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中国的高原上：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国行记

逍遥侯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世界地理探险的新时代。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以及近代的殖民拓展中，地理探险发挥了先驱作用。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在世界探险事业中不甘其后，从16世纪对西伯利亚的探险与征服开始，俄国人的足迹逐渐延伸到远东和北极，直至美洲。仅仅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人就组织了四十多次环球航行，并且在发现南极大陆中厥功至伟。在世界地理探险史上，俄国毫无疑义地占据着重要位置，诞生了像克鲁逊什特恩、戈洛夫宁、别林斯高晋、拉扎列夫、米克鲁霍－马克莱、谢苗诺夫这样载入史册的探险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是其中的一个闪亮的名字，甚至俄国文化史也为他留有一席之地。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活动集中在中亚地区。他既是近代中亚科学探险中成就最大者之一，也是一个引领其后探险的先驱者。他全面系统地采集了亚洲腹地的动植物标本，数量之巨，前所未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动植物有数十种之多。欧洲人以为早就灭绝的珍稀蒙古野马，因他的发现而被称为“普氏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最早突破青藏高原北境阿尔金山脉并详绘了地图，而且还对黄河水源进行了系统勘察。他是深入罗布泊的首位欧洲人，他对罗布泊位置的看法引发了世纪争论，作为其景仰者和论敌的斯文·赫定为了反驳他的观点，顺着他的足迹，意外发现了在大漠中隐匿了千年的楼兰古城。他的后继者和学生科兹洛夫，则发现了黑水城，揭开了西夏王朝的面纱。

近代以来的探险家们，或为明确的军事政治目的所支使，或为强烈的经济利益所驱动，或为忘我的文化使命所牵引，但他们在探求真理的路上忍受煎熬与孤独，在严酷的大自然中经常与死神为伴，显示了人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崇拜者、伟大作家契诃夫曾这样写道：“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坦利就抵得上几十个学术机构和几百本好书。他们的思想原则，基于国家和科学之荣誉的崇高抱负，他们对既定目标的顽强追求，不为任何艰险和个人幸福所动的态度，他们对炎热和饥渴的克服，对思念故土的忍耐，对折磨人的热病的习以为常，他们对基督教文明、对科学的狂热信心，使得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体现最高道德力量的建功立业者。”

一

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诞生于俄国西部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退役军人家庭，自幼酷爱大自然，性好打猎。1855年他从斯摩棱斯克普通中学毕业，受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怀着去前线建功立业的抱负，到俄国军队服役。但是五年“混日子”的军旅生活没有让他随波逐流，而是在军中刻苦自修，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总参谋部尼古拉耶夫学院学习。1863年，普尔热瓦尔斯基自愿前往当时发生暴动的波兰，被提升为中尉，并被委以团参谋官一职。次年，他因《阿穆尔边区军事统计概述》一文受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关注，以高票当选为学会的正式成员，同时进入华沙士官学校担任教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自言，华沙使他“完全成熟了”，他可以完全致力于自己所喜好的课业。在这段时间里，他广泛学习地理学和博物学知识，并且初步拟定了游历中亚的计划。

1867年，在上级的推荐下，普尔热瓦尔斯基奉调总参谋部，被派往东西伯利亚军区就职。途经彼得堡时，他以会员身份拜谒了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谢苗诺夫，向其汇报了自己的中亚旅行计划，请求学会予以帮助。鉴于他当时在科学界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谢苗诺夫鼓励他并向他保证，如果他自己筹款对乌苏里边区进行一次有意义的考察，以此证明“旅行的本事和地理勘查的才能”，那么以后有望通过学会组织一支由他率领的中亚探险队。

这一年的5月，普尔热瓦尔斯基接到命令，被派往乌苏里边区，其主要任务，一是视察驻扎在当地的两个边防营的部署；二是搜集当地俄罗斯人、满洲人和朝鲜人居民点的情况；三是探明通往满洲和朝鲜边境的道路；四是修正军事路线图，将勘查的新地点记录进去；五是从事其他科学考察。此外，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还委托他尽可能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的动植物系谱记录下来，并搜集标本。

