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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行侦查 上述五路调查宜同时进行,但专案组只有十多名刑警,驻地也必须留人值守,加之专案组长侯季五是黄浦分局局长,还得兼顾分局其他工作,能参加案情分析会就不错了,根本没有时间直接参与调查。如此,力量一分散,每一路就只有两人了。副组长凌丰原本分工留守,可众人出发前他却改了主意,指定其在市局刑侦处的助手火于道代替他值守。他打算去见见金潇漪,因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与那个脸上有一道刀疤的前女子银行职员当面谈谈也许会有收获。之前奉命留在柏氏住所负责保护金潇漪的男女刑警各一仍在坚守。他们向凌丰报告说,今晨已由派出所告知金潇漪其夫身亡的噩耗,担心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还请来了医生,但金潇漪显得很坚强,尽管眼泪滂沱,但没有昏厥之类的反应。她提出要去看丈夫的遗体,被警方劝阻,答应稍后带她前往。 此刻凌丰和刑警陆鸣登门,她还以为是带她去看丈夫遗体的,听见摩托车引擎声,马上从里间往外走,与凌丰两人正好劈面相遇。从金潇漪那副失魂落魄的神色可以看出柏森林的被害对金潇漪的打击之大。凌丰过来途中特地去医药商店买了一打口罩,当下递过去,说今天蛮冷的,你戴上口覃吧。金潇漪道谢后,却把口罩放在一旁,摇头低语:"他走了,我这颗心也死了,戴不戴口罩无所谓了。从今天起,我出门再也不戴口罩了!"此言使凌蓦地一惊,寻思这是一个痴情女子啊!问金潇漪8日傍晚她被丈夫从分局接回家后是否留心过家里有什么异样,金说当时心烦意乱,根本没有留意。那么柏森林呢,他有什么反应?金潇漪说,柏森林担心她经此变故精神会出问题,给她下了碗面条,"逼"着她吃了一些,就骑摩托带着她去了拉都路(襄阳南路)一位法国精神病专家的家里,那位专家叫马泽尔,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和柏森林相识于十多年前,那时柏还是巡捕房的侦探。马泽尔先生跟金潇漪谈了两个小时,用如今的术语说就是进行心理抚慰。最后,马泽尔先生说此事有可能传到街坊,引起邻里的议论,那对金潇漪又是一次打击,建议柏森林去黄浦分局提出要求,请分局出具一纸书面结论,再由派出所公开澄清此事。 夫妻俩觉得此举很有必要,当晚回家后,金潇漪要求丈夫尽快去黄浦分局。可柏森林说他明天事务所有事走不开,一批通过事务所介绍给华东军区卫生部的进口西药到货后,经军方检验发现有问题,他已经和军方约好,明天去江湾军需品仓库实地查看,当场提取样品送检。这事折腾下来估计得一整天,去黄浦分局恐怕要后天了。金潇漪所说的情况,刑警在劫查事务所现场时已经听庄会计说过,在柏森林的办公桌上也发现了柏根据复检结论起草的一份情况说明。如此,柏森林昨天为何要在事务所待到那么晚的原因就清楚了。刑警与金潇漪继续往下聊,金潇漪无意间说到的丈夫生活中的一个反常细节引起了凌丰的注意:早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时,柏森林的脾气在同事中就有口皆碑,待人一向和善,甚至对被捕的人犯也比较照顾,不少小瘪三都称他为"活菩萨"。 在气氛压抑的租界巡捕房尚且能保持这样一份平和心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更不用说,四邻八舍、摊贩乞丐,他见之都温和有礼,别人有求于他时,能帮总是帮一把。在家里也是这样,偶有上门来修理房屋煤气水电的工人,柏森林都是笑脸相迎,好茶好烟相敬,付的工钱足尺加三,属于职务行为如修理煤气电灯的,则付给小费或赠以物品。可是,两年前柏森林却对上门修理电路的工人发了一次火,神情语气都是前所未见的严厉,只有当年柏森林开枪抓捕对金潇漪图谋不轨的两个流氓时可与之相比。那天,家里的电线发生故障,柏森林上午去事务所上班时打电话向电灯公司报修,对方答应下午派工人上门。柏森林因此提前下班,回家后没多久工人就过来了。检查书房线路时需要打手电照亮,可工人忘了带手电筒。柏森林家里本是准备着手电的,但长时间不用,电池跑电不亮了,柏森林就出门去附近商店购买电池。在此期间,电工师傅为了节省时间,让女主人点了蜡烛照明,发现了故障原因,处理好后接通电路进行测试,见写字台上有一盏台灯,就随手按下开关。台灯时明时暗,师傅就把台灯拿在手里移动着,查看究竟是台灯本身的问题呢还是线路问题。就在这时,柏森林买了电池回来了,见电工此举,竟然大恼,上去一把抢过台灯,严厉训斥对方"乱动东西,没有教养"。一旁的金潇漪看不过去,劝阻了几句。柏森林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向电工师傅表示歉意,对方离开时他还让妻子拿了两包香烟相赠。凌丰听到这里,朝陆鸣看看。小陆1948年考入旧政权警察局交警总队,当了一名交警。其时他已是地下共青团员,此举系奉命而为。上海一解放,地下变成了地上,组织上将其调到市局刑侦处当了一名刑警。 小伙子机灵,刑警只干了七个来月,就已经从留用老刑警那里学到了寻常新警员一两年才能学到的东西。当下立刻会意,意识到那盏台灯里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便向书房走去。果然,凌丰已经没兴趣再听金潇漪说什么了对女主人说要去书房看看,金潇漪自然同意这盏台灯的款式相当新颖,采用医院手术室的无影灯技术,开关是按钮式的(当时市面上般都是扳压式,偶有使用拉绳开关的已是被人赞不绝口的新产品了),灯架最为别致,是可以随意扭曲上下左右移动位置的软管式。凌丰一眼就盯上了那节镀着克罗米的白铜灯架,问这么漂亮的台灯是从哪里买的。 女主人回答说,这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俩去逛中央商场时购买的美军剩余物资。凌丰把台灯拿在手里,嘴里赞叹着,手里已有动作。他此番前来原本就有"复查"准备,生怕金潇漪这里没有工具,就自带了一套电工工具。此刻三下五除二把台灯拆开,放在桌上进行检查。先看台座,喷着浅绿色油漆的长方形外壳内,两端固定着两块镀锌平衡铁,两块平衡铁交界的缝隙间整齐地排列着电线。凌丰用螺丝刀拧下平衡铁,检查下来是实心货,那就不可能藏匿什么东西了。 然后,把无影灯罩拆开,里面安装着七个小灯泡,并无藏匿物品的空间。陆鸣在一旁注视着凌科长的动作,见状不无失望地轻叹了一口气。没想到凌丰竟似胸有成竹一般,拧松了灯头连接处的螺丝,从灯架的另头把电线慢慢往外抽。电线在线管里卡得很紧,必须小心翼翼来回转动着一点点往外扯。凌丰很快就发现了电线卡得很紧的原因:扯出的两股电线中,夹缠着一截皱皱巴巴的蜡纸!取出蜡纸,里面是一张同样皱皱巴巴的宣纸,好在上面的字迹依然能分辨出来。凌丰一目十行匆匆把宣纸上的文字浏览了一遍,不由倒抽口冷气,随即把宣纸按原样裹于蜡纸内,仍旧夹进电线,放入线管,再把拆开的台灯恢复原状。 然后,他对在一旁看得瞠目结舌的金潇漪说:"这台灯我们要带走,请金女士也跟我们走趟。"金潇漪不解,问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她带走。凌丰向她解释:"是什么东西回头会告诉你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不是'带走',而是有情况需要了解,了解过后,会立刻安排你去看遗体。"不解的不单是金潇漪,一旁的刑警陆鸣也感到不可思议。此前,他对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凌科长不是很熟悉,但都在一幢楼内办公,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眼中的凌丰水远都是一副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的样子。可此刻的凌丰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看过裹在蜡纸里的那张宣纸上的文字后,他的神情居然很紧张。