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回忆录

老八路

序言


　　 朝鲜战争标志着“美洲堡垒”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再也不能仅仅通过避免与外界发生纷争来求得和平了。当战争在朝鲜爆发时，我们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被迫仓卒参战，卷入到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我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斗争中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使我国得以诞生的第一场战争起，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我们都有时间做好战争准备，补充兵员以及仔细研究在何处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们的军队。一七七六年，许多爱国志士是仓卒离开家园奔赴战场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连串的强取豪夺、欺压凌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国民众的义愤，使他们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在其他战争中，我国有海洋作为屏障，远离战场，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时轨道，训练军队，建立物资储备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鲜，事前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便突然燃起了战火。一九五○年，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召集会议，进行辩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加以批准。敌对行动爆发时，我们正沉湎于和平之中，当我们清醒过来时，战争已全面展开。战争的爆发迫使那些经历了沉闷的战争岁月、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重新上阵，被飞快地直接运往战场。当时，我国一派繁荣，开始明显出现劳资和平的新时期，税收逐步减少，战时的种种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场战争却使我国再度出现了物资匮乏，派系斗争，流血牺牲和重重疑虑。


　　 朝鲜战争可能是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最后一场战争，不用担心热核灾难威胁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就这些向题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我国人民却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对着是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行动，还是自己单独行动的同题，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安全应放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被迫在文职权威与军职权威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强调了文职权威的最高合法地位。当突然出现必须决定是抵御侵略、还是放弃大韩民国任其遭受敌人侵略的情况时，我们选择了体面的方式，迎头抗击了侵略者。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战争的概念。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国人民困惑不解。为什么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爆发了如此重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决策人物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力量不足？我们是不是中了蒋介石企图进犯大陆中国，或者李承晚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圈套？为什么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战备状况如此之差？还有，只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总统——唯有他拥有决策权，迅速作出决定，我们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誉，我们是怎么落入这步田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战争之上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要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可是，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今后，是否应该打有限战争已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种类的战争。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热核武器或者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技术，打无限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打这种战争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同归于尽。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在同朋友和潜在敌人打交道中一直受着这种看法的影响。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预见到了我们思想上的这一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开始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再也不能解决诸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所遇到的问题，还必须辅之以能为各有关国人民所接受的、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且应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业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独家制定，那些分别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文职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无法独自确定指导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有一点亦已清楚或著说应已清楚，即只有通过军政领导人日常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产生最理想的结果。政界领袖应该提出必须达成的目标，军界领袖则应分析判断使用军事手段能够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手段。

　　 只有当军政双方征询并认真考虑彼此的观点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政界领导人如果机械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们的重要建议便不能定下明智稳妥的决心。毫无疑问，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仍然拥有最高统帅权。但是，如果政府不征询、倾听并慎重考虑我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那就要招致灾难。

　　 我们的许多公民，他们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和我们思想发生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现在依然老是为那些轻率提出的“全面战争”、“无条件投降”、“彻底胜利”等陈辞滥调所蒙骗，而这些口号却常常是为派系斗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无怪乎全国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思想混乱，情绪沮丧。

　　 所幸的是，这样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们对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众多变化的深刻程度和这些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还是觉察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制定计划的崭新世界上。

　　 在那些没有头脑和思想比较锐敏的人们之间还有一类人，他们被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派别的激烈言辞弄得晕头转向，发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书中，我不想对任何观点妄加评论。我所希望的只是尽己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冲突。这场冲突标志着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我亦无意自诩本书是评述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权威之作。这些作战行动已经在各个军种自己编写的史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本书所提及的全部战术作战行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地面部队的行动，所用军语亦系他们的术语，在朝鲜战争中，地面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根据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了联合国军的成败，而联合国军的成败又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另外，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战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海、空军竭尽全力支援地面部队，我们的损失本来会大得多，我们的事业可能要蒙受重大灾难。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对战争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勇敢的飞行员和水兵们获得的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实施地面作战的步兵和陆战队士兵的心目中那样崇高。但是，我还是得指出，如果本书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谈论那些在火线上熬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请不要忘记，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步兵的伤亡人数可以证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书中再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证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争辩的了。如前所述，本书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朝鲜企图干些什么，并强调一下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我谨向陆军部军史处处长哈尔·帕蒂森准将、著名史学家斯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谢意。我曾不受限制地采用过他们提供的宝贵史料。此外，我还获准随意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军史处于一九六二年在华盛顿市编写的珍贵资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0-53年》。

　　 美国陆军前上尉、朝鲜战争中曾任步兵排长、连长的柯特·安德斯给我以可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表示我的谢意。

　　 为帮助我将本书手稿整理成最终定稿以供出版，罗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马歇尔将军不吝宝贵时间校阅了本书清样，并就文章重点的安排和依据史实应予修正之处提出不少建议，在此谨表最衷心的谢忱。


                                                                            马修· 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老八路

附录

1．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

　　 麦克莱伦与麦克阿瑟差别很大，即使一时的兴趣也大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但是，他们的经历却有许多极其相似的地方。两人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麦克莱伦在班里(1846年)名列第二，麦克阿瑟则居全班之首(1903年)。二者都出身陆军工兵，都很早就获得了很高的军衔。其中的一位长期公开抱有政治野心。另一位虽拒不承认自己有政治野心，但却多次表露过这种野心。两人都得到过企图利用他们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强有力的支持。麦克莱伦在被解除军职两年之后参加了总统竞选。麦克阿瑟则在被解除职务的两年之前公开声明：他并不想“积极争取或垂涎任何官职……”但是，“如果因为害怕危险和害怕承担责任便不敢担任美国人民可能要求他担任的任何公职”，那他“将违背”自己的“全部道德准则”。虽然麦克莱伦渴望总统职务，麦克阿瑟也未尝不想为此而进行一番努力，但这两个人均未获得这种机会。特朗布尔·希金斯写道：与前者一样，后者“已经把为个人赢得声望、使自己成为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中爱国主义的化身当成了他作为一位现役将军的职责”。

2．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之后我与他会见情况的注释[注]

　　 四月十二日中午，我正在赴东京的途中。我前往东京是为了与麦克阿瑟将军举行一次预备性会议。我从羽田机场直接前往他的官邸。他立刻以最高的礼遇接待了我。当时，我怀着人类好奇的天性想看看他在自己的高级职务被彻底解除之后情绪上有些什么变化。然而，他依然如故，对即将接替他职务的我表现得泰然自若、温文尔雅、至善至亲、热情相助。他含蓄地提到了自己被突然解职一事，但是他的口气中毫无伤心或怨恨的情绪。他是那样镇定地、毫不震惊地承受了这种打击，这对于一位处于自己事业颠峰的职业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当时就想，这件事很能体现这位伟大人物的达观性格。


3．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给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指示信摘录
　　 ……
　　 二、您之主要任务：
　　 1．实施空战：
　　 (1)保持朝鲜与周围海域上空的空中优势。
　　 (2)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部队提供一般性空中支援，包括：
　　 1)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2)实施遮断任务，包括实施孤立战场的任务。
　　 3)空运物资、部队并实施空中后送任务。
　　 (3)协助保障远东司令部的安全及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部队的安全，包括保障该战区内空中交通的安全。
　　 (4)向远东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和设施提供对空防御。
　　 (5)按驻远东部队总司令指示组织空中支援……
　　 2．按驻远东部队总司令指示做好实施空降作战的准备。
　　 不得摧毁位于北朝鲜鸭绿江附近的水电设施。
　　 我部若在朝鲜以外地区遭受空袭或海上攻击时，应采取迅速而勇猛的行动实行自卫。但是，对中国大陆、满洲和苏联境内的目标采取的首次报复行动，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方可实施。事先未经我之明确许可，您部任何单位不得越过韩满或韩苏边界。


4．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给远东海军司令指示信摘录
　　 ……
　　 二、您之主要任务：
　　 1．实施海上作战：
　　 (1)保持在远东战区的制海权。
　　 (2)为日本以及远东部队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控制下的其他地区提供海上防御。
　　 (3)保持对朝鲜的海上封锁。
　　 (4)为第8集团军和远东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提供海上支援。
　　 (5)保障远东战区内公海上的航行安全。
　　 2．保护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 [ 译注：即我澎湖列岛 ] 不受中共之入侵或进攻，同时，亦应保证福摩萨不被中国国民党作为反攻中国大陆之基地。
　　 对各军种均适用的基本规定与给第8集团军司令指示信中所说的内容大致相同。


5．一九五三年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九日间艾森豪威尔总统致李承晚总统信件稿录
　　 “……
　　 “现在，这一时刻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写道，“我们必须决定是继续通过战争来争取朝鲜的统一呢，还是以政治和其他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
　　 “我深信……美国和大韩民国都需要接受停战。我们没有理由拖延这场战争，在一心希望通过武力来实现朝鲜统一的过程中，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统一朝鲜是美国不止一次承担过义务的一项目标。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次宣言，从美国接受联合国就朝鲜问题而阐述的各项原则这一事实，都说明美国承担了这项义务。不幸的是，朝鲜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遭受分裂的国家。我们仍决心为所有这样遭受分裂的国家取得政治上的联合而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将战争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我们所致力的并确信合理的世界范围的政治解决……
　　 “……
　　 “美国决不会放弃以一切和平手段为实现朝鲜统一面进行努力……”


6．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李奇微将军退役之际收到的马歇尔将军的电报
弗吉尼亚州梅耶堡李奇微将军收
亲爱的李奇微：
　　 愿上帝保佑您新的事业顺利。祝您、珍妮和儿子诸事如意、生活愉快。
　　 对体现您高度作战指挥艺术和领导能力的这段光辉军事生涯，我表示正式的祝贺。您值得引以为荣的事迹甚多。但是，最值得自豪的是您指挥的军向波罗的海的突击行动，是您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光辉业绩。
马歇尔

7．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由当时为中校(现为少将)的保罗·史密斯传递的、我给范弗里特将军的信件摘录
　　 “……
　　 “第二点想法，亦仅供参考。我想，是否派一名将级军官去会见莫西奥大使，说服他在除库尔特将军 [ 作者注：由我指定负责与李总统联系的联络官 ] 外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大体上将下列各点转告李总统：
　　 ‘您的主要问题是保证在您的军队中建立起得力的领导。你们从国防部长起，没有一级领导是得力的。这一点已清楚地为您的主力部队在战斗中屡遭失败的事实所证明。
　　 ‘这是您在军事方面首要的和基本的责任。在您建立起这种得力的领导之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您的部队作战水平会有所提高，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指望他们的联合国军战友对他们的信心会有所增加。
　　 ‘在您建立起这种得力的领导并显示出这种领导的价值之前，将不存在进一步商谈美国装备更多的部队的问题。如果再为您装备部队，那么将是对紧缺装备的一种犯罪性浪费。因为，您战场上的部队还继续在毫无道理地抛弃许多重要的装备器材。’”关于向范弗里特将军提出的这项建议，我还补充了这样的注意事项：“此事您应十分周密地加以考虑。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危险就在于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这样做即使不会毁灭至少也会削弱南朝鲜部队现有的这点自信心。这样，他们的仗就有可能打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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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大事记

