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回忆录

老八路

序言


　　 朝鲜战争标志着“美洲堡垒”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再也不能仅仅通过避免与外界发生纷争来求得和平了。当战争在朝鲜爆发时，我们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被迫仓卒参战，卷入到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我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斗争中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使我国得以诞生的第一场战争起，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我们都有时间做好战争准备，补充兵员以及仔细研究在何处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们的军队。一七七六年，许多爱国志士是仓卒离开家园奔赴战场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连串的强取豪夺、欺压凌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国民众的义愤，使他们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在其他战争中，我国有海洋作为屏障，远离战场，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时轨道，训练军队，建立物资储备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鲜，事前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便突然燃起了战火。一九五○年，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召集会议，进行辩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加以批准。敌对行动爆发时，我们正沉湎于和平之中，当我们清醒过来时，战争已全面展开。战争的爆发迫使那些经历了沉闷的战争岁月、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重新上阵，被飞快地直接运往战场。当时，我国一派繁荣，开始明显出现劳资和平的新时期，税收逐步减少，战时的种种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场战争却使我国再度出现了物资匮乏，派系斗争，流血牺牲和重重疑虑。


　　 朝鲜战争可能是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最后一场战争，不用担心热核灾难威胁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就这些向题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我国人民却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对着是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行动，还是自己单独行动的同题，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安全应放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被迫在文职权威与军职权威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强调了文职权威的最高合法地位。当突然出现必须决定是抵御侵略、还是放弃大韩民国任其遭受敌人侵略的情况时，我们选择了体面的方式，迎头抗击了侵略者。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战争的概念。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国人民困惑不解。为什么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爆发了如此重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决策人物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力量不足？我们是不是中了蒋介石企图进犯大陆中国，或者李承晚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圈套？为什么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战备状况如此之差？还有，只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总统——唯有他拥有决策权，迅速作出决定，我们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誉，我们是怎么落入这步田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战争之上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要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可是，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今后，是否应该打有限战争已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种类的战争。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热核武器或者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技术，打无限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打这种战争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同归于尽。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在同朋友和潜在敌人打交道中一直受着这种看法的影响。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预见到了我们思想上的这一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开始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再也不能解决诸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所遇到的问题，还必须辅之以能为各有关国人民所接受的、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且应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业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独家制定，那些分别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文职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无法独自确定指导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有一点亦已清楚或著说应已清楚，即只有通过军政领导人日常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产生最理想的结果。政界领袖应该提出必须达成的目标，军界领袖则应分析判断使用军事手段能够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手段。

　　 只有当军政双方征询并认真考虑彼此的观点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政界领导人如果机械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们的重要建议便不能定下明智稳妥的决心。毫无疑问，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仍然拥有最高统帅权。但是，如果政府不征询、倾听并慎重考虑我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那就要招致灾难。

　　 我们的许多公民，他们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和我们思想发生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现在依然老是为那些轻率提出的“全面战争”、“无条件投降”、“彻底胜利”等陈辞滥调所蒙骗，而这些口号却常常是为派系斗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无怪乎全国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思想混乱，情绪沮丧。

　　 所幸的是，这样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们对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众多变化的深刻程度和这些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还是觉察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制定计划的崭新世界上。

　　 在那些没有头脑和思想比较锐敏的人们之间还有一类人，他们被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派别的激烈言辞弄得晕头转向，发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书中，我不想对任何观点妄加评论。我所希望的只是尽己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冲突。这场冲突标志着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我亦无意自诩本书是评述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权威之作。这些作战行动已经在各个军种自己编写的史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本书所提及的全部战术作战行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地面部队的行动，所用军语亦系他们的术语，在朝鲜战争中，地面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根据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了联合国军的成败，而联合国军的成败又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另外，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战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海、空军竭尽全力支援地面部队，我们的损失本来会大得多，我们的事业可能要蒙受重大灾难。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对战争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勇敢的飞行员和水兵们获得的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实施地面作战的步兵和陆战队士兵的心目中那样崇高。但是，我还是得指出，如果本书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谈论那些在火线上熬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请不要忘记，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步兵的伤亡人数可以证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书中再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证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争辩的了。如前所述，本书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朝鲜企图干些什么，并强调一下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我谨向陆军部军史处处长哈尔·帕蒂森准将、著名史学家斯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谢意。我曾不受限制地采用过他们提供的宝贵史料。此外，我还获准随意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军史处于一九六二年在华盛顿市编写的珍贵资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0-53年》。

　　 美国陆军前上尉、朝鲜战争中曾任步兵排长、连长的柯特·安德斯给我以可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表示我的谢意。

　　 为帮助我将本书手稿整理成最终定稿以供出版，罗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马歇尔将军不吝宝贵时间校阅了本书清样，并就文章重点的安排和依据史实应予修正之处提出不少建议，在此谨表最衷心的谢忱。


                                                                            马修· 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老八路

第一章 “清晨静谧的国土”——暴风雨到来的前夕

　　 对于朝鲜的地理、历史、气候、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朝鲜人民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充分理解朝鲜战争。朝鲜目前分隔成南北两个部分并非自然条件所致。因自然条件而使朝鲜一分为二的情况只有一个，那就是濒临日本海、南北走向的太白山脉使得朝鲜分隔成东西两个部分。朝鲜在地理上、战略上、经济上和种族上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如一个人的双臂、双腿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它的每一个部分对于其他各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朝鲜被三八线隔绝开来几乎纯属偶然，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这件事对于当时的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是那样微不足道，以至于今天没有哪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是谁首先提出这种以三八线为界的主张的。

　　 严格地讲，三八线根本谈不上是一条边界线。从军事上讲，这条线无法防守，从传统上讲，它又无任何意义可言。居住在该线以北的朝鲜人同居住在该线以南的朝鲜人一样，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同样的饭菜，喜爱的是相同的衣着和习惯，此外，还怀有相同的民族自豪感。

　　 历史上，朝鲜虽遭受过周围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但它在本国人民的心目中却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着的。而且，若干世纪以来，朝鲜人一直怀有自己管理自己国家事务的愿望。由于不利的地理条件，朝鲜几乎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个争战的沙场。尽管国际间有着各种禁止侵犯朝鲜的协定和条约，中国、俄国和日本仍屡次三番地想吞并朝鲜的领土，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保证，一旦朝鲜遭到进攻，就应给予援助，但是，直到一九五○年六月以前，美国从未伸出过援助之手解救过这个不幸的弱小王国，以使其免遭邻近敌国的侵占。

　　 长达六百英里的朝鲜半岛如同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它直指日本四大岛屿中最南端的九州岛，很容易引起对方越过狭窄的对马海峡的入侵。从朝鲜的主要港口釜山到日本内海入口处下关，全部航程仅一百英里稍多一点。朝鲜半岛把靠近北极的日本海与靠近赤道的黄海分隔开来。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为何有着极为悬殊的温差。朝鲜虽位于温带地区，与我国的肯塔基州在同一纬度上，但在其北部六千英尺高的陡峭山岭上，冬季的寒冷气温可低达华氏零下五十度，而在南方的稻米之乡，炎热的夏季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步兵所头疼的各种困难这里都能碰到：深厚的积雪，泥泞不堪的道路，夏季的倾盆大雨，四处飞扬、令人难以忍受的尘土。不过，这里也有绿色的稻田。看上去是那样地青葱、明快，使人心旷神怡。

　　 朝鲜有一个特点，是任何作战人员都不会忘却的，那就是臭气熏天。由于用人粪来肥田，加之用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和破漏的大车装运这种东西，因而乡间的空气中弥漫着十分强烈的臭味，使人乍一闻到不堪忍受。

　　 朝鲜是个贫困的国家。在南方低地地区，自然草木植被早就遭到砍伐，被人们用作燃料、粮食和饲料。所以，那里生长的植物现在主要是一种矮小多节的灌木。这些灌木丛几乎无法让人荫蔽和栖身。这里很难见到青枝绿叶，也打不到什么柴火。南方的村民用长长的耙子在地上搂扒，收罗起每一点可供烧火的东西。他们把树根、枝条、稻草、破布头和各种杂七杂八的废物，都细心地检起来贮藏好，以备日后生炉子。在村庄里，路边的沟壕便算是敞开的下水道。这也加剧了本来到处就能闻到的恶臭。猪，是村民喂养的主要家畜，在污秽中到处乱窜。警觉的饿狗连人们丢弃的最令人恶心的腐肉、下水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小孩子们在茅舍外面玩耍，小小的裤子恰好在后面开了个口，为的是能随时大小便。

　　 南方的水稻收成很好。朝鲜人还大量种植卷心菜，不过菜常常长得很老了还不收割。他们把这种菜收进家后；就和鱼头及其他美味一起贮存在大坛子里，经烧煮之后便作为一种叫“金荠”的家常菜供食用。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这种东西实在不堪入口。可是，朝鲜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毫无疑问，他们可以从中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村庄的茅舍都很矮小，室内陈设简陋，光亮靠糊着油纸的窗户提供，这种油纸可以透光。南方平展的土地都经过精心的耕作。到处都是居民点。

　　 北朝鲜拥有一个工业区。工业区的粮食主要依赖于南方。北朝鲜陡峭的山峦上可以见到成片成片的高大常青树木。间或，还可看到险峻的花岗岩绝壁从六千英尺高的山岭上陡然直下。由空中鸟瞰或者信步于山间、海滨时，北方地区整个说来似乎非常秀丽。当夏季消然离去，生长着茂密阔叶林的山麓、小丘便转成了金色、黄色以及各种令人惊奇的红色和褐色。蔚蓝的天空常常万里无云。半岛两边的大海一望无涯，深邃明净。

　　 但是，最北方却是一派比较可怕的景象；尤其是冬季，在遥远的满洲荒野上形成的暴风雪常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呼啸而至，满山遍野顿时便可覆盖十英尺厚的积雪。这一地区因山脉一直向鸭绿江延伸，所以倒是真的被分隔开来。在这里，军队无法越过无路可行的山脊，保持一条稳固的战线，甚至无法保持相互间的联络。在整个这一地区，道路蜿蜒曲折而且相互间隔很大。山地间大都是些羊肠小道，人员和牲畜只能一个一个地通过。这里的森林为徒步的敌人提供了极好的荫蔽条件。无数狭窄的山谷、令人头痛的羊肠小道以及刀刃一样的山岭，能使害怕进入无路可行的山地的高度机械化军队寸步难行。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乓，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荫蔽的绝好机会。

　　 我们对地形一无所知，我们企图利用的地图则错误百出，这使敌人占了更多的便宜。熟悉地形也成了他们的一种秘密武器。我们查找的道路实际上常常都不存在，或者竟是些轮式车辆根本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

　　 与朝鲜险恶的地形不同，朝鲜人民十分殷勤好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是温顺和善的百姓。经过适当的训练，他们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是非常俭朴的农民。他们也是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对日本人怀有上百年的深仇大恨，对残暴的日本警察至今耿耿于怀。朝鲜人象爱尔兰人一样喜欢我行我素，喜欢绝对个人自由，因而也就象爱尔兰人一贯表现的那样不大可能屈服于强加给他们的政治统一。朝鲜人没有受过自治训练，使用现代化机械设备的训练也很差，所以，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现代化国家，他们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她们不熟悉我们的各种习惯，我们亦无力打破坚实的语言障碍。加之在与他们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又办了那么多轻率疏忽的事情，因此，相互间进行合作是极其困难的，尤其当极大的危险迫在眉睫，来不及制定计划或拟定草约时，这种合作便更趋困难。

　　 美国知道朝鲜(从前，我们的地理书上写作“高丽”)的存在是相当近期的事情，外交上与之发生联系的时间则更短，一八三三年，热衷于打开日本门户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对同朝鲜进行贸易曾表示过一定的兴趣。可是，即使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之后，朝鲜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一八六六年，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朝鲜被处以死刑，被触怒的法、美两国政府曾一度准备联合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幸而后来放弃了此项计划。但是，此后为能与朝鲜谈判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结果，美国海军舰艇同朝鲜海岸炮兵发生了炮战并捉到了几个朝鲜俘虏。然而，为进行谈判，我们仍坚持做出种种努力。一开始由日本居中调解，以后则改由中国担当调解人。一八八二年，我们与朝鲜的第一个条约终于在天津签订，从而使美国与朝鲜王国之间建立了商务关系。该条约尤其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含有这样一项条款：保证“两国之任何一国受到他国不公正对待时，要相互支援”。究竟何为“不公正对待”，在尔后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国对这一词义的理解似乎相当地狭窄。

　　 在后来的几乎所有有关朝鲜问题的条约、文件、决定和宣言中，“独立”一词一再反复出现。可是，自从在天津签订条约之后，独立一直不过是个神话而已。对我们来说，独立只意味着我们强制朝鲜遵守其贸易协定，而当其他国家为占领和剥削这个“清晨静谧的国土”而相互争斗时，我们则不进行干预。

　　 在天津签订条约时，我们曾明确承认中国对朝鲜所拥有的主权。后来，当日本和中国都力图控制朝鲜时，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当我驻朝使节对中国努力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满、遭到中国驻扎官的反对时，我们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节。一八九四年，当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终于酿成战争时，我们又一次尽力避免站在任何一边，而将所做的一切仅仅局限于表达一种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近邻国家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外交上“勾销”朝鲜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逊还不会拼写自己的姓名时就已奠定了基础。

　　 中日冲突期间，我们拒绝了英国要我们与德国、俄国和法国同它一起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干预的建议。后来，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之后，我们在承认日本权利的同时再一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俄国与日本之间为了朝鲜半岛而开始争夺时，我国国务院责成我驻汉城公使，要他告诫当地的全体美国人不得发表任何反日言论。

　　 在此后二十年中，朝鲜曾两次请求我们实践原定的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誓约。但是，这两次我们都明确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日俄战争的头一个月，当日本把朝鲜变成一个保护国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这样的话“勾销”了朝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着朝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去反对日本人。他们(朝鲜人)依靠自己的防御力量根本无法给对方以任何打击。”这就是我们在朝鲜沦为保护国的五年和六年前对朝鲜的请求所作的答复。朝鲜的请求是要我们负责在大国间达成一项确保朝鲜完整统一的协定。通过一九○五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我们正式确定了对朝鲜的不介入政策。在协定中，我们同意日本将朝鲜置于其保护之下。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对我们在远东刚刚占领的菲律宾应放弃一切侵略意图。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附属国人民因威尔逊的自决权宣言而感到激动时，在朝鲜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秘密地聚集在朝鲜式的地窖里，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独立宣言。女学生们在飘垂的袖筒中藏着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们从未引起过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怀疑，或者被无数日本奸细所发觉。这些日本奸细平时混杂在朝鲜人之中，时刻提防着这种组织公开起义的活动。

　　 在南方和北方的数百个乡村中，朝鲜爱国者秘密集会，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动计划。总共有数万名男女参加集会，可是，他们的计划从未走漏过风声传到日本人那里去。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内的三十三名朝鲜领袖人物聚集在汉城的明月饭店，举行最后一次聚餐会。他们宣读了独立宣言，挥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尔后把警察叫了进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数百万人聚集在街头巷尾聆听朝鲜领袖人物宣读独立宣言。然后，他们举着被禁止的朝鲜国旗，兴高采烈地穿过各个村庄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赤手空拳，毫无使用暴力的企图。但是，在后来的短短几周内，有数千人被日本人处死。在此期间，我国国务院曾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国驻汉城领事，要他“极其谨慎，不得助长任何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美国会帮助朝鲜民族主义者实行他们的行动计划”，也不得给日本造成一种那怕美国政府同情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印象。

　　 所以，杜鲁门总统的下述做法与我国对朝鲜问题的传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随着朝鲜被划分为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要求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批准了这样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对朝鲜的事务不应陷得太深，以至于任何派别或国家在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美国开战的理由”。

　　 美国尽管在开罗和波茨坦曾公开表示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的愿望，但它还是回到了它那传统的不介入的立场上。在开罗，美国、大不列颠和中国一致同意朝鲜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苏联总理 [ 译者注：原文如此，应为部长会议主席 ] 约瑟夫·斯大林在德黑兰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会见时也曾赞同这一宣言)。一九四五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过了一项声明，保证朝鲜在苏联、大不列颠和中国共同托管五年之后实现独立。托管之事没有提及美国(事后，斯大林坚持美国应包括在托管国之列)。

　　 日本投降后，美国意外地发觉自己掌管着朝鲜半岛的南半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权衡后果，只是稍作计划，美国便着手履行其从末正式获得承认的托管义务。

　　 结果，它几乎是立即便铸成了一个大错，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这一错误是，它曾加强了受人鄙视的日本行政官员在办公机构中的地位。这种做法顿时激起了朝鲜人的怒火，美国被这种怒火搞得张皇失措，因此又错上加错，急急忙忙地将日本人清除出去，用一些好心的却是根本不够格的美国公民来填补出现的空缺。这些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由于需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产生的问题。

　　 当然，未能与苏联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又加剧了这一危机，并且造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相互指责。双方都指责对方从事反对自己的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朝鲜人民群情激昂，开始转而激烈地反对美苏双方。他们怀疑这两个国家准备再次背信弃义，不履行那个经常兑现不了的、给朝鲜以独立的诺言。

　　 最后，美国对于争取与苏联合作建立托管之事终于感到绝望，便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这个举动引起苏联指责我们违反了原定的协议。联合国提议在双方管辖地区进行自由选举，可是苏联人拒不允许联合国临时委员会进入苏方管辖区。他们早先就坚持，只有那些曾经“全力支持”莫斯科托管协议的党派、团体才可以参加选举。这实际上取消了美方管辖区内所有党派、团体参加选举的资格。因为在美方管辖区，言论自由使人们可以对任何延误独立的做法，托管也罢，不托管也罢，公开表示不满。

　　 最终的结果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南朝鲜举行了一次选举，建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随后，苏联针对美国的做法制造了一个以平壤为首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此后，美国结束了自己的军事占领，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撤出全部美国军队。这一行动再次反映出我们一贯信奉不介入的理论，尽管苏联早先曾宣布打算在一九四八年将全部苏军撤离朝鲜，并且据报道，他们如期完成了撒军计划。但是，如果当时能严肃认真地分析一下后来出现的局势，我们也许能发现，我们实际上是让年幼的共和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我们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于我们没有为之奋斗的实际目标，而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实现朝鲜独立”的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可以使我们随时从朝鲜脱身，赶回国去重新一心一意地处理我们关心的各种国内问题。相反，苏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让朝鲜半岛“独立”的计划，该计划要使朝鲜不受除苏联之外任何国家的控制。几乎从美国一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使战争胜利在握的时刻起，苏联就已经开始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了。

　　 首先，苏联早就开始了训练经过选拔的朝鲜干部的勾当，企图靠这些人来建立和维持一个苏联式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所有反苏团体都要被剥夺发言权。苏联还为训练和武装一支规模颇大的北朝鲜军队直接进行了准备。这支军队包括步兵、机械化师和边防警察。起初，这些部队装备的是日本人投降时所缴获的武器。后来，苏军在一九四八年撤离时将自己的武器留给了刚刚受过训练的北朝鲜人。一九五○年的最初几个月，就在北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动入侵之前，苏联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其中包括：重炮、T-34式坦克、卡车、自动武器和大约一百八十架新型飞机。其中约有四十架“雅克”战斗机和七十架攻击轰炸机。

　　 进犯南朝鲜之前，北朝鲜人民军已能投入使用的部队计有八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两个实力达编制数一半的步兵师、一个摩托车侦察团，一个装备T-34式中型坦克的装甲旅和五个边防警察组成的旅，总兵力达十三万五千人。

