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⑥ 九旬新四军老兵常淼：瞒着父母离开家乡去当兵

老八路

口述人：常淼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

采访地点：南京鼓楼将军庙40号干休所

采访时间：2016年9月14日

整理人：肖晓飞

一、接触革命与思想斗争

我1927年9月出生，江苏海安人，家住海安镇马庄村。我小时候父母双全，父亲叫常坤如，母亲叫张远凤，父亲是个老实人，母亲思想稍灵一些，她有个侄子是共产党，参加过红军。我有个哥哥去世了，那么我就成了老大，家里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还有个祖母，祖父当时已去世。我七岁开始上私塾，读私塾时成绩很差，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得。上完私塾开始读小学，插班读二年级，考了个倒数第二，不过三年级以后，我成绩很好，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名。我没有读过六年级，念完五年级参加同等学力考试，考初中，被录为正取生。初一上完就直接跳级上初三，接着开始读高中。

1943年我开始上高中，学校叫丁许庄中学，这是个边区中学。这个中学初中和高中都有，都是三年制，高中有一个师范性质的班，读师范班公家就有补助，标准是一个月四十斤到六十斤粮食，一般都是贫苦人家吃不起饭的人。学校由于师资和设办原因，教学内容有时候会有所删减，比如第一个学期的内容没有讲完，下学期来就不再接着讲。边区中学在抗日宣传这块的比例很大，会给我们讲中国的形势，讲中国往哪儿去，讲社会分析，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简本。平时的活动也会宣传日本人烧杀抢掠的暴行，有时候还组织学生躲避日本。

我家里的情况当时可以算自给自足，属于富裕中农，不穷但是也不富，上学可以，但是很紧凑。海安当时属于农村，在农村来讲我家是比较可以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的情况就是这样。1944年当兵时我是学生，上高中二年级。我为什么选择当兵，而且是选择参加新四军？这是有历史情况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经常到我们那扫荡，这当然是敌人。鬼子到我们村就到处搜人，干杀人放火的事。我还记得1943年端午节时分，江家河有一家开染坊的姑娘，被日本鬼子糟蹋以后杀害了。国民党中央军也在我们那里，是韩德勤的部队，那时候我们传统观念比较深，认为中央军是老牌子，应该是好的。也有新四军，皖南事变以后东进，到了黄桥以后要往东台、盐城方向去，路过我们那儿，对新四军的印象十分深刻。还有一支军队呢，就是“联抗”，联合抗战部队，谁的呢？黄逸峰的。当时对黄逸峰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实际这个黄逸峰是中国共产党人，“联抗”实际上也归新四军指挥，只是以中立面貌出现，吸引更多人参加抗战。那时“联抗”是联合一切中国人抗战，所以对“联抗”也是有好感的。当时家乡的形势比较复杂，有敌人，有汉奸、伪军，有国民党中央军，有新四军，有“联抗”。因为家乡是边区，各方错综复杂，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也就比较多。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学生还是比较单纯的。

那时我就在想，把学好好上，高中上完了，如果有条件就争取上大学，没有条件，那么高中完了以后就可以做事了。我当兵是有很多原因的，我能丢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这其中思想斗争比较复杂。社会上流传“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也说“读书就是救国”，你救国必须读书。可是面对敌人的侵略，掠夺、屠杀、烧抢、奸淫掳掠，这些事情国民党当局基本上不讲。在我们脑海里，中央军是不抗日的，虽是中央部队，但不抗击日本人。“联抗”是抗日的，但打得最凶的、最厉害的是新四军。可是新四军究竟怎么样，在我脑子里是个问号。老百姓传言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地区和红军有历史渊源，1930年时，就是民国十九年，红十四军在我们那个地区打游击，由于寡不敌众，站立不稳，后来撤了。红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个好的印象、红色的印象、反抗侵略的印象。我当时很小，才两三岁，后来听父母长辈讲，才知道红十四军是好的。

1943年，我还在学校里，当时讨论过二次世界大战反攻靠谁的问题，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最终胜利要靠谁？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不靠别人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那靠谁？新四军。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地区讲八路军很少，基本上讲新四军。