一九五Ｏ年

　　 六月二十五日 北朝鲜人民军大举入侵南朝鲜。
　　 六月二十八日 北朝鲜人民军夺占大韩民国首都汉城。
　　 七月五日 史密斯特遣部队在乌山附近首次与共军接触。
　　 七月二十日 联合国军放弃大田。
　　 七月三十一日 晋州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沃尔顿·沃克将军宣布：“决不后退了！”
　　 八月一日 联合国军进入釜山环形防御圈。
　　 八月六日至八日 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与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诺斯塔德、阿尔蒙德和李奇微将军商议仁川登陆问题。
　　 九月十五日 仁川登陆。联合国军夺占仁川港和港口附近岛屿。
　　 九月十八日 联合国军夺占金浦机场。
　　 九月二十二日 沃克所属部队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
　　 九月二十七日 北进联合国军与南下联合国军于水原附近会合。
　　 九月二十八日 联合国军收复汉城。
　　 九月三十日 南朝鲜第3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七日至九日 美军第1骑兵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十一日 南朝鲜第3师占领元山。
　　 十月十九日 第8集团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
　　 十月二十四日 麦克阿瑟指示其所属司令官率所有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他将除南朝鲜军队以外其他联合国军不许向前推进的禁令置于脑后。
　　 十月二十六日 南朝鲜第3军第6师抵达鸭绿江。南朝鲜第1军第26团于水洞抓获中国俘虏。
　　 十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 中国发动第一阶段攻势。
　　 十月二十七日 南朝鲜第6师第7团在鸭绿江附近遭强大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
　　 十月三十日 美军第24师先遣分队进抵鸭绿江四十英里范围之内。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 强大的中国军队在云山进攻第8集团军，迫使其撤过清川江。
　　 十一月六日 麦克阿瑟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的行动“使我之所属部队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
　　 十一月二十三日 感恩节
　　 十一月二十四日 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往朝鲜，发出向鸭绿江发动大规模强攻的信号。他宣布：“中国人尚未进入朝鲜。”美7师第17团进抵鸭绿江畔的惠山镇。第8集团军开始向鸭绿江挺进。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九日 中国发动第二阶段攻势。
　　 十一月二十五日 位于朝鲜中央、德川附近的韩国第2军为中国之进攻所击溃。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万中国军队进攻位于清川江以北的第8集团军，使其遭受重大伤亡。
　　 十一月二十七日 美军第24师、第25师和第2师撤过清川江。第8集团军开始撤退。中共军进攻位于长律水库西侧之第1陆战师和位于水库东侧之美7师所属部队。
　　 十二月五日 第8集团军放弃平壤。
　　 十二月九日 第1陆战师完成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的突围行动。
　　 十二月十一日 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7师撤至兴南环形防线内。
　　 十二月十五日 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撤至三八线以南。
　　 十二月二十三日 沃克将军死于吉普车事故。李奇微被指定接替其指挥。
　　 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10军完成撤离兴南滩头阵地和北朝鲜的行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 李奇微将军正式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月五日 中国发动第三阶段攻势。

一九五一年

　　 一月三日至四日 联合国军撤出汉城，撤至平泽、原州、三陟一线并进行整编。
　　 一月七日 为重新与中共军队建立接触，第8集团军向北部发起强大的试探性进攻。
　　 一月十五日 一支加强的团战斗队实施侦察行动即“狼狗行动”，在乌山附近与敌重新建立接触。
　　 一月二十五日 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采取攻势行动。第1和第9军向汉江北进，“霹雳行动”开始。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七日 美第2师投入激战。其第23团战斗队及其加强的蒙克拉尔法国营在砥磔平里粉碎中共军队五个师的进攻，中共军队攻势突然终止。
　　 二月五日 美第10军之进攻，即“围捕行动”于东线开始。
　　 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 中国发动第四阶段攻势，主攻方向为美第2师防御地段。
　　 二月二十日 “屠夫行动”，即美第9军和第10军发动的一次总攻开始。
　　 二月二十八日 敌军在汉江以南最后之抵抗行动陷于瓦解。
　　 三月七日 在中部和东部地带，“撕裂者行动”开始，第9和第10军越过汉江。
　　 三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第8集团军重新夺占汉城。
　　 三月三十一日 联合国军进抵“爱达荷线”，夺取全部地理目标。
　　 四月五日 向“堪萨斯线”全面出击的“狂暴行动”开始。
　　 四月十一日 麦克阿瑟将军被免除最高司令官职务，李奇微将军被指定接替其职务。
　　 四月十四日 范弗里特将军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所有部队进抵“堪萨斯线”。
　　 四月十九日 美第1军和第9军进抵“犹他线”。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 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一次进攻。
　　 四月三十日 在撤至新防线后，联合国军将中国之攻势阻于汉城和汉江以北地区。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二次亦即最后一次进攻。
　　 五月二十日 中国的攻势遭到阻止。联合国军恢复攻势。
　　 五月三十日 第8集团军再次进抵“堪萨斯线”。
　　 六月一日 第1和第9军所属部队向“怀俄明线”挺进，“打桩机行动”开始。
　　 六月十五日 夺取了“打桩机行动”所规定之地形目标。
　　 六月二十三日 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建议停火。
　　 六月三十日 奉华盛顿之命令，李奇微将军向中国人广播说联合国军准备讨论停战问题。
　　 七月十日 联合国军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在开城开始。
　　 八月十日 共产党人要求对在开城附近发生的所谓伏击事件表示道歉。要求为我拒绝。
　　 八月二十二日 共产党人要求我对“空袭”事件表示认罪道歉。要求遭拒绝后谈判中断。
　　 八月三十一日 第1陆战师在“大钵”地区发起攻击。
　　 九月二日 美第2师向“伤心岭”和“血岭”发起进攻。
　　 九月三日 陆战队和第2师抵达最初目标。
　　 九月十八日 陆战队向“大钵”以北之照阳河挺进。
　　 十月十二日 第9军向“詹姆斯敦线”挺进。
　　 十月十五日 美第2师夺占“伤心岭”。
　　 十月二十五日 在联络官之间进行为期两周的商议之后，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十一月十二日 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停止攻势，开始实施积极的防御。实施“灭鼠者行动”。

一九五二年

　　 一月一日 对共产党阵地的炮击战和空袭战开始，持续整一个月。
　　 一月至四月 开始进行战俘甄别时，战俘营中发生骚乱。
　　 五月七日 巨济岛战俘营中的战俘将多德将军扣作人质。
　　 五月十一日 多德将军获释。
　　 五月十二日 李奇微将军离任，前往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职务，担任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与日本签订条约后，执行占领任务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不复存在)。
　　 六月六日 为占领十一个巡逻基地，开始了“回击行动”。
　　 六月十四日 “回击行动”的全部目标均由第45师占领。
　　 十二月 峰岩岛战俘的越狱行动被镇压。

一九五三年

　　 二月 范弗里特将军退役回国。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奉命指挥第8集团军。
　　 三月二十五日 中国夺占警戒阵地266高地。五个警戒阵地。
　　 五月二十九日 中国人占领三个警戒阵地。
　　 六月十日 中国人开始向金城附近的南朝鲜第2军发起进攻。
　　 六月十六日 南朝鲜第2军被压回到新的主要抵抗线，大约向南后退了四千码。
　　 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 中国人向美第1军防区实施进攻，攻占两处警戒阵地。
　　 七月十三日 中国发起最后的攻势，以三个师进攻第9军右翼，以一个师进攻南朝鲜第2军左翼。
　　 七月十九日 板门店双方谈判代表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
　　 七月二十日 由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沿金城江南岸建立起新的防线。
　　 七月二十七日 停火协定签字，为时三年的冲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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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已汲取的和未汲取的教训——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寻求和平的意义

　　 如果不认真地将自己在以往战争中汲取的教训运用于解决今天的军事问题，那么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些教训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细致地分析这些教训，以避免以无法估量的代价重犯我们曾经为之付出昂贵学费的错误。

　　 有关朝鲜战争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分析敌人企图的基础之上，而未能对我们所掌握的敌人的实力情况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麦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们知道，红色中国完全能够迅速采取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威胁行动，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人的这一威胁。而我们的错误则在于，我们采取行动时依据了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当时“没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会向鸭绿江以南派兵作战。

　　 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同日益增多的困难作斗争时，令人满意的是，我们似乎更重视我们知道敌人能够于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干些什么。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他相信红色中国说的话——而我们在朝鲜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他们的公开言论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生命的态度，与我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我没有参预当前各项计划的研究与制定。但我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准备，以应付红色中国动用其威胁力极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也许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至少我们的部分公民似乎还要执意坚持下去。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这个事实本应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朝鲜参加过地面战斗的人都不会轻视我空军在那里创造的业绩。空军不仅使我们免于灾难，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力量的支援，联合国军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与地面作战的成败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空中力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连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些局限性从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当时，德国人不顾盟军掌握着无可争议的空中优势，照样利用少数几个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约二十六个师提供补给达两年之久，从而使这些师得以维持下去。在朝鲜，我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半岛的制空权，但是，就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依靠空中轰炸来孤立战场或切断对方的增援和补给。在越南，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个教训：轰炸之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可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路线也未被切断。可是，我们至今仍然还可以听到要求进行饱和轰炸的论调。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饱和轰炸可以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

　　 我还怀疑，我们是否从朝鲜战争中汲取了更深一层的教训，即除非协议中带有能够在今后付诸实施的制裁条文，否则，与共产党签订的各种协议都毫无价值。在朝鲜进行的两年的艰苦谈判告诉我们：只有在履行协议明显对共产党有利时，或者他们遭受报复的威胁十分明显、不可忽视时，他们才会履行协议。在东南亚，不论最终能与共产党人达成何种协议，要将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条文加进去肯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们仍须做好必要时推迟最终协定的签订、直到将这类条文写进协定的准备。

　　 我们在朝鲜得以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坚持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动”。可是，从当前四处可以听到的并且充斥各类公开刊物的许多口号来看，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公民是否都已经懂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一场有限战争并非只是一场尚未全面开展的小规模战争。它是一种根据我国的利益和现时的实力对各种目标作出具体规定的战争。“无限”的战争，亦即除“胜利”之外没有明确规定地理、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战争，可能会无限制地升级，就象那些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需要赢得另一个胜利来保障前一个胜利的战争一样。坚决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赢战争听起来可能很有大丈夫气概，“捍卫自由”的号召也可能象救世主的福音一样会使我们的热血沸腾。可是，在今天这种时代，一场全面战争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它很可能意昧着数千年文明的毁灭，连一个能庆祝胜利的人都不能幸存下来。

　　 我们在确定军事目标时，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基本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并不适宜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的。我们与那些嘲弄人的尊严、否认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这个世界不可能平静、安定下来，因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相当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仅仅只知道贫困、肮脏和幻想。

　　 因此，我们确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现实，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这些目标，以免使这些目标成为隐藏我们自私和唯利是图的目的的十足战争叫嚣。譬如，我很怀疑某些政府官员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进行越南战争的目标还是表里如一的，即使存在着外交上很少有诚实可言或者难得赤诚相见这样明显的现象。约翰逊总统所阐述的目标，亦即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举的他的目标，在我看来似乎不存在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之处，而且，这些目标也是我国政府在不与对方妥协的情况下能够体面地达成的目标。但是，对于一些掌权的和有影响的其他人士的辩解，即我们在越南的战争目的毫无利己之心，只是一心要保证那里的人民获得“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怀疑的。不久前，艾森豪威尔总统 [ 作者注：《受命变革》一书第333页。 ] 将越南的丧失引述为“失去了宝贵的锡矿以及大量的橡胶、稻米供应”。也许人们可以认为，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着的真正目标。那些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河内停止侵略行径”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北京的支持与补给，河内是不能长久坚持下去的。

　　 如果我们相信关于我们目标的后一种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迫使河内和北京不仅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越南的行动，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的行动。根据东南亚条约，美国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承担有义务。这样，美国自然就得要么公开地，要么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向共产党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停止支持活动。对于向红色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任何办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怀疑的。我相信，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会拒绝以任何方式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最后通牒。如果我们被迫扩大军事行动，以挫败旨在推翻东南亚条约保护之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阴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大大增加派往那里的军队。以我之见，如不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无论我们向那里派出多么大的我们自认为能满足需要的兵力都仍将证明是不敷使用的。而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后果如何就只能凭主观推断了。最后，我认为，除非某个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国土或军队，否则，使用这种武器打击敌工业中心和人口中心将会引起自由世界舆论的极大反感，很可能使我们处于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敌对世界中。

　　 因此，我们应该自己决定我们世界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应该仔细地规定这些目标的具体内容，保证这些目标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为了追求一些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将我们的资源消耗殆尽，可能会使我们无力对付最终的考验。我感到，这种考验确实在向我们迫近。

　　 至于我们在越南的直接目的，阿瑟·戈德堡大使一九六六年九月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扼要阐述是很有权威性的，可能说的完全是真话。这些目的是：我们并不谋求在越南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也不谋求在亚洲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我们并不谋求北越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或将其推翻；我们不排斥“任何一部分南越人民”和平地参与关系到他们国家未来的事务；我们随时准备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愿意，他说，将越南统一问题留待双方人民“自由选择”，并愿意接受选择的结果，最后，还准备在得到对方私下的或通过其他方式所作出的如下保证之后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