　　 但是，这支军队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所拥有的人数和现代化装备，它还拥有大量日本统治时期逃往苏联并与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一起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朝鲜人，此外，还有数千名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在苏联接受过为期三年训练的人员。政府职务也由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人员充任。这些人大都象金日成首相一样，从一九四三年起就在苏联接受过彻底的思想灌输。北朝鲜人民军师以上部队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苏联军队中担任过初级军官并立过战功的朝鲜人指挥。北朝鲜人民军每个师约有十五名苏军顾问。

　　 在三八线以南，为了对付这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格的现代化军队，我们留下了一支我们甚至不敢称之为军队的相当可怜的部队（美国如此醉心于从朝鲜脱身，以至不允许我们在南朝鲜的人员用“军队”这个字眼来称呼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以便在我们撤离朝鲜后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人对自由的热爱和为国献身的精神并不亚于北朝鲜人。况且，在我们管辖区内就有许多逃自苏方管辖区的朝鲜人。在南朝鲜方面，打仗的意愿或战斗的勇气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紧张严格的训练和优秀的指挥官。在我们未能弥补的主要不足之处中，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

　　 仅仅说我们当时愚蠢和缺乏预见性，这是不够的。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迪安·艾奇逊把朝鲜作为我防御圈之外的地区而公然加以“勾销”，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迪安·艾奇逊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朝鲜一直处于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在与朝鲜的关系史上，我们曾数次将其“勾销”。南朝鲜军队所以缺乏武器装备，缺少受过训练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朝鲜在战略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因此，我们不愿充分武装南朝鲜军队，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挥人员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指挥人员的军事知识确实太差了。

　　 不用说，还存在不少实际的困难。南朝鲜没有大量从满洲返回的人员，而国内经受过现代战争锻练的人也比较少。只有少数朝鲜军官会说英语，会说朝鲜语的美国顾问则更少。美国军语在朝文中几乎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在南朝鲜军队中“面子”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南朝鲜军官感到很难接受军衔比自己低的美国顾问的建议。他们对同自己意见相反的观点常常公开表示不满。因此，他们自己的参谋人员都不大敢表示不同的意见。许多南朝鲜军官之所以得到任命系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平时期我们国民警卫队中的许多军官被任命的情形是一样的。所以，韩国军官的军事才能从未受到过考核。有许多部队分散在各处执行剿匪任务和其他国内治安任务。部队的训练不足，截至一九四九年年底，十六个营中完成营一级训练任务的还不足半数。南朝鲜军队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空军。无怪乎李承晚和其他韩国领导人对北朝鲜加强军事力量的做法以及三八线以南在这方面的薄弱状况表示恐慌和沮丧。

　　 但是，这些情况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时对朝鲜采取的政策。一九四八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认真考虑过要帮助南朝鲜组建一支野战军，可是，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又放弃了这个方案，主要原因是“美国占领军的兵力已经缩减”。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完全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将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朝鲜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无论怎样朝鲜都无法防守。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官方声明以及所有军事上的决策，从根本上说都是出自这种看法。在我们的会议中从未提起过“有限战争”的概念。我们对联合国充满了信心。原子弹又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使我国国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强烈要求孩子们重返家园，军队遣散，刀枪入库和陆海空三军士兵复员。对这种举国一致强烈要求遣散我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后来的种种情况轻而易举地加以指责。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当时竟极力主张国家继续保持战备状态，继续在距本国八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驻扎大批部队，那他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不错，在分析朝鲜形势时，我们过于相信我们自己对敌人意图的主观判断，面对我们所了解的敌人的实力情况却过于轻视。北朝鲜有着强大的突击力量，在南、北朝鲜的边界附近则集结着北朝鲜的军队。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情报机构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我们的分析判断出了毛病。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认定，世界上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并不想冒原子战争的风险去诉诸武装侵略。如前所述，有限战争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我们所熟悉的有限战争只是从下述意义上来理解的，即所有战争都要受参战国是否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个条件的限制。

　　 鉴于这样一些情况，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迪安·艾奇逊的讲话时机（一九五○年一月）不对。在这次讲话中，他将朝鲜排除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南朝鲜军队力量薄弱，美国政府又受到本国民众要求将全部美军撤回国内的强大压力。这些情况苏联人当然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艾奇逊这种我们无意防守朝鲜的明显表示是丝毫也无助于动摇敌人采取行动的决心的。将朝鲜划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并非迪安·艾奇逊所发明，亦非杜鲁门政府所独创。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海、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和斯帕茨）曾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进行过研究，最后向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这样写道；“……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无怪乎这四位军事上的权威人物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看法会获得总统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分别接受两名记者的采访，首先是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尔后是亚利桑那州《明星日报》记者沃尔特·马修斯。据报道，麦克阿瑟将军在接见记者时曾勾划了一个显然把福摩萨 [ 译者注：台湾，下同 ] 排除在外的防御圈。这件事并未引起特别的哄动，因为，我们的军事当局认为，福摩萨不日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必定无疑。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应急计划也没有将朝鲜或福摩萨的防御考虑进去。究竟采取何种口径来弥补福摩萨沦陷后给美国威信造成的损失，当国务院就这个问题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出简要指示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群情激昂，强烈要求美国保卫这个岛屿。但是，没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改变我们的对韩政策。显然，对朝鲜采取的传统“勾销”政策依然在起着作用。

　　 如何解释我们在情报的理解上所犯的大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有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经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总动员并补充了数千名应征入伍者，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增长了一倍。同时，我们也了解自己的弱点。其实，一九四七年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就不断就威胁着远东的各种危险情况发出过警告，并且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部队的实力。然而，当时政府正处于要求削减军费的巨大压力之下，因而三军各兵种都“挨了手术刀”。海军的战斗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以及进行水雷战的各种装备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空军一开始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一般作战飞机和输送部队的运输机也不足。空军的照相侦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读人员奇缺。这给地面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武器和装甲车辆的储备削减到少得可怜的地步，生产设备则有的拆除，有的绝对加以封存。我们对于联合国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动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战争已经厌倦，还认为共产党“不准备”使自己卷入大规模核屠杀之中。此外，我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引起潜在敌人与我们发生重大争执。

　　 我们对在敌人入侵前夕获得的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上述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北朝鲜人民军大规模越过边界的前六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战地情报机构曾报告，发现三八线以北“敌部队在广泛凋动”，同时还发现；“三八线北侧的全体居民转移至距该线两公里外的地区，元山至铁原铁路的民运业务已经停止，该线仅用作军用物品的运输专线，武装部队正向边界地区运动，大枇军械和弹药正运往边界地区”。怎么人们看到了这份报告居然还没有想到敌人的进攻，实在令人费解。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部门没有从这份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没有标明急件的情况下便将其转呈给了华盛顿。总部后来企图推卸对这种近乎典型的作战准备活动未能加以说明的全部责任，并坚持说，他们曾向华盛顿“转呈过全部事实材料”。但是，这并不能开脱他们的如下错误做法，即北朝鲜军队发动突袭的前六天，总部曾向华盛顿呈送过一份解释性的报告。报告指出：“显然，苏联顾问们认为，现在利用政治手段制服南朝鲜政府比较适宜，特别是鉴于北朝鲜在南朝鲜进行的游击战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所以，总部的责任是无法开脱的。我认为，问题很明显，总部象我们在国内外的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受到一种信念的影响，即认为，所有这些动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过是对方向我们展开心理上的“冷战”时所采取的一种很正常的做法。这种“冷战”不仅在朝鲜，而且在我们认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除此之外，东京还有一种不信任亚洲谍报人员的倾向，认为南朝鲜人有一种特别的毛病，还未看到狼就惊呼“狼来了！”。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即北朝鲜军队的这种调动一九四七年也曾发现过。当时，三八线与后方地区全副武装的北朝鲜部队之间已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换防。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所具有的强大的战斗力。这一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战争爆发时，总部对于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敌人的实力。

　　 正当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时，我们开始从朝鲜撤出最后一批战斗部队。有人硬说我们是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样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是美国自己起草并提出的。美国是在不顾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李承晚警告的情况下起草并提出这一决议的。他们的警告是，朝鲜正濒于“残酷内战”的边缘。当时，我们的国策已定，决心摆脱这种烦人的军事义务。因此，当最后一批美国部队即将乘船回国时，我们对沿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有意置之不理。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南朝鲜当局很快将决议中的这个词改换成了“军队”一词）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缉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海上渗透所必需的船只。这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的。这支军队的步兵师中有四个师每师仅编有两个步兵团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团。整个陆军只有九十一门105毫米榴弹炮（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师属炮兵应有四百三十门火炮，并可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缓）。

　　 我们自己在南朝鲜的部队最初削减到只有一个团战斗队，最后则只留下一个大约由五百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其缩称即人们所熟知的KMAG，读作“凯马格”），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该团负责向南朝鲜营以上单位派遣军事顾问。这就是北朝鲜人为发动入侵而进行最后阶段的炮击和轰炸时我们留在朝鲜的全部人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线发生一系列小规模袭击事件之后，北朝鲜军队侵入大韩民国领土瓮津半岛。几乎在同一时刻，最后一批美军战术部队却正在撤离南朝鲜。直到七月份，边界才恢复到原先的态势。就在同一月，三八线以南的开城遭到北朝鲜步兵和炮兵的攻击。后来在八月份，瓮津半岛再度遭受入侵，经过激战，北朝鲜人终于被赶了回去。一九五○年五月，开城再次遭到北朝鲜炮火的猛烈袭击。此时，我们自己却正在飞快地撤离南朝鲜。

　　 不过，决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军事当局乃至政府当局都一致要求从朝鲜撤军，或者对那个不幸国家的事务只愿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人的观点是，朝鲜“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任何在朝鲜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认识到北朝鲜人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建议，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侵略行动，则应迅速疏散美国侨民，并且毫不迟疑地向联合国安理会说明事实真相。他还极力主张，在我战斗部队撒离之前，应重新分析朝鲜局势。布莱德雷的观点遭到了否决。

　　 此外，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中的一名高级军官约翰·贝尔德上校也曾独自一人提出过警告。他对当时刚刚任命为驻朝大使的约翰说，南朝鲜军队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保证维持边界的现状。他报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韩国军队在火力上也让北朝鲜军队完全占了上风。北朝鲜军队拥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约为十七英里，而美国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约只有七英里。他还强烈要求送给韩国军队一些防空武器，建议向他们提供F-51飞机，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没有引起重视。

　　 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文职官员们早先也曾大声疾呼反对立即拆除我们的战争机器，关闭我们的军工生产部门。但是，正如如杜鲁门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这些呼声“被国会和报刊淹没了”。因此，最后当大炮终于宣告朝鲜爆发全面战争时，我们创建的幼小共和国发现它处于毫无抵抗准备的状态，而我们也发现自己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无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协定。

老八路

第二章 挑战与反应——史密斯特遣部队的英勇抵抗

　　 一九五○年六月，沿整个三八线对峙的南、北朝鲜军队在实力和战备程度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北朝鲜军队旨在侵占南朝鲜全境的大规模进攻居然为南朝鲜军队所阻滞，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北朝鲜军队拥有装甲部队，而南朝鲜军队却没有。北朝鲜军队拥有的火炮在数量和射程上都大大超过了我们提供给南朝鲜的火炮。南朝鲜炮兵的大多数火炮已经多年未曾使用。北朝鲜人民军可以得到飞机的掩护，而南朝鲜军队甚至连高炮部队都感到不足。南朝鲜军队也没有任何可以抗击对方坦克的火炮。这种情况同以往少数童子军企图以手中的轻武器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情形很相似。

　　 要想有效地发挥火炮的作用，必须做到能集中火力于重要的军事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标定出集火射击的诸元，训练好炮手，并且对火炮进行试射。而这一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都未能做到。可是，北朝鲜人民军的榴弹炮几个月来却一直瞄准着在南朝鲜境内的重要目标，并且在此之前已经对开城市进行过两次炮击。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进攻是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发起的。这是一个雨水淅沥的夏日之晨。敌人对各个进攻地带亦即通往汉城和春川的的山谷间的主要公路或曰“走廊”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尔后，敌人沿着这些谷地实施了主要突击。T-34式坦克在前面隆隆地开进，步兵一遇到抵抗就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为配合这些进攻，敌人侵占了整个瓮津半岛，并且沿东海岸实施了一次两栖迂回行动。这次迂回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那些守护南北走向的海岸公路和通往西南方向之洪川、原州和堤川的公路的南朝鲜军队退路。任何一个在手头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抗击过敌坦克的人，都能理解数量上居于劣势的韩国军队中笼罩着的恐怖气氛。当时，韩国军队正面临敌人在坦克支援下对汉城实施的钳形进攻。在这些韩国军队中，除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曾参加过反游击战的部队之外，很少有什么部队参加过实际战斗。许多人几乎根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对指挥官(某些指挥官在开战头几天就丢下部队开了小差）缺乏信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对自己的翼侧实施包围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部队几乎没有为实施纵深防御或者建立补给系统而进行过任何准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是为了应付国内治安而进行装备和训练的，因此，许多士兵感到无法抗击大批有组织的蜂拥而至的凶恶敌人。在美国军队参战之前，竟然有许多南朝鲜部队未作任何抵抗。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进行抵抗和完全丧失了组织纪律性。

　　 然而，也有一些英勇作战的例外情况。如果不是少数几支进行了适当作战准备的韩国军队英勇奋战，可能还会丧失一两天极其宝贵的时间，也就有可能遭到彻底的失败。南朝鲜第6师是在北朝鲜入侵前做好战斗准备的一支部队。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托马斯·麦克费尔中校曾担任该师的高级顾问。他很快便征得了该师师长金将军的同意，着手实施一项紧张的训练计划。第6师负责防守通向春川的接近路，经常要对付通过春川与江陵之间几条固定路线穿越三八线的成帮的游击队。就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南朝鲜第6师经常与这些穿越边界的、人数多少不等的成帮入侵者进行战斗，所以，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经受了一定的锻练。

　　 第6师的炮兵分队和工兵分队也进行了训练。长期闲置不用的榴弹炮进行了一定的试射，集火射击的诸元进行了测定和标定，发射阵地也进行了改善。根据麦克费尔中校很明智的指示，情报分队得到了加强和训练，并且被频繁地派到三八线以北执行任务。他们从那边返回时所带的情报有力地证明，敌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发现了敌军伪装良好的坦克，新调来的部队，以及高炮连。所有这一切都使麦克费尔中校感到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他曾将这些情报呈报上级，但未引起重视。)。他说服师长取消了六月二十三日的所有周末通行证，充分加强了防御阵地上的兵力。因此，当敌军果真发起进攻时，南朝鲜第6师已经作好了抵抗的准备。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阻滞了北朝鲜人民军向汉城发动的大规模强攻，争取了三天的宝贵时间。如友邻部队对这次进攻也能作好同样的准备，则这次进攻受阻的时间可能会长得多，那样便会有足够的时间沿汉江组织起某种抵抗，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南朝鲜第6师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以精确的集火射击打得敌人惊慌失措，陷于混乱，而且，用预备队削弱了最初突入的敌部队。但是，此后却传来了两翼友邻部队已经仓皇逃跑的消息。这使得第6师两翼暴露，有可能很快为敌人所包围。因此，除撤退外别无出路。在春川以南，已经构筑了防御阵地，第6师准备在那里进一步组织抵抗。但是，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此时接到了撤离汉城的命令。麦克费尔中校接到指示，令其动身前往大邱，再由那里乘飞机转移出去。待他能够返回来帮助重新组织丧魂落魄的南朝鲜部队时，汉城已落入敌手，退却已经变成了溃逃。

　　 在首都防御战中，南朝鲜第1师也进行了同样英勇的战斗。该师的一个步兵连在汉城以北某高地坚持抵抗，直到最后一人战死为止。然而，其他各处却是一派惊慌失措的景象。瓮津半岛于第二天黄昏完全被敌人占领。于是，敌人进攻瓮津半岛的部队便腾出手来加入了对汉城的强攻。残存的南朝鲜部队不得不借助登陆舰撤了出来，以便加强首都毫无希望的防御。开城，该国的一座古城，在第一天拂晓进攻发起后仅仅四个小时就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翌日黄昏，敌军在坦克支援下，沿狭窄的走廊地带挺进至议政府城下，并包围了该城，打通了直接通往汉城的道路。平民百姓、溃不成军的部队、装满坛坛罐罐的大车、小马驹、大公牛，无所不有，都在逃难，形成了一股逃难的人流。在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中，这股人流喧闹嘈杂，然而却又显得出奇地耐心。零星的反冲击几乎无法降低敌人向首都前进的速度。

　　 但是，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市郊之前，南朝鲜军队参谋总长就已经集合起全体随员越过汉江南逃了。据南朝鲜方面称，“在本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蔡将军“被送上了一辆吉普车，送到汉江以南”。究竟他是以何种形式表示反对，又是哪一级迫使他上的吉普车，我们在汉城的美国人是无从了解的。据美国陆军在朝鲜作战的正式史料记载，在没有通知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下，整个南朝鲜陆军司令部便转移至汉城至水原半途的始兴。当美国人获知此事之后，在场的美国高级军官威廉·赖特上校(后晋升为中将)遂召集其参谋人员出发往南，企图说服南朝鲜人返回来。可是，他们费尽口舌未能成功。结果，仍在汉城以北作战的南朝鲜部队同司令部失掉了联络。不久，老百姓便恐慌不安起来，大规模逃难开始了。(三天之后，即六月三十日，南朝鲜政府解除了蔡将军的职务，由钟日昆将军接替了他。钟将军在指挥上堪称楷模。他后来成为驻美国大使。现在，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任外交部长。)

　　 六月二十八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城内早已大火熊熊，到处悬挂着共党的旗帜。随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化、政治、交通和精神上的中心汉城的丢失，全部有效的抵抗行动均以彻底失败告终。南朝鲜军队连同大批身穿白色服装的难民(其中混杂着许多在北方受过训练的渗透者)一窝蜂地涌过了汉江。可是，东京的总部却一度认为，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形成的障碍进行一番抵抗。

　　 然而，六月二十九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象他以往经常所做的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察看了一番。通过察看，他认识到，如果得不到大规模增援，就不可能阻挡敌人进攻的势头。麦克阿瑟和他的七名高级参谋，其中包括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和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由东京飞抵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的水原，并在前进指挥所听取了驻韩国军事顾问团两名刚从汉城返回的军官所作的简要汇报。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与这两名军官一道分乘两辆征用的吉普车向汉江进发，他们在这股由难民、大车、行李、部队和车辆组成的南逃的洪流中奋力穿行。在一个可以俯瞰汉江谷地的高地上，麦克阿瑟观察了逃难的混乱景象。不久，他便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南朝鲜部队正处于混乱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缺乏指挥……他们无力夺取主动权……”。

　　 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地面只停留过五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听取情况介绍和旅途上，直接用于观察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他就南朝鲜军队的抗击行动所作的刻薄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公正的：南朝鲜军队被打败了。因此，除非我们迅速投入巨大的兵力，否则整个半岛很快就会沦陷。

　　 (下面的趣闻可以说明麦克阿瑟眼中所观察到的情况。在其《回忆录》一书中，麦克阿瑟曾把退却描绘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了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从可以俯视汉江的高地上，他看到了“从汉城的废墟上冉冉上升的冲天烟柱”和“正在撤退的、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队伍”，看到这些队伍“常常为满身尘土、挤来挤去的逃难人群所阻塞而不能举步”。但是，当时站在麦克阿瑟身旁观看同样情景的阿尔蒙德将军所描绘的景象却不是这样地令人绝望。他所见到的部队既不是气喘吁吁，也不是溃不成军。相反，尽管迫击炮弹不时地落下——当然，还没有近到危险的程度——“所有的人却仍然谈笑风生，他们仍然荷枪实弹、武装整齐，仍然顾得上向我们致意”。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在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二小时雨的情况下，“人群”怎么还会“满身尘土”。可是，在麦克阿瑟许多由别人代为捉刀的报告中，一些看问题比我敏锐的人也发现存在言过其实的倾向。)美国为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而拟制的计划，此时不得不一小时一小时地重新修定，估计必须投入朝鲜的兵力也几乎是在成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的情报部门事先曾提供过充分的事实情况，本来可以作为我们采取相应步骤的依据。但是，我们未能对这些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北朝鲜人民军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整、具有高度战备程度的军队。结果，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实际规模和样式毫无思想准备。现在，我们才如梦方醒，才被迫想起了我们遭到严重削减的军队，才不得不仓促上阵，以便从就要降临的大灾大难中抢救出我们所能抢救的一切。

