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天安门前的青春

安徽大飞

我又降落在故乡的土地上了，已经数不出是第几回。走出首都国际机场，上了计程车，归心似箭。尽管早已在南半球安了家，但总是觉得，母亲住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198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了欢庆共和国建国35周年的盛大庆典。图为1984年10月1日，地空导弹通过天安门。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图）

70周年国庆就要到了，北京已经有了节前气氛，主要道路的街角正在被用花装点起来。司机说，今天进行阅兵预演，有的路段限行。这不禁让我回想起35年前的国庆。

1984年5月的一天，班主任田老师一脸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我校高一、高二的同学将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庆典，具体任务是：跳舞。跳舞？我们不是舞蹈演员，如何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田老师说，国庆节那天，群众游行队伍中将有十几个舞蹈方阵，叫做“文艺大军”。其中一个方阵由北京八中和实验中学两校学生组成。与其说是表演舞蹈，不如说是表演行进团体操，动作并没有那么复杂。

排练很快启动，大部分同学都参加。有几人因高矮胖瘦落选，脸上有挥之不去的遗憾。另有几人为了专心学习没有参加。已经是高二下学期了，到“十一”的时候我们就是高三毕业班学生了。1980年代考大学很难，我们这些重点中学的“高材生”也不敢过于乐观。

几名伶俐和被认为伶俐的同学先被派去学动作，叫做“小样”，然后由他们协助教练教给大家。动作不是很多，且循环重复，但是男生的“跑跳步”有点难度。这是一个典型动作，有点像高抬腿跑，要踩上节奏。我们在操场上分组列成横队，奔过来跃过去，什么姿势都有，搞得尘土飞扬。我学得并不顺利，但后来总算开了窍。有的同学无论如何学不会，结果“跑跳步”成了一道坎，又卡下去一些人。

我们先在学校操场练，入夏后到月坛体育场与实验中学合练。骄阳下，我们练得汗流浃背，晒得黑不溜秋。北京舞蹈学院派来一位学生做教练，复姓欧阳，个子不很高，身材匀称，穿着前卫，是个组织能力超强、活力四射的小伙子，35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清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指挥两校六百来人合练不是件容易的事，欧阳举着话筒喊得声嘶力竭：“八中女生今天怎么啦！没吃饭么！”“很好，很好，实验中学的男生跳得非常好！”“大家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可以喝汽水啦！”舞蹈动作大家基本掌握了，现在主要是练队形。24人见方的庞大队伍需要在行进中舞蹈并保持横平竖直，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好的。到了休息时间，大家争先恐后领“北冰洋”汽水，然后三三两两钻进旁边的月坛公园，坐在树荫里。

过了几周，发给我们男生每人一双“皮靴”，并不是真皮靴，那时候国家还不富裕，要少花钱多办事，发给我们的是高筒胶皮雨靴。雨靴又薄又松又软，走路都不跟脚，穿它跳舞就更难了，难怪提前发下来让我们适应。然而，我们毕竟奇迹般地适应了穿胶皮雨靴跳舞！不久，又发了羊皮手鼓。手鼓倒是真货，沉甸甸的，散发着一股羊膻味。此前我们一直“拿着”虚拟的“鼓”练，现在到了上道具的时候了。

我们从晚春练到初秋，从高二练到高三，暑假期间也没停止。转眼到了9月8日，是文艺大军彩排的日子，几十部大巴把各校学生拉到东郊的通县机场。只有机场这种地方才容得下规模如此宏大的彩排。各民族方阵都穿上了演出服装，机场跑道上姹紫嫣红。到了展示训练成果的时候，机场跑道就是长安街，跑道边临时搭起的台子就是天安门。可我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头昏目眩，两条腿发软。《祝酒歌》的旋律响起来，前面的方阵开始行进。我们原地踏步，找齐队形，准备跟上。欧阳在方阵里用侧划步跑来跑去，瞪大眼睛，对我们做最后的叮咛。我们行进到天安门前，开始跳舞。我努力做动作，可是腿没劲，跳得一塌糊涂。真丢脸啊！但愿没人注意到我。576人的方阵，滥竽充数还是可能的。