陆鸣不知是怎么回事,又不好问,只得服从凌丰的指令,带上金潇漪去分局。离开前,两个留守刑警之一、女刑警小彭向凌丰报告,曾有邻居向她反映称1月8日上午十点左右,一个戴着一顶宽檐帽、脸上捂着口罩的男子前来柏氏夫妇住所叩门,里面的人把门开了一条缝,那人进去后门迅速关上了。 凌丰判断这两人应该就是对柏氏夫妇的住所进行搜索的家伙,先来的那主儿八成是个身怀绝技的"锁王"级角色,他开锁潜入后发出暗号,附近等候着的同伙便叩门而入。凌丰寻思,既然是开锁的,跟刑警老朱是同行,可以请老朱访查这条线索。那么,凌丰在那张宣纸上看到了什么内容呢?返回专案组驻地黄浦分局后,他立刻提着台灯去见专案组长、分局长侯季五。先说了说情况,正要拆开台灯取出宣纸,被侯局长阻住,说不必看了,咱俩立刻去市局向领导汇报吧。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看了那张宣纸上的文字后,当即宣布:原"1•10"命案专案组暂停一应工作,所有卷宗材料移交给"悬办"。 1949年11月下句,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密件,要求对密件中所列发生于建国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重大悬案进行调查。上海市公安局抽调精干侦查员组建了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下设六个调查组。稍后,北京又向上海方面下达了十几起需要由"悬办"侦查的案件,其中一起简要案情如下--1925年11月,毛泽民奉中共中央命令,赴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兼中央秘密印刷厂(所)负责人。 从这时起至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毛泽民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一直主持秘密印刷厂和地下发行工作。中共中央印刷厂在上海几经辗转、多次搬迁,冒着巨大风险印刷了大量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为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创造了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奇迹。其间,1928年春秘密印刷点"协盛印刷厂"遭到敌人破坏,化名杨杰的毛泽民不幸被捕。在沪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获悉后,第一时间部署营救工作，毛泽民则利用放人尚未掌握自已真实身份的时间差,巧秒与敌人周旋，终于脱离了敌人的魔掌。 事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敌人是如何获知有关"协盛印刷厂"的情报的(该厂是获得公共卷界工部局经营印刷执照的厂家),但直到1932何共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也未能查明情况，从此成为桩悬案。建国后,中央决定对解放前发生的涉及我党我军的重大历史卷案进行调查。该案也在其中,被命名为"协盛案件"。 49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此通知后随即把需要调查的历史案件传达至本系统科级以上干部,凌丰也在知晓此情况的于部之列。读到藏匿于台灯内那张宣纸上的内容后,他意识到"110"命案不是一般的凶杀案件,而是关系到重大历史悬集线索的一桩特大案件。
五、疑犯落网 新组建的专案组由"悬办"四组的四名侦查员郁益卿、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为核心,原"110"专案组的刑警除两位组长侯季五、凌丰归建,其余均转移至新专案组,接受郁益卿等四人的指挥,如无特殊情况,他们不参加案情分析,只负责执行使命。这样,案情分析会就只有郁益卿等四侦查员开了,先传阅了那张宣纸,内容如下-----敬启者：公共租界爱尔近路春晖里(今安庆路)公)约半年前新开一家印刷厂名杰,系名"协盛",老板姓杨，系一三十余岁男子,体态魁梧,浓眉大眼,额头发际明显高于常人,操湘东口音;此人纠集一伙操湘中口音之精壮汉子操办印务，食宿均在厂内，据悉工友若无准许不得擅自外出,如获准外出亦不得单独出行，且外出须两人以上同行方可，且外出时间受到严格限制, 该厂东伙行为诡异，形迹可疑。鉴于沪上日前有报载消息称租界巡捕曾在外滩查获随身携带共党宣传品之可疑者,故疑杨氏所执掌之"协盛"厂应系印制共党宣传品之据点。 特此检举,祈盼查究三月二日从内容看,这是一封匿名告密信,写信人用的是毛笔,但一手小楷字水平一般,用民国时的标准衡量,顶多初中毕业;从遣词造句以及行文语气看,写信人写这封信时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以上,平时经常阅读报纸,而且比较留意政治类信息。当时上海滩报纸比较多,不但有中文报纸,还有英文报纸,所刊登的社会新闻中时不时可见"抓获共党分子"之类的报道,但寻常百姓对此类信息基本没有兴趣。 可是,这个写信人却在告密信中举了公共租界发生的事例,而"协盛印刷厂"所在的爱尔近路春晖里也属于公共租界的地域,可见此人知道公共租界巡捕房对共产党的案子是很重视的,这封告密信递出去之后应该会引起巡捕房的注意。事实也是如此,也就不过十多天,就发生了"协盛"被查封、毛泽民被捕的重大事件。告密信写在一张13×9厘米的宣纸上,纸张质量一般,从一侧沿口的毛边判断,这应该是张裁下来的边角料。 这种纸张的来源有两种,是来自于书画师丢弃的废料,二是从专门出售废纸边角料的商店购买。但眼下无法以此作为判断告密信作者身份的线索,因为"协盛事件"发生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中间经历了帝国主义租界、国民党、日伪统治时期,发生了太多的变故,根本无从查起了。那么,应该怎样对该案进行调查呢?四名侦查员讨论下来认为:从现有的线索来看,只能说二十二年前曾有人向公共租界巡捕房写过告密信告发"协盛",至于秘密印刷厂被破坏以及毛泽民的被捕是否该行为所引发,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更使人感到不解的是,这封告密信竟然是由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刑事探员保存在私宅,而不是保存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政治案件档案中。已被杀害的柏森林是否与"协盛案件"有关?这是今后调查的一个方向。第二个调查方向即是"1•10"命案,此案肯定与当年的"协盛案件"有关。接着进行人员分工,专案组四名核心成员负责调查告密信与柏森林的关系;原"1•10"命案专案组的刑警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案进行调查。 1月11日下午,专案组长郁益卿率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三侦查员前往提篮桥分局,查阅柏森林在上海解放后按照军管会发布的通令,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登记时留下的记载。柏森林于1923年10月十八岁时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受半年训练后被分派到公共租界汇司捕房当了一名刑事探员,在该捕房一直干到1941年底方才离开,改行做起了生意。其在材料中声称,在巡捕房服务期间,参与过多起刑事案件的侦查,抓捕过多名人犯,但都是刑事罪犯,没有政治犯,也没有参与承办过任何政治性案件。