　　 我们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入侵所危及的美国国民安全地转移出去。为此，我们事先曾准备了一份“油煎饼计划”。这是一年前在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大使馆协助下由东京的总部拟制的。莫西奥大使负责在发生重大的紧急情况时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现在，紧急情况出现了，这项计划也就毫不迟疑地付诸实施了。海军、空军和美国使馆都行动起来，干得十分顺利、迅速而且有效，结果，全部有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也没有丢下，甚至没有一个人受到重伤。我们的驻远东部队所取得的这个小小的胜利，很快就为重大的不幸和灾祸掩盖了，以至于华盛顿本应拍发的“干得好”的电报一直都没有发来。

　　 现在，总司令的当务之急是拼凑足够的兵力和弹药来进行一场比我们预计的规模要大四倍的战争。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定下决心和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在作出反应的问题上，我们的总统和军事领导人没有产生片刻的犹豫和怀疑，这是值得赞扬的。从汉城发出的宣布南朝鲜领土遭受北朝鲜军队入侵的电报，于六月二十四日 [ 作者注：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早十四个小时。 ] (星期六)下午九时三十分左右传至华盛顿。下午十时之前，电报的副本就交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手中。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总统正打算在那里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星期日凌晨的头几个小时，政府各部门的值班官员一直在忙着确定他们必须通知的人员名单，以便向那些需要首先知道战争已在朝鲜爆发的人发出通告。

　　 美国在长期采取让朝鲜任凭命运摆布的政策之后，这次是否会作出什么不同的反应，那是很难肯定的。我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我们这些最先听到从世界另一面传来的不祥消息的人，内心里大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如果总统在确定应该首先采取何种行动之前能够先与自己的所有顾问郑重其事地进行磋商，那就不会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了。可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并不符合杜鲁门总统的性格。数小时之内，他就命令使用“美国空、海军力量为南朝鲜政府军提供掩护和支援。”六月三十日，他批准了麦克阿瑟使用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此后不久，他又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其所属地面部队的全权。”

　　 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感受到。我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公民，由于深受报刊和政客的影响，由于本身强烈的主观愿望，觉得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发生了一场火灾，不久就会被我们留在那里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的人所扑灭。可是，各处的军人听到这一消息却深感不安。他们对于国会减少预算将我们的军事力量砍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情况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长期所关心的并不是苏联的什么意图，而是苏联的实力。此时，大部分军人感到担心的是共产党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消息是如何传给我的，它对我的影响又是多么地深刻。一九五○年六月，我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在五角大楼值班。当时，我刚刚结束了对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第28步兵师的视察。那一夜，我象其他许多正在酣睡的人们一样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当我听到来自午夜华盛顿的一个镇定而准确的声音告诉我莫西奥大使发来的消息时，越来越感到惴惴不安。我将能体谅人的妻子叫醒，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她，并且让她赶快穿好衣服，作好回首都的准备。当我们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卡莱尔兵营的重要人物住宅区沉浸在乡间的静谧气氛之中。当整个乡村仍在酣睡之际，我们在夜暗中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很少交谈，但彼此心照不宣，纳粹投降以来我们所享受的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结束，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将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和平了。我不禁想到了这条道路两旁乃至全国各地正在熟睡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多么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不用说，我们能够投入朝鲜的首批部队只有海军和空军，他们已经担负了将那里的全体美国公民和少数外国人转移至安全地区的任务。以海军中将阿瑟·斯特鲁布尔指挥的第7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赋予其主要作战部队第77特混舰队以这样的任务：在消灭敌人所有的海军力量之后，封锁朝鲜的海岸线。朝鲜战争编年表中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地面部队的艰苦战斗，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因为地面部队曾被迫与一个足智多谋、数量上占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敌人日以继夜地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美国海军的全体舰上人员以其特有的勇敢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他们沿朝鲜海岸执行封锁任务，不顾一切地从事排除航道中水雷的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他们还要遂行水下爆破任务，这项工作常常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天气里进行。至于说到飞行员，如果没有他们，这场战争可能在六十天之内就会告终，整个朝鲜也就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照片判读人员，飞行人员遂行侦察任务受到了影响。但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昼夜不停地工作，从狭小的跑道或光滑的甲板上起飞作战，因而仍得以在战争之初消灭北朝鲜的空军，摧毁其大部分装甲车辆，并将急需的人员和补给运往最危急的地点。海军控制着航道并防止了任何规模的敌部队由两侧的海岸登陆，同时输送了迅速加强第8集团军所必需的补给品和装备器材。空军则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地面部队才能在朝鲜夺得一个不太稳固的立足点，并能在援军到达之前进行固守。

　　 由于批准使用的那个团战斗队(一个加强步兵团)无法及时从夏威夷赶到作战地带，麦克阿瑟将军遂命令立即空运一个步兵营到朝鲜应急，命令该营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并通过迟滞行动争取时间以使更多的部队能运至朝鲜。该营预定飞往当时仍在己方部队手中的水原机场，但是由于为恶劣的天气所耽搁，最后只得降落在釜山机场。他们从釜山出发，沿公路和铁路向前机动，去迎击正在稳步推进的敌人。

　　 这支部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是根据其指挥官史密斯中校的名字命名的。在那艰苦奋战的几天之中，这是唯一的一支在地面作战的美国部队。这支部队只有五百人：两个步兵连、两个4.2英寸迫击炮排(不得不全部作为野战炮兵使用)、一个75毫米无后座力炮组，以及六个2.36英寸火箭筒小队。他们的对手是数量上为他们一百多倍的、装备有T-34式坦克和野战火炮的敌军。史密斯特遣部队没有预备队，没有可击毁装甲很厚的敌坦克的武器，也没有可与敌之榴弹炮相抗衡的武器。(史密斯特遣部队倒是辖有第52野炮营的A连，但是，在向前方机动时该连掉队，七月五日战斗打响时未能赶到。)

　　 谈起这一小股装备低劣的部队的情况是令人伤心的：他们过去所受的训练只是为了适应执行守备任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打仗。他们刚刚失去了在平静的日本所享受的那种悠闲、安逸的生活。在日本，他们吃惯了盛馔佳肴，与女友一起消磨时光，甚至连擦自己的皮鞋也要找人代劳。在朝鲜，他们毫无怨言地施着沉重的脚步向前开进，到一些既无掩蔽又无荫蔽的山岗上或污泥齐腿深的、臭气熏天的稻田里去迎接死亡。他们所进行的抵抗看起来也许徒劳无功，毫无希望。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至多不过是在一些高地上坚守阵地，直到敌军几乎完全把他们包围或者自己弹尽粮绝为止。尔后，他们通过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每个居民都可能是敌人的地区实施后撤，并拼命设法在某个地点重新集合部队，进行另一次毫无希望的抵抗。在进行第一次战斗时，特遣部队有些恐慌，显得非常混乱。七月五日上午八时，敌人以三十辆坦克和一支强大的步兵部队向乌山附近发起了进攻。史密斯特遣部队不久便被迫在退却与被歼之间进行抉择。他们坚守阵地，一直打到弹药告罄才开始有些混乱地撤退。撤退中遭到很大损失。

　　 在此后的数周之内，部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战斗的。敌人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发起进攻，不断对暴露的两翼进行试探，并且还机动其装甲部队，象对付玩具枪一样对付我们的火力。没有预备队的第24步兵师几乎在不断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有时在行军中就打起盹来，常常是多日吃不上一顿热饭，但是，他们却能顽强地坚持，以争取极其宝贵的时间。七月五日晚，第21步兵团战斗队第1营全体人员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第24师剩余部队开始在大田地区建立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将军从一开始就拟制了范围广泛、森罗万象的计划：他打算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投入他能迅速运送到那里的各种部队，阻止敌人的进攻；直接利用宽阔的汉江这一天然障碍(汉江是朝鲜为数甚少的几条河水很深、难以徒涉的河流)进行抵抗。他准备迅速集结起两个美军师的兵力。这支部队加上南朝鲜军队便足以(根据麦克阿瑟最初的判断)迟滞敌人的进攻，并保证在半岛上保持足够的立足地区。尔后，在获得足够的兵力之后(总司令估计，这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他将首先以两个师组成的军实施一次两栖突击，从而转入进攻，夺占仁川——汉城地区，控制敌交通与补给线，尔后全歼敌军。

　　 可是，这个计划是在总部了解敌人的实力之前制定的。所以，战斗一打响，麦克阿瑟将军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便急剧地增加。汉江几乎没有降低敌人进攻的速度，南岸的南朝鲜步兵在猛烈的、无法回击的炮火打击下很快便土崩瓦解。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了这道天然障碍，开始向南迅猛突击。第24师的前方分队沿汉城至釜山的主要公路和双轨铁路的总轴线主动实施退却。我空军摧毁了敌军大量坦克，杀伤了许多徒步步兵，并且不断地在近距离上阻止敌军前进。但是，在那里与敌人争夺阵地的却只是一个师的残余部队。该师本来就人员不足，已遭受沉重打击，并且，在火力上也弱于对方。

　　 在十七天的艰苦战斗中，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进行了五次大的迟滞作战行动，后撤了七十英里。七月五日和六日，他们在乌山附近进行了首次阻击；八日，他们又于天安附近再次组织抵抗；十一日，在全义和鸟致院之间的地区作战；尔后，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他们沿锦江抗击敌人达三天之久。也许，他们最艰苦的战斗是在大田市及其周围进行的，这次战斗使他们失去了勇敢的指挥官威廉·迪安少将(在那儿被俘)。就是在这个地区，他们冒着街巷两侧房顶上敌人狙击手和自动枪手的火力，经过苦战才穿过了危险的街巷。

　　 敌人利用坦克突破我军防御之后，常以步兵从两翼对我实施迂回，包围炮兵分队，尔后向后方实施卷击。因此，每个成员(炮手、宪兵、甚至卫生兵)到时都得拿起卡宾枪或步枪仓促建立起环形防御圈，并作好夺路撤至后方的准备。

　　 在游击队和受过训练的共产党破坏分子袭扰下，我们的补给线不断遭到破坏，后方地区也没有安全保障。这些人都是混在无数难民中渗入我方的。到处是无休止的战斗，无休止的退却，无休止的危险。巡逻兵被派出去寻找同部队失掉联系的人员时常常发现这些人员反剪着双臂死在地上，每个人后脑勺上都有一个枪眼。这段时间，有时大雨如注，有时夏日的骄阳蒸烤着人们的衣服和皮肤，一个个口干舌燥。

　　 七月二十日，大田弃守。此后不几天，因获得从第7步兵师(现为我留驻日本的全部战斗守备部队)抽调的部分兵力而勉强可以作战的第25师和第1骑兵师，在一百英里宽的战线上的各个地点进入了战斗。这条战线由大田——大邱公路和铁路以西一直延伸到浦项洞以北的日本海海域。第24师伤亡惨重，病苦、疲惫而且肮脏，他们四处寻找喘息的机会，然而希望落空，他们被迅速调至洛东江西部和南部地区，准备在那里阻止敌军对我军南翼实施迂回。

　　 敌人对我得到加强的防线的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问题就很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缩小防御正面，以便形成足够的防御纵深，防止敌人达成突贯。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关键时刻，又有增援部队在釜山上陆，从而加强了我军前线的力量。陆军第5团战斗队于八月一日由夏威夷赶到朝鲜，第3步兵师于同一天开始在釜山登陆。第二天，第1暂编陆战旅上岸。他们到达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因为，当时的情况已十分危急。

　　 五角大楼的观察员们早就知道一场灾难威胁着南方，因为，通过空中侦察，我们不断得到敌军一支队伍沿西海岸向半岛顶端的马山运动的情况。如果敌军在这个地点达成突破，就可能出现十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整个半岛就要放弃，我们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夺路逃跑的过程中就会遭到血腥屠杀。

　　 但是，指挥第8集团军的沃尔顿·沃克中将已经宣布，巴丹岛那样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七月二十九日晋州陷落之后，在第8集团军的处境仍在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沃克宣布：“决不能再后撤了！……我们必须战斗到底！……我们要守住这条防线！我们要赢得胜利！”

　　 他们果然赢得了胜利，这是通过殊死的战斗和出色的机动赢得的胜利。首先，沃克急速以加强后接近战斗编制实力的架子部队来对付最严重的威胁——正在由南面迫近的敌军纵队。这支队伍有可能席卷沃克的整个防线。第25师巧妙、快速地实施机动，从敌军兵力当时还比较薄弱的北面转移到南面，那里，马山-晋州防线正濒于崩溃。

　　 刚上陆的第1暂编陆战旅也立即投入到那一地段，从而大大加强了那里的力量。爱德华·克雷格准将指挥的这个旅下辖第5陆战团和第33陆战队航空大队。该旅到达时，实力不足编制数，缺编的单位与第8集团军所属其他部队差不多(一个步兵营只有两个步兵连，而不是三个；炮兵连只有四门炮，而不是六门)。该旅的兵力总共六千五百人，能够在M-26“潘兴”式坦克的支援下加入战斗。这种坦克装备有90毫米火炮，比T-34式坦克强。这支部队使南部转危为安，阻止了敌人的前进。(由于敌人是在夜间行进，我们的飞机在此之前未能降低敌人的前进速度。)现在，第8集团军已建立了自己的最后防线，即后来的所谓“釜山环形防御圈”。防御圈是一个三面临敌的宽大防线，保护着连接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四边形地区。这个铁路四边形是为我们分散配置的部队提供补给的生命线。为避免这条生命线被敌人切断和遭到炮火袭击，沃克决定尽量扼守洛东江一线，尽管当时敌人已经在洛东江的好几个地点远远地突入江南地区。

　　 这并不是一条绵亘的防线。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一些分散的支撑点组成的。我们的部队可以由这些支撑点向外出击，如同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将军所形容的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扑灭大火”。疲惫不堪的部队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预备队。在六个星期当中，敌人不断向两翼实施强大的突击，同时在中央发起旨在查明薄弱点的试探性进攻。无论何时，拂晓或是午夜，都经常要迅速召集起一切可以抽调出来的人员(譬如，由某师抽调的一个营，从另一师抽调的一个连，从某个其他的部队抽调的五十或一百名士兵)去应讨一些十分危急的情况。一堆火刚被扑灭，不知什么地方又会突然冒出火苗，出现危急情况，又不得不采取零零星屋的办法加以应付。

　　 参加这次为期六周战斗的部队计有：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不满员的师、英军第27旅、南朝鲜军队残存的所有部队(五个师)、第1暂编陆战旅以及陆战队、空军和海军所能提供的所有作战飞机。在进行仁川登陆的准备时，陆战队被抽调了出去。这使沃克陷入缺少兵力和补给的绝境。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了，这反映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所属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沃克本人象第8集团军的许多军官一样，认为由于总部偏向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正在准备实施仁川登陆的第10军，所以，第8集团军的实力受到了影响。但是，他们没有以实力不足作为向敌人退让的借口。沃克经过艰苦的努力果断地在最需要兵力的地方集中起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兵力。尔后，当估计仁川登陆使敌军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时，他又奋力突出了环形防御圈。但是，他那在战斗中已大大损耗的部队由于缺乏应有的器材，根本无法强渡洛东江。虽然，随着仁川登陆的消息传来，我们轰炸了敌人的战线，但是，敌人有好几天似乎并不知道已方部队在北部遭到了痛击。在洛东江一线，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空军的攻击已经“将北朝鲜人民军打得屈膝投降”(这是空军正式史料中的说法)。隔着宽阔的、难以跨越的洛东江天堑与沃克对峙的，仍然是一个军纪严明、装备精良、决心坚定的敌人。

　　 “我们是后娘养的”，沃克在电话里向总部说(指他们未能得到所需要的工兵器材)，“……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会因此裹足不前”。他果然没有裹足不前。然而，敌人仍然象仁川登陆之前一样疯狂地在战斗。敌人认为，沃克将军当时根本无法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弄到对岸。沃克曾受命于九月十五日发起进攻，由防御圈出击。后来，麦克阿瑟又同意他推迟一天行动，以便在仁川登陆的次日再开始出击。二十一日，沃克仍然未能打开突围之路，敌人毫无撤退的迹象。麦克阿瑟对自己的计划遭受的这一挫折甚为关切，要他的参谋人员着手制定一个短期的速决作战方案——在汉城正南一百英里处、位于西海岸的锦山实施一次登陆。可是，在这个方案的最后阶段尚未制定出来之前，敌人终于表现出无心恋战的迹象。仁川登陆成功了，北朝鲜人民军处于被消灭的危险境地。九月二十三日，艾伦将军通过电话向东京总部说：“肯定要出什么事了。我们已经有一整天没有遭到反击了。”不久，位于最南部的那些很可能被切断退路的敌军部队开始北撤。沃克立即命令实施追击，指示各路纵队置两翼安危于不顾，毫不迟疑地向汉城方向发起猛攻。部队执行了沃克的命令，他们象所有作好战斗准备、终于看到胜利曙光的部队一样全力投入了这次追击。

　　 九月二十七日，向北卷击的第1骑兵师的士兵们在水原附近与向南突击的美第7师的先头分队会合。口袋终于扎了起来。这时，北朝鲜人民军开始土崩瓦解，数万人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由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临时建立起来的许多战俘营。

　　 麦克阿瑟又表现出他那一贯过于乐观的情绪，在没有真正赢得胜利之前就认为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九月二十五日，他和阿尔蒙德将军都宣布，汉城“已再次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第10军所属部队，尤其是陆战师所遇到的情况却不一样。他们在这之后还进行了三天激烈的巷战，战斗人员和居民又遭到一些伤亡。直到九月二十八日，该城的所有残敌才最后肃清。接着，在一次简短而激动人心的庆典上，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将朝鲜的都城转交给李总统。

　　 参加这次作战的所有部队都得到了荣誉，而这次作战的卓越组织者麦克阿瑟将军则获得了特殊的荣誉。在我们军界领导人中，差不多唯有他独具慧眼，看到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做了之后又能得到些什么。但是，随着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许多人的心中更是对史密斯特遣部队堪称英勇的作战行动，当然还有第24师的作战行动，充满了感激之情。史密斯特遣部队是一支装备不足、人数甚少、几乎被人忘却的弱小美国战斗部队，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年轻新兵。正如杜鲁门总统在赞扬他们的抵抗行动时所说的，他们确实“进行了一次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后卫战斗”。总统说，“由于几位杰出的将军指挥的一小批英勇的年轻人能力挽狂澜，我们才得以集结起反突击的兵力。”

　　 确实，由于我们的空中力量不断给北朝鲜人民军以沉重打击，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事情并不象某些正式材料肯定的那样，我认为，粉碎北朝鲜人民军、使我地面部队能比较容易地吃掉他们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这种沉重的打击，也不是被一枚地雷炸死的北朝鲜人民军最得力的领导人姜健中将(美国人称之为金空)之死。沿釜山环形防御圈与北朝鲜人民军对抗的士兵们发现，这是一个凶猛、狡诈、残忍和坚决的敌人，他们不得不通过地面战斗来战胜这个敌人。

