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建立被服厂

1937年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抗联六军被服厂的同志们，在裴成春厂长的带领下，顶风冒雪背着缝纫机机架和机头，来到了山里密营。

她们一来，领导上调我和李桂兰转入被服厂工作。随裴厂长一起来的有李在德、夏嫂（夏云杰军长之妻）、夏志清（夏军长之女）、张世臣、李师傅和一个姓牛的山东人。

裴成春、李在德二位，是1933年冬第一批上山的老游击队员，在夏云杰和李云健率领的第一批43名游击队员中就有她们俩，她们还是建立后方密营的创始人，曾在格节河、盆巴旗河的老白山等地，建立过多处密营。

裴大姐来了以后，宣布了几项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朝鲜族的战士都要讲汉语。听到这条纪律，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可以说朝语呢？裴大姐说，这里面有血的教训。据李在德同志回忆如下：

1932年，东满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敌人感到朝鲜族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日本统治带来严重的威胁，就以“间岛（延边）朝鲜人自治”的口号挑拨民族关系，并组织了“民生团”的反革命组织来破坏，企图把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处于这一形势，东满特委根据北满省委的指示，开展了反民生团的斗争。在反民生团斗争中，东满特委上了敌人的当，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互相怀疑，采取了严刑、逼供的方法，据历史资料记载误杀了300——500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错误斗争之风也刮到了汤原地区。

1933年到1935年汤原游击队刚刚建立起两年的时候，从南满刮来了反民生团的肃反之风。当时，我们汤原游击队总队的主要领导人夏云杰同志，过去吸过鸦片，后来戒掉了。后来因负伤后，缺少医药，疼痛难忍，又吸鸦片成瘾，约半年左右不能正常领导队伍工作。队员和干部中议论，包括汉族干部、朝鲜族干部和队员中都有议论。领导带头吸大烟，对我们队伍影响不好，群众会认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而且后来发现有些队员也吸大烟的，无法说服，但谁也不敢向夏云杰同志反映。后来大家提议李铁参谋长（李云建）去向他把队员们的反映说说。当然，夏云杰同志早已知道了大家的议论。他认为大家不理解他的痛苦，而且更加产生了反感。在这个同时，朝鲜族队员中有一个叫赵东国的人，因受伤有病到地方治疗，据说曾和朝鲜民会的人有接触（他自己说，他家就离朝鲜民会不远，究竟什么情况不了解）。所以首先对赵东国进行审讯、逼供，根据他的供词，开始处决，分批处决的这些人是：张铁（李云建）参谋长、崔玄默、刘东振、朴东山、李东善、刘恩淑、金浩景。在处决和审讯期间一个夜间赵东国要到外边解便时，没有看管好跑掉了，问题更严重了，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赵东国把我们朝鲜族同志和接触过的人基本上都咬进去了。

反“民生团”肃反运动深入进行，把被逼供中的人均列入肃反对象。有一天继续进行审讯时，裴敬天同志等感到情况很紧急，他感觉到应该把话说出来，死也要把话留下。所以，站起来要求谈谈心里话。此时，戴洪滨等人都来听了。裴敬天说：“我们创建游击队，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刚刚建立起来，而且开展活动，这个形势多么来之不易呀！我们怎么会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队伍要搞垮呢？！我的两个哥哥，裴锡哲、裴锡九为了革命，在创建游击队时都牺牲了。接着徐光海等也谈了我们的仇还没报呢，怎么会给日本当特务呢？我们太冤枉了……”。裴大姐也说：“你们想想像李在德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的母亲被杀害了，你们都知道，她是来对日本鬼子报仇的，怎么会给日本人当特务呢？”被整的同志声泪俱下。

戴洪滨等同志走了。这一夜没有动静，第二天早上来宣布：“你们是有问题，你们要戴罪立功！把你们派到其他部队去工作，到那里要好好干”。
就这样把其余的人分派到三军、十一军和地方工作了。

