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黎原回忆录》

老八路

黎原，出生于1917年，1938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民族联军吉黑纵队一大队政委、团政委、团长等职，参加了攻克长春、三下江南、开原攻坚战、辽沈、平津、宜当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代师长、师长、副军长、副军长兼参谋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军长、军长兼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黎原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8年1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老八路

第1部分、艰辛的少年时代
1、我的故乡和家人
　　我出生在河南省息县淮河岸边的关家店。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一路分分合合，弯弯曲曲，奔腾向东，流入大海。淮河流经息县东南时，一分为二，平行东去，故道在南，新道位北，两水各推出一个弓背，相距305公里，翻滚奔腾了20公里，到潢川县堡子口相吻拥抱，合二为一，再继续东流。这个由分到合形成的套子，当地人称之为"淮河套"。这里气候兼有南北特点，人杰地灵，物产丰华,是豫南比较富裕的地区。息县即古息州，古为息侯的封地，息国亡时，息侯夫人被楚王强掳，三年不语，守节守义，含悲自尽，流芳至今。明末清初的一名学者邓孝威在明朝灭亡后，为怀念故朝重修息夫人庙时，曾题诗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词句。1967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息县人时，主席风趣地说："你是息夫人的家乡人嘛。"由淮河故道顺水东行，距古息州城30里之遥的河北岸，有一个古镇，因为居民以关姓居多，所以被称为关家店。据说关姓与三国英雄关羽--关云长有关。相传关家店是关公寻归义兄刘备至息州留下的亲兵所建，关家店的关姓人家都是关公亲兵的后裔。传言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不过三国时刘备等人在息县一带活动过，这倒是事实，历代《息县志》对此事均有记载。
　　关家店东南30公里是潢川城。潢川是豫东南重镇，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州置府，为豫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家店地处息县县城和潢川城之间，为息县通往潢川的必经之地。官客商贾，农夫山民，穿梭来往，在这里停留打尖、歇脚、吃饭，关家店也日渐繁华。加之，镇外有河，水运方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木材、竹材及其制成品的集散地。有了木竹业，就有了蜂拥而来的商贾，以及为商贾、民生服务的杂货铺、绸缎庄、火煤子(酒馆)等行当。到清末民初已发展到两三百户人家，千口之众，成为息县东南的重镇。镇上设有公馆，专门负责接待过往的官员。
　　镇中建有一座大庙，殿台高大，雕梁画栋，甚是宏伟。庙内供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佛像两旁伫立着十八罗汉。庙内建有一座七层灵塔，取佛塔七级浮屠之意。塔内安放着历代高僧遗骨。这座大庙是全县规模最大、历史最早的庙，据说建成于北魏时期，历史上多次毁于天灾人祸，又多次重修和扩建，到清朝末年还保护得很好，殿堂楼阁雄伟壮观。据传庙内诸神灵验，当年香火盛极一时，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到这里求神拜佛。每年春天这里都要开三天庙会，伴有耍龙灯、舞狮子、划旱船、唱戏等活动，附近村民都来赶会，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到我记事时，大庙已逐渐败落，乡民们改在这里办学，大庙就成了私塾学堂。
　　听说我家祖上家业很大，曾祖关坤锁和叔祖关坤柱两兄弟勤于经营，节俭持家，家业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良田千亩，牛马成群，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发家以后，兄弟二人嫌镇子里的房子太小，于是在关家店镇外自家田上筑围盖房。老大关坤锁，在镇东盖了三套三进三出的院子。院子坐北朝南，三座院子三个门楼，气势恢弘。围绕着三套院子又修了一个巨大的围子。围子外挖了一圈沟渠。围子的门通过吊桥同围子外相连。出西门是通向镇子的大路；出后门是一个近十亩的打谷场和菜园子，周围种有枣树、柿子树和桃树。
现在回想起来，这套田园规划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有它一定的科学性，布局非常合理。这种结构可以同农村生产相结合。比如在打谷场四周是若干亩果园、菜田，再往外连着自家的稻田，通过引水渠又可将围子外水沟的水引入稻田，可以说是旱涝保收。丰收后，打谷场又可以保证上百亩地的收获物打场。这种民居结构基本上可以保障农家的住、吃、种，又能够解决农业生产的水源问题。我家的围子内还建了一座小庙，供家人拜佛求神，祈福祈寿，满足家族的宗教文化生活。关坤锁挑了头，投奔而来的关姓人、外姓人，也在关老大院子左右盖房。一家、两家……这便生出了个新村--关家店东围子。老二关坤柱紧跟着在东围子往东五里处也盖了三座三进院，且后来居上，雕梁画栋，青砖青瓦，在息县城乡都领了梢儿。后来，关坤柱院外又聚来几家人，这又出了个小东关庄。关坤锁和关坤柱两兄弟，励精图治，把关家这一支推到了富裕的鼎盛。据说当时关家的牲畜跑出去，三天以后找回来，吃喝都还在自家的土地上。关坤锁后来被太平军裹胁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生死不明。他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关凤昌，就是我爷爷；老二叫关凤盛。关坤锁被太平军掳走后，兄弟二人分家另过，自立门户。从此家道中落，日子越来越艰难。到清朝末年，留在我爷爷兄弟名下的田亩所剩无几，原来老宅的三套大院子，也仅剩中间一套三进院，东、西两套三进院都被迫卖了。我爷爷膝下生有两个男孩，住在一进院和二进院。老二关凤盛没有生育，独住后院。
　　爷爷的两个儿子按辈分为应字辈，老大叫关应升，就是我父亲，老二叫关应平。
　　父亲虽然读书不多，识不了几个字，但他很勤奋，有头脑，善于经营，是围子里的能人。农忙时下田务耕，农闲时做小买卖。种地时他肯动脑筋，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作物品种。他种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蓖麻等，比种粮食收入要高几倍。他做小买卖时是先卖面食，后来逐步扩大到烟叶、布匹等。由于他的勤劳和善于经营，很快就富了起来，买田置地，成为关家店的首富。父亲经人介绍与离关家店20多里的赵楼村的赵氏也就是我母亲结婚，婚后两人夫唱妇随，感情很好。他非常关心和爱护我，没事时经常带我玩耍，外出回来总会给我买东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六人，两男四女。母亲在四女中排行老三。她聪慧能干，缝衣做饭，地里家里，粗活细活，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她为人善良，富于同情心，家境好时经常周济镇上的穷苦人家。农忙时，有的贫困人家没有牲畜耕种，母亲就常常主动将家里的牲畜借给他们无偿使用。看到一些穷人家里无地耕种，生活困难，她就把家里的地分给他们三五亩，收成好就让他们交一点地租，交不上也不强求。镇上大庙里每年冬天都有几十个乞丐住着，遇到灾年就更多。下大雪不能出去乞讨时，母亲经常给他们施舍衣物和食品。过年过节遇到乞讨的人，母亲总是慷慨施舍。1923年，兵匪之乱，镇子上的房屋大部分被烧毁，很多人无家可归，母亲就腾出几间旧房子，让给几家落难的族人住，也不收房租，还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所以母亲在镇上人缘很好，人们都很尊敬她。那时农村讲究善恶报应，我父母40岁以后生我，乡间都传说关家行善积德，感动了神灵，所以晚年得子。这在当时镇上曾传为佳话。
　　父亲和叔叔分家后，家里仅剩二十余亩地。此后父母二人齐心协力，勤俭持家，没出十年光景，家业又兴旺起来，田地由分家时的二十多亩地发展到一百多亩。父母又把祖辈卖出去的东院三进院买了回来，修葺一新，由中院一进院搬进东院三进院。父母婚后十年没有生育，不免内心着急，求神问卜，烧香许愿，均无效果。父亲还为此事专门在村东头修了一座小庙，希望神灵保佑早得贵子。后来根据乡间的习俗，收养了我大姨的女儿为养女，以期能为自己招来儿子。这就是我大姐，取名大妮。父母对她如同己出，大姐也很懂事，十分孝顺父母，从小对我也很照顾。她后来嫁给了本村张家，丈夫名叫张玉堂，生有三子二女。1947年，长子高中毕业后到大别山参加革命，在刘邓大军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湖北省应城任区委书记、县财政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和我经常有来往，1979年因肺癌去世。
　　父母收养大姐三年后，母亲生下一女，取名二妮，是我二姐。二姐18岁时嫁给任庄的任重生，婚后生有一子一女。二姐一家很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家四口都死于饥饿。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父母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以后近八年的时间，父母没再生育。特别是随着家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为了将来能够继承家业，父母就想过继一个男孩。当时叔叔家生有六个男孩，长子关升品，也就是我的堂兄，为人正直、聪明，念过几年私塾，字写得特别好。在乡下人看来字写得漂亮自然是最有文化的象征。父亲很想将他过继来做儿子。叔叔一家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愿意将长子过继给父亲。但母亲坚持从娘家过继了大舅的儿子赵玉友为继子。过继后，赵玉友不成器，整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无事生非，搅得四邻不安。父亲无可奈何，费了很多周折，赔了二百块银元，才将赵玉友送回大舅家。此外，父亲还认了连襟的儿子周庆云和父亲结拜兄弟王建安的儿子为干儿子。两个干儿子和父母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周庆云一家对我家照顾很多，两家关系笃诚。父亲去世后(那时我在县城求学)，母亲又收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关升全。他对母亲很孝顺，一直在家里照顾母亲。可惜他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故。
　　1917年4月17日，父亲年近五十、母亲也快四十岁时生下了我。中年得子，两人自是欢天喜地，宴请亲朋，办满月酒，庆祝一番。父母给我取乳名民顺，大概取其平顺之意。又请族祖关翔千给起了大名，按族谱应是升字辈，就取名关升彦，后来父母又觉得叫俊彦好听，就改叫关俊彦，字侠青。我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多岁，到延安后才改名叫黎原。
　　我七岁之前，家庭情况总体说是比较好的，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在我七岁时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患肺癌不幸去世。当时我正在胡家围子随四爷读书。当年父亲带我到县城逃避土匪绑票时，他就觉得胸前憋闷，吐过一次血，但他并不介意，认为心里吃重，调理调理便会好的。日子一久，病情加重。那年月医学落后，农村医疗条件更差，直到父亲病危时也没有请医生，而是找了几个道士来家诊断。道士说父亲是鬼魂附身，只要赶走鬼魂身体就好了。那时在农村还有一个陋习：当病人快不行的时候，是不可以住在卧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道士们将父亲搬到堂屋，绕着父亲敲锣打鼓，念咒语。我和母亲既无助又无奈，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疼痛憋闷而死。
　　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艰难。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孤儿寡母，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加上我要上学，更是捉襟见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欢欢喜喜地迎新春，县上来了两个官差，上门要收税款十块银元。当时家里没钱，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亲哭了半天，没有办法，只好到亲友家借来五块银元，给了他们才算完事。虽说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亲非常要强，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继续供我念书。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劳动力，二舅看母亲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实在不容易，就让他的妻弟来我家做事。他姓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当艰苦，除了姐姐嫁给我二舅外，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只能靠打工度日。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么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只是埋头干活。养牛，喂猪，种地，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包了。平时他很少说话，只知道干活，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毫无怨言。家里大小事均靠他操持。母亲为了感谢他对我家的帮助，主动出钱帮他讨了老婆，还送了两间房给他安家。我念书之余，有时回到家里总爱往大人堆里钻，听大人谈古论今说闲话。东围子东头豆腐坊是村民们光顾的好去处，炕热、屋暖，还有豆腐的飘香，经常聚在那里谈天说地。我也经常到豆腐坊里去玩，听他们说书、讲故事。
　　其中陈家兄弟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陈家兄弟四人，家里除了一个菜园子外没有多少地，就租种了我家近三十亩地几十年，同我家关系很融洽。老大陈景彦，为人忠厚正直，很受镇上人的尊重。解放后，他是村贫下中农领导小组的组长。老二叫陈景俊，村民们都叫他陈老二。他年长我十岁，我就叫他陈二哥。陈老二虽然没念过书，却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刚二十多岁，在镇上很有人缘，曾被村民推举为关家店红枪会首领之一。农闲时，他也做些小买卖，穿行于光山、罗山、黄陂等苏区各县、镇，还到过汉口，这在镇子上算是见多识广的能人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对我很好，有时在豆腐坊里教我念《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书。天长日久，我的读书能力有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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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塾生活
