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11月12日完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部队的计划工作后，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打电话说，我们需要亲自向他汇报有关当前战役的意见。
　　11月13日晨，我们到了斯大林那里。他的情绪很好，详细询问了在准备反攻过程中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情况。
　　我们汇报的基本情况如下：
　　关于双方兵力在数、质量方面的对比，我们指出，在我主要突击地段(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上，仍然主要是由罗马尼亚部队防守着。据俘虏供称，其总的战斗力是不高的。如果在我转入进攻前，德军统帅部不向这些方向调集预备队，那末在这里我军在数量上将占很大优势。到目前为止，我方侦察还未发现敌人有任何调动。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正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部队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地域。
　　我各部队按计划规定正在指定的地域集中，据我们看，敌方侦察未发现我军变更部署的情况。我们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措施调动兵力和兵器。
　　各方面军、集团军和兵团的任务都经过研练。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直接在现地进行了协调。计划规定的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集团的会合问题，已经和方面军、集团军及将要进入苏维埃农庄、卡拉奇地域的部队的司令员和司令部进行了周密研究。各空军集团军，显然在11月15日前不可能完成准备工作。
　　关于建立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合围的对内正面和建立保障消灭被围敌人所需的对外正面的各种方案，可以说已经准备就绪。
　　弹药、燃料和冬眼的前送工作，虽耽搁了一些时间，但有足够的根据认为，到11月16—17日日终前，各种物资器材都可送到部队。
　　反攻战役发起的时间，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可在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则要晚一昼夜。
　　发起的时间不同，是由于西南方面军的任务比较复杂。该方面军距卡拉奇、苏维埃农庄地域远，而且需要强渡顿河。
　　最高统帅认真地听取我们的汇报。他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斗，捋着胡须，而且一次也没有打断我们的话。显然，他对我们的汇报是满意的。实施这样巨大的进攻战役意味着主动权将转入苏军手中。我们大家都相信，即将实施的反攻会取得胜利，对把我国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统治下解放出来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辉煌战果。
　　在我们汇报过程中，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和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委员来到了最高统帅办公室。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来以前汇报过的内容扼要地重新汇报一遍。
　　对反攻计划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后，最高统帅全面批准了计划。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提请最高统帅注意，德军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域一出现严重的局面就会被迫从其他地域、尤其是维亚济马地域抽调部队来支援其“南方”集团。
　　为了不致发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在维亚济马以北地域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而且首先应粉碎勒热夫突出部地域的德军。这个战役，我们建议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部队参加。
　　斯大林说：“这很好，但是你们哪位负责这件事?”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事先已经商量好了。我说：
　　“斯大林格勒战役在各方面都已准备就绪。华西列夫斯基可负责协调斯大林格勒地域的部队行动，我可以负责准备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进攻。”
　　最高统帅同意我们的建议。他说：
　　“明早你们飞往斯大林格勒，再次检查一下部队和指挥人员的战役前准备情况。”
　　11月14日，我又到了Н·Ф·瓦杜丁部队中，А·М·华西列夫斯基则到了А·И·叶廖缅科处。第二天，我收到了斯大林的如下电报：
　　“康斯坦丁诺夫同志亲收
　　费多罗夫和伊万诺夫移动的日期(指Н·Ф·瓦杜丁和А·И·叶廖缅科发起进攻的日期。)由你酌定，以后来莫斯科时向我汇报。如果你认为他们当中的某人应先一、两天或后一、两天移动，那我赋予你酌定的权限。
　　瓦西里耶夫
　　1942年11月15日13时10分”
　　我与А·М·华西列夫斯基商定了转入进攻的日期：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第65集团军为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11月20日。最高统帅批准了我们的决定。
　　11月17日，我被召到最高统帅部制订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战役计划。
　　11月19日7时30分，西南方面军部队以猛烈的突击在两个地段上同时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П·Л·罗曼年科中将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由谢拉菲莫维奇西南的登陆场发起突击，И·М·奇斯佳科夫少将指挥的第21集团军由克列茨卡亚附近的登陆场发起突击。
　　敌人经不住突击，开始狼狈后退或被俘。位于罗马尼亚部队背后的德军部队企图以猛烈的反冲击阻止我军前进，但被进入战斗的我坦克第1军和26军击溃。在西南方面军地段上完成了战术突破。
　　П·Л·罗曼年科司令员心满意足了。应该说，他是一位勇敢的人和最有能力的指挥员。就其性格来讲，再没有比这种迅猛的行动对他更合适了。
　　И·М·奇斯佳科夫将军的第21集团军当面，敌人调来了预备队，其中包括德军坦克第14师。德军第22师以及罗马尼亚坦克第1师、骑兵第7师在坦克第5集团军首先是В·В·布特科夫少将指挥的坦克第1军的当面展开。
　　А·Г·罗金少将指挥的坦克第26军，使罗马尼亚坦克第1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并粉碎了罗马尼亚第5军司令部。部分敌军狼狈逃窜，大部分被俘。
　　我军进入战役地区后，在西南方面军当面防守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主力以及为解救该集团军而调来的德军预备队，即彻底被粉碎，而且实际上不复存在了。
　　А·Г·罗金的坦克第26军和А·Г·克拉夫琴科的坦克第4军迅猛向卡拉奇地域推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机械化第4军会合。П·И·巴托夫中将指挥的顿河方面军第65集团军，在第21集团军以左进攻。
　　11月22日夜间，Г·Н·菲利波夫中校领导的坦克第26军的先遣支队，以勇猛的袭击攻占了顿河桥。
　　桥上的德军警卫根本没有预料到，仍在平静地等候换班。但这时突到桥上来的却是菲利波夫支队的先遣部队。希特勒匪徒把他们当成是装备了缴获来的俄国坦克的教练队。当辨认出来时，已经晚了。经过短暂的格斗，桥被我军占领。敌人多次企图把菲利波夫支队从桥上赶走，但未能得逞。
　　Г·Н·菲利波夫守住桥后，决定由Н·М·菲利片科中校的坦克队夺取卡拉奇。距卡拉奇只有两公里。菲利片科中校的坦克队中虽然兵力很少，但是他决定从行进间冲击卡拉奇市。进攻卡拉奇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德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军主力的先遣支队很快抵达，遂即攻占了卡拉奇市。
　　在战斗中牺牲的有英勇的共产党员莫斯科人格里戈里·古里耶夫，无畏的侦察员亚历山大·伊万诺夫、格里戈里·达维季扬等同志。由于这次英勇的功绩，Г·Н·菲利波夫中校和Н·М·菲利片科中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支队的其他成员也荣获苏联勋章和奖章。
　　11月24日，西南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粉碎了被围的罗马尼亚部队集团后，俘获3万余名士兵、军官和将军，及大量的技术兵器。
　　下面摘抄的是罗马尼亚第6师炮兵旅气象勤务主任日记中关于这些天情况的记述。
　　“11月19日
　　俄国人开始对第5师的左翼实施疾风般的射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火轰击声使大地颤抖起来，玻璃都震碎了……163高地上出现了敌人的坦克，控制了通往拉斯波平斯卡亚的道路。很快接到报告说，坦克以全速通过了阵地并突入村内……我方火炮对之无能为力……这种以最大速度开进的52吨重型坦克，有很厚的装甲，因此我们的炮弹不能穿透它……
　　11月20日
　　天一亮，在‘普鲁特’第13师地段上，敌人就开始猛烈的炮火准备……第13师被彻底粉碎了。坦克进到格罗姆基、叶夫斯特拉托夫斯卡亚镇，并向我们后方遥远的佩列拉佐夫斯基开去。第5军指挥部在佩列拉佐夫斯基。已预先告知它正在形成的局势。我们同上级指挥部门没有任何联系。第6师不知通过什么奇妙的办法接到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固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现在我们已处于敌军合围中。陷入合围口袋内的有第5、6、15师及第13师残部。
　　11月21日
　　从天一亮，我们的处境就十分困难了。我们已陷入重围……在戈洛夫斯克极为混乱……现在是10时零5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里聚集了丢掉自己部队的第13和15师的军官们。
　　这是什么处境呀!
　　这是痛苦的，但却是真实的。
　　我的同事们反复看自己的亲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我也以沉痛的心情回忆母亲、兄弟、姐妹和亲属。我们把自己最好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甚至穿了两套衬衣，我们想结局可能是很悲惨的……关于正在形成的局面有很多议论和争辩……但我们并未失去希望……我们想，德军总会来援助我们的。
　　现在是13时30分。第5师师长马扎里尼将军担负起对所有各师的指挥责任来……我军周围的包围圈开始缩小。今天是大的宗教节日。我们或者我们的祖先犯了什么罪孽?为什么我们应当受这样的痛苦?我们三个军官讨论了这里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任何希望能够避开覆灭的灾难。由奥西诺夫卡传来的不愉快的消息开始证实了。重炮第5团侥幸逃脱的一群军官来到这里。
　　天黑以后，师长和团长们又集合起来商定最后的决心。
　　讨论了两个方案：
　　(1) 突围；
　　(2) 投降。
　　经过长时间讨论，决定采取第2个方案投降。
　　消息传来：俄国人派来了劝降的代表……”。
　　日记到此中断了。但是不需要日记的记载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军队的这个集团全部投降了。
　　最高统帅由于对顿河方面军右翼部队的行动十分不放心，11月23日日终给顿河方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下达了如下的指示：
　　“顿佐夫同志
　　抄送米哈伊洛夫同志(顿佐夫即К·К·罗科索夫斯基，米哈伊洛夫即А·М·华西列夫斯基)
　　据米哈伊洛夫报告，德军摩托第3师和坦克第16师已全部或部分地从你方面军当面撤离，现正在第2l集团军当面作战。这就给你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转入积极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拉宁行动迟缓。请给他下达指示，务必不得迟于11月24日夺占维尔佳奇。
　　给扎多夫也应下达指示，要他转入积极行动并将敌人的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要认真督促巴托夫，他在目前情况下的行动本可以更加坚决一些。
　　斯大林
　　1942年11月23日19时40分”