提篮桥分局对此进行过调查,调查结论认为柏森林所言属实。然后,郁益卿四人又去了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1928年3月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有关汇司捕房的卷宗,没有发现查抄"协盛印刷厂"的记载。 侦查员在接受使命时,上级给了他们一份来自北京的案情简要说明,里面记载了"协盛案件"的大致过程--"协盛"厂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遭到巡捕的突然搜查,毛泽民因是老板,搜查之后当场被带走。组织上通过其他捕房的内线(当时中共在汇司捕房设有内线)辗转获知,该捕房政治部是获得密报后决定对"协盛"进行突然搜查的。 之后,化名杨杰的毛泽民被扣上手铐,没带往巡捕房,而是带到一家旅馆进行讯问。"杨杰"坚称自己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谁给钱就给谁印。办案巡捕给了个罪名,说是"印刷赤色刊物",已经犯法,须交纳罚金。罚金数目巨大，"杨杰"虚与委蛇,答应设法筹款,并把厂房、机器设备和纸张等作为抵押,在交纳八百元预付罚金之后被释放。这一去当然就彻底拜拜了。对于巡捕房来说,这属于一起中途流产的案子,无法给予定性,就没有接着补充什么卷宗材料,甚至连结案报告也没有--根本结不了案。因此,此刻侦查员也查不到捕房当初是从哪里获得的线索。 郁益卿等四人分析下来,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个无名氏写了告密信,没有通过邮寄途径往汇司捕房投递,而是交给了可能与其熟识的巡捕捎往捕房,那个捎信者可能是柏森林,也可能是其他人。但是,捎信者并没有上交这张条子,只是口头向捕房政治部复述了纸条上的内容。这张宣纸条子也没有销毁,由于某种原因落到柏森林手里-----如果捎信者不是柏森林的话。但是,柏森林为何要把这张条子保存到现在呢,而且挖空心思藏得如此严密?这足以说明这张条子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留着当然不是作为纪念品,而是有着其他目的,比如获取利益。据此推断,告密信的作者也许不是寻常百姓。那么,该作者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侦查员反复讨论,却没有头绪。这时传来消息,奉命执行另一个方向调查的刑警取得重大突破:潜入柏氏夫妇大连路住所的案犯楚一郎已被抓获!该犯的落网是刑警老朱、王九鸣、石春晖三人的功劳。这三位接受使命后,随即商量该如何开展工作。老朱说要访查这么一个家伙其实并不犯难,不必查旧刑档,那太费时间,直接到社会上那些有过前科、后金盆洗手改行做锁匠的人员中打听即可。 这类人虽然改行当了锁匠,但大多水平一般,应付不了难度较高的活儿,为了提高技术,他们就会去找有前科的高级锁匠请教。时间稍长,这些人互相之间会传递一些信息,这类信息寻常锁匠是不会知道的。于是三人就开始进行调查,还没查出线索,专案忽然被叫停,调查暂时搁置。日前,三人转为新专案组的成员,虽然对调查什么案件不清楚,但分配下来要干的还是这一摊活儿。那就不必再分析了,按照原先的思路继续干就是。应该说,他们的运气真不赖,很快就查摸到一个嫌疑对象楚一郎。楚一郎属于民国时期上海甚至全国具有"锁王"级技术的大盗中最为另类的一个:第一,这是一个天生的两性人;第二,他没有拜过师傅,是"自学成才";第三,他属于"大器晚成",之前不过是吴淞区吴淞镇上的一个仓库守夜人,直到抗战初期才"学有所成",过了数年开始显露技艺,一出手就成了名;第四,他作案并不"亲临一线",而是为那些对付不了保险箱的窃贼提供服务--他自己开了一家店铺,窃贼们把开不了的保险箱搬到他的店铺里,据说其手段高超,每一个保险箱都是采用非破坏性手段打开的。不过,据向刑警提供上述情况的锁匠说,楚一郎在上海解放前一年就已"金盆洗手"。 刑警好不容易才觅得这么一条线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于是直奔吴淞镇,向吴淞分局调取楚一郎的指纹档案。上海解放后,公安局对特种行业的从业者进行登记,锁匠行业也在其中,刑警估计楚一郎在吴淞分局治安股应该有指纹档案。可是,吴淞分局却没有楚一郎的指纹档案。因为此人并非执业锁匠,而是摆了个修理五金电器钢笔等零碎东西的摊头,不涉及锁具,所以分局并未通知他前来建立指纹档卡。刑警说,那就给他补办一份指纹档卡吧。分局治安股随即派员传唤楚一郎。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楚一郎算不上闯过江湖的角色,他从来不直接出场作案,只是等候寻常盗贼送货上门为其提供开箱服务,收取一份"劳务费"。因此,他几乎没有江湖经验,连切口也不会,更别说对付警方的反侦查手段了。他跟着警察一到分局,听说让他做一份指纹档卡,顿时大惊失色。三刑警见状,马上意识到有戏,随即给他扣上了手铐。
六、"锁王"的供词 楚一郎被押解到专案组驻地后,由郁益卿等四名核心组员进行讯问--楚一郎现年三十六岁,其父生前供职于吴淞码头海关仓库。楚一郎十六岁时,其父与夜晚潜入仓库的窃贼搏斗,不幸遇害。楚家获得了一笔抚恤金,楚一郎得以接替其父成为一名仓库守夜人。楚一郎是两性人,性格原本内向,生理缺陷以及夜班职业导致其与他人接触甚少。 二十岁那年的冬至夜,楚家失火,全家遇难,只有楚一郎因在仓库上班得以幸免。家没了,在旧社会政府是不会过问的,好在仓库方面念其父因公殉职,特地拨出一间原先堆放杂物的小屋作为他的单人宿舍。仓库方面自然想不到,此举竟在无意间成就了一个"锁王"。楚一郎住的小屋就在专门存放进口五金物资的库房旁边,库房一角常年堆积着几十甚至上百口大大小小的保险箱,多是海关查没的走私货,也有运抵之后由于纳税或者报关问题导致客户不能提货而放弃的无主货品。这类货物越积越多,库房堆放不下,索性堆在他的小屋周边,长期日晒雨淋,渐渐损坏。仓库主任想把这些旧货打发掉,往上打报告,上峰批示说只有严重损坏到箱锁锈蚀无法正常开关,经海关派员点检无误,方可作为废铁处理。主任便想了个办法,让人设法把箱门打开,锁舌位置涂上腐土淤泥,集中一批后再请海关来人检查。原以为动用工具能把箱门强行砸开,哪知几个杂役费尽力气也对付不了。主任就通过关系从社会上请来一个"高手",据说能对付各种保险箱。 此人外号徐瘸子,其实对开锁一行半生不熟,但他把自己包装为高级技师,事先让仓库备了一套舶来品开锁工具(也是罚没品),自己也带了套据说是自制的奇形怪状的钩子,,说是"开锁神器"。仓库主任指派楚一郎为他打下手,每天好酒好饭款待。一个月下来,保险箱换了一个又个,大的对付不了换中的,中的开不了换小的什么立式、卧式、单门、双门都一一试过,每每折腾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却一个也没打开。一个月后,仓库主任终于失去了耐心,把徐瘸子赶走了事,事先说好的报酬和答应相赠的那套舶来品开锁工具自然不给了,连徐瘸子自己带来的那套特制钩子也没收了,都扔在楚一郎屋里。楚一郎寻思反正闲着无事,跟着徐瘸子打下手,看了一个月,大体上也知晓开锁的路数了他就用那土洋两套工具,抱着玩儿的念头尝试打保险箱上的锁具。这样,楚一郎除了吃饭、睡觉和夜间定时巡逻,一天中至少有十个小时花在如何开锁上。他原本对手工活儿有天生的灵性,海关缉私队、警卫队的枪械损坏了都是找他来修理的,他修不了的再送枪械修理所处理。时间稍长,他对开锁渐渐有了感觉。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夕,楚一郎终于打开了第一个保险箱。之后,他继续琢磨,技艺渐精。这年11月中旬,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华界,海关仓库也随之沦陷。不过,仓库的杂役仍然留用,楚一郎仍旧干他原先的活儿。不久,日本人发现他会修理枪械,还会开保险箱,如获至宝,立刻称其为"楚桑",让他不必再干杂役活儿了,专门解决保险箱的修理问题。当时日寇华东派遣军需要大量保险箱下发给各地驻军、宪兵以及日办洋行使用,楚一郎由此受到了优待,日本人还在吴淞镇上给他准备了一幢小洋房作为寓所,但他很少去住,大部分日子仍旧蜷缩在原先那间小屋里。