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冼HUAN汉回忆录之南征北战》

老八路

冼恒汉（1911-1992）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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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色举义旗

    家

    我于一九一一年农历八月初九日出生在广西右江奉议县（也称田州，现改为田阳县）四那村塘凭屯一个壮族农民的家庭，乳名“亚华”，学名冼恒汉。

    冼氏家族的祖先，据说是从广东南海来的，同本地一个姓黄的壮族妇女成婚后，在那里就地落户了。一个广东人为什么到广西来落户，我们的老前辈谁也说不上来。我们村子除一家黄姓的以外，三十多户都是姓冼的，可见年代已经很久了。

    我弟兄三人。哥哥九岁，我六岁，弟弟三岁就丧父了。父亲逝世后，丢下三个孩子，由年纪已到花甲的老奶奶和二十多岁就守寡的母亲，靠经营二亩多地抚养我们。但是困难很多，我们还小，奶奶老了，母亲虽然年纪还轻，但耕地、耙田都是重活，干不了。怎么办呢？就是每年春耕和秋收时，靠我姑父、姑母来帮忙。

    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哥也慢慢地能够参加农活了。我八岁时，奶奶让我读书，到近邻的录端村私人办的初小上学。我奶奶带我去，一进学校的门，首先给“孔大圣人”磕三个头，转身过来又向老师鞠躬，老师给我指定座位，这就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了。

    学生都是走读，回家吃饭、睡觉，但每天必须按时到校，迟到的要打手板或罚立正，老师要求十分严格。我小的时候怕挨老师打手板，宁愿在家里放牛。再就是希望下雨，盼河水涨得大大的，好不去上学。我的奶奶很厉害，坚持冼家要出一个“识字”的人，否则孤儿寡母经常受骗被人欺负。如果我贪玩，奶奶就会拿手指弹我的脑门，或是拿烟袋锅敲我的头。就这样，在奶奶的严厉督促下，我三年上完初小，又到田州县城投考“县立维新第一高小”，考上了又继续读三年。我们那里小学不花什么钱，睡觉铺板及食饭粮食，都是自己背去的。

    高小毕业后，我瞒着奶奶和母亲投考师范。因为我奶奶原想我高小毕业后，就不要再升学了，家里缺乏劳力。考试以后，大约过一个星期，我约邻村的同学一起去看榜，我被录取了。出乎我的预料，名字还很靠前哩，列为第七名，我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回来后，把情况告诉奶奶、母亲和哥哥。奶奶不吭声，妈妈是个中间人，平时就不多说话，家里大小事都是奶奶说了算，升学不升学她都无所谓，但是哥哥坚决支持我继续升学，他说地里的活他宁愿一人包了也要我读书，我奶奶也无可奈何，这样，升学问题就算解决了。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我上师范时，奉议地区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下，农民掀起了反贪官污吏、抗租抗税的运动。我们奉议（田阳）县是右江地区中共党组织活动最早的一个县，也是右江农民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主要县份。当时地方衙门的苛捐杂税太多太重，农民们叫苦连天。我们那个地方本来就很穷，结果辛辛苦苦一年，三分之二的粮食被名目繁多的各种税拿走了，再加上土匪打劫，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在地下党的活动下，在当时“大革命”的影响下，我们县二七、二八年间农民抗租抗税斗争一浪接着一浪，没有间断过。当时的奉议县长曾伯龙这个人很坏，欺压百姓，强行摊派，谁不交租、交税就抓去坐班房、受酷刑。我们放假回家，同村里人一样，白天派人到山头上放哨，晚上妇女、老小及牲畜离村一、二十里到野外过夜。我们村年青人都组织起来轮流放游动哨，害怕衙门派兵包围村子抓人和防止土匪乘机抢劫。

    在师范上学的时候，我知道了用功，学得很努力，成绩也很好。这时我开始接触到同学中流传的一些进步书刊，再加上知识的增长，我对回乡务农已没有兴趣，也不满足于毕业后当个乡村教员了。我想到社会上去闯闯，为社会服务，为穷人做点事。

    一九二八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已在农民中和学校里传开，黄治峰、潘宪甫、黄进才、冼志刚等农民运动领导者已加紧活动。张云逸同志的警备第四大队（属进步桂系将领李明瑞所辖）也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陆续开到百色、奉议、平马，地下党也开始半公开活动，组织人到平马领枪。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形势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好象要发生什么事情，一些地主老财出身的学生，有的已悄悄地离开学校。县长曾伯龙也被张云逸以右江督办专员的名义，把他抓起来解押到省城南宁（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喻作柏省主席同情共产党），这一下大得人心，农民欢天喜地。

