旅团血战的淮军老将哭骂喊冤不绝，在甲午年的北京坊间也留下了“卫汝贵鸣冤赴菜市”之词。但不管怎样，先前两次对丁汝昌下手而未果的清流帝党集团终于达到了杀卫汝贵这只“鸡”去儆李鸿章这只“猴”的目的，有理由弹冠相庆了。

一群人在前线默默地履行着军人的职责，而另一群人却在背后对他们痛下杀手，手段之阴狠连敌人都为之咋舌不已，自叹弗如。在国难当头之际依旧内斗倾轧不止，这就是甲午年的中国。

为了彻底消灭北洋海军，日本第二军调整了编制，组建了“山东作战军”。目标只有一个——占领北洋海军最后的基地威海卫！新军依然由大山岩担任军长，在原本第二军的基础上又从本土抽调新的部队加入，总兵力超过了30000人之众（战斗人员加上随军民夫共34600人），以如此庞大的兵力去攻打不到8000人的威海守军（其实真正面对日军的只有5000多人），真有杀鸡用牛刀之感。在开战以来一直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的日本人眼中，这又将是一场砍瓜切菜的战斗，攻击兵力比旅顺还单弱的威海卫将会像占领只抵抗了不到一天就陷落的旅顺那样唾手可得。

事情的发展似乎也符合日本人的预想。1895年1月20日，第三军冒着严冬的皑皑白雪在荣成湾成功登陆，击溃了约300人的绥军和巩军以及4门行营炮的抵抗，当天就占领了整个荣成县城，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到荣成协助防守的五营“河防军”（实际上就是一群修黄河的民夫）和荣成知县杨承泽自行招募的一营地方团勇听到日军的放枪声就全体溃散，整个过程日军，也只有损耗300来发步枪子弹而已，顺利得连日本人自己都难以想象，倒是因为天寒地冻，准备不足的日军出现了大量的冻死冻伤等非战斗伤亡，也许是老天爷也看不得日本人如此顺利好运，特地在1894—1895年新旧交替之际给威海降下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雪，这场大雪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日军向威海卫进逼的步伐。

围攻威海的日军统帅大山岩

1895年1月25日这一天是甲午年的最后一天——除夕日，根据传统，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之中，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战争似乎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与日本平民挥舞着膏药旗夹道欢送“皇军”的兴奋和狂热相比较，那是令人苦涩的反差。

在这一天，最忧心战局的似乎也只有李鸿章了，不顾喜庆的节日气氛，李鸿章向中枢通报了日军不断向荣成增兵的消息，然而中枢的反应也仅仅是一纸轻描淡写的上谕：“威海南岸炮台，正当荣成来路，最为吃重，在防兵勇，必须齐心戳力，共效死守，不得稍涉疏虞。倘能坚守不退，力却凶锋，朝廷破格酬庸，定加以不次之赏，如有临敌溃退，著即军法从事。”打得好，重赏；打得不好，重罚，但是实质性的支持，对不起，没有！

1月25日中午，30000余名日本“山东作战军”连同兵站粮站等后勤机构全部登陆完毕，司令大山岩将司令部设在了荣成县城内，随后，下属的第二和第六师团即分成左右两路，由佐久间马太的第二师团组成的左路军沿羊亭集-虎山-温泉汤-桥头集-埠柳集一线的芝罘大道（南线）攻击前进，由黑木为桢的第六师团组成的右路军沿着崮山-河东村-鲍家村-三官庙-温泉寨-龙家村一线的威海大道（北线）搜索前进，进逼威海南帮炮台群。

黑木为桢

在这一天，日本海军也没闲着。不过，由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师父胜海舟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莫逆之交，伊东祐亨打算先礼后兵一把。1月25日下午，一封伊东祐亨亲笔所写的劝降书由英国军舰“赛文”号捎带驶入威海湾，转交到了丁汝昌的手中。

“至清国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臣一己之罪，盖其墨守成规，不谙变通之所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掌握政权者，必须是文艺之士，文艺乃为显荣之唯一门路。时至今日，犹如千年之前！