　　 这一保证应当是迅速采取使战争逐步降级的相应行动。如果北越能同意一个从南越分阶段撤出一切外来军队(美国和北越的军队)的计划，那么美国将同意在联合国或其他机构监督之下进行这种撤军。这些目标看来虽不能立即实现，但与确保我们对该地区锡、橡胶和稻米的控制的目标却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目标与我国人民在世界面前长期保持的道德形象，与我们长远的根本利益要一致得多。

　　 我们总的世界目标，即那些明显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则更有待于研究讨论。不过，我认为有一些目标是明确的。它们包括以下各点，但并不仅限于以下几点：

　　 1．防止铁幕之外的西欧落入克里姆林宫手中。

　　 2．防止西半球出现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操纵的政府(由于古巴已为克里姆林宫操纵，这一目标已暂时被我们忘记，但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坚持我们在远东的前沿防线，即日本列岛、南朝鲜、琉球群岛、福摩萨、菲律宾群岛一线(其中应包括东南亚全部还是一部，依我看，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4．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原则指导下的联合国，尤其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有这样的诺言：“拯救子孙后代于战争的苦难……”

　　 (许多美国人可能不同意将此点作为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是应当在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

　　 按我的想法，从战争的苦难中拯救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下一代这个目标，不仅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动战争，例如故意挑起一场核战争，决不是拯救他们的办法。在我看来，联合国宪章前言中的这句话确实提出了联合国最根本的目的。

　　 从罗马帝国称雄的时代到现在这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欧洲人民由于战祸而不时地被浸泡在血泊之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变得日趋残酷，使得更加广大的地区沦为一片片荒原。现在，人们已掌握了毁灭性的破坏手段，如果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人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人类价值丧失的程度，都将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灾难虽令人恐怖，但还是应当相信，政治家们将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防止这种灾难的办法。我们不能允许眼前的障碍和可以预见到的困难(当然还包括人类对权力的贪求)破坏或削弱为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共同采取的行动。如果不考虑固有的道义方面的因素，那么，与这一目标的利害关系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够超过西欧人民和美国人民，也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比他们更需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欧洲长期因战争而饱受死亡和破坏之苦；美国与这些欧洲国家有相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二者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都极易遭受破坏。

　　 越南问题是对政治家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行考验的核心问题。正如解决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时一样，我们将面临一些重大抉择。这些抉择对我国人民的精神和意志将是一个考验。我认为，众多的美国人民充满了可以给任何国家以精神力量的活力和正义感。我相信他们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

　　 我坚信，我们的西方文明是根据某些崇高的虽则令人费解的目的在这个星球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个目的并不要求美国人民在地球上比较不幸的人民中间充当救世主，而是要求他们在充分认识我们的局限性，对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以及无意将我们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前提下，作为不幸的人民坚强勇敢、胸怀宽广的伙伴。我们的物质力量加上我们的精神力量，足以使我们实现这一崇高的目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发挥聪明才智，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至于在当前，我认为没有比维护我们的自由更崇高的责任了。这要求我们必须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而不能让其白白浪费，以便我们在面临最大的考验时能使用这些力量。但是，空谈目的是毫无价值的。目的必须转换成具体、实际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应当象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应当从属于国家的根本利益。

　　 坦率地说，我们在东南亚确定的目标是否与此相符，我是表示怀疑的。象我这样一个公民，接触不到政府的高级情报，当然也就不可能断然消除这种怀疑。然而，在我们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能了解的情况对我们面临的对外政策进行评论，提出自己恳挚的意见，并对不久前华盛顿宣布的关于东南亚问题的许多错误估计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已说过，我根本不相信我们在东南亚的政治目标与国家利益是真正一致的。这些政治目标就象我们的政府官员提出的那些目标一样，面面俱到、空洞无物而且含混不清。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过多地放在这些表里不一的言辞中，相反，我们现在应当问一问自己：在这场无休止的冲突中，我们是不是过度地消耗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以至当需要在世界上其他更关键的地区应付新的挑战时我们会感到十分虚弱。因为，今后肯定还会出现与我国真正的利益关系更大的威胁。

　　 如果我们能想出节约力量的良策以防备有一天会出现这些威胁，那我对美国的未来，对我们的领导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武装力量全力支持这种领导的能力将充满信心。

老八路

第九章 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的实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影响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话：

　　 “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摇”

　　 这些目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的士官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的很可能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重新投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样放弃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

　　 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孕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年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内部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以说，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越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要我们付出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种东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期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点只能得到极个别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独计划和指挥。这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的事情(尽管从目前看这种事还不大可能发生，而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的”。

　　 为防止出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样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使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的武器，军政目标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免由于某些失误而突然使我们丧失拯救我们许多文明业绩的机会。因此，文官当局在确定可达到的目标时，在选择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时，需要与军事当局密切合作。没有目标的战争是极端危险的；一场只有某些诸如“胜利”、“免遭侵略”、“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一类模糊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危险的。这类笼而统之的东西听起来很响亮，但今天的当局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具体而准确地提出我们准备达到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打算付出的代价。否则，战争的整个指挥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到这样一些人的手中，他们认为只有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他们从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平直明白的语言给胜利一词下过定义。

　　 从前，军人的目标常常只是彻底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他们无权制定我们力求通过军事行动来取得的政治目标。可是，考虑到今天的复杂战争，必须给他们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在我国的最高会议上就文职领导人所考虑的方针政策问题大胆地直抒己见。不过，政策一旦确定，一个格守誓言、忠于职守的军人要么应坚决贯彻这种政策，要么就退出军队。

　　 麦克阿瑟将军则采纳了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信条。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对马萨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机构)的一次讲演中，他试图说明，一个军人对自己统帅表示忠诚和服从与对“国家和宪法”表示忠诚这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发觉，”他说，“存在着一种新的、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危险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是他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么主张更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作的保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电文：

　　 “我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我本人对您绝对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个人的内容，倒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的决心。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这种巨大无比的权力伴随着种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手中掌握着一种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器，因而这种责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人而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成员遵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任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 作者注：《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 ]

　　 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人物的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灾难。麦克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开制造舆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段等其他问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吗？对我军加入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咎于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代价？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种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某些所谓朝鲜战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是一次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态度，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深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进到鸭绿江西部流域，还深信，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上击败任何企图阻挡第8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完全不同的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楚，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应该封锁中国沿海，轰炸满洲基地，甚至投掷原子弹。但是，不仅是我，其他人也认为，这类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记录表明，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都认为，我们暂时可能得到的东西根本无法补偿我们今后要长期失掉的东西。

　　 当共产党中国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军队向我在北朝鲜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时，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公开宣战的，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于鸭绿江以南的部队和江北的军事基地投放原子弹。但是，我们对是否采取这类行动进行了慎重的辩论，最后，负责制定这种决策的美国政府否决了这个方案。最终的决定是，仍坚持最初规定的那些在朝鲜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仁川登陆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有过变化)，即粉碎侵略行动，赶走侵略者，恢复朝鲜这一地区的和平，以及防止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中绝大部分非共产党成员国对这些决策都表示坚决赞同。

　　 至于停战本身，我坚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杂志所记载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很希望停战，而且五角大楼也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地面战争从六月份开始就处于一种相持状态。双方都以远远超出军事需要的代价沿静止不变的战线保持着庞大的军队集团。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战。我已经谈过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鸭绿江发动进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而军事上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中国人无意把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土遭受我空、海军的轰炸、炮击。很明显，停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谈判之外，再无其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牢地占领和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的北朝鲜一方，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不过是敌人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击中国的对策。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判、停止战争的时机吗？

　　 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许多指示增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场的内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满洲调至北朝鲜(停战协定一签定，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远后方。华盛顿的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反对苏联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立场。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是由苏联提供的。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我们仅仅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个态度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我不相信我们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采取一项方针之后，即使军队土崩瓦解，人们也不考虑进行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维尔之战和其后十月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法兰德之战，使得千千万万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健儿们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为了何种原因，获得何种好处，付出这样惨重的牺牲是否值得，历史肯定是要提出疑问的。这种极其重大的损失当时确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但是，那一年虽然有进行谈判的好机会，他们却缺乏应有的眼光和勇气采取其他合适的步骤，而继续在那里追求所谓“胜利”。结果，形成了军事上的相持局面，双方的鲜血几乎流失殆尽。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在当时都会采取行动停止这场战争的。

　　 劳埃德·乔治在视察前线之后说：“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实情，那么战争明天就会停止。可是，他们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记者们是不会报道的，新闻检查也不会让真相透露出来。战场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是人们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继续干这种流血的买卖了。” [ 作者注：引自利昂·沃尔夫所著《在法兰德战场》一书。 ] 可是，几乎在同一时刻，英国政府却正式要求美国派出五十万青年归英国指挥，进行“为期七周的堑壕战训练——尔后到法国进行七天的测向训练，再作为步兵投入战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拒绝让我们的青年人遭此厄运，没有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当外国人的替死鬼。他们坚决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不受协约国领导人随意支配的军队。

　　 此时，“全面胜利”的诱惑力在法兰德仍然是那样令人无法抗拒。直到十万条性命换得一小块深不可测的泥潭的愚蠢行为震动了将军和政客们之后，直到苍天有眼、让冬季的大雪阻止了这一疯狂的行为之后，这场大屠杀才告结束。

　　 然而，在朝鲜，一出现可以停止相互杀戮的机会，我国政府便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那种破坏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而让美国自己单干的企图遭到了破产。在实现停战之际，在朝鲜派有战斗部队的十六个盟国再次庄严声明：如果对方再度采取侵略行动，他们将决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时，他们的作战范围就不一定局限于朝鲜半岛了。

　　 尽管我们失去了在朝鲜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如果在朝鲜真有过这样一个可以创造这类丰功伟绩的机会)，我们还是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我们也证明了集体安全的方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联合国不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迎头痛击了共产党人的挑战，那么，它本来会变得分崩离析，软弱无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东京接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职务之后，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谈话：“我相信，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盟国这样和谐地并肩战斗，而且相互间又这样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部队(联合国军)的参战大大提高了联合国军的战斗力。”

　　 最后，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产党人向南朝鲜的突进遭到了抗击并被阻止，侵略军几乎全部被歼。从元旦开始的共产党人的攻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朝鲜首都之后刚刚三周的时间，联合国军便转入了进攻。这次进攻，除受过几次短时的挫折外，一直持续到侵略者被统统赶出南朝鲜为止——只有一小块很难防守的南朝鲜领土仍为敌军占领。但是，有一块北朝鲜领土则为南朝鲜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和美国驻远东部队司令报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断：敌人“再不会具有发动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样强大攻势的能力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给第8集团军及其当时的司令范弗里特将军发出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历史有一天很可能会这样记录：……这支军队向最邪恶的势力进行了挑战，抗击并击退了这股势力。它一直威胁着人类争取个人尊严和自由的长期斗争。我相信：很可能，共产主义洪流的浪头已被你们有力的双臂和坚强的意志所粉碎，这股危险的潮水……已开始消退。”

　　 我希望这就是历史作出的评价。

老八路

第八章 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为了与其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 [ 译者注：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 ] ，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内)，以便对付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照由于俘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向俘虏后脑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现了发生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审查。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民予以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都能够处理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问题。华盛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店的直接命令采取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地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暴乱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个战俘营闹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另外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当时，他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暂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际，一次无谓的牺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营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权已授予集团军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俘虏诡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离任)将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美第l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起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放多德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味着失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师的一个坦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施。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多德会象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捍卫祖国的安全、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财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

　　 这不是一般的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问题。这些无视战俘营所有合法规章制度的共产党人显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压倒我们的部队。这是另外一场战斗。这种战斗与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士兵们为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受损害而宁愿每时每刻冒生命危险进行的战斗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当我下达可能使多德将军送命的命令时所联想到的一切。

　　 然而，范弗里特拖延了命令的执行。坦克营没有按时到达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在干完中间人的事情之后，多德从共产党人那里收到一份指控战俘营管理机构杀害和摧残战俘的长长的罪状。同时，他向他们承认(据赤色分子称)，在某些事件中，战俘营管理机构是有罪的。科尔森已经指示部队做好准备，如果多德在五月十日上午十时前不能获释，便强行开进战俘营。当部队和坦克最后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时，共产党人又送出一份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军当局彻底丢丑。他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下面是从战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志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调查(甄别)。