日寇以为"楚桑"头脑简单,容易控制。他们没想到的是,头脑简单的人一根筋儿,更容易做出让人吃惊的事。当时在沪上活动的"军统"上海区特工不知怎么获悉了楚一郎的情况,悄然收买了仓库的中国杂役,命其跟楚接触"晓以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意识"。 楚被说服后,受命于1940年元月3日晚将炸药包放进露天仓库的临时军火囤货点,随即由"军统"特工接应撤离吴淞。这次行动,炸毁日军部分枪械和通讯设备。此后,楚一郎就失踪了——被"军统"安排到安徽屯溪开了一家杂货铺子,靠经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抗战胜利后,楚一郎返回上海,从此与"军统"断了关系。这时,海关吴淞仓库已经关闭,楚失去了生活来源,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栖身镇口的一座破庙里。身边还有一点儿钱钞,他寻思自己有开锁技艺,去置办些工具在街头摆个锁匠摊头吧。工具置办好,正要去警察局办理登记手续,忽然来了一个男子,说楚先生是抗日英雄,决无街头设摊之理,政府不管您,我们管!请楚爷赏脸,去镇内的"觅春酒楼"小酌,聊表敬意。 这一去,楚一郎就上了贼船。原来,对方是沪上几个无名黑道小子组建的"崇时帮"的大头领景守青。该帮以时迁为祖师爷,专门行窃。他们所制订的目标堪称宏大,声称要"富可敌国",具体活儿就是撬窃保险箱。可是,保险箱不是想撬就可以撬得开的,连拜师学艺也找不到门路。正犯愁间,该帮一个叫蒋念米的小蟊贼是吴淞镇人氏,听说当年日军军火库爆炸后遭日本宪兵四处缉捕因而名噪一时的"锁王"楚一郎回到家乡穷困潦倒的情况,喜出望外,马上向景老大报告,景即制订计划请楚出山。跟楚一郎一谈,楚当即拒绝。 景守青马上翻脸,说楚爷如若不识抬举,那您今天只怕就没法儿活着出这酒楼的门!楚一郎知道躲不过了,只好说"可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崇时帮"尊重楚爷的意愿,答应永远不逼他外出作案,而且楚可以不离开吴淞镇,由"崇时帮"给他准备前店后宅格局的房子,开一间修理五金电器的店铺,正常营业,"崇时帮"如若有保险箱需要他相帮打开的,可送到店里去操作。就这样,楚一郎为"崇时帮"效力两年多据其回忆,打开的保险箱至少有三十多口。至于里面有多少赃款赃物,那楚一郎就说不上来了按照江湖规矩,别说是赃物了,哪怕果真是丢失了钥匙或忘记了密码请人开保险箱的情况,锁匠把锁具打开后,开一条指余宽的缝隙就必须主动离开现场。楚一郎为"崇时帮"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景老大给他的"劳务报酬"却少得可怜,甚至不及后者开修理铺的正常收入。 楚一郎却不计较,毕竟房子是人家给他准备的。当然,像景老大这种做法,已经完全违背了该帮祖师爷时迁"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江湖法则,到1948年6月终于遭到报应,系列盗案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破获,景老大等几名首领全部被捕军法处置,一律枪决。 案情也涉及楚一郎,但警备司令部没抓他,只是到吴淞来搜查了楚的店铺和住处,用汽车拉到侦缉大队做了一份笔录,一声"等候处置"就把他给打发了,结果是再也没有来找他,就像将其忘记了一样。对此,楚一郎倒不糊涂。他知道侦缉大队不是忘记了他,而是因为他当年协助"军统"特工炸毁了日军弹药仓库-----正式做笔录前,负责讯问的中校军法官跟楚一郎聊过此事,还说那时他也在"军统"效力。"崇时帮"被摧毁后,江湖上提起楚一郎的话头反倒多了。"楚爷"的传奇一度传遍了江南黑道,经常有人去吴淞拜访,当然各有用意,合法的和非法的。对于楚一郎来说,只要不是像景老大那样用暴力威胁,他都能对付得了。如果直是这种状况,也就没有往后被扣上手铐的一幕了。 不幸的是,去年12月29日那天来了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当时已经暮色初降,楚一郎准备收摊了,正要开口让对方明日请早,那人却从风衣里亮出一支左轮手枪,稍显即隐,嘴里吐出两个字:"明白?"楚一郎意识到,自己的太平日子又要告一段落了。当下脸如土色,瑟瑟作抖,只有点头的份儿。于是关起门来说话,来者干脆利落,言简意赅,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死,要么听从吩咐,相帮干一桩活儿,酬金由楚爷开!楚一郎最怕的就是一个"死"字,只好答应效力;至于酬金,不敢领受,免生后患。对方马上称赞楚爷懂江湖规矩,许诺以后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可以去找他。到这当儿,左轮手枪当然已经收起来了,还冲楚一郎弯腰作揖,自我介绍说姓印,印刷的印,唤其"老印"即可至于今后怎么跟他联系,回头他会派人来通知。元旦那天,老印的使者来了,一来竟是两位。楚一郎一看,都认识,是原"崇时帮"的两个成员,一个叫李山,一个叫汪春,曾多次往他的店铺里送过保险箱。那二位嗜酒,而且酒量颇大每次来总是自带酒菜,待在旁边一边喝酒闲聊,边等着他把保险箱打开。喝酒的速度视其开箱进度而定,开得快他们喝得也快,有时遇到难度高的,弄上半宿甚至一个通宵,那二位竟然可以喝个不停奉陪到底。这种韧劲十足的角色让楚一郎有点儿憷头,所以对他们一向很客气。这次更是客气了,他知道肯定是这二位把他"介绍"给老印的,那说明老印相信这两人的话,如果他招呼不周,这二位回去之后跟老印嘀咕些什么，没准儿老印在用过他以后就会灭了他。因此,1月7日下午四时许李、汪两人再次现身,让楚一郎带上一应工具跟他们走时,他只好乖乖从命。 李、汪将其带到他俩在榆林区华德路(今长阳路)的住处,弄了些酒菜招待他,吃喝中楚一郎得知,这二位是结拜兄弟,汪对李很尊重,一口一个哥,竟比嫡亲兄弟还热络。李山告诉楚一郎,明天三人各有事儿要做,他和汪春一路,楚爷在这边等候老印来接。1月8日一早,李山、汪春就出门了,不久老印坐三轮车来了。老印让车夫在附近等候,他进门后先向楚一郎说了一会儿要做的事儿—只管开锁,其他不必过问,然后两人出门坐了三轮车离开。这一去,目的地是大连路柏氏夫妇的住所。对于楚一郎来说,打开门锁以及在里面的开锁作业那是小菜一碟。 他只负责开锁,翻箱倒柜是老印的活儿。楚一郎昨夜担惊受怕,一宿没合眼,开完锁后竟蜷在沙发上睡着了,最后还是老印把他推醒的,两人把屋子里翻动过的地方恢复原状后离开。他并不知道老印来找什么,是否找到了。出门后,老印给了他一些钞票,让他自己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叫车返回吴淞。楚一郎回到吴淞镇时,正好遇到派出所负责治安的副所长,二话不说唤住他作了一番法制教育。楚一郎心惊肉跳,几乎崩溃,寻思别是刚才那事儿被派出所轧出苗头了,不敢回住所,溜到镇口的表弟家住下来。想想似乎不牢靠,正盘算是否去安徽屯溪投奔当年自己被"军统"安置在那里开店铺时认识的轧米厂老板处暂避,派出所民警寻过来,将其唤到分局按指纹留档。他当即断定老印让他干的事儿漏了,再也支撑不住只好乖乖就范。讯问结束,专案组随即派员去华德路将李山、汪春抓捕归案。 分别讯问下来,那两人都供称系受老印指使,按照指令干事,除了楚一郎供述中相同的内容外,还负责实施在电车上对金潇漪的栽赃,李山化名宋某充任失主,汪春则以吴某的名义当了一回"证人"。那么,两人是怎么跟老印认识的呢?李、汪供称,1948年6月,"崇时帮"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破获,李山、汪春两人也被逮了进去。以他们参与作案的程度,即便遇上军法官有喜事儿心绪大好,只怕也得判个十八二十年,如果正好姘头跑路、炒股赔钱、赌博背运、家里死人什么的,随手在名字上打个红勾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李、汪两个竟然交上了好运,不但关押期间没吃什么苦头,最后还得以全身而退。