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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仙发表为第21集团军总司令时，我亦同时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住总部（在立煌）。第48军军长由第176师师长区寿年继任。 李颇注意政治干部的训练，省府开办干训班，由李自兼主任。总部方面有一个第五战区训练分团（每战区都有训练团，第五战区训练团设在老河口，立煌设分团），抽调各军军官前来受训，每期为三个月。 1940年冬季，我以大别山防区安谧，为视察部队整训成绩和社会情况，曾出巡一次，自立煌出发经外围各县，计有岳西、霍山、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罗田、黄冈、麻城、黄安、固始、商城、霍邱、六安15县，行程千余里，历时两月。 当时，觉得在抗战期间军队仍能按月发饷，物价比较稳定，前途似尚有可为。1941年春以后，李品仙自觉人事布置差不多了，防区亦尚安宁，他的贪财思想就日渐暴露出来了。 在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到了抗日胜利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从这年起，省府各机构人员逐渐增多，开支日繁，捐税亦随之增加。 李品仙在一次省务会议上公然说：“现在非省刑罚、薄赋敛的时候。”于是，政治风气日益败坏，上行下效，聚敛成风。 省府在立煌设有贸易机构，专门经营商业，与民争利。所有大别山出产的桐油、木、竹、茶、麻、生漆、茯苓、猪鬃等，概行统制，垄断对外贸易，民间收藏，则为犯法。 同时，把市上日用商品收购一空，然后再高价售出。是年下半年，物价陡涨，货币贬值，军民生活皆受影响。 李品仙托言，这是全国性的，为抗战时期的必然现象，不是大别山一地如此。很快，这种风气渐渐影响到军队中，士气遂日益衰落，军中常有人怨愤地说：“我们来抗战，难道是为了掩护你们做生意发财的吗？” 李品仙过去所搜刮的财富，大部分存放在香港，日本人占领香港后，颇有所失，李遂在安徽加紧捞取，以为补偿。我想，这是李品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逻辑吧！ 有广西友人从后方到立煌，说李品仙以前驻寿县时，曾盗掘楚王坟墓，劫走许多宝物，包括墓中一大批阴沉木，先运广西，又转运香港。 1942年夏季，我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开会。抗战时期，每战区都设有作战人员训练班，受训人员多是各军、师中级军官，每期三个月结业，由司令长官兼班主任，各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担任副主任。 这一期作战班，我为副主任，住班专任其事。结业后，我又带第21集团军在作战班受训的人员，赴南漳县第33集团军（总司令是冯治安）参观。 其实，蒋介石到西安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开军事会议，李宗仁因我在老河口，拟派我前往。适白崇禧来老河口，又改派李品仙前往，叫我仍回立煌坐镇。 我虽有怀疑，但又不知他们闷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我转回立煌，李品仙往西安，我又代理总司令。李品仙开会后，回广西一次，约五个月之久。在这期间，立煌被敌军攻陷，惨罹浩劫。 李品仙利用职权，植党营私，凡是他认为“异己”的人，皆在被排挤之列，对我亦不例外。 为了排挤我，他和李、白商定，将我和刘和鼎对调。刘亦皖人，系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39军军长。于是，刘率第39军来到大别山区，接防第48军防地，军部驻在滕家堡；第84军军长莫树杰率部开赴老河口布防。 我回立煌后，以将去之身代理着总司令的职务。第7军军长张淦已先李品仙请假回广西去了，副军长程树芬调任鄂东游击总指挥，军中无人主持；第39军又是初来接防，此时，如果日军突然向立煌进攻，各军各师是否效命？