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这五年

高山流水

（宋鲁郑）和美国学者谈十九大，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他们往往从价值观角度来看待中国，或者从利益博弈的角度看待今天中国的发展。而我们中国人则往往从实践检验的角度出发。因此要想理解即将召开的十九大以及中国政治，就需要回顾这五年中国取得的成就。这一共有三个维度：

第一，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的大国，只要能保持国家稳定和发展就是优秀——至少是合格——的执政者。应该说，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制度和执政群体的最基本标准。但考虑到中国的规模，这却也是难度最高的。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都做到了。只不过大家都习以为常，往往忽视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不妨看看，仅仅一个人口不过六百多万的利比亚失序，就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冲击和挑战。

第二，从国际视野来看，同一时期的五常大国领导人，究竟有何人能和中国一较高下。

英国首相卡梅伦（2010年-2016年）号称是近两百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就任时仅43岁。应该说整体而言卡梅伦并非庸才，英国在他领导下摆脱了经济危机，更英明的、非常积极的要和中国打造“黄金十年”，而且他能够顶住美国的巨大压力第一个加入亚投行，堪称大手笔。然而他名留史册甚至堪称改变英国国运以及欧洲历史走向的政治举动却是英国退欧。此举的严重后果非本文重点，我们只能说在面对国家重大命运的抉择时，他未能经受住考验。

和习近平同一年执政、任期也为五年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被认为是第五共和历史上能力最差的领导人。他的支持率后来跌至个位数，被冠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总统”的称号。如果说卡梅伦还有善可陈的话，奥朗德几乎一无是处：经济停滞、债务和赤字继续攀升、失业率高企、恐怖袭击此起彼伏、内阁高官丑闻不断、民众的悲观程度高居世界各国之首。甚至当他以未来政治生涯为赌注，公开声明如果不能降低失业率，将放弃连任，都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

他任期内或许被人们记住的是曾宣布两个紧急状态：一是经济紧急状态，一是军事戒严（持续至今）。把一个国家搞到这种程度，在全球也是难有人望其项背了。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2012年再度竞选成功，但这五年被世人记住的只能是和西方的全面对抗：吞并克里米亚、武力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以及美国认定他干预了大选。普京从1999年担任总统以来，确实表现优异，政治稳定，利用能源价格上升恢复了经济增长，也重建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他在事关国家未来的重大事项上却乏善可陈：政治上，借民主外壳建立了不可持续的强人模式，经济上则没能改变俄罗斯依赖出售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拥有核武器的沙特”。

最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2016年）。8年来，从政治上讲，他未能遏制民粹主义的崛起，或者说他的执政激发了民粹主义的高涨，从而为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危害已全面显现。经济上，他2008年竞选时最重要的两大承诺完全失败：一是要把美国的国债从10万亿美元降低到5万亿，结果却是大幅增长到20万亿美元，相当于此前两百多年美国的债务总和。一是发誓建造高铁，结果8年寸铁未建。军事上，如果克林顿时代对外使用武力是“进的去，退的出”，小布什时代是“进的去，出不来”，奥巴马则是“既进不去，也出不来”。

最后也不妨看一下世界另两个重要的国家——日本和德国。日本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自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近三十年停滞，历经十六位首相都无计可施。2012年再度执政的安倍提出“安倍经济学”，但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德国经济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好的，但默克尔却在事关国家安危的难民问题上做出了和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决策：放开边境完全接纳。应该说，默克尔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类似，日常治理国家还不错，但在面临重大、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事项时却未能经受住考验。

上述国家都算的上是当今世界一流国家，然而其领导人的能力和治国成就显然与中国不在同一水准。

第三，从中国自身来看，十八大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领导人堪称当今世界最有作为的领导人。这一点就是在西方也获得公认。

根据被黑客解密的邮件，美国前国务卿、曾竞选2016年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对习近平的能力赞不绝口。应该说，这种私下、不公开的邮件更能显示一个人的判断和立场。毕竟公开肯定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还是一个制度不同的中国，在美国这样的言论自由氛围中是被禁止的，是政治不正确。

不过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讲，中国领导人的五年作为打破了西方一个论断：即威权国家存在人才逆向淘汰规律，只有唯上、讨好奉迎的领导人才能胜出，最终由于领导人的能力下降而导致治理不可持续而败亡。