　　 总之，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疯狂的、毫无根据的诽谤表示服罪。这样，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一直采取坚定立场的遣返政策就等于要被迫放弃。这种失败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和损害不亚于在流血的战争中遭到的任何失败。科尔森与其直接上司保罗·扬特将军进行了磋商，尔后起草了一份答复，除一条不太重要的问题外全部拒绝了赤色分子的指控，但同意不再进行甄别。互换信件、起草答复信以及进行枯燥乏味的文字翻译耗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当第一次超出时限时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战俘用粗野的语言提出的新的要求已传到我的司令部。我立即电告范弗里特，要他制止科尔森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同时，我向范弗里特指出，我仍然不能准确而迅速地得到为执行我的命令战俘营司令采取过何种行动的详细报告。我还告诉范弗里特，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没有执行我五月八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五月十日下午八时，即“限期”过后十小时，科尔森和多德起草了一份赤色分子很乐于接受的答复。这份答复的确很容易让对方接受，因为，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前战俘营司令对战俘领导人捏造的最恶毒的罪状之一表示认罪。

　　 下面就是答复的第一段内容：

　　 “1．关于你方信中的第一项内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遭到伤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共产党还想迫使我方作出更具体的表示悔过的答复，因此将摊牌的时间一直推迟到那天深夜。后来，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显然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刺激我们使用武力了。于是，他们在五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三十分释放了多德。我从羽田机场启程的时间预定在第二天下午三时左右。很明显，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彻底平定战俘营中的骚乱。但是，这需要由克拉克将军作出决定，几小时之后就要由他来担负全部责任了。于是，我建议在第二天早晨八时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他亦表示同意。

　　 克拉克将军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在以后的几天中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命令海登·博特纳准将(后晋升为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于是，博特纳迅速而有力地采取了行动。他立即下令让所有的老百姓撤离该岛，并且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班子。他让工兵重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五百人。卫兵们奉命随时准备开进任何一个有反联合国标语或有北朝鲜旗帜的战俘营中，并且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消除这些标记。

　　 共产党领导决定抵制我们分散他们力量的做法。他们秘密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包括利用本来供他们烧饭用的汽油制成的莫洛托夫燃烧瓶。有一个战俘营，他们甚至在大门前挖掘了一条堑壕，决意在那里进行抵抗。范弗里特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前往巨济岛增援博特纳的部队。六月十日，他们开进了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拒绝让其人员分编成小组以重新分配关押地点的集中营。联合国军部队使用催泪弹(使战俘秘密贮藏的汽油着了火)和步枪，有条不紊地平定了进行抵抗的集中营。一个半小时之后，抵抗终于停止。一百五十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一名美国人丧生，十三人受伤，兵营被大火烧毁。但是，从那以后，尽管暴力行动和违抗行为偶有发生，但战俘营还是被控制住了。非共产党俘虏被区分出来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共产党分子则被分成若干大队，每队人数为五百或略少于五百，所以，后来发生的骚乱都很快被催泪弹所平息。

　　 当停战谈判继续进行时，在各个集中营中还发生过一些其他的危险事件。但是，唯一的一次重大骚乱事件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生在峰岩岛的事件。当时，死硬的共产党员战俘企图组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结果造成八十五名战俘被打死，一百多名被打伤。这一行动发生不久，共产党分子准备的一份关于这次暴乱的手抄的总结落到我们手中。这份总结清楚地暴露了共产党人为达到宣传目的而不惜牺牲这些战俘生命的冷酷心肠。

　　 “我们的战友，”总结写道，“决心光荣地死去……他们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蒙受耻辱的生命。献出这些生命是为了获得解放和光荣的胜利……祖国朝鲜的儿子们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荣战士们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兽性的、残忍的屠杀暴行，使世界和平的人民、祖国、党和一切民主国家发出了复仇的呼声。”

　　 如果更早一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否能防止赤色分子得到这次宣传的机会，这一点令人怀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能制造出亚洲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控诉美国人为杀人凶手，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在更无希望的斗争中流出更多的鲜血而缩手不干。然而，我确信，如能按我的指示迅速、果断地粉碎巨济岛上的反抗，本来是可以使赤色分子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的，甚至会更快地实现停战。

　　 不过，在朝鲜的作战现在已不再归我直接负责了，因为，五月十二日，我移交了指挥权，离开了远东。海军上将乔伊在最后提出一项共产党方面后来表示同意的建议之后，亦请求上面免除其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达十六个多月，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耐心。这样，五月二十二日，曾由我指派担任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小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了他。哈里逊是因蒂普卡努之战而闻名于世的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担任谈判工作一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为止。

　　 这时，战场的情况变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颇为相似：挖掘了许多深深的掩体、堑壕，设置了防护铁丝网，警戒阵地绵亘不断，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警戒阵地上。随着敌人加强其炮兵的力量并不断提高其炮兵的数量和效率，夺占可用以观察的制高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沿警戒阵地进行的战斗常常打得很残酷，很顽强。七、八月间，由于暴雨的缘故，曾出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平静。但是，在此期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敌人就会发起猛烈进攻以夺占并固守我方警戒阵地，尤其是“铁三角”左右两角铁原和金化附近的警戒阵地。

　　 现在，南朝鲜人占半数以上的联合国军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我方重要的警戒阵地，或者以反冲击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而且，在好几个地点，他们甚至插入中国军队防御纵深，夺占并据守一些制高点。在这些发生在警戒阵地上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中国人撤退之后，常常可以在战场上发现他们的好几百具尸体。深秋时节，敌人在东部地段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但是，敌人刚刚取得突破就被击退，我防线随即又恢复了原先的态势。由于敌人仍然依靠其惯用的战术，所以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这种战术使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我阵地冲击，因而敌人在我炮火之下尸横遍野。

　　 在我空军和海军不断进行猛烈而准确的轰炸的情况下，敌炮兵仍得到了加强。从落在我方前线阵地上的各种口径的炮弹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加强的程度。一九五二年九月的某一天，有四万五千余发炮弹落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上。十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九万三千发炮弹的纪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这时，他们已能做到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地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由于实施了范弗里特新制定的紧张的训练计划(这是一项他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计划)，南朝鲜军队已经发展成一支能打仗、有信心的战斗部队。这样，范弗里特才得以将他们使用到各个防御地段上。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前线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都成了南朝鲜部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部署在前线进行防御的十六个师中，南朝鲜师占十一个，美国陆军师占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一个，再就是英联邦的一个师。还有一些南朝鲜部队曾用于加强美军的一些师，如美军第1陆战师得到了一个南朝鲜陆战团的加强。范弗里特掌握的预备队中有一个南朝鲜师和三个美军师。

　　 一九五三年一月又调整了部署，在前线增加了十二个南朝鲜师和联合国军的八个师。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放到了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带内。在这里，敌人曾不顾一切发动过一次进攻，企图突破主要抵抗线，夺取我制高点上的警戒阵地。此时，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七十六万八千人，其中包括勤务部队和警卫部队。沿着犬牙交错的战线与他们对峙的是将近一百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前线，部署有中国七个集团军和北朝鲜两个军，总兵力为二十七万人；预备队由十一个中国集团军和一个北朝鲜军(共五十三万一千人)组成。

　　 一九五二年的空战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前所未有的规模。八月二十九日，第5航空队对平壤进行突袭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其中包括陆战队、空军、海军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后，作为敌补给中心、维修基地、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地域以及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北朝鲜首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敌人对这次升级的轰炸所作出的反应是急剧增加了米格截击机的出动数量，以对付我们的“佩刀”式喷气机。但是，我们受过优越训练的飞行员保持了制空权。一九五二年九月，第5航空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六十四架米格-15飞机，自己仅仅损失了七架“佩刀式”喷气机。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全线的战事变成了小规模的巡逻行动和袭扰性进攻。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敌人似乎专门采取一些伏击行动。我们的巡逻队常常发现敌人埋伏在深谷和山坡的丛林中。尽管双方明显处于相持状态，但整个战线仍不断发生伤亡。在防御作战中，要想坚守阵地而又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根本不行的。敌人过于强大，我们增加这点有限的兵力不可能迫其向北后退。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实施积极防御，仍须将敌人阻止在距我主要防线适当距离之外，而且，还须限制敌人加强其防御力量。在这种战斗中，还必须保持作战部队的进击精神，因为一旦斗志松懈，就会使部队完全丧失警惕，部队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就会迅速瓦解。因此，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战线的某些地段总要发生一些激烈的战斗。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自己的警戒阵地，使敌人无论得到什么东西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夏季，整个战线的许多关键性高地曾数次易手。当时，为夺回一些被敌人暂时夺走的阵地，我们在此次战争中最强大的炮火集中支援下，在猛烈的空中突击配合下，曾坚决地实施了多次反冲击。有几个警戒阵地我们认为不值得花费代价再重新夺回来。不过，总的来说，从黄海之滨富庶的平原到日本海的崎岖海岸，我们的整个防线防守得很牢固，有些地段甚至还得以稍稍向前推移。我们逐渐使中国人体会到，他们用任何部队都无法使停火线向南推移。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战斗的规模再次缩小，变成了双方沿警戒阵地巡逻的、双脚冻僵的巡逻队之间的冲突，只是第8集团军为防止敌工事构筑得过于坚固才偶尔对中国和北朝鲜阵地发起十分猛烈的袭击。在突然同时实施集中的炮火袭击和密切协同的近距离空中突击之后，位于各个地带的联合国军小部队就会立即出动，捕捉、击毙和赶走敌人，然后将其工事破坏。春天的气息刚刚返回大地，敌人便开始反击(在朝鲜，春天并不总是充满了鲜花和烟草)。这时，第8集团军换了一位新的司令，即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他替换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即将退出现役。

　　 战斗首先在西部地段重新打响。中国人力图通过进攻美第2师和第7师控制的高地在西部地段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他们穿过了地雷场和铁丝网，把防御者赶下了山头，几乎在这一地区达成突破。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只是在我们的多次反击下他们才撤了回去。我们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了他们的退路，使他们又遭受了重大伤亡。在第7师防御地段上，即铁原西北，中国人在付出大约七百五十人生命的代价后夺占了一个设在一座山头上的主要防御阵地。再往西，他们为迫使第1陆战团由警戒阵地南撤也发动了一次进攻。可是，经过数日的反复争夺、彻底战斗以及用猛烈的炮火孤立战场，陆战队员们终于重新建立并牢固地控制了警戒阵地。与此同时，敌人继续伏击我巡逻队和袭击小分队，在交战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伤亡。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十二月份视察了朝鲜，保证要早日求得和乎。可是，在整个战线上，和平仍然象幻梦一样遥远。

　　 春意盎然的时节，积雪溶化，稻田里的粪肥散发出水果般的清新气味，战场又出现了短暂的宁静。这是因为，道路泥泞无法通行，河溪水源流急无法徒涉。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们终于静下心来，相互间开始作出让步了，尤其在遣返战俘的问题上。因此，甚至总是对停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的前线士兵们也开始相信停战大概真的指日可待了。四月十一日，终于达成了一项以六百零五名联合国军战俘交换十倍于此的敌军战俘的协议。我军士气高昂，这应归功于许多因素：我们已具备了抗击敌进攻的能力，我们有日益增强的空军，这支空军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机动性有了提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实行了轮换制度，使许多服役到规定期限的老兵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时，联合国军除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部队之外，还包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部队：荷兰、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挪威、瑞典、哥伦比亚、法国、印度、甚至还有泰国的部队。为了满足食物、服装、宗教信仰诸方面的独特习惯，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用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地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地瘦小。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尽管如此，我第2后勤部还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满足了全部要求。

　　 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主要是地面部队的士兵。但是，海、空军亦不断勇敢地而且常常是默默无闻地作出他们的贡献。沿着北朝鲜海岸有一些岛屿，上面有亲南朝鲜政权的游击队在活动。他们需要补给和我方炮火的支援。这些只有我们的海军可以提供。敌元山港几乎不断处于我舰炮火力轰击之下。我们的大小舰艇紧靠朝鲜海岸线进行巡逻，以保持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并防止敌军沿我东西海岸的两翼实施机动。

