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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教育，用时下的概念表述同样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国家层面官学最高学府是太学、国子监，到县级层面就是县学；私学的形式是书院和私塾。 县学、私塾职分明 旌德县学始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由县令严适奉诏创建，地址在县治尉廨间，属官办儒学，宣和三年（1122）为方腊起义军所毁。绍兴十三年（1143），县令赵伯杰在原址东10步重新扩建，左边为孔庙，右边为学宫讲堂，共有房屋58间。此后屡经改建、重修。乾道二年（1166），县令齐庆胄将讲堂题名为“言仁堂”，嘉定十五年（1222），县令方俌将其改名“明伦堂”。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秦文捷又将县学东移二十步重建，并改成文庙在前，明伦堂在后，东西两厢建廊庑、斋房的布局，共有房屋50余间，直到万历七年整个工程才完工。 明代旌德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司吏1名，还有斋伕、膳伕、门子、库子23名。学员分廪膳生员（官费入学，并享受膳食银）、增广生员（官费，不享受膳食银）、附学生员（自费）三等。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廪生20人，增生20人，附生151人，置有学田78.5亩。同时，除县学外，县城还有社学4所：城东招坊2所，城中察院旁1所，北门外1所。 清顺治时，朝廷根据各州县人口数，将县学分大、中、小三等，旌德为“中学”。雍正二年（1724）改升“大学”。每逢岁试、科试，各取廪生20名。县学以礼、乐、射、御（驭）、书、数等“六艺”为教育内容，由教谕、训导任教。乾隆二年（1737）知县纪咸在徽宁兵备道驻旌德旧址（今旌阳一小）“改义学名旌阳书院”（清乾隆《旌德县志》），后因经费缺乏，书院萧条。道光十六年（1836）邑绅朱淋捐资重修旌阳书院，后改凫山书院，仍属官办县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沈祖懋、邑绅江志伊等改凫山书院为官立旌阳高等小学堂。 古时，儿童启蒙多赖私塾蒙馆，由富户延聘塾师设馆招生，有的大族设公产学田合办义塾，免费课徒。私塾无固定学额，一般有几个或十几个学童，不分班级，个别授课，先背诵，后开讲，循序教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和《四书》《五经》等教材。旌德从民国开始废塾兴校。 名门望族书屋盛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于两宋。唐代书院乃官学系统的一部分，或跟佛教寺院关系密切。北宋建立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汉唐时代的门阀士族又在长年战乱中瓦解消亡，于是新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负担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民间书院也就在北宋迅速发展，有学者估计，北宋有书院一百所上下，超过唐至五代书院之总和。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被誉为北宋“八大书院”。 南宋的书院更是空前繁荣，根据研究中国书院史的邓洪波先生统计，在两宋七百多所书院中，民办书院占八成以上。这与南宋理学家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理学宗师朱熹一生创建书院四所，修复书院三所，到过四十七所书院读书、讲学。经过一批理学先贤的苦心经营，南宋书院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以山长为书院领袖，以学规为书院章程。独立于官学体系之外，自主办学，自由讲学。 根据典籍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靖康宋室南渡三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原衣冠望族南迁旌德，他们无不重仕宦、重门第、重世系、重名分。迁移的同时，他们将中原发达的宗族制度、先进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与传统文化带到了相对落后的旌德。作为传统中华文化正脉的中原文化在旌德落地生根，并与当地山越文化碰撞、浸渗、糅合，衍生出新的地方文化。