　　1923年春，我六岁时父母叫我随族祖关翔千读私塾。关翔千是他的字，名凤祥。因为在关家凤字辈中排行老四，父亲叫他四叔，我叫他四爷。他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因清末废除科举，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便进了武汉政法学堂念了几年新学。四爷为人一向淡泊名利。政法学堂毕业后，由于不会也不愿投机钻营，没有在官场求得一官半职，便回到家乡当私塾先生，教育家乡子弟。到我上学时，他已在镇上教书十余年了。周围数十里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大多是他的门生。他也安心教书工作，对现实生活很满足。我经常听他同亲友讲："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能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丰衣足食的生活，还有何求?我认识几个字，能教家乡的子弟多识几个字，将来能有出息，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我的志向和心愿。"他忠厚诚实，性格温顺。在家与兄嫂侄媳一大家人同住，能和睦相处，从未吵过架。四爷平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长者之风。四爷对我很好，因四奶有病不能生育，没有亲生儿女，所以四爷非常关心关姓家族的后代，特别喜欢小孩。我幼年时长得还算清秀，也有一点小聪明，四爷就很看重我，把我作为关姓家族的希望和寄托。他常说："民顺这孩子天资聪慧，关姓几百家中，只有他有希望成材，将来能干大事。"因此，他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鼓励我刻苦学习，立志成材。在生活上对我也很照顾。我家离四爷家不远，常去四爷家住。四奶怕我着凉，晚上叫我和她睡一个被窝，好吃的也总是给我留着，如同慈母一般。四爷的私塾设在镇中大庙里，学童二三十人。念的是四书五经。我先后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大学》、《孟子》等，很多内容当时并不理解，只是跟着读、背。不知何因，四爷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从来没有教我们他在武汉学堂学的新知识。我曾多次看到他做数学题，但从未教过我们。我从四爷身上接受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旧式伦理道德和生活规范有了一定的认识。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关家店也经常受到军阀部队的骚扰，加上乡里匪盗横行，老百姓生活日渐艰难。我家生活虽然好一些，但也很不安定，怕兵、怕盗、怕匪。记得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我到县城里避难，父亲的连襟也就是周庆云的父亲帮我们在县城租了两间平房住过几个月，待秩序好一些再回家。记得1924年的夏天，一次父母听村里郎中周少白家的长工讲，周少白的儿子周老三干上了土匪，他的同伙听说我家有钱，要绑我的票。父母听后非常紧张，急忙将我从私塾接出来，谎称走舅家，出了关家围子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才直奔县城，躲了几个月。
　　周少白是乡里的中医，很有名气，为人口碑也很好，威望很高。他得知三儿子干上土匪、强盗的事，非常气愤，认为有辱家门。他当郎中一世，悬壶济世，受到乡邻的赞誉，没想到膝下生了一个孽子，败坏了他一世清名。在多次管教无效的情况下，为了保全门风，痛下决心，大义灭亲，亲手将孽子处死。这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周老三被老子处死的消息传到县城后，我们才敢放心地回家。回来后，又担心周老三的同伙算计我，父母还是整天忧心忡忡。于是父亲就找来四爷关翔千商量，四爷为了我的安全和学业，决定辞掉在关家店教书的差事，带我到有能力防匪的村寨读书。这样我就离开了父母，随着四爷开始了离家三年的读书生活。
　　四爷带我先后到息县几户大地主家教书。这几家环境不同，出身不同，为人处世的方式自然也都有所不同。我这三年的逃票、读书生活，就是在这几家度过的。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接触和体会了中国农村各类不同的生活情况。第一家是距关家店十里外的胡家围子。
　　胡家是四爷关翔千的岳父家。那时四爷的岳父、岳母已经去世，留下两个儿子。兄弟二人都中过秀才。大儿子叫胡祖武是武秀才；二儿子叫胡祖文是文秀才。胡家家大业大，有地700多亩。在我家周围几十里算是最大的地主。
　　胡家当时是三世同堂，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分家。他们每人都育有四个儿子，孙子辈就更多了，全家老少近30余口，有很多到了读书年龄的子弟，因此很欢迎四爷来教书。
　　胡家兄弟是四爷的妻兄，胡祖武的二儿子还是我的表姐夫。胡家、关家更是亲上加亲。我随四爷来到胡家，就住在胡家西院的后院。胡家还专门拿出一栋房子作为教书的课堂。胡家可以说是世代书香，胡祖武的书房藏书颇丰，当时我在那里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
　　胡家虽说是地方绅士，但全家老少大都参加生产劳动。家里雇了四五个长工，有骡子有马。一部分土地自己耕种，大部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男人耕田种地，妇女持家煮饭。胡家祖训不准请老妈子和佣人，做饭等家务劳动都由家里的妯娌们轮流承担。经济来源主要靠粮食生产。他们在镇上开有一家粮店，每年收获的粮食大约有三分之二出卖，家里还建有粮仓储备粮食。农闲时的副业主要经营烧酒和绿豆粉条。
　　我在胡家围子跟十几个娃娃念了两年私塾。除了胡家子弟外，还有围子外的农家子弟也一起来念书。在当时的乡村，对老师的要求也有一套不成文的标准。科举时代获得过功名的，如贡生、秀才出身的老师，所得的薪水各不相同。上学的孩子要交学费，一年分两季支付。四爷不仅中过秀才，还上过洋学堂，所以在当地还是很受欢迎的。对一些贫困学生，四爷总会少收些学费。四爷从没有收过我的学费，完全是为了培养关家的后代。胡家也是读书人出身，所以对四爷特别尊重。一日三餐都有长工将饭菜送到客厅，胡家兄弟只要不出门常常会陪着四爷一起吃饭。我印象中胡家每逢过年过节一定要送上礼金，权当学费。
　　民国初年的社会还是比较安定的。大概到了1923年前后，河南，特别是我的家乡开始闹土匪。我在胡家读书期间，曾有一股大土匪得知胡家有钱，向胡家索要300块大洋。胡祖武是武秀才出身，自然不肯轻易低头。加之胡家围子四周筑有寨墙，寨墙外挖了一圈一人多深三丈来宽的水渠。出入围子只有一个南门，门上有门楼，门外有吊桥，防备相当严密。为了防备土匪打劫，胡家还专门购买了三支快枪，全家男丁加上原本雇的五六个雇工，看场护院，隔壁佃户家也有几个壮丁参加，夜里还轮流值班，以防万一。由于胡家防备很严，土匪不敢轻易来抢劫。后来，通过中间人调停，双方暂时和解。胡家兄弟摆了一桌酒席，土匪头子居然还亲自赴宴。最后胡家付了100块大洋，才算了事。尽管此后这股土匪没有再骚扰过胡家，但当地还有许多股小土匪到处流窜，胡家还是不敢松懈。
　　日子一久，我深感胡家围子的防备非常高明，便萌生了长大后也要仿效胡家，建一座关家围子，买上几杆快枪，雇一些看场护院的壮汉，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地逃绑票了。
　　我九岁时随四爷由胡家围子转学到了张家湾四爷侄女婿家，继续逃票、念书。张家湾在关家店东面，大约有十余里路程。张家湾私塾设在张少峰、张少山兄弟家。张家的围子和胡家的差不多，但围子里住的不只他们一家，还有同族的十几家。张家有地三百多亩，也雇了四五名长工。张家和胡家不一样。胡家的特点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地主、绅士家庭，胡家兄弟在科举时代都得过功名，家庭虽然很富裕，但没人当过官，同外面的世界联系比较少；张家不仅是地主、绅士，还是当地一霸。张家原本兄弟六人。老大早年病逝，老二张少山在旧军队里当过营长，老三张少峰在相邻的光山县当过判司，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县法院院长，因此张家兄弟在县里都是和官府相通的人物。张家老四就是四爷的侄女婿。老五、老六年龄还小。我就是和张家的老五、老六，还有第二代一起念书。张少山原本在豫西地方武装戴民权的部队里当营长，腿负伤后回到家乡。他的一些部下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散后，有些人就当了土匪，附近百十里的土匪还常和他有联系，他是当地一霸。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尽管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新的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国家处于军阀割据的无政府状态，大小军阀占地为王，师长、军长、司令多如牛毛。当时河南的地方武装比较多，他们为了扩充势力，纷纷招兵买马。只要能组织30人的武装，有10杆枪就可以当上连长，能组织100人的武装，有30杆枪，再加上一挺轻机枪，就可以当营长。要买齐当营长的武器装备，至少要2000块大洋。张家老三张少峰原在光山县当判司，后被撤职回到家乡。他不甘心在家闲居，想拉起个百十人的武装，当个营长，向军界发展。于是他就召集族人开会，要求各家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但族人中富裕的不多，大家积极性不高，商量的结果是每家只肯出三块、五块，所以张少峰的队伍也没拉成，官自然就没有当上。
　　不过，张少峰在乡里还是很有声望的，因为在邻县当过官，回到家乡后同息县的县长等官员仍常有往来。他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眼光更开阔，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善于言词，也能写些东西，对乡里的事务熟悉而又通达。周围群众有事爱找他商量，有了矛盾也请他调解。解放前夕，他还将儿子送到武汉革命大学学习。他多年来一直是方圆几十里有威望的绅士。张家老二张少山时常和土匪、强盗暗中勾手打劫。我随四爷到张家时，张家还扣押着两个"绑票"。半个月后，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读书的李正国、王小立是被人绑票，关在张家的。李正国14岁，王小立10岁。两个人都是光山县寨河镇人，离张家围子也就二十多里路。他们家里做买卖挣了些钱。半年前被土匪绑票，送到张少山家窝藏。土匪向李正国家索要500块银元，向王小立家索要300块银元。李、王两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拖着，土匪也没有撕票，将他们关在张家。这一拖就是半年。两个孩子年幼，成天哭喊，闹得土匪们心烦。张少山就让两个小孩和我们一起念书，等着主家赎人。就这样，李正国、王小立便在张家后院同我一块儿念起私塾。
　　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他们，便萌生出帮助他们逃离虎穴的念头。开始我先同四爷讲了这事。四爷是老实人，胆小怕事，叮嘱我千万不要管闲事。但我仍不肯放弃。一次回家，我和堂兄关升品谈起这事，堂兄为人仗义，完全赞成我的想法，并和我设计了几个方案。正谈着起劲的时候，刚巧被母亲听到了。她极力反对，主要是因为我们年龄还小，同被绑票的人又无亲无故，万一被发现了，张家是大户人家，在乡里有权有势，我们得罪不起，还会影响到四爷的生计，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我和堂兄还是不死心，又暗中和好友、我家的雇工陈二哥联系，商讨帮助二人逃离张家。最后决定由我做内应，打开寨门，送他们出去，并伪造他们翻墙逃跑的现场，以蒙蔽张家;关升品和陈二哥负责在院外接应，送他们回家。
　　回到张家后，我就装作很好奇和羡慕的样子问和我一起读书的张家老六："你们家的围寨真牢固，可这寨门怎么打开呀?"他得意地叫看门人演示给我看。就这样在一天夜里，我们帮助李正国顺利地逃离了张家。王小立因年幼胆小，不敢逃走。次日，张少山知道李正国跑了，以为是自己翻墙逃跑的，也没有深究。叫人将王小立押走，换了个地方藏起来。
    当时因为怕土匪报复，我们几个人谁也不敢声张，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李正国的父母不忘此事，经常来看望我母亲和陈二哥，以各种形式向我们表达感谢和敬意。
　　在张家读书期间，我还经常在东张家湾的张赞勋家住过。
　　张家湾分东、西两个围子，有一百多户张姓人家，张赞勋是张家的族长，围子里的红白喜事大都请他主持，邻里有了纠纷，也会请他评判。张赞勋28岁才考上秀才，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绅士，族人都很敬重他。按当时人们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绅士，严格恪守传统礼教，正统、守法，一切都遵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习俗、规范、制度行事。
　　张赞勋是四爷关翔千的姐夫，我就叫他姑爷爷。他很喜欢我，待我如同亲孙子一样，倍加爱护。他的家人也都很喜欢我，他的大儿子还认我做干儿子，更使我们亲上加亲。张赞勋有四个儿子。姑爷爷、姑奶奶，还有我的干爹、干妈和三个叔叔都待我很好。特别是父亲过世后，我家同姑爷爷家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家里的一些大事，母亲都要请姑爷爷和干爹拿主意。我后来上了中学，每次放假都要到张家住上几天，看望他们。后来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奔赴抗日战场前，他们还来送行。1963年我离家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探家，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都去世了，干妈听说我回来后，还没等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就坐着独轮车让孙子推着来看我。至今我都忘不了张赞勋一家，忘不了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干妈。
　　从我记事时起，就开始随着四爷寄居在别人家里读私塾，很少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尽管在我生活、读书的几家地主都很富裕，他们和我家也还有些亲戚关系，从小在物质方面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我和他们在感情上还是有距离的。
　　我知道四爷从内心深处对我很好，但更多地是表现出严师的一面，他要遵照传统的塾师规则办事，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如果我书背得不好，同样也要打手板。平时上课，四爷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只有当他不在时，小伙伴们才敢放松一下。白天，我还能和同龄的孩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放学后，别人都回家了，我只能和大人们在一起，尤其是又不在自己家里，根本不敢放松自己。四爷也总是时时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生活环境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小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很孤独。只有放假回到家里才能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特别是和大姐在一起时，才能真正做到无话不说。由于从小生活在别人家里，自己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小，又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从小我就不大爱说话。我的个性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养成的。1927年夏，我的生活和学习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变。一天，我正在张家随关翔千读书。张家突然来了客人，后来才知道是张家的亲戚，息县县城里的绅士王宪章、王绳武携带家眷从县城逃到张家避难来了。原来县城发生了暴乱，先是国民革命军十四师进驻县城，骚扰四乡，激起民愤。农民组织太极道会，扯旗造反，攻入县城，杀了十四师的一名团长。太极道会立足未稳，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又打进去。王家怕报复，就逃避到了张家湾。王绳武是四爷在武汉政法学堂念书时的同窗，还结拜为兄弟，因此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曾认四爷为义父。他们在此相见，自然是十分高兴。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王宪章的儿子王培田，在县城上高小六年级，比我年龄大几岁。他们二人在县城里长大，见多识广，接受新思想快，见我念了几年私塾还整天只知道读之乎者也，觉得太可惜了。于是，王培英就去找他干爹--我四爷关翔千商量，想让我到县城小学读书，接受新知识。四爷觉得有理，几日后就先回关家店同我母亲商量让我上新学。母亲很明事理，觉得既然四爷说上新学好，就一定不会错。这样我就放弃了私塾，决定到县城去上新式小学。