    当时，我们师范的不少同学都加入到农民运动中去。白天，我们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政治主张，晚上参加农民会议，还和农民一起冲进地主恶霸家院抗租抗税。

    大约十月，警备第四大队同时在百色、田州、平马把反动的第三大队消灭了。田州战斗就在新街我们学校附近，战斗持续了两天，打得很激烈，学校也停了课。

    战斗结束后，有五、六个荷枪的宣传员到我们学校来演讲，说他们的军队是革命的，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当时还未打出红旗），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剥削阶级，实行土地革命。还讲到了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等等，有些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还号召我们参军，为穷人打天下。

    听这个宣传队讲演以后，学校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剩下未走的地主老财子弟，也悄悄地溜走了，我们受曾伯龙及地主老财欺诈压迫的学生，个个喜笑颜开，向宣传队鼓掌致意，并送他们到校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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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笔从戎

    宣传队走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右江边上（我们学校就在新街右江边上）议论开了。大家都说，现在的形势，学校近期不可能恢复上课，就是能上学，毕业出去当个教员也没多大意思，不能解决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问题。我说，出路在于“当兵去”。宣传队不是讲得清楚吗，他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要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剥削阶级、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的，这不是比我们谈的“三民主义”好得多嘛！有的同学说当兵可以，就是病了怎么办？谁管我们。我说，那些宣传队员他们病了怎么办呢？一个人病总是有的，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怕什么？这样经过七嘴八舌地议论，大家都决定去参军了。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大家面对右江发誓：“壮士此一去，不成功便成仁。别了，右江！别了，母校……”

    第二天，我们都各自回家告诉自己的家里，有的家里不同意，但经说服也就同意了。经过几天简单准备，我们告别家人，一路高唱当时流行的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精神饱满地走上革命道路。

    到田州后找到宣传队，我们象见到亲人，大伙争着说，听你们的宣传后，我们都很高兴，经过家庭同意来当兵，你们看我们够格吗？他们讲白话：“嗨（好）呀！嗨（好）呀！欢迎，欢迎！”我们把自己的情况作了介绍，他们把我们带到队部。由于我们几个都是学生，因此就把我们分配到驻在田州新街的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当了宣传员,负责刷标语、发传单、作宣传，并担任壮话翻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驻百色、奉议、平马的部队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部队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我们的军长为张云逸，政委邓斌（邓小平），下属三个纵队，共计两千八百多人。我所在的部队成为第七军第一纵队，我们每人都发了一条象征起义的红领带。

    此后，在我党的影响下，李明瑞（国民党军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作豫（共产党员、国民党军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队长）在左江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斌任政委。李明瑞为七、八两军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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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血隆安

    右江和左江两岸先后竖起了两面红旗－－红七军和红八军，桂系军阀大惊失色，他们调兵遣将，竭尽全力镇压。终因敌强我弱，红八军经战多日不支退守河池，后来与红七军合编，统称红七军。

    一九三零年初，善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挑拨粤系军阀与桂系军阀在粤北江和桂北一带发生了战争。桂系军阀吕焕炎在梧州打出了反桂旗帜，造成桂系内部分裂。

    当时桂系主力集中于平乐、荔浦一带，吕焕炎部又分散于玉林至贵县、南宁一线。红七军的领导同志从情报中得知，南宁守敌只有蒙志仁、张贯之等部不过1500多人，且张部战斗力甚弱，因而认为敌人在南宁的力量极为薄弱。又估计到桂系主力原在柳州、桂林一带因受到粤军及梧州吕部的钳制，无力顾及南宁。当时红七军士气高涨，一般干部和士兵对攻打南宁的呼声很高。在这种形势下，红七军的个别领导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对桂系军阀的不利因素看的过重，认为红军进攻南宁胜利在握，于是决定攻打南宁，进一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当时的具体部署是：以左右江为后方，留二纵队的两个营守百色，赤卫军守平马，军部率特务营、教导队、山炮连及一纵队、二纵队一营、三纵队两个营和赤卫军千余人从右江向南江进攻。原红八军余部从左江向南宁进攻，预定二月八日在南宁附近会师。进攻前，红军以政治口号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这一军事行动，这样，敌人受惊，加强了南宁的戒备，增兵驰援，以对付红军。

