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的少将参谋长解放后任逍遥津公园管理处副处长

李云龙

济南战役前，第二绥靖区少将参谋长罗幸理被杜聿明斥为“思想有问题”，还向蒋介石告了“御状”。罗幸理在济南城破后主动投降，不久后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荣登军事学院的教坛。

罗幸理是王耀武的得力助手，也算得上是个“大区级”干部。

罗幸理原是王耀武第四方面军的老班底。1946年1月下旬，国共双方停战令虽已开始执行，但蒋介石仍令王耀武率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秘密空运济南，以此为基础建立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罗幸理开始时被任命为副参谋长(参谋长贺执圭)，不久当上了参谋长。

第二绥靖区编制规模很大，辖区范围也很广，主要任务是遏制山东全境之解放军，切断华东解放区与东北、华北解放区的联系，统辖的部队正规军多达五六个军，地方保安部队也在10万以上，绥靖区机关有八大处，处长都是少将级军官。面对这样大的一个摊子，罗幸理处理得有条不紊，深受王耀武的赞赏。

在解放军，参谋长有职有权，享受和副职同样的待遇。但在国民党军队，参谋长是幕僚，是主官的助手，只能参赞军机而无决策之权。因此国民党军的参谋长大多处事谨慎，决不轻易表态。

但罗幸理这个参谋长却与众不同。他是四川人，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年轻聪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

1946年3月初，“三人小组”到济南，陈毅、黎玉作为山东解放区的代表，也从临沂到济南。期间，“有权有势“的罗幸理对我方代表不仅未加刁难，反而有所照顾，博得了陈毅的好感。

1947年2月爆发了莱芜大战。参谋总长陈诚在南京遥控，制订的作战计划并不完全符合山东的地理民情。例如，陈诚指示第二绥靖区抽两至三个军从沂蒙山区南下，与北上之国军“聚歼”解放军于沂蒙山区。

王耀武接电后，认为此方案不行，和罗幸理等人一起制订了另一个方案，并派罗持此方案去征求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的意见。庞听了罗幸理对两个方案的说明后，也认为陈诚的方案是孤军深入、腹背受敌的下策，支持王耀武的意见。

不料，主观专断、刚愎自用的陈诚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强令二绥靖区执行他的方案，最后导致了7个师5万余人全军覆没。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赶到济南，在飞机场开会“检讨”战事失败的原因。王耀武不敢说明与陈诚的争议，倒是罗幸理斗胆陈述了战前二绥区曾两次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反而受到国防部“无庸再读”的申斥。

蒋介石当场问国防部次长刘斐有无此事，为何不于考虑?刘斐回答说:“确有此事。而且我也不同意轻进。只因辞修(陈诚字)坚持，故仍按原定计划进行。”

蒋介石听完之后，将拳头往桌子上一捶，忿忿地说:“辞修胡闹!”不久后，陈诚就被撤销了参谋总长的要职。罗幸理敢于在蒋介石面前据理陈述的胆识，更博得了王耀武的青睐。

罗幸理十分清楚山东国民党军各方面的情况，因此尽管连王耀武也吹嘘可守济南半个月到20天，但罗幸理却不这样认为。

战役前几天，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来济南视察，听取王耀武、牟中珩和罗幸理等人的汇报，共同研究防守济南的问题。杜聿明认为只要加强工事，不增加部队也可固守。王耀武则认为必须增加部队；罗幸理接过王的话茬说:“光靠工事而部队不坚强，是不行的。如不增加部队，济南只打三五天就完了。”

杜聿明狠狠地瞪了罗幸理一眼。他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告了罗幸理一状，说罗“没有固守济南的决心，身为二绥靖区参谋长，不但不设法鼓励士反气，而尽说泄气的话，思想大有问题!”

但在蒋介石还没有来得及对罗幸理作出“组织处理”之前，济南战役就打响了。

吴化文率部起义前，二绥靖区司令部设在商埠的中心位置一一以山东银行为中心的几幢洋房里。吴起义后，商埠很快被我军攻占，王耀武命令罗幸理率二绥靖区司令部全体人马迁至新省府大楼，自己则到前线亲自调整守城部署。

激战至22日，新省府大楼开始落下我军炮弹，王耀武命令罗幸理继续在此指挥战斗，自己则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从大明湖南岸乘船抵达东北岸的北极庙西侧成仁祠内，另设司令长官指挥部，与罗幸理的指挥部成犄角之势。

这说明，罗幸理在济南战役中，不折不扣地是王耀武的左臂右膀。

9月24日下年2点左右，我军占领了旧政府大楼，直插南岸的新省府大楼。而在此以前，王耀武已从北极庙逃跑。所以，济南失守前的最后半天，罗幸理是守城最高指挥官。

这天傍晚，我军各路攻城部队涌向济南敌人的最后巢穴——新省府二绥靖区指挥部，四面八方响起了“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声。谁知，王耀武没捉到，捉到的是罗幸理。

后来，罗幸理被送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淮海战役开始后两天，罗幸理和济南战役中放下武器的高级将领一起，发表了《告国民党官兵书》。

实际上，罗幸理长期从事幕僚工作，没有在前方带兵打仗，很少有直接的血债。经过学习，他的政治立场有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觉悟提高非常快，并于50年代初光荣加入解放军，被分配到军事学校当教员。

罗幸理转业后，被安排到安徽合肥，任逍遥津公园管理处副处长，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