老八路

　　10月底和11月初，我、华西列夫斯基及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代表，曾不得不扎扎实实地在部队进行工作，帮助指挥人员、司令部和部队充分了解反攻计划及其完成的方法。在各方面军、集团军和部队的司令部所举行的总结会议证明，全体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十分负责的精神和创造性的主动精神进行了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从11月1日到4日，审查和修订了西南方面军的计划，然后详尽地审查和协调了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的行动计划。
　　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中拟制行动计划时，除我以外，参加的还有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代表：负责炮兵问题的Н·Н·沃罗诺夫将军，负责航空兵问题的А·А·诺维科夫和А·Е·戈洛瓦诺夫将军，负责装甲坦克兵问题的Я·Н·费多连科将军。他们帮助深刻研究各个最重要兵种的使用和协同的问题。
　　11月4日，在第21集团军司令部中审查了第21和65集团军完成进攻准备的情况。顿河方面军和第65集团军的领导人员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天，А·М·华西列夫斯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中工作，检查第51、57和64集团军的进攻准备情况。我和他商定，以后我也要到那里去。
　　在部队工作时，我们详细研究了敌情、敌人防御的性质、敌人主要兵力配置和总的火力配系、反坦克武器和防坦克支撑点的数量及其位置。
　　我们确定了炮火准备的方法和计划；炮火准备的密度；消灭和压制敌人防御的可能程度以及进攻时炮兵伴随战斗队形的方法。协调了航空兵和炮兵的协同动作计划，并给它们区分了目标。协调了部队突破时及进入突破口后与坦克部队协同动作的计划和方法。明确了在翼侧上与友邻的协同动作，特别是快速部队进入突破口和在敌人防御的战役纵深内行动时的协同动作。同时还下达了具体指示：必须进一步了解的敌情，必须进一步计划的项目，以及必须直接在现地与部队进行的工作。
　　全体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下述问题上：必须迅猛突破敌军的战术防御，以猛烈的突击使敌人陷入惊慌失措，使我第二梯队迅速进入战斗，将战术突破发展为战役突破。
　　在军、师和部队研练任务时，我们力图使指挥人员深刻研究和了解受领的任务及与加强兵器和友邻协同动作的方法，特别是在敌人防御纵深内协同动作的方法。
　　这项工作对于各级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来说都是困难的，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完成，然而在作战过程中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政治机关、党和共青团组织在部队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工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М·В·鲁达科夫领导的方面军政治部妥善地组织和领导了这项重要的活动。
　　为了最终制订好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进攻计划，根据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商定的，我于11月10日晨到了塔季亚诺夫卡第57集团军的指挥所。除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外，在该处还有：М·М·波波夫、М·С·舒米洛夫、Ф·И·托尔布欣、Н·И·特鲁法诺夫，以及В·Т·沃尔斯基和Т·Т·沙普金军长和方面军的其他将军。会前，我同А·М·华西列夫斯基、第51和57集团军的司令员Н·И·特鲁法诺夫和Ф·И·托尔布欣、М·М·波波夫及其他将军，到这两个集团军的地段上再次察看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预计展开进攻的地形。
　　现地勘察后，研究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的协同动作问题，协调了两个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在卡拉奇地域会合的方法和完成合围后的协同动作，以及与当前战役有关的其他问题。
　　然后，根据各集团军司令员和军长的汇报，审查了集团军的计划。
　　11月11日晚，我通过“博多”电报机，向最高统帅报告说：
　　“两天来，我在叶廖缅科处工作。亲自察看了第51和57集团军当面敌人的阵地。我和师长、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详细研究了即将实施的‘天王星’计划的任务。经过检查证明，托尔布欣处对‘天王星’计划的准备工作进行得较好……
　　我已命令实施战斗侦察并根据获得的情报修正战斗计划和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
　　波波夫工作得不坏，熟悉自己的业务。
　　最高统帅部拨给叶廖缅科的两个步兵师(第87和第315师)，由于没有领到运输车辆和马匹，到目前为止仍未启运。
　　机械化旅，只到了1个。
　　弹药的补给和前送工作，进行得不好。部队中供‘天王星’计划使用的炮弹很少。
　　不能在预定的期限完成战役的准备。我已命令在1942年11月15日完成准备工作。
　　必须立即给叶廖缅科再拨100吨防冻液，否则机械化部队无法前进。尽快把第87和315步兵师调来。火速给第51和，57集团军运送棉衣和弹药，运抵部队的时间不得迟于1942年11月14日。
　　康斯坦丁诺夫(Г·К·朱可夫的化名)
　　1942年11月11日
　　第4657号”
　　必须说明，最高统帅对于战役的航空兵保障，往往是给予应有的注意的。他接到我关于在即将实施的反攻中航空兵保障的准备尚不够满意的报告后，给我发来了如下内容的电报：
　　“康斯坦丁诺夫同志：
　　如果在叶廖缅科和瓦杜丁处，战役的航空兵准备不能令人满意，那末战役就会以失败告终。对德作战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夺取了制空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取得战役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航空兵应完成三项任务：
　　第一，我航空兵集中在我突击部队进攻的地域内行动，压制德寇航空兵并可靠地掩护我方部队。
　　第二，不断轰炸进攻部队当面的德军，为我进攻部队开展道路。
　　第三，以不断轰炸和强击的方法，追击退却的敌军，彻底打乱敌军并使其不能在最近的防御地区巩固下来。
　　如果诺维科夫认为，我航空兵目前还不能完成这些任务，那就最好将战役推迟一些时间，以积蓄更多的航空兵力量。
　　请与诺维科夫和沃罗热伊金谈谈，督促他们搞好，并把你们总的意见告我。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的化名)
　　1942年11月12日4时
　　第170686号”

老八路

　　第十六章 敌人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战略失败
　　1942年10月，情况已很清楚，德军统帅部在整个东部战线上将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希特勒匪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现在已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这实际表明德军进攻计划的破灭。
　　法西斯宣传机构展开了一个“更周密和更及时地准备好在俄国度过第二个冬天”的宣传运动。德军统帅部要求其部队准备好牢不可摧的积极防御，以便创造在1943年胜利结束战争的条件。
　　德军统帅部在这个阶段所遇到的困难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
　　一方面，各种战略目标未完成；仍然和1941年一样，部队战线拉得过长，由黑海，经北高加索、斯大林格勒、顿河，直至巴伦支海；在前线和德国后方都没有机动的战略预备队；德军中士气不振。另一方面，苏联的威力日益明显地增强，顺利地克服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困难。
　　1942年11月初，德寇在苏德战场上有266个师，共编有约620万人、近51，700门火炮和迫击炮、5，08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500架作战飞机和194艘作战舰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莫斯科苏联军事书籍出版社，1976年版，第6卷，第19、20页。)。
　　在此期间，苏军作战部队中有660万人，77，800门火炮和迫击炮，7，350辆坦克，4，544架作战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莫斯科苏联军事书籍出版社，1976年版，第6卷，第19、20页。)。在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内储备了27个步兵师，5个独立坦克和机械化军，6个独立步兵旅。
　　所以，在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前，兵力对比开始向有利于苏联方面转变。
　　我方对德寇的优势还表现在，苏联武装力量已学会对自己的作战意图严加保密，制造大量假情报迷惑敌人，隐蔽地变更部署和集结兵力，对敌实施突然打击。
　　希特勒军事当局认为，我军经过在我国南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域的艰苦交战后，已无力在这些地域实施大规模进攻。
　　1942年10月14日，法西斯德国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中说：
　　“在最近的各次战斗中，俄军大大削弱了，因此1942年冬季所拥有的兵力不会象1941年冬季那样多。”
　　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打算，1942年夏季和秋季，我军在西部方向上对德军“中央”团军群的积极行动应使敌人错认为，我军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准备在这里进行冬季战役。所以，10月份，希特勒统帅部开始向我西部各方面军的正面上大量集结部队。由列宁格勒附近调到大卢基地域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1个步兵师。由法国和德国调到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地域7个师。由沃罗涅日和日兹德拉附近调到亚尔采沃和罗斯拉夫利地域2个坦克师。因此，除加强兵器外，到11月初，德军共调了12个师加强其“中央”集团军群。
　　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集中了10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4个空军集团军，很多独立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旅及其他独立部队，15，500门火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白行火炮、1，350架作战飞机，准备大规模反攻。德军侦察部门没有发现这个情况。侦察工作的笨拙加深了德寇在战役上的失算。
　　战后，原法西斯德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约德尔承认，他们未能发现苏军在保卢斯集团军左翼的集结。
　　“我们对俄军在这个地区的兵力毫无所知。原先这里什么也没有，可是突然遭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强大兵力的突击。”
　　我军发起反攻前，敌人在我国南部的战略战役态势如下：
　　在顿河中游、斯大林格勒及萨尔帕湖沿岸地域行动的是敌“B”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即意大利第8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4集团军，德国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每个师活动的正面，平均为15—20公里。
　　这股敌军共有100余万人，675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双方的兵力对比几乎相等，只是在坦克数量上我方略占优势。
　　支援“B”集团军群的有第4航空队和航空兵第8军。
　　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粉碎敌“B”集团军群的计划时，出发点是，粉碎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人将使北高加索的敌人也陷入困境，或仓促撤退或陷入合围中。
　　斯大林死后出现过某种疑问，究竟谁是这个规模、作用和效果如此巨大的反攻计划的制定者?虽然这个问题现在可能没有特殊意义了，而且在前一章已经谈过了有关计划工作的情况，但在这里我仍然要作一些补充。
　　有一种猜测说，未来进攻战役计划的基本要点似乎早在1942年8月就由最高统帅部拟定了，而且计划草案所定的行动规模较小。
　　但这不是未来反攻战役的计划要点，仅仅是一个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上阻止敌人的反突击计划。关于更大的计划，当时最高统帅部还没有人考虑过，因为那时我们既无兵力又无兵器。
　　还有这样的说法，1942年10月6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自己主动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和实施反攻的意见书。
　　对这种说法，А·М·华西列夫斯基有过回答。
　　“10月6日拂晓，我同Н·Н·沃罗诺夫、В·Д·伊万诺夫前往第51集团军观察所……在这里听取了集团军司令员Н·И·特鲁法诺夫的汇报。当天晚上，在方面军指挥所与方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碰头时，我们再次讨论了最高统帅部提出的即将实施的反攻计划。由于方面军领导对计划没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于是在当天夜间我们就给最高统帅写了相应的报告。
　　10月7日，我代表最高统帅部给顿河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了指示，要他准备好有关自己方面军的类似意见。”(《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10期，第20—21页。)
　　我想，对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不需再作什么补充了。他叙述的情况，令人信服地表明，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在制定反攻计划中起了主要作用。
　　在一些历史研究著作中还提到说，稍晚些时候，西南方面军司令员Н·Ф·瓦杜丁也提出了一份反攻计划。这就产生了问题：稍晚些的什么时候?什么计划?是方面军的计划还是总的反攻计划?
　　众所周知，西南方面军于10月底才组建完毕，而且方面军的兵力兵器是根据反攻计划集中完毕的，最高统帅部的总计划已被批准并付诸实施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每一方面军司令员根据规定拟制的各该方面军的行动计划，要报送莫斯科的最高统帅部或最高统帅部在当地的代表批准，而在报告中自然附有他对与友邻协同的意见及向最高统帅部提出的要求。
　　要制定象在斯大林格勒地域三个方面军所实施的这样大规模的战略性战役计划，不仅要以战役推论为根据，还必须以一定的物资和技术计算为根据。
　　谁能够进行这样大规模战役所需的兵力和兵器的具体计算呢?自然，只有掌握这些兵力和物资器材的机关。在这次反攻中，只有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能做到这点。
　　当然，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在作战过程中要仔细研究由各方面军和部队送来的敌情侦察资料，进行分析并作出有关敌军和我军行动性质的结论。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还要研究各方面军和军兵种司令部和司令员的意见，并且在分析以后作出相应的决定。
　　因此，战略规模的战役计划，只有经过部队、各级司令部和首长长期的努力之后，才可能逐趋完备。
　　我再重复一遍，在全面计划和保障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反攻中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不容置辩的是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
　　同样不容置辩的是，在直接粉碎敌人中的最大功绩，属于那些以英勇突击、精确射击、勇猛、果敢置敌于死命的人们。我这里指的是我军光荣的战士、指挥员和将军们。他们经受了战争第一阶段的严峻考验，在反攻前夜进行了充分准备，以便把交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敌人遭到惨重的伤亡。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功绩在于，他们能够以科学的准确性分析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的所有各种因素，善于预见到战役的发展进程和结局。因此，不应该谈论由哪个个人来独占制定计划的“所有权”问题。
　　我不认为，在这里详细叙述整个反攻计划和战役过程是恰当的，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军事历史著作中已经大量地而且基本上是正确地描绘过了。但是，对某些情节，我觉得还有必要加以阐述。
　　由Н·Ф·瓦杜丁中将担任司令员的西南方面军，在反攻的第一阶段起了主要作用。
　　西南方面军由顿河右岸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地域的登陆场实施强有力的深远突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萨尔帕湖地域进攻。两个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应在卡拉奇、苏维埃农庄地域会合，从而完成对斯大林格勒附近敌人主力的合围。
　　西南方面军的主要集团编有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和其他强有力的突破兵器，在谢拉菲莫维奇西南和克列茨卡亚地域的登陆场展开后，应突破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并以快速兵团迅猛地向东南发展突击，以便前出到大纳巴托夫斯卡亚—卡拉奇地段的顿河一线。经过这次突击，西南方面军部队应进入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后方，并切断其向西的一切退路。
　　从西南和西方保障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进攻并在该方向上组成合围对外正面的任务，由西南方面军的右翼集团军，即Д·Д·列柳申科中将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担任，尔后由П·Л·罗曼年科中将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的主力担任。这些部队向西、西南和向南发展进攻，应在战役第三天进到维申斯卡亚至博科夫斯卡亚一线，进而沿奇尔河到达奥布利夫斯卡亚。
　　西南方面军地面部队的行动由К·Н·斯米尔诺夫空军少将和С·А·克拉索夫斯基空军少将所指挥的空军第2和第17集团军支援。
　　顿河方面军应实施两个辅助突击。第一个突击以第65集团军的兵力与西南方面军同时从克列茨卡亚以东地域向东南实施，以卷击敌人在顿河右岸的防御。第二个突击以第24集团军的兵力从卡恰林斯卡亚地域沿顿河左岸在韦尔佳奇总方向上向南实施，以切断在顿河小弯曲部活动的敌军与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的联系。
　　第66集团军应以自己的积极行动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牢牢地牵制住敌人，并使其无法机动预备队。顿河方面军地面部队的行动由С·И·鲁坚科空军少将指挥的空军第16集团军支援。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集团由第51、57和64集团军编成。该突击集团应在伊万诺夫卡到巴尔曼察克湖北缘的正面上转入进攻。其任务是突破敌人防御，向西北方向发展突击，进到卡拉奇、苏维埃农庄地域，在该处与西南方面军部队会合，以完成对斯大林格勒地域敌人的合围。
　　Н·И·特鲁法诺夫少将指挥的第51集团军，应由萨尔帕、察察和巴尔曼察克湖之间的狭窄地段突破敌人的防御，以主力向西北阿布加涅罗沃总方向发展进攻。
　　Ф·И·托尔布欣将军的第57集团军和М·С·舒米洛夫将军的第64集团军，应由伊万诺夫卡地域向西和西北转入进攻，以便从南面包围敌军集团。
　　В·И·崔可夫将军的第62集团军应以积极的防御牵制住在市内活动的敌人，并随时准备转入进攻。
　　为了从西南保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进攻和在该方向上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使用了第51集团军(其中有Т·Т·沙普金将军的骑兵第4军)。该集团军应向西南阿布加涅罗沃、科捷·利尼科沃(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总方向上进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部队由Т·Т·赫留金空军少将指挥的空军第18集团军支援。
　　在反攻准备阶段，必须给各个方面军，尤其是新建的西南方面军大量调运部队和物资器材。对总参谋部和红军后勤部应给予公正的评价。它们出色地完成了为这次战役集中兵力兵器的任务。
　　运送部队和物资的汽车有27，000辆。铁路每天运送1，300节车厢的物资。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运送部队和物资，是在伏尔加河上有浮冰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从11月1—20日，运过伏尔加河的有11.1万名人员、427辆坦克、556门火炮、14，000辆汽车和约7，000吨弹药。