老八路

第三章 进攻中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及由环形防御围出击

　　 仁川登陆作战即“铬铁行动”，从发起到整个行动的实施都是一次典型的麦克阿瑟式的作战行动。这次大胆的五千比一的冒险，使我们在朝鲜的部队恢复了主动，没有被敌人赶入大海。当我们这些人差不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国已处于战争之中时，麦克阿瑟就已经开始拟定这次两栖包围计划了。这次行动集中反映了他整个太平洋战略的特点。按照这一计划，麦克阿瑟将在敌人最难预料的地点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使其腹背受敌。当其他人在考虑如何平安地撤出我们的军队时，麦克阿瑟却在为取得胜利而拟定计划。

　　 起初，没有多少人支持他。我知道，当他就这一计划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扼要说明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他的计划是否可行表示怀疑。有些人直到这次行动的成功既成事实之后才放弃自己的看法。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能言善辩的人。他能很雄辩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以至那些决心反对他的人都能被他争取过来，转而对他表示热情的支持。

　　 正当我们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经过浴血奋战的军队撤往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时候，正当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给他补充越来越多的兵员和物资的时候，在国内有许多人发出了冷静而又合乎情理的呼声，提醒我们不要把已经缩减的兵力过多地投入到这次行动中去，因为这次行动可能仅仅是一场小规模冲突的序幕，而这场小规模冲突可能又会很快蔓延到欧洲，并且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在其他战区，我们还有比朝鲜更加重要、更便于防御的地点需要保卫，况且，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兵力可以抽调到朝鲜。在远东地区，我们有一支重要的野战部队：第8集团军。这支占领军实际上并不负有防守朝鲜的任务。为了完成其在日本的占领任务和治安任务，该集团军分散地驻扎在整个日本。它只有很少的几个训练地域；也许，通过在这些地域进行训练，其所属部队能保持战备状态。可是，这些部队的战备训练任务早已降至次要地位。

　　 尽管麦克阿瑟告诫说远东确实存在着危险，他还是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断地被削减。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步兵师(含第1骑兵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实力都低于规定的一万二千五百人的临时编制数，即使这个数字也大大低于一万八千九百人的战时满员编制数。每个师都缺少一千五百支步枪和应有的全部90毫米反坦克炮，每师九个步兵营缺少三个，师属炮兵的三个炮连缺少一个，此外，团属坦克连一个也没有。仅第1骑兵师保留有一个建制的中型坦克营。集团军下面没有军部及军部掌握的中型和重型炮兵、工兵以及通信兵等重要的军属部队。

　　 海军和空军同样不足编制数额。海军的作战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与器材等都低于规定的数量。空军最初根本没有喷气式战斗机，其他作战飞机和运载部队的飞机亦很少。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空中目视侦察与照相侦察能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兵力单薄的状况不只表现在远东地区。在国内，整个总预备队只有被精打细算的人们搞得仅剩下骨架的第3架子师，加上第82空降师。

　　 这就是遣散军队给我们造成的状况。此外，遣散军队还使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除了那些后备役人员亦即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复员的老兵之外，我们已无处搜寻受过训练的兵员了。这些老兵大都刚刚安顿下来，已经有了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梦寐以求的称心工作和家庭。这些人已经流血流汗，备尝艰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都不愿意重返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再重新吃一次苦头。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也不愿意再征召他们入伍。可是，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所需要的人员呢？如果征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入伍，并使他们具备参加实战的能力，那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可是，眼前的战斗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不得不把部队空运到前方去。所以，除非让退伍的军人再次服役，否则别无它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抽调越来越多的部队投入战斗。开始，他要求上级投入一个团战斗队，后来又估计需要两个齐装满员的师。七月七日，他要求派出四至四个半满员的师并加强一个空降团战斗队和一个由四个中型坦克营组成的装甲群。两天之后，他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还需要马上获得一个“至少由四个师组成并带有全部建制兵种勤务部队的野战集团军”。不难理解，他对五角大楼的上司是很不耐烦的。他的上司们对于把我们当时的全部军事力量用于一个我们并未选择过的也许还是非常次要的战区感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军事力量当时还没有在那个战区展开。

　　 对于远东方面请求的兵力是否过大也有人感到怀疑。有的人还担心，我们这样地消耗手中现有的军用物资和军事实力，也许花一两年的时间都补充不上。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就是杜鲁门先生的方针(迫切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被动情况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被东京的麦克阿瑟完全理解了。因此，决定派总统的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专程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拉里·诺斯塔德将军和我奉命随同前往。

　　 当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五角大楼内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我也有这种意见，反对批准麦克阿瑟抽调第3师的请求。该师实力严重不足，毫无战斗准备，而且抽调了该师，总预备队就会只剩下唯一一支主力部队：第82空降师。至于说抽调第82空降师，或者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空降团战斗队而削弱该空降师的战斗力，我是准备坚决反对的。但是，正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获得机会亲身感受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

　　 会议在东京从六日开到八日，这次会议是麦克阿瑟个人的一次胜利。他用了两个半小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朝鲜问题的总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和我。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观点赢得了我们一致的支持。通过麦克阿瑟这次出色的解释，以及在我对“铬铁行动”计划亦即仁川登陆计划进行研究之后，我自己的疑虑已大部消除。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和我都同意回国后支持麦克阿瑟的请求，因为其他方案看来危险性太大。

　　 麦克阿瑟主要论述了在冬季到来并压倒我们之前在南朝鲜迅速取胜的必要性。他指出，朝鲜严酷的冬季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可能会超过进行一次短期战役所造成的战斗减员。他警告我们说，到十一月中旬，大雪和寒风就会向我们袭来。同时，他现在一天要损失一千人，而补充的人数甚至还不能使他的部队保持现有的实力水平。他强调说，如果迟迟不能获胜，还会增加中国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干涉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歼灭在南朝鲜的敌军，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发起这次攻势，而且，为能稳操胜券还要以足够的兵力发起这次攻势。否则，在敌人巩固阵地并得到增援之后，我们就会在更加不利的时机进行一场更为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

　　 当然，我们的远东司令煞费苦心提出的那套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论据远不止这些。

　　 在这次会议的始终，以及在开会前一天我在午餐桌边坐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所度过的那段时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尊重上级、按自己的指挥系统办事、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忠于政府的。

　　 对此，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曼先生和诺斯塔德将军单独在一起时，我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谈到过这种印象。他俩都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

　　 我们回国后都准备做些说服工作，争取尽快满足麦克阿瑟的请求，立即把第3师调拨给他(第3师已得到一定的补充，来自波多黎各区的第65步兵团和当时还在巴拿马的第33步兵团的一个营均已编入该师)。

　　 我的有关东京会议的笔记(这些笔记从未复制过，至今仍归我个人保存)表明，那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坦率的会谈。会谈不仅涉及到当时朝鲜的形势问题，而且涉及到总司令关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个人打算。好在这些意外情况从未发生过。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他这种降伏共产党巨龙的勇士的梦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后来不顾后果地向满洲边境进攻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一点确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当时，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麦克阿瑟尊重上级的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时丝毫也没有对上级不忠诚的表示。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那种不同意志的冲突。那种近乎于不服从上级的冲突，后来使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职务。他自信、乐观、骄傲，善于雄辩，无所畏惧——可是，他当时给人的印象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似乎随时准备不讲价钱地去执行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

　　 至于仁川登陆计划，由于该计划很高明，构思合理，对极细微的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权作出决定；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争取过来才能使这次行动计划获得批准。

　　 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在仁川取得胜利，那就是要正确地选择时间，要有极好的运气、密切的协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极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鲜整个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再没有比仁川更难突击的地点了。仁川的天然防御条件使敌对的一方几乎无法从海上接近。退潮时，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宽的泥滩上留下一条难以通过的弯曲水道。这块泥滩好象是专为使我们的坦克登陆舰搁浅并使其成为炮兵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在我看来坚不可摧的小岛瞰制着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经布雷，小岛上也一定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外，登陆作战时间选择在台风季节，狂风很可能把我们的登陆部队吹散，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被消灭掉。

　　 因此，无怪乎抱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仍坚持怀疑的态度。象詹姆斯·多伊尔海军少将和奥利弗·史密斯陆军少将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丰富登陆作战经验的老将都没有对这种方案产生兴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或者在远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实施登陆。在群山登陆可以更快地给釜山当面之敌造成压力。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采纳所有这些方案，尽管他后来很感谢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在元山登陆的详细计划。

　　 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并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

　　 八月中旬，为了审查这个仅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计划是否可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全体主要军官包括多伊尔上将和史密斯将军在内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不仅提出了应当采取“铬铁行动”的理由(他指出，除军事上的好处外，仁川登陆的胜利还能使南朝鲜人收获稻米，并能为解放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鼓舞作用)，尤其还表明了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巨大信心。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多伊尔海军上将发言说，这个作战行动至少“不是不可能成功的”。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则感到自己的担忧已不复存在。甚至在所有的人中疑虑最甚的谢尔曼海军上将，按乔伊的说法，“也几乎被说服了”。总司令又花了一天的时间私下与谢尔曼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终于说服了谢尔曼。在与麦克阿瑟私下讨论之后，谢尔曼说，“但愿我也有同那个人一样的信心。”

　　 当然，仅仅有信心还是不太够的。现在还必须争取政府的赞同，使其允许我们把整个总预备队拿去孤注一掷。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九月十五日(登陆行动开始的日期)只有两小时的涨潮期，超出这段时间，登陆舰艇就会在泥滩上搁浅丧失战斗力；暂编第1陆战旅必须从处境十分危急的釜山撤出来补充第1陆战师；运输舰船不足；这次靠北面采取的包围迂回行动过于深远，不大可能很快解除南部战线的部队受到的压力；一次台风也许正在形成——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几乎肯定能达成突然性，而这又是一切两栖登陆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北朝鲜人决不会料到美国人会干出这种“无法做到、愚蠢透顶的”事情(可笑的是，那一年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自己也忽视了中国人派遣大量部队越过鸭绿江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很快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铬铁行动”这次五千比一的赌博，终于获准付诸实施了。正当釜山环形防御圈里被围困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设法避免近在咫尺的灾难时，战区司令开始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将彻底击溃敌人，保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这次行动与一七五九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的突击非常相似，那次突击指向了敌人“以为”不可能遭到进攻的地点。

　　 “铬铁行动”的第一个步骤是对港湾附近的岛屿进行侦察，这些岛屿控制着狭窄的海峡。九月一日夜间，一位名叫尤金·克拉克的青年海军上尉被送到仁川附近的岛上。他进行了两周的侦察活动，以确定敌人的火炮阵位，测量沿海堤岸的高度。这些活动大部分是在夜暗掩护下进行的。他干得很成功，在九月十五日拂晓前甚至还打开了一座灯塔上的指示灯，引导第一批突击舰船驶入仁川港。

　　 战斗在破晓时打响了，美军驱逐舰以及英、美的巡洋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驱逐舰的舰长们在敌人炮口之下勇敢地沿海峡向上行驶。第一项任务是压制月尾岛。这个小岛正好横卧在海峡当中，穿过海峡的所有船只都在其火炮直射距离之内。不过，该岛并未象我们担心的那样已经坚固设防。在我海军的轰击之下，岛上的火炮很快就哑巴了。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向小岛的滩头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六时半，第5陆战团所属第3营向滩头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粉碎了晕头转向的敌人，并且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占领该岛。此后，岛上配置了火炮，以便支援部队向海堤冲击。陆战队员们在好几处使用梯子登上了比登陆舰船头还要高出四英尺的海堤。在其他地点，则干脆用坦克登陆舰在海堤上撞出缺口，或者由陆战队员用炸药炸开缺口，让冲击部队由这些缺口涌过去。白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巩固阵地。天黑时，第1陆战师的先遣分队终于在滩头阵地站住了脚，作好了抗击敌人反冲击的准备。但是，由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并迅速取得了胜利，敌人以后再也没有发起过反冲击。翌日，经过一场激烈的坦克战斗，我们夺取了汉城的金浦机场一天之后，第7步兵师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在仁川上陆，并迅速插向内陆以切断当时还在洛东江一线作战的北朝鲜人民军的主要退路。

　　 然而，重新夺占汉城的战斗还是很艰苦的。尽管麦克阿瑟报告说该城在二十五日已牢牢“掌握在自己方部队手中”，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却仍然在冒着敌人的机枪、反坦克炮和狙击手火力进行逐街逐屋的战斗，一直打到二十八日，直到最后一个北朝鲜士兵从熊熊燃烧的掩体中张皇逃走、全城到处硝烟弥漫为止。

　　 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定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都是很突出的。象每次获得重大胜利时一样，仁川登陆的胜利也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预先未充分估计到。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之前，按照惯例，应召集全体主官和参谋人员进行图上兵棋演习。各部队指挥官都应扼要说明如何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从彻底的失败到重大的胜利都应考虑到。可是这一回，就算预先针对这次了不起的胜利制定过什么计划，那这个计划也是考虑得很不充分的。联合国军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北朝鲜人民军得以逃走，继续有组织地在北方与我军作战，或者在南方我军战线的后方，以大规模游击战行动坚持战斗。

　　 华盛顿方面在制定扩张战果的详细行动方案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为了弄清诸如中国人对我们的胜利会有何种反应、俄国人又会作出何种反应等一些难以猜测的问题，华盛顿迟迟没有定下决心。

　　 大多数参谋人员以及沃克将军本人都认为，当时直属东京总部指挥的第10军在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之后，会转隶第8集团军指挥。这样，第10军可以更有效地实施机动和得到补给。但是，麦克阿瑟却坚持把第10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那种认为第8集团军再度受到轻视、第10军受到偏爱的看法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两支部队之间虽然从未发生过公开表示妒忌的事情或不愿合作的情况，但是他们缺乏密切协同时相互间不可缺少的信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仁川登陆的胜利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象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结果，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当他打算在七百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许多军事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谁能站在自己的上级面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认为他的计划是错误的，那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比匹夫之勇更难能可贵)。这就象乔治·马歇尔将军常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正是你“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的时候。但是，每一个军事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为了对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的人负责，当他感到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的时候，应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少数人对麦克阿瑟的新决定(在东海岸的元山采取另一次具有麦克阿瑟风格的仁川式登陆作战行动)稍有一些不满。可是，尽管该计划的某些缺陷很明显，很严重，却没有人表示坚决反对。然而，这次作战行动却显然是麦克阿瑟为什么要把第10军置于总部指挥之下的理由。尽管计划本身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直接控制第10军的做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完成在元山登陆的任务，需要从仁川和釜山把第10军的大部分人员运出去(第1陆战师要经仁川拉出去，第7师则要从陆上由铁路和公路进至釜山)，从而在极其紧要的时刻增加铁路和这两个设备不足的港口的负担，严重干扰对第8集团军持续不断的补给。这种补给，第8集团军不久便失掉了，这使他们很恼火(由于撤退堵塞了公路和铁路，甚至连炮弹都不得不空运到汉城)。

　　 不论在元山实施另一次仁川式的突击有多么好的理由，都比不上迅速封闭针对逃跑的北朝鲜人设下的包围圈重要。在陆上，有一条从汉城至元山的良好公路和一条铁路(诚然，公路和铁路遭受过轰炸)穿过朝鲜半岛一个比较平坦的地区。在仁川上陆的部队本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迅速机动，往北尔后往东向元山进击，与沿着东海岸一直向北突进的部队会合。这样便可关上大门，阻止正在迅速逃跑的敌军并使其没有时间重整部队。

　　 然而，直到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汉城街头的战斗停止前的两天，才开始认真拟制扩张仁川登陆战果的计划。麦克阿瑟要求拟制一个“在陆上追击配合下、以一次新的两栖包围行动歼灭北朝鲜人”的计划。当时提出了两个方案。按照第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该向北尔后向西北朝敌人首都平壤方向进攻，同时，应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夺占黄海上的重要港口——镇南浦。按照另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沿汉城——元山走廊地区向北尔后转向东北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应同样以一次两栖突击进攻元山。沃克将军原以为第10军会由他指挥，因而赞同派第10军迅速由陆上进击元山。但是，事实并不象他所想的那样。

　　 也有一些人主张从蜂腰部或者说狭窄的部位切断朝鲜半岛，使联合国军占据平壤、元山一线。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讲似乎完全行得通。然而，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形情况，后勤专家们就会胆战心惊：那里有许多非常崎岖狭窄的关口要隘，铁路线千转百回且隧道密布(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曾对铁路进行过无休止的轰炸)。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理由能说明第10军应该由总部直接指挥，那就是在一切补给事务均由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陡峭山脉另一边的一位指挥官负责的情况下，要想满足这个军对粮秣、弹药和油料的需求极端困难。

　　 并没有人否认我们需要有一个象元山这样的港口。有了这样的港口，成千上万吨粮食、弹药和汽油便可以运来满足那些将要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作战的部队的需要。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应该从陆上还是由海上接近元山。麦克阿瑟将军赞成由海上实施突击。在场的海军领导人和全部有关的师长都反对实施两栖包围，但却没有人强烈地表示出来。这仅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人的判断力或预见能力感到怀疑，他刚刚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奇迹。那怕他建议由一个营从水面上走到元山大概也会有人愿意试一试的。

　　 越过三八线全歼朝鲜半岛上敌军的计划当然要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因为这样做牵涉面很大。赤色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通过无线电进行威胁，说如果北朝鲜遭受入侵，它就要参战。还有人认为，一旦我们越过这条象征性的界限，也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参战。然而，问题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歼灭北朝鲜人民军，而让它爬回庇护所去医治创伤，那么，要不了多久它还会进行入侵的。因此，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进入北朝鲜作战。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也许正是这个条件才影响了麦克阿瑟，反而使他后来令人费解地拒不承认已有大批中国军队参战。因为，九月二十七日通过无线电授予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权力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使，那就是“苏联或中共主力部队未进入北朝鲜作战，对方没有决心参战的声明，也没有发出威胁要在朝鲜与我们进行军事较量”。除此之外，国防部长马歇尔告诉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和战略上不会遇到障碍。”

　　 现在，彻底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它象一只金色的苹果，将代表着麦克阿瑟那光辉军事生涯中的鼎盛功业，已经成功在望，麦克阿瑟是不会迟误或接受别人劝告的。他不顾朦朦胧胧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坏兆头，向北猛插过去，追击正在消失的敌人。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他一周又一周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

老八路

第四章 鸭绿江边险遭惨败——中国人参战——第1陆战师且战且退

　　 麦克阿瑟原先那个利用仁川登陆的胜利、分兵两路越过三八线进军的计划倒是十分简单合理。但是，其效果却要取决于天候、地形和中国人的反应这三个未知因素。而且，后来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情况，促使总司令将基本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使第10军分散地部署在朝鲜的整个崎岖地形上，造成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直接联络，而且极易遭受游击队的骚扰或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至于中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威胁简直是置若罔闻，而且，他显然忽略了中国军队已大批越过鸭绿江的最初的明显迹象，或者对这些迹象没有引起重视。他计划赶在季节的前面，在大雪降临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但是，他没有看到，地形却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对这个敌人的力量，他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崎岖的地形使左路(西线)和右路(东线)部队无法保持哪怕很脆弱的联络。

　　 麦克阿瑟将右翼第10军留归自己直接指挥，而将左翼(或称西段)交给沃克将军及第8集团军。这也许会使人觉得，麦克阿瑟已经预料到，那些无法逾越的山脉和无路可通的峡谷会把部队分隔开来。但是，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让沃克同时负责所属部队和第10军的后勤补给就是明证。把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沃克身上而又不让他负责对第10军的作战指挥(这种作战指挥不会给沃克增加什么负担)，这实际上只能使人对麦克阿瑟抓住第10军不放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而且还会增加两位指挥官之间的隔阂。

　　 最初，计划规定，第8集团军于A日(十月十七日，D日的前三天)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总的矛头指向平壤。

　　 第10军第1陆战师定于D日以一次两栖突击夺占元山。尔后，两支部队沿东西轴线实施向心突击。一旦会合，就会封闭半岛，从而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于是，这两支部队便可以协调一致地向定州—宁远—兴南一线推进。