　　我上小学前先念了将近五年的私塾，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新知识，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点了解，背熟了四书五经，有了独立阅读的能力。潜移默化，儒家忠孝仁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打下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基础。
　　我上私塾这几年，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在我们偏远农村，封建势力虽未受到太多的冲击，但也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变化。我住过的胡家、张家，在当时农村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家庭。胡家兄弟在晚清的科举制度中考得过功名，但胡家同当时的社会交往并不太多，生活环境相对封闭。他们身上保留的传统文化更多一些。在胡家常常能听到忠君爱国的言论。胡家老大尽管考得武秀才，但时常表达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每年正月十五放鞭炮，就是为了要赶走满清"鞑子"。我当时有个模糊的印象：习武出身的人反清思想比学文的人要强烈得多。四爷就从没有讲过这些。张家的特点是开始有了民国时代的痕迹。张少峰出任过民国基层政权的小官吏，张少山则在土匪部队当过营长。他们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更愿主动接触外界，关注外界的形势变化。他们同影响当时社会的军阀、官僚有一定的接触。虽然在当时的乡下根本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但在张家读书期间，我曾听他们谈论过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还讲过三民主义。
　　我到县城上小学的最初一年，就寄居在王培英家。王家和胡、张两家地主的特点又有很大的不同。王培英的父亲王绳武和伯父王宪章都是县里的富绅，王宪章考取过举人，王家的社会地位更高。在经济方面，王家不仅在乡下有几百亩田地，家庭收入更多的是靠在城里经商，王家在县城南关开了一个很大的绸缎庄，王宪章还是县商会的会长，兼县支应局局长，负责为地方军阀筹饷、派捐，在县城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息县新上任的县长都要到他家拜访，与他们称兄道弟。他的长子在河南军阀任应歧的军队当军需官，在县里也是一个人物。我就见过他带着小老婆神气活现地回家。可见，王家的社会关系更复杂，不仅同各地的商贾有往来，还经常包揽官司。因为王家在县里是有名的大士绅，乡下人打官司，时常会给他们送钱，有的一次就送三五百大洋，请他们在县府里说说话，帮忙打赢官司。王家家大业大，生活在城里，不仅雇有专门的管家和更多的雇工，还有使唤丫鬟，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乡下的地主又有很大的不同。我少年时代除了在自己家里生活了六年外，还在不同的地主家庭读书、生活了许多年，接触到当时社会中的不同类型的地主，所以比一般的农家子弟看到的更多。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我对当时农村的封建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老八路

3、进城求学
　　1927年9月，我进了息县第一小学，插班念四年级。刚到县城时，我住在四爷的同学王绳武家，一年后我又搬到父亲的干儿子周庆云家住了一个学期，从五年级起住校至毕业。
　　息县县城不大，南北长600丈。南关到北关，号称五里零一砖。东西长300丈。人们戏说："东门跌跤，西门捡帽。"县城四周有砖砌的围墙，墙高过丈。别看息县城这么一点大，由于古息国的人文底蕴深厚，我到县城念书时，城里还竖有24座标志中举入仕的牌楼。城内还建有谯楼、文庙、关公庙、三义祠等古建筑。息县第一小学设在县城西关的孔庙，也叫文庙。庙里有状元桥、大殿、牌坊。大殿左右前后柏树参天，几尊石碑竖在殿外两旁，记载着孔庙初建、重建的历史和布施人的功德。当时整个息县只有这一所高级小学，是完小，共设六个年级，每年级有近四十名学生，全校共有学生200余人。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国文、自然、地理、历史、三民主义、公民课。那时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个别学生近二十岁。我在同学中年龄是偏小的。校长叫夏光宇，是当地一位公认的教育家，为人正直和善。解放以后，听说他还当了多年校长。学校教员大都是师范学堂毕业的。教员的工资、办公费、设备费等一切经费的使用都有一定的标准，由校长负责，向教育局报销。教育经费有一定的保障。老师中有一些人旧观念很重，对待学生很凶，动辄体罚打骂学生。有一个教国文的翟老师就很恶劣，我曾和同学向校长告过他的状，要求辞退翟老师。夏校长也深知这位翟先生师德欠佳，有损校风，最终辞退了他。老师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是受到普遍尊重的。在一般老百姓眼里，他们的地位和地方绅士差不多。教员的薪水每月30~50元大洋，按那时的社会消费水平来看，还是相当高的。唯一不同的是，老百姓有这样一种心理，认为学堂里的先生都是有学问的人，更公正，肯替老百姓说话，因此更受乡人的敬重；而乡人对官僚、地主的尊重，有时并非出自真心，而是迫于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
　　上小学后，我因为来自农村，穿的衣服、用的东西都是乡间土货，智能见识一时也赶不上城里的孩子，所以常被同学笑话，说我是乡下佬，有时还会受欺负。刚进城时住在王绳武家，他儿子王培英又和我同校，对我比较照顾。一年后王培英就毕业了，我也搬出了王家。我们班上有个县城的同学王某某是县里有名的阔少，他瞧不起我，经常无故欺负我。后来三个关家店的同乡同学牛学勤、任理中、粟中民知道后，非常气愤，主动出面打抱不平。他们趁春游的机会，在濮公山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以后他才不敢再欺负我了。
　　在新学堂里，我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开始用钢笔代替毛笔写字，同学之间的交往也比上私塾时更多了。可以说进城读书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我的眼光、志向也渐渐走出了淮河套。在胡家围子念私塾时，我满脑子都是忠孝仁爱的封建儒家思想，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如甲午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几乎都不知道，只觉得胡家的围子好，长大后要发家致富，像胡家一样建造一个更大的围子，再多买上几条快枪。上了新学，眼界开阔，才了解到中国很大，世界更大，知道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学校规定每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讲解时事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从此，我开始有了念书不能只为自己，要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息县第一小学校名几经变更，现更名为息县实验小学。学校也从破旧的孔庙中迁出，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现有教师102人，3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700余人，是息县教育局直属的唯一重点小学。我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次回息县都要到学校看一看，2007年9月我不顾91岁高龄，由家人陪同再次回到母校，把自己的多年积蓄15万元捐给了母校，设立助学奖学基金，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看到母校的发展变化，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希望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1930年7月，我从息县第一小学毕业后，就到豫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潢川县城投考河南省立第七中学，即潢川中学。
　　潢川，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淮河南岸，潢河贯通，是豫南地区的首府。潢川中学始创于1905年，是豫东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高级中学，素有"豫南文化和革命的摇篮"之称。
　　清朝末年，随着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深重，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甚高，清政府被迫宣布废科举，兴学堂。1905年在潢川太阳书院原址，创立了官立光州中学堂，是豫东南创办最早的公办中学。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校名改为潢川中学校；1913年归省教育厅直辖，更名为河南省立潢川中学；1921年，全省省立中学以数序排列，校名改为河南省立第七中学；1941年恢复河南省立潢川中学，解放后沿用原来校名至今。现为省、地重点高中。
    潢川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年就派人到潢川进行建党和革命活动，省立七中成了当地革命活动的中心，是豫东南进步青年汇集的地方。豫东南早期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汪厚之、熊少山、张侠生、易宗邦、胡日新等，都曾在七中求学，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七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特别是1928年共产党员吴丹坤受河南省委派遣到潢川，以省立七中教务主任兼英语教员身份做掩护，组织学校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准备武装暴动工作。3月18日，在吴丹坤的带领下，省立七中三十多名师生参加了豫东南特委领导的大荒坡武装暴动，八名学生壮烈牺牲。吴丹坤在暴动失败后被通缉，以后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在家乡南阳一带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任南阳一中（原省立第五中学）首任校长、河南省政协委员。吴先生高寿105岁，1997年病故。当我1930年入学时，他们的光荣事迹，在学校中广为流传。
    我入学时省立第七中学只开设初中班，停招了1927年开设的高中班。初中一、二、三年级各设甲、乙两个班，共6个班。我投考的这一年，招收新生80人。当时由于豫南地区只有这一所中学，招生人数和考生比例是一比十。我的考试成绩不错，顺利考入七中。记得息县考上七中的还有邹耀离、李廷贤、彭寿凯、任醒吾、姜炳荣等人。
　　8月中旬，学校送来录取通知书，到家里报喜。母亲自然是高兴万分。虽然说当时早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可在老百姓眼里，特别是乡村人看来能够考上省立中学，将来肯定有出息。母亲为此特意摆上酒席，招待来人和乡亲，庆贺一番。8月30日，我背着行李，一大早从家里动身，经吴村铺、堡子口、隆古，黄昏时分便进了潢川城。
　　河南省立第七中学位于潢川北城，校门坐北朝南。入校门后，迎面第一幢大房子就是校长办公楼，校长、教务主任都在里面办公。办公楼后侧有几间教室，左右两侧各有三排长长的学生宿舍，每排有15间小屋，每个小屋有六七平方米大。这些小屋就是当年考秀才、举人时，让贡生们一人住一间，三天三夜不得出门的考场。我被分配到校长办公室左侧第三排第六间小屋里。同屋共有三人，一位叫黄寿金，字文清，潢川县仁和集人，中学毕业后考上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1939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新华日报》当编辑。全国解放后，黄文清出任《甘肃日报》总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恢复工作。另一位同学叫姚尊贤，是淮滨县人。七中是省立直属中学，所以一切教育经费都由河南省教育厅直接拨款。校长潘维新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系，其他教员也大都是来自河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潢川距离武汉更近)，教学质量还是相当高的。我入学时学校仍利用原有的老校舍当教室。1932年，学校新建了几栋砖瓦结构的新教室，还配上了当时很少见的玻璃窗，光线极好，又保暖，比原来老贡院的房子强多了。1930年夏天，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趁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无力"围剿"红军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随着红军的胜利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党内"左"倾盲动思想又有了新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要求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迅速集中和扩大发展"，并准备进攻武汉。9月，蒋介石已经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迅速调整了对红军的"围剿"。10月6日，红一军根据"在豫东南以潢川城为中心，发动起义进行配合暴动"的计划，再次倾全部兵力渡过淮河，第一师强攻潢川，第二、第三师袭击光山。7日晚，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率所部在潢川地下党的配合下强攻潢川。
　　当时潢川城内驻有国民党正规军约四五千人，潢川城外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城墙外还挖有战壕，架设铁丝网，易守难攻。红军久攻不下，最后被迫撤回根据地。
  　红军攻城时，国民党军队侦知省立七中有共产党活动，企图里应外合，进行暴动。他们就派一个连的兵力在红军攻城时开到七中，控制学校，封锁校门。一天，我和黄文清、姚尊贤晚自习后，正欲睡觉，忽听学校北门外枪声好似炒豆一般，我们就好奇地跳下床，开门出屋想去看看。"不许出门!谁出门就打死谁!"白军哨兵厉声厉色，如临大敌。
    原来守城的国民党军早知道七中师生在两年前，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参加过农民暴动，怀疑学校还有地下党组织。红军来攻，怕里应外合，就派兵把师生隔离起来。一晚上哪里都不让去，上厕所都有兵跟着。翌日天刚放亮，他们又把全校学生都赶到操场，又是搜身，又是查抄宿舍，折腾了大半天。最后将学生押回宿舍，不准外出。
　　在国民党军队的看押中，我们一连过了三天，仍不见有解禁的迹象。第四天，我和黄文清商量，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一起去找教务主任成相天询问何时能够复课上学。成主任胆小怕事，什么也不敢说。我们就去找校长潘维新。潘校长一向爱护学生，对我们态度很热情、诚恳。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毫无办法，建议我们每个年级选两个代表，去找驻军连长谈判。于是同学们就推选我和黄文清等六名学生代表，找驻军连长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他们答应允许我们上课，但不能出学校大门。
　　又过了近一个月，同学们与外界都失去了联系，更不能同家里联系，连买饭买菜的钱都没有了。尽管潘校长令庶务科和灶房预借给每个学生一块银元的伙食费，以解燃眉之急，但钱很快就花完了，我们只好再去找驻军谈判，要求允许我们回家。这次他们只答应允许开城门放我们出去，规定在消灭红军以前不能放我们进城。于是，我们几个息县籍的同学决定一起结伴回家。在学校被看管了整整40天后，才在白军监视下走出了县城。 ??
