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授衔中,对一些开国将帅军衔的确定,社会上流传着不少说法。
其中,对开国大将的人选也有不少传说,比如许世友、刘亚楼等人争大将军衔的情景,比如萧克、王震能否授予大将军衔的问题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程。1952年4月11日,经中央军委同意,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工作的草案》。根据草案,将官军衔设置少将、中将、准上将、上将4个级别,没有大将一级。 1953年3月,借鉴苏联等国军队的军衔设置,结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解放军总干部部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此草案将上将、准上将改为大将、上将。
1955年1月14日、15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讨论军衔设置问题,同时还研究提出元帅、大将、上将人选。1月16日,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联名上报毛泽东关于元帅、大将、上将的预授名单。 从上报的预授名单看,大将初定人选提交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为15人。 这15人中除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10人外,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周纯全5人。 张宗逊等5人之所以被列入第一种方案的开国大将预授名单,自然与他们在人民军队的不凡履历密不可分。
张宗逊毕业于黄埔五期,参加了秋收起义,是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并逐步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第12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张宗逊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当时的10位副参谋长中位列第一位。在15名大将初定人选中,张宗逊列第10位。 宋任穷,参加了秋收起义,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28军政委、军长。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宋任穷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时兼任西南军区副政委,被列入开国大将预授名单时,还肩负着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多个要职。在15名大将初定人选中,宋任穷列第11位,排在许光达等人之前。
萧克,之所以被列入开国大将预授名单,也是与他在人民军队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红军时期,他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而在八路军最初三个师六个正副师长中,其他5人后来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王震,在红军时期曾任红六军团政委,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王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 周纯全,参加了黄麻起义,红军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政委,1935年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参与了领导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长征,一度被视为在红四方敏俊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第四号人物。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在1955年1月16日,由彭德怀与罗荣桓联名上报毛泽东主席关于大将的预授名单中,第二种方案为22人,除了上述第一种方案15人之外,还增加了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7人。 许世友九死一生,功勋卓著,是人民军队中有名的战将;刘亚楼,是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曾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排在陈赓等人之前。回国后,任东北军区代司令员,解放军其他各大军区司令员都是由元帅级别担任。 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一员有名的战将,以善打恶仗硬仗而著称,在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同时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得志,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杨得志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仍担任志愿军司令员。
彭绍辉,能列入大将预授名单,与他长期在红二方面军、120师、第一野战军任职,有较大的关系,或有平衡各方面军的考虑;王宏坤,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任海军副司令员,他在新中国之初的军队任职不是很高,更多的是考虑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重要任职。【曾任129师385旅旅长】红军时,许世友、陈再道等都是在他之后才担任红四军军长。 战争年代功勋卓著并曾担任过人民军队重要领导植物的如: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元勋都有大将资历,因为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先后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工作。多年来,在国内的一些出版物中,对他们未能授衔的问题众说纷纭,多有不准确之处。
后,解放军总干部部曾提出意见:对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王世泰等人,只评定军衔不授予,但这部分元勋的军衔一直没有评定,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和大将军衔擦肩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