老八路

　　10月份，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有6个以上满员的师经伏尔加河调入斯大林格勒，因为原第62集团军编成内，除后勤和司令部门外，实际上什么部队也没有了。顿河方面军也得到了一些加强。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对新建的西南方面军特别关心。
　　10月份，在斯大林格勒市内和附近地区，继续进行了最激烈的交战。希特勒要求其“B”集团军群指挥官和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在最近期间拿下斯大林格勒。
　　我已经说过，德军统帅部为了实施决定性的突击，早在9月份，就将防守翼侧的德军撤了下来，换上了罗马尼亚军队，从而急剧地削弱了其在谢拉菲莫维奇和斯大林格勒以南地域的战斗力。
　　10月中旬，敌人发起了新的进攻，妄图一举结束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但和先前一样，敌人又遇到了苏军的顽强防御。А·И·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В·А·戈里什尼的第95师、В·Г·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И·Е·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С·Ф·戈罗霍夫的战役集群、И·И·柳德尼科夫的第138师及Д·Н·别雷的坦克第84旅特别勇猛善战。
　　日日夜夜，战斗不停地在街道上、建筑物内、工厂内、伏尔加河岸上，到处进行着。我军各个部队遭到了重大伤亡，据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许多不大的“岛”上。
　　为了援助斯大林格勒保卫者，顿河方面军各部队于10月19日转入进攻。这次也象以往各次一样，德寇被迫从突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中抽调了大部分航空兵、炮兵和坦克来抵御顿河方面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第64集团军在库波罗斯诺耶、绿草地地域由南向敌进攻部队的翼侧实施了反突击。顿河方面军的进攻和第64集团军的反突击减轻了第62集团军的困难处境，并粉碎了敌人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企图。如果没有顿河方面军和第64集团军的援助，第62集团军就会支持不住，斯大林格勒也可能陷入敌手。
　　11月初，敌人数次企图消灭市内的各个防御基点，11月11日，当我方已充分做好反攻准备时，敌人又一次企图进攻，但均未得逞。
　　这时，敌人已精疲力竭。从俘虏口供中证实，敌部队和兵团的人数极少，不仅士兵，而且军官的士气也急剧低落了，很少有谁相信，能够活着离开这个令人非常苦恼的数个月交战的地狱。
　　从7月到11月期间，敌人在顿河，伏尔加河地域和斯大林格勒的交战中，损失近70万人、1，000余辆坦克、2，000余门火炮和追击炮、1，400架飞机。德军在伏尔加河地域的总的战役态势也复杂化了。上面已经提到，没有师和军预备队，在“B”集团军群两翼上是战斗力不足的军队，他们已经开始懂得了自己毫无前途的岌岌可危的处境。
　　苏军在顿河上占领着可以保障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反攻出发地位的有利阵地。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第51集团军以局部反突击把故人驱逐出湖间隘路，牢固地把萨尔帕湖、察察湖和巴尔曼察克湖这段有利的地区掌握在自己手中。根
　　据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这个地域被选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左翼11月反攻时的出发地域。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激烈交战，持续了3个多月。
　　全世界人民都在屏住气息注视着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大会战。苏军的胜利、苏军与敌人的英勇斗争鼓舞了全体进步人类，并增强了他们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斯大林格勒会战，对我军是一次最大胜利的考验。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取得了组织步兵、坦克、炮兵、航空兵协同动作的重大实践经验。部队学会了在城市实施坚守防御，并将防御与翼侧机动结合起来。我军的士气大为高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为苏军转入反攻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1942年11月中旬，以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的防御交战结束了在苏联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对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是极其沉重的，尤其当散布死亡和破坏的希特勒匪军进到列宁格勒、莫斯科附近和占领了乌克兰以后更是这样。
　　到1942年11月，敌军占领了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大片领土。战前，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约8，OOO万人。遭受战祸的数百万苏联人，为了不留在敌人占领下，被迫背井离乡，撤往我国东部地区。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苏军不得不退往我国腹地，撤退时人力和物力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和我国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失去能够粉碎敌寇的信心。生死存亡的危急使我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因而尽管有困难，在所有作战方向上终于阻挡住了敌人。
　　16个月的战斗中，敌军在苏德战场上遭到了苏军和占领区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失极为惨重。到1942年11月，敌军死、伤和失踪的达到250万人。这些都是德军中的精锐力量，到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时，法西斯统帅部已无法进行补充。
　　当由于党和人民的巨大努力，苏军手里有了足够数量的现代化坦克、飞机、战斗技术装备和辅助技术装备后。1942年生产了21，000余架作战飞机，24，000余辆坦克，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从年底开始成批生产自行火炮。可靠的武器增强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他们战斗得更有成效，取得了更大的战果。
　　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防御交战而结束的战争第一阶段是学习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所大学校。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各部队的首长和司令部取得了组织与实施积极防御交战和反攻战役的良好经验。
　　在战争第一阶段最激烈的交战过程中，特别强有力地表现出苏联军人的集体莱雄主义及我们列宁的党所培育出来的军事首长的勇敢精神。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需要的时候，为了战胜敌人而英勇牺牲。他们的这种模范行动起了特别良好的作用。布列斯特要搴、列宁格勒、莫斯科、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大林格勒、基辅、新罗西斯克、刻赤和高加索保卫者的英勇斗争，以光辉的一页载入战争第一阶段的光荣史篇中。
　　在战争第一阶段诞生了苏联近卫军。
　　1941—1942年期间，苏联武装力量有798个军团、兵团、独立部队和战斗舰艇因指战员的集体英雄主义和战斗的功绩而授予近卫军称号。
　　与德国法西斯军队所进行的极为紧张的武装斗争，造成了技术兵器、装备和物资器材的大量消耗。尽管失去了大部分最重要的经济地区和大小工厂，我国人民以忘我的劳动，努力保证苏联军队作战所需的一切。到1942年底，我国已经变成了一座军营。苏联人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去战胜敌人。
　　红军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英勇的劳动。在一年半战争期间，铁路军事运输总量为635万节车厢。给部队送去11.3余万车厢弹药，约6万车厢装备和技术器材，21万余车厢燃料和润滑油料。汽车部队仅1942年就运送了270万人、1，230万吨物资、1，923辆坦克和3，674门火炮。军事运输航空兵运送了53.2万余人，其中有15.8万名伤员。
　　战争初期对红军后勤机构的改组是正确的。正确的挑选中央和部队后勤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组织领导人员，保证了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密切业务联系，保证送往部队的各种大量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
　　我们的年轻一代必须了解，苏联人民保卫祖国时进行了何等艰巨的斗争。从某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中并不是经常都能够正确地了解，苏军不得不与之搏斗的敌人是何等有经验，而又是何等强大的。
　　首先看德军的基本部分——士兵和军官。
　　侵入我国的德军，沉醉在轻易战胜西欧各国军队的欢乐中，他们受了戈培尔宣传的毒害，坚信能够迅速战胜红军，坚信他们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法西斯德军年轻的士兵和军官、装甲坦克部队和航空兵的官兵，尤其气势汹汹。在战争初期几个月，我曾审讯过俘虏。应该说，从审讯中使我感到，他们对希特勒的全部冒险诺言深信不疑。
　　至于谈到战争第一阶段德军官兵的战斗力、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战斗训练，无疑，他们各兵种，尤其是坦克部队和航空兵有很高的水平。
　　在战斗和野外勤务中，德军土兵熟悉自己的业务，顽强、自信和遵守纪律。
　　当然，法西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地区遭到失败后，敌人的士兵和军官对允诺的胜利已丧失信心，士气明显低落，与苏军的英勇精神已无法比拟。
　　但苏联军人必须对付的是有经验的强敌，要战胜它并不简单。
　　德军部队、兵团和集团军司令部受过组织战斗、交战和战役的现代化方法的训练。在战斗过程中对部队的指挥，主要靠无线电器材进行，而无线电器材对指挥官和司令部有充分的保障。在战斗进程中，他们能够准确地得到关于赋予部队的任务完成的情况。同时，他们善于组织与航空兵的协同动作，经常由航空兵的轰炸为陆军部队开辟道路。
　　对于战争开始阶段德军作战司令部的活动，我对此有相当高的评价。显然他们十分仔细地计划和组织了在所有战略方向上的突击。挑选了有经验的兵团指挥官和集团军司令官。在很多情况下，正确地确定了其突击方向、兵力和部队编成，使这些突击都指向我防御的薄弱地段。尽管这样，德国法西斯的军事、政治战略是冒险的，是存在严重错误和缺乏远见的。在政治和战略考虑上犯了最大的错误。德国拥有的兵力(甚至加上其仆从国的预备兵力)，就是在1941年也不足以完成最主要方向的基本任务。
　　敌人在斯摩棱斯克交战中遭到重大损失后，被迫停止进攻莫斯科并在该处转入临时防御，将其‘中央”集团军群的大部分兵力调去支援其“南方”集团军群对我中央和西南方面军部队的进攻。
　　德军统帅部没有能夺取列宁格勒，就不得不将其航空兵和装甲坦克部队由列宁格勒附近撤出，部署到莫斯科方向上去加强其“中央”集团军群。10-11月，德军将其基本力量转到了中央方向上，但由于苏军在莫斯科接近地上的抵抗日益增强，德军在这里也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其“台风”战役。
　　造成这一切错误的根源是，过低地估计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力量和威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希特勒及其亲信在计划侵入苏联时，指望将其全部兵力和兵器都投入对苏联的进攻。这是孤注一掷。尽管贝当政府叛变了，但是法国劳动人民并没有在法西斯占领者面前低头。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爱好自由的人民也没有低头。希特勒匪徒不得不对付群众抵抗运动。英国虽然不是竭尽全力，但也没有停止斗争。
　　希特勒匪徒没有想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苏联人民能有这样大的力量，而且能在短期内改组国家经济，迅速组织大规模生产坦克、飞机、火炮、弹药，生产苏联武装力量为建立对法西斯德军的优势、为使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开始从我们祖国的国土上驱逐德国法西斯军队和创造彻底打败法西斯德国的条件所必需的一切。
　　在严峻的条件下，我军得到了锻炼成长，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在得到必须的武器装备后，由退却的、防御的一方变成了强大的进攻力量。
　　我们整个列宁的党所进行的巨大的组织工作和鼓舞工作，在军事建设方面，在动员苏联人民建立保障红军与法西斯德军进行武装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都产生了辉煌的结果。
　　总之，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以希特勒统帅部的战略计划的完全失败和德国兵力兵器的大量消耗而告终的。与法西斯德军斗争的这个主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预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未来进程。