“三十年前之日本帝国，经历怎样辛酸遭遇，如何免于垂危之灾难，度阁下之所熟知也。当此之时，帝国认真取消旧制，因时制宜，更张新政，此国能存立之唯一重要条件。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机不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大端观之，诚以微微小节，不足拘泥。仆于是乎以声震宇内日本武士的名誉，请阁下暂游日本，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际，切愿真正需要阁下报国时节到来，请阁下听纳友人诚实之一言。

“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墙，任夫贵国毅然执着陈旧治国之道，目睹任其陷于厄运而同归于尽耶？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耶？……佑亨顿首。”

此时此刻，刘公岛已经是大兵压境，面对兵力的数量和质量均远超自己的对手，丁汝昌依然决意一战。他给伊东佑亨回信，断然拒绝了“暂游日本”的“建议”：“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在给戴宗骞的信函中，丁汝昌表达了他当时的真实心迹：“……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 ……唯目前军情顷刻之变，言官呈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邀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若为己图，使非邀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不暇过计也。”

南帮炮台争夺战

摩天岭炮台争夺战

激战中的南帮炮台

在收到师父好友的回信后，伊东祐亨在表示钦佩之余，也开始了海军配合陆军攻击威海湾南路炮台的行动。

1月26日，是乙未年的大年初一，左路日军第二师团先头部队和驻守在石家河畔的清军相遇，十四营的清军乱哄哄地抵抗了一个白天后一分为二，威海防军系统内的刘澍德部三营绥军退往威海，山东省防军系统内的孙万龄一营二队嵩武军、阎得胜部五营河防军、李楹部三营福字军退往文登县，1月27日又在日军3个步兵中队和2个炮兵中队的追打下连文登县也不守了，一路退到烟台外围才算收住脚跟。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照例是无一战斗伤亡。当然了，山东巡抚李秉衡为了能为山东省军队的溃退对上面有个交待，指使孙万龄将山东省军中最没有背景、堪称“山东省军卫汝贵”的河防军统领阎得胜以“临阵退缩”的罪名处死。

在山东省防军系统的军队退往烟台后，威海卫事实上已经落入了日军的重围之中，自此，威海守军为抵挡日军所能依靠的只剩下威海南帮炮台群了。

威海南帮炮台群共分海岸炮台和陆路炮台两部分：赵北嘴、龙庙嘴、鹿角嘴3座为海岸炮台，共装备280毫米、240毫米、210毫米和150毫米克虏伯要塞炮14门；谢家所、杨凤岭、摩天岭和莲子岭4座为陆路炮台，共装备150毫米、120毫米克虏伯要塞炮9门，80毫米和75毫米行营炮26门。这些要塞由刘超佩部六营巩军防守，不到3000人的巩军分散到各个炮位，扣除操炮人员后几乎无任何机动步兵可余，一旦日军攻来，陷落只是时间问题。有鉴于此，丁汝昌从海军中选拔敢死队员，分配到南帮各炮台，一旦炮台有失就将各炮炮闩拆卸，以免被敌用，（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引爆弹药库，并命萨镇冰率洋员3名、水兵55名登日岛炮台，替换原先驻守在那里的巩军，确保这座威海湾东口最重要的防御堡垒的安全。当防守威海湾北帮三台（祭祀台、北山嘴、黄泥沟）的戴宗骞部绥军三营中的两营也增援到南帮后，丁汝昌又派提督营务处候补道员马复恒带200名水兵增援祭祀台炮台、“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带200名水兵增援北山嘴炮台，同时竭力加强了威海湾东、西两口的防材，以防日舰突袭。作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能做的都做了。