    打仗，就要善于扑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方能获胜。当时担任主攻的三纵队，因战前准备的时间过长，贻误了战机。结果敌人乘机聚集力量，主动向红军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攻打南宁落空。

    当然，攻打南宁的计划“婴死母胎”，除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队政治素质太差。总指挥部原拟定红七军与红八军协同作战，两个军务必于八日到达南宁郊外会合。可是，红八军于二月一日宣布起义后，部队还来不及进行整顿，部队官兵的思想还没有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例如，当时士兵和下级军官留恋“月薪二十元（银元）”，军官打骂体罚士兵等等。但是，因军情急、战事紧，这些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结果，有的官兵对暴动起义当红军理解了，有的仍有疑虑，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如一九三零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央现在最大的顾虑仍是你们部队中兵士群众的基础不稳固，随时都可以发生问题，所以你们现在应用最大的努力，在士兵群众中去工作，加强士兵群众的政治训练……，渐次做到废除薪饷制度，使士兵为本阶级利益而斗争。”

    可惜，当时主要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未能适时开展政治教育。所以，当部队由龙州向南宁进军时，才抵宁明，后卫部队第三营在连长郑超的策动下，300多人哗变；收编的土匪编为第二、第四游击大队，也全部调转枪口哗变了。这样，红八军不得不回师围攻靖西，消灭叛军和土匪。结果，关键时刻分兵两路，两军联合攻打南宁的计划落空了。

    这时，广西政局也发生了新变化。桂系军阀一部在张发奎部的支持下，由黄绍雄率领进攻吕焕炎。结果，吕部听命于桂系，玉林至南宁一带重归新桂系统治。新桂系军阀夺得南宁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和控制左江、右江两岸的广大地区，急忙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革命力量，决心将红军斩尽杀绝、永除后患。桂系军阀头目之一的李宗仁点将让其亲信李琪担任总指挥，出动了四个团共3000多人的兵力，在“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着令杨骏昌团、覃兴团、蒙志仁警卫第二团和岑建英的第八独立营，从贵县出发，经宾阳，过武鸣，兵临隆安城下。

    那个时候打仗，不象现在侦察技术和手段先进，敌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步兵、坐探侦知。因此，侦察兵是指挥员的“耳朵”和“眼睛”。如果眼不明、耳不灵，提供敌情真真假假或真假难辨，是很要命的事。恰恰当时红七军在这方面出了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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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三日，第一纵队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南宁城内无敌军，实际上侦察情报不准确。第二天中午，隆安城内的“详和堂”老板向纵队报告，说三日夜里丁当村（离隆安县城东六十华里）来了一批军队，似有进攻隆安模样。纵队领导思想麻痹，没有再派人核实情报，也未采取应变措施严加防范，结果红军吃了大亏。

    二月四日，敌军在隆安城东二十华里的小林村渡过右江，分两路从城东连安村和城南的南迂街向县城发起攻击。下午三时许，敌覃兴团两个连逼近城东，其余部队抢占了城东南的高地。

    敌军兵临城下、枪声四起，纵队指挥员才觉得事态严重，忙率部仓促应战。一纵队司令李谦冒着枪林弹雨观察敌情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后送，部队由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继续指挥。红军官兵为保卫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奋勇还击，以死相拼。一营营长何莽是员猛将，指挥得力，很快率队将攻城敌兵击退，打开城门追敌至连安村附近。因城内兵力空虚，怕有闪失，这才停止追击，带领战士回到城中。这一仗除击退敌兵外还夺枪百余支、缴获机枪一挺。

    第二天，敌我双方在城南山坳上激战，敌岑建英营伤亡过半，敌团长蒙志仁受伤。我军一营营长何莽负伤，但他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

    当天下午，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率部分红军以及二纵队、三纵队共二十一个连队和百色、思林、果德、平马等县的地方武装从龙州火速驰援隆安，三个纵队同时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由于双方投入兵力多，战斗规模较大，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官兵发扬了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打得勇敢、打得艰苦，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部队起义、打出红旗只有两三个月，由于大批农民参加红军，使得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还缺乏战火锤炼。虽然有勇、不怕死，但机动灵活运用战术还欠不足。加上激战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至阵地不稳、险象环生。如：预备队擅自过早出击，战场后备兵源不足；守城部队从雁江押送弹药的船在城西被国民党县长黄晓东率领的民团阻击，弹药未及时上送，阵地告罄。守城红军只有用石头、瓦块、木垒与手持真枪实弹的敌军厮杀拼搏。