显然，这项对乌苏里边区的考察主要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纯粹的科学考察则在其次。1860年11月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在此背景下，对这块“新”土地的全面了解和勘查便成了俄国当局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种考察，在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他之后也没有停止。1865年夏天，格里梅尔塞曾对这些边区进行了考察。1870年，著名汉学家、当时驻北京使团的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受地理学会之邀，对南乌苏里地区进行了包括考古学、民族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等方面的全方位考察。十余年后，纳达罗夫对北乌苏里地区进行了考察。这些考察都留下了详细的考察报告。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报告在考察结束后不久（1870年）即出版，题为《1867—1869年乌苏里边区旅行记》。

为把握这次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机会，普尔热瓦尔斯基进行了精心准备。在行前的时间里，他几乎成天地泡在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图书馆，查找和翻阅所有关于乌苏里边区的手稿和书籍，请朋友为他寄递新版动物图集。他自己说：“我通晓植物学、鸟类学等等，还藏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图书。”自1867年5月底前往乌苏里边区，至1869年10月初返回伊尔库茨克，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这次考察历时两年，成果丰硕。除了完成所交给他的军事政治任务之外，他还收集并带回了大量无人知晓的动植物标本，其中三百余件鸟类标本；三百种草本植物，共两千件；四十多种鸟卵，共五百余枚；八十多种各类植物种子；十五个月中每天三次的气象观测数据，等等。他本想继续行程，进入满洲境内考察，但与中国边民的冲突使他打消了念头。1870年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返回彼得堡，受到了科学院和皇家地理学会的热情欢迎，乌苏里边区之行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为他之后不久的中国之行获得了官方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中国之行一直是他梦寐以求之事。乌苏里边区考察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向地理学会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北部边疆，主要是去少为人知的黄河上游地带、鄂尔多斯和青海等地，并且预期至少三年。他的申请得到了地理学会的积极回应，当时俄国驻中国公使弗兰加利将军也表示赞同：“黄河上游、鄂尔多斯、青海以及其他与西藏北部毗连的地方，至今未经考察……我们不能把这些考察让与他人，也不能让别人在亚洲的这个地区超过我们。”同时，公使提到了当时中国西北的战乱以及交通的困难，指出考察成功与否取决于旅行家本人。地理学会决定提请陆军部协助普尔热瓦尔斯基完成考察，希望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中得到人种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材料，同时亦希望获得中国西北战事方面的信息。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国之行就这样开启。他一生的成就也完全系于他与中国的因缘，每次自中国归来，不论在俄国国内还是在欧洲，迎接他的都是荣誉和奖章。因为在中国的探险，他被推为柏林地理学会通讯会员，分别获得巴黎地理学会金质奖章和柏林地理学会洪堡大金质奖章，被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德国皇家哈雷自然和医学科学院院士。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国之行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在1870—1873年。1870年1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四人自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到北京，然后自东向西穿越内蒙古高原，进入阿拉善沙漠，并到达王公驻地定远营。由于经费不足以及通行证件不齐，只好返回北京。1872年春，他们重走前路，至阿拉善，然后继续南下，穿过腾格里沙漠，越过祁连山，登上青藏高原。在抵达并踏勘了青海湖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西行进入柴达木盆地，向南翻越布尔汗布达山，进入可可西里地区，即他所谓的藏北高原。这是欧洲人首次深入黄河和长江上游。本来他还想翻越唐古拉山前去拉萨，由于钱款无多，于是原路返回。1873年9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到此行的出发点恰克图。此次考察历时三年，行程一万多公里。

