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昕：我下围棋的时候

文如玉

原国家围棋队女队员合影，右二为魏昕。

学弈

  1960年冬，我走进了安徽省围棋队，从此与围棋相伴半个多世纪。那一年，我13岁。

  那个年代，围棋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都很陌生，我对围棋也知之甚少。唯一与围棋的接触是因为喜欢琴棋书画的祖父收藏了一副围棋，那些圆圆的黑白棋子我很喜欢。因此，当刚刚成立的安徽省围棋队派出老师到省内主要城市的重点小学挑选有潜质的小棋手时，我踊跃报名并顺利通过选拔，成为安徽省围棋队队员。不顾家人的反对我来到了省城合肥。从此选择了与弟妹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围棋的道路。

  进入省队后，开始了严格刻苦的专业训练。围棋队里的教练有朱金兆（曾任围棋国家集训队队长）、黄永吉（曾获全国冠军）、纪洪天（日语翻译）、王太璞、史家铸等。围棋队员有：王汝南、胡茂林、朱宝训、我、吴传穗等；我主要师从朱金兆老师。在围棋上朱金兆老师对我指导最多，在成长道路上纪洪天老师对我帮助最大。

  在老师们悉心指导下我们进步很快。当时的训练不仅仅局限于队内，还经常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前往江浙沪请高手指导。在此期间，我有幸与围棋界前辈顾水如、刘棣怀、陈家谋、薛仰嵩、郑怀德、赵之云等对局，受益匪浅。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些前辈高手们不仅完全无私地指导复盘，而且对我们这些小棋手热情关怀。年少的我懵懵懂懂，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讲过，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其实，这些感谢一直都存在我心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感谢已慢慢成为感动，并成为我对围棋深爱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师前辈们、以及后来进入国家队后师兄们的无私帮助，对年少的我影响至深，某些程度上可以说是形成了我的围棋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初段

  1962年，我代表安徽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获得女子组第二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想到，后来我会在北京生活那么多年，遇到那么多的良师益友，并且亲身经历了围棋随着国家政治风云的起落以及我本人随着围棋的起落。

  1962年，全国围棋赛在合肥举办。这次比赛汇集了全国老、中、青、少各代棋手。在这次比赛中，我战胜一些地方知名的前辈男棋手，获得职业初段。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围棋生涯的一次飞跃，尽管我当时还在懊恼为什么不发挥得更好一些。

  1962年，是中国围棋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比赛期间，中国围棋协会成立，陈毅元帅任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陈毅元帅说过“国运盛、棋运盛”，这句话是激励我们这一代棋手努力赶超日本棋手的动力。

  比赛结束后不久，国家围棋集训队成立。朱金兆、黄永吉、王汝南、我、吴传穗前往国家集训队参加训练。刚去集训队的时候，训练楼和宿舍都没有建成，记得我们住在现在运动员大楼对面的一排低矮的平屋里。在那里我经历了围棋国家队建立的初始阶段，我的围棋水平也在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后来国家体委运动员宿舍楼建成，大家开开心心地搬进了楼房，队员也越来越多，老中青少几代人汇聚一堂。老先生们有：过惕生、金亚贤、崔云趾、王幼宸等；老一辈的棋手有：朱金兆、黄永吉、齐曾矩、邵福棠等；年轻男棋手有：陈祖德、王汝南、吴凇笙、罗建文、沈果孙、黄良玉、华以刚、曹志林、姜国震、杭承义、黄进先等；年轻女棋手有：刘月茹、吴传穗、王玲玲、我等。

  现在回想起来这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清晨起早锻炼，上下午训练，傍晚又是身体训练或是去龙潭湖划船，晚上开会。训练的强度和密度比起在安徽队时更大，但是和现在的围棋道场还是有天壤之别的。虽然每个队员都刻苦训练一心想着为国争光，但是我们队员之间好象没有那么激烈的争夺，更不要说残酷的竞争。当时业余活动也很多，春游颐和园、秋游香山看红叶、还有定期去国家体委农场劳动。当时的比赛不多，我业余时间最喜欢去图书馆借阅图书，几乎是看遍了当时出版的世界名著。爱看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并陪伴我终生。

  也许是因为我是小女孩的缘故，我在队里得到了更多的关爱和指导。记得那时，每天对局训练完毕，总是有人主动问我：赢了？输了？摆出来看看。接着就是复盘开始，每当指出我的错处，我就情不自禁说：我怎么老是那么笨！后来大家都开玩笑叫我“小老笨”。老先生们也都爱和我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人生风雨起伏的老先生们，温和儒雅，对人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