    七日凌晨，敌人一个连占领了城西高地，红军浴血奋战，击退敌人五次疯狂冲击，给敌军以重大杀伤。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九时许，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不支，全线溃退。撤退时，城内红军和城外红军失去联系，他们孤军奋战，与敌人展开巷战，损失惨重。

    隆安战役，红七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以不足两个团队的兵力抗击敌军四个团，毙伤敌军500余人，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达300多人。十时左右，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率20余名战士突围出城，因连续作战四昼夜，泅过右江到震东村体力不支，被民团俘虏杀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红七军兵败隆安，即向恩隆、平马撤退，在这一带的山区村庄驻扎。原想在此地等待从百色方向撤退出来的红七军军部直属队及二纵队，会合以后攻打平马，但这时敌人已追至并攻占恩龙县城。二月十二日，据情报获悉平马之敌大部已去百色，城内只有一营兵力。于是，红七军领导决定以军教导队担任主攻，地方赤卫队配合，向平马发起攻击，恢复右江沿岸红色政权。

    我军与敌一接触，发现又吃了侦察不准的亏，原来平马守敌是覃兴的一个团。双方激战一日，红军进入了平马的牛行街。当夜，红军向扼守牛行街的敌人发动了数次进攻，未果。因怕敌人援兵赶来夹击，我军大部撤退，小部因未得到通知，仍在街里与敌交战两昼夜，后撤退。

    战后才得知，从百色方向增援平马的一团敌军行至奉议，因见兄弟部队溃退，又闻平马被红军占领，便不敢南进。此时若我军主力不撤，猛攻平马，收复平马是有把握的。

    此后敌军杨骏昌团从南岸渡河想包抄红军，军长张云逸即令部队撤出战斗，向恩隆县北部七里区山地转移。与此同时，敌军另一支兵马从恩隆、奉议向红七军后路迂回，企图阻拦红军进入东（兰）风（山）根据地。二月底，红七军匆忙经东兰进到恩隆县城北部的燕峒、亭泗地区（今巴马县境），以便与袁任远率领的留守百色撤退出来的红七军二纵队二营会合。二月二十八日，在亭泗与敌蒙志仁团遭遇，双方混战一天，两败俱伤，各自罢兵。敌退至奉议、百色，红军则经盘阳急奔东兰、风山一带。几仗下来，部队辎重、物资损失严重，人员伤亡500多人，红军中的失败情绪蔓延开来，各项工作也随之停顿下来，红七军陷入了困境。

    红七军主力撤出亭泗后，经两天两夜的强行军到达风山县的盘阳区赐福乡驻扎。盘阳山多、石头多，周围几百里都是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山势陡峭、道路崎岖。这个地方原是个老革命根据地，穷人多，富豪少。地主被打倒，农民分了田，农民武装和乡村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因此敌人也不敢贸然进兵骚扰。红七军主要领导同志决定在盘阳进行休整，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但因这里山地贫瘠，物产不丰，供粮困难，部队的整训工作进度非常缓慢。红军官兵普遍感到困在穷山僻壤没有出路，要生存，要发展，应该向外进击，扩大游击区，争取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样，解决当前部队的给养和弹药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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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研究今后部队的行动方针。会议认为，南宁一带敌人兵力强大，是敌人反动统治力量的中心，红七军向南宁方面发展是不现实的。会议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状况，认为必须转为游击战争，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活动。会上，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今后红七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要进行长期作战，红七军就需要补充给养和弹药，因而主张摆脱敌人主力，跳到白区去寻找机会多打几个胜仗，以解决红军的给养和弹药问题。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分散和减轻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以便红七军能在适当的时机收复被敌人占去的根据地。

    另一种意见认为：红七军不应远离根据地去进行无后方的作战，应该在右江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战争。这样既可以保住和相机扩大根据地，又可以用就地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给养问题。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红七军应向贵州、云南边界发展，把部队拉到外线去作战。

    会议经过严肃认真地研究，决定三纵队留守东兰、风山地区，继续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一纵队和二纵队的3000多人在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从河池出发，占怀远、陷宜北，向贵州进军。

    一九三零年四月卅日，一、二纵队转战黔桂边界攻占贵州榕江县，这一仗缴获很多东西，解决了部队暂时困难。红七军在这里宣传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扩大红军。我们宣传队也活跃在各村各寨，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主张。我那个时候除了提个浆糊桶和队友们到处刷贴标语外，还向群众作演讲，演出自己编排的活报话剧。我装扮成一个女的，队友扮成男的，一问一答，有唱有念，把革命的道理灌输给当地群众，这种形式十分受欢迎。而后红七军于五月上旬挥师回右江，六月初重新收复了百色、奉议、平马。