　　 执行该计划有两个明显的障碍。第一，第10军由汉城、仁川地区后撤会使第8集团军无法使用港口和输送设施，从而在数周内得不到补给物资。第二个障碍研究一下地形也很清楚，即两支部队无法沿东西轴线实施进攻以达成会合。我现在仍然认为，合理的打法是，派一个美军师，象第8集团军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时那样，携带必需的补给品，置两翼于不顾，由陆路进攻元山，这样，该师就会有夺取元山地区并肃清该地区之敌军的绝好机会，其效果和速度都会比实际采用的打法好得多。当时，相距最近的中共部队仍然在鸭绿江以北。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重大事情，促使计划进一步作了修改，那就是几乎被总部制定计划的人们忘却的南朝鲜第1军，甚至在海军还未来得及在布雷区为第1陆战师开辟一条通路之前，就已经派遣所属第3师沿海岸公路急速北上夺取元山了。如果当时有部队由汉城经陆路实施突击并迅速与南朝鲜第3师取得会合，则有可能很快肃清整个这一地区的敌军，北进的行动也会大大提前。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下令执行麦克阿瑟计划才九天，南朝鲜军队便拿下了元山。

　　 然而，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以后，海军才得以在元山港敌人布设的两千枚水雷中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于是，第1陆战师实施了所谓“非战斗”登陆，亦即未遭抵抗的登陆。这样，南朝鲜第1军便可以脱身开赴北方，去夺取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兴南、威兴联合企业所在地。

　　 但是，此时，战事的进展已超出原先的计划；于是，又确定了许多新的目标。十月十七日，麦克阿瑟指示以满洲边界线以南四十至六十英里左右的一条线作为新的最终目标。不久，他又指示下属指挥官仅仅把这一目标看作中间目标。尽管国务院规定的方针是不在满洲边界附近使用除南朝鲜部队以外的任何部队，而且，还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人一旦派出部队大举越过边界，麦克阿瑟的部队肯定无力在那条遥远曲折战线上坚持下去，可麦克阿瑟仍决心将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用以提供补给的港口大约在八十至一百二十英里之外，其间道路婉蜒曲折、陡峭狭窄，有些地方不过是些羊肠小道。若想把兵力单薄的部队沿这样遥远的战线分散配置，又要使他们不断获得粮食弹药补给，或者让他们坚决顶住一个差不多是依靠本国基地作战的顽强敌人，那么，连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飞机曾获准摧毁敌满洲基地，这个方案或许能够成功。但是，范登堡将军认为，如果我空军当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意味着我空军实力会因自然消耗和战斗损失而消耗掉，从而会使我驻欧部队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暴露在敌空军面前。五角大楼决定坚决反对这一行动。麦克阿瑟也知道这一决定。可是他无视五角大楼反对在那样远的前方使用美军的禁令，仍然极力催促部队向满洲边缘推进。

　　 南朝鲜第1军第3师拿下元山之后，沃克将军飞往那里了解形势，并与那些还属于他指挥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此时，在沃克的右翼，南朝鲜第2军已经在开城东北方的铁原附近沿着通往元山的道路占领了阵地。沃克赶紧拟定了计划，让该军向元山挺进，同南朝鲜第1军会合，以便一旦夺占平壤就能象最初计划的那样，横贯半岛，将两处海岸连成一气。但是，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这个计划，并且通知沃克，美海军陆战队一上岸，南朝鲜第1军(南朝鲜王牌军)将从沃克那里抽走，转归美第10军指挥。

　　 就在这个关头，麦克阿瑟提出了新的目标线，放弃了原定横穿半岛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在沃克的部队拿下平壤之后，麦克阿瑟在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划定了分界线，并命令所属指挥官把那条“目标线”仅作为“最初目标”。现在，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边界了。

　　 十月二十六日，亦即第1陆战师最后在元山登陆的那一天，南朝鲜第2军催促其第6师先遣分队直奔鸭绿江。在沃克的左翼，美第24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清川江，正朝着鸭绿江推进，当时距鸭绿江仅七十英里。

　　 在其他地区，联合国军也在沿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运动。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巡逻联络。美第7师最初计划继陆战队之后在元山登陆，后来改为在元山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利原登陆。该师于十月二十九日在那里登陆后，继续向鸭绿江边的惠山推进。南朝鲜第1军预定沿海岸公路北上向苏联边境推进。海军陆战队打算沿仅有的一条狭窄道路越过中部高原进抵江界，尔后向鸭绿江边的满浦推进。第3师则留在后面守卫元山-兴南-咸兴地区。

　　 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南朝鲜第6师第7团（最先到达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根据以后的情况来看，该团大概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闯入了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准备由那里发起进攻的地区。中国人当时尚未作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决心不暴露目标，因此几乎把这支先头部队全部消灭掉。

　　 十月二十六日，紧靠东部地区，南朝鲜第1军第26师由咸兴向长津运动时，在水洞庭遇到顽强抵抗，抓到十八名俘虏，这些俘虏分属中共第124师的两个团。数天之后，海军陆战队赶来解救南朝鲜部队，遇到并击毁一些中国坦克（这大概是第10军碰到的唯一一批坦克)，并从一个新锐中国师(第126师)抓到一些俘虏。第124师和第126师均属中国第42军。

　　 可是，整个这段时间，官方报道却显得很乐观。华盛顿被告知，报刊广为传播的两万中共部队进入北朝鲜的消息“未被证实”。十月二十八日，华盛顿获得如下保证：仍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人会进行公开的干预。

　　 两天之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尽管有报道，它仍然认为，中国第39军和第40军的任何据称已到朝鲜的部队实际上并未越过边界。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

　　 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了小心谨慎的试探行动，因为他们显然无法估计美国会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土或者用原子弹对付他们。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或村落进行荫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他们怕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

　　 我们整个部队甚至较低级的军人都对中国人的威胁掉以轻心。十月底，驻扎在云山及其周围的部队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典型的例证。云山位于清川江正北、鸭绿江以南约六十英里处。从好几个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中国部队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一个朝鲜老百姓报告说：云山西南九英里的一个山谷里有二千名中国人，力图切断该城向南延伸的主要补给线。后来又有一名朝鲜治安队员报告说，在云山西南六英里处发现三千名中国人。十一月一日中午，在城东南八英里处发现敌一支小部队，我空军和炮兵将其击溃，公路上丢下约一百匹死马和数目不详的尸体。后来，我空军观察员报告，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队伍在云山北面和南面运动；一次空中突击击中了其中的一支队伍，并且据报告，还在距云山仅九英里的地方击毁了二十一辆敌运载部队的车辆。当天下午，正在一架L-5型飞机上引导炮兵射击的观察员报告，在距云山不到七英里处的狭窄小路上，“敌步兵两支大队伍正在向南运动”。

　　 但是，美统帅部仍然不愿承认这些不断增多的证据。南朝鲜人早些时候曾抓到过中国俘虏，但是，情报部门的人员对俘虏关于中国进入朝鲜的实力和意图的供述很自然地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不可能知道这样高级的情报。甚至当第1军情报参谋珀西·汤姆森上校警告刚调到云山的第1骑兵师说他们可能碰上中国部队时，这些人还采取不相信和不在乎的态度。第1骑兵师曾克服敌人的顽强抵抗向平壤推进，并且经过一夜激战拿下了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北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有一些旨在阻滞第1骑兵师前进速度的零星行动。其实，第8集团军当时补给不足，无力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而且，他们也不想承认在北朝鲜还会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计划扼守云山北部和西部阵地的第8骑兵团的参谋机构，也未注意下面的部队以及指派给南朝鲜第1师的美国军事顾问组军官(这些人曾在云山附近与中国人遭遇，但未能把中国人赶走)提供的情况。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由北向南运送的可能只是些准备让北朝鲜人民军接收的增援物资。指挥第1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将军请求允许他将第8骑兵团撤至云山以南数英里的一个阵地上，但遭到第1军司令部的拒绝。对这些令人不安的任何报告感到忧虑的军官，实在少得可怜。

　　 负责警卫平壤的部队又开始幻想着快乐的驻防生活了。这些人对为在东京举行“回国检阅”而作的安排所流露的关切程度，远在不断传来的中国人干预一事之上。

　　 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驻防云山以东约十五至三十英里的温井-熙川地区。中国人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至到十一月一日午后不久，沃克将军便通知美第1军军长弗兰克·米尔伯思将军：南朝鲜第2军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美第1军右翼也因此暴露给敌人。米尔伯思急速赶到驻扎在云山以南约二十英里处的军隅里的南朝鲜第2军军部。第2军军长说：他已同所属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在军隅里附近仅有南朝鲜第7师的三个营还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下午五时许，中国人在迫击炮火力和由卡车上发射的苏制“卡秋莎”火箭炮(这次战争中威力很大的新式武器)火力掩护下，开始对防守云山北部的第8骑兵团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黄昏以后集结了力量，尔后逐步由东向西展开。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军号的啸鸣，这种铜号看上去就象足球赛巡边员用来表示犯规的喇叭，其粗野的音调夹杂着发狂的吹哨声，似乎在通知新的战斗阶段的开始。这至少有助于使许多自认为中国大规模介入是十足的无稽之谈的人清醒过来。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午夜之前，不少美军部队发觉弹药几乎告罄。夜间十时，美第1军自脱离釜山环形防御圈以来首次转入了防御。那一夜，扼守云山的第8骑兵团三面受敌。南朝鲜第15步兵团在东面坚守阵地，但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美军却面临着中国部队。可是，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美军才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一支很强的中国部队在那天中午以前就封锁了主要道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阵地，使第5骑兵团为把他们赶走以便前去增援云山的第8骑兵团而发起的多次进攻未能成功。十一月二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美军部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施带着伤员，一边战斗一边朝山上转移。一些人绕过路障向东转移，尔后往南进入山中，另一些人干脆隐入黑暗之中向南进发，终于到达了后方。许多人被俘，伤亡人数当时未能立即查清。

　　 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3营当时以为西面肯定没有敌人活动。十一月一日下午较晚的时候，有些部队曾发现我方飞机在南面某处我主要补给线附近扫射敌人阵地，但谁也没有介意。部队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以后，首先撤出了火炮，同时命令第3营掩护骑兵团后撤。第3营配置在南永河上一座桥的北端，以两个班守桥。早晨三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该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干部狠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敌人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摔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的吵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他们在等待撤退信号时睡着了，所以爬出各自的散兵坑就投入了短兵相接的战斗，有时要一对一地将敌人摔倒在地，有时得用手枪的抵近射击来回击对方。部队在该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有的躲在吉普车后；有的跑去帮助同敌人扭打在地的自己人；有的则企图找到适合抵抗的场所，最后，当迫击炮炮弹开始在他们中间开花时，他们便夺路向南，穿过南永河，进入黑暗的山地寻找己方部队去了。他们三五成群(其中许多人还受了伤)，向南面和东面进发；夜愈来愈深，碰到的失散人员也愈来愈多。

　　 留在河谷里的人集结到一起，分头进入若干孤立的支撑点，其中一些支撑点一直坚持到翌日拂晓才在空军的支援下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一夜，被困在指挥所工事里的二十人有十五人被中国人的手榴弹炸死。天明以后，只剩下六十六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还能战斗。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被过了桥的敌军扔进指挥所的第一枚手榴弹炸成致命伤。在工事周围方圆五百码的环形防御圈内，发现有一百七十名伤员，阵亡人数没有计算。

　　 冲进去解救第3营剩余人员的努力都白费了。敌人掘壕固守，而我方又没有炮火支援。由于浓烟大雾遮住了目标，空中突击也无法实施。第3营剩余人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牢固的包围圈。美国人在白天精心挖掘了一个壕沟网，因而能获得并贮备大量补给品和弹药。但是，他们逃出包围圈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最后，一架师的联络飞机空投了一个通知，命令该营在夜暗掩护下撤退。援救部队被迫停止援救行动，第三营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围了。步兵与坦克部队商定，在环形防御圈内再坚持一夜。但是，猛烈的追击炮火迫使坦克手将坦克开出防御圈，以吸引敌人火力。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独自到西南面去寻找安全的地方。事情很清楚，由于每辆坦克都被击中过两三次，它们对步兵已毫无用处。步兵祝愿坦克手们好运气，尔后便缩了回去准备抗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中国人在夜暗中以猛烈的迫击炮火和步兵进攻袭击了被围部队，被围部队首先将周围无用的车辆点燃，照亮附近地区，尔后撂倒大批冲锋的中国人。中国人以大约四百人的兵力发起六次冲锋，但均被击退。荫蔽在山里的第3营士兵被友邻部队嘈杂的射击声所吸引，也突入防御圈参加了防御战斗。弹药愈来愈少。每次冲锋过后，防御圈里的人就爬出去，越过成堆的中国人的尸体，取回敌人的武器和弹药。指挥所工事有一处被突破，我们的许多伤员被中国人带到射程以外。中国人也不得不爬过他们自己人的成堆尸体去寻找安全的地点。

　　 天亮了，仍然得不到空中支援。剩下的口粮全都分给了伤员。伤员的现有人数是二百五十人，而能打仗的部队却只有二百人了。十一月四日凌晨，幸存者决定逃出去，让伤员留下来向中国人投降。营的军医克技伦斯·安德森上尉自愿留下来照顾伤员和接洽投降事宜。一个侦察小组发现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由路边壕沟向前延伸，穿过北面的一个村庄，尔后通到一个渡口，于是幸存的人就出发往东去了。没想到中国人进攻前发射的白磷弹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些掩护，使他们很快撤离了防御圈，穿过一片开阔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彻夜冒着倾盆大雨前进，先是向东向北，最后转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最后眼看就要到达立石村了，那里的己方部队正等待着他们。但是，还未到达己方战线，他们就遭到中国部队的包围，被迫分散逃跑。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我方战线，死伤和被俘人数究竟有多少，未能准确统计。一些被俘人员几天之后又重新逃回团队，一些伤员，包括营长奥蒙德少校，在被俘期间死去，被中国人掩埋了。数周之后，被友好的朝鲜人藏匿的或从看押处逃脱的我方人员，陆续回到我方战线。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释放了二十七人，其中大都是在云山附近被俘的。因此，损失人数最后估计为六百人左右，最初曾担心损失人数会超过一千人。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们由永登浦向水原推进时，有计划地点燃了沿途村庄的房屋。

　　 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其中有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九辆坦克、一百二十五辆以上的卡车和十二门无座力炮。后来弄清，在这次战役中，与南朝鲜第1师和美军第5和第8骑兵团在云山及其附近地区交战的部队，系中国第39军115和116师的大部队以及第347团。打完这一仗，敌人向北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是中国式的打法。而且，到十一月十一日，第5和第7骑兵团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在清川江以北建立并掘守了一个纵深浅近的桥头堡。但是，沃克将军很清楚，他的兵力和装备都不足，无法对一个现在看来显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起一次持久的攻势。他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东京最后的反应却是对沃克未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感到恼火和焦躁。尽管第1骑兵师深信中国人已大规模参战，总司令仍执意采取乐观态度。他曾提到灾难一事，那是他发电抗议取消轰炸鸭绿江大桥的命令时说的。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如果跨过鸭绿江，“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可是，十一月九日，总部又充满了振奋而乐观的情绪。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电中，总部表示相信，空军有能力阻止敌增援部队越过鸭绿江，联合国部从能够挫败他们目前面临的全部武装抵抗。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醒的关于中国的干预现在看来已经既成事实的回答。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讨厌的事实将信将疑或置之不理的弱点，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曾估计，中国部队平均每月可以将二十万人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也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面临着一支新锐部队，这支部队有可能得到大量预备队和足够的补给品的支持”。但是不到两个星期，麦克阿瑟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可以取得彻底胜利，并且肯定，如放弃原定消灭一切在北朝鲜进行抵抗的部队的计划，则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不会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这就是这次进攻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的由来。

　　 向鸭绿江推进被麦克阿瑟称作“进攻”，而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位置以前，在未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指挥官都深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翼侧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是否明智，明显表示怀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沃克完全应该意识到在清川江以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可是，连他也急急忙忙地向总部保证，一旦获得充足的补给便向前推进，尽管他的种种疑虑，当时根本没有打消。

　　 五角大楼看到麦克阿瑟把部队分散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干预目前看来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可是，在五角大楼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因为，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他虽然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但这方面的错误也确实很少。所以，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

　　 五角大楼不久就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具体的命令。这道命令是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指示总司令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满洲边境使用除南朝鲜以外的军队。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门江推进时，麦克阿瑟撤消了不许使用非南朝鲜部队的全部禁令，而且，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询问时，他却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后来，柯林斯将军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五角大楼当时是感到担心的，唯恐麦克阿瑟今后还会不服从其他的命令，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但是，不管麦克阿瑟的上级私下来取何种态度，却无人对麦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无人，是说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提出了个人的强烈反对意见，但除此而外，我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进行着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冗长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祥情况。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讨论，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然而，责任和权力分明就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的良心终于战胜了我那谨小慎微的心理。获准发言后，我脱口而出(也许过于直率但却充满了感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以及上帝，我们是负疚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可是，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海军同僚那里收到了一张匆忙写就的“结识你很荣幸”的潦草纸条，我也回了一张表示感激的纸条。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离开了房间，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留下来商量了片刻。我凑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我任教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同他谈话，我无须模棱两可、含混其辞。

　　 我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

　　 “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在这种冗长的讨论中，让一己之感情占据上风而无法自持，这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为何不用行动代之以空谈。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总觉得，一个指挥官，对于把生命暂时托付给他的人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就如这些人对指挥官负有同样的责任一样——而且，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的部分内容就是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不至于白白地葬送掉。

　　 好几位在朝鲜的野战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不折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挥官深谋远虑，譬如故意降低前进速度，则后来遭到的失败倒真的会象报纸企图描绘的那种样子——彻底的土崩瓦解。

老八路

　　 沃克将军也许较之其每个同僚更加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在人数上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共部队可能就在他和中朝边界之间。其他的人虽则感到不安，但却被如下情况弄得有些乐观：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可是，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早在十一月十日，总部的情报机构就已经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高原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部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就象曾经在小大霍恩河一带同印地安人作战的卡斯特将军 [ 译者注：美国将军，在美国小大霍恩河一带与印地安人作战时被打死 ] 一样，对可能阻止其迅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目标是，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整个半岛。

　　 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第8集团军准备在第10军“抵达一个用以实施包围的关键位置、将北部敌区一切两段”后，达成一次“大规模压缩式包围”，并“合拢老虎钳”。为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沃克将军鼓着勇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足够的装备和专门的预备队，沃克曾不得不将部队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整编，部队实力勉强达到可以凑合的水平，沃克这才驱遣部队北上，朝调整线进发。他始终警惕着暴露的右翼，那里的荒凉山地使他根本无法同第10军相互支援。他更不放心的是，在其先头部队与鸭绿江之间可能有一支强大的敌军。一句话，沃克对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实力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他不敢无视两翼的安全，而象巴顿那样长驱直入。鉴于沃克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佳，我觉得沃克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沃克希望能始终牢牢地控制第8集团军。他的战斗序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美第1军(含美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1师)，美第9军(含美第2和第25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2军（含南朝鲜第6、第7和第8师)以及集团军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

　　 朝鲜半岛向北陡然加宽，这意味着沃克本来就单薄的部队变得愈加分散，同时也意味着第8集团军与右路第十军之间愈来愈宽的间隙地暴露无遗。所以，沃克本来就很危险的暴露的右翼只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右翼部队完全由南朝鲜第2军组成，这大概是沃克所属部队中最靠不住的部队，因此沃克放心不下。此时，沃克正在为他与总部的关系而深感烦恼，这种情绪从他不幸殒命前不久的一些私下谈话中流露出来。在同某报记者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沃克极力解释，他所以在二渡清川江时从容不迫——这曾使他从上级那里招来内容严厉的电文——是因为他想努力为他认为以后可能需要采取的撤退行动做些准备。他深信，这些准备使他挽救了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从而使该集团军可以再度投入战斗。就在这时，沃克对记者说，他相信，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后撤，他很快就会被撤消指挥权。