第二次中国之行是在1876—1877年，又可称为罗布泊和准噶尔之行。此次探险原定计划是从俄属中亚进入新疆，沿路考察天山东部、塔里木盆地、罗布泊，然后择道前往拉萨。1876年8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达伊宁，沿伊犁河－巩乃斯河－开都河河谷行进，抵达当时被阿古柏政权所控制的库尔勒，然后沿塔里木河到达今天的若羌。他首先前去阿尔金山，对其北麓进行了四十天时间的考察，然后前往罗布泊，停留了五十天左右，对罗布泊湖区的水文及动植物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后来他发表的关于罗布泊的考察报告，因为其位置比清政府绘制的实测地图南移了100多公里，而引发了世纪之争。普尔瓦尔斯基没有就近前往西藏，而是于1877年7月回到伊宁。9月准备再次前往时，由于当时左宗棠正统率清军平定阿古柏之乱，此次旅行遂告中止，一行返回斋桑。这次行程只有四千多公里。

第三次中国之行是在1879—1880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称其为“前往西藏的首次之行”。1879年4月，普尔瓦尔斯基一行从斋桑出发，穿过准噶尔盆地到达巴里坤湖。在准噶尔盆地，他发现了举世闻名、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蒙古野马。其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翻过天山来到哈密，再穿越大戈壁到达沙州（敦煌）。从沙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柴达木盆地的哈拉湖，再翻过布尔汗布达山抵达长江源头，接着自唐古拉山进入西藏。但自此不断遭到藏民的袭击，最后受阻于离拉萨220公里的那曲。普尔热瓦尔斯基派人向达赖喇嘛陈情，请求允许前往拉萨，但被坚拒。1880年2月，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返回柴达木盆地，最后沿当年的老路，取道青海湖、定远营、库伦，于11月到达恰克图。

第四次中国之行是在1883—1885年。1883年1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再次从恰克图出发，循上次返回的路线，经库伦、定远营、青海湖到达柴达木盆地，重新登上青藏高原。这一次，他找到了黄河源头并进行了系统考察。但是进入西藏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因为藏民的阻击而不得不折回柴达木。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沿柴达木盆地南缘辗转西行，对尕斯地区的祁漫塔格山及南北峡谷进行了考察，然后经过阿尔金山山口，重新来到罗布泊。普尔热瓦尔斯基希望自新疆南部进入西藏，但是在昆仑山北坡寻找了一个月，始终没有找到翻越的道路，只好彻底放弃。他们从和阗顺和田河而下，向北到达阿克苏，最后穿过别迭里山口，于1885年11月回到伊塞克湖边的卡拉科尔。

没能进入西藏令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直于心耿耿，虽然他说第三次旅行是“前往西藏的首次之行”，其实四次中国之行的目的地都是西藏，但是都没有成功。到达拉萨成了他心中的执念，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不仅是因为西藏的地理环境恶劣，还因为它当时是一个禁地，在他之前少有探险家进入这个绝域。1844年8月，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秦神父的陪同下，从直隶北部出发，历经18个月，穿越大半个中国，于1846年1月到达拉萨。在那里停留了将近两月后，被当时的驻藏大臣琦善驱逐出藏。古伯察是最早从那里活着出来的几个欧洲人之一，后来为此行出版了《鞑靼西藏旅行记》。这本书，普尔热瓦尔斯基读得滚瓜烂熟，在自己的考察报告中不断提及，但却加以严厉驳斥。在库伦的一次宴会上他根据古伯察书中的错误，甚至断言古伯察从未到过拉萨。也许这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西藏心结所在，一些学者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由另一个人在自己的地盘完成了一项巨大事业而他本人却未能如此行事的遗憾心情”，不过这种“嫉妒”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召唤他的动力所在。

怀着去西藏的渴望，普尔热瓦尔斯基策划了他的第五次中国之行。但是在出发前夕，他因病在伊塞克湖边的卡拉科尔去世，时年49岁。这是在1888年11月。根据其遗嘱，他被安葬在伊塞克湖边。两年后，1891年1月，同是中亚探险家的斯文·赫定自喀什返回吉尔吉斯，专门前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墓地，凭吊这位中亚探险的前辈。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个天生的探险家，终生未婚。他曾说，“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里，有绝对的自由和我热爱的事业，在那里比结婚住在华丽的殿堂里要幸福一百倍。”与他同样的是，后来的中亚探险家中，赫文·斯定、斯坦因等人也都终生未婚。