老八路

可是，丁汝昌的努力并没有扭转极度崩坏的战局。1895年1月30日大年初五迎财神的日子，威海卫迎来的却不是财神，而是撒旦。在兵分两路的日本左路军第六师团左翼纵队第四旅团（旅团长伏见贞爱亲王）的攻击下，威海南帮外围最重要的门户虎山口和南、北虎口相继陷落；同时在第六师团右翼纵队第十一旅团（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的攻击下，各炮台内单弱的守军（每个炮台守军多则三四百人，少则仅四十人）根本无从抵抗，首先是威海陆路摩天岭炮台陷落，随后海路的龙庙嘴、鹿角嘴二台也相继易手，接下来是陆路的杨凤岭、莲子岭和谢家所三台也逐一被日军攻陷。驻守在此的戴宗骞、刘超佩部的巩军和绥军损失惨重，被迫往最后一座海路炮台赵北嘴退却。

陷落后的谢家嘴炮台

陷落后的杨凤岭炮台

陷落后的摩天岭炮台

绥军统领戴宗骞在金线顶的威海电报局向天津发出最后一电：“本日早间，倭数道由岭入，巩军陆路台先失。西南路三虎口，苦战三时，亦撤退，南路长墙旋失。倭夺龙庙台，水师炮力击，倭死不少……倘南岸两台尚存，犹可支，倘再不守，倭兵船深入，陆路北台均难存，是职道毕命时，恐无后电。”（戴宗骞最终带着19名残兵退往北帮祭祀台炮台，2月1日被丁汝昌命令水兵强行架上小火轮前往刘公岛，并在当天夜里吞金自尽。）

南帮炮台群激战正酣的时候，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定远” “靖远” “来远” “平远” “广丙”以及数艘伦道尔炮艇尽量抵近南岸，用舰上的重炮竭力向日军发炮，支援陆军抵抗，在目睹各炮台相继陷落后又忍痛向炮台发射炮弹，以期摧毁重炮，消除它们对军舰和刘公岛的威胁。战斗中，“定远”和“广丙”相继被龙庙嘴炮台射出的炮弹命中，“广丙”帮带大副、留美幼童出身的黄祖莲被从司令塔观察孔射入的弹片击中头部，倒在了管带程璧光的身边。而操纵这门巨炮的竟然是4名在日军刺刀威逼下的巩绥军被俘士兵……

被打断炮管的鹿角嘴炮台的克虏伯240毫米要塞炮

被北洋水师舰炮摧毁的鹿角嘴炮台的240毫米要塞炮

弃守后被日军占领的黄泥沟炮台，从现场可见清军并非毫无抵抗即撤退

也许是幸运女神也对日军攻击得如此顺利看不下去了，稍微地垂青了中国人一把。当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登上被攻陷的摩天岭炮台，对着《二六新报》记者远藤飞云的照相机镜头摆Pose的时候，一颗由北洋海军军舰射出的开花弹在炮台上空炸响，弹片穿透了旅团长大人的胸口，大寺安纯少将在被担架抬到野战医院的过程中咽气（远藤飞云被弹片打穿腹部，死在了野战医院的手术台上），成为日军在甲午战争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

当南帮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相继被日军攻占后，困守刘公岛的海军舰队面临被这些炮台上的重炮轰击的命运。为了挽救这一不利局面，北洋海军洋枪队300余人奉丁汝昌的将令乘坐舢板向南帮炮台发动反击，他们的任务是夺回这些炮台并摧毁里面的重炮，防止被日军利用。显然这是一次十死无生的行动。明知此去必死无疑，可是这群洋枪队员们还是默默地作好必要的准备后义无反顾地带上他们的装备，踏上了注定有去无回的道路。

由于日方根本就没料到已成瓮中之鳖的北洋海军还有心发动反击，在洋枪队员们的预定登陆地点根本没有布置什么像样的防守，而在附近地区驻防的日军部队也缺乏心理准备。所以，这支300多人的队伍在登陆后一路势如破竹，未遇多大的抵抗，一度攻入了鹿角嘴炮台，摧毁了数个重炮炮位。但是回过神来的日军很快纠集大量部队大举反扑，中国洋枪队员虽拼力死战，但终于不支，残部与部分从赵北嘴炮台溃退下来的戴宗骞、刘超佩部陆军的炮台守军一起且战且退到了龙庙嘴海滩之上，除了少数人侥幸游回刘公岛之外，全部壮烈战死，有部分伤者自知无法逃脱，遂毅然决然地拔出佩刀自尽，无一人投降，这一刻，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格外的亮。