《围棋》月刊1965年第7期刊登魏昕与平田丽子的对局棋谱。


中断

  “文革”开始后，我亲身经历了围棋队的起起落落，目睹了老帅们在国家体委被批斗，我在北京饭店和李立三下棋后不久，就传来他自杀的消息。。。。。。这些事情对我震动很大，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些支持关心围棋的国家领导人，怎么就会是坏人，怎么就要挨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体委被定为“独立王国”，有人说“围棋是独立王国里的独立王国”。

  围棋集训队很快就被解散。我自己的围棋生涯也被迫中断。1968年回到安徽，后又下放到合肥机床配件厂当车工。那是我棋力正在迅速提高的时候，围棋生命却在那几年彻底中断。“文革”中安徽省所有的围棋资料和棋具都被洗劫一空，老师们被关进牛棚。

  当时我以为这一辈子都会待在车间里当车工了。开始时我夹不紧齿轮，车床一开动齿轮就会飞出来，飞到房顶然后砸落下来，经常把车间的师傅们吓得脸都变了色。我的师傅很质朴善良，她耐心地从零开始教我。后来同车间师傅们看到我确实体力小体质弱，只安排一些小型号的齿轮让我车。那时候工作时间很长也很累，每天都要在车床边站八个小时。下班后还要政治学习，每天学毛主席语录是一定要做的。每当此时我就想起陈毅元帅“文革”初期在北京饭店接见我们时说过“这是政治庸俗化”。


重逢

  1973年春天，中国国家围棋集训队重新组建了，我把女儿交付给妈妈和婆婆，重返北京。

  这次集训汇集了全国的三十多位棋手，其中增加了不少年轻棋手，而唯独不见了老先生们，我时常会想念这些老先生。

  那次集训的女棋手有陈慧芳、孔祥明、何晓任、黄妙玲、张成华等。从年龄上她们都应该算是我的妹妹，我和她们相处一直很好，现在仍然保持联系。近年来，媒体多有关于美女棋手的议论，作为一名女棋手，我认为：女人不是因为美丽才下围棋，而是因为下围棋才更美丽！

  和十年前第一次进国家队时相比，我有太多的改变：那时我始终与男棋手同台竞技，棋越下越好；而这时我与围棋彻底分开六年，精力大不如从前。重新坐回棋盘前，再找不到以前的感觉。虽然还坚持训练比赛，也战平了日本来访的小川诚子，成绩也在女子比赛中位居前六名，但就是再也找不到把陈祖德下出一身汗的锐气，以及战胜平田丽子的自信。年龄比我小的孔祥明、陈慧芳等女棋手逐渐成长起来。到七十年代末，慧芳陪我找知名专家看病，医生说我心脏早搏有杂音，严重的心动过速，不应该再参加比赛。我也觉得应该淡出一线了，因此逐渐地转向教练工作。


推广

  1988年，安徽电视台拍摄电视剧《棋圣童年》，编剧王拓明与我相识多年，他知道我对聂卫平小时候比较了解，小聂的姐姐聂姗姗是我少年时代的好友，特地邀请我担任顾问。我觉得这也是围棋的事，就全程参与了该剧的采集和拍摄。该剧在全国放映后推动了少儿围棋活动的开展，并获得当年安徽电视剧大奖。

  同期，我在安徽积极参与推动围棋入大学校园的活动，在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围棋队，并带队参加全国大学生围棋比赛。当时中科大围棋队队员都是优秀的学子，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少年宁铂也是围棋队队员，他在全国赫赫有名。那时他经常来看我，他的儿子“小黑鱼”也跟着我学过一段时间围棋。现在的宁铂皈依佛门潜心佛学，我真的很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听他讲经论佛。

  1988年由我牵头，安徽省创办了“未来杯”少儿围棋比赛，迄今已举办26届，成为安徽省传统少儿围棋比赛项目。九十年代初，我应邀借调前往广东省中山市开展普及活动。1995年我返回安徽棋院担任棋校校长，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围棋的普及和推广中，普及工作从大学到幼儿园全面展开。我喜欢《围棋天地》曾经刊登过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教会孩子下围棋，是为了孩子更好地应对明天”。

  尽管我的棋力未能达到我心目中的最高水平，这在我心中留有一丝遗憾，但如今女儿经常从事围棋比赛的竞赛裁判工作，让我感到一些欣慰。因为赞同杭州棋院杭州围棋学校的办学理念，女儿将外孙送到那里学习，他既提高了围棋水平也完成了小学学业。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围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对我来说，围棋是和众多的前辈高手、同时代的良师益友以及我的学生们融为一体的温暖回忆！

  回顾半个世纪的围棋道路，前辈们都已经离开我们，我们这批人也已步入老年。唯有围棋，依旧在，永不老！（文章刊登于2013年第12期《围棋天地》）


国家围棋队成立50周年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