　　当我们几人穿过城外的铁丝网后，一个个如同笼中放出来的小鸟，雀跃欢快地往家里奔去。不料走了不到十里路，突然从路旁高粱地里窜出几个白军士兵，挡住去路。他们硬说我们是小共党分子，不由分说，就将我们绑了个结实，连推带搡，押解到附近一座院子，关进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里。直到下午，总部的一位参谋来视察，得知驻军连队抓了几个小共党分子，要看个究竟。守备连长连忙带参谋来到后院，打开屋门。我们一看这个参谋原来竟是息县小学的体育教员潘儒臣老师。他人非常随和，常和同学们一起谈笑玩耍。因为他有文化，就通过关系到驻军司令部当上了参谋。他一看是我们，马上命令士兵放了我们。后来我私下问他："当兵的为什么抓我们？"他说："还不是为了敲诈你们几个大洋花花。"后来听同学传说，当时学校里确有地下党支部，还有几条枪，由于红军攻城前没有联系上，才停止了暴动。据说枪支就藏在厕所里，未来得及取出。这次红军围攻潢川，镇上谣传国民党军队在大桥上枪杀了几十个学生，城里又不通消息，这可吓坏了母亲。她天天到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我的平安。还请我堂兄关升品、陈二哥和朱老舅分别到潢川城外（不让进城）打听消息。各种传说，使她忧心如焚，直到看见我回到家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次我们被看管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学业，吃了不少苦。但通过同白军的谈判斗争，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我回家住了半个月，学校的国民党军队才撤走，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上学不久，我不幸染上了伤寒，被迫休学回家养病半年多。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帮助母亲干农活，学会了割草、喂牛、犁地、种地。自己还种了一亩烟叶，从栽培到上棚晒干、出售，全都学会了。既干了农活，又锻炼了身体，很有意义。1931年暑假后，我随下一期学生一起上学。
　　这时黄文清已上二年级，但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彼此仍经常来往，有事愿意在一起商量。学校经常开展讲演比赛。每次我和黄文清都积极参加。课外，我还学会了打篮球，成为班级代表队的队员。中学时代，我很活跃，一改小时候沉默寡语的性格。这主要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激发了我内在的活力。七中是省立中学，同学来自全省，接触的人广了。加上我在小学三年的锻炼，使我更加自立、自强。另一个因素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成绩优秀，在同学中就有威信。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不是拿第一，就是获第二；数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其他课程也保持在中等以上。记得我的同桌黄先云考试时总是抄我的。解放后见到他，他还笑着说："要不是你，恐怕我中学都不能毕业。"为了照顾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还在校园内特意腾出一间学生宿舍，开设一个小卖铺，专门经营学习用品，货品由庶务科负责采买。虽然进货量大，价格便宜，但学校仍按进价销售，不赚同学一分钱。我父亲去世后，家庭比较困难，有时学费都交不上。学校就让我和另一名家庭困难的同学姜炳荣负责卖货，每天午休时间和晚饭后开门营业。庶务科每月付给我们每人两块半银元作为薪水。这样做既方便了同学们的需求，又解决了我们每月的伙食费，使我们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在班里，我和姜炳荣、石英杰最要好。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最好，同学们戏称我们是"三杰"。石英杰家境比较富裕，常常在经济上资助我，对我帮助较大，我们还结为兄弟。正是在学校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才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东三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七中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热血沸腾。10月初，我从报纸上看到开封学生响应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的报道，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还出席并主持了省会开封召开的抗日救亡大会，我感到七中也应该行动起来，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于是我就去找黄文清商量。我们二人不谋而合，马上召集学生会委员开会，研究布置全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决定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然后再组织大家上街，查抄日货，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散会后，我和黄文清一起找校领导请示，教务主任成相天是个滑头，又胆小怕事，坚决反对我们集会和上街。他还威胁我们说："没有上级的指示，谁也不能出校门，谁出校门就开除谁。"我们又去找校长潘维新，并搬出省主席刘峙都出席抗日救亡大会的消息，潘校长迫于抗日形势的压力，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开始他只同意我们开声讨会，停课上街宣传三天。我们提出三天太短，最后答应停课七天。

老八路

    当天下午，我们就召开了全校学生参加的声讨大会。大会由黄文清主持，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进行了演讲，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会场上群情激愤，同学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纷纷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保卫家园。
　　晚上，我们再次召集学生代表开会研究，决定将学生分为两个大队，若干小组。一队为宣传队，一队为检查日货队。宣传队队长为黄文清。我任检查日货队队长，副队长为董玉芝，并布置了上街宣传和查抄日货的具体事项。会上决定收缴的日货暂不烧毁，先集中起来，放在学校统一管理。宣传和检查同时进行，宣传队把商人集中起来宣传，检查日货队则进店铺查抄日货。第二天一早，七中一百多名同学拿着刷子、白灰桶，唱着抗日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校门，来到潢川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开始宣传、查抄。我们先将商人们集中起来，由我和黄文清给他们讲查抄日货的意义，然后进店查抄。我们很快就抄出一些洋布、洋车，还有袜子、皮货、仁丹等。我就安排几位同学先用洋车把日货送回学校。 ?
　　初战告捷。我和黄文清又带领同学到北城东西大街两旁的商号继续宣传、查抄。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抄出的日货整整堆满了学校庶务科的一间库房。这天夜里，被抄的商人带着老婆、娃娃跑到七中，又哭又闹，要求归还他们的日货，直闹腾了大半夜才散去。
    潢川小学的学生和城里的进步青年，一看七中同学行动起来后，也积极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并协助我们一同查抄日货，掀起了潢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查抄结束后，如何处理收缴来的日货成了一大难题。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按开封和武汉的做法把日货烧了，但反对的人认为烧了实在可惜；有人主张全部充公，但又不知道应该送到哪里，由谁负责保管；还有人表示应该送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但义勇军远在东北，不切实际。大家争来争去，也没有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后来我提出把日货交给县商会，作为商会基金，要求商会向同学们担保用卖日货的钱，发展地方手工业、编织业，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当时我热情很高，也很激进，为了表示抗日救亡的决心，我主动把在潢川开百货铺的姨夫，也就是周云庆的父亲，为逃避查抄，寄存在我处的一包日本出产的袜子、衣服、仁丹等拿出来，当众烧毁。周云庆一家对我家有恩。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县城躲避土匪时，得到过周家很多帮助。我在息县上小学时，还在他家寄宿了一年，周家待我如同亲儿子。但当时爱国之情战胜了亲情，民族利益战胜了个人利益，出于对日寇的愤恨和抗日救亡的决心，我还是毅然将之烧毁。我们一个礼拜宣传抗日、查抄日货的救亡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谁料半月后，潢川县里的商人们见风平浪静，就在商会卢会长带领下找到学校，气势汹汹地要求学校开除带头搜查日货的同学。这些人都是地方上有势力的阔人、富人，有些人还曾恩惠于学校。学校惹不起，便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决定开除我和董玉芝。黄文清知道后，带着十几个同学找到潘维新校长，义正辞严地说："如果学校要开除关俊彦和董玉芝，同学们就集体罢课。"校方无奈，只得被迫取消开除的决定。我们以为这样就没有事了。谁知两天后，校门口告示栏中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内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兹有我校二年级甲班学生关俊彦、董玉芝因不守校规，夜不归校，特给予记过处分。特告。校务处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日
　　同学们看到了处分通告后，群情激愤。大家都说这分明是变相报复，替卖日货的商人出气。于是，黄文清带领大家找到校长质问："潘校长，你说关俊彦哪一夜没有归校？"
　　"我和关俊彦住一个宿舍，他从来没有不请假外出，学校凭什么说他夜不归校。请校长拿出证据来。"同宿舍的同学说道。
    "要说遵守校规，关俊彦是我们班最好的一个。他夜晚从不离开宿舍，都在自习。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他宿舍向他请教数学。"彭寿凯同学证实道。
    "没有根据就乱说，还处分人，校风何在?"同学邹耀离质问。面对大家的质问，潘校长也很尴尬，只好向同学们解释说："看来是成主任没有弄清楚，太草率了。这样吧，大家先回去，我找成主任核实一下。"经过大家的斗争，学校取消了处分决定。这次参加组织抵制日货的活动，使我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对我的成长是一次很大的锻炼。
　　学生时代，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并不深刻。最初对共产党产生的良好印象，主要是来自我的同学周新武。周新武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高一班。他读过很多书，学习成绩好，经常和我们一起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演讲比赛。全校的学生都很尊重他。他的父亲周柱臣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是我们息县著名的开明绅士，家里有良田两千多亩。小学毕业后，周新武到开封上中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0年他因散发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判刑两年。消息传到息县，大家都不敢相信。那时，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主张就是共产共妻，而且还杀人如麻，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但一想到周新武是共产党，他父亲周柱臣是老同盟会会员也同情共产党，通过身边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使我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再就是陈二哥对我讲的亲身经历。息县离鄂豫皖苏区不远，鄂豫皖首府新集镇离我们县城只有一百多里。陈二哥经常到武汉做小买卖，一年总是要经过苏区好几趟。他回来后常常对我讲苏区的见闻，称赞苏区公买公卖，打倒地主，平分土地，苏区的农民生活很好，都有饭吃，治安也好。陈二哥还对我说："在那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共妻的事，杀人如麻更是没见过一次。"
    那时在学校里也讲三民主义，虽然我对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都很以为然，但亲眼看到的政权代表却是像任应歧、戴民权那样的军阀、土匪武装，所以对旧政权印象很不好。到了中学时代，陈继承在潢川当专员，为了拉拢民心，执行过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因此麻痹了不少群众。但我上学期间因红军进攻潢川，国民党军队封锁学校，我们无故被扣押四十余天，我们多次同他们谈判和交涉，才获准出城回家。在城外又被他们羁押，诬陷我们是小共产党，想敲我们的竹杠。因此，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很坏。加上听了陈二哥的见闻，特别是七中师生在吴丹坤老师的带领下参加大荒坡农民暴动的革命壮举，更是让我崇拜共产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有了更多的向往。由于以上几方面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我那时能够接触到的共产党如周新武，听到的共产党如参加革命暴动的七中师生，都是在社会上普遍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产生了彻底的怀疑，反而认为共产党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并非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同时，我也对共产党有过许多幼稚的想法，或许是从小受《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的影响，对共产党甚至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感，觉得共产党员都是些有武侠精神，神通广大，好打抱不平的能人。我在潢川省立七中读了四年书(其间因病休学大半年)，学习了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看到了淮河套以外的世界，明白了中国正在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在一步步地沦为殖民地。我上中学的第一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我毕业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陆续占领了热河及冀东地区，还企图进一步分裂华北。我和同时代的青年学生一样，义愤填膺，都渴望能够上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学习军事，报效祖国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的。2005年1月，潢川中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我作为一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老校友，毕业七十余年后还有机会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同各届校友欢聚一堂，感到非常幸运。参加校庆的老同志，除我之外还有抗战后期的校友白桦，他1947年从母校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一直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是著名作家。我们在一起回顾母校百年变迁，展望光明的未来，心情无比激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现在回顾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祖国一天天地强大，这一切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年轻时代的梦想，相信我们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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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
　　我出生在民国六年(1917年)。当时的中国已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各省各地的大小军阀们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割据统治，军阀政权甚至比皇权时代的清政府更专制、残酷。帝国主义的势力更是一步步深入到乡村，他们把中国当成殖民地，不断掠夺和压榨中国人民。我的家乡河南地处中原，军阀混战更是连年不断。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国家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社会一片混乱，人民生活日渐艰难。 ??