日方对这场战斗中中国军人所体现出来的勇气、意志和战斗力也印象极深，“登陆水兵气势嚣张，似都有拼死的决心”“敌军拼死前进，开枪顽强应战”……

大寺安纯

由于戴宗骞部的绥军和刘超佩部的巩军老营在南帮的战斗中已几乎伤亡殆尽，新募的营头更是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一哄而散，威海的陆路防御事实上已告瓦解，1895年2月2日，丁汝昌忍痛下令，将无法防守的祭祀台、北山嘴和黄泥沟所属240毫米、210毫米、150毫米要塞炮共14门尽数炸毁。北帮三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标志着威海卫陆路彻底失防，刘公岛和北洋海军完全陷入了绝境。

面对此境，丁汝昌和驻守刘公岛的护军统领张文宣约定：“水陆二军协力同心，死守刘公岛，以待外救。互相立约：若陆军先出，则水师轰炮击之；若水师先逃，则陆军开炮轰之，各无悔言。”

大寺安纯中弹瞬间

在南帮炮台群失守后，日军顺势占领了威海卫城，但是他们很无奈地发现此时他们依旧无法攻入威海湾。因为日岛炮台的炮火（200毫米江南制造局造地阱炮和120毫米克虏伯要塞炮各2门）依旧可以封锁威海湾东口，联合舰队还是无法自由航行。虽然日军鱼雷艇队分别于2月4日和2月6日两次趁夜突入威海湾，用鱼雷将“定远”舰重创搁浅，装甲巡洋舰“来远”中雷倾覆，炮舰“威远”和轮船“宝筏”亦中雷坐沉，但是日舰大队依然无法突入威海湾。有鉴于此，2月7日那天，小小的日岛炮台开始承受着日方十余艘军舰的舰炮火力以及被日军占领下的南帮炮台群里的大口径要塞炮的猛烈轰击。面对敌方铺天盖地的弹雨，担任日岛炮台台官的萨镇冰脸庞上毫无半点畏惧之色，守台海军官兵受此感染，也无一人逃避。尽管实力悬殊，这支数十人的小部队依旧奋力操作着炮台里的火炮，不屈地向日舰喷射着怒火。“日岛当着南岸三炮台的炮火；地阱炮升起来后，更成了三炮台的标的。这些炮并没有附着镜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面去，结果这人立受对方炮击，这是很危险的职任，可是那些年轻的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奋勇发放。”

弃守后的祭祀台炮台

日岛炮台地阱炮残件

日岛炮塔现景

尽管萨镇冰率全炮台50多名官兵浴血奋战，但终究力量单薄，在与日舰交火23分钟后（2月7日上午7时37分至8时整），当一门地阱炮再一次升出炮位准备射击的时候，它的炮架被南帮炮台发射的巨弹命中，失去炮架依托的炮管顿时倾倒在炮台的底部，并严重阻碍了另外一门地阱炮的射界，致使其无法操作，日岛炮台瞬间丧失了全部的远程重型火力。

地阱炮失去作用后，日舰的弹雨更加密集地倾泻到这小小的日岛之上，小小的日岛成了喷发的火山，爆炸此起彼伏。不久，敌弹击爆了日岛炮台的弹药库，在滚滚的黑色浓烟中，日岛炮台的武备彻底被毁。遇此局面，按说萨镇冰已经尽到了守卫者的责任，可以率领幸存官兵登上舢板撤离了。但是值此危难时刻，全体日岛守军却依旧倔强地坚守在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的炮台工事里一直到当天战斗结束时分，丁汝昌从刘公岛上通过电话命令日岛守军撤退后，日岛守军方才遵命撤离日岛。

“当时，敌人用赵北嘴的大炮猛轰日岛，一发炮弹就在我眼前炸开，两个兄弟马上被打死了，我脸上、脖子上溅满了泥，可没受伤……直到后来，日岛上的火药库爆炸了，弟兄们才撤下来”。