　　 空军、海军陈战队以及海军的飞机不间断地监视敌人的防线，狠狠打击敌军运送部队和补给品的车队。使北朝鲜工业体系很大一部分遭到破坏和摧毁，此外还在陆上和海上担负了极其危险的救援任务。虽然当时直升机的运用无论在效率上和数量上均未达到迄今在东南亚战场所达到的水平，但是，我们当时已开始采用从直升机上用缆绳将出事的人员从海上救起并运往安全地带的方法了。我们还用直升机将身受重伤的士兵在一两小时内从被孤立的高地上运往后方外科医院，否则，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将伤员运到医院。此时，我们的飞行员执行低空轰炸任务就如炮兵执行任务一样习以为常。有时，他们在执行低空轰炸任务时根据地面指挥官的直接命令与部队行动进行协同，取得的效果甚至超过了炮兵。

　　 泰勒将军象范弗里特和我以前一样，在和平似乎就要来到时，并不愿意为换取朝鲜的土地而眼看着牺牲许多的生命。但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当敌人认为必须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时，泰勒对他们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的。四月底，第8集团军的观察人员报告，敌人的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由北面不断调部队占领靠近战线的许多阵地。敌炮兵和坦克也都进入了阵地，以便提供近距离支援。此外，我方巡逻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在双方警戒阵地之间与敌部队的遭遇远较过去频繁。

　　 一九五三年，将近五月底时，中国人开始了最后一次攻势，发起了一系列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就要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时为止。他们首先突击了处于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段。象以往一样，他们将首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南朝鲜人的阵地。敌榴弹炮、迫击炮炮火异常猛烈，而且，中国人以团规模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可是，这一次南朝鲜人稳稳地守住了阵地。在军、师炮兵的集中射击下，中国人撤退时遭到严重杀伤。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大大加强，从而使这段防线变得几乎坚不可摧。

　　 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对第1军防区内的五个警戒阵地发起了一次进攻，这些阵地是由第25师的土耳其旅负责防守的。这里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人显然决心要不借一切代价夺取这几个阵地。土耳其人与中国人进行了白刃格斗。当敌人直接穿过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和火炮弹幕发动进攻时，土耳其人与中国人展开了交手战。在被敌人的第一次冲击压回去之后，土耳其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并夺回了他们曾坚守的两个警戒阵地，但是，在其他几个警戒阵地上，他们无法将中国人赶走。在两天的战斗中，敌军为夺取这三个阵地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估计约有二千二百人被打死，一千零七十五人受伤。士耳其人损失四百七十一人，其中一百零四人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

　　 这些进攻后来证明只是一些牵制性的行动。敌人一直寄予希望的主要攻势显然要降临到某一其他的地段上。终于，到了六月十日，就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六周以前，中国人为使战线向南推移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是自一九五一年春季攻势以来敌军对我军进行的一次最强大的打击。同春季攻势一样，这次攻势是在黄昏时分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准备开始的。战斗首先在南朝鲜第2军控制的地带打响。这里靠近金城，位于铁三角和“大钵”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联合国军防线在这里由北汉江两侧向北突出。中国人首先以营、团规模的协同进攻攻击了由南朝鲜第5师防守的北汉江东岸的阵地。他们很快便迫使南朝鲜人从其主要抵抗线向南后退了半英里。南朝鲜人发动的反冲击未能恢复防线原先的态势。中国人第二天又恢复了攻势，迫使南朝鲜人在此后的五天中不断后撤，直到从他们的原阵地向南后撤了大约三英里左右。与此同时，在北汉江西岸，中国人的另一个师突破了南朝鲜第8师的防线，在两天之内便包围了右翼的那个团，迫使该师向深远地区后撤。另外还有一支中国部队以有限兵力在第10军控制地区的左冀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这次进攻本来是很容易阻止的，可是，南朝鲜第5师撤退后接着又发生了第8师的退却，使第10军左翼受到威胁，迫使该军在这一地区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后来，由于南朝鲜第5师在北汉江突然向东转折的地方(这在南朝鲜人和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同时，由于南朝鲜第8师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该师所处位置以南大约四英里处建立了新的防线，整个防线总算稳固下来。

　　 中国人在西线进攻第1军时还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在东段，他们迫使第10军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后撤。但是，不到十天，这些攻势就被迫停了下来。大约就在此时，泰勒将军得到了从日本调来的大量增援部队。他们是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和第34团战斗队(欠一个步兵营)以及随后调来的第24师所属两个步兵团。这支新的力量使他稳稳地顶住了中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于七月开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进攻。在六月份的进攻中，中国人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且在八英里宽的正面上夺占了不少地区。但是，他们为此损失了大约六千六百人。在这些战斗中，南朝鲜第2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伤亡、失踪人数超过了七千三百人。

　　 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金化附近。中国的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南朝鲜第2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渐向南撤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新的主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第7师将中国人赶出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达成了最后协定。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界线。这个星期，整个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在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批勇敢的普通士兵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老八路

第七章 停战谈判与僵持——山岭上的苦战——敌人的特点

　　 战争的第二个夏天，在开城一座与十九世纪新英格兰高级中学的建筑非常相似的洛可可式“茶馆”中，谈判代表们正在无休止地进行着单调乏味的谈判。与此同时，我们的步兵则在许多无路可行的山头上作战，而且，为了夺取或收复敌人固守的阵地，他们正艰难地在花岗岩的山岭上攀登。这些在广大地区内进行的战斗，大都集中在“大钵”地区亦即铁三角地区。为夺占并扼守瞰制着“大钵”谷地的那些高地而进行的战斗，也许打得最为残酷。

　　 在这个宽阔、肥沃的谷地西部，山峦重叠，草深林密。最高峰是我们称作1179高地的一个山峰，朝鲜人称之为断山。山顶浑圆，犹如小孩画的图画，坡面陡峭，山脊几乎象刀刃一般锋利。当时，这个海拔三千九百英尺的1179高地由北朝鲜人的大约一个团扼守着。范弗里特将军认识到，为防止敌人对“堪萨斯线”进行观察，同时迫使中国炮兵退至不能威胁我方阵地的地方，他必须把敌人从这一高地赶走。当南朝鲜陆战队把敌人赶出这个竞相争夺的地点的行动归于失败之后，范弗里特遂命令第2师所属部队在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下拿下这一高地。这是一场浴血的苦战。士兵们不得不顺着长满树林的山坡迂回而上。最后，为了接近敌人，他们只得用双手攀援陡峭的石壁。汗流挟背的朝鲜劳工是运送弹药、装备和食品的唯一运输手段。他们用古老的A字形背框运送重量足以压垮一匹小马的物品。步兵们自己携带了全副装备器材，以便在山坡上架设无后座力炮，敷设通信线路和建立救护所。经过四天寸士必争的激战，敌人终于动摇，1179高地落入我们手中。

　　 “大钵”西部还有一个称作“血岭”的山岭。从敌人手中夺取并扼守这个山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便是“血岭”一名的由来。第一次拿下“血岭”是在八月份，以后由南朝鲜第5师所属的一支部队扼守着。一天夜间，中国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击，把南朝鲜人赶出了“血岭”。接着，美军第2师第9步兵团向该地发起了猛攻，与依托工事并得到炮兵有力支援的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战斗。美军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又一点一点地被压了回来。敌人在这个阵地上整整坚持了五天，直到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2师沿着“大钵”的边缘同时向北发起进攻时，敌人才被迫放弃了“血岭”。

　　 这年夏季，敌人的防御力量明显增强。尽管我们总是不断地炸毁敌人的铁路和桥梁，破坏其铁路编组车场和公路交通，但是，他们的补给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满洲运来。中国炮兵的活动大大增加，这也迫使我们的全部地面作战行动放慢了速度。敌人的高炮火力愈来愈猛，我们的轰炸机开始遭到某些损失。无论把空中力量的作用说得多么大，它都根本无法阻止敌人运进必要的武器装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我们的许多进攻行动本来肯定是无法实施的)。空中力量可以降低敌人的运输速度，迫使敌人只能在夜间行动，但并不能孤立战场。

　　 “血岭”战斗和毗邻的“伤心岭”上的战斗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最为紧张的战斗。这些战斗需要我们消耗极大的体力，需要我们具有无限的耐力和勇气。步兵象印第安人那样作战，他们在山坡上匍匐前进，吃力地拖带着自己的步枪、弹药以及迫击炮弹。有时，他们还被迫抵近敌人进行爆破，迫使敌人钻出地下工事。

　　 敌人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有时，他们甚至依靠人力来挖掘从山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斜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能撤离正斜面阵地，躲进空袭火力或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的反斜面工事内。敌人构筑的坑道有时长达三千英尺。这样，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通常，前斜面的坑道出口都经过精心巧妙的伪装，必须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出口。不过，这些出口一旦被发现就会为我榴弹炮的直瞄火力所摧毁。我们的炮兵在使用8英寸榴弹炮(是由推土机推进发射阵地的)摧毁这些坚固目标时，达到了较高的命中精度。直瞄射击可以说是这些宝贵武器的一种既新颖又有效的使用方法。

　　 截至七月一日，敌人集结的总兵力估计已达到四十六万人，其进攻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时，我要求范弗里特拟制一份向朝鲜半岛蜂腰部即平壤——元山一线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我们首次越过三八线后的那几周，我们曾考虑过此案。这就是所谓“势不可挡行动”。然而，我迟迟没有批准这一计划，因为我认为，最好还是等着看一看停战谈判的结果再说。七、八两个月，地面部队的战斗伤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地面部队各级指挥官不愿奋力去夺取新的阵地，倘若早日达成停战协定，这些阵地可能又得放弃。

　　 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行动，尤其在“大钵”周围地区，那里还有很多高地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在朝鲜作战如同在以往的许多次地面作战中一样，为了可靠地保障当前的阵地，总是还得拿下一个阵地。在“大钵”周围，连绵的山岭象是为了俯视一下古老火山口内部的情况而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大钵”正西方的那些山丘亦即后来的所谓“血岭”，组织了严密的防御，由北朝鲜的好几个师顽强地扼守着。美第10军第2师所属步兵分队在这里遭到了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常常是刚刚夺取一个山头就又被赶了下来，接着几小时之后，又被迫重新再打回去。第2师在连续二十四小时之内曾先后向一个山头发起过整整十一次冲击，但是仍不能肃清那里的敌人。不过，到九月底，“血岭”和整个“大钵”地区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争夺山岭期间，我曾收到范弗里特的一份作战计划，提出在一统一的地段发动一次更为大胆的进攻，以进一步缩短我们的战线。这就是“魔爪行动”。我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是，新近的伤亡(小规模作战引起的)情况显然使范弗里特认识到这一行动得不偿失。于是，他改变计划，将第8集团军的进攻重点转向属于美第1军的西部地带。如果一切顺利而停战谈判又毫无进展，则他将要求在大约介于其右翼与元山之间正中央的那一片东海岸地区实施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我虽然没有批准两栖登陆计划(范弗里特手下的诸位军长都不赞同这一计划)，但还是准许他发动夺占重要地形、地物的有限目标进攻。结果，范弗里特制定了一份计划，旨在夺取并扼守“大钵”以西约四英里的那一带山岭亦即后来的所谓“伤心岭”。

　　 美军第2师奉命赶走固守在这里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永备工事，各种掩蔽部和兵器掩体都进行了周密的伪装。要在夏末的浓密树叶中发现这些坚固的工事真是难之又难。而且，北朝鲜军队作战还极其顽强。对“伤心岭”的进攻一开始采取的是小部队零敲碎打的战术。所以，尽管第2师所属部队作战非常英勇，他们的进攻不久还是受到了阻碍，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他们仍然无法接近目标。

　　 第2师蒙受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曾找机会与当时指挥该师的拉夫纳将军研究过这个问题，也与范弗里特谈过。九月中旬，我又对接任第2师师长的罗伯特·杨格少将说，希望他亲自过问此事。

　　 此后不久，詹姆斯·亚当斯上校直截了当地向杨格将军报告说，继续按目前的规模进行战斗就意味着自杀。对于一位野战指挥官来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向自己的上级表明这种看法，这在精神上是需要有高度的勇气的。我一向认为，在一个指挥官的身上，这种精神上的勇气甚至比单纯的作战勇敢更为重要。

　　 因此，杨格将军重新分析了面临的情况，并且看到，采用零敲碎打的小部队进攻战术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改为以整个师实施协调一致的进攻。这次进攻实施了充分的炮火准备，并获得了强大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结果，第2师终于在十月十五日夺占了“伤心岭”，此后，该师再也没有丢失过这块阵地。