二

《蒙古与唐古特地区》一书记载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出版于1875—1876年，被列入当时的“环球旅行丛书”。在这部书里，普尔热瓦尔斯基详细记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对于这次旅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也非常看重。按说，第二次探险深入罗布泊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但是他并不满意，认为那次“旅行远非过去的蒙古之行那样凯旋而归”。

需要指出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四次中国之行在俄罗斯和西方都被称为“中亚之行”，这与“中亚”概念的涵义及其使用有关。美国学者加文·汉布里在其著名的《中亚史纲要》一书中表示：“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法国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使用“高地亚洲”这个术语，德国和俄国的学者则经常使用“中央亚洲”（中央亚细亚）和“中部亚洲”（中部亚细亚）这两个涵义接近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作为最早关注中亚的近代大学者之一，德国地理学家洪堡曾到中亚游历，将其界定为西起里海、东至大兴安岭、北接西伯利亚、南迄伊朗和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区域。德国的另一位地理学家、“丝绸之路”名称的提出者李希霍芬则把“中央亚洲”界定为中国整个西北内流水系地区。俄国和西方学者在中亚概念的使用上一直纠缠不清，莫衷一是。俄国地理学家穆什克托夫甚至提出了“内陆亚洲”（即内亚）以指称中亚，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赞同；现在“内亚”概念广泛流行，但其涵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一个专门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筹划出版六卷本中亚文明史，这里的“中亚”指的是包括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中国西部、蒙古和原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可见，这是一个“大中亚”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地理和文明概念，与当前狭义的指称中亚五国的政治概念不同。

正如前面所列的行踪，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主要往返于两大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京西行穿越内蒙古高原到达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此次行程约三千七百公里。第二阶段，自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与一支唐古特人商队结伴来到西宁，随后抵达梦寐以求的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普尔热瓦尔斯基书中所说的唐古特地区，也就是青藏高原北部一带。唐古特也称唐古忒，元时蒙古人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权为唐兀或唐兀惕，后用以泛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诸部。清代文献中沿用此称，作唐古特。清末陈渠珍随清军入藏平乱，后在记述其入藏经历的《艽野尘梦》一书三次提及唐古特。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本书的第十章，专门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唐古特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对于自己的首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确定的任务是：“首先是对自然地理的考察，以及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动物学研究；民族学的考察则尽可能地进行。”其实他的四次中国之行，都遵循了这样一个统一“体例”，而正是因为考察的“科学性”才使他扬名于世。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在法国出版后起初反响不大，一方面是因为名气不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传教士而非科学考察者，他的书中有一些夸张之处，以致人们以为是“有趣”的虚构和臆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大致上重复了古伯察走过的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行程更富有科学成果，而这是建立在认真的勘测和记录的基础之上的。

每到一处，普尔热瓦尔斯基首先进行地形测量，绘制地形图，并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怀疑。他引以为自豪的是，在将近三年的考察期间，从来没有被人在测绘现场抓住过，也无人知道他把一路上的地形都描绘了下来：

在测绘过程中，我使用罗盘仪来确定方位。我们知道，这种仪表通常需要放置在一根插入地面的支架上，以便观测，而我却不能堂而皇之地使用支架，以免招来（别人的）怀疑。观测的时候，我只能用两手将罗盘仪托举到眼前，直至仪表盘上的磁针完全静止。如果磁针长时间摇摆不定，那么我就从它左右两边的刻度中选定一个均值。绘图采用的比例尺为1:420000。