期间，南迁大族的宗法意识、光宗耀祖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了传承，即使在过了数百年后的明清时期这种影响依然极其浓厚。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曾经屡次遭受战争的沉重打击，但唐宋时代兴起的科举制度却给保有良好文化传统、昔日曾一度辉煌的中原大族以新的崛起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常态，诱使着旌德子弟走上读书备考之路，使读书应试成为旌德社会普遍盛行的风气。在以读书为至上、以科举为目标、积极向学的社会风气熏染下，旌德社会形成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壮观场面，数量众多的旌德士子纷纷醉心于场屋，驰骛于科场。旌德社会一改往昔的素朴，日益趋于文雅，在宋代出现了人文郁起的文化景观。 新建村为汪姓聚居之地，崇文重教，子弟中出进士26名。宋天禧五年（1021），汪文谅不受皇帝赏金，要求换赐经书，以“教吾子孙，使之明习诗书礼乐”，并建义学于东山，延名士教子孙，以至“四方英才皆来受教”。此后，一些大族文会也“由众捐银，生息置产，聚一族之生童而课之。”明代监生姚天泽等建“大学书院”，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改名“储英书院”。玉溪河畔，孙村桥东，清代建有会文之所鸿文阁。东固村首，道光年间建有研说书屋。旌德西关《汪氏宗谱》云：“新建一地，宋时登甲第者十七人，膺乡举者二十三人”。其《告同宗启》中又说：“礼延大儒安定胡公（北宋学者胡瑗）建义学，……登显仕者七十余人，簪笏半朝，诏与‘江南第一家’”。 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旌德争战多年，书院、书屋屡遭兵燹，荡然无存。同治以后，渐趋稳定，书院、书屋、文会恢复至百余处。 《旌德吕氏续印宗谱·庙首世居图》中，自北而西，自南而东，标注有这样一些书屋学馆：会文所、文昌阁、松林书屋、白山书屋、承槐书屋、泾南书屋、谟觞山馆、环翠书屋、琢玉山房、英萃堂、三亦书屋、园林书斋、御书楼、阅古堂等15处。监生吕瑞（字若思），“筑白山精舍延师课士，又建蓬山书屋为合族会文所，劝学育才”。吕运泳“尝创建文昌楼，置田产，以赞成文会。又建英萃堂，延名宿储六雅，讲学授经，作兴文士”。候补州同吕锦（字韵清）“尝与兄铨、韶、铠筑东山别墅，劝兴后学。族修祠宇、立文会，皆倡输重赀。”吕积徽“著有《怀德堂稿》，为储太史所赏，尝鸠族捐赀创兴逊敏文社，爱察山及上泾桥之胜，欲购家塾以课儿孙。今志所载锄经、泾南二书屋是也。”例贡生吕兴闳“生计稍裕，即营家庙，构乡塾，置祀田、学田”。例贡生吕德性“以早失亲，诸弟幼弱，迫家计，牵车庐江。稍有余积，则于族赞成文社，助祟灾荒”。贡生吕又旦（字子英），“兴立文社，倡修学校。乾隆三十三年邑侯张举，并给匾曰：德音孔昭”。吕云衢“于村后建琢玉山房，设学田，延名师，课子侄”。吕锋初“筑慈晖轩书室，起培英文会，广置学田。”吕炎晖“尝于宅旁建书斋劝学，倡置郡中别墅，并捐金助给考资”。附贡授州同吕祥辉“筑三亦书屋，延师课孙。”重教助学的吕氏先贤在旧志中不胜枚举。 吕氏一门，因为有众多的重教义举。用今天的话说，清初以来，庙首吕氏子孙家家户户都住在最好的学区房里，耳濡目染四书五经琴棋书画。吕氏一族，出23名进士的奥秘就在这里。 江村江氏家族明清时期建书屋，兴文会之风盛行。书舍大都建于山麓，四处无人居住，环境清雅。有梅杏居、桐竹居、松筠书屋、鳌峰书屋、双凤书屋、梅坞、西麓、雪堂、传恭堂等29个。书屋规模大小不一，桐竹居鼎盛时“从游者众，斋舍六十余间，至不能容。因材施教，使人人自奋于学，往往遥从附课，其高材生居于后楼，多掇科第”（《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旌川杂志》）。 江村书舍、书屋多为私人创办。捐助办学，在江氏被视为一大善举。江希曾在《旌川杂志》上说： 吾族有三善举：曰文会，曰积谷，曰义冢。文会之起，由众捐银，生息置产，聚一族之生童而课之。 说到捐文会，不能不提一位商人妇。这位妇女的丈夫在六安经商，募捐者经过她家门口，相互商量说，文会与祭祀不同，只要是同宗不分在什么地方，都要劝捐。那位商人妇听明来意，说：我丈夫在外，一时难通信函，承蒙你们看得起。于是摘下头发上的金簪给募捐者，说：就用这个簪子给文会备些茶水吧。从这样的义纳之举，完全可以推测出当时文会的捐募是深得族人之心的。 江村书舍、书屋所聘山长，都是声望极著的饱学之士。正所谓“重诗书，勤课诵，多延名师以训子弟”。书屋、书院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洪亮吉、包世臣等都曾到江村讲过学。 江村书屋之盛有诗为证： 江村何以名？知有文通宅。 夜半书屋中，笔花宛如昔。 江村屋数间，依稀杨子宅。 文光夜烛天，中有著书客。 江村书舍、书屋所处环境雅静，虽然构造精粗不等，但好学的风气、苦读的精神一致，一派以读为乐、以儒为高的气象。