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城棋在围棋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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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摘自濑越宪作主编《日本御城棋谱全集》，再次感谢成都时代出版社的授权让弈客得以传播如此精彩的文字~~

围棋创始于古代中国，距现在已有悠久的五千年，这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而且，考虑到当时中国在天文、历法和算术等方面的发达程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会让人惊异，因此，围棋的发明也应该可以粗略地推测出来。但是，东方的古代史，其中大部分都已湮没于深渊，散失于它方，仅仅能够看到幽暗而微弱的亮光漂浮，从这个实情来看，要确证围棋创造的起因，今后还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或许，这个问题会留在永远也弄不明白的谜团里。不管怎样，以史实为证据，可以相信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围棋起源于殷周以前（三、四千年前）的创造。

接下来，是对于围棋技术何时传来日本的年代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点，即缺乏正确而又附有证据的有力的历史资料。享保十二年(1727)正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寺社奉行（日本武士执政时代的官名）黑田丰前守直邦（享保八年（1723)就职——享保十七年（1732)离职）曾向本因坊家（本因坊是日本围棋本因坊家的世传称号）询问过有关围棋传来的问题。其时，本因坊家与安井、井上、林等四家的掌门人联名作了口上书（不签字的备忘录）回答：“围棋初始起于尧舜，吉备公（吉备真备，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曾作为遣唐使来中国）归国之时传来我朝并流传开来。”可以想像，这份口上书是费了相当大的苦心后才作出的。也就是说，这个回答是参考了中国古围棋书中的有关传说，比如帝尧陶唐氏发明了围棋技艺并传给其子丹朱，以及帝舜为了教育其子商均而创造了围棋；另外也考虑了日本的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在中国对局围棋的传说。

另外，如果依据其他的传来学说，围棋也可能是和其他文化一起从朝鲜传来日本的，其理由是朝鲜史略中有如下记载：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9)，派遣赞善太夫刑濤吊祭前王，（中略）为了让国人（日本人）学好围棋，又下诏让参军杨李鹰为副使，刑濤到达日本后献上道德经。

也就是说，前述吉备公入唐是在开元四年（717)，而从年代来看，派遣朝鲜使者是在十二年之后。而且，日本和朝鲜的交往比与中国的交往要更早一些，据正史所载，这种交往是从崇仁天皇的时代就开始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应神帝治世之时，曾有王仁来日本传授经书，钦明帝十三年，百济的圣明王曾献上佛像和宗教典籍，因此，当时在朝鲜已经很普及的围棋也和其他典籍同时传来日本，这样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另外，浅田宗伯所著“皇国名医传”，在其藤原永全的章节中有如下记载：“永全为天智天皇侍医，才艺出众且声誉颇高，诏敕赐姓藤原，其祖刘伯汤因避王莽之乱而归化，其时乃我垂仁帝之朝，其孙春平，出使西域且传授围棋而后归来。”

从以上两个说法来看，众所周知的吉备公传来围棋的说法，对其真实性而言，尚有许多难以让人置信之点。
无论如何，在奈良的正仓院，现在还保存着圣武帝（724年——748年）御用物品的围棋棋盘，关于该器物的制作年代等问题，即使从各个方面来推定都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点来考虑，可以认为围棋传来日本可能是在奈良朝的前朝（一千二三百年前）。

其后，平安朝后期、镰仓时代和足利时代，在连续约八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围棋只是在宫延官员、武士和僧侣中流行，这在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中已有明确的记载。接下来就进入了信长、秀吉、家康的时代，日本的围棋改换旧貌，开始立足于全新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改变观点，以这个德川创新的时代划上一条线，日本的围棋终于在此时结束了自己的幼年期，这样说也何尝不可。

古代的围棋法则基础即使到了现代也仍然没有改变，正如众所周知的中国式（座子）和朝鲜式那样，互先（下围棋时双方轮流执黑先行）对局时，将一定数量的黑白同数的棋子，按一定的法则相互在棋盘上布阵，然后对局才开始，这乃是下棋的常态。如果从现在的围棋原理来考察，可以认为这是限制局面的对局，刚开始行棋就需面对狭F益的棋势，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局部的努力拼斗，这就是古代围棋法中所谓的力棋型。

总而言之，这种原始的力棋型技法，即使从围棋传来日本就开始考察，也只能抱怨古棋谱和文献等缺乏可以依据的资料，在约七、八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也未见到进步的踪迹。力棋型一直支配着根本的围棋行棋方法而未受到时代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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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以一般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

在广泛的领域中，日本自古以来就拥有各种独特的固有文化技艺，而其他文化中的大部分，首先是从古代中国传来的，其次是从西欧传来的。由于日本人的优秀素质，这些外来文化中有很多都已经变形或者改良进步，这其中又有很多文化被移入以前传来的国家并继续发展，而且还显示了更高的优秀性能，这些事实多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就是说，围棋正是这个立论中文化事项的最好个案，现在日本围棋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准。