老八路

　　傍晚时，А·М·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打电话说，根据指示，我们准备于21点前往。斯大林说，这个时间他有事，22点时接见我们。
　　22点，我们到达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斯大林向我们打了招呼后，气愤地说：
　　“千百万苏联人在与法西斯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丘吉尔却为20架‘飓风式，战斗机讨价还价。他们的那些‘飓风式’是无用的东西，我们的飞行员不喜欢这种飞机……。”以后就以十分平静的语调继续说：“好吧，你们考虑了些什么问题?谁来汇报?”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您下命令吧，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最高统帅走到我们的地图跟前说：
　　“你们带的这是什么东西?”
　　А·М·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这是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计划的初步草案。”
　　“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这个军队集团是怎么回事?”
　　“这是新的方面军。需要建立这个方面军，以便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人集团的战役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现在有足够力量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吗?”
　　我汇报说，根据我们的计算，过45天后，战役可得到必要的兵力和兵器保障，而且能够充分准备完毕。
　　斯大林问道：“只限于沿顿河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突击，是不是更好?”
　　我说，那样德寇能够迅速将其装甲坦克师由斯大林格勒附近转过来，抗击我军的突击。我军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就使敌人由于河流障碍而不能迅速机动，并以其预备队抗击我军。
　　“突击集团调动的距离不过远吗?”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战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突破防御，合围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隔绝该集团与外部敌人的联系；2．歼灭被围敌人并制止敌人解围的企图。
　　最高统帅说：“对计划需要再考虑一下，而且要计算一下我方资源。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不让敌人向卡梅申方向推进。”
　　А·И·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报告说，А·И·叶廖缅科打来电话。
　　最高统帅接完电话后，说：
　　“叶廖缅科报告，敌人正向市区调动坦克部队。明天必然有新的突击。请现在就下达指示，迅速把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调过伏尔加河来，再看看还有什么部队可以在明天调到那里。斯大林这是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说的。
　　最高统帅转过来给我下命令说：
　　“给戈尔多夫和戈洛瓦诺夫打电话，让航空兵立即采取行动。戈尔多夫从拂晓就要发起冲击，牵制住敌人。你自己要飞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并要着手研究克列茨卡亚和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情况。几天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往东南方面军А·И·叶廖缅科那里研究其左翼的情况。关于计划，以后我们再继续谈。在这里讨论过的问题，除我们三个人外，目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一小时后我飞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9月13、14、15三天，对斯大林格勒保卫者来说，是艰巨的日子，十分艰巨的日子。敌人不顾一切，一步步通过市内的废墟，愈来愈逼近伏尔加河。似乎，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要支持不住了。但是只要敌人一向前推进，我第62和64集团军的英勇战士就加以阻击。市内古老建筑物的废墟变成了堡垒。然而兵力却每时每刻在减少着。
　　在艰巨而一时看来似乎是最后的时刻，А·И·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起了转折作用。该师一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后，立即就对敌人实施反冲击。该师的突击是全然出敌意外的。9月16日，А·И·罗季姆采夫师夺回了马马耶夫岗。А·Е·戈洛瓦诺夫和С·И·鲁坚科指挥的航空兵的突击，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由北面对德寇第8军各部队所进行的冲击和炮击，援助了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
　　必须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24、近卫第1和66集团军的官兵、空军第16集团军和远程航空兵的飞行员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惜一切牺牲，对东南方面军的第62和64集团军固守斯大林格勒，给了无可估价的帮助。
　　我郑重声明，如果没有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顽强的反突击，没有航空兵的不断攻击，那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可能会更加恶化。
　　我们引用保卢斯集团军的一个德国军官对这段情景的描述，未尝不是有趣的事。他写道：“我们军的各个部队在9月份抗击敌
　　人企图由北面突破我斜切阵地的猛烈冲击时，也遭受了惨重的损
　　失。在这个地段上的各师虚弱不堪，一个连一般只剩下30—40人。”(维德尔：《伏尔加河上的惨祸》，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52页。)
　　在战事暂时沉寂时，А·И·叶廖缅科和Н·С·赫鲁晓夫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来到近卫第l集团军指挥所。А·Е·戈洛瓦诺夫和我都在那里。叶廖缅科说，他想了解情况并商讨斯大林格勒的态势。В·Н·戈尔多夫和К·С·莫斯卡连科向А·И·叶廖缅科介绍了全部详细情况和自己的想法。
　　由于最高统帅要我对所设想的大规模反攻计划极端保密，所以谈话时主要谈了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的加强问题。对于А·И·叶廖缅科提出的关于更有力的反突击计划问题，我并没有避而不答，我说，最高统帅部将来要实施相当强有力的反突击，但目前既没有兵力也没有兵器来实施这样的计划。
　　9月底，斯大林又把我叫到莫斯科更具体讨论反攻计划。这时，在东南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研究反攻条件的А·И·华西列夫斯基也回到了莫斯科。
　　去最高统帅部以前，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见了面，以便交换意见。
　　讨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段的情况时，最高统帅问我对戈尔多夫将军的看法。我汇报说，戈尔多夫在作战方面是一位成熟的将军，但和参谋人员及指挥人员有点不和。
　　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任命另一位司令员担任方面军领导。К·К·罗科索夫斯基中将被提名为这个职务的候选人。А·М·华西列夫斯基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决定：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则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由К·К·罗科索夫斯基担任，参谋长由М·С·马利宁担任。
　　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员职务，预定由Н·Ф·瓦杜丁中将担任。决定以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部为基本核心扩建成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调任第40集团军司令员。
　　详细讨论了关于反攻战役计划的问题后，最高统帅转过头来对我说：
　　“请飞回前线去。要采取各种措施，更多地消耗和疲惫敌人。要再去看一看计划中规定的预备队集中地域和西南方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右翼的出发地域，尤其在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地域。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也应该以同样的目的再去一次东南方面军的左翼，并在那里研究计划中规定的所有问题。”
　　在现地详细研究了准备反攻的所有条件后，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回到了最高统帅部，再一次讨论了反攻计划，随即就批准了计划。
　　反攻计划图由Г·К·朱可夫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签署，最高统帅签字批准。
　　斯大林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说：
　　“不要暴露我们计划的企图，应该征询各方面军司令员对他们以后行动的意见。”
　　我奉命亲自去给顿河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阐明该方面军部队的行动对全面帮助斯大林格勒的意义和作用。我清楚地记得，9月29日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一个小山沟中的掩蔽部(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的指挥所)内的谈话。
　　为了使敌人不能由顿河方面军地段上抽调兵力和兵器去攻击斯大林格勒，我指示顿河方面军部队不断实施积极行动。对于我的指示，К·К·罗科索夫斯基说，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极少，而且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取得什么重大的战果。当然他是对的，我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如果不积极帮助东南方面军(即现在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他们就不可能守住斯大林格勒。
　　10月1日我返回莫斯科，进一步拟制反攻计划。由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是乘坐由А·Е·戈洛瓦诺夫亲自驾驶的飞机。我满意地和这位优秀的驾驶员并排坐在驾驶舱内。
　　快到莫斯科时，我觉得飞机突然转弯和下降。我认为，我们显然偏离了航线。但是过了几分钟后，А·Е·戈洛瓦诺夫把飞机降落在我不认识的地方。我们顺利地着了陆。我问А·Е·戈洛瓦诺夫说：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着陆?”
　　“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紧挨着机场，要不就出事了。”
　　“怎么回事?”
　　“飞机结上冰了。”
　　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跟在我们后面的我的飞机也着陆滑行到我们跟前。我改乘这架?飞机飞到莫斯科中央机场。当然，在复杂条件下飞行时，急着飞行并不是经常都安全。
　　我还记得另一次差点送了命的“飞机事故”。那次也是由斯大林格勒飞往莫斯科。那天下雨，是不能飞行的坏天气。莫斯科通知说，城市上空有雾，能见度有限。但必须起飞，最高统帅叫去。
　　到莫斯科以前，飞得并不坏，接近莫斯科时，能见度不超过100米。空军航行处通过电台给飞行员发来飞往预备机场的命令。这样，我们就肯定不能准时到达克里姆林宫了，而最高统帅却在等着。
　　我承担起全部责任，命令飞行员E．斯米尔诺夫在中央机场降落，我并进入飞行员座舱。我们在莫斯科上空盘旋，突然看见离飞机左翼10—15米处出现一个工厂烟囱口。我瞧了一眼飞行员，他真所谓是镇静自如，把飞机稍稍提高了一点，过了二、三分钟，就着陆了。飞机着陆后，我说：
　　“好险，我们幸运地避免了一场‘烟囱’事故!”
　　他笑了笑回答说：
　　“如果飞行人员不注意天气条件，在空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紧紧握着飞行员的手回答说：“这是我的过错。”
　　Е·斯米尔诺夫是一位可爱的人、很有经验的飞行员。我坐他的飞机和他飞过130小时以上。