真正见到新四军是黄桥事变以后，那一年是1943年，新四军路过我们家乡，从我们家乡奔海安、东台，印象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印象，我们家乡有个交通站，有三个人穿成便衣住在我们家，我们家条件还算可以，他们就利用这个交通站传输信息、护送人员，接收、了解社会活动情况。这三个人中，负责的人姓黄，好像叫黄柏龄，腿有点跛，一个姓耿，还有一个小陈。小陈就比我大两三岁，我那时不到十七岁，还没当兵，印象里小陈还是个小鬼。小陈每日来来往往，穿越如皋到海安之间东大河，负责交通，来回送人、送信、送东西。小陈的事迹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小陈负责传递情报，每天都要过河，早晨出门，晚上回来。那时四分区通（州）、如（东）、海（安）、启（东）是“清乡”地区，周围都封锁起来了，小陈有一定渠道进去，他通过地下党员送信。有一次出门，下午大约三四点时分，小陈正准备过河回来，河边公路上伪军的据点加强了岗哨，要查过往人员。身上的信件怎么办，查到缴获了肯定不行，保护信很重要。小陈很机灵，眼看船离河岸越来越近，他急中生智，假装招手和船工讲话，不小心身体一歪，掉进河里了。他没有顺着水流往下漂，而是假装拼命追着船，在水中悄悄把身上的信件扔在河里了，后来被船上人捞起来，自己也全身而退。

这三个人住在我家，当时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讲，晚上在一起，他们也不多话，对新四军的情况不大讲。那个时候也不能多讲，多讲的危险性大，你讲得不好就是大问题。他们平时吃饭也不和我们一起，只是借我们家锅灶自己做。刚开始和我们不熟悉，后来渐渐熟悉起来，偶尔吃饭叫他们也会过来。那个时候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比如说起早带晚的帮助我们劳动、打扫卫生，待人接物也很好，这三个人对我们很亲热，随着住的时间越长，感情就逐渐增加了。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他们会住在我家？和我家地理位置有关。我家四周围是一条河，有个码头靠近我家。我家厨房在东面，堂屋坐北朝南，后面是猪圈，他们住在东边，厨房南面是采水的地方，人从码头一上来，厨房那里就能看见，如果有生人进来，他们可以方便撤走。此外，也有可能和我们是本分、老实人家有关，比较可靠，不会出去乱说。

十六岁上高一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有活动，日本人这样侵略下去，我们的日子还能过吗，将来还能该找到工作吗？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出来当个老师就很不错了，我很羡慕老师，觉得到小学当个老师挺好，自己识得几个字，教教别人就不错了，当老师是我最初时的设想。可是面对现实情况，到底是读书还是拿枪去？考虑来考虑去，结合看到的、听到的，明白受人欺侮当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每次日本人来，我们都要“逃日本”，躲起来，所以要起来反抗，赶走他们。汉奸绝对不能当，我们叫他们“二鬼子”，穿黄衣服，新四军穿灰衣服。帮助敌人做事也不行，什么“伪治会”，这些都不能干。帮助日本人做事，中国人不允许，老祖宗不允许，子孙后代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这期间，对日本人的仇恨思想在增加，反抗情绪也在增长，就慢慢促使自己下定决心去拿枪杆子，到哪儿拿呢？当时还不那么果断，还在犹豫、徘徊，联想到所见所闻，新四军和“联抗”是打日本人的，刚开始时对中央军印象不错，现在呢问号越来越大。所以我当新四军是有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做的决定。还有个变化，就是一开始我认为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新四军，一到部队里面，才发现不知道哪个是共产党，我还以为新四军都是共产党，后来人家告诉我不是一回事。连队支部书记肯定是党员，他姓葛，其他的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党员。连队里很多人打仗勇敢、冲锋在前，纪律表现非常好，这些进一步促使我加深了对新四军的感情。

我参军到部队的过程很有意思。1944年一过完春节，大概正月初三或初四时，我就跟家里讲我要离家，父母不同意，因为我是家里老大，你走了，家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父母不同意是人之常情。但是，父母积极支持我上学，于是我就说过完年要早点回学校去，看看同学。农历二月时，家里给我准备了一套换洗衣服，一床被子，那天吃过早饭我就出发回学校了。为什么吃过早饭走，我主要是要家里放心，防止变卦不让走，别人家看到了也不会起疑心。所以，我就以上学的名义离开家乡去当兵。我到了部队以后给家里写信，都是署名在学校，到外地一年以后就变化了，不是在上学，是做生意，因为你地址在不断变化，但学校是固定的，怎么变化？当时我跟随部队南下，地址在随时变动，就说我出去做生意了，写的内容也很简单，打开一看就两三行字，最近在外做生意，很好之类，家里知道我安全也就放心。我后来想想，当个新四军也不容易，可是自己也高兴，这步棋走对了，没走错门。实际上，我是解决了敌我友的认识问题。