在威海陆路失防后，丁汝昌就决定派信使突围，去烟台求救。2月7日上午8时，当东口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北洋海军“福龙” “左一”等十二艘鱼雷艇掩护载有信使李赞元的“利顺”轮船和载有另一名信使的另一艘轮船“飞霆”从西口冲出，根据“福龙”管带蔡珽干的叙述，“（鱼雷艇队）本来应击沉日本军舰，但被‘吉野’发现，遂未能达到目的”，而最后鱼雷艇队慑于日方猛烈的炮火，也没有选择回驶威海湾，而是跟着“飞霆”“利顺”两船一起向烟台逃亡（最终在日舰的追击下除了航速最快的“左一”艇外，其余各艇均搁浅，或自毁，或被俘）。

丁汝昌自尽前的画像

丁汝昌铜像

“即刻水手教习李赞元来烟，称于十三日早七点钟，带‘利顺’小轮往开北口木筏门。时南口倭舰打仗，北口来倭船四只，开炮将‘利顺’锅炉打破，船沉，逃出五人，两点钟被英提督船救起。提督船于晚三点钟开来烟台，行至半路，折回威海。见‘镇远’各船尚在口内，刘公岛炮台皆尚在等语。唯望援眼穿，水陆数千人徒增血泪现派李赞元由水路送信，未知能到否。该弁称丁提督等受困， 一言难尽，声泪倶下云……”

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无情地剥离着刘公岛本不雄厚的防御能力，而援兵却如同空中楼阁，杳无音信。1895年2月8日晚，大批的海陆军官兵和刘公岛绅民聚集到海军公所衙门前哀求丁汝昌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很显然，此时刘公岛的局势，即便是对大时局茫然无知的普通人都已感觉到大限将至。值此危局时刻，面对前途的绝望和自身身家性命的忧虑，出现这种局面笔者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令笔者十分触动的是，在得到丁汝昌在2月11日若援军未到就会给众人一条生路的许诺后（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农历正月十七日即为2月11日），这些军人默默的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并在2月11日到来之前继续和日本人坚决地战斗了三天……

在2月9日的战斗中，北洋海军最后的旗舰“靖远”被鹿角嘴炮台射出的两颗240毫米巨弹凿穿舰艏，战舰当即呈舰艏下沉的状态半沉在威海湾内，决意随舰同沉的丁汝昌和“靖远”管带叶祖珪被水兵救起，被救后的丁汝昌绝望地叹道：“天使我捕获阵殁也！”当日下午，鱼雷巡洋舰“广丙”奉丁汝昌之命向半沉的“靖远”发射鱼雷，将之彻底摧毁，随后该舰舰员登上了搁浅的铁甲舰“定远”，用350磅棉火药将这条曾经威震远东的巨舰爆破。入夜，“定远”管带、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刘步蟾服鸦片自尽，实现了“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时年四十三岁。

也是在2月9日的夜晚，接到2月7日李赞元求救信的登莱青道刘含芳将李鸿章的回复电令由信使夏景春冒死送到了刘公岛，要求丁汝昌立即设法带北洋海军突围！然而，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一切都无法挽救了。

日方臆想的丁汝昌降服图，虽然丁汝昌最终自杀，但日本人还是非常希望最终投降的是他

丁汝昌对刘公岛军民的那段承诺成了全岛军民战斗到2月11日的精神支柱，因为此时刘公岛上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弹将尽、粮已绝”，坚持到2月11日已然是极限。对于刘公岛的军民而言，他们信任丁军门，所以愿意相信丁军门的承诺，为此他们也愿意履行他们的诺言，一直坚决抵抗到了2月11日。一般主流资料里认为的2月11日刘公岛军民士气全无、纪律崩坏、全无战意的迹象完全没有出现。