金成吉（马德山哥哥）、金宗瑞等人派往三军的收编部队（山林队）。金成吉1937年在通河牺牲，金宗瑞去三军途中跑了。

金正国等人派往祁志中部队（山林队），（后来金正国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牺牲。

有的在汤原游击队内继续留用了，如马德山、徐光海、裴敬天、吴玉光、裴成春、李在德等。

以上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在各个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民生团事件以后，为了避免部队里朝、汉同志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朝鲜族战士之间说话也很少用朝语了。

摘自李在德回忆录《松山风雪情》

关于“民生团”事件，原中央煤炭部副部长，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钟子云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

在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这段历史，肯定在肃反斗争中是扩大化的。那时当做民生团杀掉的，虽也有个别的叛徒特务和奸细分子，但在被杀的干部和群众中大多数是抗日斗争中表现英勇坚定的革命者，绝大部分是好同志。因此朝鲜同志至今还对此事有很多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能将东满党内这段历史指定负责机关专门研究和整理一下，然后为东满党的这段斗争历史作出适当的结论，为在当时被错杀了的朝鲜同志给予平反。当时在东满特委工作中的主要中国同志，绝大多数在与敌人斗争中已经牺牲（如童长荣、王德太、魏拯民等同志），有的个别同志是在全国解放后死去的（如王中山同志）。我想在延边地区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还可以找到一些，然后在适当时期，用适当的方式由中共出面向朝鲜党内主要同志加以说明，以便消除朝鲜党内主要领导同志的不满和误会，以增进两党两国更加亲密的同志的关系，当否，望中央考虑。

钟子云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

裴大姐来了以后，被服厂的首要任务是自己先动手建厂房，她们顾不得休息，到密营后的第二天就带领同志们背着建房的工具和炊具，到浩亮河上游的河边投入了工作。

开工了，裴厂长和李在德两人带领大家先伐木，她们两个人合手，拉锯放树，她俩的动作十分的协调和熟练，你一下我一下，拉来拉去，顷刻间能放倒一棵挺拔的大树，那一阵阵震撼山岳的倒树声，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胆战。我从心里佩服她们，多能干的女同志啊，这活好像是男人干的，她们也太了不起了，我为自己能和她们一道工作而感到幸运。

在她们的带领下，同志们都加入到伐木、建房的行列里。

裴厂长和李在德同志，事事率先，处处关心同志们，就像慈祥的大姐大妈。李在德同志每天早晨起得最早，等同志们起来时，她已经烧好了水，做好了饭，大家很是过意不去。我在她们的带领和关怀下，学到了很多的美德和本事。

工地上，我和穆书勤干的是用刀剥树皮的活。一天休息时，我俩到天然大厕所——树林深处去解手。春天啦，我俩发现朝阳雪化处已冒出了绿草和小花，就好奇地前去摘下来，正说笑着往前走，突然，我们听到了奇怪而可怕的声音！啊！抬头一看，是一群黑色的野猪！

“不好啦——野猪来啦——！”

我俩扯开嗓子尖叫着没命地跑，耳边听到野猪在追赶着我们，也不敢回头看，也顾不上是什么方向，只顾拼命往前跑。

“叭、叭！”

我听到了连发四五响的清脆的枪声，接着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翻身坐起来一看，野猪不见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可心里还是蹦蹦的乱跳。等醒过神来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是裴厂长和李在德开枪赶跑了野猪群，还打中了其中的两口猪。

大家凑过去一看，哈！好大的两口野猪啊，好像是心脏被打中了，满地都是血。那两个家伙都不能动弹了，但还在噗噗喘着气。

这可真是惊天动地的意外收获，也是开工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大家都很惊喜，纷纷向裴厂长和李在德道谢，都夸她俩了不起。

从这天起，被服厂的同志们用野猪肉改善了生活，我们自己留了一头，把另一头送给了前卡部队，前卡的同志乐得不得了。他们觉得女同志都能打到野猪，男同志差啥呀，就也派几个人到山上去打猪。