二、一渡长江与苏浙军区

我到部队前，青年解放团介绍我去了苏中公学，青解团是党的外围组织，先在苏中公学学习了两个月左右，苏中公学前身是抗大第九分校，边区有名的干部培养学校。苏中公学主要是时势教育，介绍国内外形势。

我从苏中公学出来以后，就调到苏中教导旅十一支队九连。我在部队干什么呢？当连队的文化教员，算排级干部。我代理过排长，但是没有正式当过排长。文化教员的工作以教战士认字为主，部队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文盲，不识字，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部队里也招过人，但是能招到中学生不多，我是从学校出去的，所以调过去就是做教育。连队的教学就是识字，比如有人站岗放哨，那“站岗”、“放哨”怎么写，你的姓名、住址怎么写，还有日常生活用语怎么写，我们就教这些内容。还有部队的宣传，到外面墙上写标语，用老百姓家里烧的黑灰，从铁锅上铲下来，用水调好了写。一般写的都是抗日内容，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之类，有些是地区性的口号，打到某某土匪恶霸，迎合群众心理。写的内容很重要，不能写错字。第三个是宣传群众纪律，组织教育群众。“冬学教育”时，我们教群众识字，也教抗日口号，有时候也帮人写对联。一般是先商量划好地盘，这一片地区由你负责，你就下去做宣传调查。其他的工作还有组织担架抢救伤员等等。文化教员工作很重，很多事都要做，所以一提升就是指导员。

我在部队里也当过文工团员，搞过文艺工作，军区的前线话剧团我待过一段时间，赖少其当时是文工团团长。文工团组织演出，排节目，排练“活宝剧”。在文工团时间比较短，因为我对文艺工作不擅长，也不爱好，让我专门搞这个不行。我从文化教员到文工团，再从文工团干回文化教员，前后两三次。1945年9月，我们当时在浙江嘉兴打双林战役，将伪军第34师全部消灭，俘虏了对方的政工队和军乐队，要加以改造，我又被调过去服务。不过那时候一个月半个月时间就结束了。

我所在的十一支队代号叫挺进支队，正式用这个代号是过了长江以后。九连连长叫王旭东，指导员叫王遐方。我到部队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去哪儿？下江南。

那时候中央有指示，要扩大解放区。我们家在江苏中部，叫苏中军区，和苏北相连。1944年车桥战役以后，苏中和苏北两军区连成一片，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需要向外发展。那么中央的指示就是向南扩展，去解放更多受苦受穷的老百姓。苏中军区从粟裕的一师调了一部分人，我们分区的政委韦一平调到我们纵队当政委，支队长是余光茂，政委是张顾梅。南下以后叫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是廖政国，政委还是韦一平，政治部主任是曾如清。过长江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扩大解放区。

渡长江是在1945年初，我那时是个学生，没出过远门，接触长江还是第一次，长江究竟怎么样，不知道。当时有句话叫“海无边，江无底”，意思是长江很深，很危险。第一次过长江在扬州东南的六圩，但没成功，因为准备不成分。那时过长江和现在不一样，新四军要过长江，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怎么过？过长江时没有灯光，漆黑一片，要选择在黑夜时渡江，深夜里不准有灯火，不准说话，不准发出声音。为什么？害怕引起敌人发现。我们也没有船只，要预先征用民船，老百姓手里的船，什么船呢，是老百姓从苏北、苏中到上海卖猪的运猪船。借来一只大船，里面的味道、环境也顾不上，只要能把人装进去就行，能安全过江就是最大的胜利。第一次渡江由于准备不足，包括夜晚禁声、保密工作也没做好，所以未能渡江。后来我们撤到长江北边休息，三天以后第二次出发。这次一到江边就上船，夜里十一点多走，谁也不说话，一声不响，只有少数指导员用手电筒作为队伍的连接手段。渡江的纪律很严，要求很高，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安全渡江。但是有一条要注意，敌人不打我们，我们不打敌人；敌人打我们，我们不能马上还击，敌人是真发现还是假发现，还是引诱我们，我们要判断好，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这次渡江很顺利，很快就到对岸，一上岸马上就跑步前进。江南有一条铁路，就是京沪路，从南京到上海，我们要穿过这条铁路。我们后来才知道，一上岸连续不停跑了十五里路。当时全身带的东西很多，如干粮袋、手榴弹、背包、衣服，全副家当都背在身上，我那时十八岁，没想到居然跑下来了。我上学时候，早晨起来到学校有六七里路，没有这个底子，行军也坚持不下来。