老八路

　　8月29日，我由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4小时后就坐在伏尔加河上的卡梅申地域的野战帐篷中。А·М·华西列夫斯基迎接了我，并当场给我介绍了最新情况。经过简短的交谈后，我们驱车前往设在小伊万诺夫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大约12点，我们到达方面军司令部。
　　В·Н·戈尔多夫中将在前沿阵地上。参谋长Д·Н·尼基舍夫和作战部长И·Н·鲁赫列汇报了情况。听他们汇报时，我觉得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在斯大林格勒地域能阻止住敌人。
　　我给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В·Н·戈尔多夫在那里。我要他在К·С·莫斯卡连科集团军司令员的司令部中等我们，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就要到那里去。
　　在近卫第1集团军的指挥所里，我们遇到了В·Н·戈尔多夫和К·С·莫斯卡连科。他们的汇报和他们的言谈举动使我们很高兴。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二人都很清楚敌人的力量和我军的能力。
　　我们在讨论了情况和我军的状态后得出结论，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部队直到9月6日才能做好反突击的准备。我由该处通过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作了汇报。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他没有意见。
　　因为А·М·华西列夫斯基奉命要限期返回莫斯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于9月1日即飞离斯大林格勒。
　　近卫第1集团军进攻的时间最高统帅部规定为9月2日。但它未能在这一天实施。因为编入该集团军的部队缺乏燃料和在途中迟延，直至9月2日晨仍未进入出发地域。根据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的请求，冲击的时间由我改到了9月3日。对此，我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我的报告中说：
　　“近卫第1集团军未能于9月2日转入进攻，因为该集团军的部队没有来得及进入出发地位，没有来得及前送弹药、燃料和组织战斗。为了不致使部队无组织地进入战斗和因此而遭受无谓的损失，经过我在现地亲自检查后，将进攻时间改在9月3日5时。
　　第24和66集团军的进攻时间，我规定在9月5-6日。现全体指挥人员正在详细研练任务，我们也正在采取战役的物质保障措施……”
　　9月3日晨，经过炮火准备后，近卫第1集团军的部队转入进攻，但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总共前进了数公里，给敌人造成不大的损失。由于遭到敌航空兵不间断的突击和敌坦克与步兵在炮火支援下由斯大林格勒地域所实施的反冲击，近卫第1集团军继续前进受阻。
　　9月3日，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下述内容的电报：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3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应将全部飞机都用于援助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剩下的飞机很少了。”
　　我当即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报告说，我可以下令在明天一早就发起进攻，但所有3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几乎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开始战斗，因为最早要到9月4日黄昏才能把弹药送到炮兵阵地上。此外，在9月4日黄昏以前，我们不可能组织好各部队与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而没有协同动作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你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慢腾腾地弄好了再干?……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用第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予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进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
　　最高统帅同意说：“那好吧!如果敌人对市区发起总攻时，你应不待部队做好准备就迅速向敌人冲击。你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寇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办得到，还应消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德军走廊”。
　　在9月5日早晨以前，如同我们所估汁的那样，斯大林格勒附近并没发生特殊事件。 9月5日凌晨3点，最高统帅打电话给Г·М·马林科夫询问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完成转入进攻的准备情况。当他确信他的命令正在贯彻时，就没有再要我听电话了。
　　9月5日拂晓，在第2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第66集团军的全正面上开始了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但甚至在各集团军的主突方向上，炮火的密度也不大，因此没有取得必要的效果。
　　“喀秋莎”齐射后，发起了冲击。我由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的指挥所里进行观察。从敌人抗击我冲击部队的火力强度来看，显然炮火准备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进攻部队也不可能推进很远。
　　大约过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后，从各部队司令员的报告中得知，在很多地段上敌人以火力阻止了我军前进，并以步兵和坦克实施反冲击。航空侦察查明，敌人大量的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集群正由古姆拉克、奥尔洛夫卡、大罗索什卡地域向北移动。敌航空兵开始轰炸我战斗队形。下半夫，敌新的部队进入战斗并在某些地段上将我军挤回到出发地区。
　　持续了一整天的火力战到傍晚时几乎沉寂了。我们进行了小结。在一天的交战中，我军前进了总共只有2-4公里，第24集团军几乎仍在出发阵地上。
　　傍晚时，给部队补充了炮弹、迫击炮弹和其他弹药。根据昼间战斗中查明的敌情，决定在夜间作好新的冲击准备，并在可能范围实施必要的变更部署。
　　天黑以后，最高统帅给我打来电话。
　　“情况怎么样?”
　　我报告说，整天进行了艰苦的交战。敌人被迫由古姆拉克地域向斯大林格勒以北调动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这就不错。这可以把敌人的力量从斯大林格勒引开。”
　　我继续报告说：
　　“我军稍有进展，但在不少地方仍停留在出发地区。”
　　“怎么回事?”
　　“由于时间不够，我军没有来得及作好进攻准备，没有很好地进行炮兵侦察和查明敌人的火力配系，自然就不能将其压制住。当我军转入进攻时，敌人就以其火力和反冲击阻止住我军进攻。此外，敌航空兵整天都掌握着制空权，并对我军进行轰炸。”
　　斯大林命令说：“继续冲击。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调开斯大林格勒。”
　　第2天，战斗更加激烈了。我航空兵于5日整个夜间轰炸敌人。除前线航空兵外，А·Е·戈洛瓦诺夫中将指挥的远程航空兵也参加了轰炸。
　　白天我们再次发起冲击，这一次又被击退了。9月6日这一天，敌人由斯大林格勒地域调来新的部队。在许多制高点上敌人设置了预伏坦克和强击火炮并可靠地组织了支撑点。只有使用威力强大的炮兵火力才能摧毁这些防御设施。可是当时我们只有很少数的这种炮兵。
　　9月7日下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作战部И·Н·鲁赫列对我说：
　　“最高统帅询问，要消灭敌人，我们的力量够不够？”
　　我们希望，从Н·Ф·瓦杜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抽调一定数量的军队可能使情况好转，并向最高统帅回答说：
　　“要消灭敌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补调一个集团军，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对敌进行更强大的突击……”
　　但最高统帅部关于补调几个师的决定一直也没有下达。
　　交战的第3天和第4天，主要是各种火器对射和空战。
　　9月10日，我再次巡视各个集团军的部队和兵团后，我最终坚决地认为，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是不可能突破敌人的战斗队形并消除其走廊的。В·Н·戈尔多夫、С·К·莫斯卡连科、Р·Я·马利诺夫斯基和Д·Т·科兹洛夫将军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这天，我用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报告说：
　　“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够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由于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调来部队，敌人的防御正面相当强固了。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需要补充部队和调整部署的时间，以实施较为集中的方面军突击。集团军突击不能打败敌人”。
　　最高统帅回答说，如果我能飞到莫斯科去亲自汇报这些问题，可能更好一些。
　　9月12日白天，我飞往莫斯科，4个小时后就到了克里姆林宫，А·М·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也被叫去了。
　　华西列夫斯基汇报了敌人由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调到斯大林格勒地域新的部队的情况，汇报了新罗西斯克地域交战的进程，以及在格罗兹尼方向上的战斗情况。
　　最高统帅仔细听取了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汇报后，归纳说：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取格罗兹尼的石油。好，现在听朱可夫的汇报”。
　　我复述了两天前电话上汇报过的内容，说，9月5—11日参加进攻的第24、近卫第1和66集团军，证明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的基本弱点是没有足够的加强兵器，直接支援步兵所必需的榴弹炮兵和坦克也很少。
　　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段上的地形极不利于我军进攻：地形开阔，有供敌人防备我火力的峡谷。敌人占领了很多制高点，可以进行较远的炮兵观察，并能向所有方向机动火力。此外，敌人还可以由库兹米奇、阿卡托夫卡、“试验田”国营农场地域实施远程炮兵射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24、近卫第1和66集团军是不能突破敌人防御正面的。
　　斯大林问道：
　　“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
　　“至少还需要1个新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补充集中至少1个空军集团军”。
　　А·М·华西列夫斯基完全支持我的计算。
　　最高统帅拿出他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来，长时间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走到离桌子稍远的地方非常低声地谈论说，显然需要找个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斯大林突然抬起头来问道：
　　“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我从来没有想到斯大林有这么锐敏的听力。我们走到桌子跟前。
　　他继续说：“这样吧，你们到总参谋部去，好好想想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应采取什么措施，可以由哪里调什么部队去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部署，同时也想想高加索方面军的问题。明晚9时在这里集合。”
　　第二天整天，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进行了仔细研究。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有无实现一次大规模战役的可能性，以免把我们正在编组和已经编组好的预备队消耗在局部性战役中。10月份我们可编组好战略预备队。当时，我国工业已大大增加了新式飞机和炮兵弹药的生产。
　　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方案后，决定向斯大林提出如下行动计划建议：第一，继续以积极防御疲惫敌人；第二，着手准备反攻，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人，务必实施坚决的突击，以便能够急剧改变我国南部的战略形势，使之有利于我方。
　　至于具体反攻计划，当然我们在一天之内不可能作出详尽的计算来。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即应对罗马尼亚军队所掩护的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翼侧实施主要突击。
　　根据我们的概略计算看来，11月中旬以前不可能准备好反攻所必需的兵力和兵器。判断敌情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法西斯德国已经没有力量完成其1942年的战略计划了。德国在1942年秋季所拥有的兵力和兵器，对于完成其在北高加索或顿河与伏尔加河地域的任务来说，都是不够的。
　　德国统帅部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地域可使用的全部兵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疲惫不堪了。德国人显然没有更多的力量可投入我国南部，因而敌人将会象在莫斯科附近遭到粉碎后那样，不得不在所有各个方向上转入防御。
　　我们知道，德军最有战斗力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和霍特坦克第4集团军，被拖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消耗兵力的战斗后，已经没有能力完成夺取城市的战役，而陷入了绝境。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接近地上、以后又在市内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所以用现有兵力不可能粉碎敌人。但是我们正在完成组建拥有最新武器和最新技术兵器的庞大的战略预备队的工作。到11月份，最高统帅部就将拥有用战斗力大、机动力高的T-34坦克装备起来的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因而我们就能够给部队下达更为复杂的任务。
　　加之，我军高级指挥干部在战争第一阶段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东西，而且经过与强大敌人斗争的艰苦锻炼，已经成了指挥战役和战术的能手。指挥千部、政工干部和红军战士，根据与敌军无数次激烈搏斗的经验，已经充分掌握了在任何情况下作战的方式和方法。
　　总参谋部根据各方面军的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强点和弱点。各仆从国的军队与德军比较起来，装备差、经验少、甚至在防御中都缺乏战斗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军队的土兵和许多军官都不愿意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尼斯库、霍尔蒂和其他法西斯头子派到遥远的俄罗斯土地上为外国干涉者送死。
　　使敌人处境更加恶化的还有，在伏尔加和顿河地域只有很少部队担任战役预备队，兵力总共不超过6个师，而且分散在宽大的正面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敌人整个战线的战役布势对我方也是有利的，我军处于包围敌人的态势，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在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地域的登陆场上展开。
　　分析了上述情况后，我们就做好了向斯大林汇报的准备。