　　我生活在农村，这里的封建势力未受到很大冲击。我读书时住过的胡家、张家，以及后来上小学时在县城住过一年的王家。这三家地主在当时的农村社会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地主，他们有的是官绅一体，有的是地主、绅士加土匪恶霸，有的则是开明绅士。但他们都是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他们有的还勾结官府、军阀、土匪，共同欺压百姓，过着不劳而获的富裕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基层政权很不健全。村长有的是上级指定，有的是基层推举。一般都由村里拥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他们几乎都是地主，没有民主可言。村长的责任就是收田赋、派捐税。村长要挨家挨户地张罗收钱。此外，村里出现打架斗殴，也大都由村长出面调解。外面来了有脸面的人，村长也要代表全村出面陪同。到了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大概是1929年前后，乡村开始建立保甲长制度，基层政权逐步健全。联保主任、保长大都是由年轻人出任，还要求有一定的文化，一般是高小毕业。我的两个小学同学就曾出任过保长，他们还到信阳接受过政府的训练。
　　在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大革命之前，尽管老百姓的生活已不如晚清时代稳定，但生活秩序尚可。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镇子里年年总是要舞狮子、耍龙灯、玩旱船。每年春、秋两季，镇子里还要请戏班子来唱两次戏。这是一年里小孩子最快乐的时节。关家店镇有一个全县最大的庙，平日里龙灯、狮子、旱船等就摆在庙里，过节时才拿出来玩耍。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整个社会秩序开始混乱，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差，社会远不如清末和民国初年安定。大概自1923年以后，原本放在大庙里的龙灯、狮子等也都不见了踪影，大庙成了穷人、乞丐的避难所，每年冬天我都会看到几个乞丐冻死在庙里。我住的关家店东围子共有20来家，有两户地主，其他都是贫农，正常年份尚能吃饱，遇上灾年，很多人家被迫外出要饭。住在我家东院的三家贫农，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都死光了。
    那时农村民风淳朴，农民对于向国家上缴田赋，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称之为"完粮"。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完粮的观念很深，无论满清还是民国，农民都视之为天经地义，是应尽的义务。农民凭地契到县城完粮，每亩田地一年要缴纳一定的田税。完粮的凭证就是地契，所以农民都将地契看作是命根子。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总是小心谨慎地收藏着家里的地契，将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再藏到小偷找不着而又不易受潮的地方。家里地多的人一般都是自己上县城完粮，记得我家每年都是由朱老舅去。地少的贫困人家则由村长代收代缴。当时同村的居民大多能和睦相处，地主和穷人之间，表面上也过得去。但不同村落或家族之间经常因争夺土地、水源发生冲突，双方纠集几十甚至上百人，带着梭镖、大刀、棍棒等混战一场，有时把一方打败了或经人调停劝解，双方就散了。如果失手打死了人，往往会发生更大的争斗，还要到官府打官司。我就见过两场大的械斗，一场是我们关家店关家和谷家不知何因发生械斗，双方都集聚了很多人，打了一阵没出大事，也就散了。另一场是我随四爷在张家读书时，张家老四同姬家争抢农田用水，打群架时被对方失手打死。后来姬家赔了钱，凶手坐了牢才算了事。这种矛盾一直延续着，有时会影响几代人。各宗族新的继承人首要任务就是宣誓继承前辈的遗嘱，祖上的遗书常常记录着本族的仇人为某某，对仇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报仇雪恨。它往往成为继任者终生的誓言。
　　在我上中学以前，国民党尚未统一中国，家乡驻防的全都是北洋军阀的军队，有些军阀部队其实就是收编的土匪，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当时在我家乡一带驻防的主要是任应歧的部队，他原本是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第十师师长。1927年初，当北伐军准备进军河南时，任应歧阵前倒戈，转眼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此后仍驻防潢川一带。他的一名部下戴民权就驻扎在息县县城。戴的部队就是土匪改编的。那时的农家子弟是不肯当兵的，正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因此，戴部招收的士兵大都是无业游民和地痞无赖，纪律非常差。当时老百姓就怕过兵，军阀部队路过的时候那真是鸡犬不留，当兵的一进村是见猪杀猪，见鸡捉鸡，所有吃的是一扫而空。如果不逃，年轻的姑娘就会遭到奸淫，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肯定会被捉去当夫役。我小的时候，就经常随大人到河对岸二姨家躲避。
    除了军阀部队的横征暴敛外，时常还有小股土匪打家劫舍，散兵游勇勒索，逼得民不聊生，于是河南的农民开始纷纷组织红枪会，抗暴抗捐。红枪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最初的称号有好多，如大刀会、扇子会、黄枪会等，我们镇上的红枪会就叫太极道。它没有明确的纲领，主要就是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红枪会最初是由一个一个的村子单独发展起来的。开始时相当分散，大都是先由村里习武的年轻农民组成，每村有一个武教头。后来几个村子合起来选一个大头目，慢慢地发展成几万人的规模。整个息县较大的村庄都设有红枪会堂，是它的基层组织。每堂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会众在会首的主持下，习武练功，演习战法，遇事得服从调遣，拼命冲杀，不当孬种。为了鼓舞士气，红枪会还表演所谓的刀枪不入。他们用的枪都是土造的，子弹也是自制的，最多不过就打百十米。会首事先做好试验，掌握好距离，令一排会众向另一排距离合适的会众瞄准射击。子弹射到身体时，早已失去了力量，四周的村民看了真是惊讶不已。我看了以后也是深信不疑，真以为他们可以刀枪不入呢。我们县的红枪会兴起于1923年，以后慢慢地组织起来，自发地抗捐抗税。
　　此外，各村的红枪会还安排夜间打更放哨，防匪防盗，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1926、1927年间，息县的红枪会曾两次组织几万会众围攻县城。我的一个堂兄刚结婚两三个月，也参加了围城的战斗，不幸被打死。据回来的人说，他们抬了一口棺材，里面装满土制炸药准备炸县城，城门没有炸开，红枪会众认为出师不利，情绪低落，守城的军阀部队趁机出城追杀。红枪会众就撤到离县城东15里的新铺街，在淮河东岸防守，同军阀部队相持了大约两周。当时镇上各家各户还给红枪会送饭，并运去土炮协助防守。但最终红枪会还是没有抵抗住军队的进攻。失败后，会众就四处逃散。军阀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捕，烧掉了关家店全镇的民房。从此人民生活更苦，很多人沦为乞丐。
    红枪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抗捐抗税，反对军阀横征暴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思想落后，封建迷信，因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再进一步壮大，一旦外界环境转变，往往就自生自灭了。
    那时的农村社会还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但也有了外国经济入侵的痕迹。吃、穿都是靠自家的田地。农家种的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基本是自己加工；收上来的棉花也是自己纺线织布。穷苦人家没钱染布，就只能将织好的布和树叶一起煮。村民们喝的酒也大都是自己烧制的高粱酒。我们家乡产芝麻和花生，老百姓吃的油也主要是自己榨的芝麻油和花生油。当时有几个行业特别突出，一是竹制品，我们镇上就有好几家经营竹制品的竹行。老百姓家里用的桌椅、床铺基本上都是用竹子编的。另一个就是烟行。我们家乡的气候特别适宜种烟叶，老百姓家家都种，每个镇子也都有几家加工烟叶的烟行。成年男人几乎都抽烟，抽烟有很多讲究，家里来了客人，要用上好的烟叶招待。家境好的抽水烟袋，是铜质的，每天都要擦得很亮；家境差一些的就抽旱烟袋，用一根粗细适中的竹竿制成，一头挖一个洞用来装烟丝，一头当烟嘴，中间打通，大约一尺来长。我们家里就预备有招待客人的水烟袋，家里也种过烟，父亲还卖过烟叶。息县离武汉很近，这时乡间已有人买洋烟、洋火、洋油、洋布等外国货，当然只有有钱人才用得起。我是到县城上小学后才第一次穿上洋布的校服和南洋陈嘉赓兄弟公司产的白胶鞋。我在乡下还见过日本的仁丹、英国的哈德门牌香烟。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受外界的影响，我们家乡也有人种大烟、抽大烟。种一亩大烟的收入是种粮食的十倍，但税很重。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允许乡间种大烟，只要交税就行。鸦片的泛滥，危害很大。当时镇上有很多人吸食大烟上瘾，以致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因为鸦片烟很贵，记得当时是2角钱一泡，一天吸3次就6角钱，相当于一个人一周的生活费。我当时就看见有几个比较富裕的人家，因吸食鸦片，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除了抽烟外，喝茶也是不分贫富，人人喜爱的。息县在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那时本地并不产茶，茶叶主要来自安徽和湖北。信阳鸡公山毛尖那时还不是很出名，我就没有听说过。我们喝的茶叶大都是从安徽六安贩来的。陈老二每年三四月间都要到六安买茶叶，一次可以挑回一百多斤的嫩叶，加工后可以挣上五六块钱。我家有两间客房，经常借给他加工茶叶用。五、六月产的茶叶可以直接在太阳下晒；三、四月的茶则要放在炭火上烤；好的品种还要放在锅里炒。那时，六安是茶叶集散地，每年春季来采购茶叶的商贾、小贩特别多，当地有很多以采茶姑娘名义出现的风流女子，勾引男人。这在我们家乡流传得很广，家里的老人最反对年轻男子去六安，怕受姑娘的诱惑。常有些年轻人到了六安后把买茶的本钱都挥霍掉，只好空着扁担回来。
    当时的农村，传统的封建伦理还没有被破坏，大家仍然习惯地信奉原有的宗教，遵守传统的道德。我进城上学前就分不清是民国几年，至于普通老百姓对是否还有皇帝都不太清楚，仍保有强烈的忠孝思想，母亲就常常用忠君爱国的观念教育我。记得小时候镇子上还竖有忠君碑、忠义碑、长寿碑、孝顺碑、贞节碑，用来表彰贞妇节夫，教化乡里。逢年过节家家都非常虔诚地祭祀祖先和神灵，向天地表达自己努力行善的愿望，祈求一年的平安和幸福。我记得小时候过小年祭灶王爷时，常看到的一幅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那时，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对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还是起着一定的作用。如镇上周大夫家的老三当土匪，家人就会认为有辱家风，迫于社会压力，父亲亲手勒死了当土匪的儿子，受到乡邻的称赞。但封建礼教也害了不少人，受害最严重的是妇女。
　　当时妇女没有地位，在家里吃饭不能上桌子，有客人在就不能进厅堂。从小要缠足，嫁人后万一死了丈夫要守寡。我的一个堂兄参加红枪会阵亡时新婚妻子刚刚怀孕，她迫于封建礼教的压力，一生未改嫁，独自一人抚养孩子，生活非常凄苦。围子里李家媳妇与人通奸被发现，族人将他们两人捆在一起，毒打羞辱，李家媳妇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当时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主要就是说唱大鼓书。偶尔有耍猴子的人来镇上表演，此外就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所以镇上赌博成风。大庙和迎官馆前的大街上，每天聚集着很多人赌博。穷人玩的主要是押宝和推牌九，有钱的富户就在家里打麻将。平时赌博的人就很多，大人小孩都有，逢年过节就更厉害了。我小时就偷着用大人给的零花钱去压过宝，为此还挨过母亲的打。赌博还引起很多社会问题，赌输了以后，不服气的就会打群架，还有偷盗的。有些人因赌博输光了家产，妻离子散。我记得镇上有一家当时还是比较富裕的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因为染上了赌瘾，输光了家产，流落街头。住在我家院内的族人关应成一家，种了几亩地，农闲做一点小买卖，日子本来过得不错。自从他迷上赌博，输多赢少，造成家庭不和。他为了戒掉赌瘾，自己剁掉了食指，发誓不再赌博。但没过多久，又开始赌博，最后家破人亡。
    那时，农民生了病都是看中医，一般医生家里也都会开一个药店。关店镇就有三家药店，店主就是中医师。乡间偶尔也有小商小贩卖药的，大都是些江湖郎中。穷人家要是得了小病就用土法治，如拔罐子、扎针、放血等。在农村根本就看不到报纸、杂志，我是上了中学才见到报纸，有《河南日报》和武汉出版的报刊。至于电话，县城里都没有。王宪章家算是县里的首富、县商会会长，我在他家里住过半年多都没有见过电话。但电报已经有了，只能在县城接收得到，我从来没用过。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的地主子弟也开始乐于接受新学，纷纷读起小学、中学，逐步形成了一个同传统农村士绅不同的新群体。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眼光更加开阔。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所以关注的问题不再像父辈那样仅仅是为了科举、功名，或是买田买地，发家致富，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的变革。虽然有时他们更多的只是议论，而很少付诸行动，但终究将眼光逐步从原来的土地上移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我的一个远亲周次勋，就是这样一个颇具典型的青年，他和周围一些经历相仿又经常往来的朋友、同学，对我少年时代的成长有着一定的影响。J
　　周次勋比我大五六岁，住在离关店约五里路的周岗。周岗原属于光山县，后来划给了息县。那时两县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属光山，以北属息县。他家是地主，兄弟四人，有一百多亩田，哥哥是村长。我是上小学时认识他的，那时他已从信阳中学毕业了。周次勋受过系统的新式基础教育，有一定的知识，比一般农村青年的眼光开阔。他对当时国家的处境不满，对孙中山、蒋介石有一些了解，向我介绍了许多新时代的新事物。周次勋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以他的知识水平，足以在乡下当老师。那时农村教育结构正在逐步变化，由传统私塾向新式小学转变。高小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在乡村小学当老师。关店1930年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小学。但他不愿当教师，也不愿充当基层政权的官吏，比如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他家是地主，也不需要他种田务农，只是闲待在家里，喜欢和青年学生交往。
　　关店是县里的大镇，又是到县城或潢川的必经之地，所以每逢赶集或外出交往，他必来我家。那时我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两间客房。他还在我家客房挂了一些字画，我家几乎成了他的半个家。我上中学时曾因病在家休学大半年，他几乎每周都会来我家住上几天。他结交的朋友都是中小学毕业、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又大多以关店为活动中心。逢集时常来我家，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因此我们经常在家里谈古论今，也对今后的出路和未来交换意见。那时，我常听他谈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还在一起议论如何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我曾幼稚地提出应该先把农村的坟地分了。我还从他嘴里听说大城市里有面粉厂、纺织厂。我们一群青年学生就常常议论应该在县城办工业，开工厂，织洋布。