    一纵队回到田州后，我向宣传队负责人请几天假回家看看，到家后看到我们全村已被烧成平地。就是在红军转战黔桂边界作战时，民团及地主武装乘虚反攻倒算，乱杀乱烧，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右江。

    我回到家后，群众都哭哭涕涕地向我诉说……看到家园变成一片废墟，乡亲们扶老携幼，无处安身，我对反动派更加痛恨了。我向乡亲们宣传说，哭没有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推翻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了，天下才能太平。现在这样蹲在树底下不行，应立即行动起来，互相帮助，每家修建一个草棚，这样下雨才有栖身之地。另外还需要站岗，防止地主民团再来倒算。

    这时我的嫂嫂快要生育了，我帮助我的哥哥和弟弟一起修建了一个草棚，让我嫂嫂有个生育的地方。乡亲们也都行动起来，有的去割茅草，有的去找木头，有的搬运被烧了的碎砖、瓦片和灰渣，等大家都有了安身之处我才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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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右江

    一九三０年，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阀反对蒋介石，六月混战在湖南，蒋介石命令云南军阀龙云派兵袭击南宁，企图直捣桂系军阀的老窝。龙云利用同李明瑞的旧关系，派人给李明瑞送信，要红军让出百色。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集中主力一、二纵队，于果化地区伏击滇军，激战数昼夜，双方都毫无进展而退出战斗。我红七军仍回恩隆（平马）、奉议（田州）、百色休整。九月整顿右江各县赤卫队，在田州将各县赤卫队编为第四纵队，黄治峰同志任司令。

    十月上旬，第一、四纵队集合在田州新街后面大草坪开誓师大会。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下午部队准时到达，大家席地而坐，都静静地等待张军长、邓政委亲自来动员讲话。

    不一会儿，首长们到了。会场指挥员高喊：“全体起立！立正！”而后跑步向军长、政委报告：“部队已全部到齐。”张军长和邓政委叫部队坐下后，开始讲话。讲话大意，是要到外线（根据地以外）作战，寻找机会消灭敌人，扩大苏区和红军。誓师大会第二天，第一、四纵队就从田州出发了。

    就在部队集合，正准备出发时，我的妈妈和嫂嫂赶到，给我送来两双鞋子。当时家已被地主民团烧光了，家里什么都没有，这两双鞋子还是嫂嫂做给哥哥的，因我要出远门，便让我带上备用。这一来可解决了我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两双鞋，虽然是小事，但可见妈妈和全家人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我的妈妈还拉着我的手呜咽着问：“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呢？......” 我安慰妈妈：“用不了多久就会见面。”谁知这次离家，竟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我才又得以重返家园，整整二十二年我与家人音讯皆无、生死不知，只有这双鞋，唯系着我对家乡时时地思念...... 后来听说，就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一九四八年，妈妈叫着我的乳名离开了人世，她盼这个一去不复返的儿子见最后一面，死都没有闭上双眼......五一年我回家，还特地从青海给妈妈带了一件皮筒子，好让她老人家冬天过得暖和些，结果看到的却是荒墓一座......愿妈妈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一、四纵队从田州出发，经凌云，凌云有几百民团，稍打一下就被消灭了，我军在那里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行动。经乐业、凤山、天峨、南丹，到河池同军部和二、三纵队会师。十一月五日在河池整编，三纵队大部、四纵队全部编入一、二纵队。纵队改为师，一纵队改为十九师，二纵队改为二十师，三纵队仍保留番号，改为二十一师，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带领该师少部分仍在东兰，继续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整编后，在河池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军长、政委的讲话和喊的口号，同在田州一、四纵队的誓师大会大不相同，讲话和口号大致都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配合全国红军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听军长、政委讲话后，部队情绪饱满。我们宣传队也照此写标语作宣传。

    一九三０年十一月十日，我军从河池出发，到三防休息几天，十二月四日猛攻长安，因为这是攻打柳州的必经之路。激战持续了四天三夜，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宣传队也参加抢救伤员，冒着枪林弹雨背战友、抬伤员，不少的同志背在背上时还能感觉到微弱的呼吸和喘气，等到了临时卫生所放下一看，人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牺牲了。由于仗打得残酷，时间耗得太久，我军难以坚持。加之桂系军阀白崇禧打败滇军后，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不断派兵增援，并坐阵指挥，我军攻打不下，不得不向北撤退。