老八路

　　1942年6月份，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总的状况并制定了进一步改善的措施。中央委员会要求政治机关在部队中更广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所有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其中也包括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亲自在军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的交流。
　　加强了对整个这项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的领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兼莫斯科市委书记А·С·谢尔巴科夫接替Л·З·梅赫利斯担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将在作战部队中表现出色的、能干的政工人员调进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召开了陆海军军事委员和政治部门首长的会议，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М·Е·加里宁、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Д·З·马努伊利斯基和其他许多有名的党和国家活动家在会上讲了话。
　　中央委员会要求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改进在士兵和指挥员中的工作，以便提高纪律性，加强部队的顽强精神和战斗力。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了专门的动员工作。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作战部队大大巩固了我们的武装力量。重要的宣传工作人员经常去正在进行最紧张战斗的部队。
　　首先必须挡住德军进到伏尔加河的道路。最高统帅部建立了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中编有В·Я·科尔帕克奇少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63集团军、В·Н·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以及由А·И·丹尼洛夫少将指挥的已撤销的西南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
　　原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原封不动地接管了新组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了加强该方面军，转隶给它组建好的坦克第1和坦克第4集团军和第28、38及57集团军中未受到损失的部队。伏尔加河区舰队也划归该方面军首长指挥。
　　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接近地上展开了构筑防御地区和筑垒地区的工作。如同防御莫斯科时一样，千万名居民参加了构筑防御地区的工作并奋不顾身地进行着城市防御准备。
　　斯大林格勒州党委和市党委在组织和训练民兵、工人自卫队方面，在改组生产以适应前线需要方面，在疏散城市儿童、老人和国家贵重物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7月17日前，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占领了如下防线：由顿河畔的巴甫洛夫斯克沿顿河左岸至谢拉菲莫维奇，继而经克列茨卡亚、苏罗维基诺，直到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
　　南方方面军在撤退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全部4个集团军只剩下10万多人。为了巩固对北高加索方向上的部队的领导，最高统帅部撤销了南方方面军并将其剩余的全部部队编入北高加索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由苏联元帅С·М·布琼尼担任。
　　北高加索方面军的第37和12集团军受领了掩护斯塔夫罗波尔方向的任务，第18、56和47集团军则受领了掩护克拉斯诺达尔方向的任务。
　　7月底至8月初，在北高加索方向上，战事的发展明显地对我不利。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顽强地向前推进。很快，敌军进抵库班河。
　　8月，在迈科普方向上，交战也激烈起来。8月10日，敌军攻占了迈科普，11日又攻占了克拉斯诺达尔。
　　8月中旬，敌人占领了莫兹多克，前出到捷列克河。到9月9日，法西斯德军将我第46集团军击退后，占领了几乎全部山口。苏呼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在这些严峻考验的日子里，高加索的各族人民没有动摇，没有失去对苏联多民族国家团结一致强大威力的信赖。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党组织担负起对作战部队供应和为作战部队服务的任务；组建了人民武装队，很多志愿入伍的人员参加了红军。这些措施使正在作战的部队得以加强。希特勒匪徒指望法西斯德寇的进军会使高加索各个民族离开苏联。这个企图遭到了破产。
　　在对敌斗争中，由熟悉当地地形(山垭口和山路)的英勇的高加索各族人民编成的游击队给了作战部队很大帮助。他们英勇果敢的袭击使敌人惊慌不安，给敌人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到7月22日，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编成内共有38个师。其中只有16个师(第63和62集团军部队、第64集团军的2个师、坦克第4和第1集团军各1个师)能够占领主要地带的防御阵地。其当面之敌为德军第6集团军，当时该集团军编有18个齐装满员的师。兵力对比有利于敌人：人员1.2∶1；坦克2∶1；飞机3.6∶1。只有火炮和迫击炮，力量大致相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5卷，1982年，中文版，第272页。)。
　　后来，由于我军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上的顽强抵抗，敌人被迫由高加索方向调来坦克第4集团军，用以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对我实施突击，并且增调了仆从国军队的部分兵力。
　　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1942年7月23日的第45号训令，从北面掩护顿河中游地区(在该处连续展开的有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部队)的德军“B”集团军群力图在短期内攻下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并在伏尔加河地区牢牢地巩固下来，以切断高加索与苏联中部地区的联系。为保障这项任务的完成，派出了德军第4航空队(有1，200架作战飞机)的主力。
　　7月26日，德军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突破了我第62集团军的防御，进至卡缅斯基地域。为了阻止敌人突破，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在组建的、总共只有240辆坦克的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及两个步兵师立即进入战斗。它们虽没能阻止住敌人的突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敌人的前进。
　　当然，把处在组建阶段的部队投入战斗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格勒附近掩护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舍此就别无出路了。
　　在第64集团军的地段上也展开了艰苦的交战，但是即使在这里敌人也未能不停顿地突往斯大林格勒。
　　8月上半月，在通往市区的接近地上进行了激烈的交战。我军依托筑垒地域英勇地捍卫着每一寸土地，实施了反突击，疲惫和削弱了向斯大林格勒突进的敌军。
　　由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分布在700公里长的战线上，使部队指挥产生了困难，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该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和东南两个方面军。这项工作于8月5日完成。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由В·Н·戈尔多夫中将继续担任(他在前一阶段接替了苏联元帅С·К·铁木辛哥任司令员)，参谋长则由Д·Н·尼基舍夫少将担任。在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3、21、62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及С·И·鲁坚科少将指挥的组建中的空军第16集团军。
　　东南方面军编有第57、51、6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由А·И·叶廖缅科上将担任。
　　为了协调斯大林格勒附近各部队的行动，国防委员会于8月12日将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上将派往该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作战方面归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
　　经过多日激烈交战，敌坦克第14军于8月23日突入维尔佳奇地域，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分割为两部分，并在拉托申卡—雷诺克地域逼近了伏尔加河。我第62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的联系被切断，因而将其编入东南方面军。
　　德军轰炸航空兵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狂轰滥炸，使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和平居民被炸死，工业企业和文化珍品被摧毁。
　　8月24日晨，敌坦克第14军的部分部队在拖拉机厂方向转入进攻，但未能得逞。斯大林格勒各工厂的武装工人参加了这里的激烈战斗。
　　与此同时，撤到西北方向上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由北向南对敌发起冲击，迫使敌人将其预定用于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兵力展开。这个行动，大大削弱了敌人对斯大林格勒的突击力量，并切断了其坦克第14军与后方的联系，因而该军有数天不得不靠空中补给。
　　敌人将其主力渡过顿河后，在其航空兵强大突击的支援下，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
　　8月30日前，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先是撤往斯大林格勒外围廓，后来又撤到内围廓。第62和64集团军在雷诺克、奥尔洛夫卡、古姆拉克、佩斯昌卡、伊万诺夫卡一线占领了防御。当时，第62集团军由А·И·洛帕京中将指挥。他履行了对军人职责提出的所有要求，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进攻面前，甚至履行了超过要求的职责。从1942年9月10日起，В·И·崔可夫中将开始指挥第62集团军。
　　在斯大林格勒处于困难的这个时间，最高统帅部命令在西方方向上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以牵制敌人的预备队，使之不能投入斯大林格勒地域。
　　在当时由我指挥的西方方面军战场上，战事的发展情况是这样的：在方面军的左翼上，第10、16和61集团军于7月初由基洛夫、博尔霍夫地区向布良斯克方面发起进攻；在右翼上，得到加强的第20集团军，在加里宁方面军左翼协同下，于8月份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实施了旨在粉碎瑟切夫卡、勒热夫地域敌人的胜利的进攻。
　　突破德军防御并前出到勒热夫—维亚济马铁路沿线后，西方方面军部队的进攻就停止了，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未能占领勒热夫，因而勒热夫仍在敌人手中。
　　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瑟切夫卡地域，敌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为了阻止西方方面军部队的顺利突击，德军统帅部不得不仓促将其预定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上发展进攻用的相当数量的师调到该处。
　　对这个问题，德国的K·蒂佩尔斯基尔希将军是这样描述的：“只有把己准备投入南部战线的3个坦克师和数个步兵师留下来和投入战斗，才防止了突破。最初这些师用于阻止突破，后来用于实施反突击。”(K·蒂佩尔斯基尔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1页。)
　　如果在我们支配下有一、两个集团军，那末与И·С·科涅夫将军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协同，不仅能够粉碎敌勒热夫集团，而且可以粉碎德军的整个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并大大改善整个西方战略方向的作战态势。可惜，最高统帅部放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一般应当说，最高统帅了解，1942年夏季所形成的不利局面和他个人在批准我军1942年夏季战局中行动计划寸所犯的过错有关。因此，他并没有责怪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任何其他领导人。
　　1942年8月27日，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部队正在实施进攻战役。他通知我说，昨日(8月26日)国防委员会研究了我国南部的局势，通过了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的决定。
　　波斯克列贝舍夫要我14点时务必在指挥所等候斯大林的电话。一般说，波斯克列贝舍夫讲起话来都极为简短，这次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显然斯大林自己会说的”。但即使从这几句话中，我也了解到，国防委员会对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斗争结局十分担心。
　　很快，最高统帅用高频电话和我讲话。询问了西方方面军的态势后，他说：
　　“你必须尽快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请考虑一下，任命谁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
　　通话就这样结束了。斯大林没有谈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的事。显然，他想在和我见面时当面宣布这件事。最高统帅在电话上一般只谈当时急需谈的问题。他要求我们打电话时十分注意，尤其在没有通话保密设备的部队作战地区打电话时更是这样。
　　我往莫斯科去以前，没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去。
　　当天天黑以后我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国防委员会有几位委员也在那里。
　　最高统帅说，南方情况进展对我方不利，德寇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北高加索，形势也不太好。他宣布，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目前在斯大林格勒的有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马雷舍夫。
　　“马林科夫留下和你一起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回莫斯科。你何时可以起程?”最高统帅问我。
　　我回答说，我需要用一昼夜的时间研究情况，29日才能飞往斯大林格勒。
　　“那好!”斯大林突然问我说：
　　“你不饿吗?不妨稍稍吃一点。”
　　有人送来了茶和十份夹肉面包。在喝茶的时候，斯大林简略地向我介绍了8月27日20时战场的情况。他简要地叙述了斯大林格勒附近发生的情况后说，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第2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第66集团军拨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最高统帅说：“由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困难，我们已命令火速将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l集团军调到洛兹诺耶地域，并于9月2日晨由该集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对突至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实施反突击，与第62集团军会合。同时，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第66集团军和科兹洛夫将军的第24集团军均拨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你必须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24和66集团军进入出发地域。(斯大林朝着我说)这两个集团军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否则我们就会丢掉斯大林格勒。”
　　已经很清楚了，当前的会战具有极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如果斯大林格勒陷入敌手，敌统帅部就有可能切断我国南部与中部的联系。我们就可能失去由伏尔加沿岸和高加索向北运送大量物资的伏尔加河这条最重要的水路交通命脉。
　　最高统帅部正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都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只有新组建的准备用于尔后斗争的战略预备队暂不动用。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增加飞机、坦克、火炮、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生产，以便及时用于粉碎进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