　　周次勋一直没有参加工作。我在县城上小学和在潢川上中学时，他常常来看我。他家和县里的著名士绅周柱臣家有亲戚关系。周柱臣的长子周新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初期担任上海广播事业局局长，曾介绍周次勋到上海工作了一年。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被迫返回家乡接受管制。我学生时代和周次勋关系密切，思想上受他的影响较多。虽然上小学后，学校也开始讲授一些时事政治，但我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多、更直接的是来自于他。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大都是农村中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他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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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投笔从戎，考入黄埔
1、考入黄埔
　　1934年夏，正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从七中毕业了。中学毕业后，我原本想继续上高中、大学，但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考师范省钱，可我从心底里又不喜欢教书。主意未定，我就和同学王清泰一起扒货车来到开封。我们考虑开封是河南省会，上学或就业的机会多一些。加上王培英在开封工作，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帮助。
    到开封后，就去找王培英。王培英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在省保安司令部当书记官。我放弃私塾改上新学，就是在王培英的帮助下实现的，我们两人一向感情很好。开封相见，自然分外高兴。王培英问了问我的学业情况，慨然表态：我考高中，他会全力支持。于是，我就决定报考全省最好的高中省立一中，全省最好的师范--开封一师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百泉师范。我分别到以上三校报了名。随后，天天闭门复习，熟背《投考指南》。空闲时间我还天天翻看报刊上登载的招生广告。一日，我在报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简章》。我想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从军习武，可以上前线抗击日寇，报效国家。加上军校是吃皇粮的，不用付学费、书费、伙食费，这可以解决我的经济困难。于是我就和王培英商量，想去报考军校。他也完全同意，支持我去考试，还帮我买了开封到洛阳的火车票。
　　次日，我就从开封登车，经五六个小时行驶，到达洛阳。报上名，找旅店住下，又读了一夜《投考指南》。天明，我便按要求来到设在洛阳西苑营盘的考场。我由于初中课程学得扎实，试卷一发下来，我扫了一遍，只有两道数学题是高中题，其余都会。两天后发榜，我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我一拿到录取书，就回到开封，告诉王培英。王培英高兴地对我说："向军队发展好，国家民族正在危难之中，没有军事本领怎么打日本。"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残暴野蛮的侵略活动，把中华民族一步步逼向绝境。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的地方，人民成为流离失所的"亡国奴"。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当人们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不分彼此地结为一个整体，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来抵抗侵略。全国青年学生，保家卫国，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报考军校。当年各地报名投考者突破万人。军校在洛阳招正取生100名，备取生100名，而考生竟有1600多人，平均八人录取一人。我也正是在这个大时代的感召下，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毅然投考黄埔军校。
    我在开封停了两天，来不及回家告诉四爷和母亲，草草给他们写了封信，便按照要求第三天赶到洛阳西苑营盘报到，五天后到了南京。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设在广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起来的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先生深刻反省了自己近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和教训，重新改组了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先生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把它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先生选择这一天，是有着深刻寓意的。就在两年前的6月16日，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就是要表明他和封建军阀彻底决裂的决心，他要建立一支真正拥有革命意识和革命觉悟的"党军"。这一天就成了黄埔军校的校庆。
　　在大革命期间，黄埔军校因为首创了崭新的革命制度，并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建立起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军队，从东征到北伐，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这支军队，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赫赫战功。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就是靠黄埔建军，靠黄埔起家，靠黄埔打天下。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建立初期，大量来自黄埔军校的广大师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支革命军队依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由此可见，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黄埔军校，不仅为国民党，同时也为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材。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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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考入黄埔军校时，它已经成立了整整十年。军校位于南京城东北角。进军校大门沿黄埔大道前行，大道左侧为马标营、右侧为炮标营，大道顶头是校办公楼和教室、教官宿舍。办公楼后有一个硕大的练兵场。练兵场顶头是军校礼堂，礼堂曾在1945年9月9日作为中国战区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签字的地方。礼堂东北侧有一幢二层楼房，就是校长蒋介石的住处，楼房前是一花木茂盛的花园。练兵场两侧各建有六幢二层楼房，是学生宿舍。东边六幢楼为第十期学生，西边就作为我们十一期新生的宿舍。十一期700名正取生，编为入伍生第一团，称十一期一总队，总队长是唐冠英，少将军衔，保定军校毕业。700名备取生，称入伍生预备班，编为十一期二总队，修业期延长半年，主要是补文化课，总队长为易龙。军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讯兵五科。步科人数最多，下设大队，大队之下再设一、二、三队，每队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设三个班。我为步科步兵大队第二队四班学员。二队队长是陈怀勋。
    我们住在操场西边由南向北数第二幢一楼左边一间大房子。说来凑巧，全国解放后，国民党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改建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从1956年起军事学院开办函授系，我又连续三年，每年到军事学院学习三个月，每次又都住在我上军校时所住的那幢楼房。黄埔军校自广州迁入南京，正是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统一全国之时，因此学校建设更加规范，成为一所名符其实的正规军事院校。所谓正规是指它主要以培养军队基层军官为目标，根据这个要求制定训练计划和教学内容，通过三年正规、系统的学习，使学员掌握一个军官所必须具备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此时的黄埔军校，更类似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和美国的西点军校。黄埔8~12期（最早1928年入学，最晚1938年毕业），由于局势相对稳定，当局注意抓军队现代化、正规化教育，注意培养基层军事指挥员。学员的学习相对正规和系统，水平比较高。尽管此前黄埔军校早已名扬天下，但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型军事院校，培养了一代拥有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人才。从军事训练角度考察，那时黄埔军校的教学计划更多的还是政治思想教育，最重视培养学员的革命精神。由于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专注于军事训练，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革命形势和战争发展需要而定。以第1~6期为例，前后学习仅半年，其间还参加了东征，有的学员甚至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两三个月就上了战场。但他们正是依靠在军校培养的这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才有可能战胜人数众多的北洋军阀。相对而言，8~12期处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所以能够坚持三年教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军校一度迁到武汉。第12期比我们晚入学一年（郝柏村就是该期学生），他们是1938年秋毕业的，也是经过了三年的严格军事教育。
　　军校训练极为严格，凡入伍生不能完成训练课程者，都要淘汰。训练目的就是严格地按照一名士兵的要求，通过一年的集训，将一个普通老百姓，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士兵。射击、刺杀、投手榴弹、器械体操等都要掌握。其中最严格的是军姿和射击训练。军姿主要是在操场上练习立正、稍息、正步走。那时军校的所有训练科目都以德国陆军为模范，因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各国公认最强的。军校的顾问也都是德国人。出操时，德国顾问会到操场上检查。德式的正步走很难掌握，我对它印象最深。它要求行进时上臂不许摆动，非常不舒服，掌握不好，节奏很难一致。学员们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也是德国造的。步兵武器比较简单，同日本武器比较优越性并不明显，只是更精密准确而已。德式武器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炮兵、坦克和装甲器材方面。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火炮精密度极高，射击的有效距离更远。德国炮兵的技术和战术，在那个时代都是比较先进的。
　　军校还非常重视入伍生的体操课程，特别是单、双杠，要求比较严格，全套动作必须掌握。我中学时代爱打篮球，所以动作还比较协调，很快就能掌握要领。平时的日常起居，也要严格按照士兵的要求。听到命令或号声，必须跑步排队，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完毕。特别是夜间紧急集合，最初没有经验，也不知应该先穿什么，后穿什么，总是手忙脚乱。此外，内务卫生要求也很严，被褥必须叠得有棱有角，上级会随时检查。因此，训练结束后回到房间休息时，大家都是轻易不敢躺在床上。一个房间16个人，大都坐在地板上休息，生怕把被褥坐乱。按校规规定，学员是不准吸烟的，但也有个别学员偷着在厕所抽烟。
　　入伍生每天都要在操场上训练，上、下午各两个小时，风雨无阻。同时，每个学员还要在校园内值勤、放哨。校长蒋介石只要在南京，常住在校长官邸。我们都要轮流在官邸放哨，特别是夜里值勤到两三点时，困得实在难以忍受。记得一次在岗楼值勤时，我竟然睡着了。区队长王立哉查哨时拿走了我的枪，我都不知道。事后，我受到区队长的严厉批评："要是打仗，你早就成俘虏了，搞不好把命都丢了。"这事对我触动很深。
　　为了强化入伍生体能，军校规定每半月组织一次急行军，每次60~100里不等。急行军时要求每个学员必须全副武装，负重50斤左右。我虽然个头儿高，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伙食营养不足，体质欠佳，头一回40里急行军摔倒多次，区队长连拉带踢，硬是逼我赶上了队伍。我曾为体能赶不上，一度心生退学的想法。但冷静下来，思量再三，还是咬咬牙，坚持住了。过了两三个月，我就能够适应，急行军时不仅不摔跤、掉队，还能发挥大个子腿长的优势，帮助体质弱、个头小的同学背枪、背行李。军校的伙食比我上中学时好多了，每餐四菜一汤。不过，吃饭速度要快，否则就吃不饱。吃饭时大家要排队进饭堂入座，值日官第一声哨响开始吃饭，15分钟后第二声哨响吃饭完毕，无论是否吃完必须离席，一日三餐都是如此。最初，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紧吃慢吃，才吃个半饱或大半饱。但日子一长，我也就渐渐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随着营养的改善，所有的训练科目我都能顺利达标。入学后不久，还要进行复试和政审。复试成绩不好的要退学。我复试时考得不错，留在了一总队。
    政审相当严格。主审官由军校政务处（相当于解放军部队中的政治部）派员审查，每个学员都要找去单独谈话，主要询问个人身世，在中学时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和社会活动，特别是询问我们参加过哪些性质的罢课、游行，还要每人讲讲对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看你是否有左倾思想。我的经历比较简单，来自国统区的农村，家里是富裕农民，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有个别学生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被军校辞退。
　　经过九个月的严格训练，我不仅增强了体能，掌握了一名士兵应该具备的各项技能，还养成了士兵应有的生活习惯，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包括内务制度、卫生制度和军容军纪。入伍生训练课程结束后，按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到野战部队实习三个月。我和区队20多名入伍生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师（中央军）实习。师长王万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云南腾冲人，很年轻，军校毕业后一直带兵打仗，十年升至师长。我们到师部报到时，王万龄还亲自接见我们，勉励我们好好锻炼。
　　当时该师驻扎在武汉附近的阳新县，离我家只有两天的路程。我曾向师长请假探亲一周。师长人不错，对我们军校学员很关照，批准了我的假。按规定学员实习期间是不准请假的。一周后我准时返回部队报到。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结束，部队主要任务是就地整训。后来四师又奉命"追剿"红军萧克部。我们先乘船到湖北宜昌，随后又返回武汉，改乘汽车赶到湖南邵阳。而此时红军早已走远，根本就没见到红军的影子。