去打猪的战士在柞树林里发现了不少野猪的粪便和用嘴拱过的痕迹，接着是遇上了一大群野猪，能有二十来头。遇上野猪不就得打吗？可是，谁曾想，打死了一头野猪，其余的野猪呼啦一下向人冲过来，弄得他们几个猎手拼命爬上大树才幸免祸患。打那以后，大家更佩服一下子打中两头野猪而安然无恙的裴、李二人了。都夸她俩是受老天爷保佑的一等猎手。好长一段时间，每遇上吃野味的机会，战士们总爱谈起那段已成历史的故事。

野猪事件发生后，裴大姐抓紧了被服厂人员的射击训练，她亲自手把手地教大家。

“不学好射击，打起仗来，你打不中敌人，敌人会打中你。这是事关生死和胜败的大事，做一名游击队员，首先要成为一个神枪手。”

练枪不误建房，大约四月间，一座崭新的木刻楞厂房建起来了，五月间投入了生产。

天气一天天转暖，前方的部队急需换装，库存的布料只剩下一些白布，部队攻打汤原县城后又缴获一批白布。于是，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下令，把白布都染成黄色，突击做夏装。

把白布染成黄色？我有些纳闷，用什么染呢？没想到，身旁的李桂兰比我更急。

“哟——俺的老祖宗，叫我们上哪儿去掏腾染料啊！”

李桂兰和耿团长在地方上就认识，是老熟人，见了面总爱和他开玩笑。“你刚来懂个么儿？裴大姐、李在德同志人家就有法儿哩。”

耿团长是山东人，因山东口音很重，他一说话，大家就笑。大家一笑，他就故意用更重的山东腔逗大家，每每都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同志们都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他对裴大姐和李在德说，前方部队扩充了不少新兵，他们都没换上夏装，得赶紧想法子。

听了耿团长的话，裴大姐说办法倒不是没有，可以用树皮染布。比如，黄勃利、柞木等树皮都可以用来煮染白布，但颜色不太理想，只能染成牛皮纸那种颜色。

“中！就这么着。还是俺老大姐啦有高招，一切听你的！”

耿团长高兴地拍了下大腿，然后飞步到前卡组织战士下山去取缴获的布料了。

在裴大姐和李在德同志的指导下，被服厂同志开始集体突击漂染布料。煮染布料的程序应该是，先用黑色大锅煮树皮，煮出颜色之后，再把在河水中浸泡过的白布放进去，加热再煮一段时间，等白布吃透了颜色之后，从锅里捞出来，拿到河水中冲掉浮色，然后挂在背阴的树枝上晾干。

一时间，被服厂的营地变成了大染坊，大家不停地边染边晾。按理染出来的布不应暴晒，但是营地处在原始森林中，树大叶茂，在加上营地前就是一条小河，环境很潮湿，很难晾干染好的布。所以，只能跟着阳光和风口，一天换好几个地方晾晒。白天晒干后，到了晚上，把布叠好，用脚踩或用板子压住等办法平整布匹。那时，被服厂只有一个用铸铁做的装炭火加热的熨斗，用在成衣兜盖等关键部位都忙不过来，所以，布匹的平整是用土办法凑合的。大体压平之后，把布料送到张世臣和李师傅的案前，他们两位就动手裁剪了。这样做出来的衣服，虽然不太板正，但颜色还算鲜艳，感觉也还整齐。

1937年，六军被服厂春夏之季制做的军服基本都是黄、绿两色的，至于服装的样式，1935年裴大姐曾找到六军军长夏云杰、省委书记冯仲云、参谋长张仁秋商量，后来裴大姐根据当时战士们所喜欢的马裤和冯仲云介绍的工农红军的服装，剪裁了一套服装给领导和战士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久，冯仲云省委来到了被服厂传达了满洲省委对做军服的意见和指示，并且确定了服装的样式。