我们这次过江曾有交待，中间穿越公路、铁路，遇到敌人，不允许开枪，以免惊动敌人，导致形势复杂，耽误南下。江北和江南一江之隔，说话不一样，语言就是个问题，比如你喊老百姓，在北边叫老乡，到江南喊老板，或者掌柜的。我们下江南是打仗不多，走路不少。我们的计划是从江苏穿过安徽、浙江，向福建北部进发。为什么到闽北？那个时候不知道，只晓得是扩大解放区。扩大解放区的方向很多，为什么要往东南走？这和世界形势有关。当时苏德战场苏联准备反攻，形势发展对苏军有利，苏军接近胜利，希特勒打了几次败仗，快要不行了。美英盟军准备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因此我们也要有准备，但是中央对下面没有宣传这个，只说是扩大解放区。这个也是后来才知道，到了解放以后才清楚里面的原委。这也说明新四军不是孤立的，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我们既然要到闽北生根发芽，就不能在半路上生根发芽，可是我们只走到钱塘江边上一个叫新登县场口的地方就停下来了，在桐庐的上面。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伪军也没有力量占领，日本人是偶尔下去“扫荡”一次，我们不去占领让别人占领就复杂了。如果我们在这里组织抗日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开始对这个没什么印象，后来才体会到有政权才有力量的含义。

大约5月份的一天，我们没有粮食，去梅溪城郊征粮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十三个人组成一个分队，背上枪夜间跑了四十多里路，通过地下党的联系进了村子，结果被当地地富发现了，敲锣打鼓说土匪来了，我们告诉他不是土匪，是新四军，他还是说是土匪。没办法，我们转了转就撤出来了。隔了一天，对不起，我们用县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将敲锣打鼓的人枪毙了。鉴于形势，没有拉出来公开审判，而是六个人去把他家抓住，以“汉奸”的名义将他处置了。战争情况下对敌斗争不能马虎、含糊，已经亮明身份是新四军，还要敲锣打鼓，那就不客气了。有人通敌，就要杀一儆百，但是杀人也不可多，主要是告诉别人，通敌就是这个下场。这是第一次渡江后发生的事。第一次渡江，解放区扩大了一大片，创立了苏浙军区。

三、二渡长江与国共内战

1945年8月，日本人宣布投降。我们当时正在浙江新登、场口一带，一接到鬼子投降的消息，高兴地不得了。这时部队准备去进占上海，在接到上级通知以前打了一仗，就是前面提到的的双林战役。双林是个大镇，伪军34师所在，敌人有三千多人，我们有一个支队加一个营，大约四五千人，伪军34师过去在苏中如皋和我们打过仗，是我们的老对手，师长叫田铁夫。打仗中情报很重要，我们打仗那一天，田铁夫带着小老婆到上海去了，田铁夫有七个老婆，事务由大老婆负责，双林战役是我们获胜了。

前面说的政工队和军乐队就是这次战斗俘虏的，这帮人大概二十人左右，军乐队有铜鼓铜号手，还有小号手，我们军区军乐队的也和这批俘虏有渊源。部队要求改造，我去当副队长，管一个班，他们当时唱的是谈情说爱的“黄色歌曲”。我们改造得也很简单，主要就是白天训练，晚上开会，汇报各自思想情况，也介绍我们部队的性质、政策主张，天天讲，由于时间比较紧，也没来得及教他们编曲排戏。

改造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调查俘虏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是不是敌人安排人进来的。那时候收编俘虏很严格，要经过上面同意，不能自己处理，万一招了兵痞子、抽大烟的进来怎么办。选好了报批上级，上面点头你可以留几个、留谁，编进班排。后来有“诉苦”教育，进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教育，通过谈话了解，战斗考验以后，表现合格就行了。有的人教育以后进步很快，打仗时积极勇敢，慢慢也可以提拔为班长、副班长。我当兵时还没有碰到过俘虏过来教育以后又逃跑的。