　　 正对着沃克右翼的是奥利费·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1陆战师，该师奉命朝江界北部与西北部的朝鲜屋脊和鸭绿江畔的满浦推进。陆战队前进时可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一条泥土砾石小径，道路狭窄曲折，蜿蜒于险恶的悬崖峭壁和山岭之间，尔后攀上了同朝鲜其他地区一样荒无人烟的地带。其中有一段叫赴战岭关，绵延十英里长，这段崖路狭窄、可怕，徐徐上升达二千五百英尺，一侧是无法逾越的悬崖，另一侧是万丈深渊。道路尽头长津水库的西南隅是一个叫柳潭里的穷村庄；就在这块满目冰凌、阴冷多风的地方，我方部队险遭惨败。但是，道路还未延伸到柳潭里之前，却艰难地盘旋升高，越过了高达四千英尺的德洞岭，那里的气温同阿拉斯加很相似。

　　 史密斯将军同沃克一样，对前面的危险很清楚，而且，在开始推进时他就明白，为完成受领的任务所必需的补给和兵员他都没有。因此，在向前运动时，他时刻注意着部队的安全，而不顾第10军军部催促他加速推进的命令。进攻开始之前，史密斯已听说南朝鲜第2军在沃克右翼的德川附近土崩瓦解，尽管他还不知道严重的程度如何。出事地点距史密斯先遣分队的西南面约七十英里。史密斯的先遣分队是位于柳潭里的第5团战斗队，该战斗队本身距师的第一目标武坪里还有五十五英里远。从柳潭里到德川和武坪里，整个夹在中间的地带荒凉崎岖，几乎无路可行。现在，史密斯暴露的右翼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尽管如此，史密斯仍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而不顾由于自己对敌军兵力的判断和对穿过几乎无法通行的这一地区的路程情况的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他不无苦衷地向军长报告说：他已将自己的师“集中到一个适合的地区”；已“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施展和守护主要补路线”(仅有一条！)；已经在长津水库南端构筑起一个简易机场，以备空军输送重要装备和后送伤员；已“保证能够始终控制师前进路线上的高地”。后来证实，该师所以能杀出包围圈，实施了美国军事史上十分成功的后撤行动，全在于采取了教科书上规定的预防措施。

　　 再往右，在朝鲜的东北地区，第7师计划由利原出发，向鸭绿江边的惠山开进，南朝鲜军队的王牌第1军则计划顺海岸公路往北向苏联边界开进。美第7师师长大卫·巴尔少将象第1陆战师一样，也只有一条陡峭狭窄、婉蜒曲折的道路可循，但未遇到史密斯将军所遇到的那种猛烈的抵抗。在这些部队之间，都是不能通行的山区，这使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进行巡逻联络。

　　 麦克阿瑟想尽快完成任务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已经掌握的敌人实力情况、麦克阿瑟自己的补给情况、地形以及麦克阿瑟所属部队分散部署的情况(即使齐装满员，也不应这样部署，何况部队远未达到齐装满员的程度)，很难说他的计划和命令有什么道理。

　　 这里有一个关于政府的“精打细算的人们”究竟为我们武装部队干了些什么的例子。例子或许并不典型，但至少值得注意。这就是第7师第17团战头队的状况，这远不是该战斗队人员和补给最少时的状况。一开始，打算将这支部队由海上运至元山——兴南地区，尔后令其向西运动与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无疑，他们这样做就得穿过令人讨厌的荒凉地区和危险莫测的很少几条狭窄的道路，但是，倘若他们只是横穿半岛，而不最后遵照命令由西北方向朝鸭绿江运动，情况还不至更坏。第17团战斗队在鲍威尔上校(后来成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指挥下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利原登陆，准备加入向鸭绿江挺进的部队的行列，而全然不顾南朝鲜部队三天前在西北边远地区的鸭绿江边遭到的痛打。第17团的人员穿着皮战靴，但只有少数人有御寒橡胶套鞋，根本没有保暖鞋袜，许多人没有手套，而冬装也普遍告缺。弹药补给似乎还能满足任务需要，尽管后来也有些不足。口粮补给刚能满足要求。团战斗队本身的实力仅为编制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的目标是鸭绿江边的惠山，约在一百英里以外，途中也得通过一条遭到破坏的土路。路越升越高，尔后穿过山区。那里唯有低矮的灌木可资荫蔽，由满洲刮来的寒风使气温降至华氏零下32度。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四人组成的小组自告奋勇要在一条湍急的溪流上为他们的营队找到渡河地点。他们冒着严寒，跳进齐腰深的水中，但几乎马上周身都冻上了冰，只好很快把他们送进一顶温暖的帐篷，并被迫用刀把他们全身的衣服砍了下来。

　　 同第1陆战师后来遇到的抵抗相比，他们还算幸运，遇到的只是微弱的零星抵抗。因此，尽管严寒冻住了车辆，并且在夜间靴内的汗水结冰，尽管部队几乎是不断忍受冬装不足、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之苦，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成功地抵达鸭绿江，成为终于到达那条江的唯一美国部队。然而，他们也只有几天的功夫能放眼那无垠的冰天雪地。不久，第10军因各处军情迅速恶化而为该团的安全担忧，遂命该团火速撤退。

　　 为逃脱罗网而进行的后撤，虽说仓促但并不混乱。该团日夜兼程，并得益于最好的指挥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和战术素养，因而平安地摆脱了困境，仅受到轻微的损失。有段时间，他们在本地域内夺取一条窄轨铁路，将人员和装备从高地迅速运了下去。还有一次，他们巧妙地利用大战前日本人架设的高架矿斗缆线，运送团的重型装备，从而通过了丛山之中一道十英里宽的峡谷。

　　 中共小股游击部队对该团的后撤行动进行骚扰，但不断受到陆战队航空兵近距离空中突击的牵制。营长们第一次在作战中可以直接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航空兵小队通话，及时召唤他们进行定点攻击，阻止敌人集结。中共部队造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其他地区，这倒是事实。但是，如果不是指挥上的勇敢、老练和灵活，该团或许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敌人的袭击而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来，他们撤至一个桥头堡地区，只受到比较轻微的伤亡，而且大部分装备都完好无损。

　　 第1陆战师以及第7师两个营的经历要惨痛得多。但是，这一次还是由于史密斯将军的勇敢指挥和深谋远虑，他们才幸免于彻底瓦解。我已说过，史密斯不顾第10军的压力，在率部进入长津水库附近的不毛高原的同时，从容不迫地设法保持了后撤路线的畅通与安全。他沿途贮备了弹药、油料和其他补给物资，控制了一切可以控制的高地，修建了后送伤员用的简易机场，并且在对远处的情况有一定把握时才向前推进。一路上，只是间或遇到敌人打了就跑的抵抗。从抓到的俘虏来看，都是中国人干的。按船上救护所医生们的说法，突然出现的严寒较之敌人的火力更加可怕。现在，史密斯深信，敌军在他后撤路上的什么地方埋伏着一支强大的部队，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逼进陷阱。然而，第10军军部在麦克阿瑟的众所周知的愿望驱使下，仍催促他继续朝他的目标——长津水库西岸的一簇泥顶小屋推进。抵达目标已是十一月下旬，朝鲜的严冬已经降临，而中共正如其无线电广播早就威胁的那样，已准备进行最强有力的打击。

　　 在西线，沿着黄海，第8集团军再次渡过清川江。头两天，他们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总部的乐观看法好象是对的。但是，沃克仍然坚决反对向边界冒进，果然他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2军，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功夫，他们就肃清了残存的南朝鲜部队。尔后，中国部队就没完没了地吹着军号，开始攻击美第2师。在后来的战斗中，美第2师这支英勇的部队一共损失四千多人以及大量火炮、信号器材和工兵器材。唯有保罗·弗里曼上校的第23团战斗队经师长同意向西海岸方向撤退才完整地逃脱。沃克向东京报告，发起进攻的中国人估计有二十万，情况已接近绝望的境地。沃克提醒说，这不是一次反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知道，联合国军应该往回缩手了。

　　 第8集团军右翼崩溃的消息，越过花岗岩峭壁和阴郁的山谷传到了东边的第1陆战师。该师正伸展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道路由柳潭里穿过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直延伸到南面四十英里外的真兴里。雷蒙德·默里中校的第5陆战团一直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在其后跟进的是霍默·利曾伯格上校(后晋升为中将)的第7陆战团。这两个团奉命向西进攻，徒劳地企图解除沃克受到的压力。史密斯指示他们要谨慎小心地向前推进，要提防埋伏。当这两个团向外运动时，遭到埋伏已久的中国人迅猛攻击。此时，因估计到这种牵制性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默里与利曾伯格未与史密斯商量，并且不顾阿尔蒙德的命令，就自行决定取消进攻，转入防御。

　　 陆战队对这种打击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能够牢牢守住村边的高地。中共第79师和第89师的两个突击营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发起的进攻，入夜发展成三个中国师的全面强攻，企图压倒两个陆战团。由于是在夜间进攻，中国人得以避开我空军的攻击，并能调遣众多的兵力对付陆战队。

　　 他们成纵队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进攻，一进入手榴弹投掷距离，便马上展开队形。陆战队的才智、斗志和优势火力，对于弥补陆战队人数上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仗打得十分艰苦。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使许多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无法使用，但大多数伽兰得步枪和勃朗宁机枪没有冻住，仍可射击。早晨二时半，陆战队某排点着了当地一所茅屋，把周围照得通明，因而使进攻的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

　　 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向南发展到不少村庄，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并未使其溃乱或遭到惨败。在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师长预先贮备了六天的补给，而且飞机还空投了轻武器弹药、武器、药品、口粮甚至还有饮用水。但是，严阵以待的陆战队最为感激的，是工兵一营D连的勇士们，他们在泛光灯下苦干通宵，在冻土之上辟出了一个简易机场，从而使伤员得以后送。他们在十二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有时不得不中断工作，拿起步枪支援前面远处的地面部队。战斗越演越烈，但压路机照常轰鸣，直到机场修好为止。

　　 情况万分危急，有九个中国师可以向陆战队突击，因此，阿尔蒙德将军就象几天前催逼史密斯将军加速推进那样，又催促他加快撤退速度。阿尔蒙德将军授权史密斯可以丢弃一切妨碍后撤速度的装备。但是，史密斯不打算扔掉他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他说，后撤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后送伤员的速度。史密斯想杀出一条退路，因此他需要全部装备，况且，他也想将大部分装备带回去。这些打算他都实现了。他把沿途负伤的人用卡车载运出去，只丢下了那些在柳潭里战斗中被打死的人员。撤退以前，为在那里阵亡的八十五名官兵举行了战场葬礼。

　　 陆战队秩序井然地撤退，后面跟着不少难民。原先有一块平板横过一个水电厂的溢水道悬吊在峭壁之上，下面是无底深渊，现在平板已被中国人毁掉。但史密斯已预见到这种情况，及时让飞机分段空投了一座“踏板桥”，使部队以及压路机等全部人员装备得以通过。来自真兴里的第1陆战师两个连，夺取并扼守着瞰制这一关口的高地，击退了敌人企图切断后撤队伍的所有进攻。

　　 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当先头部队抵达这条道路最南端的村庄真兴里时，末尾的部队还在北面十英里外的古土里。

　　 实际上，这次退却还不如说是一次进攻，因为每支部队都必须克服优势之敌，往回杀出一条路，与真兴里的陆战队会合。这意味着，部队需要经常发起进攻，夺取制高点，使敌炮兵无法对沿途撤退的队伍集中火力。在柳潭里的部队很艰难地回到了长津水库下端的夏古里。陆战队不得不从这里杀出去，到水库冰面上解救第7师“麦克利恩特遣队”的残存人员，这支特遣队被中国人的一次突然袭击切成了两半，几乎被消灭掉。在这里，第23步兵团的小唐·弗思中校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曾很英勇地解救一个装有五百多伤员的车队，但为此失去了生命。

　　 在经过古土里和真兴里往回撤的路上，陆战队同一些步兵和少数英国突击队员一起匍匐，攀援，奋力夺路。他们摧毁路障，击退道路两侧的进攻，攻占沿途的山头。陆战队航空兵和第5航空队不断给他们以近距离空中支援，并空投了必需的补给物资。从夏古里简易机场人有四千多名被打伤和严重冻伤的人员被空运到安全的地点。

　　 十二月十一日，严峻的考验结束了。史密斯将军这支经过战斗考验、冻得半死的坚强队伍仍然斗志昂扬，拥有大部分装备。他们在史密斯的带领下进入兴南附近桥头堡地区的一个环形防御圈；只要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仍可以在那里一直坚持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指挥官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答应沃克将军，为避免从东面被敌人迂回包围，他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自行撤退。第8集团军已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损失严重，十一月底已宣布失去战斗力，因而撤到了南朝鲜进行整编补充。

　　 现在，第8集团军已撤过清川江。他们接着又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地继续向南撤退。十二月五月，沃克放弃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并撤离该地区。中国人已脱离接触，看来不想马上追击。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通常一次向部队提供的补给仅够几天战斗之用。但是，中国人仍保持以每天六英里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自己的补给线现在越拉越长，并且毫无疑问，不断引起我虎视眈眈的空军的注意。

　　 第8集团军正在向三八线撤退，第10军则开始从兴南周围的桥头堡阵地撤退。此时的新闻报道或者至少是要闻简报，给人的印象是联合国军吃了大败仗，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绝对优势之敌的不断进攻之下实施了一次了不起的撤退，并且，由于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战斗，尤其是美第1陆战师和第2师，故而损失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路上，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南朝鲜第2军。有些部队几乎大部被歼。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十二月初，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亲自调查在朝鲜的部队时发觉，他们“沉着自信”，第8集团军正出色地按计划撤退，第10军正毫不慌乱地撤离桥头堡地区。

　　 海军在兴南干得很出色，他们把整个第10军及其装备全部由海上运走。这件事尽管没有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但是，从敌人领土上撤出十万零五千部队，九万一千名朝鲜难民，一万七千多各类车辆和几十万吨物资，这本身在军事上就是不小的胜利。无法运载的装备和补给物资在岸滩上销毁，所以什么也没有留给敌人。

　　 另外也应该记住，为了让第8集团军剩余人员通过清川江面在那里担任守卫的美第3师，虽遭重创，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重新在朝鲜中部投入战斗。第1陆战师由朝鲜屋脊往下夺路撤退时，至少遭到六个中国师的沉重打击，但是也在不到三十天的时间就重新投入了战斗。

　　 尽管如此，这次失败还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尤其是，这次失败和损失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的。现在回过头去说，总司令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失着，这个或那个决定本不应保留，这项或那项命令根本不该下达等等，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也有人争辩说，如果麦克阿瑟不被捆住手脚，获准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并轰炸敌满洲的基地，则整个结局也许会比现在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追究责任没有多大益处，除非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今后避免犯同类错误。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急切地要完成受领的亦即他自己请求的任务——消灭半岛上全部敌对的武装力量，这是很好理解的。不应把过多的责任推到他的上级和同僚身上；由于取得了仁川登陆这一辉煌的胜利，这些人不愿意对麦克阿瑟作出的判断乃至拿军队冒险的明显做法提出疑问。麦克阿瑟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界人物。

　　 但是，麦克阿瑟身上那种很典型的人类的弱点(这说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半仙）似乎有时显得过于突出了。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官是不犯错误的，而且，许多指挥官也许在以往的这个或那个场合犯过使我们民族付出过很大代价的错误——任何无谓的牺牲都是极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承担犯错误的责任，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军人的职责。麦克阿瑟却拒绝这样做。可是任何人都清楚，我们的部队所以不顾后果地分散部署在朝鲜全境，主要原因就在于麦克阿瑟对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

　　 也许，麦克阿瑟明显采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讹诈恫吓，甚至少数志愿军的出现也是那种讹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实际情况是：抓到了大量显然属于中共军队战斗序列中某些部队的中国俘虏；一个美军团战斗队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一个南朝鲜师几乎被歼灭。麦克阿瑟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补给过于缺乏，即使抵达鸭绿江和图门江也无法抗击已知在那里集结着的大量敌军并守住鸭绿江、图门江一线。这个司令官怎么就看不到这些情况呢？后来有人替他辩解，如果让他放手轰炸满洲基地，他的兵力本来是够用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根本无法肯定。即便如此，可他在进攻开始前就已经知道是不会准许他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去轰炸那些基地的。而且，他本来也不难弄清范登堡的观点：如果我们这样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迫使其空军(而且可能还有部分苏俄空军)参战，那么，我方空军就会因战斗损失和自然消耗而削弱到需要两年时间方能恢复的程度。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无法履行了。

　　 一些评论家已经忘记，某些不成文的协议使我们在朝鲜和日本的机场避免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样，我们才在朝鲜享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权。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庇护所”，否则，朝鲜战争的情况会悲惨得多。

　　 事实上，朝鲜战争充分说明，幻想单靠空军“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敌人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因此，我们确实摧毁了敌人许多沿途运送的装备和补给物资，而且毋庸置疑，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敌人在地面依旧很强大，而我们又不得不同他们在那里作战，敌部队并未遭到损失，仍然控制着关键的地形地物。

　　 那些远离战场的人总是想借助海上封锁和饱和轰炸这类省钱、省力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海空军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地面战斗才能消灭敌武装力量——当然，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则另当别论。在北朝鲜这样荒凉的国家或者在丛林国家，“卡断”补给线这类事情根本无法做到。而且，在敌士兵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譬如在亚洲，他们将自己的补给和武器背在身上，并且能在夜间运动或者在白天沿空中发现不了的人行小径穿行)，如果认为扔炸弹就可把敌人打败，那是痴心妄想。即使能通过不停的轰炸迫使他们老实一段时间，要想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屈服，还得在地面上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当然，还有这样一些人，主张在即将出现僵持局面时立即使用核武器，声称要把敌人国土化为灰烬，“迫使敌人回到石器时代”。如果是为了进行报复，或者说为了国家的生存，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最根本的原因而主动使用核武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朝鲜问题上。分析麦克阿瑟无视预示着灾难的各种迹象、坚持向鸭绿江推进的顽固做法时，我不得不认为，这同卡斯特在小大霍思河一带的做法如出一辙，指挥官卡斯特刚愎自用，当时听不进一点意见。说麦克阿瑟不知道存在中国部队或不了解中国部队的能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获准摧毁鸭绿江桥梁和轰炸满洲基地，麦克阿瑟自己就曾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鸭绿江一带的中国部队“很可能使我的部队遭到覆灭”。说麦克阿瑟不了解地形造成的困难，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地形使我军在北朝鲜被隔离开来的两支部队无法相互支援。尽管麦克阿瑟早先就提议，将朝鲜蜂腰部连成一条巩固的防线，而且，被他置于总部直接指挥之下的第10军一度还打算向西进攻，以解除第8集团军右翼受到的压力，但是，恰恰是麦克阿瑟自己在中国人的介入再也不能否认时争辩说，他无法使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横穿北朝鲜达成会合。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中国人沉重打击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他把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向鸭绿江猛冲的全部理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些理由是：他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照顾这样宽大的正面；距离拉得太长；无法靠一个港口向两支部队提供补给；将半岛一分为二的太白山脉无法逾越等等。