我能否指挥如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1943年1月2日，立煌沦陷，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先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汉口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塚田攻参与会议后回汉，飞经大别山区（黄梅、宿松一带），被我军地面部队击中，敌机焚毁，坠入深山，当时，因日暮亦未搜获。 汉口日军以塚田攻飞机未返，又听说有一架飞机被我方击落，当即派遣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分头寻觅，时经数日，始在黄梅山中，寻获塚田攻死尸，拟即转回汉口（据鄂东游击部队报告如此）。 我鄂东防御部队，对进入山区的敌军，始终避战，不发一枪，启敌轻视，敌军遂乘机增派兵力进犯立煌，图谋报复。 敌军进犯的路线，是由鄂东方面经黄冈、罗田一带前来。总部接到情报后，即令第39军迎击。但是，他们新来接防，为了保全实力，处处避战。我即以电话找刘和鼎讲话，不料，他的军部已离开滕家堡了。 鄂东门户既已洞开，敌军遂肆无忌惮，深入山区，经僧塔寺要隘进到英山地带。我即电令第48军军长苏祖馨速迎击，仍令刘和鼎军，随敌后追袭，以收夹击之效。 苏祖馨见敌来势甚猛，未战而退，于是，敌遂直向立煌进攻。我以总部无总预备队急电李宗仁速派第84军回救立煌。 在长官部方面，初以敌军由汉口出动，恐其进犯襄樊，特派第84军在平汉铁路以西布防。嗣知立煌情况危急，乃调第84军赶援立煌，但已缓不济急。 我虽严令刘、苏两军积极抄袭敌后，牵制前进，无如他们畏敌如虎，不敢交战。我指挥不灵，只得派总部特务营和驻古碑冲的战干团（都是各军、师的初级军官）到迎春岭布防，以阻击来敌。 这时，立煌县人心惶惶，唯视我一人的行动为转移，尤其是省府一般人员，急得走投无路，最后，乃决定暂时避往霍邱。 敌犯迎春岭，利用大炮集中射击，数小时后，特务营不支后退。参谋长陆荫楫早就想走，这时，更是迫不及待。 适第173师师长粟廷勋奉总部命令，率两个团来援，我就命他担任立煌警备司令，迎击来犯之敌。 粟有惧色，我乃陪他在总部等待他的部队全部来到，粟仍打算溜走。黄昏后，敌人大队虽未到达，而立煌到处起火，秩序紊乱，一般僚属一定要走。 陆参谋长即拟定计划，退往叶家集。他认为，该集通向老河口，联络后方运输线必循此道。而我坚决不同意，主张暂离立煌，仍要准备收复，陆对我冷笑。 我主意已定，不顾陆的反对，率领总部人员由响山寺后面的小径赴鹅毛岭。山路崎岖，黑夜行动尤多困难。我前因巡视部队坠马，腿伤未愈，是晚经过狭路，又误坠深坑，步履更感痛苦。 力疾行至鹅毛岭，已距立煌数十里，露宿山上。随我同行的人，除少数参谋副官外，还有特务营的一个手枪连。 连长是个青年军官，他原在部队当排长，因在战干团受训成绩优良，我特提升他为特务营连长，此次沿途警卫深为得力。 次早，我们翻山行走约半小时后，日军即来此搜山。行至第7军军部所在地的独山镇，我即以电话同驻六安的第172师师长钟柱南讲话，叫他除留少数部队在前线对敌警戒外，即率全师来独山镇随我反攻立煌。 钟云：“合肥方面之敌，亦蠢蠢欲动，若进犯六安，归谁负责！” 我即肯定告诉他说：“完全由我负责，即使六安失守，也要等待立煌收复后，再回师收复六安，此时要先救护首脑，不可违误。” 钟师遵令开来独山，我即督队起行。同日，我在第7军军部亲拟一个火急电报致第39军刘军长、第48军苏军长、第7军张军长、第84军莫军长，告以决心反攻，收复立煌，仰各军立派得力部队进攻，我已督率第172师即晚向立煌前进，如各军作战不力，各军长应按照抗战连坐法的军律惩处，除电军委会及长官部备案外，特电遵照，云云。 我们反攻立煌，与出走时的路线不同，此行须经过茅坪和迎春岭等处。 茅坪距立煌45里，只有三五间茅屋孤立在沙滩上。我经过其处，忽见有数十人裸体挺卧在地下，近视之，皆被刺刀戳死，惨不忍睹。 听说，这些人都是兵役机构由外县征集来的壮丁，送往军队补充兵额，前晚行经茅坪，投宿于此。 适日军经过，恐他们逃回立煌报信，不愿放枪使人闻知，遂一一以刺刀戳死，死状极惨，见之下泪。目睹敌人之残暴，益增我战士之愤恨。 第172师到达立煌附近，据报日军进占立煌后，无意久据，已于前夜集队向叶家集方向退走。后来听说第84军正由商城来援立煌，莫军长探知日军由立煌退出，竟避战退回固始县，使日军得以从容退去，令人愤懑。 