老八路

　　请看直接参加这次会议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是怎样回忆这件事的：
　　“Б·М·沙波什尼科夫考虑到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这一袋形地带进攻对实施这次战役的西南方面军来说是冒险的，因而建议不要进行这次战役。但是，西南方向首长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战役必获全胜。斯大林批准了实施这一战役，下令让总参谋部把此次战役看成是该方向的内部事务而不要干预有关这一战役的任何问题”(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1页。)。
　　5月和6月的战事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是一个重大的失算。4月底我军在克里木的进攻以失利而告终。Д·Т·科兹洛夫中将统率的克里木方面军部队未能达到目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最高统帅部命令方面军领导人转入顽强的防御。
　　敌人在克里木方面军正面上集中突击集群并投入了大量航空兵，于5月8日，突破了方面军的防御。我军陷入困境，被迫弃守刻赤。
　　在刻赤地区的失利大大恶化了从1941年10月份就顽强据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我军态势。德军占领刻赤后，即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7月4日，在被围困九个月之后，在使我海、陆军战士获得了不朽声誉的多少个日夜的浴血战斗之后，我军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克里木全部陷落了。这对我军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进一步恶化了总的形势，而对敌人来说，自然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使敌人能腾出一个有作战能力的集团军和相当数量的加强兵器。
　　5月3日，西北方面军在杰米扬斯克地域对德军第16集团军的部队发起进攻。交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我军未能获胜。当然，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
　　最高统帅有一次在电话上和我谈到克里木方面军和西南方向的情况时说：
　　“瞧，这就是防御的结果。……我们必须对科兹洛夫、梅赫利斯和库利克的疏忽大意进行严厉的处分，以使其他人不敢再粗心大意。铁木辛哥很快就要开始行动。”
　　5月12日，西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方向上转入进攻，预计实施两个突击：一个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实施，一个由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
　　进攻开始时发展顺利。我军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于3昼夜内前进了25—50公里。斯大林很满意。据А·М·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这使最高统帅有了谴责总参谋部的理由，说他险些儿因为总参的坚持而取消了一次进展如此顺利的战役。
　　但情况很快就有了变化。在洛佐瓦亚—巴尔文科沃—斯拉维扬斯克地段上的战役，由南方方面军(司令员是Р·Я·马利诺夫斯基上将)负责保障。该方面军的首长没有足够重视克拉马拉尔斯克方向的威胁。该处德国已集中一个强大的装甲坦克和摩托化军队进攻集团。
　　5月17日晨，德军“克莱斯特”集团军群编成内的11个师由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域，对我南方方面军的第9、第57集团军转入进攻。敌人突破我军防御，两昼夜内前出到彼得罗夫斯基地域西南方面军左翼部队的翼侧。
　　5月17日晚，А·М·华西列夫斯基(这时因Б·М·沙波什尼科夫生病而暂时代理总参谋长职务)与第57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将军通了电话，询问前线情况。后者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局势危急。
　　А·М·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汇报最高统帅，并建议停止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将其突击集团的一部分兵力调去消除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敌军的威胁。没有挽救局势的其他办法了，因为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已没有任何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了。
　　斯大林不喜欢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和С·К·铁木辛哥交谈后，向总参谋长宣布说：“……该方向首长正在采取的措施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击，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2页。)
　　5月18日，西南方面军的形势急剧恶化。总参谋部再次表示，要停止我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战役。建议调转巴尔文科沃突击集团的主要兵力消除敌人的突破口并恢复南方方面军第9集团军的态势。
　　这一天，我在最高统帅部参加了斯大林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一次谈话，清楚记得，最高统帅当时对敌人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向С·К·铁木辛哥明确地表示严重不安。
　　5月18日晚上，最高统帅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Н·С·赫鲁晓夫进行了谈话。后者表达了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同样的见解：尽管敌人克拉马托尔斯克集团的危险在增大，但没有理由中止正在进行的战役。
　　最高统帅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为理由，拒绝了总参谋部的意见。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提出过告急的报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证明这件事，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的谈话。
　　5月19日，西南方向的情况急剧恶化。敌突击集团已突入苏军后方。只是在这时才下令停止我军向哈尔科夫的进攻，并调转巴尔文科沃突击群的主力对付克莱斯特的军队。但为时已晚。
　　5月23日，第6、57集团军、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和Л·В·博布金将军指挥的战役集群陷入重围。很多部队突围了，但有些部队未能成功。他们宁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也不愿放下武器。在战斗中牺牲的有方面军副司令员Ф·Я·科斯坚科将军(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英雄，曾任顿河哥萨克第4师马内奇第19团团长)，勇敢的第57集团军司令员К·П·波德拉斯将军和战役集群司令员Л·В·博布金将军。波德拉斯和博布金将军曾和我一起在高级指挥人员深造班学习过。他们都是优秀的指挥员，我党、我国的忠实儿子。
　　分析哈尔科夫战役的进程时，不难了解，我们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对潜伏在西南战略方向上的严重危险估计不足。在该方向上没有集中必要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如果在西南方向上的战役后方地区有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数个有战斗力的集团军，那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失败。
　　6月份，激烈的交战继续在整个西南方向上进行着。我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突击下遭受了重大损失，被迫退往奥斯科尔河，企图固守后方地区。
　　6月28日，敌人开始了更加广泛的进攻行动。敌人由库尔斯克地域向沃罗涅日方向对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13和40集团军进行了突击。6月30日，德军第6集团军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向奥斯特罗戈日斯克方向转入进攻，突破我第21和28集团军的防御。我军在沃罗涅日方向上的态势急剧恶化。部分部队陷入合围。
　　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在其回忆文章中，对这段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到7月2日日终，沃罗涅日方向的局势已严重恶化。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接合部的防御被突破深达80公里。该方向所有的方面军预备队都投入了交战。敌突击集团很可能冲到顿河并攻占沃罗涅日。为防止这点，最高统帅部从自己预备队中抽调了2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6和第60集团军——朱可夫注)交给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Ф·И·戈利科夫中将指挥，命令将它们在顿河右岸扎顿斯克—巴甫洛夫斯克地段上展开，并要求戈利科夫担负起指挥沃罗涅日地域作战的责任。
　　同时，还把坦克第5集团军转归该方面军指挥。这个坦克集团军应同方面军各坦克兵兵团一起对向沃罗涅日进攻的德国法西斯军队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反突击。7月2日夜间，坦克第5集团军所属各军在叶利齐以南集中完毕。如果它们立即坚决对冲向沃罗涅日的敌军实施突击，局势就会骤然发生对我方有利的变化，何况，这个法西斯集团的主力已经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且战线拉得过长，当时正在忙于同我方部队作战。
　　但是，坦克集团军没有从方面军首长接到任何任务。我受最高统帅部委托火速赶往叶利齐地域，以使坦克集团军尽快投入交战。我预先用电报向集团军司令员和布良斯克方面军首长传达了立即着手准备反突击的命令。”(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9页。)
　　尽管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给予很大的帮助，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情况还是越来越困难。由于方面军和集团军这两级的军队指挥上存在的缺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加深了这种困难。为此，最高统帅部采取了组织措施，将布良斯克方面军划为两个方面军。Н·Ф·瓦杜丁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则接替Ф·Е·戈利科夫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
　　在沃罗涅日地域，最高统帅部转隶的诸兵种合成第6和60集团军及坦克第5集团军参加了战斗行动。这虽然稍许巩固了防御的稳定性，但并没有消除敌人突过顿河和沿顿河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的严重危险。
　　由于我军丧失了克里木，在巴尔文科沃地域遭到失败，敌人在顿巴斯和沃罗涅日附近重新夺得了战略主动权。在调来新锐预备队后，敌人开始向伏尔加河地区和高加索地区迅猛推进。7月中旬，敌人将我军由沃罗涅日到克列茨卡亚地段、由苏罗维基诺到罗斯托夫地段赶过了顿河后，即在顿河弯曲处与我军展开战斗，力图突向斯大林格勒。
　　由于我军被迫后退，顿河和顿巴斯的最富饶的地区陷入敌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敌人可能进入伏尔加和北高加索地区的直接威胁，出现了丧失库班和通往高加索的全部道路的危险，丧失供应军队和工业石油的最重要经济地域的危险。
　　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了第227号命令。这个命令贯彻了与惊慌失措者和破坏纪律者作斗争的强硬措施，坚决地谴责了“退却”情绪。命令中说，“不得后退一步”的要求必须成为作战部队的铁的法规。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这项命令就更加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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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继续经受严峻的考验(1942年)
　　1942年，由于很多原因，我国不得不重新经受严峻的考验。但是，就象1941年在莫斯科会战中一样，由列宁的党所领导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英勇地克服了种种困难，粉碎了德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庞大战略集团，为从我国国土上驱逐出德国法西斯军队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读者较深入地了解在我国南部发生的事件，必须简要地介绍一下1942年夏初的军事政治情况。
　　1942年春末，苏联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有所改善。反法西斯阵线在继续扩大和巩固。1月份签订了26国宣言。签字国一致同意全力反对进行侵略的国家，并同意不和这些国家单独媾和或单独签订停战协定。和美国及英国达成了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扬的协议。所有这些和其他各种情况，尤其是莫斯科附近德军的惨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闪击战计划的破产，大大地鼓舞了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
　　在苏德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双方都转入防御。位于防御阵地上的部队挖掘掩壕，构筑掩体，在前沿接近地上敷设地雷，设置铁丝网和实施其他防御作业。我军各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研练火力配系、各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
　　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部队对前一阶段作战进行了总结，探讨和研究了我方成功的和失利的行动，深入地研究了敌人的军事学术，敌人的强点和弱点。
　　苏联人民受到红军在莫斯科地区所获得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战争转折的起点)的鼓舞，顺利地实现了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苏军的装备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新式坦克、飞机、火炮、火箭炮及弹药。
　　但冬季总的进攻结束后，苏联武装力量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还远远不如敌人。当时我们还没有训练好的预备队和巨大的物质资源。因此必需在我国后方组建新的诸兵种战略预备队。我国坦克工业和火炮工业的成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开始组建由当时最新式的技术兵器装备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
　　部队装备了改装了的45毫米反坦克炮，新式76毫米加农炮。组建了新的炮兵部队和兵团。在军队防空和国土防空的组织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我空军部队已有可能着手组建空军集团军。到6月份，我们已建立了8个空军集团军。远程空军兵团开始得到大规模补充。我军作战部队的兵力增至560万人，坦克达到3，882辆，火炮和
　　迫击炮达到4，900门(21，400门50毫米的迫击炮未计在内)，作战飞机达到2，221架。在部队中广泛展开了战斗训练，全面熟悉和掌握作战经验及新式技术兵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1982年，中文版，第201页。)。
　　依然将东线作为其主要战场的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也在进行着夏季战局的准备。希特勒统帅部不断将其新锐部队派往东线。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在由巴伦支海到黑海这条战线上共有217个师和20个旅，其中178个师、8个旅和4个航空队全部由德军组成。由于还不存在第二战场，德国在其他战线和被占领各国保留了不超过其全部武装力量的20％的兵力。
　　到1942年5月，在苏德战场上，敌人约有600余万人(其中仆从军有81万)，3，229辆坦克和强击火炮，57，000门火炮和迫击炮，3，395架作战飞机。德军在数量上仍占优势。我方在坦克数量上虽稍占优势，但在质量方面，相当大一部分坦克，仍然落后于敌人。
　　总的说来，希特勒统帅部在1942年初期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目标是粉碎我南方部队，攻占高加索地区，进到伏尔加河，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从而创造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消灭的条件。
　　德军统帅部计划1942年夏季的进攻行动时，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对苏军占有优势，但已经不可能象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那样，在所有战略方向上同时发起进攻。
　　到1942年春，德军已分布在由巴伦支海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因而急剧地降低了其军队的战役密度。
　　希特勒统帅部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全面的措施，得以大量补充其“南方”集团军群，集中了数量上大大超过我西南方向上部队的兵力。
　　希特勒于1942年4月5日发布的第41号训令规定要抢夺苏联富足的工农业区，获取补充的经济资源(首先是高加索的石油)并占领有利的战略地位，以实现其军事政治目标。
　　希特勒及其亲信希望，一俟德军在我国南方得手，就将在其他战略方向上实施突击，并重新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发起进攻。
　　在莫斯科战略方向上，1942年德军只准备实施局部进攻战役，粉碎楔入其防御纵深的苏军。以此达到下述两个目的：第一、改善德军的战役态势，第二、吸引苏军统帅部对德军准备实施主要突击的南部战略方向的注意丈。
　　希特勒统帅部妄图夺取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使苏联失去与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南方交通线。
　　1942年春，我经常在最高统帅部，参加过最高统帅主持的很多重大战略问题的讨论，因而十分了解他对于当时情况和1942年战争前景的估计。
　　十分明显，最高统帅并不完全相信丘吉尔和罗斯福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保证，但他仍然希望他们在其他地区能多多少少采取点行动。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信任多一些，对丘吉尔则少一些。
　　最高统帅认为，1942年夏季德寇能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这两个方向很可能是莫斯科和我国南方。至于北方和西北方，斯大林说，预计德寇会实施规模不大的进攻行动。很可能德寇会力图切去我防线上的突出部并改善其部队的布势。
　　对于斯大林认为敌人可能实施战略性进攻战役的这两个方向，他最担心的是莫斯科方向，该方向上德军有70多个师。
　　关于1942年春季和夏初的我方行动计划，斯大林认为，目前我方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蝉役。在近期内，他认为应限于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但同时必须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地区、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可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
　　我已经知道，Б·М·沙波什尼科夫主张只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在夏初消耗和疲惫敌人，然后，积蓄了足够预备队后，夏季转入广泛的反攻行动。我支持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意见，但我主张在西方方向上我军应在夏初就粉碎敌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该处德军控制着一个广阔的屯兵场并有一支庞大的部队。
　　经补充研究情况后，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得出结论，认为奥廖尔—图拉方向和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向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方向，敌人可能从这两个方向突击莫斯科，即从西南对首都进行迂回。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决定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于春末集中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域，以便从西南方向上保卫莫斯科。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兵器。到5月中旬，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编成内有4个坦克军、7个步兵师、11个独立步兵旅、4个独立坦克旅及大量炮兵。此外，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展开，准备当敌人在这一地带发起进攻时，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我基本上同意最高统帅的战役战略设想，但在我军预定实施的方面军进攻战役的次数方面，我不能同意。我认为这些进攻战役会大量消耗我方预备队，并使我军尔后总的进攻的准备复杂化起来。
　　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建议斯大林以及总参谋部象我上面提到的那样，首先在西方战略方向上实施强有力的突击，以粉碎敌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这些突击应由西方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邻近的各方面军、以及最高统帅部航空兵和莫斯科防空部队航空兵实施。
　　在西方方向上粉碎敌人，必然会急剧地削弱敌人的力量，迫使其至少在最近时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当然，今天回顾起来，这个结论并不是毫无问题的，但在当时缺乏充分的敌情资料的情况下，我深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
　　由于问题复杂，斯大林命令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整个情况及我军在夏季战局中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对西南方向指挥部建议用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兵力进行重大进攻战役的意见特别重视。这一战役的目的是，粉碎南翼的敌人，我军前出到戈梅利、基辅、切尔卡瑟、五一城、尼古拉耶夫一线。
　　3月底国防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К·Е·伏罗希洛夫、С·К·铁木辛哥、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和我。
　　Б·М·沙波什尼科夫作了基本上符合斯大林推断的极为详尽的报告。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Б·М·沙波什尼科夫建议，在最近期间我军应限于实施积极防御，绝大部分战略预备队不赋予具体任务，而是集中在中央方向上，一部分集中在沃罗涅日地域，总参谋部认为，这一带是1942年夏季可能展开主要行动的地区。
　　审议西南方向指挥部提出的进攻战役计划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表示总参谋部不同意这一计划并企图指出组织该战役的困难，没有进行战役所需要的预备队。但最高统帅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们岂能坐等德寇首先突击!必须在宽大正面上先敌实施一系列突击和摸清敌人的准备情况。朱可夫建议在西方方向上展开进攻，在其它方向上实施防御。我认为这是个治标的办法。”
　　С·К·铁木辛哥接着发言。他汇报了西南方向的情况后，说道：
　　“这个方向上的部队现在能够，而且毫无疑问也必须对西南方向上的德寇实施先敌突击，打乱敌人对我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进攻计划，否则就会重演战争初期的情况。至于在西方方向上转入进攻的问题，我支持朱可夫的意见。这会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К·Е·伏罗希洛夫支持铁木辛哥的意见。
　　我再次汇报了自己不同意同时展开数个进攻战役的意见。但这个意见未受到重视，却作出了摸棱两可的决定。一方面，最高统帅同意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苏联方面军群在哈尔科夫附近实施重大进攻战役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批准铁木辛哥以西南方向的兵力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从沃尔昌斯克地区和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突击，以消灭敌哈尔科夫集团，占领哈尔科夫，为解放顿巴斯创造条件。