    十二月十一日退至福禄（黔桂边），休息时间很短，大概一、两天，部队又向三江、龙胜前进。因为我们是宣传员，不知道行动意图，只听传说去攻打桂林，我们宣传队就议论开了，长安都攻不下，桂林能打下？十五日，部队到三江县龙胜，知道敌人已有准备，这样就放弃原攻打桂林的计划了，部队又转向北行动。十二月二十二日进驻湖南绥宁，二十六日猛攻武岗，经六昼夜恶战攻打不下，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牺牲。湖南军阀何健派兵增援，部队撤出战斗，并向南转移。

    一九三一年元月六日，红七军攻占广西全州，休息四天，精简机关，我们宣传队解散。我被分配到军部“军官训练所”当学兵。

    元月十六日进驻湖南道州。湖南军阀分几路围攻我们，我们连夜撤退，敌人尾追。我们又向南翻过苗山进入广西，元月二十二日到达广西贺县的桂岑，这时部队经过三个月的连续作战，伤亡、掉队、开小差的不少，严重减员，只剩三、四千人。有的连队一仗下来死、伤、逃跑，只剩下几个人，战斗之隙我们还要分头挨家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作开小差战士的工作，动员他们归队。鉴于部队情况，红七军前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师缩编为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二十师编为五十八团。

    从桂岑出发后，部队进驻广东连县，休息了七天。广东军阀纠集了八个团向连县扑来，我军撤出连县，转到乐昌县的梅花村，第二天粤军四个团又尾追至梅花村，我军不得不奋起抗击，激战两昼夜，敌伤亡一千多人，我军也伤亡七百多人，原二十师师长李谦同志不幸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后，绕过乐昌到乐昌以北渡河。当五十五团和指挥部及五十八团一部渡过河后，敌人正赶到，封锁渡口，雨点般的子弹落在河里。奉李总指挥、邓政委命令，没有过河的部队退回去，另找地方渡河。于是，没有过河的五十八团的一部份、军部和军官训练所沿江北上。进至石坪，把未过河的五十八团编为五个连，番号仍叫五十八团。这样五十八团、军部、军官训练所为另一路，辗转地渡过了禾昌河，进入湖南，经郴州境内，向酃县前进，于三月底至四月上旬到达酃县湘赣革命根据地黄泥塘。在当地游击队与群众的配合下击退地主武装及民团的进攻，俘敌数十人，我无一人伤亡。在黄泥塘休息几天后，继续向酃县前进。在酃县的水口镇与王震同志率领的独立一师三团，打了一个误会仗，以后得知独一师三团是来接我们的。

    与湘赣独立师的会师使部队情绪大振，大家都兴高采烈，觉得与朱、毛红军会师已实现了。那些打柳州、桂林没有实现，沿途又到处碰壁，同朱、毛红军会师无期的诸多悲观失望情绪，被会师的兴奋所代替了，大家顿感斗志倍增，觉得革命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五十八团与王震政委率领的独立一师第三团，继续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前进。到茶陵附近时，湖南军阀陶广率两个团尾追而来，红七军战士与红独一师三团密切配合，将优势的敌人击溃，俘敌团长和士兵一百余人。四月二十日，我军至永新城。休息时间不长，张云逸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实际五个连）、军官训练所和红独一师、红二十军从永新出发，攻打吉安永阳镇守敌罗林旅，打垮了敌人，解放了永阳。

    在这次战斗中，军官训练所开始作预备队，后来部队攻一个山头不下（敌背水而战，打得很顽强），张军长命令，由军官训练所去攻。结果我们攻下来了，并紧紧追击敌人至永阳赣江边。赣江水深，敌人无路可逃，只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支德国造的双筒枪，这支枪我一直背到河西教导队毕业。

    李明瑞总指挥和代政委许卓（据说邓小平同志到上海去了）于五月中旬率领五十五团、五十八团一部分，从崇义赶到永新，和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从永阳胜利归来的部队汇合，从此，红七军结束了从广西到江西数千里路的辗转长征。

    红七军两部分会合不久，便同二十军、独立一师统一行动，归李明瑞指挥，攻打盘踞安福之敌韩德勤旅，消灭该旅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炮约千支，其余敌人窜回安福城，闭门踞守，我们没有再攻打安福城。

