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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四次长沙会战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大会战。其中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方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 狂妄日军被扁记 张治宇 张德彬 1941年12月下旬，为策应向香港进军的日军，日本第11集团军在阿南惟畿的率领下，向长沙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史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此战中，中国军队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法，对孤军深入的狂妄之敌进行合围作战，使日军遭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败仗，尽管此战结局惨胜，但依然是抗战中正面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值得一提的战役。 战略背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是全国抗战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然而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将长沙烧成了粤汉铁路上的一座“孤城”。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长沙一线成为中日反复争夺的战略要点，因此中国军队在此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与日军对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第23集团军进攻香港。为策应英军在香港作战，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及第4军奉命南下，准备向广州的日军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发现中国军队准备南下，遂决定先发制人，对长沙方向采取攻势，以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兵力，并准备在汨罗江两岸歼灭第九战区主力。日军认为：“此举即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队以严重威胁。” 
中国军队设在岳麓山上的重型榴弹炮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役筹划 然而，日军进攻长沙并非易事。长沙西接洞庭湖，东有九岭山、罗霄山等山脉，地形复杂，从岳阳到长沙是水网地带，不利于日军大规模机械化部队行动。1941年11月17日，在长沙召开的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在总结了前两次长沙战役的教训后，提出了“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天炉战法”。具体来说，当日军发起进攻时，中国军队采取节节抵抗、逐次后退、诱敌深入的策略，在达成作战目的后，向斜侧后方的山地撤退，并绕到外线，进而从更大层面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最后以尾击、侧击、夹击之势围歼日军。 在这一战法的基础上，第九战区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以长沙城外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为第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是伏击区和诱击区，第三道防线是决战区，即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歼灭之”。随后第九战区从其他战区抽调12个师，这样，长沙附近总兵力达到了37个师，共30万人。 此时，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制订的进攻湘北的作战构想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南岸的第20军击溃，随后到达的第3师团在第6师团右翼投入战斗，将汨罗江南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日开始，两周左右结束。 作战经过 逐次抵抗，诱敌深入 12月24日傍晚，日军在雨雪交加中向岳阳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了攻击。到26日，日军先后突破中国守军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中国军队与日军血战对峙的计划并未实现。由于日军进攻顺利，阿南惟畿于29日晚做出决定，放弃原本制定的消耗中国军队作战力量的目的，转为攻城并下达进攻长沙的命令。31日，日军主力先后渡过捞刀河，进入捞刀河与浏阳河中间地区。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主力分别从东、南、北方向对长沙形成围攻之势。 血战长沙，部署合围 1942年1月1日，长沙攻防战开始。日军3个师团，在几十架飞机投燃烧弹、毒气弹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面猛扑长沙城。日军攻击重点首先在长沙东南面，其次在长沙东北面。预备第10军在岳麓山重炮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2日，日军强行向城内攻进，守军在炮火支援下坚守，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并歼灭突入阵地之敌。3日，日军2个师团在航空兵的协同下，再度向长沙猛攻。中国守军奋力搏杀，经过三天鏖战，长沙城已失大半，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第10军仍然死死坚守，与日军逐街逐堡逐屋地争夺。至4日，日军伤亡惨重，弹粮将尽，且第九战区调至长沙外围的10个军已从四面包围，进行向心攻击，因此下令北撤。
湘北追击，向心围歼 4日下午，根据作战命令，中国军队各作战师团迅速由南向北、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东南向西北、由西北向东南，追击、截击、堵击向北溃逃的日军，先后4次对日军形成包围作战。撤退中的日军，既要对付中国军队袭击，又要掩护伤病员，在中国军队向心围歼的打击下，行动十分迟缓，且损失惨重。直到1月15日退到新墙河北岸。至此，中国军队重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战史解码 根据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的战报称：此战中国军队伤亡28000多人，毙伤日军56000多人，俘虏1.3万余，另缴获大量物资，后来历史学家根据各方面的史料佐证，战报中击毙和俘虏日军的数据存在夸大的嫌疑，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确以中国军队“惨胜”收官。 战法得当，中国军队谨慎应敌 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第九战区总结了前两次长沙战役的经验教训，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围歼日军于“天然熔炉”的战法。在此基础上，战区司令部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例如，在兵力部署上，改变了过去兵力分散的不足，将主力配置在湘北；在地域选择上，不以长沙城为决战地，而选择捞刀河以北、汨水以南地区决战，有利于外围部队集结；在战机把握上，不是日军强渡汨罗江向长沙进攻时，而是日军进攻受阻开始退却之际进行；在情报获取上，派出大量谍报人员，及时掌握日军动向。为了达到保密效果，战时使用的通讯设备一律采用有线电话指挥作战，防止日军破译通讯设施。此外战前，第九战区构筑了纵深梯次的据点工事，储备了大量粮食、弹药和军用物资。会战中，参战各军始终严格按照作战要求进行，这些都为战役胜利作了保障。 日军狂妄轻敌，擅改计划，孤军深入最终遭围歼 日军方面。在第三次长沙战役前，第11集团军指挥官阿南惟畿认为，中国军队刚刚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沉重打击不到两个月，短时间不可能恢复战斗力，而且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本身就不强，只会逐步抵抗，这次作战必将不战自溃。因此，第11集团军在作战前，甚至连作战方案都与上次会战一样，投入兵力比前两次还要少。正如日军在检讨失败教训时指出的那样，“……造成这种结果（战败）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战斗力量”。实际上，此时第九战区可以说是聚集了中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 日军在初期制订的作战计划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目的，并非在于占领长沙，而是“摧毁中国军队战斗力，牵制第九战区南下”。日军从24日发起进攻开始，其作战推进极其顺利：24日下午投入战斗，26日夜间就杀到了汨罗河边，48小时内居然连连突破其防线，前进了大约25千米，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军队进行顽强阻击，但在日军进攻面前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到了30日，可以说日军已经实现其摧毁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目的。此时，如果日军按照原定计划反转撤退的话，则第三次长沙会战对中国军队来说又是一次败仗。 
然而，前期的顺利助长了日军的狂妄，第11集团军司令阿南惟畿临时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决定向长沙发起进攻。此时日军的后勤补给已经无法跟上。狂妄的阿南惟畿带领这支孤军继续深入，即使在长沙久攻不下、甚至接到要求撤退的命令时，仍然谎称“不久即可获至战果”，继续发动对长沙的攻击。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军队才得以完成包围计划，对其进行追剿作战。 追剿不力，防守松懈，日军两年后“逆袭”值得反思 日军在战后反思中认为，此战本为配合香港方面作战，然而损失远多于香港作战，况且此时恰逢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之际，此战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英美媒体均对此进行报道，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士气。而第九战区在战后总结中也承认，此战虽然胜利，但在后期截击日军北撤的作战中，由于忽略了重点控制点，没能破坏日军渡河设备，从而使日军未受到成建制的歼灭性打击。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上下，尤其是在第九战区内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所有参战指挥官几乎无一例外都获得奖励并加官进爵。此后两年内，日军的确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九战区的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逐渐轻敌，并放松了警惕。而日军则在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长沙地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最终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再次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彻底击溃第九战区，使其直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面对日军两年后的这一“逆袭”，不知驻守长沙的守军作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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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9 09: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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