显然此时的日舰也认为刘公岛的战斗意志已然丧失得差不多了，因此日本联合舰队派出了由战斗力较弱的老舰组成之第三游击队再次来到威海湾东口，原本想作一次武装游行示威的日本水兵却遭到了极其猛烈的火力反击。当天第三游击队的两次突击尝试均告失败，日方记载中国士兵打疯了，火炮命中率高得出奇，第三游击队各舰被连连命中。北洋海军的“镇远”“广丙”“平远”等舰甚至还抵近到南帮炮台向那些被日军控制的重炮位开火射击。这一刻，刘公岛几乎爆发出了它仅剩下的些许力量。

老八路

丁公死，海军灭；一身死，众生存

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上所有的抵抗已然停止，炮艇“镇北”悬挂着白旗驶出了威海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坐该舰抵达威海湾外日本舰队的锚地，随后登上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将一封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具名的降书交给了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并由其转交给伊东祐亨司令，降书内容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丁，为咨会事：照得本军门前接佐世保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之命，并许出岛归乡，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许可行，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作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右咨伊东海军提督衙门。”

伊东祐亨接信后，与各舰长幕僚商议后决定接受这份降书，并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回信，且附上了果物、水酒等礼物交程璧光带回。同时通报各舰北洋海军已表示降伏，并且特意加了一句——“丁提督平安无事”。得到通报后的联合舰队锚地立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广丙”管带程璧光

留洋期间的刘步蟾，最终刘步蟾选择了与舰共存亡

2月12日夜，丁汝昌在刘公岛上的家中服毒自尽，终年五十九岁。

2月13日，还是程璧光，乘坐着另一艘炮艇“镇中”，同样挂着白旗，再次来到了“松岛”舰的甲板上，向负责接待的联合舰队参谋长出羽重远递交了第二封以丁汝昌名义所写的正式降书：

“伊东军门大臣阁下：顷接复函，深为生灵感激，承赐珍品，际兹两国有争，不敢私受，谨以璧还，并道谢忱。来函约于明日交军械炮台舰船，为时过促，因兵勇卸缴军装，收拾行李，稍须时候，恐有不及，请展限定于华历正月廿二日起，由阁下进口分日交收刘公岛，炮台军械并现在所余舰船，绝不食言。专此具覆，肃请台安，诸希垂察不宣。外缴呈惠礼三件，正月十八日，丁汝昌顿首。”

被彻底炸毁的“定远”号

和前一天的景象类似，唯一的区别是悬挂在“镇中”舰后桅上的龙旗只升到了一半，表示刘公岛军民正在服丧，而服丧的对象正是丁汝昌（同日服毒自尽的还有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伊东祐亨接信后除了照例通报全舰队和协同作战的山东作战军陆军外，同时下令全舰队除了重要仪式等特殊情况之外，一律禁止奏乐，以示对丁汝昌的哀悼。并且不顾许多陆军甚至海军军官的反对，主动提出将一艘北洋海军军舰解除武装后归还中方，用以运载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幸存官兵离开刘公岛。“丁提督之行为实在是无懈可击，亚洲丧失了如此屈指可数的海军提督，小官实有断肠之念，为聊表哀悼之意，愿献出‘康济’号，用以运载丁提督等的棺木。”

当天，北洋海军“镇远”舰管带杨用霖在自己的官舱内以手枪自击殉国，成为北洋海军最后一位殉国的高级军官。

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已被解除武装的原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运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戴宗骞、张文宣、杨用霖等自杀身亡的海陆军高级军官的灵柩鸣着汽笛缓缓驶离了铁码头，离开了刘公岛。

被俘的“平远”号

战后被编入日本海军的“广丙”号

“投降”在东方的伦理看来无疑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刺眼、听起来十分刺耳的词眼儿。因此北洋海军最后的投降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舆论诟病的焦点。而这个焦点的“风暴之眼”就在于北洋舰队的投降是否真的出于丁汝昌的本人意愿或者是授意。事实上，对于丁汝昌是否真降这个问题，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争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体分为“矫降派”和“真降派”。