我一边观察，一边把沿途地形绘入随身的小笔记本中。对于任何一个考察者，这种严谨态度都不可或缺。无论如何不能单凭记忆行事。我每天都把当天记下的内容抄进日记本，用专门的方格绘图纸复制地形图，再把本子和图纸小心翼翼地藏进一只箱子里。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图纸上标明的内容有：考察路线、大小居民点(城镇、乡村、屋舍、寺庙、永久性的蒙古包)、水泉、湖泊、河流、小溪、山脉、丘陵，以及根据目测观察到的地形走势。对于那些来自沿途问询但没有经过亲自验证的内容，他用虚线或文字加以标注。为了使图表更为精确，他还使用通用仪测定了许多重要地点的经纬度。他的亲身体验是，绘图工作看似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是整个考察期间最难的一项。

在自然地理的考察方面，普尔热瓦尔斯基此次旅行的一项重大收获，是确定了布尔汗布达山脉是柴达木盆地和藏北高原的分界线，并在这条山脉的附近发现了阿尼玛卿山脉、巴颜喀拉山脉以及巴颜喀拉山脉以西的可可西里山脉，并断定巴颜喀拉山脉是该山脉两侧水系的分水岭。1873年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越过巴颜喀拉山脉，抵达长江畔。他也成为深入藏北高原、进抵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欧洲人。

自然地理考察之外，对于沿路动植物的考察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此行的一个重点。每经一处，他都详细记录所见到的各种动物和植物，采集标本。在携带的物品中，准备了大量用于制作动植物标本的用具，例如吸水纸、模压板、填充动物体腔的麻絮、石膏、明矾等，这些东西“把骆驼压得够呛”。在库布齐沙漠，他采集到了珍稀的沙芥，这种十字花科植物当时在世界上仅有两件标本，是德国植物学家约翰·格梅林在18世纪采到的，分别收藏在伦敦和斯图加特的两座博物馆。在阿拉善，虽然王公禁止捕猎马鹿，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同伴“按捺不住打猎的欲念”，从凌晨到深夜一直在山上追寻着这种机警的动物，结果好不容易捕杀了一头，把鹿皮填制成标本，收藏起来。在藏北地区，普尔热瓦尔斯基见到了野耗牛、白腹盘羊、岩羊、羚羊(藏羚羊和普通羚羊)、藏狼和沙狐等当地典型的动物。除了用于制作标本外，他们“纯粹是出于猎人的嗜杀之心”而大开杀戒，一个冬天总共猎杀了三十二头牦牛。在却藏寺，普尔热瓦尔斯基注意到了欧洲人尚未研究过的植物——药用大黄，这是千年丝绸之路上的珍贵药材和紧俏商品。当时药用大黄在西宁集散，冬天经陆路，夏天经水路，沿黄河运抵北京、天津和其他港口，再销往欧洲。通过研究药用大黄的生长条件，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俄国很多地方也可种植，例如阿穆尔边疆、贝加尔湖山区、乌拉尔山和高加索山。为了进行实验，他采集了足够多的种子，并交给了俄国皇家植物园。

这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鸟类二百多种，标本一千余件；各种哺乳动物四十余种，标本一百三十件；昆虫标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种，标本四千件。

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经济状况的考察，是当时俄国探险的一个薄弱之处。俄国地理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曾表示，地理学会所派出的考察队做到还很不够。一方面，旅行者为避免与当地居民和官吏发生冲突，往往绕道而行，更重于自然地理的考察；另一方面，探险队中需要精通土著民族语言和相关知识的专门人才。这两方面的局限，也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此行中体现出来。进入中国境内伊始，他们就受到了那些“好奇”的蒙古人的围观，后来一路上类似的“围观”不断发生，令他们困扰不已，因此他们总是尽量避开。而他们与唐古特人交往时，更感觉到沟通的不易，只能跟极少数懂蒙语的唐古特人交流，或者需要两个翻译辗转传话，而且唐古特人对他们“极度猜疑”。