双林战役打完了才发现，解放的伪军部队里有一个人第一天晚上见过，第二天他就背着驳壳枪跟着我们指挥员一起走了。大家很好奇，这个人昨天晚上才解放过来，怎么今天就背着短枪跟着我们？后来一了解，他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是田铁夫的少校副官。所以这一仗内外夹攻，地下党员提供的内部情况很重要。主将在不在，哪个地方布置什么，哪个地方薄弱，我们有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一点我们也很佩服，感到无话可说。

我们把双林打下来，接着就要往上海进军。部队到了宜兴张渚镇时，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给我们作报告，说任务调整了，不进上海，准备北上。这是服从中央布局，准备在《双十协定》签订时成立八大解放区。这是为了和平与反对内战做好准备，打算北撤。所以上海没有进，接着往北走，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过长江。

第二次过长江的主题是为了国共和平，不打内战，医治战争创伤。整个北撤的过程组织得很好，撤退也很顺利。这一次过长江和第一次也大为不同，此次北渡是选择在白天的下午，坐着汽艇渡江，同时征了一条轮船，是条客船，结果这条船在离江岸四五里时不幸沉没，政委韦一平就在船上，不幸遇难，同船的一千多名战士也不幸牺牲，其中六七百人是苏浙军区回来的基层干部。坐在甲板烟囱旁边的一百多士兵沉船时由于抱住烟囱，因而得救。韦一平来自广西，水性很好，他的遇难是我参军第一次流下眼泪。（注：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分批向江北转移。10月15日，韦一平率领新四军第四纵队部分主力部队，负责掩护苏南、浙东、皖南等地的新四军渡江撤离到苏北。在掩护先头部队登轮北渡后，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韦一平率领第四纵队机关、第十支队两个连及地方干部近千人，登上了“中安”号轮船，于午夜时分从武进县荫沙口渡江，当轮船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江面时，由于风大浪急，加之超载过重，船底漏水，轮船突然倾覆，韦一平和700多名指战员殉职。）

抗战结束，革命任务发生转换，为了和平，反对打内战，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人民打了那么多仗，吃那么多苦，不能再打。可是不打不等于不革命，这是两回事，中国的革命还要进行下去。共产党员的目标在入党那一天起就定下来了，这一点我自认为做得还不错。我正式入党是在1945年8月，正值日军投降。当时新四军里面党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支部葛书记和另外一个人跟我谈话。我的家庭成分比较高，不是贫下中农，算是富裕中农，那时还没评阶级成分，后来有人告诉我你是富裕中农比较贴切。我说这个无所谓，出身是什么不决定于我，但是做什么才决定于我，成分影响人，可是不能决定人。解放战争时搞“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我就如实直说。过去还比较重视家庭成分，一查你是贫下中农，好样的！也有个别像我这样成分不好的，对不对？别人问我你是怎么处理的，我说怎么处理啊，我就按照党的规定的路线，不要搞个人东西就是。

四、三渡长江与革命胜利

我们部队第二次渡江以后继续北上，到了盐城，在盐城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戏，最后北撤到山东。原先我们部队的任务是从江南北撤以后，走胶东线奔山海关，进军东北沈阳，为占领东北作打算，因为东北战略地位很重要，不能马虎。我们部队开到胶济线时，传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被国民党占领了，无法通过。海上也走不了，因为到了胶东时，我们把武器装备全都丢下了，光是人过去，准备到东北再拿武器，没有武器怎么走，不能去。后来我们又调到兖州，于1946年1月攻打兖州。

全国战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部队取得节节胜利，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

1948年当时正在打淮海战役，攻打济南。第三次过江就是1949年了，当时执行命令，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时我们已经是华东坦克部队，我调过去时坦克部队才成立不久，需要组织坦克无线电通讯，部队直接用小汽车送我们上前线，到了鲁苏边界的新沂镇直接参战。打淮海战役时我立了一等功。打过长江是为了解放全国人民，这个历史任务至今尚未完成，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回想三次过长江，第一次是偷偷摸摸渡江，第二次是阳光明媚天气下撤退，第三次是过江解放全中国，我也是感慨良多。

回顾我的革命生涯，走南闯北，用两条腿把安徽、浙江、江苏、山东这些地方都量了一遍，一路革命全靠两条腿，所以我们又被称为“测量队”，这两条腿对革命的贡献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