“矫降派”认为，单单凭借丁汝昌最后自杀殉国就说明丁汝昌是决计不降的，因此两封降书均是伪造丁汝昌笔迹、假传丁汝昌命令的赝品。而导演这场“活死人剧”的是时为以道员衔任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的牛昶昞，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丁汝昌坚决不降而被洋员威逼，不从而决意自尽，事前将其提督大印交予牛昶昞令其截去一角以示作废。可是牛昶昞并未依令行事，而是在2月12日丁汝昌自尽后与洋员密谋，假借丁汝昌的名义，模仿其笔迹请降，并盖以丁汝昌的提督大印，在得到伊东祐亨的回复后再次以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正式的降书。战后在朝廷追究责任的时候，牛为了推卸责任，将其所做的一切全部推到了丁汝昌的头上。因为丁汝昌已死，无从争辩，所以牛昶昞得以脱罪，仅受到革职的处分。

而“真降派”则认为，丁汝昌是写完这两封投降书后才自尽的，理由是2月12日那天伊东祐亨在收到了程璧光递来的请降书后向全舰队通告中有一句“丁提督平安无事”，并且出港的“镇北”号上也未悬半旗，说明丁汝昌在这个时候还是活着的。因此得出了结论：丁汝昌服毒时间不是投降前夕（2月12日临晨），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2月13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降书起程后才服药自尽。另外，洋员马吉芬认为丁汝昌“为了自己麾下官兵的生命”而“不惜牺牲自己”是从侧面证明了丁汝昌是亲自下令刘公岛军民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的。

战后被拖回日本展览的“镇远”号

有据于此，部分持丁汝昌是真心投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丁汝昌是出于贪生怕死的动机而下令投降，投降后却又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了畏罪自杀。晚清诗人黄遵宪对丁汝昌的死尖刻地指责道“已降复死死为谁”（既然已经投降了，你又何必自杀？自杀给谁看呢）。

但是这些人永远也体会不到丁汝昌在面对数千部下和平民求生的诉求时的心境到底是怎样的。当丁汝昌面对聚集在海军公所哀求生路的军民作出“2月11日援兵不至自会放他们一条生路”的承诺后，在他的脑海里未必没有投降这一选择。此时的刘公岛已然是四面包围，如果没有援兵，本岛军民是绝无突围的可能，那么所谓放生路只剩下投降一途才能保住这些人的性命。根据甲午亲历者卢毓英回忆：丁汝昌曾问其幕僚陈恩焘若西方海军若处此情境，会怎么办。“盖以军火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服输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之意遂决。”

2月11日坚决的抵抗之后，刘公岛军民履行了他们对丁汝昌的承诺，丁汝昌许诺放生路的期限既已到达，此时的刘公岛上已然是一片哀怨之声，除了向丁汝昌哭求生路者，已无人愿意听从丁汝昌的命令了。以至于丁汝昌数次下令炸毁“镇远”舰，已无人执行，唯有痛哭而已。士无战意，全岛数千条人命均在丁汝昌的一念之间，即便丁汝昌自己心里纵有千万般的不甘，为了一人的节义名声而祸及数千生灵，又岂是丁汝昌本性所想？面对此情此景，丁汝昌也无法再要求他们尽忠更多了。

而且丁汝昌所不知道的是，2月11日夜，当信使夏景春冒死从刘公岛将北洋海军的消息送达烟台，并传到朝廷中枢时，中枢阁臣们并没有考虑如何救援，反而开始挖空心思、争先恐后地往早已不堪重负的骆驼背上加上最后的一根稻草。当然，肯定不止一根。翁同龢的高足、翰林编修文廷式立刻将自己关进书房，提笔撰写一封新的针对丁汝昌的弹章：

“……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船，而“定远”被轰之时，乃适在“镇远”，其为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卒至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人神所同愤，天地所不容。又刘步蟾性本壬，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朝廷误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谁任其咎……李鸿章纵无求败之心，岂有御敌之用？皇上以天下为重，即不忍加诛，亦宜速为改移……”