此次日军轻率深入大别山，若各军能听命令，努力作战，在日军进攻立煌和退走时，完全可能将其全部歼灭。无奈，将领都缺乏抗战的决心，一意避敌，坐失良机，使敌军从容来去，如入无人之境。 日军侵袭立煌，放火焚毁街市房屋，省府和总部亦均化为灰烬，公私财产的损失无法估计。 当大别山军事紧张之时，李品仙由广西到达皖南，他不敢过江，竟绕道宜昌上游回来。 立煌收复不久，接到李宗仁电令，由第21集团军派一参观团前往西安参观和考察胡宗南军队的训练情况，并指定我为团长，限期到达西安。 此事，由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主办，特派步兵监杨正治率领必要人员前往检阅。 白耳闻胡治军之名，抓住机会，电告驻安徽第21集团军及广西夏威集团军，各派参观团同往西安考察，借资改进桂军的训练。 我们组成的考察团，岁暮踏雪登程，到商城与李品仙相遇，我即将立煌失守情况告诉他。 随后，我们步行到洛阳，乘陇海铁路火车到达西安，军训部及广西参观人员尚未到达，胡宗南表示可先参观。 于是，我们就先到王曲和灞桥两地，参观军校和军队步、炮各兵种的操练以及对空、对坦克作战的表演，其方法多采用日本步兵专门学校的教练规范。 此后，又参观风陵渡的防御工事（黄河对岸即是日军）。我们共参观三天，总的印象是： 虽然，形式上是整齐的，但战斗精神究竟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 胡宗南坐享高位，在当时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谜。据闻，其军中重要军职及快速升级必须具备“黄、陆、浙、一”四种规格，即黄埔军校、陆大毕业，籍贯浙江及第一军（原胡所部）出身。 由此可以想见，其治军的精神和目的了。参观毕，我们按预定程序，由西安赴汉中，参观军官学校第一分校，然后转往重庆。到重庆后，由副军长漆道澂率领团员回皖，我则暂时留下。 李品仙在安徽非法聚敛，并纵容部属作恶，因而引起了旅外皖人的反李运动。当时，重庆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皖籍学生，集队到市区游行，喊口号，贴标语，要打倒李品仙。 时李宗仁仍驻老河口，亦早有所闻，曾派人调查李在皖的情况，但遇到李品仙派系的抵制，不了了之，使皖人非常失望。 抗战时期，各战区的管辖区域，常因抗战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划。后来，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指挥第一、五两个战区。第21集团军所在大别山区，则扩大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长江，西至汉口，东至海州，称为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战区司令长官。既划为一个独立战区，李更可横行无忌了。 我因不愿就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之职，遂申请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并进入陆大将官班甲级第三期学习去了。 （三）合肥时期 抗战胜利后，安徽省府由立煌迁至合肥，从此，合肥成为省会了。 我在抗日胜利的次年，由重庆回合肥，见合肥街市新开了一条马路，仅省府和主席私邸有电灯，商店和居民仍用油灯，更没有自来水，什么建设都谈不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成立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部长，我由合肥转往南京，在国防部任高级参谋。 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各大专学校皖籍学生又集队游行，进行倒李（品仙）运动。李见此情形甚为恐慌，不似以往在立煌时期对于舆论之无动于衷了，派人往南京分头活动，企图实现釜底抽薪之计。但是，这场风波闹了许久，未能平息。 嗣后，夏威由广西调来安徽就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驻在蚌埠。 