但是，问题在于，围棋的这种高效率进步，为何只在德川时代初期至德川时代末期这仅仅二百五十余年的短时间内取得成就呢？关于这个问题，不能够只归功于前述中所说的优秀的国民性，该时代强有力的刺激才是这一飞跃进步的背景，这是对围棋抱有兴趣的人士应该知道的理由。也就是说，其原因在于以下所叙述的两个事实。

“棋所”制的制定和棋士（职业棋手）的目标

日本的围棋在进入德川时代以后迅速改变面貌，名手高段人才辈出，这完全是因为幕府采用了保护政策，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幕府制定了主管围棋的“棋所”（江户时代围棋界最高管理者的称号）制，第一人（围棋界最优秀者）由官方任命为棋所。

根据史实，棋所乃是秀吉所设立，但是，当时的社会仍然是乱世，因而棋所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最初以制度方式定下棋所制，乃是在家康以江户为居开创幕府三百年霸业之时。从一世本因坊算砂被任命为棋所而移居江户开始，直到第三代将军家光的时代，在此期间法制社会也逐渐完善。这个制度规定，棋所是日本围棋界的负责人，他代表着围棋界，审核棋士的晋升，安排与外国人的对局，而且还负有重任，即担任将军家的教练，因此，他是事实上围棋社会的主权者。因此受命棋所的人士只限于拥有最高技能的“名人”，而且，棋所和名人是两个不同的称号，在棋界的名人中，如有人想要得到棋所这个位置，需要四家掌门人协议后才能推荐到寺社奉行处，原则上还要有老中（江户幕府职位最高的执政官）所出具的棋所许可证。以上介绍了幕府时代的棋所，作为结论而言，棋士一生的目标就是成为名人，然后是被任命为棋所，为此目的他们会倾注毕生的精力。

御城棋的争霸和棋技的提高

对应于棋所制,有助于棋技提高的另一个体制是御城棋。这就是由官方主办的每年进行的一次优秀棋士争霸赛,比赛地点在江户城御黑书院。

这是幕府测试高段棋士的一种方式，参赛的棋士担负着一门的名誉，通常都会以最慎重的态度参赛，因此，参赛的棋士从原则上来说都是各家的掌门人和有望成为掌门人的后继者，其他方面，参赛的棋士一般都拥有七段以上的水平，但时常也会有六段的棋士参赛。另外，除非是例外，棋所原则上都会参加比赛，此乃不言而喻之事。

御城棋的对局方式:御城棋本来应该是在将年御前行棋，但在第四代将军家纲的宽文年间，出现了道悦"算知争棋（棋逢对手而相持不下）的僵持局面，直至老中退出之时都未能进入终局，于是移局至月番奉行的官邸中继续行棋，从而产生诸多不便。审议的结果认为以后需要进行预赛，后来也就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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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御城棋的日期，这在当初虽然没有确定，但后来被定在十二月进行，到了第八代吉宗将军治世的享保元年（1717)，又更改为每年的十一月十七日举行，也就是说，十一月初由寺社奉行发出通知，依据宽永（年号）之先例，每年都在十一月十七日举行御城棋，各家掌门人轮番集会定出对局方案，并以口上书的形式提交寺社奉行，在无故障的场合由各位掌门人轮番设立棋席，从十一日到十六日进行对局，十七日开始在将军御前重新布棋（复盘）以供御览。

比赛当日，不论将军是否出席，都会在所定的御座上铺上茵毯，并备上火盆、刀挂等物品。在将军出席的场合，须行棋至终局为止以供御览；在将军没有出席时，会留下部分对局，待将军出席而后终局；在将军完全不可能出席的场合，由老中环侍于御座之侧，不留棋局以待列席而终局。也就是说，幕府对围棋的保护政策是相当厚重的。

御城棋事实上是棋士的登龙门，也是针对棋所职位的争霸霸地，参加比赛的各位棋士每天都以胜负为目的，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在以实力决定胜负的场所，要想胜出就得拥有过人的技艺。因此，原有的棋技飞跃性地进步，理论也不断提高，依靠数代的名人高手，才得以完善现在的围棋原理。

在一个时代存在有超凡名手的场合，依靠实力即可以处理万事，这就是围棋技艺的通常规律；若同一时代拥有相同技艺的人相互对立，就这种场合而言，群雄竞争的御城棋，其中的抗争非常激烈，为了得到棋所的职位，两雄争棋的事件曾经屡屡发生。

也就是说，围棋在技术迅速提高的背景下，理所当然地也会对后世的围棋发展史留下一些血泪的实例，从中可以看到悲壮的踪迹。

接下来，通过御城棋和棋所，简略地回顾一下围棋发展变革的历程。

本因坊一世算砂临死时将棋所让位给中村道硕。二世本因坊算悦乃是一代名手，当时尚有另一位有名的安井家二世算知，一时成了两雄并立之势，终于，两人因棋所任命一事而产生不和，需要依靠争棋来作出决定。正保二年（1645)十月十六日的御城棋为第一次对局，直至承应二年（1653)的九年间，已进行了六次互先对局，每次都是先行棋者取胜，因此，棋所的职位一直空缺。