　　 十二月三日，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便支持他的部队或在其他地区钳制敌人)，否则，指望取得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可以认为，这样不断地消耗下去可能最终会导致毁灭”。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我以为，最后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就是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而他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当然，我作这些评论有如下的有利条件。我能够回顾并分析一九五○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而这一点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我同少数几个认为部队被危险地分散开来的人都感到不安时，即使在我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而几乎按捺不住时，我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战术素养也还是深表钦佩的。我最初认识他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时，我是西点军校的一个年轻上尉，他是该校的校长。自那时起，我就很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的敏捷的思想和他那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并迅速加以说明、以致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弄懂的能力。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他都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勇敢的领导者，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再度与我有幸结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共事而感到高兴。

老八路

第五章 调换指挥官——我接管第8集团军——重新鼓起斗志——再次转入进攻

　　 每一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你进行学习，进行各种训练，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会突然肩负这样的重任，就是由你一个人来决定究竟是原地坚持，后撤，还是发起一场置几千名士兵于突然死亡威胁之下的进攻。

　　 让我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来得非常突然。一天，正当我在一位朋友家里呷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诉我，柯林斯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有电话找我。柯林斯将军传来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兴致打消无遗。消息的内容是沃克将军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遇难身亡。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我事先并不知道)，应该由我来接替沃克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由于往东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在近午夜时分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麦克阿瑟会见时所需要的笔记匆匆归拢到一起便上床就寝。这时，我才感到，在国内的整个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对付黑洞洞的对马海峡那一边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时半，我在“第一大厦”的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座的只有道尔·希凯，在“突出部战役”的初期，他曾经英勇地指挥过我那个军的第3装甲师“希凯特遣部队”。希凯热情地参加会见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戏剧性的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身上。不用说，我从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起就认识麦克阿瑟。但是，我仍旧象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够同他一起坐下来商量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能够碰得上的。麦克阿瑟还是位了不起的演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解说和分析是那样地明确、深刻，所以，抓住听众的是他的思想、见解，而不是他的仪表、风度。

　　 我的记录证明，那天上午的谈话详细、具体，坦率而明白，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我到达此地的数星期之前，麦克阿瑟曾通知过陆军部，他当时的计划是“依托多道阵地向釜山地区撤退”。但是，同我见面之后，他却立即指示，“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我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这主要是出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该城变成了避难所，则再无坚守之必要。坚守汉城、抗击敌人一次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当时已不复存在，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

　　 麦克阿瑟对我说，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我不久就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说，部队对预防严寒的气候不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竭力贬低战术空军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讳地说，战术空军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和补给品。我以为，这大概是某些现役军官以及他们的文职上司们仍须记住的教训。

　　 在这次会见中，麦克阿瑟最担心的好象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当时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他所说的“无所事事”的状况，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出路。他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在福摩萨的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他告诉我，他曾经建议发动这样一场进攻，但是华盛顿未予同意。不过，在谈及此事时，他根本没有说过批评华盛顿的话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批评的味道。在他来说，那不过是上级的决定，而他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了这项决定。

　　 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提醒我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从而保住南朝鲜并使其得到巩固”。

　　 最后，麦克阿瑟对我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要自己做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轮到我来提一些问题了。但是，我准备的问题麦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经谈到，只剩下几个问题还需要问一下。如果发生苏联参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麦克阿瑟会命令第8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他说，那样，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认为，万一敌人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背叛的危险。他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我建议，如果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后撤行动，我们应当努力打消南朝鲜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议。最后，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满意：

　　 “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由他们交待我面临的任务的细节情况，并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关整个部队状况的主要问题。多伊尔·希凯把总部各参谋部门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等着我。在座的还有驻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不到中午，我头脑里就装满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复和他们认为我所需要的全部情报资料。中午十二时，我已经动身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飞机到朝鲜去。那天下午四时，我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大丘的停机坪，在冬季的灿烂阳光下微微有些打颤。我向前来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招呼问好。

　　 在离开东京以前，我拟就了两份电报，都是发给第8集团军的。第一份在东京就发出了，内容仅限于表达我对沃克将军的景仰之情，对于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电报打算一到达朝鲜就发出去，仅限于通知我即刻便要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到达朝鲜的当天，有好几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有不少琐碎的事务需要考虑，此外，还有一些电报需要发出。在此之后，我决定亲自视察一下部队，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尽快恢复进攻态势。但是，在视察部队之前，我就得设法使我们的南朝鲜陆军盟友相信，我们是不会突然撤离朝鲜而让他们去单独对付共产党的。

　　 我必须立即对莫西奥大使和李承晚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借机同他们磋商后撤行动所带来的问题。莫西奥大使也一直在为我们新近采取的后撤行动对南朝鲜官方产生的影响而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在我拜访李承晚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坚定的斗士相信，我到朝鲜来不是为了带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说这些话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客套话。

　　 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象“东方的”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领着我去见他可爱的妻子。我一边同他们亲热地喝着茶，一边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们决不撤离朝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还要转入反攻。

　　 早些时候，我曾与美国陆军的两位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将军和约翰·库尔特将军以及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威廉·科利尔上校一起进行过一次讨论。在这次会上，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提高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因为，我决心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我们讨论了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用问题；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的问题；改善军与军之间尤其是第9军与其右翼的南朝鲜第3军之间的横向通信联络问题；可供使用的架桥器材问题；以及坚守汉江以北由两个师占领的桥头堡的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这两个军之间能尽量做到协调一致地拟制计划和采取行动。

　　 但是，第8集团军在恢复进攻态势之前，首先需要恢复斗志，恢复自尊心，要信任自己的领导，要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些情况靠第二手资料是无法掌握的。因此，我决计立即到前线巡视一下，同前进指挥所里的野战指挥官见见面，聊一聊，凭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觉估计一下第8集团军的斗志。斗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来向你描述或阐述。不过，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却可以凭着自己的各种感官，透过前线士兵的姿势、举止、言谈乃至一举一动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奥大使(通过接触，他的勇气和才干使我深感钦佩)一起仔细研究作战形势时，我发觉，我们的右翼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突击的威胁之下，敌人可以穿过原州向南突击，尔后转向西南方向，切断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和铁路线。我知道，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遭到重创之后尚未恢复元气。但是，形势十分紧迫，我不得不命令该师立即开往原州，封锁通向我右后方的接近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只是比敌人稍稍抢先了一步，及时阻止了敌人的突进)。然而，除此而外，在后来的好几天中，我还忙于调查第8集团军进攻的准备情况。

　　 我借助一架轻型飞机、一架直升机和一辆吉普车会见了美第1军、英第29旅、美第25师、美第27步兵团以及南朝鲜第1师的指挥官。不出两天，我便会见了各军军长和除南朝鲜首都师之外的各师师长(首都师当时远在平静的东海岸地区)，并且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军此时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也发觉，部队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他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气，随时准备接受我交给他们的一切任务。但是，部队过于瞻前顾后，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在乘坐吉普车巡视前方地域时遇到的第一名宪兵的那副样子，使我深感这支部队与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相径庭。这个宪兵的姿态、举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劲，那种机敏、泼辣的言谈举止，那种咧嘴而笑时很自信的表情，这一切都不见了。我始终认为，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是经受战火锻炼的美国士兵所特有的标志。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不满意见。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深深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要想使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我听着他们抱怨(他们发牢骚时没有情绪高昂的得胜之师所惯用的那种忿激的腔调，而是带有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食品供应经常不足，有时不能按时送达而且不热；往家里写信没有信笺；服装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这些问题我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让直升机送来了信笺；命令将厨房挪到部队附近，以便大量供应热餐。而且，还要求提高口粮的标准和质量。(当地食品严禁部队食用，因为，有许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还不适应当地饮食的人罹患肠胃病)我亲眼看到许多部队没有手套，他们的双手在十二月凛例的寒风中冻得通红、皲裂。我从切身的体会中知道，遗忘一只手套或者射击时将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欧洲作战时，我有一个习惯，到部队巡视总是在吉普车中额外捎带一些手套，以便送给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员。

　　 于是，我立即采取措施，发放了足够数量的手套，以保护作战人员的双手。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 原作者注：应当指出，编有三个师(第3师、第7师和第1陆战师)的第10军当时还未纳入第8集团军的编成 ] 。军士以上的指挥人员都好象很冷淡，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想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牢骚意见也不容易。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情绪高昂的部队所具有的那股机敏劲。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联想到了一个英军中尉。那个中尉认出我吉普车上的军阶标志后，从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来欢迎我。他很精神地敬了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军衔和所属部队。听说英国旅只有为数甚少的一点人马防守着前线的一个宽大的地段，而且，几乎每隔一小时中国军队就要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我便问他对这种形势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补充说，“不过，我们这儿就是有点太通风了。”“通风”一词便是他对形势的概括，因为，战线上有许多宽大的间隙地完全可以让一支军队成连横队通过。

　　 然而，我不能责备我们的部队，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在兵力极其不足、武器严重缺乏、服装和食品不够的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分散地配置在一个过于宽大的地域内，无法构成有效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队，让他们穿着在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牛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钳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的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配置部队。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的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耽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入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于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官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

　　 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住。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午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1骑兵师师长助理、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深地没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是，浮桥还是经住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们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军此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久，第10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陆战师和第2、第3、第7师也将齐装满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水平，成为所有军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基本弱点。

　　 当我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理的原因而设在最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的，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成一片。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人数压缩到最少的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报务员。我知道，第1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到高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六星期之后，我们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处于美第9军的后方，介于西部美第1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央，当时，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有很少一点东西才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下冻得半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桌上放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个无价之宝。

老八路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其位置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和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只能听到活泼的小动物发出的声响。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附近也没有村庄向空气中散发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粪的浓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图，审阅报告，同助手们一道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计划，以及努力设法改善士兵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斗志。在河滩宽大的沙砾凸出部，我们不久便修筑了一个轻型飞机简易机场。后来，工兵又扩建这个机场，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飞机能够在这里着陆，载着我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如飞往设在大丘的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的整个阶段，基本指挥所一直设在那里)。

　　 也许，新设立的前进指挥所与周围隔绝的主要好处是，使我有很多时间安安静静地认真研究地图，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应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队会在何种环境下作战，尤其是那里的地形会造成何种障碍，或者提供何种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在地图上消磨了不少时间，对于有疑问的地区还辅之以低空侦察。总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地域的道路才肯罢休。这样，对于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车道、每座山头、每条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虑派部队进入某一地段时，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负武器、弹药和口粮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岭，是否能把重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我这时才发觉，就所担负的责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现在相比。在我参加欧洲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行动。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我是乔·柯林斯第7军的一个师长，而第7军又是布莱德雷第1集团军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突出部战役中，我指挥一个军。可是，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1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中的一个军。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群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我都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利；但是，总是有上级指挥官紧紧地靠在我后面支持着我，他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有权利用这些资源来推动我的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果我陷入困境，我总是可以求助于上级，要求立即给予支援。

　　 在朝鲜，我当然也有一位上级——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我的地面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如果我当真请求增援，他却拿不出部队前来支援我。他本人则在七百英里之外的东京。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是这样地紧迫，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只是在紧张地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彻底明白了麦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我说的那句话，即“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我知道，海军将继续控制着我们周围的海上通道。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将继续掌握着制空权。但是，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是昼间还是夜间，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地面部队(美军、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安全还是要靠我自己来负责。在朝鲜，派不出预备队对我进行支援；上级亦无法由其他战区抽调兵力。现有的部队便是我的全部家当，再不会得到更多的部队了。

　　 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作战指挥权(这个指挥权他一直没有收回)和一个军事指挥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利。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但是，我决不会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不见这副担子的全部份量。

　　 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部队的斗志。这意味着，不仅要让部队相信，各级指挥官是关心每个士兵的安全的，而且还要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官的决策是正确、合理的。

　　 我还过问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些事情如果都能处理好，就会有助于部队团体精神的培养。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用膳时，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惊：台布用的是一条床单，盛饭的餐具则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个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为是否要我吃掉这些台布或油布而伤脑筋。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员肯定要参观这个地方)里的这种景象却反映了部队在这次作战中完全丧失了荣誉感，同时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是国内所称呼的那种“被遗忘的战争”，这才是我感到吃惊的原因。我立即让人把那块令人不快的床单换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件陶器换成了摆得出来的瓷器。

　　 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有一些更为重大的原因妨碍了这一做法)，以便让各个军种都能较好地了解兄弟军种为完成各自的任务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我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行)是：让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士们相互间进行一次人员交流，让水手们在地面部队待上一段时间，体验一下背负着自己的全部补给品在敌火下攀登崎岖的山颠是何种滋味，在苦寒的黑夜里彻夜坚守前沿阵地是何种滋味；让陆军的士兵们亲自看一下，当每个浪头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时在寒冷的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情景，了解一下当波涛汹涌的海面使甲板不停地颠簸倾斜时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清除飞行甲板上的积雪是多么地危险，或者我们的飞行员在各种天候条件下遂行遮断任务和武装侦察任务会遇到哪些危险。我们未能完全实行这个计划，因为战事极其频仍，妨碍了计划的实行。但是，那些确实参加了这些人员交流的军士，懂得了各军种要彼此尊重。这种相互尊重对于培养整个部队的团体精神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但是，需要树立必胜信心、培养进取精神的不仅仅是基层的部队。一月底的某一天，参谋部门一份应我的要求拟制的研究报告使我大为吃惊。这是一份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团军的理想配置位置”的报告。你们应该知道，我当时考虑的是发起进攻，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考虑。到三月份，冬季最恶劣的天气便会过去；而六、七、八三个月通常会出现的暴雨和乌云，会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烂泥坑，使许多道路无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桥梁被冲跨，而且，还会影响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果。我们需要大大改善现有的阵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线”去。

　　 但是，我收到的经作训部门核准的文件，却主张部队分阶段地撤至太白山脉以南的阵地。据称，这份文件还获得了情报部门、后勤部门、工兵部门、驻远东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队的气象部门等方面的认可，其实，这份研究报告(我现在还保存着)是在极力要求我们彻底打消转入进攻的念头，要我们在冬季结束之前坚守现有阵地，尔后，在夏日的暴雨到来之前撤至那个立足地区(仁川登陆的成功曾使我们得以脱离这个地区)——原先的釜山防御圈。如果批准这份报告，我们就要丧失全部主动权，此案根本不能考虑。于是，我断然否决了这份建议。

　　 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增援部队，也清楚此时要在汉江以北地区坚守阵地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拟定了由美军的两个军(第1军和第9军)协调一致地分阶段向前推进的计划，旨在查明两军正面的敌情(美第10军此时尚未开到前方地域)。这两个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便推进至汉江并在那里坚持下去。

　　 当时估计，在我们的正面有十七万四千中国军队。但是，他们配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企图，甚至在我们的正面是否真的有这些部队存在，这些情况我们都难以确定。

　　 我们积极地进行巡逻，不断地实施空中侦察，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我们发现这支庞大军队的踪迹。由于我们收到的情报太少，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查明敌大规模集结的部队是否存在，尔后方可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遭受挫折以来的首次攻势。帕特·帕特里奇为我准备了一架飞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他坐在前面驾驶飞机，在后面为我留了座位。于是，我们便开始在己方先头分队至敌占区纵深二十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我们有时在树梢高度上飞行，并且还常常在山岭的下方飞行。可是，我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有大量部队集结的营火烟雾、车辙，甚至雪地上踩过的痕迹。显然，如果真想查明敌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敌境。但是，这次推进同上次毫无计划、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突进大不一样。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队将统一由一个司令部指挥，所有的大部队都必须相互支援，此外，我对整个第8集团军的行动也将严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8集团军不久便证明自己是一支我国迄今为止最能征善战的野战军，我早就知道它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不少由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贺电。但是，哪一份贺电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飞机驾驶员尤金·林奇的评价使我感到满意，这是在我们的一次日常飞行中作的评价。我们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许多长长的纵队源源不断地再次开往北方，去支援前线的部队，尤金·林奇说，“您显然使这支军队在为您作战了，将军”。他们确实又在作战了，但不是为我在作战。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他们是怀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战，决心避免再次遭受一个月以前的那种沉重的打击。他们这次重返前线是要采取美军一贯的做法：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给敌人以加倍的惩罚。

　　 后来的情况证明，更为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林肯诞辰前后，中共军队发起了第四阶段的攻势，企图象他们电台每天广播的那样把我们撵入大海。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这个阶段，美第2师在作战中继承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星期中，打了许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尔·弗里曼上校(现晋升为将军)指挥的第23团战斗队(配属有勇敢的蒙克拉尔指挥的法国营)打得巧妙、英勇和顽强。在中共部队发动第四阶段攻势的整个过程中，第23团战斗队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双洞——砥平里地区作战。中共的五个师包围了这支部队，连续发起了攻击，以图突破防御圈并消灭这支部队。第23团战斗队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使敌军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据报告，倒在第23团战斗队阵地前的敌人尸体达两千具之多。在第1骑兵师的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夺路进入防御圈、中共部队突然中止全部进攻行动之后，我立即乘直升机飞抵第23团战斗队的阵地，看到了数百具尚未掩埋的敌军尸体。

　　 尽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敌人的决心显然也很大，但是，我对这一仗必定打胜是毫不怀疑的。无论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队呆在一起，还是在他们的上方飞行以更全面地观察情况，都使我深信，他们肯定能够坚持得住。

　　 一旦敌人的这次攻势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原先，我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机场和仁川港的重要价值，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能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他也认为，汉城几乎毫无军事意义，但他却告诉我，如果我们能重新夺得汉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些建议考虑到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未变，即某一地区本身对于我无足轻重，除非占领这一地区有助于消灭敌军，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时，我们正全力向前推进)至二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将军曾三次光临我的部队进行视察，每次都对我们的作战行动和作战计划表示十分满意。在他进行第三次视察期间，我们曾于二月二十日在原州会面。我让他看了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备忘录，这是我那天拟就、打算送给所有军长和南朝鲜军队参谋长参阅的。在备忘录中，我概略地介绍了制定计划的事实根据和全部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两个师再次渡过汉江的主要目的。在敌情方面，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的中共的四个军，在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但是，几周来，敌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我当面之敌。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出现在战线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情报，我本人也没有掌握其他指挥官所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意图则仍然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制定了即将实施的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总司令视察的前两天亲自动手拟定的这份行动计划，并且已向美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作了扼要介绍。可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见诸行动。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标日期前夕，当我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对聚集在他面前的记者发表的声明时是何等地吃惊，甚至震惊。当时，麦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军作战指挥所的十几名记者面前，我靠着后面的一张桌子。他很镇定地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他在提到“我”字时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并且就这个问题与下属进行过讨论，尔后才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不用说，设在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或曰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自然，关于我的作战意图，麦克阿瑟曾得到过详细的通报。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均未发挥过任何作用。

　　 问题倒不在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声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于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几乎已经忘却的那个麦克阿瑟。事情刚过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总司令另一次企图使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辉的做法。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后果。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并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打响发令枪。一般地说，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指挥官亲自到各处走一定对部队是一种鼓舞。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挥官对士兵的情绪必然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指挥官的这种视察通常很少为敌人所知，一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才会透露出去。

　　 但是，这里说的是，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这已成为一种定规。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阵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这种情报是否会很快传到敌人那里从而使他们能够采取对策，这使我十分重视。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总攻“撕裂者行动”。这次作战如能成功，我们就能打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非常清楚，以我这样的身份向麦克阿瑟提出反对他现在视察的意见可能被当成一种无礼行为、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者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可是，我认为，必须把问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斟酌辞句，尔后，将长长的电文发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总司令表现出他那非凡个性的另一个侧面。他收到电报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没有误解电文的精神实质，所以，立即将这次视察的时间推迟到全面发起进攻之后。