老八路

　　1942年2月和3月，最高统帅部要求在西部方向上加强进攻行动，但这时各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已大大地消耗了。
　　总的来说，当时我国的资源极其有限。军队的需要尚得不到满足，距任务和形势的要求差得很远。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每当我们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时，我们就央求最高统帅发给我们反坦克枪、ППЩ式自动步枪、10—15门反坦克炮以及最低需要数量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我们把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一切，立即装上汽车，运往最需要的集团军。
　　弹药的供应情况尤为糟糕。例如，1月上旬，同计划的弹药供应量相比较，我们西方方面军实际得到的供应量是：82毫米迫击炮弹为1％，炮弹为20—30％。而在整个1月份，50毫米迫击炮弹为2.7％，120毫米迫击炮弹为36％，82毫米迫击炮弹为55％，炮弹为44％。2月份的供应计划一点也没有完成。2月上旬原计划提供316节车皮作战物资，结果一节车皮的物资也没有得到。由于火箭炮兵缺乏弹药，因此不得不把部分火箭炮兵撤往后方。
　　也许，很难使人相信，但当时我们不得不规定弹药的消耗标准是：每门炮一昼夜为1—2发。请注意，这还是在进攻阶段!方面军1942年2月14日向最高统帅的报告中说道：
　　“正如战斗的经验表明，缺乏炮弹就不可能实施炮兵进攻。结果敌人的火力配系没有被消灭，而我军在向未被很好压制的敌人防御阵地冲击时就受到很大损失，不能取得应有的战果。”
　　1942年2月底到3月初，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西线作战的各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但是已经迟了。因形势发展弄得惶惶不安的敌人已经大大加强了其维亚济马集团，并凭借预先构筑的阵地，开始对我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采取积极行动。
　　部队虽已精疲力竭和大大削弱，但仍然不得不艰难地克服敌人的抵抗。我们不止一次地报告和建议停止进攻，巩固已夺得的地区，但这些报告和建议都被最高统帅部拒绝了。相反，1942年3月20日，最高统帅又发出训令，要求我们竭力去完成先前交给的任务。
　　3月底到4月初，西线诸方面军努力执行这一训令，粉碎敌人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但是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
　　最后，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在大卢基—韦利日—杰米多夫—别雷—杜霍夫希纳—第聂伯河—涅利多沃—勒热夫—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格扎茨克—乌格拉河—斯帕斯杰缅斯克—基洛夫—柳季诺沃—霍尔米希—奥卡河一线转入防御。
　　西方方面军在冬季进攻中仅向前推进70—100公里，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方向上的战役战略总态势。
　　伟大的莫斯科会战总的结果如何?
　　德国将军韦斯特法尔在描写莫斯科会战时被迫承认说，“以前认为不可战胜的德军处于灭亡的边缘。希特勒军队的其他将军如K·蒂佩尔斯基尔希、G·布吕曼特里特、F·拜耶尔林、F·曼托菲尔以及其他很多人也承认这一点。
　　在莫斯科会战中，德军总共损失了50多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15，000多辆汽车和很多其他技术装备。德军被从莫斯科向西击退了150—300公里。
　　1941至1942年的冬季反攻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如我所述在兵力上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的。此外，各方面军都没有掌握真正有用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而战争的实践证明，没有它们，要想实施坚决和规模巨大的进攻战役是不可能的。要超过敌人的机动能力，迅速迂回到敌人翼侧，切断其后勤补给线，包围和割裂敌军集团，这些都只能借助于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
　　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在战争的6个月中第一次使希特勒军队的主要集团遭到巨大失败。在这以前，苏军已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减缓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其三个主要突击方向上前进的速度。但是，这些战役无论就其规模或战果而言，都不能与伟大的莫斯科会战相比拟。
　　巧妙地进行防御战，顺利地实施反突击，迅速地转入反攻，这二切使苏联军事学术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表明苏联军事首长在战略上和战役战术上不断成熟，说明苏联军人军事技能的提高。
　　莫斯科会战的结局和红军的冬季进攻都表明，如果前线情况复杂，德军就不能取胜。
　　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希特勒军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在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中，人民群众怀着很大的热情迎接苏军这一辉煌胜利的消息。进步人类把自己摆脱法西斯奴役的希望也同这一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德军在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和季赫温地区的失利以及莫斯科会战，对日本和土耳其反动集团也起到了清醒作用，迫使它们对苏联奉行比较谨慎的政策。
　　德国法西斯军队转入了防御。为了恢复军队的战斗力，希特勒的军政首脑被迫采取了一系列全面的措施，从法国和其他被占领国把大量部队调往苏德战场。他们不得不向仆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向苏德战场输送新的兵团和补充物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内政情况更加恶化。
　　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德军后，不仅德军的士兵，而且德军的许多军官和将军都确信苏维埃国家的强大，确信苏军是希特勒军事当局达成其既定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人们经常向我提出关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战期间的作用问题。
　　在整个会战期间，斯大林一直在莫斯科组织人力和物力，以粉碎敌人。应该给他以应有的评价。他领导了国防委员会并依靠了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在组织必需的战略预备队和物质技术器材以保障莫斯科附近的反攻方面做了巨大工作。由于他要求非常严，所以他使得可以说几乎做不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每当有人问我以往战争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总是回答：“莫斯科会战。”
　　在严酷的、往往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我军锻炼得更加壮大，积累了经验，在掌握了最低限度所必需的技术兵器和物质器材后就由退却的、防御的力量变成了强大的进攻的力量。知恩的子孙后代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党在这一最困难时期的巨大组织工作、苏联人民劳动的英雄业绩和军人们(不仅是单个军人，而且是整个兵团)的战功。
　　我谨向所有参加莫斯科会战还活着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向那些宁肯站着死而不让敌人逼近我们祖国的心脏、首都、英雄城市莫斯科的死难者致哀。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报答他们的恩情。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那些在严峻的1941年与强大敌人进行残酷战斗并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人们的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莫斯科附近的反攻和红军冬季进攻期间，3.6万名指战员因战功授予勋章和奖章。在莫斯科会战中110名战功突出的军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00多万人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
　　为表彰我们的这一伟大胜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5年5月8日发布命令，授予莫斯科城以“英雄城市”的光荣称号，并授予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在保卫首都时牺牲的无名战士的遗骨现在仍埋在灰白色的克里姆林宫墙旁。墓石上刻着：
　　“你的名字无人知道
　　你的功绩永垂不朽”
　　在保卫首都中牺牲的英雄们的光辉永存。它将永远使我们记着苏联人民奋不顾身保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时的英勇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