当时日军海军统帅伊东祐亨

而此时，原本已经赶在救援威海路上的淮军老将陈凤楼部的马队在2月9日被山东巡抚李秉衡截停在海阳、莱阳，旋即又被调往天津。另一支早在2月5日就已经抵达黄县，也被李秉衡截停下来，作防御登州之用。威海越早失陷，李鸿章就越能万劫不复，因此在李鸿章的政敌们眼中丁汝昌必须死。

老八路

自己拼力保卫的国家非但在自己为难的时刻不尽力救援，反而截停援军在前，无端诟病在后，要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丁汝昌内心的绝望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国家有负丁汝昌在先，即便他真有投降之意，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连国家都抛弃他了，他又有什么义务为国死战到底？

所以，可以确信的是，2月12日送到伊东佑亨手中的那封降书确实为丁汝昌亲笔所写，而丁汝昌也确实在2月11日夜晚服下了鸦片毒酒、辗转到2月12日凌晨方才气绝。2月13日伊东佑亨收到的那封丁汝昌具名的降书则肯定不是出自丁汝昌之手。因为对比两封降书的影印件，第一封降书笔迹到底是不是丁汝昌所为如今尚未有定论，可是第二封降书的笔迹却和第一封降书完全不同，却是道员牛昶昞的笔迹，之所以依旧采用丁汝昌的名义却未刻意模仿丁汝昌的笔迹，实在是2月12日伊东祐亨接了第一封降书后力压众幕僚要求将刘公岛军民当做战俘羁押，而同意让这些人交出武器后作为白身遣返归乡，完全是出自对丁汝昌个人的敬意（伊东祐亨的师父胜海舟与丁汝昌是生死之交，因此伊东祐亨在辈份上低了丁汝昌一辈，即便在他给丁汝昌写的劝降信中语气也是极为谦恭恳切，活像一个小辈），若过早让伊东知道丁汝昌的死讯，恐生变故而祸及全岛军民，也有希望伊东佑亨能信守诺言、善始善终之意。

可悲的是，当国人对丁汝昌骂声一片的时候，对手却能给这位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应有的尊重和敬意。

丁汝昌的刎颈之交胜海舟

日后获封子爵的小笠原长生说道：“人们常提到丁汝昌，据我所知，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但丁汝昌的事迹好像不大为人所知，因此，我想摘其大概谈一谈他的为人。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刘公岛上的士兵也和其他中国士兵不同，虽说善于防御，但主要还是由于丁汝昌平素重义爱兵所致……”

闻听丁汝昌自杀的消息后，早年和他有刎颈之交的日本海军元老胜海舟非常悲痛，“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嗟叹数时，做芜诗慰其幽魂。”

“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心血溅渤海，双美照青史。”（“双美”是日本武士道中对武士的最高评价）

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这样写道：“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遭际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最后一名为北洋海军殉身的军官——美国人马吉芬

曾经随“镇远”参加大东沟海战并负重伤回国医治的原北洋海军洋员马吉芬写道：“如今，中国舰队以及那些勇敢的人们，都已成过往。他们为了他们朝廷的面子徒劳地、背运地战斗着，并被陆上的腐败、背叛和失职行为所羁绊。舰队司令丁汝昌，这些为国而死去的人的最高指挥者，一位勇敢的战士和标准的绅士，被他的国人所抛弃，无望地挣扎着。……他不惧舍命，因为他深知他那寡义薄情的朝廷将比他的敌人更乏宽容。在那个午夜时分，当他喝下那杯致命的毒药，这位饱受伤害的英雄的心情，一定是苦涩的。”

北洋海军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897年2月12日，这一天是丁汝昌自杀两周年的日子。同样在这个时候，他在自己的国家还背着投降派的骂名。在美国的海军医院里，37 岁的马吉芬，在眼球摘除手术前一天，让护士拿来他从中国带回来的那只小箱子，他支走了护士，从箱子中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冷静地对准了自己。病房外面的人听到枪响一拥而入时，带给马吉芬痛苦的如潮往事已经平息。时间是1897年2月12日，两年前的这一天，马吉芬敬重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殉国。现在，马吉芬选了这个日子，向他的人生告别。

请记住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和他带领的这支龙旗飘扬的舰队，不要轻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