    红七军回永新后，召开党代表大会，清算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从此，我们才清楚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致使部队损失惨重，是执行立三“左倾”路线的结果。

    关于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毛主席一九三六年底还专题在“红大”作过讲演。他反复讲解了所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的严重错误估计和军事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也作过精辟分析：“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老八路

第二章 战斗在湘赣

    河西教导队

    一九三一年五月，部队胜利凯旋永新后，红七军军官训练所与红二十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第二期改为红大分校）。河西教导队是为红军培养初级指挥员的学校，冯达飞任校长，李卜任政委，杨茂任训练部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

    我在河西教导队学习五个月，校长，特别是训练部长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在军事指挥课上我们学习初级战术，每次野外演习结束后，都要讲评，全体都是立正听讲，谁稍微动一下，都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就是炮打下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我从单个教练到排、连的指挥都搞过。

    在河西教导队，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政治课上，教员们讲得很认真，对我们要求也很严。王首道（省委书记）、甘泗淇（军区政委）当时都兼任我们的教员。有一次王首道书记问我们：“我们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吗？”指名要我回答：“什么是帝国主义？”我答：“对外实行侵略政策，对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就是帝国主义。”还有一次，甘政委问：“我们不是要搞苏维埃根据地经济建设吗？什么是‘经济’？”我答：“‘生产’就是经济。”两位首长都觉得我回答的可以，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有些同志回答不上来的，就立正不准坐下。

    要说以前参军打仗的思想动机在很大成份上是出来闯世界，为穷人打天下，那么从河西教导队开始，我便自觉地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我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职业革命者。在河西教导队期间我所受到的从军事到政治的一整套基础训练和有关革命斗争的基本知识学习，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同年十月，我调省委党务学习班，教务主任是张子意。主要学习党的性质、任务和党的建设。经两个月的学习后，十二月分配我到独立三师任连政治委员（即指导员），我说我是共青团员，还没有转党呢。张子意同志说，我介绍你转党，你准备好后就去上任。我说，我没什么准备的，只一个夹被，一个布垫，几本书，什么时候去都行。张子意同志说“那你就明天走吧，明天有人到独三师。”。当晚军区就给我送来委任状，署名司令员张启龙，政委甘泗淇。独三师驻关背镇，师部分配我到一连，师没有团，只有五、六个连。师长谭家述，政委袁任远。从此，我就走上了从来没有搞过的领导工作岗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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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战湘赣

    任弼时、肖克同志到湘赣工作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成立红军第八军，独一师改为二十二师。独三师改为二十四师，我仍任二十四师一连指导员。因害疟疾病，到后方医院治疗，出院后，分配到二十二师任重机枪连指导员，参加打高陇（茶陵县属）、九渡冲（莲花县属）战斗。这两次战斗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缴获不少枪支弹药，特别是九渡冲战斗，缴获几千套夏服，解决了部队夏装问题。

    不久，红八军又与湘赣根据地调来的红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原红八军的二十二师改为十七师四十九团，二十四师改为五十一团。这时，我调四十九团政治处任总支部书记，做党的工作。那时，团政治处的编制很小，政治主任之下，一个党总支书记，一个俱乐部主任，一个特派员（保卫工作），一个青年干事，一个技术书记（做秘书工作），总共６个人。

    一九三三年秋末，敌纵队司令刘建绪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发动了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猖狂进攻。红六军团全力还击进犯之敌，在永新、茶陵交界的梅花山歼敌近千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们红十七师奉中央军委命令北上，与红十六师会合，任务是破坏九江至南昌铁路，牵制赣江以东敌人，配合中央五次反“围剿”。

    部队从湘赣出发，在宜春县和分宜县之间渡过袁水，经万载县与宜丰县境，到湘鄂赣苏区赤白交界地黄沙镇，给尾追之敌湘军陶、李旅以严重打击。在古市岭、侵江同堵击我们去路之敌又打两仗。特别是完成破击南浔铁路后，回师湘赣时被敌人在龙门厂伏击，这一次打得很苦，团政委胡祖父、政治主任曾杰阵亡。这次北上，由于没有同十六师会合，造不成很大声势，没有完成配合中央五次反“围剿”的任务。五次反“围剿”，由于还是在王明路线的领导下，因此“围剿”也难以粉碎。