　　 这里，我想插一段有关“屠夫行动”的趣闻。当我选定的“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但很有礼貌)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我不明白承认战争就在于杀死敌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可反对的。好几年以后我才听说，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共和党的指控引起的，他们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据认为，鉴于美军会付出重大的伤亡，因而以杀敌作为作战的目标在政治上缺乏“魅力”。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杀中国人对于第8集团军司令来说也许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样做并不能防止北京在今后发动侵略战争。麦克阿瑟在参院听证会上曾经提出，要想防止北京今后发动侵略，唯有“现在就消灭其发动战争的力量”。其潜台词就是“现代战争的特点表现在武器装备上面不是人力上”。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应当告诉国内的人民，战争就意味着杀人。对于任何企图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我是从内心反对的。

　　 为了打回并渡过汉江，为了再次包围汉城，第8集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如下方针，则损失还会大得多。这些方针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伤亡；避免采取一切不顾后果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使我们被人数上居优势的敌人所包围。推进过程中，有一些推进行动居然伤亡很小。有一两次营规模或稍大一点规模的推进行动，部队甚至没有任何伤亡，因为，这一两次行动有周密的计划，时机得当，部队之间能密切配合，尤其是步兵、炮兵和空军采取了老式的协同方法。

　　 中国军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军，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增援己方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火力优势能够压倒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然而，在以前，我们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采取的追击战术分散了兵力，而且，变得越来越依赖公路，因而一直未能发挥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国经过集中训练、早就计划用于朝鲜战场的许多野战炮兵营，开始编入第1军和第9军，从而使这两个军的部队得以重新采用标准的老式协同战术。

　　 我们的火力在集中使用时确实具有令人胆寒的威力，在“屠夫行动”中，第9军成功地肃清横城——原州地区之敌便是明证。这两座城市基本上位于半岛东、西海岸之间的正中位置，在汉江以北，地处对沟通南北交通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公路线与铁路线。第9军沿杨平——胡津一线发起了进攻。七天时间内，估计在这一地区打死五千名中国人，我们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次重新采取的攻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朝鲜军队的作战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有些南朝鲜分队在作战上可以同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媲美。南朝鲜军队得力的指挥人员仍然非常缺乏，我们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那些指挥得当的南朝鲜部队总能取得显著的战果。在“撕裂者行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开始实施)期间，南朝鲜第2团第1营歼灭敌军一个营，自己则无一伤亡。该营一支巡逻队发现第1连的前方集结着敌人部队。营长李洪顺少校遂命令首先发起突然袭击，尔后实施两翼包围。第1连由正面实施攻击，第2连和第3连分别由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敌军发觉上述行动后企图撤退。于是，李少校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这次进攻速度之快，就连南朝鲜部队本身都感到不胜惊讶。他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毫不留情地将敌人扫倒在地，自己无一伤亡。战斗结束之后，战场上躺下了二百三十一具敌军尸体，此外，第1营还缴获大批完好的装备，其中有四门火炮和七门迫击炮。

　　 尽管后来有不少是小部队行动，而且，推进时往往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是，部队还是又打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胜仗。三月中旬，第8集团军在汉城以东出敌不意地渡过了宽阔的汉江，并夺取了一座瞰制着汉城地区之敌主要补给线与交通线的、南北走向的山岭。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是由我亲自拟制并命令付诸实施的，而且，在开始实施这一行动时，我还亲临现场加以监督。最初，我在地面上与美第25师所属先头步兵分队待在一起，后来，则乘坐我的L-19型轻型座机进行监督。象以往一样，飞机照例由勇敢而不知疲倦的麦克·林奇驾驶。

　　 当我们的步兵艰难地沿北汉江河谷向前推进时，麦克和我在天上忽高忽低地飞行，最后，总算在平坦、干涸的砾石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降下了飞机。于是，我走下飞机，来到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士兵中间。这样做，总是使我从心底感到愉快，而且，我认为，这还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作战不顺利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老头子”能前来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做还可以使我有机会分析作战的进展情况，直接了解到我能够帮部队做些什么事情。

　　 这次作战行动很快便取得了彻底胜利，几乎无一人伤亡。我们达成了预定的目标(前一个夜晚，我曾向聚集在一起的随军记者扼要地介绍过这一目标)：在敌人心脏，其实就是在敌司令的头上，插上一把匕首，迫使其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因为我们控制了制高点)对我发起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首都。三月十四日，南朝鲜第1师的一支巡逻队奉命由西面越过汉江，查明汉城的防御情况。这支巡逻队向北走出好几英里远才遭到敌人射击。那天夜间，另有一支巡逻队侦察了汉城的外围防御工事，结果发觉，这些工事几乎完全被放弃。三月十五日上午，第8集团军开进汉城，重新在这座疮痍满目的古城上空升起了大韩民国的国旗。城里剩下的居民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而且慌恐不安，他们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些人也许有二十万左右，而汉城的人口原先却是一百五十万。商业区因空袭和炮击而遭到毁坏，所有的电灯都不复存在，电线杆倾倒在地，电线则在摇曳不定，有轨电车早已停止运行。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一个新的市政府便宣告成立，这座城市又充满了生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受命变革》一书中说，汉城是在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后收复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我们收复汉城一个多月之后，范弗里特将军才接替指挥职务，而且，汉城收复后一直掌握在我们手中。)

　　 然而，“撕裂者行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收复首都或者占领新的地区。其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敌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霄，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敌人高踞于荒凉山头上的坚固工事，我们不得不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

　　 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变得象稻田一样泥泞不堪，以致补给品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勉强在那里维持，直到向他们空投了补给物资为止。直升机也发挥了作用，用以将伤员空运出去，否则，这些人要用担架运送两天的时间才能送到吉普救护车上，尔后，还得由救护车运往医院。

　　 敌人在我后方地区的活动也影响了我们的推进速度，北朝鲜第10师的残余部队还在位于我战线后方大约十英里处的、崎岖的春邦山脉一带活动。整个三月中旬，不断有该师的小股部队从后方进入我军阵地，夺路逃往北方。

　　 “撕裂者行动”的一个额外收获是夺取了春川。这是个重要的补给站和交通枢纽，座落在一个良好道路纵横交错的盆地中央。我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曾断定，敌人在该城贮备了大量补给物资，因为，该城恰好位于对我中部地区发动二月攻势的敌部队主力后方。我们预计，夺取该城要经过一番苦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敌人在战场上的其他地点做法不同，在那些地点，我们往往只遇到位于敌主要防线大前方、兵力又很小的敌屏护部队的抵抗；而这里的敌军则依托深深挖进山坡的、飞机与火炮几乎无法摧毁的永备工事进行抵抗。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往往不得不通过白刃格斗迫使敌人放弃阵地。起初，我们计划空投187空降团战斗队夺取春川。但是，“撕裂者行动”在其他战场进展迅速，敌人仓促撤退，所以，我们很快就认识到，采取这次空降行动不会带来什么收获。我巡逻队于三月十九日开始进入春川。巡逻队进入该城时，麦克·林奇和我正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行。春川虽遭战火洗劫，但看上去却相当完好。街道上没有弹坑，仅有一些碎砖烂瓦杂乱地堆在路上。麦克和我在上空盘旋，最后，发现一条长而直的街道完全可以用作飞机着陆的跑道。唯一的困难是，在街道的一头，高高的电线杆上仍然悬挂着一些电话线。来回飞行三次之后，麦克认准，可以顺利地由电线下方穿过，让飞机安全着陆。我们总算降了下来，嘎然停止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当中。我们在上空盘旋时曾发现一支乘坐吉普车的巡逻队，因此，我立即动身徒步去寻找他们。后来搞清这是第１骑兵师工兵的一支巡逻队。当我朝他们走过去时，他们正在检查一座重要的桥梁，以便排除敌人可能安放在那里的爆破装药。他们惊奇地发现，桥梁未遭破坏，周围也没有设置铁丝网。但是，当他们回头发觉集团军司令正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时，他们才真的感到不胜惊讶，几乎是不知所措。麦克和我很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会他们那种慌乱不安的表情。我们很失望地发现，敌人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而且，最终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

　　 “撕裂者行动”原先的目标是汉城东北面的一个宽大突出部“爱达荷线”，左翼第1军和最右翼的南朝鲜部队主要是坚守各自的阵地，第9军和第10军则强渡汉江，进入可以对首都汉城形成包围的位置。由于已经达成了上述目标，而我们却未能做到大量歼敌，因而我扩大了这次作战的规模，令第1军以临津江为目标，向西运动。临津江往南流经“三八线”，尔后婉蜒曲折地流向西南，注入黄海。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将第187团战斗队和两个别动连空投到汉城西北约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城镇波山的附近，希望通过阻止敌军沿汉城——开城公路运动来包围敌军的大部队。第1军一支装甲特遣部队被作为“铁锤”派往前方，以便在空降部队提供的“铁砧”上将敌人砸垮。然而，敌军已经撤走，我们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至临津江。接着，我们的下一步行动便是往东派出空降部队，夺占美第3师当面之敌背后的高地，以图在另一次行动中将敌大部队夹在“铁锤”与“铁砧”当中。这一回是天气坏了我们的大事。大雨和融雪使我军坦克陷入泥潭。我们只得将坦克撤回汉城。另外，当第187团战斗队抵达制高点时，敌人已经撤往更远的北方了。

　　 现在，我们抵近了“三八线”，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是否要再次越过那条莫名其妙的界线(这条线既不能防守，战略上也不重要)。这一次，华盛顿认为，这是纯军事性的问题。因此，在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后，我决定继续向前推进。对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我仍然感到不太满足，而且，我还想使敌人得不到变更部署、补充兵员的时间。整个迹象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春节攻势，忙于在其当前阵地的大后方集结兵力。有鉴于此，最好还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不能坐等敌人采取行动。所以，我们采取了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行动，以进抵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该线基本上与“三八线”平行，在“三八线”以北，但是，在左侧，它却沿着蜿蜒曲折的临津江延伸至海边。

　　 这条新划定的目标线包括了十英里宽的水障华川水库。以前，汉城的用水和供电依靠这座水库。但是，这座水库对我军北汉江下游的阵地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敌人有可能炸毁水库大坝，使北汉江江水泛滥。我们朝新的目标线推进时遭到敌激烈程度不同的抵抗。当地形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掘壕固守；当地形便于我快速推进时，他们就很快溜之乎也。右翼的地形条件极差，道路稀少，有许多悬崖绝壁。但是，我方部队还是得以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四月九日，我左翼部队全部抵达“堪萨斯线”。在右翼，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极力克服险恶的地形和补给线不足造成的困难，还在朝着目标线推进。这时，敌人打开了华川水库基部的好几个水闸。一开始，敌人的这一招似乎真要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江面一小时之内便上涨了好几英尺，冲垮了我们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我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免冲垮。我们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但是，由于能见度很差，地形崎岖，敌人顽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炸毁水闸可以大大降低水库的水位，使水库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炸毁大坝工程量很大，看来，敌人获得炸毁大坝所需时间和炸药的可能性极小。但是，看着第1陆战师以及第1骑兵师一部搭乘外装马达推进的突击舟穿越宽阔的水库，我们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突击舟费了很大的劲才由卡车运抵水库；从而使陆战队的士兵们在远离水库的地区战斗数周之后重新回到了适合他们作战的环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来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之后，大坝才落入我们手中。

　　 在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我们发觉，各处的敌人都处于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敌人的一次攻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视对第8集团军严加控制，十分重视防止部队采取任何可能使我军落入圈套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我们的部队信心十足，积极主动。有些地段，部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以致出现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进而自食其果的危险。我一再向野战指挥官们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损失。

　　 较早一些时候，在“撕裂者行动”结束前夕召集的指挥官会议上，我曾经向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强调指出：递交集团军司令的正式报告应具体写明己方各分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如果报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辞大而化之，不注明日期和具体时间，不写明诸如天气、观察哨数目等细节情况，那就会把事情弄糟，其严重程度有时不亚于敌人行动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与会的指挥官举了这样一个实例。我曾观察过几架己方飞机对紧靠议政府北边的一座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在附近空域观察的整个那段时间，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大约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挥所后看到的第1军的一份报告却说，整个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团战斗队的手中。

　　 我还记得第9军第25师递交的一份报告，大意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分队遭到了反冲击，尔后撤了下来。”详细情况则一概阙如。可是在我了解实情之后，却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即实际上不是什么反冲击，而仅仅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一支连规模的分队对一座高地发起了进攻，尔后，师长要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便亲自下令让这支分队在敌火下撤了下来。

　　 我在书中对这种报告是毫不宽宥的，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了我们对部队督促不够，参谋人员深入前线部队调查不够。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团军，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报告做到全面、真实并且明确，杜绝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并且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还极力强调，发起进攻必须果断，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向实施进攻。这就象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我坚决要求所属指挥官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我知道，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无效。这就象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勾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官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

　　 这些准备工作在即将采取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于采用了与支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按调整线推进以及在夜间收缩以防止敌人渗透等办法，我们没有落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而且，在敌人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时，我们还得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我要求各级指挥官注意学会正确处理大胆前进、歼灭敌军与小心谨慎、保存自己的关系。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所有的前进运动中，都曾出现过需要迅速扩张意外战果的机会。要做到既能抓住这些战机，又能使部队始终可以对付因敌军行动或天气变化而突然出现的严重威胁，这就需要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并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们最初在朝鲜取得胜利时，对于扩张意外的战果不够重视。因此，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调遣部队、切断并消灭逃跑的北朝鲜军队，我们失去了很宝贵的时机。从现在起，我要求，实施大的推进行动必须拟制十分周密的计划，使各级指挥官不仅知道如何处理灾难性的意外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胜利。

　　 在“狂暴行动”中，当我们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胜仗。胜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对消除部队中的自满情绪引起重视。第8集团军重整旗鼓、回击敌人的那股劲头一时又使国内充满了信心。一些持乐观情绪的人竟然认为，彻底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希望消除部队中的这种自满情绪，以免“圣诞节回国攻势”(或曰“七月四日回国攻势”)的那种劲头再度使前线部队对敌人还可能实施的打击毫无准备。我们的责任是防止部队的自满情绪发展成莽撞、蛮干。为此，我于四月一日会见了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位军长，以争取他们同意我如下的坚定看法：第8集团军迄今尚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和最严重的关头还在后面。根据敌军的现有能力和公开的企图，我认为，几天之后，将需要我们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气投入一场战斗。野战指挥官首先要具有这种精神面貌，并通过各级指挥系统来影响下面的部队。对共军发起的小规模进攻都有可能酿成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对付从未遇到过的、更大的威胁。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对敌人保持压力，以便在我抵达一个可据以发起最强大的攻势的地区之前，使敌人得不到重整部队的机会。

　　 由于轻而易举地抵达了临津江，我起先甚至想进而推进至临津江与礼成江(礼成江从临津江西面、开城的附近注入黄海)之间的广阔沿海平原。然而，新近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一地区，敌军兵力较我预想的要小得多。这里仅有北朝鲜军的一个师；而在开城以北却发现了中国军队两支以前未投入战斗的生力部队第63军和64军。如果我军越过临津江，则这些新锐部队会对我之右翼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我打算改变原计划，准备以第1军以及第9军的左翼部队朝铁原方向运动。(铁原是位于“铁三角”西南角的一座城镇。“铁三角”是敌军兵力集结的中心，它的北部以“三角形”的顶点平康为界，东南以金化为界，西南则以铁原为界。)

　　 这意味着在“堪萨斯线”的北面要划定一条新的目标线即“犹他线”。其实，“犹他线”不过是“堪萨斯线”向北延伸出来的一个突出部，它可以使我们处于进攻“铁三角”的有利地位。随着我军的推进，敌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敌军沿其整个正面点燃了树丛和森林，企图遮蔽自己的行动，并阻碍我军对己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但是，在夺取了华川水库大坝以及南朝鲜第1军拿下东海岸的城镇大浦里之后，敌人的抵抗行动就逐步停止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未遭任何抵抗便进至“犹他线”。

　　 尽管我们的许多前线部队未能与敌人建立接触，但是却不断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准备发起进攻。炮兵与空军观察员报告，在第9军控制的那段防线北面，发现敌军的一支约四、五千人的队伍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国人在北面不再构筑防御阵地，而且，他们正在填掉预先在我前进路线上构筑的防坦克陷阱。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年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

　　 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

　　 二、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

　　 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老八路

第六章 总统与将军——麦克阿瑟的罢免——原因与后果——中国人被赶了回去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团(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所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们，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而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病。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俨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迸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阿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阿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惜冒使苏联卷入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入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的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晚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许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阿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而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

　　 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味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年攻势所造成的创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不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一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拖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 [ 作者注：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 ]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已存在、牢固确立了的。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的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

　　 “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付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责……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对”或“错”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取“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场。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锲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的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们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有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一线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免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拉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愕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 [ 作者注：引文见附录2 ] 。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时，他曾再次表示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 作者注：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 ]

　　 我是与弗兰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机场。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 [ 江左注：疑翻译有误，可能指飞机乘务组组长 ] 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味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士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入大海。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官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而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重申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当前任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这些信件时，各位司令对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己完全赞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还附有一份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我解释说，是为了提供某些与指示信密切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备忘录和给范弗里特将军的指示信的摘录。在附录3和附录4中，刊载了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的内容不同的指示信摘录。

老八路

备忘录摘录

　　 “进行目前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的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蒂，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官，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每时每刻，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都必须牢记：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以上内容对地面部队不象对我所统辖的海空军部队那样适用，海军一艘舰艇或空军一架飞机的行动都可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正如我后来视察范弗里特将军的司令部时向他口头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却能促使他们对这一关键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

给第8集团军司令的指示信摘录

(一)

　　 1．除非情报部门证明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否则，你必须根据如下分析作战：

　　 （1）与你对抗之敌决心将你赶出朝鲜半岛或者将你就地消灭。

　　 （2）苏联随时都可能以其陆、海、空军之现有实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在本战区与联合国军作战。如苏联进行此类武装干涉，则中共和北朝鲜人民军之军事力量将发动攻势与之相配合。敌军的所有这些行动都将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实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条件及其对地形所产生的影响。

　　 2．此外，你还应当根据以下前提作战：

　　 （1）你的部队将补充到并维持在接近编制装备表规定的实力水平上。但是，你不会得到大量战斗部队或勤务支援部队的加强。

　　 （2）目前尚无法预料你们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多久。

　　 （3）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撤至某个便于防守的地区，并在那里不定期地坚守下去。

　　 （4）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主动撤退，以便及早撤离朝鲜半岛。

(二)

　　 1．你的任务是击退敌军对你目前所占据的大韩民国领土(及那里的人民)进行的侵略，并且应与南朝鲜政府合作，在韩国土地上共同建立并维护秩序。执行此任务时，你有权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地面作战，以及采取登陆和空降作战等各类军事行动，但不得违反2（1）之规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你所属任何部队，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越过韩满边界或韩苏边界。你所属非南朝鲜部队，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边界的地区作战。

　　 2．执行该任务时，你应按下列规定行事：

　　 （1）只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队才可在发起进攻时越过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一线(即“怀俄明线”)。

　　 （2）你应该指挥部队集中力量使在朝鲜的敌军人员与装备遭到最大损失，同时，应始终保持你所属各大部队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队的安全。采取零敲碎打、不断削弱中共和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办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举还可破坏中国的军事威望。

　　 （3）你应在后勤保障和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尽可能减少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施火力机动，以使你的集团军保持进攻精神，掌握主动权。

　　 （4）你应利用敌人的每一弱点，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向世界表明与你对抗的敌人战斗力的真实水平。

　　 （5）(略)

　　 （6）仅以占领地域为目的之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或者毫无意义。

　　 （7）驻远东海、空军司令执行受领之任务时，你应向他们提供支援。

(三)

　　 1．这些指示(你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的副本，只能提供给你手下“应该了解情况”的美国军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扩大朝鲜战争的限制性规定，应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传达，以保证你所属部队人人皆知，都能照办。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项内容或建议，对指示的某些条文进行修改，欢迎你随时与我商讨。

　                                                                                       　 美国陆军中将马修·李奇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