　　实习期间，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收获就是熟悉了解了野战部队，特别是对国民党中央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第四师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忠于蒋介石，打过不少胜仗，有一定的战斗力。行军、打仗、执行命令都表现得不错。该师的团、营长大部分是黄埔五、六期的毕业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央军要比其他部队文明。这是同我小时候见过的任应歧的土匪武装和冯玉祥的部队比较后得出的看法。冯玉祥的部队在我家住过，论军纪，冯玉祥部队的纪律最好。冯玉祥对部队训练也比较严格，白天耍大刀，晚上还要求士兵读四书五经，但冯军封建意识很强，对违反军纪的官兵要体罚，打军棍，动辄就是三四十大板。我曾见过有些违纪士兵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冯部基层军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讲话粗鲁，常常是一张嘴就骂人。但同土匪部队相比，还是要好得多。冯的部队从不扰民，对老百姓很和气，向老百姓借东西，也能按时归还。但带兵方法还是传统的军阀模式，靠体罚管理部队。
    对比之下，中央军要文明得多。各级军官基本有一定的文化，训话时也能讲出些道道来。每天早晨师长亲自带师部官佐出操、训话。每周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师长都要向官兵讲解时事政治和训练要求。虽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定的政治教育内容，但和红军相比，差距还是巨大的。士兵们都不大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
    我实习所在的五连连长叫朱长命，是河南老乡。他是行伍出身，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打仗勇敢。朱连长和我混熟后，无话不说。一次私下聊天时他向我发牢骚道："小老弟，跟你说实话，这个连长我真是不愿意干了，苦得很呀。我不像你们黄埔生，是穿黄马褂的，将来升迁快。在中央军，行伍出身的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升官的。打仗时还能按时发饷，不打仗就常常拖欠。当兵的不发饷，就带不住。士兵向我要，我又问谁要呀。就是这样，上头还动不动嫌你行军不快，打仗不卖力。士兵大都是穷人出身，为了能拿几个饷，才吃粮当兵。可上头老是拖欠，谁还肯卖命。多逃了几个兵，上头还要惩罚。可是和红军打仗吃亏太大了，不知哪天就会被打死。真还不如回家卖豆腐自在呀。"很快三个月的实习期就满了，军校特意派人到邵阳接我们返校。在我离开连队的前一天，五连新招募来的几个新兵又开小差跑了。
    1935年暑期，经过一年入伍生学习考核后，我终于转为军校正式学员，领章上也戴上了学生符号。正式学员的学习内容、教学计划、生活制度都有一定的变化。入伍生阶段主要是学习步兵操典。每天三操二讲（早、中、午三操，中间各有一小时讲解）是雷打不动的。训练之余，对生活管理也很严格。而正式学员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一名下级军官的知识技能和带兵方法，为今后带兵打仗打好基础，生活方面也比入伍生丰富一些。
    步科主要开设战术、地形、工程、交通、兵器、辎重六大教程。教学内容比入伍生阶段明显增加，野外演习每周两次，学员轮流当班长，图上作业，实兵指挥，操作各种武器，马术劈刀、工程作业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学，样样还都得学好。
　　战术课程主要是学德国陆军的战术原则。先由德国顾问给中国教员讲课，再由教员教学员，讲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经验。德国人做事认真，对学员要求也严格。总顾问有时会给全校学员讲话，其他顾问则常常在操场上指导学员的动作要领。学员平时很少有机会和德国顾问直接交流。顾问们都住在军校后面的别墅里。
    战术课程对我的军事素质提高不大，所讲内容主要是外国的战例和经验，不与中国军队的实际相结合，因此我总觉得枯燥无味，听不懂，学不进。
    地形学的收获最大。每个人毕业前都要亲自测绘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形图。完全要求独立测绘，等高线都要一一标示清楚。这对我以后的军事指挥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打仗时，拿到军事地图，我就能清楚地识辨出地形地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指挥。兵器课的内容很丰富。作为一名基层军官，步兵部队拥有的武器，包括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步兵炮的机械性能和射击操作技术要领都要求掌握。这也是我们步兵学习的主要内容。
    交通课程主要要求学员掌握如何组织运输。一辆车坐多少人？每车之间的间隔应该是多少？不同的天气、地形条件下，一天的运输距离多长最为合适等等。对交通工具的性能也要求有一定的了解。工程课程要求学员掌握筑城、挖战壕、散兵坑、交通壕、城墙爆破等技术。
    此外，每个学员还要学会骑马，如何在马上射击、刺杀等技术。
　　军校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课本知识与野战实践相结合。除了课堂讲解外，还经常安排学员进行野外实弹演练。野战演练时要求学员掌握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行进射击，以及在敌人炮火下如何跃进和构筑工事等技术，最重要的是掌握对班、排、连分队战斗攻防的指挥，每个学员都要轮流当指挥员，锻炼指挥能力。这是考评一个学员是否符合一名初级指挥员的主要标准。军校还开设政治课。政治课主要是讲授三民主义，特别强调民族主义。讲帝国主义侵华史，以此激发学员的爱国、报国热情。讲民生主义时，则强调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贫富差别"，提倡耕者有其田。同时，军校还时常组织演讲，主题大多是围绕着时事和三民主义为内容。"攘外必先安内"就曾是讲演的题目之一。记得有一次演讲会上，同学阮庆演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还替他补充了几句，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达到社会主义。为此，我们遭到队长和同学们的批评。但并不严厉。大家也明白这只是认识问题而已。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全校近三千学员都要准时在大礼堂集中。只要蒋介石在南京，他一定会参加。有时各战区来京开会的军、师长也参加。蒋介石经常演讲，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内容就是所谓共产党对国家的叛乱、危害，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一个内容是要求学生精忠报国，为国家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同时，他还不断强调"四维八德"，即所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要求每个学员要树立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否则就不配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毕业时，每个同学都会发一把佩剑，上面就刻着"不成功便成仁"这六个字。除了蒋介石外，国民党的元老、党政要员大都出席过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汪精卫、冯玉祥、居正、张继、李烈钧、戴季陶、白崇禧、熊式辉、邵力子都参加过纪念周。汪精卫演讲时最富有激情；张学良也出席过纪念周，我们当时对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年轻很英俊。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冯玉祥。他很少穿军装，除非出席开学、毕业典礼等隆重场合。他平时常常穿的就是一件普通长袍、布鞋，头戴毡帽，和一般老百姓的穿着打扮没什么区别，这和南京的官场作风很不协调。他不仅穿着朴素，而且讲话风趣，声音洪亮，内容也与众不同，很有特色。他演讲的内容都是和工农兵生活紧密联系的事，总是强调中国的农民如何贫困、工人如何艰苦，鼓励我们当兵就是要打倒压迫在农工身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要求我们要爱国家、爱百姓。他还常讲一些普通士兵的故事，最爱为士兵打抱不平，痛恨部队官长克扣军饷。因此大家都觉得冯玉祥爱护士兵，对他非常尊重、钦佩和爱戴。
    纪念周名义上是纪念孙中山，每次开会前都要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而实际上纪念周成了蒋介石培养学生对他个人尊重和服从的一种方式。军校期间，多次听过蒋介石的训话，但没有机会同他直接接触。记得我们曾参观过一次校长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蒋介石骑马的戎装照，照片旁还有戴季陶的题词："登高观远海，立马定中原"。意在表达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志向。平时，蒋介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不抽烟喝酒，只喝白开水。早年他曾入保定军校，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修养。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大革命时期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送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苏俄留学。我读过他早年的很多文稿和演讲稿，表现得相当革命，有很大的迷惑性。我转为正式学生不久，按照军校要求，队里统一给全体学员集体填表，统一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有基层组织，队里设有区分部，相当于我们的党支部。但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很涣散，平时完全没有组织生活，交党费也是直接从军饷中扣除。区分部每学期也就开一次会，还要买些糖果、糕点来吸引学员参加。可是出了军校，毕业到部队时却不用带组织介绍信。我分配到部队工作后就同国民党没有组织关系了。可见国民党的组织对党员毫无约束力，仅仅是个名义而已。那时，复兴社的组织比较严密，有小组，经常开会，要求每一名成员都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到地方工作时还有介绍信，可以接上组织关系。复兴社选择成员也比较严格，我们一个队也就不到十个人。虽然他们不公开身份，但同学们大致还是知道哪些人参加了复兴社。解放后有人诬陷我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复兴社，组织上曾找到我读书时的区队长王立哉了解情况。他是我们队复兴社的负责人。他说："像关俊彦这样的学生是不够条件参加复兴社的。他是从农村来的，不爱说话，成绩中等，更没有背景。我怎么想也没有他，绝对没有他！"
　　当时能够参加复兴社的条件是：第一要有后台。我所在的区队就有好几个学员是师长、军长的儿子，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女婿贾成骞就在我们区队，而像我这样真正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少；第二要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能说会道，表现积极，如我们区队的足球队员王伟；或是成绩突出的陈贵华，他是高中毕业生，很有才华。我一是不够条件参加，二是在思想上就是想好好学本领，将来能在战场上同小日本一争高低，保家卫国。

老八路

　　入伍生转入正式生后，军事生活虽然要求仍很严格，但课余活动却比入伍生宽松了许多。除了上课和训练外，每周日晚上可以自由支配。学生可以到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到军校俱乐部、校刊部及操场上自由进行各种活动。这样就打破了队与队、班与班的界线，使情投意合者组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位至交好友，阮庆（原名阮庆才）、梁彝、廖政武（原名廖斌）等人。特别是阮庆和我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阮庆爱打网球，我常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打网球，每周总会玩上两三次。俱乐部里还摆放了许多乐器，钢琴比较难学，我就学风琴，增加了一些音乐知识。军校的体育活动也很多，篮球队在当时社会上都很有名气，还到上海同外国人打比赛。学校的游泳池号称是亚洲最好的，设有跳台。每个学员都要求能够独立游完100米。记得第一次上跳台，我不敢往下跳，教练就硬把我推下去，这样练了几回也就不怕了。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游泳技术，还请社会上最好的游泳运动员来当教练。
　　周日，我们时常外出。那时的南京比较荒凉，特别是城西，靠近金陵大学一带，都是些农民的菜园子。我入学时南京城没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国民政府门前的柏油路也才修好一两年，以前都是石子路。当时，南京的人口不到100万，城市建设可以说是刚刚开始。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太平路，后来又修建了新街口，有一家影院，常放一些美国电影。正式学员的活动范围也比当入伍生扩大了许多。校外的老乡、同学常有往来。中央大学靠近军校，有时也会和一些中大的同乡聚餐。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是黄埔军校，培养党务人才的学校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迁到台湾后改为政治大学）。我中学时代的好友黄文清就考上了这所学校，我们每月总会相聚一次。南京的河南会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河南学子来南京投考大学、军校，都会住会馆里，入住不花钱，每天只收两角饭钱。
　　读书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一场新生活运动，主要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强调讲文明，懂礼貌，遵守秩序和四维八德等封建传统内容。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如何待人接物，比如走路时要靠右行，不准随地吐痰，讲究清洁卫生等。当时南京宣传得很厉害，到处都贴满了标语。特别是宋美龄出力很多，动员了许多妇女团体参加，对移风易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个人对此事的认识，最初还是觉得很重要，也应该。但以后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死存亡和民族危机。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还讲什么新生活？所以这个运动当时也只是在上面喊喊口号，广大群众响应的不多。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还在军校大门附近修建了一所高级俱乐部--励志社，是请当时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著名教授杨廷宝设计的，1929年建成。这个俱乐部主要是国民党上层人物活动、聚会的场所，同时也是黄埔学生的俱乐部。它对维系黄埔毕业生的团结有很大的影响。
    励志社的一号楼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很标致，是蒋介石夫妇在南京的半个家。蒋介石特意在小楼旁题词：革命、革心、立人、立己。此外，还有一座楼内设有60个床位，专门接待黄埔前五期毕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师、旅长，他们到南京出差都住在励志社。蒋介石也希望他们住在这里。每周一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只要住在这里的黄埔将军肯定会出席。由励志社到军校大礼堂约有两三里路，没有一个人坐汽车。他们都身着戎装、马靴，精神抖擞地穿过军校操场出席纪念周。那时的师、旅长如宋希濂、李默庵等人也都很年轻，不到30岁，一个个风华正茂。每当看到他们正步穿过操场，军校的同学们都很羡慕，纷纷议论，把他们看作是中国军队的希望，更盼望自己将来也有资格入住励志社。每年双十节，蒋介石都要在励志社门前检阅军校学生，晚上还会出席学生在励志社组织的游园会。宋美龄参加游园会时，总会发给每个学员一包点心，表示校长、师母对学员的关心。看得出来，蒋氏夫妇经常住在军校，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黄埔军校的感情。