    一九三四年三月初，部队回师湘赣，红十七、十八两师集中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四月五日在永新县之沙市伏击湘敌第十五师，全歼四十三旅，旅长候鹏飞、团长徐本滇均被虏。这次战斗结束后，我奉军团首长的命令，调任五十一团政委。任五十一团政治委员后，参加松山战斗（安福至永新之间）、安福至莲花之间的伏击战（地名记不得了）、永新石桥攻坚战斗等。石桥战斗只攻克数个碉堡，俘虏一部分敌人，因碉堡太多，无法全歼敌人。尔后，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停止攻击。我团的任务，改为掩护全军到壁岗州集结，休整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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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敌人又在加紧封锁和收缩包围，粮食和物资都成为极端困难。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并创建新的苏区，一九三四年七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进入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设法与活动在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红三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八月七日，在任弼时（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军团长）、王震（军团政委）等同志的率领下，红六军团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的西征，可以说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和序幕，应该看作全国红军伟大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开始大家都不大理解西征意图，结果我们接命令，让能带的东西都带上，搞了个大搬家，负重行军。加上一路山高路窄，曲折崎岖，行军负担重，打仗顾虑多，走得很苦，后来进入贵州东西也就扔得差不多了。

    敌人一路围追堵截，我军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经过全军指战员的艰苦奋战，我们进入湖南。渡湘江时，由于敌刘建绪调重兵阻防及桂军堵截，第一次没有成功，当天，全军转回湖南著名的阳明山，露营休息一天一晚，第二天下午五时左右下山。我们五十一团奉军团首长的命令作前卫，到了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湘桂军包围中突围出来。经几天的急行军，过宁远、嘉禾、蓝山、江华等县，胜利地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潇水，并一举歼敌企图阻我西渡湘江的八个团，于9月4日顺利渡过湘江，击溃了桂军的堵击，并追击其二、三十里，敌人沿途丢盔卸甲，狼狈不堪。五十一团掩护全军渡江后，我们沿广西、湖南边界向贵州进发。

    进入贵州后，经黎平、剑河又渡清水江，攻施秉，占黄平，继续向石阡前进。由于通讯中断，各部队之间无法联络，我们不知红三军的确切位置，只是在施秉时听当地老乡讲贺龙的部队在这一带活动过，我们继续向北。这一段时间，又打了几仗，特别是甘溪战斗。

    那天是十月七日，五十一团奉军团命令担任前卫。中午我团到甘溪大休息，我们正在吃自带的米饭团子，侦察排带回两个俘虏，送到团部，说是语言不通，听不懂在讲些什么。果然，询问他们时咕咕碌碌，讲的话谁也听不懂，只有我懂啦，因为他们不会普通话，讲的是广西白话。俘虏交待大意是说广西军阀十九师廖垒部正向我们这里逼近。我听后饭也顾不上吃了，一面和团长一起紧急布置战斗，一面迅速派人向军团首长任弼时、肖克、王震报告。

    不一会儿敌人果真开了上来，战斗打响了。这时敌我之间仅隔着一小块开阔地，敌人向我多次发起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战斗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军团首长考虑到我团抗击时间已久，部队伤亡也大，就派李达参谋长带四十九团来接替我们，换我们下来休息。正在交接过程当中，敌人就攻上来了。这时，四十九团还没有全部接替我们的阵地，而我团团长金承忠同志又负伤后送。敌人乘虚冲上来，我们的阵地一下乱了，李参谋长率四十九团就向甘溪以北大山上撤退，五十一团也有一少部分跟着爬上去，桂军尾追不放，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险！

    在这一紧急关头，我立即集合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部分剩余人员，保护着军团直属队边打边撤。当晚，我们就在军团直属队附近露营，军团首长任弼时、肖克同志来看我们，对我们团争取到抗击时间、打得顽强主动给予了表扬和鼓励，然后说，四十九团回来的少部分编入五十一团，统归五十一团领导和指挥。

    贵州山大沟深，我们在群山中盘旋，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有的只靠一个独木桥通行，骡马很难通过，只有忍痛丢弃。从湘赣根据地突围出来，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多月，且边走边打，人枪损失极大，出发时的九千多人这时只剩下三千多人，其中还有几百伤病员。部队在连续行军作战中，衣服挂烂了，鞋子磨穿了，骡马丢弃了，行李辎重被迫烧掉了。我们在极度的困难下，在约几百平方公里的大山中，辗转一个多星期才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十五日，李达参谋长率领的四十九团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和红三军会合了，这时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贺龙军长率红三军主力亲自南下向甘溪方向寻找、迎接我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