我们如果从事实出发，政治人物的逆向淘汰恰存在于西方民主体制中：谁能迎合最大多数、只看眼前和身边利益的普通人，谁就能赢得选举，能力和经验都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长期以来难以选出优秀的领导人物，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好冲动、睚眦必报、说话低俗都到了少儿不宜程度的特朗普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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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中国改革取得了多少突破

简而言之，五年来，新一代领导人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或者由于偏重发展和效率，或者放任市场经济对社会领域的渗透等等原因产生的积弊进行了毫不手软、激烈的大扫除，相当于针对整个国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透视和治疗。

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游戏规则。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反腐，二是全面从严治党，三是司法改革，四是加强领导力。改革开放以来就被民众强烈诟病的顽疾“三公”（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整体上被迅速根除（尽管不排除以各种隐蔽形式存在的个案），官员猖獗的腐败也得到有效遏制。

全面从严治党则涉及到各个方面，除了反腐还有重建政治规矩、政治纪律，这也体现在对四大意识的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从信仰到党风、领导干部的家风到用人机制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变革。回顾五年，一共制定、修订了50多部党内法规，力度之大可谓空前。

司法改革主要有：建立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独立判案并对案件终身负责；为提高法官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完善法官选任制度以及法官员额制；为尽可能减少冤假错案，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证据的程序合法性；为排除地方政府干预，实行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避免地方因素影响，建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杜绝“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颁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改变立案难的立案登记制度。习近平多次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

司法改革的另一个收获就是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开始得到纠正。自十八大以来，已经有34起案件经过严格的程序，令嫌疑人重获清白。另外与时代脱节的法律也被废除，比如劳动教养法。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加强领导力既有象征意义的“核心”、“领袖”、“思想”等提法，更有实际意义的各种领导小组的成立，也有自2015年1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汇报工作。相对于此前分权、且效率较低的“九龙治水”，目前的加强领导力是另一种尝试，而且已经取得明显效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制度改革，十八大以来，一共取消和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618项，提前完成本届政府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323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434项、削减70%以上。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层面核准的投资项目数量累计减少90%。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的党务与国务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党建设好，有凝聚力和行动力，才有治国理政可言。

经济层面，战略上提出新常态，强调定力和改革耐心，不再搞相对低效的强刺激。策略上提出供给侧改革以及“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同时把市场的地位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15个领域进行60项重大改革，并迅速得到实施：2014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370个改革方案；2015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101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415个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97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419个改革方案；2017年上半年，中央深改组已审议60多个重点改革文件。这其中包括事涉国家安定和未来发展的“单独二孩”、延迟退休、教育改革、养老体系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11个方面体制改革，图片来源：人民网

在经济艰难转型升级的同时，展开了脱贫的最后攻坚战。2013到2016年四年间，一共5564万人脱贫，成为全球减贫火车头，并将于2020年完全消除贫穷。

军事上，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这包括2016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将原先的军委领导下的解放军四总部体制改为中央军委多部门制；2015年12月31日，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与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军队抛弃了大陆军主义，打破了陆军高于其他军种的模式。2016年1月，撤销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全军政法委员会，组建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法委员会。2016年2月1日，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2016年9月13日，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2017年4月27日，陆军集团军将原来的18个集团军调整为13个集团军。

以上皆为内政，可以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对中国各个领域存在的难度巨大的问题都进行了有效的、针对性很强的改革，其历史性贡献有目共睹。

外交上，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邓小平“为发展服务”转向“为民族复兴服务”，从邓小平“地区大国定位”到现在的“世界大国”定位，特别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超越了西方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

具体说来则有突破性、创新性、多赢的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事务上，面对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挑衅，在东海、南海强化了自己的权益。

当然中国外交上的变化，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是不是太早，过多的损耗国力和精力，也为和平崛起制造新的障碍。毕竟以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内政永远是第一位的，国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打倒中国。但从和菲律宾博弈的最终结果来看，中国当初坚定的外交策略是正确的。这里面固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没有初期的坚持，也不会有后来菲律宾选举之变。

如此卓有成效的治理，其经验必然在十九大上得到反应，也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新基础。可以说，党代会对中共是重要的，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重要的，而要理解这一点，过去五年是必要不可少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