尽管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并非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强项，但他此行的考察记载也相当精彩。关于中国境内的民族情况，普尔热瓦尔斯基参考了当时的各种著述，尤其是大量征引了俄国汉学家如比丘林、巴拉第的相关成果。更重要的是，他行经之处，对当地的居民都有记录和描述。与此书的书名相呼应，普尔热瓦尔斯基专门辟出两章，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蒙古人和唐古特人进行了集中考察。这种记载非常细碎，但是又条理分明，从外貌、语言、服饰、饮食、居所、日常生活、性格、风俗、信仰以及行业等一直到行政区划和管理，凡是他了解到的，基本上都记录下来。这种记录虽然有时带有个人的偏见，但却反映了考察的“在场感”。有时候他的记载也非常有趣，例如在介绍到茶时，说茶是蒙古人最普遍的饮食，一个蒙古少女一天喝十几碗，成年男子则能喝上二三十碗。而因喝茶而贻误战事的情况，普尔热瓦尔斯基有这样一段记载：

1868年夏天，数千名东干人向却藏寺进发，意欲占领并摧毁它。寺庙大门紧闭，近千名保卫者——汉人、蒙古人和唐古特人聚集其中。叛乱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外围的土坯房，随即向主墙发起猛攻。这座墙看似破败，却相当坚固，东干人拿来攻城的普通铁钎，根本不管用，因而第一次进攻未能得逞。就在这时，喝茶时间到了，这在中国乃是头等大事，甚至在战斗中也不容错过。于是东干人退回到却藏寺以外一俄里处的营地。与此同时，被围困的人员冲出寺庙，在敌人眼皮底下从溪流里打水，也开始喝起茶来。第二天又是同样的一幕：东干人再次进攻寺庙，中午再次退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喝茶。接连六天，一切照旧。终于，东干人眼见却藏寺无望攻取，只好打道回府，这座新萨拉戈萨城就此得以保全。

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2年夏天到达却藏寺，此时离却藏寺保卫战不过四年，而且却藏寺除喇嘛外尚有一千五百名守军，战乱仍未平息。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比较强。此外，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自己的书中还记录了大量的故事和传说，例如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关于青海湖来历的传说，关于“哈喇唐古特人”来历的传说。这些传说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该书的文化“厚度”和历史的沧桑感，也增加了读者对风土人情的了解。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考察，虽不如后来的探险家波兹德涅耶夫所著的《蒙古及蒙古人》那样内容丰富，但是在文字叙述和表达方面并不逊色，似乎还要胜出一筹。

对自己的首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是相当满意的。在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写道：“一点一滴累积的成果，现在看来确实喜人。我们尽可问心无愧地说，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而在书末，他由衷地写道：“我们的旅行终于结束了！收获远远超过初次跨越蒙古边境时的期望。”

三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述还有很多，俄文本《蒙古与唐古特地区》一书之后附列了他的著述清单，达一百一十多种。在俄国的中亚探险家中，这并非特例，与他同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探险家也留下了大量著述，大都洋洋洒洒，而且不乏上千页的探险著作。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失败而“转向东方”，东方成为俄国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地。中亚的布哈拉、希瓦、浩罕三汗国相继被俄国攻陷，中国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国掠夺，英俄两大殖民势力为争夺中亚而展开了“大博弈”。在此过程中，由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出面组织的探险队接踵而至，而这些探险均得到了俄国外交部、陆军部和沙皇本人的支持。例如，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四次中国之行，所需经费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都是经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亲自批准的。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三四十支俄国考察队进入中国的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进行有目的的考察。这些探险家，除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主要的还有谢苗诺夫、瓦里汉诺夫、波塔宁、佩夫佐夫、波兹德涅耶夫、科兹洛夫、罗布罗夫斯基、奥布鲁切夫、格鲁姆－格尔日迈洛、克列缅茨，等等。

这是帝国的“触角”，他们怀抱着探索未知土地的使命与渴望，行走在高山和大漠之中。1876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讨论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中国之行的申请过程中，外交大臣吉尔斯曾致信地理学会副主席谢苗诺夫：“不管这些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自然历史条件如何，我们感兴趣的是了解这些地区所处的政治状态，了解当地的人口、需求以及该地为俄国人的商业进取精神开放的前景。”因此，探险家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帝国的事业，而沙皇本人也高度重视。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中国境内的行迹，基本上都在沙皇的掌握之中。斯文·赫定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情景：