如此好运,缘于侦缉大队督察官印一琨。印系中央宪兵三团上尉,当时该团驻于沪上,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向警备司令部及驻军派遣督察官,印一琨以上尉参谋之职被派驻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印系苏北宝应人氏,毕业于中央军校,个人军事技术很棒,脑子也比较活络,就是品行不端,吃喝嫖赌,手头经常拮据,债台高筑。他到侦缉大队任职伊始,正好"崇时帮"案发,多名帮众被捕,其中包括李山、汪春。 印一琨人甚聪明,心眼可谓玲珑剔透,他之前并未办过案子,只在牢房里转了一圈,随口问了问景老大等人的基本案情,心里就作出了一个判断:李山、汪春可以不死。印一琨跟李山、汪春非亲非故,平生还是第回见面,为何关心这二人的死活呢?这是因为他把李、汪跟自己今后的筹财需求结合在一起了。他认为景老大等头目必死无疑,而眼前这两个苏北同乡看来能量还可以,对其罪行的处罚似乎可以"商榷",如果自己出面救下他们,日后必可为己效命纳财。主意打定,印一琨就开始盘算与哪位军法官商谈此事。这时,军法处副处长徐应发来找他了。徐副处长受友人请托,要为另一案子中一名八成会被判死刑的惯匪求情留命,担心被宪兵督察官察觉,闹不好丢官甚至丢命,故先来探口风。印一琨一听,正中下怀,就说了想开释同乡李山、汪春之意。两人一拍即合,达成协议。接着,印一琨关照一个年轻书记官冒充军法官去跟李、汪接触,把两人的罪行说重一些,简直就是罪无可恕,难逃一死,惊得两人脸如土色。然后,又出面跟李山、汪春谈话,一口苏北腔顿时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最后表示可以拉他们一把。 救命稻草出现,李、汪哪有不伸手之理?当下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督察大人救命,许诺只要给他们一条生路,日后如有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就这样,印一琨收罗了李山和汪春,很快就把他们开释了。之后,李、汪果真视印一琨为再造父母,每月两三次前往拜见,孝敬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的钱财,还为印一琨摆平过因嫖娼、赌博引|发的纠纷。不久,上海解放。此时印一琨已经退出行伍,在一位朋友开的公司里帮忙。他知道自己以前欠过共产党人的血债,自然不敢去公安机关主动登记。其间与李山、汪春见面,三人商量,照这样子只怕混不长久,决定偷渡香港。印一琨说偷渡需要经费,我们几个要抓紧捞上一笔。李山、汪春自是言听计从。无奈解放后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管控甚严,像李、汪这样的职业犯罪分子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案子越来越不好作。个把月里,两人只作了几起拦路抢劫的小案,所获赃款只能勉强供其挥霍,要想积蓄偷渡经费那就等同于做梦了。正发愁的时候,印一琨来找他们了,说他接到了一茬活儿,雇主出价很高,干下来的话,足够三人逃港的经费了。于是,就有了以上一应犯罪行为。专案组随即出动警力,前往李、汪供出的印的落脚处缉拿案犯。
七、宪兵上尉 零口供对印一琨的缉捕行动很顺利。他是住在其供职的公司里的,十几名便衣赶过去,四下包围,让事先请过来的公司老板开门,刑警闪电般冲进去,把正在睡觉的印一琨抓获。警方行动如此迅速,大出印一琨的预料。原本他估计这案子会被侦破,但至少得用个把星期的时间,那时他肯定已经转移了。所以,他用来杀人的那支手枪尽管习惯性地放在枕头下面,但警惕性不足,动作比便衣慢了一拍,只有束手就擒。专案组原以为人枪俱获,而且有李山、汪春两个同案犯的旁证,讯问会进行得比较顺利。 只要获取了印一琨的口供,再往下追查,当年那个与"协盛案件"相关的案犯就可以缉拿归案了。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前宪兵上尉竟然拒绝交代一应罪行。他的想法专案人员倒是也理解,以往也遇到过这样的。印一琨在宪兵三团任职时的历史罪行,再加上如今枪杀柏森林的案子,枪毙两回都够了。交代不交代,他都难逃一死,索性就死扛到底。讯问受阻,专案组四名核心成员紧急磋商,临末作出决定:侦查员李璞、徐升发继续讯问,对案犯实施攻心战术;郁益卿、梁广径休息,三小时后换班继续讯问。 其他刑警也是如此,盯着与印一琨相关的情况,轮班分别对李山、汪春进行讯问,尽量详尽,哪怕是平时印的生活细节也要一一了解到。就这样,对两拨案犯同时进行的讯问从1月12日凌晨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四时许,印一琨竟然坚持不开腔。最令侦查员灰心的是,印并未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的情绪,尽管哈欠频频,但就是跟侦查员耗着。 李山、汪春倒是跟印一琨相反,有问必答,不问也答。可是,印一琨这样的角色,不会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李、汪之流,他二人说的再多,于刑警来说也无济于事。傍晚,专案组长下令停止对三犯的讯问,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当晚十点举行案情分析会,核心侦查员与非核心的刑警一起参加,重点讨论应该采取什么路数解决面临的问题。大家认为这样盯着印一琨进行讯问的做法似有"一棵树上吊死"之嫌,看来得另觅良方。一番讨论后,决定暂时把印一琨放在一旁,对之前"1•10"命案专案组发现的两条线索进行调查。这两条线索中的一条是:金潇漪在1月7日曾收到一封落款为"梅志玲"的挂号信,说沪上名刹静安寺的菩萨很灵,许多信徒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愿意去静安寺,不过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往往就会有收获。所谓的收获,也即得到心灵的解脱,无非就是"想得开"、"看得透"。梅志玲劝金潇漪也去静安寺烧一炷香试试。梅志玲是何许人?为什么会给金潇漪写这样封信,而金潇漪一向足不出户,为何会接受她的建议出门呢?之前调查此事时,柏森林告诉黄浦分局的刑警,梅系金潇漪的发小,两人是老邻居、小学初中同班同学,后来,金潇漪考进了女子银行,梅考进了广慈医院办的护士培训班,毕业后做了一名护士。两人堪称超级闺蜜,早前两人虽然都在上班,但每周必定见面一次,或观影剧,或溜冰游泳,或去郊区赏雪踏青观雨听风。 直到1942年金潇漪遇袭破相,这种交往才被迫中止,而且是金主动的。梅志玲听闻噩耗,曾多次登门探视,但金潇漪紧闭房门拒绝见面。柏森林劝说无效,只好建议梅与妻子书信联系,在信中开导开导妻子。从此,梅志玲每周至少寄来两封信。最初,金潇漪只读不回,梅却不肯放弃,直坚持写信,金潇漪终于回复了。于是,两人就建立了一条新的联谊及交流通道。据柏森林说,梅志玲此举对于其妻的心理康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梅一直深怀感激。曾起过请她吃饭给她送礼的念头,但与金潇漪商量下来,还是觉得不妥。梅是坚定的单身族,不但立誓终生不嫁,而且平时从来不跟包括同辈亲戚在内的男性单独接触,也不参加有男性出席的群体活动。如此,心地善良的金潇漪反倒生出一种内疚感,对梅的各种建议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也算不辜负好友的关心。 1月7日收到那封挂号信后,金潇漪就是这样的心态。梅志玲在信中还说,广慈医院最近已与一名法国整容专家签约对方将于暮春赴沪,在本埠做几场示范手术,梅已为金潇漪争得了一个名额。警方对柏氏夫妇的住所进行检查时并未发现这封信的原件,其时柏森林已经被害,侦查员问金潇漪,金一脸茫然,但坚称她没有把该信札处理掉,记得是放在书房桌上的。