夏在蚌召开绥靖会议，省府派民政厅厅长黄同仇（桂籍）代表出席。夏提出一个提案，黄同仇认为侵犯省府职权，与夏有所争执，夏深为不满，于是，李、夏的矛盾日益尖锐。白崇禧袒护夏威，遂改组安徽省政府。 1948年夏季，安徽省政府改组，夏威任主席，并兼皖南行署主任。行署原设在屯溪，工作人员由省府各厅及保安司令部抽调，约200人，内分秘书、政务、警保三处，办理行政业务。 夏威接任之始，解放战争正在徐州进行，及至宿县解放，安徽亦受到重大压力。夏威来安徽，省府所用人员，大多是旧时之人员，并无新的设施。 又因他不熟悉皖省政情，多受部属蒙蔽。到任不久，即发表一大批县长，计17人，都系桂籍。内有14人曾在李品仙任内当过县长，或不称职，或贪污失职者，此次，又委为皖省各县县长，舆论大哗。 县长的任用，为社会观瞻所系，而夏完全听其秘书长黄绍耿所支配。黄曾任皖南行署主任，声名狼藉，这批新县长多奔走夤缘于黄之门下，得到黄的推荐。夏威此举，大失人心。 （四）安庆时期 徐州解放，蚌埠一线亦岌岌可危。合肥密迩蚌埠，人心极不安定，省府乃迁往安庆。第21集团军渐次撤走，多向江西省境移动，只留吴中坚一师在安庆。月余后，皖北各县相继解放。 此时，夏常到汉口与白崇禧会商军事（这时白已由国防部部长调来汉口主持军事）。时局紧张，省府内部桂、皖两派之争亦烈，最突出的是张宗良任建设厅厅长时，因其系三青团的重要干部，有陈诚作靠山，而与夏威常有冲突。 广西军队既退出安徽，皖北各县又相继解放，夏威遂急急求去，李宗仁征得各方面的同意，决定以我担任主席。 我在皖南行署接到夏威自汉口来电，邀我赴汉。我即乘汽车经祁门、景德镇至南昌，转火车至九江，和徐启明（广西将领）晤面，才明了此行内容。 抵汉口和夏威见面，谈到安徽省府改组之事，我即推辞，认为目前局面非我所能为力，并以六安往事为鉴。 是时，白崇禧已赴南京，夏遂和我乘飞机赴南京，见着李宗仁（白又已回汉），提及此事，我仍表示犹豫。这时，李已当选为副总统，以团体利害关系，劝我勉为其难。李是我多年的长官，待我不错，我就没有坚决辞谢。 （五）屯溪时期 1949年春天，安徽省政府改组，国民政府任命我为主席，朱子帆为秘书长，张威遐为民政厅厅长，杨中明为财政厅厅长，柯育甫为教育厅厅长，巫瀛洲为建设厅厅长，在屯溪就职。 省府已先由安庆迁来屯溪，在黎阳一个中学校内开始办公。这时，皖北40个县已全部解放，尚未解放的只剩皖南23个县了。 夏威在合肥时，将保安团队编组为三个旅，不久又改称为师，以保安副司令张湘泽为军长。 当广西军队退出安徽时，保安团队亦随之调离皖境，军官多已调换桂籍人员，皖籍士兵不愿远离乡土，多有逃亡。 皖北仓库粮食，在撤退时也运走了。田粮处处长（姓陈）弃职潜逃，不办交代，地方财政早在李品仙时被搜刮一空。 我接任后，各主管部门相继报告兵、财、粮三缺，环境极困难，省府每月开支，大部靠中央补助，仅能维持现状。 当时，解放军已直抵扬子江边，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守江部队如惊弓之鸟，纷纷溃逃，刘汝明部多经过皖南退走，纪律极坏，到处骚扰，人心惊慌。 而地方人士要我在屯溪维持治安，我也只好留下，解放军行动迅速，又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于4月26日，由屯溪向皖、浙边境撤走，行至江山以北的马金镇，即被人民解放军追上，我与全部随行人员立即放下武器。 从此，安徽省全境获得解放，国民党新桂系对安徽的统治亦永远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宽大为怀，让我一直住在上海，并安排我在上海参事室任参事，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内心感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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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4 01: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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