　　 在整个这次进攻作战中，采取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投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的做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知道，步兵时常对空军弟兄那种勇猛无畏的支援行动坦率而热情地表示感谢，空军弟兄似乎只要有起码的气象条件就会积极配合步兵作战。

　　 在朝鲜，夏日的天气就象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暴雨常常会冲毁沿峭壁盘旋的狭窄道路的整个路肩，从而使汽车辆重队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骤发的山洪往往会冲走浮桥，迫使士兵光着身子气喘吁吁地抓着救生索在奔腾咆哮的洪水中奋力抢救某些宝贵的装备器材。

　　 正当实施这些作战行动时，范弗里特向总部呈送过一些作战方案，主张以美第1军和第9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紧接着在东海岸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如果这样的行动得到批准并且能够成功，那第8集团军的先遣分队本来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库底一线的。库底是座落在东海岸的一个小镇，位于元山以南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范弗里特要我对定名为“棍棒行动”和“牧马者行动”的两个方案迅速定下决心。可是，几天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两个方案，转面赞同另一个在美第9军作战地域内实施的、胃口和风险小得多的进攻方案。这次进攻定名为“突击队行动”，是于十月十三日批准并发起的。进攻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和频繁的反冲击同第2师在东部地区曾面临过的情况一模一样。不过，我们还是于十月十九日进抵并夺取了此次进攻的目标，建立了“詹姆斯敦线”，亦即“堪萨斯线”的一块新添的突出部，并且解除了敌人对铁原——汉城铁路线的威胁。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可是，事实上，这些行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防御态势，同时也使当时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深感到，还是回到谈判桌上为好。此后，战役重又变得比较平静。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阵亡人数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战谈判恢复之后，我指示范弗里特采取积极的防御行动，允许他沿着战线的总走向夺取有利地形，但同时规定，进攻作战行动仅限于夺取对方的警戒阵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过一个师。由于谣传(总是靠不住)说共产党现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战行动就变成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和巡逻行动。双方现在都占领了成纵深配置的坚固防御阵地。哪一方都不愿发动全面进攻。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良好时机，可以着手解决一个长期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在南朝鲜，尤其在晋州西北的山区，有大量游击队在活动。共产党退却之后，游击队一直把晋州西北的山区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范弗里特把代号为“灭鼠者行动”的任务交给了指挥两个南朝鲜师的朴顺玉中将，旨在消除这一危险的隐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两万名流寇(土匪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被击毙或俘虏，令人恼火的问题总算彻底获得解决。

　　 范弗里特在此期间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标进攻计划，我都命令暂时搁置起来。停战谈判取得进展的种种迹象，促使我没有批准这些会使伤亡急剧增大而又不能赢得相应战果的作战计划(我曾向范弗里特的部属们征求过意见，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计划都不赞同)。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进行一次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中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显然是阻止敌人沿通向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补给。但是，事情变得很明白，我们的空军根本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那种为了炸毁敌人铁路并使之始终无法重新使用而必须实施的轰炸。尽管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干得极为出色，敌人还是在继续增强着自己的力量。韦兰将军和我终于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迫使敌人急剧增加其补给与弹药的消耗，则春季到来时，敌人就会处于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军的作战行动，加上沿海地区海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的舰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敌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优势。所以，这些行动即使谈不上削弱敌人的能力，起码也是抑制了敌人的能力。敌炮兵的实力一直在危险地增长着。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对这种增长趋势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迫击炮炮弹数量由二千三百发增加到大约六千八百余发。

　　 但是，在我任职的最后这个冬季，当停战谈判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时，整个朝鲜半岛基本上处于一种相持状态。所以，我这才有时间处理一些形势危急时没有顾得上处理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件十分紧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当我还在指挥第8集团军时，我曾收到过当时的美军第25师师长威廉·基恩少将慎重提出的一项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混合编组白人和黑人部队。和平时期在本宁堡工作期间，以及在朝鲜期间，基恩都曾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了解黑人部队的情况。在朝鲜，全部由黑人编成的第24步兵团是他所指挥的一部分部队。这一建议与本人见解完全一致。于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中旬拟制了计划，以便取得麦克阿瑟将军的同意，立即着手混合编组的工作。当然，麦克阿瑟将军也得试探一下华盛顿的意思。由我指挥的美军第9步兵团和第15步兵团都编有一个黑人营。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战斗部队和保障部队除军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编成。由于当时我们正忙于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因而，在我到总部任职之前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改编行动。那时，我曾有机会与当时主管作训的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讨论过此事。他是以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双重代表身份来东京作正式访问的。我对他说，如果我能得到上级批准，就准备将黑人部队彻底混编，首先从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最大的战斗部队第24步兵团以及分别隶属于第9和第15步兵团的两个步兵营开始。此后，我们可以把规模较小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炮兵和装甲兵战斗部队拆散混编。最后，我们再如法炮制部署在朝鲜和日本的无数编制很小的补给勤务分队。与基恩将军一样，我深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部队具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所需具有的那种精神面貌：每个士兵都能不依赖他人而自立并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士兵都相信，较之周围的伙伴自己并不逊色，较之敌人则更胜一筹。

　　 泰勒将军对此举深表同意，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实行这种办法的绝好时刻，从此以后，它必将对整个正规陆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六月上旬，在国防部长马歇尔访问朝鲜和东京期间，我与他讨论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这份计划带回了华盛顿。计划终于获得批准。于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战区将其付诸实施。此后，美国陆军全部实行了这项早该实行的改革，并在提高士气上和国民的反应上达到了全部预期的效果。

　　 由于战线趋于相对稳定，我和范弗里特还得以将精力转向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个月，但由于在军事上多次出现危急的局面，我们被迫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现在，由于压力已经减轻，我们便可以着手实施一项全面的训练计划了。通过这个计划，可以造就出朝鲜人自己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又能把朝鲜士兵力训练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优秀。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斗，使朝鲜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荡然无存，以至于为了提高这些军人的素质，我们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各种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面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在敌人的压力下，那些受到的“训练”百分之百是政治训练的指挥宫往往最先垮掉。他们自己的恐慌情绪又总是立即传染给下面的部队。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也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急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

　　 特别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训练。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以火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岭进行弹药补充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应该反对扩充南朝鲜炮兵。可是，随着战斗进程的放慢和武器装备补充的增加，我们便有了时间也有了装备来加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支援。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组建四个南朝鲜155毫米榴弹炮营。各炮营一旦组建完毕，将分别隶属美军的一个军，进行八周的紧张训练。此后不久，我又批准组建三个105毫米榴弹炮指挥连以及六个105毫米榴弹炮营。组建工作也要在一九五一年年底以前完成。我的目的在于：最终能组建足够数量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连，以便使十个南朝鲜师每个师都能配齐四个炮兵营(三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一九五二年初，我收到华盛顿同意我继续实施该计划的答复。此时，在美国炮兵学校学习的南朝鲜军官即将回国，这更坚定了我扩充南朝鲜炮兵的决心。

　　 重新对南朝鲜军官进行认真训练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愈来愈明显。现在，我们在东部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队实施的。当我在西部的部队派出战斗巡逻队牵制敌预备队、海军以重炮提供火力支援时，在“大钵”的两侧，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l军进至更为有利的防御地区。这些作战行动几乎都是由南朝鲜部队独立实施的。这一年稍晚一些时候，在西部地段，在第9军把战线向前推进三至四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第1师打得十分英勇。

　　 南朝鲜劳工服务队也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曾授权范弗里特将这支劳工队伍增至六万人。这些劳工勇于身背满载补给品的A字形背框攀登陡峭的山坡，勇于承担构筑地堡、装填沙袋和加固堑壕与坑道的工作。总之，他们勇于从事运送食品、补给以及在枪林弹雨中为作战部队修筑防御工事这类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们能重新夺取并固守“堪萨斯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劳工的艰苦工作。

　　 人们提起进行谈判的那段漫长的日子，一般总把它作为一个相持的阶段，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那一阶段的仗打得不那么激烈。每天都有新的伤亡。感谢上帝，与发动几次大规模攻势时相比，现在的伤亡还是小得多了。

　　 但是，这些伤亡在当时仍然可以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谈判桌上赢得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我们展开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较短的战线上。但是，我们的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这条战线上。这时，我们的兵力不足六十万，其中美国人占二十三万。敌人的兵力自然大大超过了我们。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是大炮给我们以优势，我们能够集中无数炮弹打击整个战线上的任何一点。在利用地形上和摆脱狭窄曲折的道路、伸入荒山峻岭的行动上，我们新近也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办法。这当然也是我们取得对敌优势的一个原因。但是，范弗里特此刻的目的却在于，一旦控制了制高点，他便将敌人驱赶到开阔地带去，以便用大炮将其歼灭。

　　 当然，中国人是喜欢在夜间发起进攻的，因为，到了夜间，我空军只能停留在地面上，观察员亦无法进行观察。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成纵深”部署我们的防御，因为，防御阵地分散而且配备的兵力也很单薄。不过，我们倒是有屏护部队警戒着距主要抵抗线约有步枪射程那么远的一道防线。正是这些士兵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将大批敌人吸引至我们能以强大的炮兵将其消灭的地点上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敌人在夜暗中已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我方阵地上，还常常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我还记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场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间也能瞄准敌人射击，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弹使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试用了各种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过这种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这些措施减轻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哨警戒线上的士兵们的负担。因为，他们常常要一连熬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夜暗中影影绰绰、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且，他们有时在花岗石山岭上所得到的防护较之几个松垮无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五十来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再就是用以吓唬西方人的以死相威胁的喊话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于这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号把敌人的指挥信号搅乱。

　　 与此同时，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不过，曾中断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敌人坚持要我们对一些捏造的“事件”负责，而我们则反驳说这些所谓的“事件”从未发生过。谈判令人厌倦地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往后拖延着，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实现的停火象磷火一样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我知道，国内许多公民已开始认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牺牲在战场上，而我们死硬的谈判人员却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谈判桌上的斗争正是战场上作战的继续。无论最终达成何种协议，这种协议都必然会是军事上实际情况的反映。再者，尽我们之所能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行动，以阻止其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推移，这本来就是士兵们的艰苦任务。

　　 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的观点，象演说家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情况人们已多次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他们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产党人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

　　 “对共产党人来说，你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寸，使用奸诈的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谅解和尊重。”

　　 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 [ 译者注：圣经里的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物。 ] 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的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日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回来谈判。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的决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这支部队携带的又是枪又是60毫米迫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迫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设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烧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场。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俱乐部，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老八路

　　 可是，我的新职务所负的责任远远超出了在朝鲜行动的范围。所以，我有时都怀疑自己是否因重视一项任务而忽视了另一项任务。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东京访问我时曾就我新近增大的责任表示了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说，“你不要认为你在签订条约的问题上所担负的责任是你所担负的责任中较次要的责任。”(日美条约当时正处于高级谈判阶段，杜勒斯是该条约的主要发起人)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做，并补充说，我将尽快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工作。我指出，在这第一周内，我已有意识地将保卫日本的有关问题放到了优先的地位，因为，苏联具有这样的能力，即可以在我们得不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将其远东的军队投入这一战区与我军作战(国防部曾这样通知过我)，而且，他们走这步棋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苏军的这种能力给我造成的问题较之我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都要紧迫。

　　 我知道，要想成功地保卫日本，我必须熟悉这里的地形情况以及我们在日本的部队和设施的现状。因此，我很快便开始对关键的地区进行一系列的侦察飞行和地面现地勘察。这种活动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几乎把我每天的时间都占得满满当当。与此同时，我决心竭尽全力来防止在日本的某些军营中仍然盛行的那种只作守备打算的思想再度抬头。我还希望知道我们的部队驻在何处，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的指挥官水平怎样，以及如果苏联果真发动突袭我们如何采取最佳作战方案对付之。到达东京后不几天，我便围绕北海道的整个边缘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我觉得，北海道很可能是俄国人进犯的第一个目标。在这次飞行中，我尽可能飞抵接近苏联领土的地方——隔着拉彼鲁兹海峡，距苏联只有几英里。我还乘坐自己的B-17型飞机对其他地区进行了侦察。有时，我让驾驶员贴着树梢飞行，这样，我便可以对有朝一日我们的部队可能作战的地区的地形情况仔细地作一番调查。(一次，我带上夫人，请她进入轰炸员座舱尽情观赏就在我们脚下飞旋的山丘和森林。她立刻得出结论说，在飞机有机玻璃罩里掠树梢飞行还不如在楼上有趣。在楼上，地面看上去距我们还要远一些。)