江氏宗谱中梅泉山人甘惠的《钟山精舍记》及包世臣的《汲古山房记》都对书屋的幽雅极尽溢美之词，特别是包世臣笔下的书屋更是让人心羡。 清道光四年（1824）包世臣书《汲古山房记》碑 村后之凤台山腰，建汲古山房。门瞰鳌溪，后耸重阁，奉文奎二神。面阁环戏楼以妥神复廊阁道达于讲堂。其墀有池，冬夏不竭，石峰嶙峋矗其中，人物惟肖。东屋三楹，庖湢备具。又东为杂莳花果，园后屋亦三楹，莫不雕榱刻桷，穷百物之情态。重阁中层贮经籍数十百种，多善本。 书屋、书舍对于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来说，充满着无限的希望。毫无疑问，这个家族受教育于书屋、书舍中的子孙，肩负着家族振兴的重任。 “家之兴，由于子弟贤”。江村江氏在子孙还没有正式学习“四书五经”前，就为孩子们安排了一套启蒙教材，它的名字叫《江氏蒙规》。《江氏蒙规》认为： 蒙以养心为本，心正，则耳目聪明，故能正其心。虽愚必明，虽塞必聪；不能正其心，虽明必愚，虽聪必塞。正心之极，聪明自辟。士而贤，贤而圣，虽下愚亦可为善士。 蒙规对孝亲、弟长、尊师、敬友、诵读、字画、咏歌、习礼等订了详细的规范，修得那样的规矩，“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对一个人来说是可以终身受益的。 一个秀才、一个举子的出现，背后都有许多人做出了努力。当然，科举入仕之后他自然得背负着族人的希望，从此对这个家族的照顾有着永远推卸不了的责任。当时，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修远，很难由一个人或一代人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者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能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只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一个人读书中举之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完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这种渗入在经济与社会背景中的教育，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让子孙们具备了这样一种道德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家族是如何修祠堂、办祭祀、建水口等公益事业了。道德是一种文化力量，它担负了凝聚一族之力的大任。 清末废科举，书屋为族学取代，书院大多改为学堂。江村最早的学校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志伊以金陵试馆房租及江姓文会田租为常年经费，在村中创办了公立养正初等学堂及育英女子学堂，主讲均是名流，求学的日多，经有司考绩，谓为皖南乡学冠。江村小学自创始到新中国成立初，历任校长均由江姓担任，教师也出自江家一门，罕见外姓。所有人事调配经费使用，官府不得插手。这种状况，足以看出江姓族望势强，财力雄厚，人文荟萃。全县无一家可与之敌。 江村龙山书屋匾额 纵观江村书屋、书舍历史，最为后人传为美谈的要属“江村书屋”，因为那里曾有个名噪江南的江村图书馆。宣统末年，翰林院庶吉士江志伊从贵州卸任返乡，任养正学堂校长，目睹学校缺书，影响教学，献出珍藏的经、史、子、集，翰林江希曾捐一部分，名士乡绅捐一部分，集中存放于一处，便成为初具规模的图书馆。民国初年，安徽省代省长、江村人江汉珊回乡省亲，与村人谈及图书馆，了解到馆内藏书很少的情况，当即表示愿意尽力。江汉珊回省城后，就派人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购买了《四库全书》《万有文库》《四部备要》《二十四史》等几万册图书相赠，丰富了馆藏。嗣后，江村成立了文会。文会又陆续购买了一批图书刊物。为管理好馆藏图书，文会将图书馆从养正学堂分出，并成立了理事会，确定专人负责管理图书。图书管理员的报酬，由文会每年拔给稻子2400斤。 图书馆分藏书室和阅览室，共有书架200多个，书橱36顶。阅览室桌椅一应俱全。每年霉季管理员都将图书翻晒一次。不论是本村人还是外地人，都可以来这里借阅，旌德的不少名流学者及抗战时的六县联中学子均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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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9 01: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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