侦查员以为是被柏森林处理掉了,当时还有其他线索要查,也就忽略了此事。现在,大伙儿讨论下来,认为这是一条线索:金潇漪正是收到了该信才决定1月8日上午去静安寺烧香的。 那么,案犯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这一信息的呢?信是梅志玲写的,难道案犯和她曾经有过接触?另一条线索是:柏森林的事务所平时很少加班,都是到点就下班,两道大门一锁,大伙儿拔腿走路。柏森林更是难得在下班后还待在公司, 即便要和客户谈生意,也多半是在饭店酒楼咖啡馆。枪击案当晚柏森林到公司加班纯属偶然,完全是迫不得已。据事务所庄会计说,柏森林那天加班,连所里也没有几个同事知晓,因为多数职员都在外面奔波联系客户。那么,案犯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八、线索中断 1月13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对上述两条线索进行调查。原以为需要耗费至少两三天时间,没想到两路调查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当天晚上,就都有了结果--核心组员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三人负责调查梅志玲那条线索,他们去了广慈医院,得知该院有梅其人,系内科的一位护土长,但自元旦以来因家里有事请了假,未曾来院上班。啥事儿呢?说是她父亲病危,半个月不到已经进了三次医院,虽说都抢救过来了,但情况不容乐观,所以她不敢大意,陪护至今。侦查员去了梅父所住的医院,一打听,确有其事,但梅父前天已经出院了。老爸出院了,梅志玲怎么还不去上班呢?侦查员登门询问,梅的家人说她去上海远郊金山县乡下寻觅草药去了。正在这当儿,梅志玲回来了。 她这些日子一直在伺候老爸,根本不知道国蜜家的变故,听说柏森林横死外滩,不禁大惊失色。听清楚侦查员的来意后,又是一头雾水,说她元旦以来没跟金潇漪联系过,根本没写过那封信。说着,便把侦查员请至书房,指着桌上的那台老式"兄弟牌"打字机说,我给金潇漪写的所有信件都是用这台打字机打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12月30日晚上写的,这辊筒上面应该还保留着文字的痕迹,你们可以看一下。侦查员查看下来,果然如其所述。 梅志玲又说:"最近一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给金潇漪写信啊!"侦查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案犯掌握了梅与金潇漪交往的情况,伪造了一封信,目的是把金潇漪骗出家门。如果是这样的话,案犯又是怎么知道梅志玲与金潇漪这种信件交往方式的呢?侦查员向梅志玲提出这个问题。梅志玲说这件事由来已久,知道的人很多,因为解放前有记者采访过她,文章刊登在报纸上,用的都是真实姓名,电台也广播过,还评论说像她这样对待患难的好友,是新女性的代表云云。后来,邮局也来凑热闹,说她是沪上女性的楷模,据他们统计,没有哪对闺蜜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频繁通信,呼吁大力提倡这种社交友情—估摸这是邮局为自己的业务拉生意。至于她自己的社交面,其实是很狭窄的,朋友不多,交往也不深,再说工作也忙加之那种受人诟病的清高和老姑娘身份,都限制了她的社交。所以,很难说案犯是从什么渠道知晓她与金的关系,从而炮制出那么一封假信的。这是对梅志玲的调查情况。另一路由非核心刑警进行的对事务所加班情况的调查也同样没有收获。侦查员估计,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种--一是案犯于1月8日施展调虎离山计把金潇漪诱离住所后潜入其家,并未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尽管没有招供,但估计就是藏在台灯里的那封告密信,遂决定将柏森林杀害。 这样做一是为灭口,二是为获取钥匙后进入事务所继续寻找——案犯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家里没有,那就一定在事务所里了。案犯并不知道柏森林当天要留所加班,以为他会像平时那样正常下班,遂决定在外滩柏森林的必经之路将其截杀。当时的交通状况不像如今这样拥堵,再说案犯打算劫走的是摩托车,大街小巷皆可行驶,况且宪兵出身的凶手驾车技术熟练,有信心在杀人后能够迅速逃离现场。侦查员估计,凶手一直躲在事务所附近某个隐蔽地点,准备在柏森林下班后进行跟踪,在合适的地点下手。 没想到柏森林那天加班,印一琨一直等到半夜,柏森林才从事务所出来。另一种可能是,案犯在事务所下班前,比如下午三四点钟,冒充客户往事务所打过电话,直接跟柏森林通话。经纪人每天都会接到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上下家的电话,应该不会引起柏森林的怀疑。柏森林干的是中介,对每一个客户都必须耐心,这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所以,很有可能在与"客户"的对话中随口透露过晚上要加班的信息,比如案犯以下班后请他吃饭为由试探,柏自然会如实告知当晚加班之事。 于是,案犯就获得了这条重要信息,开始做伏击准备。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调查结果,专案组继续进行深入追查。十几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忙活了七天,查明梅志玲对警方所言属实。那么,是谁冒用了她的名义伪造了那封信呢那封伪造的信件是通过邮局挂号投递的,专案组由此又考虑到另一个调查方向:通过邮局了解相关情况。这桩活儿原本不算怎么犯难,但信封信纸都已失踪,唯一活着的见过这封信札的人就是金潇漪,可金当时根本没想到要看看邮戳,不知道是哪个邮电局寄出的。为此,侦查员着实花了一番工夫。 那时寄件存根全凭手写,只能去金潇漪住所地的邮电支局查询。在那里翻阅下来,投递底档中并无该邮件收件人签收的记载。又去上一级邮局,总算在"死信"一栏里查到了该信的投寄情况。估计是案犯出于反侦查的需要,故意写错了收件人住址的路名,填写的是属于另一邮电局投递范围内的马路,而里弄名称、收件人姓名是正确的,但没有写门牌。如此,这封信第一次投递到另一条马路上,当然没有那条里弄,于是退回上级邮局。 上级邮局把该信件列入"死信"栏,转到专门处理死信的部门。那个部门的职员都是老法师级别的角色,对上海滩的地名烂熟于心,看了里弄名,就知道是哪条马路了。于是信件转到相应的邮局,再投递到柏氏夫妇的家里。而这封信的底档就进了"死信"档,签收资料都在那一档的底卡里。总算查到了收寄该信函的邮局,侦查员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可是,赶过去一问,邮局窗口的具体经办柜员却根本想不起是什么人来寄那封挂号信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九、原来如此 1月20日是柏森林大殓出殡之日,专案组长郁益卿寻思有必要去殡仪馆现场转转,看是否撞上好运气能够发现什么线索,就叫上侦查员梁广径、徐升发及刑警张圣奇、刁巧胜一起前往殡仪馆。这一去还真撞上了好运,哭得几乎昏厥过去被亲友搀扶至殡仪馆休息室的金潇漪听说专案组长驾到,就让陪护她的一个亲戚传话,要求跟郁益卿见面,说刚刚想起一个情况要反映。 金潇漪说的内容很简单,她昨晚突然想起1月7日收到的那封挂号信的一个特征,信笺纸左上角印有一个由两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图案,两个英文字母是I。侦查员马上掏出笔记本,请金潇漪把那个图案的大致形状勾画出来。回到专案组驻地,一干侦查员随即对此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应该是某家工厂或者公司、商号的标记。