沙皇对于我的旅行兴趣高昂，并吐露他本人非常精通亚洲内陆的地理，他说着在桌上摊开一张巨大的中亚地图，让我在地图上重新模拟曾经走过的路线。他用红蜡笔在我重要的停驻点画上记号，例如喀什、叶尔羌河、和阗、塔克拉玛干、罗布泊等等，他甚至详尽地比较我和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区域的差异。沙皇特别感兴趣的是帕米尔的英俄边界委员会，也就是我曾停留数次的英俄双方的营区，他毫不掩饰的问我对“世界屋脊”上所画下的英俄界域有何看法。……他听说我有意深入亚洲心脏地带进行新的探险活动，便要求我下次出发前，务必向他说明详细的计划内容，因为，他希望尽可能帮助我完成壮举；后来证明沙皇的承诺并非只是空言。

作为一名自小渴望建功立业的帝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因在探险事业上的贡献而被沙皇擢升为少将。因此，他在著作中显示出的沙俄军人的粗鲁野蛮、流露出的欧洲人相对东方人的优越心理，以及潜藏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帝国心理，都不足为怪。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中，狂傲自得以及对中国的贬损言行不时可见，可能令我们难以释怀，但是却值得我们深思。在到达长城的时候，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发表了一番看法：

长城在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岭上蜿蜒回转，遇到两峰夹峙的隘口，就有一座雄关将出入口封锁住。此外，险峻的群山本身也是阻挡来犯之敌的天然屏障。历史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中国古代统治者就花费了两百多年时间修筑长城，以保护国家不受邻近游牧民族的侵扰。但历史也告诉我们，这道凭借千万人血汗筑起的人工屏障却从未有效抵御过外敌入侵。过去和现在，中国其实都缺乏另一种形式的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

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看法中，我们固然可以咀嚼到这位俄国军人对中国的蔑视，但这未尝不是苦口良药。其实，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帝国的“触角”，也是在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张扬俄国的民族精神和帝国精神——开拓、探索、忘我、献身。契诃夫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高度评价，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教育意义”。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充斥着“多余人”的病态社会，“甚至最优秀的人也无所事事”，因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随波逐流。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建功立业”者的精神刺激了这个灰暗、阴沉的社会。也许是受他的激励，契诃夫于1890年夏天以衰病之躯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旅行，“探访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并留下他一生中唯一的长篇非虚构杰作——《萨哈林旅行记》。

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其传奇的经历，以及其著作中的探秘和发现，在俄国和西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种传奇和探秘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种结果。打开世界地图，那些以欧洲人名字命名的地名，在“新世界”中触目皆是，这大多是西方探险家们“发现”的。“新世界”自有原居民，但他们没有“发现”的“能力”和“权利”，“在地”知识也没有成为共有知识。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后来的中国之行中，用“柴达木”、“哥伦布”和“莫斯科”命名祁漫塔格山的三条支脉，他认为自己是这个高寒山区的发现者。他还命名了其他一些中国地名。这些随意的地名后来并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斯文·赫定在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前，还“结识”了满清政府的权势人物李鸿章。李鸿章询问赫定为何要跨越大清的国土，赫定回答说，“为了探索还不为世人所知的处女地，并将它们绘制成地图，同时勘查其地理、地质和植物的分布”。而李鸿章关心的则是，能否从远处判断一座山中蕴含金矿。在他看来，那些地理探险和考察是“不需要技术”的事。可以想见，这其中存在何等差距！在帝国殖民时代，地理科学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继欧洲国家相继成立地理学会（法国1821年，德国1828年，英国1830年）之后，俄国也于1845年8月成立了皇家地理学会，其宗旨是“聚集优秀的年轻力量，对祖国的大地进行全面研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研究的不仅仅是“祖国的大地”。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对我们来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这是我们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将近一百年前，斯文·赫定在回顾自己的探险生涯时，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若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竖起一座丰碑。”这座丰碑，首先是精神铸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