　　 尽管我知道苏联未必会发动进攻，而且，我也决心贯彻杜鲁门总统的指示，避免发生可能把我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的任何行动，但我还是全力以赴地设法使我的部队保持战备状态，准备对付敌人能够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会采取的行动。

　　 保卫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国家赋予我的责任。作为驻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我还有其他的新任务：只要我认为战争还有希望给我们带来胜利，就继续在朝鲜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的局势，或者如果被迫放弃朝鲜，就把联合国军撤往日本。我接替新职务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其中一件我以为非常满意的事，就是我纠正了我认为对一位杰出的军官多伊尔·希基少将虽属无意但却是不重用的做法。一九五○年九月，阿尔蒙德少将离开东京去指挥第10军参加仁川作战之后，希基少将被指定为“总部代理参谋长”。此后，显然出于个人的某种癖好，麦克阿瑟将军在公文中仍然称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和“第10军军长”。他对阿尔蒙德才干的这种赏识(我知道，对于这种赏识，阿尔蒙德是当之无愧的，我表示完全赞同)，实际上使希基(一个主要司令部参谋长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好象成了一个临时补缺的人物。我相信，这种安排无论阿尔蒙德还是希基都不怎么中意。但是，要对此类事情提出异议，作为部属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开东京之后不久，我毫不犹豫地发布了命令，任命希基接替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阿尔蒙德被免去这一职务，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

　　 当然，尽管这类杂七杂八的事情可能牵涉我一小部分精力，但我们大家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问题和命运问题上。我知道，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特别是由于一天天恶化的气象条件削弱了我们的火力优势。然而，对我军对付中国军队任何威胁的能力，我仍旧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一点，甚至在中国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都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怀疑。

　　 只是南朝鲜军队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苦恼。实施进攻的中国军队再次将一支又一支的南朝鲜部队追赶得抱头逃窜。溃逃之中，这些部队又丢弃了大量贵重且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这次攻势开始于朝鲜中部的山区，拂晓时在整个朝鲜半岛全线展开。我们曾估计，敌人这次可能会广泛使用坦克作战，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没有使用过任何坦克。相反，敌人采取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又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

　　 我们的防线各处都守得很牢固，除中央地段，各处均顶住了敌人的首次冲击。在中央地段，位于中间的阵地由南朝鲜第6师扼守，美军第24师控制着左翼阵地，第1陆战师控制着右翼阵地。中国人狠狠打击了南朝鲜军队，迫使其仓皇逃回“犹他线”以南。以后，敌人进入了这一缺口，力图包围两翼的美军部队。第24师和第1陆战师守住了阵地，但是，范弗里特将军立即命令第1军和第9军在这一威胁面前逐步撤往“堪萨斯线”，放弃新近夺取的全部阵地，换取宝贵的时间并严惩敌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封闭了由退却的南朝鲜第6师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敌人进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战斗在全线都十分激烈，中国人损失重大。我们针对这次进攻所进行的周密准备工作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前几周轻而易举的推进行动也许现在已经使我们陷入了敌人的陷阱。因为，大量中国军队突入、穿过或者包围了我中央地段的阵地。第一天下午十时，在第9军阵地后方一千码处出现了中国军队。这些部队向当天下午刚刚前出到此处的我炮兵分队开了火。但是，组织严密的环形防御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这样一个例子。第92装甲野战炮兵营阵地周围的战斗打得特别艰苦，破晓以前，阵地上到处是中国军队。可是，莱昂·拉瓦中校预先已考虑到防御问题，所以他们没有为之惊慌失措。中国人被击退之前被打死了一百七十九人，而第92炮兵营仅损失十五人。在三天的战斗中，仅第9军就发射了一万五千发炮弹。

　　 四月二十六日，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范弗里特立即将第9军撤至洪川江。中国军队已经在一个午夜涉过了水深很浅的临津江，企图在南岸建立一些不大的桥头堡。与此同时，其他中国部队则沿铁原与汉城之间的公路向南运动。第1军有条不紊地一直撤到“堪萨斯线”，打算在那里坚持下去。 撤退中，他们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可是，敌人以一次突然的打击把南朝鲜第1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洛斯特郡团的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切断和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二十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至弹药全部告罄。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了联合国军一边。

　　 中国人一切断汉城以东东西走向的主要公路，就集结兵力，准备向首都发起大规模突击。他们事先就吹嘘该城不久就要回到他们手中。当位于汉城正北的议政府受到中国人威胁时，我们被迫将其放弃。接着，范弗里特着手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以固守汉城，并将敌人阻止在汉江以北。美军第3师在距该城四英里的地方牢牢地坚守着阵地。

　　 中国人对汉城最危险的一次突击是在四月二十九日。六千名中国士兵企图乘小舟在汉城西面渡过汉江，尔后由此沿金浦半岛南下，对汉城实施迂回包围。正是在此处，我们的制空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敌人还在江面上强渡时，我们的飞行员突然向他们猛袭过去，将进攻之敌大部歼灭。到达南岸的零星残敌根本不是南朝鲜第5陆战营的对手，该营当时正负责防守这个半岛。敌人的另一次行动是企图在汉江与北汉江汇合处打开一条通路，越过汉江，迂回汉城。这次行动被美军第24师和25师所粉碎。

　　 随着敌人强渡汉江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我军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称作“无名防线”，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给该线命名)。该线横穿整个朝鲜半岛，由紧靠汉城以北的地区，经朝鲜中部的萨班古，一直延伸到日本海海边、三八线以北的一座海滨小镇大浦里。在敌军距目标很远时，其疯狂进攻就被我军所阻止。在阻止这一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联合国军的飞行员们执行了七千四百二十次飞行任务；我军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

　　 范弗里特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利用火与铁而不是血和肉同敌人作战，因此，他的部队充分利用了我们在空中力量和多种口径的火炮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敌人刚刚明显丧失进攻的势头，第8集团军就立即恢复了攻势，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置、补充装备的时机。我们知道，敌人的补给品还在源源不断地由满洲运往铁三角地区。铁三角这一坦荡的平原完全被嶙峋的花岗岩山岭所包围，其顶端是平康，底线则从铁原伸向金化。我们的计划是：如果可能，我们就推回到“堪萨斯线”，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夺占该地区，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充分利用较为有利的防御地形。五月初，我们的坦克巡逻队曾插入“无名防线”以北十二英里的敌纵深地区，在那里袭扰了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突入金浦半岛的许多小股敌部队很快被我肃清，于是，南朝鲜第1师奋力朝临津江推进。第1骑兵师重新夺回了议政府，封闭了通向汉城的接近路。其他部队则由北部和东部将敌人赶出了汉城。在通往春川的道路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抵抗。在重新夺占春川之前，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不得不采取近战来肃清该地区的敌人。远处的右翼部队也同时向前推进。所以，有一度情况似乎表明，我们也许可以发动一次攻势，重返“堪萨斯线”。可是，五月的第二周，敌人原先那种零星的抵抗在各处变得顽强起来。据观察员报告：敌人正在修建新的机场，估计其空军的实力大约为一千架飞机。尽管我们进行了空袭，但是敌运送补给的队伍仍在一步步南下。同时，每天都能发现敌人大部队运动的情况。因此，范弗里特将军决定推迟进攻，加强自己的防御，以抗击敌人这一新的进攻。沿着“无名防线”设置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丝网，埋设了地雷，并在雷场安放了装有汽油和凝固汽油、能够电发火的圆桶。射界进行了周密的测定，我们准备让敌人好好尝一下在朝鲜战争中还未实施过的密集火力射击的苦头。

　　 中国于五月十五日黄昏之后恢复了进攻。他们动用了大约二十一个师的兵力，在翼侧还有北朝鲜的九个师。进攻的矛头指向防线中央，尤其是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防御地段。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较晚的时候，防守春川右侧高地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在中国人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所以，需要进行一番激烈的争夺来封闭防线上的这一缺口。范弗里特遂将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调至右翼，以抗击实施突破之敌的西半部分部队，同时令第9军向右延伸防线，以便把第2师和陆战师留下的防御任务也担负起来。他命令两个步兵团进入阵地，阻击敌大规模进攻中位于最前端的敌军，与此同时，命令一个团战斗队和美第2师迅速北上，抗击敌进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敌。这是一次历时二十四小时的极其紧张的战斗，因为中国人大批涌入了突出部，并且企图包围我方阵地。第2师的士兵们曾一度在主要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前后方和翼侧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顽强战斗。然而，美军第9步兵团仍然向北进击；美第2师的法国营和荷兰营加上美第23和第38步兵团，为恢复对主要补给线的控制则向南进击。此后，第2师便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炮击行动之一，是第38野炮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射了一万多发105毫米炮弹。这次炮击支援步兵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五月十八日，中国发动新攻势的第三天，阿尔蒙德将军命令第2师撤至南面约五英里处的一道新的阵地。该师师长克拉克·拉夫纳将军成功地实施了后撤。在三天的战斗中，第2师伤亡和失踪者共计九百人，而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估计为三万五千人。

　　 敌军对防守中央防区东段和沿海地区的其他南朝鲜部队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这些部队远远地撤到“无名防线”以南地区，防守在日本海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后撤了大约三十五英里，被赶到了江陵村。在西部防区，敌人企图沿北汉江向南突击，迂回汉城。但是，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6师经过三天的苦战，将中国人阻止在南朝鲜首都以东约二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磨石隅里的南面。敌人还直接向汉城发动了若干次小规模进攻，但很快即被击退。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距自己所吹嘘的目标很远的情况下再一次停下来喘息。在东部防区和中央防区，他们得以向南推进，占领了大片地区，为此，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中国人诱歼我军任何部队的企图均末得逞。除了从南朝鲜军队手中夺取大量武器装备外，他们能够炫耀的用鲜血换来的东西仅有大片崎岖不平的但丁《地狱篇》中所描述的那种土地，以及一些遭受猛烈轰炸、几乎是片瓦不留的村庄。然而，对退却的南朝鲜军队所丢弃的这些武器装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武器足可装备好几个完整的师。可是，在华盛顿的报刊上和美国国内其他地方还是出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我的司令部与南朝鲜政府之间存在的摩擦表示不满。但是，这些摩擦是由喋喋不休的无稽之谈造成的，而这些无稽之谈又产生于李（承晚）的办公室。他们说什么南朝鲜现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源，只要美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武装，就能减少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数量。这种前景对美国国内的读者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可是，这纯粹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之上的。除非李能使已经武装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打得好一些，或者激烈的战事能够缓和下来，否则，既不会有多余的人员，也不会有多余的资源能用于为实现那种预想的扩充计划而进行的监督和训练。

　　 五月九日，承莫西奥大使和范弗里特将军的陪同，在除李本人之外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拜会了南朝鲜总统，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需要改善南朝鲜军队的领导状况。我们对南朝鲜陆军参谋长钟将军一直是十分信任的。然而，由于作战要求很高，加之文职当局在政治上对他进行干预，没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几乎无法培养出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和理应拥有的那种高水平的野战指挥官。我认为，那天下午我们与那位老斗士所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我甚至可能过多地向他透露了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可是，他的司令部还是在顽固地制造这类所谓我们拒绝利用取之不尽的兵源的谎言。这件事已成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因此，我要求范弗里特注意，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他的参谋长和三位美军军长)，除纯军事问题之外，不要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其他问题的言论。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把南朝鲜所有的师从战线上撤下来进行训练、使之成为第一流的作战部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在我们政治战线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现在，中国人的进攻又一次停止了，是我们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了。联合国军两个新到达的营即将完成最后的战前训练，编入第8集团军。因范弗里特的炮兵饱和轰击战术而暂时造成的弹药“短缺” [ 作者注：炮连从未短缺过弹药。实际情况是，由于弹药消耗突然大幅度增加，在朝鲜的弹药贮备曾一度低于规定标准。 ] 已不再是个问题。但是此时，关于后勤方面的情况，无论敌人的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定得时刻留意。进攻作战推进得太远就会使我们的补给线拉得过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相应地缩短，同时，还会使我们遭到重大伤亡。南朝鲜仍然只有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可供装卸军用物资，这就是釜山港。可是现在，这一港口已远在南面，而这是唯一可供吃水深的舰船停泊的港口。汉城的港口仁川受到黄海潮水大落差的限制，物品需要从远离海滩的大船上卸到登陆艇上才能运上岸。