目前已经初步认定这封信是印一琨所写,但从印犯的年龄、籍贯、经历等判断,他跟二十二年前的"协盛案件"应该没有关系。可是,这个没有关系的家伙却犯有诬陷、凶杀等一系列罪行,其背后应该有人指使,这个幕后人物才是本案的第一主犯。 那么,破解了"PI"之谜,是否就能攻破印一琨的"零口供堡垒"呢?专案组长反复考虑后拍板:试一试!那么,如何破解"PI"之谜呢?专案组长说,既然是厂商,那就得向管理机构登记,这个规定新旧社会是一样的,旧政权这种事归社会局,档案应该已被我们接管过来了;新政权那就是工商局登记了。另外,行业公会也可以去查一查。随即就把全体人员分为七组,两人一组分别前往市工商局和各行业公会访查。专案组长郁益卿和侦查员李璞留守,以便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众人离开后,两人当然不会闲着,还是继续讨论"PI"之谜。 这二位都是抗战中期参加革命的同志,一个是新四军保卫干部出身,一个是胶东半岛的武工队员,文化不高,初中都没毕业,但既然是干这一行的,脑子肯定活络。两人聊着聊着,李璞突然灵光闪现,一拍桌子:"咱们是否可以换个思路,不盯着工商档案查,先解决一个问题,你说,印犯手里怎么会有这种便笺纸呢?他以前是宪兵军官,手头肯定有印有中央宪兵'字样的便笺,用来写信或者写便条什么的,那多气派。解放后肯定不行了,那就只有用其他便笺了。这种'PI'字样的便笺他能从哪里获取呢?我觉得应该与其之前的经历有关,要不,咱们根据他的经历查查看吧?"郁益卿听着觉得有理,就去翻阅卷宗。印一琨虽然零口供,但卷宗材料已经有很厚的一沓了。自其被捕后,专案组就根据其同案犯交代的情况,调阅并摘录了相关档案。当下一翻,发现印一琨在国民党宪兵三团任职时,曾奉命以特派督察官的身份去该团下辖的第二特遣分队待过半年。这个使命当然跟此刻专案组要查的"PI"之谜没有关系,不过第二特遣分队的驻地却引起了郁、李两人的兴趣:那是位于蓬莱区西藏南路黄浦江畔的一家名唤"太平洋铁工厂"的厂家,其英文名称是 Pacific Ironworks,英文缩写正是PI。郁、李大喜,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太平洋铁工厂"的相关情况。立刻往市工商局打电话,跟刚到那里的侦查员徐升发通话,让他先调阅"太平洋铁工厂"的简况,电话即报,这边坐等消息。 一会儿,徐升发回电告知,该厂由浙江鄞县人何洛阳创办于1919年,十年后转让给宁波人吕品音。吕在抗战爆发前病逝,该产业落到其女婿王义孚手里。王义乎与日商合作经营,避免了被日军强制征收的厄运。这人似有天生好运,干到1944年,在赚到了不菲的利润后,干脆把股份全部卖给日商,从而又逃过了抗战胜利后工厂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敌产接收的厄运。之后,王义孚就做起了寓公,过着滋润的生活。国民党接收该厂后,改名"沪江船舶修理厂",其性质为"国有"。上海解放后,该厂被新政权接管,暂由华东局工业部管理。听到上述情况,郁益卿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个王义孚会不会与本案有关?于是,决定继续调查三年前国民党中央宪兵三团第二特遣分队进驻这家工厂的情况。当下,郁益卿叫上李璞,两人驾摩托车直奔沪江船舶修理厂。 这一查,果然发现了疑点--当时,宪兵三团奉南京之命组建了两个特道分队,其中一个的驻地设于沪江船舶修理厂内,是因为该厂不但有空余库房可作为营房,还有大块空地可供训练。军方经办人抗战时曾在沪上从事过地下采购工作,跟当时太平洋铁工厂的老板王义孚有过交往。看中铁工厂后,虽然王义孚已经不是老板了,但还是求到王义孚门上,请王出面斡旋,以降低租金。王义孚帮了这个忙。特遣分队进驻铁工厂后,与厂方以及工人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双方都找了王义孚,要求他出面调停。王义孚在转让铁工厂时,保留了位于该厂内黄浦江畔的一栋两层小洋楼。为了调解"军地关系",王干脆住进了小洋楼。当时军方派出主持调停的督察官正是印一琨。小洋楼有上下八个房间,条件当然比营房好,在征得王义孚的同意后,印一琨也入住该楼。就这样,王、印两人在一个屋檐下住了将近半年。再查王义孚的经历。王义孚系上海本地人氏,1909年出生于上海浦东,自幼过继给南货店老板伯父为子,其伯父就居住于公共租界大连路。 初中毕业后,伯父让其待在自家店铺里做了名学徒,打算日后把店务交由其主持。南货店所处位置,与"协盛印刷厂"只隔一条马路。王义孚对南货店生意没有兴趣,十九岁时曾报考巡捕房,估计是没有被录取。同年,他离开南货店,跟太平洋铁工厂的第二任老板吕品音搭上了钩,做起了该厂的采购员兼产品推销员。据铁工厂老员工说,吕老板很赏识王义孚,经常夸赞小伙子有头脑。五年后,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义孚。 又过了五年,吕老板谢世,铁工厂由女儿女婿继承。以郁益卿、李璞两个的水平,在获知上述情况后,当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下一步:调取王义孚留在铁工厂档案内的手书,连同在金潇漪家台灯里发现的那纸告密信,一并紧急送交市公安局做技术鉴定。然后,郁益卿、李璞又马不停蹄直奔看守所提审印一琨。 应该说,在被捕的敌特分子中,抱定信念坚持到底的顽石实属罕见,而本案中的印犯恰恰是这样一块顽石。尽管侦查员出示了王义的照片,可印犯仍旧不吭声。不过,这主儿毕竟不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精通反侦查反讯问的高级特工,最初瞥见照片时他脸上转瞬即逝的异样神情还是没能逃过郁、李的眼睛,他们心里因此有了底。很快,市局技术室来电告知鉴定结果:笔迹相符,可以认定告密信出自王义孚之手。当天午夜,前往苏州亲戚家小住的王义孚落网,连夜押解上海。 专案组四名核心侦查员对王义孚进行了讯问,王在确凿证据面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现行罪行--"协盛案件"发生那年,王义孚十九岁,即将在伯父所开的南货店里学徒满师,按照旧时"学三年帮三年"的规矩,尽管他的身份等同于小开,但伯父说规矩可立不可破,所以他必须还得"帮三年"。这三年是为了打基础,跟所有店员包括学徒搞好关系。 这种"搞好"不是吃吃喝喝,而是要以心换心,凡是苦、难、烦的活儿都得抢着去做,只有这样,以后主持店务时才差得动别人。王义孚对此毫无兴趣,其性格又是凡事在人前喜欢充大的那种,于是就想到了改行。正好《申报》上刊登了公共租界警务处招收华捕的启事,王义孚觉得这个职业很适合自己,就瞒着伯父偷偷去报了名。租界巡捕的待遇比较高,报名想当巡捕的青年很多,据说此次招收巡捕的录取比例是37比1。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负责招考,考试项目比华界警局多且繁杂,标准也高,文武都有。王义孚的体格尚可,但不会国术,也不会西洋拳击,另外,他眼睛有些近视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他没有丝毫优势。于是,他就想到了托人疏通关系,他找的人就是柏森林。柏森林比王义孚大六岁,以前王家的南货店开在大连路时正与其家相邻,王义孚唤其"柏哥"。现在,王义孚想入警却遇到了障碍,就去找柏哥想办法。柏森林告诉王义孚说,工部局对招收之事一向管得很严,每次都是专门组建班子负责招考。班子对招收巡捕又一系列章程，每一个被录取者都须经班子成员审核一应材料,最后投票表决,超过三分之二的方可录用。所以,托关系之说是没法儿实施的。不过,也不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凡达到基本入警条件,同时有协助租界警方侦破案件之行为的,可以破格录用。王老弟你可以从这方面想想办法,如果有检举他人犯法的行为,巡捕房通过你提供的线索抓住了罪犯,我可以帮你向捕房督察长反映,督察长会出具相关证明送交招收班子。 王义孚是个聪明人,当下明白若想当巡捕,只有靠检举立功来达到目的了。