    励志社有各种娱乐场所，军校学生都可以去，除了舞厅不让进外，其他如网球、台球都可以玩，还可以到咖啡厅坐坐。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如贺衷寒、滕杰、康泽等人经常在励志社开会。有时，一些政治活动也在那里举行。

老八路

2、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
　　广州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军校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走他路"。正是在这种黄埔精神的感召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我走进了黄埔。在军校学习期间，教官们也经常用这副对联激励我们。从此，我确立了不怕死，不爱财，为民族独立、国家复兴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通过三年系统的军事训练，我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锻炼成一名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官。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培育了我的革命思想，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始自黄埔。通过在黄埔的学习，我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当时的中央军校终归是在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后，在南京1928年复校的，因此学校的反共空气很浓。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很多人都质疑。我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他是我军校同期、同队、同宿室的同学，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阮庆是广西博白人，16岁走出大山，和好友梁彝到广州、香港找出路。后来他在广州考上高中，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无力支持，于是弃学从军，又和梁彝一起考入黄埔军校。他读过两年高中，知识和经历比我丰富得多，我是16岁初中毕业后虚报两岁才考入黄埔的。他的家世和我相似，都是来自农村，幼年丧父。相同的出身背景很快就把我们两人的感情拉在一起，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梁彝是阮庆的同乡、同学，自然也很快成了我的朋友。阮庆的另一位好友廖斌（后改名廖政武），是泰国归国华侨子弟，在军校炮兵队。由于志向情趣相投，我们几人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都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梁彝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任炮兵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掩护部队过淮河，受伤被俘。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有一项规定，凡是抓获中共军队团以上干部的黄埔学生都要上报蒋介石侍从室。蒋曾派人将梁彝押解到南京，劝他投降，但无论封官许愿还是严刑拷打，梁彝都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廖斌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后住在西安，前几年才去世。去世前我们经常有来往。
　　在这几个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阮庆。他比我年长几岁，跑广州进香港，见多识广，加上他读高中时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耳濡目染，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对人对事，特别是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为人正直、诚实，能吃苦，有毅力，对人也很热情。他对我始终像亲弟弟一样关心爱护。
    我们时常在一起议论时局，尤其对如何抗日救国谈得最多。阮庆和梁彝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学习了很多年，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对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和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周恩来、廖仲恺、叶剑英等人的革命经历都比较熟悉。特别是阮庆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家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知识见解比我看到、听到的情况要多得多。那时，我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只是凭直觉，因为在家乡见过国民党军队围攻红军时乱抓人，乱杀人的情况，对国民党的做法很反感。
　　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政治控制很严，我们交谈的内容是犯禁的，但我们在私下还是谈了很多，通过交谈达到共识。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对大革命的形势，红军战事动态，白军屡战屡败的事实和真相增多了了解。阮庆还介绍我阅读许多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张仲实译）、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等著作。我还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夏伯阳》、《司达汉诺夫》等，读后更加深了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印象，令我对苏联产生了向往，认为苏联革命的道路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中国革命必须向苏联学习才有出路。
    军校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包括很多左倾图书，一般也不限制学生借阅。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大量阅读马列书籍，虽然不系统，但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通过读书、学习，我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回忆这一时期自己思想的发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感到要救国，靠国民党是不行的，一定要以苏联为师，靠共产党来领导。对此，我和阮庆、梁彝的认识是比较一致、明确的。这都是在1935年以后我们三人同商共议国是时，经过不断的讨论得出的一致看法。
    当时，在南京政治学校读书的中学同学黄文清的思想也比较进步，常常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去玄武湖或中山陵，议论时事。这些讨论都以阮庆为中心。读书期间，祖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步伐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讨论的另一大话题就是"打日本靠谁？"当时全国各界都在谈论抗日，不同的人们提出种种不同的抗日救国主张。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在军校和社会上都有很多人议论，看法各异。有人肯定这个主张，说国家不安定统一就不能抗日，赞成要先"安内"，才能"攘外"。而更多的人是否定这个口号的。阮庆就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他说大敌当前不团结御敌，却热心内战，只能让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他还向我们分析了这个口号的反动性。我和梁彝、黄文清等人在他的启发下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出路就是谁能领导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跟谁走。
　　1935年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上海的大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此都有同感。那时，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国统区也能看到。我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非常认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红军也是中国人，他们要求抗日，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这也是我们对国民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还不敢公开表态，只是局限在我们几个人中议论。不过，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自觉地对今后的人生重新做出选择：是继续跟国民党走，还是投奔共产党？当时，我的思想开始倾向共产党，但受环境的约束，还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读书期间，我们遇到的最大事件就是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军校学生都纷纷向何应钦请战，要求参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那时何应钦是讨逆军总司令。同学们还讨论各种拯救校长的方法，个别同学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让飞机空投到西安去救校长。当时，我们结识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向我们解释：张、杨的行为不是造反，而是要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听了他的解释，我们都赞扬张、杨的革命行动。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抗日的希望大大增强。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也相对放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进步刊物。其间，阮庆介绍我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另一本是进步杂志上介绍陕北红军的纪实性文章。读后使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知道在那遥远的苏区已经有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正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艰苦卓绝地奋斗着。《西行漫记》还介绍了许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我们非常关注林彪、徐向前、陈赓等黄埔学生的传奇故事，希望毕业以后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贡献一生。
    本来，靠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一直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阮庆潜移默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到此时，我们更坚定了要投靠共产党，要到陕北参加"红军大学"的强烈愿望。阮庆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我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军校毕业后，我之所以能够很快投奔延安，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在困难时期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阮庆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对我更是兄长般的关心。1937年毕业分配时，我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直接参加对日抗战，上级满足了我的要求，分配到正在淞沪前线作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阮庆因为军事训练成绩优秀，最初分配到南京宪兵学校当区队长。他为了能和我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主动和同学换到八十七师。后来我们又一起投奔延安。解放后，他由四十九军团政委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桂林市委第一书记、桂林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工作非常出色。"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受尽折磨。但他在困境中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广州军区某些人为了整我，几次找他外调时，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顶住造反派逼供信的压力，实事求是，不肯为他们写假材料。为此，造反派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使他吃了很多苦头。阮庆对我的这份真挚感情，令我终身难忘。我为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感到骄傲。
　　1937年8月，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设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办事处有个工作人员，叫温健公，是共产党员、青年哲学家，曾在日本留学。温健公和廖斌是同乡、同学。他到南京后，得知廖斌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就到军校看望廖斌。这以后廖斌便带我和阮庆找温健公，请求八路军办事处送我们上延安。但温健公婉言回绝了我们的要求。
    一周后，我们又去找温健公。这次他领我们见了叶剑英。叶剑英热情接待了我们。当他得知我们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后，也没有同意我们去陕北的要求。但叶帅还是亲切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说目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哪里都是打日本，要我们以大局为重。
    军校毕业前夕，我们还在思考是继续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还是直接投奔延安？因为，第一次见叶帅，没去成延安。回来后，阮庆就和我商量，想直接去，但又怕不收纳。此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我们就决定先上战场和小日本真枪实弹地干一仗，也不负军校三年的培养，等在国民党军队中干出点成绩来，再投奔共产党。所以去延安的事就暂时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