不料，第二天欧阳脸色阴沉地对大家说：“昨天的彩排是录了像的，回来以后我仔细看了。有位八中男生连续做错动作！都什么时候啦还出错！我们有替补，谁不行谁下，明白么！”我听了心里一沉：完了！说的肯定是我！“今天我就不点名啦，”欧阳接着说，“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人在第9排！”这时候我完全无地自容了。我就在第9排。我深怕被刷下来，背上了思想包袱。练了几个月，现在离国庆节只有三周了，这个时候被刷下来太没面子了；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失去参加国庆庆典的机会。于是整天疑神疑鬼，察言观色。凄凄惶惶过了一周，见没什么动静，我才放了心。

9月23日夜里，受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联合预演，各方阵早早在东长安街上排队候场。我们排到距天安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前面。等了很久很久，时间一再推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后来我们就躺在马路上休息待命。我头枕羊皮鼓，望着夜幕上的繁星，心里觉得有点奇怪：我怎么会躺在平时车水马龙繁忙无比的长安街的中央？有人领来给养，把分发工作变成游戏，在空中抛掷鸡蛋、面包、汽水、酸奶，热闹了好一阵。吃了点东西，我又躺下了，同学们的说笑声渐渐失真，渐渐远去。我睡着了。“嘿，别睡呀。”一个声音支离破碎地传来，“小心着凉。”我睁开眼一看，说话的是坐在我身边的乔向东。9月底的北京白天仍然和暖，一入夜就有秋凉潜入。我乖乖坐起来，跟乔向东比齐肩膀，也像他那样抱住双膝。乔向东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一字眉，长人中，厚嘴唇，唇上早就生出了小胡子。他是话少的人，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从不轻易表现喜怒哀乐，跟谁都不远不近。他在那个夜晚说出那么温暖贴心的话，让我有点惊讶。我至今常常想起他说的那句话。

前方的人海忽然涌动起来，欧阳的男高音马上透过电话筒响起：“同学们，要开始啦，大家做好准备。”已是午夜时分，我们整衣正帽，抖擞精神，准备执行正式表演前的最后一次预演。踏着《祝酒歌》的旋律，我们昂首挺胸走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前东西华表之间是文艺大军的表演区，各方阵走到东华表处开始起舞，且舞且行，到达西华表处停止。对于国庆庆典来说，天安门前这两尊华表具有特别的含意。东西华表之间也是受阅士兵踢正步的区域。

北京市民已在梦乡，而在市中心的中心，在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年轻人正一丝不苟地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做最后的演练。这一回，我觉得自己的表现无懈可击。

我们从天安门广场走回位于按院胡同的校园已是凌晨两点多了。食堂的师傅们也没睡，马上送来果酱包和蛋花汤。出于安全考虑，学校不准我们天亮前离校，我们就横七竖八地倒在教室里休息。熬到五点钟，我实在渴望舒舒服服躺到自己床上，就悄悄潜出教室，偷偷从车棚推出单车，从校门溜了出去。黎明前的长安街看上去有些异样，已有清洁工出来清扫，街上这里那里有零星的穿着演出服的男孩女孩，或骑车或步行，想必都是像我这样擅自提前离校的学生。我骑车穿过静悄悄的天安门广场，很难相信，几小时前这里曾经人山人海，灯火通明。

国庆节终于到了。上午十时，天安门广场大阅兵隆重举行。这是1959年后的首次阅兵，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关注。接着，群众游行队伍像一条绚烂的长河，载歌载舞地在天安门前流过。在东西华表之间，我和同伴们翩翩起舞，享受终生难忘的时刻。练了那么久，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观众。固定观礼台和临建观礼台上有数不清的中外面孔，不要说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了。跳啊跳，我感觉手鼓越来越沉，咬牙坚持到西华表。表演结束，大家身上都湿透了。我们走出广场，来到西长安街，便道上一群真正的维吾尔人嚷着叫着过来跟我们握手，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

一晃，35个春秋过去，新中国的年龄增长了一倍，而我们，这些当年在东西华表之间跳舞的青年，已经年过半百。我父母那代人喜欢回忆美好的1950年代，现在我差不多怀着同样的心情回忆1980年代。我想，与一个人的青春有关的那个年代总是格外特殊美好吧。

（作者为澳大利亚运动医学工作者）

朱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