他便开始四处打听线索,每天阅读报纸以增加信息来源。没几天,他发现报载外滩破获"共产党传单案"的消息,就想起了距南货店不远爱尔近路上的那家协盛印刷厂"。正好他有个小学同学家在印刷厂斜对面开了个冷饮店,他便经常过去买冷饮跟同学父子聊天,重点就是那家印刷厂。告密信中所写的那些内容就是这么来的。他寻思时间紧迫,也不管"协盛"是否涉及共产党,先检举了再说,就用南货店常年备用的边角料宣纸(用于为白事准备的商品包装上书写敬辞之类)写了那封告密信。王义孚把这封信交给柏森林,请其转交汇司捕房英国督察长。 其后,王义孚的命运却发生了无法预料的变化,这种变化跟告密信没有任何关系。伯父其时已经察觉王义孚的心思不在南货店,但并不知道他已经报考巡捕,寻思既然南货店拴不住这小子,那就干脆另外给他找个地方去发展吧。他想起了旧相识吕品音,便让王义孚过去投奔,吕安排王义孚在太平洋铁工厂庶务科当了一名科员。吕品音对王义孚的印象不错,正好要去宁波出差,就把王义孚带在身边。这一去长达半月,因为忙碌,也因为待遇优厚,王义孚也就把巡捕房之事丢在脑后了。 返沪后听南货店店员说起附近那家印刷厂被巡捕房查封的消息,寻思这该是自己那封告密信起作用了。但这时王义孚已经不想当巡捕了。此次出差途中,吕老板闲着无事,时不时和他聊聊江湖上的掌故。吕品音早年年入过洪帮,江湖上的事儿知道的蛮多,那些冤冤相报的血案,听得王义乎头皮发麻。他意识到,如果那封告密信起了作用,不论印刷厂是不是共产党方面的,对方都会设法找出出事的源头。此刻闻知印刷厂被查抄,他最担心的就是巡捕房的录用通知寄上门来。 他被破格录用是一条非常明显的线索,很容易被"协盛"方面查出来,那样的话,只怕就大祸临头了!之后,王义孚就更关心报的新闻了,一是留意"协盛案件"的进展,二是关注工部局录用巡捕的通告,一颗心好似悬在半空中,整日坐卧不安。很快,录用巡捕的通告刊出,里面没有王义孚的姓名,他终于松了口气。"协盛案件"也没啥说法,他假装散步过去窥察,那里的招牌没了,问开冷饮店的同学父亲,对方说机器已经被巡捕房拆走了,至于是否抓了人,那就不清楚了。王义孚想想还不踏实,就去拜访柏哥。柏森林见面就道喜,说老弟你发迹了,进铁工厂当了庶务干事啦,这可是个好差使啊!原本工部局已经打算录用你了,我听说这个消息,你老弟这一阵也没有来找我,估计你不想当巡捕了,又不好意思反悔,就自作主张把这份差使给你回掉了。两人这次见面不过五七分钟,自始至终谁也没提到告密信,王义孚便认为这一页翻过去了。 后来,王义孚接任太平洋铁工厂老板,因与日商合作,结识了日伪警察局的官员,其中一个姓丁的是原汇司捕房的华捕头目。有一次饭局上丁正好坐在他旁边,就聊起柏森林其人,丁说柏森林已经离开警界改行做生意了。又说到"协盛案件",丁说"协盛"的那条线索就是柏森林提供的,据称是其在侦查刑事案件时偶然发现的,就直接报给了政治部西捕督察长。 但后来这个案子没有办妥,抓的那个老板也给溜了,西捕督察长认为这事丢脸,就下令把卷宗处理掉了。王义孚闻知,暗道"侥幸"的同时,对柏哥的为人也就不敢恭维了,暗中发誓今生再也不跟柏森林打交道。没想到的是,王义孚不想跟柏森林见面,柏森林倒是惦念着王老弟。上海解放两个多月后,柏森林突然登门拜访,说他最近要进一批紧俏西药,估计囤在手里一个月以上就可赚到四五条"大黄鱼"(沪上对老秤十两金条的称谓),但手头拮据,头寸紧张,故来向王老弟求助,有两个选择:一是合作做这笔生意,由王全额投资,届时获利按四六比例分成,王六柏四;二是王不投资,借给柏五条"大黄鱼",届时按三分利连同本金一并偿还。 王义孚生性精明,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马上识穿了对方的意图:不管是投资还是贷款,黄金一出手就相当于扔进了黄浦江,再也别想收回了。柏森林此番前来,肯定是因为有当年那封告密信的把柄,他是来敲诈勒索的。不过,据那位前汇司捕房华捕头目丁某说,"协盛案件"的卷宗已经被西捕督察长销毁了,如此就没了证据,此刻柏森林所谓的把柄也就是空话一句了。于是冷冷拒绝了柏的提议。不料,柏森林却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王义孚面前。这当然就是那封告密信的影印件了,王义孚只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的头大了一圈。而柏森林还在往火上浇油,阴阳怪气开腔道:"老弟可能还不知道,当年'协盛'的那位杨老板,乃是中共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他只说到这里,患有心血管毛病的王义孚就吃不消了,急忙掏出一直随身携带的保心丸连吞三粒。稍一定神,王义乎知道这个瘟神躲不过去了,只有答应对方的要求,于是让对方开价。柏森林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王义孚只好破费二十两黄金。这是一笔不菲的款子,不过这对于王义孚来说还不算什么,稍后专案组在搜查王义孚的住所时,不算别的财物,仅黄金就搜出二百六十两,一个月后又在银行保管库里查抄了王义孚藏匿的黄金三百两柏森林是巡捕房探员出身,在决定作案时已经查摸过王义孚的底细,二十两黄金肯定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去年11月中旬,他再次登门"告贷"。王义孚意识到,对方不把他的家底榨干是不会罢休的,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设法拿到那封告密信的原件以及底片和全部照片,让对方手头没有证据,敲诈才会停止。反复盘算下来,王义孚决定找1947年在小洋楼一起住过半年已成铁哥们儿的原宪兵三团军官印一琨处理此事。印前一阵也曾找他告贷,还打听他在海外是否有靠得住的朋友。王义孚估计印准备偷渡出境以逃避新政权追究其历史罪行,找这样的角色干这件事最为合适。 果然,王义孚刚提出开价二十两黄金,印一琨就一口答应。当然,王义孚没有透露自己是告密信的作者,只说是受朋友委托。印一琨接下这桩活儿后,没跟王义孚说过他的行动计划,只是让他"静候佳音"。可是,印一琨在柏森林家里一无所获,根本没想到台灯里竟然另有乾坤。随后,王义孚又要求印一琨去柏森林的事务所搜索。这当然得支付"劳务费",王又拿出一条"大黄鱼"。原以为这回应该没问题了,不料,当晚印一琨登门告知情况,又使王义孚不得不连连吞服保心丸——没找到照片不说,前宪兵上尉竟然把前巡捕房探员干掉了!印一琨说,他即使不作任何案子,以其解放前所犯的罪行,给共产党找到也是一个死,所以,杀一个柏森林不算什么,至于酬金,王老板看着办就是。王义孚答应,只要印一琨找到告密信的下落,他不但另付酬金,还会设法将印送往海外。讯问过王义孚,侦查员趁热打铁,又把印一琨提出监房进行讯问,还把王义孚带到讯问室让印犯看了一眼。印一琨终于意识到再扛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表示愿意交代。当然,这时他的交代于案情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至此,本案的侦查终于画上了句号。1950年6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案一应案犯进行宣判:王义孚、印一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山、汪春、楚一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五年、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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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5 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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