于是，本因坊家就传到了三世道悦，前述的安井算知和道悦一次都未对局交手，而安井算知突然得到官方任命并取得了棋所的证书。道悦针对此事提出争棋，宽文年间道悦和算知争棋二十局，前后耗费八年时间，其结果是道悦执先胜十二局，败三局和棋四局，算知执先胜一局，这样，算知只得告老引退，道悦达到了目的，将本因坊让位给四世道策。

在四世本因坊道策时代，围棋渐渐地接近现代理论，因此，可以说道策是让日本围棋进入壮年期的高手。而且，道策又德高望重，以往的惯例是提出申请后即可被任命为棋所，但道策却未依靠这个惯例，而是遵照政府之决定，于延宝五年（1677)被任命为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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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道策之后继任本因坊的掌门人，是名声不逊于道策的道知。道知13岁被立为本因坊继承人，16岁时参加御城棋与当时的高手安井仙角争棋并全胜，但因为年
少的原因，虽有实力但未被任命为棋所，反而让他的监护人井上道节因硕占有了棋所，在监护人死后，于享保六年（1721)，年近32岁的道知才得到棋所的任
命。

六世本因坊知伯于六段时天折，七世秀伯18岁时成为五段并继承了本因坊位，不久晋升为六段，在即将升为七段上手时，由于林门入（五世）和井上
因硕（六世）的反对，遵循旧例与因硕进行二十番争棋，从元文四年(1739)开始直至第二年，共进行了八次对局，成绩为一局和棋秀伯多胜一局，但在26岁的青春年代却得了病，因不能够再站起来而抱恨终生。

其后，围棋界较为平稳，出现了九世本因坊察元并进入了中兴期。当察元就任棋所时，由于六世井上春硕因硕的抗议而决定依靠争棋来解决问题。明和三年（1766)，围棋史上著名的因硕、察元争棋，最终察元五战全胜而成为名人，其后又得到棋所的职位。

天明八年（1788)察元死后，烈元继任第十世本因坊，当时正是所谓的宽政改革之际，文化振兴，棋道异常活跃。但是，在群雄队伍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只有宫重乐山后的十一世本因坊元丈和中野知得后的安井家八世仙知，这两个人从十二三岁起就已为人所知，实为当时的双璧，长大后都继任为各家的掌门人，两个人的
技艺不相上下，且同时晋升为准名人（八段）。但是，两个人从幼年起就交往深厚，即使成为八段后也是肝胆相照，共同谦让棋所的职位，虽然拥有棋所的实力而终
生未任棋所，实可作为典范而成为后世的佳话。

继元丈、知得时代之后，又是一个围棋界极兴盛的时代，但是，各家掌门人却为了空缺的棋所职位持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在文化文政时代，名手高段人数众多，其中十二世本因坊丈和、安井仙知同为八段，井上家的幻庵因硕和林元美、服部因淑都是七段，他们虽然都很杰出，但在九世本
因坊察元死后，为了得到空缺的棋所职位，在这些人之间发生了权术谋策的明争暗斗。既然围棋繁荣了，其内部就会产生各种因缘关系，即使是在任何时代，这些事
情都是难以避免的。首先是因硕希望升级到八段，丈和认为这将会有利于自己被任命为名人和棋所而对其许诺，但仙知却不同意，于是仙知、因硕申请争棋，同时，
林元美也希望晋升为八段，其结果是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机灵的因硕此时对仙知说，丈和的名人棋所任命可能会因我们的争棋而受到影响，因此要求先承认其八段
资格，于是，取消了以前的争棋，并达到了升级到八段的目的。

其后因硕推翻了诺言，声称针对丈和名人棋所任命的争棋，应该只是宿老仙知，而不会是其他人。至此仙知才知道自己受到了欺骗，决定自己和丈和争斗，并取得了争棋的许可。

然而，问题之中又产生了问题，在前述的争棋日期尚未决定之时，丈和又与因硕幕后约定，只要赞成丈和就任名人棋所，六年时间后丈和就会将名人棋所的职位让给因硕，并从因硕处拿到了对丈和就任名人棋所无意见的备忘录。

其后，因硕识破了丈和的诈术，提出了与丈和争棋的申请，丈和以前述备忘录为理由而加以拒绝，随着时间的流逝，于天保三年（1831)三月，由于内部运作的结果，在没有通知围棋界的任何人的情况下，丈和突然被官方任命为棋所，围棋界人士无不呆然自失。

于是，幻庵因硕反对丈和的计谋，日夜等待机会以图报复。得到因硕门下当时的权贵松平周防守的家臣冈田赖母的帮助，并以周防守的名义举办以名人丈和为首的知名棋士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