　　 但是，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在可能时夺取该地区，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这里过去曾是一条良好铁路线的终点，现在也是敌人能够不断向前线运输粮秣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许多良好公路的枢纽。人们也许还记得，“怀俄明线”，亦即“堪萨斯线”的突出部，是针对铁三角的底线而划定的。对我们来说，控制华川水库也极其重要，汉城的水电供应以前依靠华川水库，而且，这里还是敌人补给线上的重要地点。因此，发动这次新攻势的目的是，不再顾及三八线的限制，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之潜在力量。

　　 五月十九日，我飞往朝鲜，在靠近萨马的第10军指挥所会见了范弗里特、阿尔蒙德和第9军军长霍格。这几位指挥官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我将自己对这次谈话的理解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第8集团军应于五月二十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下：

　　 1．第10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9军右翼部队发起进攻，第9军右翼也由第10军负责保障。

　　 2．第9军应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3．第1军应沿汉城——铁原轴线发起进攻，并负责保障第9军的左(西)翼。第8集团军司令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视察了所有其他的美军军、师指挥所和部分南朝鲜军的军、师指挥所。我在前线巡视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拜会了钟将军。我再次强调，他必须保证所属各级指挥官都能认清形势的严重性，并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朝鲜部队能象支真正的部队那样在战场上作战。

　　 那天晚上，我在第5航空队指挥所会见帕特·帕特里奇时，获悉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当天下午心脏病发作的坏消息。他这次病得很厉害，被迫离职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此后，只好将他送回国内，后来他退出了现役。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经验丰富和足智多谋的军人。然而，突然的变化是战争中常有的现象。我对他的这次重大转折深感痛惜。但是，能得到奥托(奥佩)韦兰空军中将我还是相当满意的，空军果断地指定由他来接替斯特拉特迈耶的职务。我早就认识韦兰，曾与他在泛美防务委员会共过事，并一同参加过里约热内卢公约的谈判工作。我在远东任职的后一段时间，大概再没有比他更乐于合作、更得力能干的战友了。

　　 发动攻势前决定变更部署，因而使华川水库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给了第9军，而在此之前，第9军的作战地带分界线是划在水库边缘上的。第10军已实现其最初目标，所以，现在便可以插向东北方向，阻击沿海岸北撤的敌人。南朝鲜第1军将沿海岸北进，尔后向偏西北方向进攻，粉碎它与第10军之间的敌人。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第3军被撤销了建制，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

　　 联合国军于五月二十日开始进攻，在不断得到美国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服敌人越来越弱的抵抗向前推进。这次进攻并不打算推进到鸭绿江，诚然按我们当时的兵力大概能够打到那里。但是，范弗里特仍指挥其部队向前挺进，穿过了第一道调整线，即“托皮卡线”(该线从西部黄海潮汐平原上的坟山，经麟蹄，延伸到濒临日本海的杆城以南约十英里的黄浦里)。尔后，他们继续向“堪萨斯线”和对着铁三角底边的、北面的“怀俄明线”前进。同往常一样，敌人在如下一类地区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那就是地形对他们有利的地区，道路狭窄或者无路可行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补给品不得不依靠肩扛手提运上山岭的地区。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敌人帮忙，降低了我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然而，到该月底，南朝鲜全境毕竟差不多再次肃清了敌人的部队。估计被我打死的敌军为一万七千人，另外，还俘获相同数目的敌军俘虏。在这次进攻中，南朝鲜军队伤亡异常惨重，死伤、失踪或病倒者达一万一千人左右。

　　 随着我军打回甚至越过“堪萨斯线”，又轮到我们采取防御了。范弗里特再次着手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使防线变得坚不可摧。整个防线设置了一层层铁丝网，阵地前布满了地雷和燃烧桶。只要可能各处都挖掘了带顶盖的掩蔽部。此外，还设置了路障，并测定了炮兵集火射击的诸元。尽管大雨不断，并且敌人顽强地进行抵抗，向铁三角底边实施的进攻作战仍然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美军第3师和第25师向前猛打、猛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把中国人从圆木构筑的掩体中赶了出来。铁三角西端的铁原于六月十一日为我夺占，东端之金化，敌人未继续抵抗便放弃了。此后，两支步坦协同的特遣部队迅速穿过铁三角地区进至平康，平康守敌亦全部撤光。可是，我军发觉敌人占据着城北的制高点。于是，这两支特遣部队又撤了回来。从此以后，双方都不再采取大规模行动去夺占三角地区的平原了。

　　 敌人很重视的另一个地区是一个我们称作“大钵”的古老火山口。火山口在麟蹄以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处，距东岸也有二十五英里，靠近美第10军与南朝鲜第1军的分界线。火山口的周边犹如刀刃一般锋利，陡然拔地而起，高出火山口底部数百英尺，上面覆盖着密密的树林。敌人在周边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配置了大量的火炮和迫击炮。为了夺占这一地区，我们在以后几个月中付出了很大伤亡。第8集团军占领这一地区，便可以缩短我们的防线，使我们更好地观察敌人，而且还可以减少敌人对这一方向发动强大的突然进攻的可能性。我们一旦夺占了这一地区，便决不会再把它放弃掉。

　　 现在，第一年的战斗已经结束，联合国军实现了早先的目标——将南朝鲜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并扼守分界线。横贯整个半岛，最西部除外(因为，这里南流的临津江是最有利的防线)，我军在三八线以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足以抗击敌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敌人能得到大规模增援。

　　 但是，为夺占和扼守关键地区附近的制高点，部队遭到了敌人不顾伤亡的顽强抵抗。敌人和我们一样，建立了坚固的防线，并在前沿前构筑了屏护阵地。这道防线，敌人是打算坚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可能即将与共产党进行停火谈判的消息，是很受欢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参谋军官小瑟莱斯中校前去与范弗里特商议。他随身带了一张我的幕僚们准备的地图。图上显示了我军当前的前沿阵地的位置、“堪萨斯线”的位置、预想的“堪萨斯线”警戒线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萨斯线”阵地的预想的停火线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诉我，让第8集团军夺占其当前的前沿阵地与预想的停火线之间的制高点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根据范弗里特后来的言论(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夺取彻底胜利)，我认为回顾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当时的看法是：此时此刻他不赞成让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去夺占制高点。他认为，在东部前线发动进攻会使美军付出很大伤亡，而所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土地。在西线发动进攻虽则比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认为，这会使他过于暴露给敌人，易遭对方进攻。他认为：发动进攻要付出很大伤亡，并会使第8集团军变得较易遭受敌人攻击，这样做代价太大，不应为实现停火而冒这样的风险。他还竭力要求，如果当真进行停火谈判，那么应考虑到礼成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那部分朝鲜领土。我们无意占领这一地区，但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我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我们想获得的东部那块地方。他还说，第1陆战师的当面之敌(北朝鲜两个军)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作战顽强，齐装满员，似较中共军队更能作战。他的这些看法我都赞同，于是，我们决定原地坚守，等待谈判的结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提出了停战的要求。这使政治和宣传方面的活动大大增加，并给我带来了一批重要的人物。中共很快表示赞同马立克的建议。同时，在我国也有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和平的呼声。六月二十九日，我在东京非常高兴地将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迎到了总部。在他之后到达的是阿奇·亚历山大，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他是陆军部副部长，我与他有过多次令人愉快的交往。不久之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也飞来向我们宣传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些强烈看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华盛顿的上级的指示，我向中国最高统帅部广播了一则声明：如果象报道的那样，他们准备停火，联合国军将乐意派出代表讨论停战问题。双方建立接触和协商会谈地点仅花了几天的工夫。会谈地点设在紧靠三八线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镇开城。我指定由特纳·乔伊海军中将率领联合国军代表团。敌军的主要谈判人是北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中将。但是，共党方面的实权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手中。

　　 我还是熟悉共产党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毫无内容的争论把对手拖得精疲力竭。我在联合国任职的两年半中，对此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却根本没有料到这种毫无成果、令人疲惫的谈判后来会拖那样长的时间。双方很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谈判期间，敌对行动还得继续下去。然而我觉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见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减少我方的损失。因此，我通知所属指挥官：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局部进攻旨在夺占可以扩大我方观察范围、缩小敌方观察范围的关键地形。

　　 在开战一周年之际，我以为和平可能即将来临。可是，又过了两年的时间并且付出了很大伤亡，每个士兵的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

老八路

备忘录摘录

　　 “进行目前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的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蒂，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官，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每时每刻，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都必须牢记：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以上内容对地面部队不象对我所统辖的海空军部队那样适用，海军一艘舰艇或空军一架飞机的行动都可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正如我后来视察范弗里特将军的司令部时向他口头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却能促使他们对这一关键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

给第8集团军司令的指示信摘录

(一)

　　 1．除非情报部门证明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否则，你必须根据如下分析作战：

　　 （1）与你对抗之敌决心将你赶出朝鲜半岛或者将你就地消灭。

　　 （2）苏联随时都可能以其陆、海、空军之现有实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在本战区与联合国军作战。如苏联进行此类武装干涉，则中共和北朝鲜人民军之军事力量将发动攻势与之相配合。敌军的所有这些行动都将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实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条件及其对地形所产生的影响。

　　 2．此外，你还应当根据以下前提作战：

　　 （1）你的部队将补充到并维持在接近编制装备表规定的实力水平上。但是，你不会得到大量战斗部队或勤务支援部队的加强。

　　 （2）目前尚无法预料你们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多久。

　　 （3）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撤至某个便于防守的地区，并在那里不定期地坚守下去。

　　 （4）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主动撤退，以便及早撤离朝鲜半岛。

(二)

　　 1．你的任务是击退敌军对你目前所占据的大韩民国领土(及那里的人民)进行的侵略，并且应与南朝鲜政府合作，在韩国土地上共同建立并维护秩序。执行此任务时，你有权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地面作战，以及采取登陆和空降作战等各类军事行动，但不得违反2（1）之规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你所属任何部队，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越过韩满边界或韩苏边界。你所属非南朝鲜部队，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边界的地区作战。

　　 2．执行该任务时，你应按下列规定行事：

　　 （1）只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队才可在发起进攻时越过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一线(即“怀俄明线”)。

　　 （2）你应该指挥部队集中力量使在朝鲜的敌军人员与装备遭到最大损失，同时，应始终保持你所属各大部队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队的安全。采取零敲碎打、不断削弱中共和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办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举还可破坏中国的军事威望。

　　 （3）你应在后勤保障和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尽可能减少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施火力机动，以使你的集团军保持进攻精神，掌握主动权。

　　 （4）你应利用敌人的每一弱点，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向世界表明与你对抗的敌人战斗力的真实水平。

　　 （5）(略)

　　 （6）仅以占领地域为目的之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或者毫无意义。

　　 （7）驻远东海、空军司令执行受领之任务时，你应向他们提供支援。

(三)

　　 1．这些指示(你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的副本，只能提供给你手下“应该了解情况”的美国军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扩大朝鲜战争的限制性规定，应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传达，以保证你所属部队人人皆知，都能照办。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项内容或建议，对指示的某些条文进行修改，欢迎你随时与我商讨。

　                                                                                       　 美国陆军中将马修·李奇微

老八路

第六章 总统与将军——麦克阿瑟的罢免——原因与后果——中国人被赶了回去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团(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所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们，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而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病。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俨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迸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阿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阿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惜冒使苏联卷入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入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的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晚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许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阿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而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

　　 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味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年攻势所造成的创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不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一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拖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 [ 作者注：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 ]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已存在、牢固确立了的。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的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

　　 “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付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责……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对”或“错”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取“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场。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锲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的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们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有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一线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免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拉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愕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 [ 作者注：引文见附录2 ] 。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时，他曾再次表示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 作者注：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 ]

　　 我是与弗兰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机场。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 [ 江左注：疑翻译有误，可能指飞机乘务组组长 ] 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味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士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入大海。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官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而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重申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当前任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这些信件时，各位司令对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己完全赞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还附有一份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我解释说，是为了提供某些与指示信密切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备忘录和给范弗里特将军的指示信的摘录。在附录3和附录4中，刊载了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的内容不同的指示信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