上衣像中山装，衣兜中间竖着折两道，扎上明线。裤子是马裤，帽子的式样是根据领导制定的，仿苏联红军帽样式，制作成的军帽是由六片拼成，有帽檐，帽子前面有颗红五星，帽顶部中央有个约三公分高的红疙瘩。冬天的帽子是用兔皮缝制，兔皮是从山里的猎民手中收购来的。除军衣、军帽外，被服厂还缝制过军旗、帐篷、机枪套、挎包、子弹袋、胸签等军用物品。

关于军服的样式，1937年5月23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曾有报道。李在德、王明贵、李桂兰等同志也都做了证明。

后附李在德、王明贵、李桂兰证明材料。

老八路

抗联女兵

被服厂的工作异常地繁重，被服厂的生活也异常地艰苦。

每天两顿饭，菜和油从来没有过，一般是小米饭或者苞米碴子，能熬上盐水野菜汤就不错了，偶尔山外来了领导或者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盐水煮豆加辣椒。

被服厂里五女二男七个人，担负着整个六军的军服制作。到了部队换装的季节，一般都是连轴转，日夜不停地赶活。

李在德同志专门负责蹬缝纫机，连续的熬夜，眼睛睁不开，机针把她的手指头都扎穿了，可她一声都不哼，忍着疼痛继续工作。李桂兰同志是女同志里面手最巧的，她负责做帽子，帽子上的红疙瘩非常难做，她嘴里嘟囔着：“谁制定这个样式啊，太难做啦……”说归说，一天到晚，她还是忙个不停。说一千道一万，最难熬的还是连续开夜车。实在困得不行了，一打瞌睡就把做活针扎在了手指头上，把你疼醒，实在睁不开眼睛了，甚至用有弹性的树叶茎，把眼皮支住，硬挺着运针线。

夜间赶活，照明更是个大问题，好在裴厂长和李在德她们有经验，她们将剥下来的桦树皮和松树明子点燃照明，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个都熏得像黑脸包公，你指着我，我指着你，哈哈的笑个不停。

尽管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是整个被服厂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战士们都知道，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赶跑小日本，不当亡国奴，自己的吃苦，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新生活。

其实，被服厂里的趣事也还是不断的。一天，大家吃完早饭准备做工时，突然从山那边传来了一声枪响，几个女同志以为敌人来了，赶紧抱起衣服不知应该怎么办。

“不用慌，没啥事，你们继续做工吧。”

裴大姐这么一说，同志们互相张望了一下，有些忐忑不安地开始了工作。

这时，张处长在旁边又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大家别担心，听枪声像是咱们的地枪开火的声音。这可能是个好消息，肯定是大狗熊来扛小米让地枪走的火。”

张处长的判断虽然还没被证实，但大家可以放心了，而且都想到现场看个究竟。

“请大家安静，我们的任务急，前方的部队昨天又派人来催军服啦，咱们还是得加班赶，今天也许有狗熊肉慰劳大家呢。”

裴大姐这么一说，大家更加兴高采烈了。

“小李子，你跟张处长跑一趟，快把肉拿来，中午给大伙好好改善伙食。”

听了裴大姐的命令，我兴奋地打个军礼，活蹦乱跳地跟张处长去了现场。

同志们怀着猜疑来到了秘密粮库，打老远就看到有只大狗熊中弹了。而且还看到草丛里有被扯破的麻袋，小米撒了一路，这说明还有一只狗熊可能是跑了。大家走近中弹的狗熊跟前一看，子弹是从左侧上部打进去的，可能是打穿了心脏，已经奄奄一息了，不大一会，它就闭上了小眼睛，停止了呼吸。

这只大狗熊可给被服厂带来了不少好处；一是熊肉可美餐；二是熊皮可做靰鞡鞋（皮毛朝外），既抗穿又防滑；再是熊油可做灯油，解决照明问题。做熊油灯很容易，把熊油盛在饭碗或脸盆里，往里泡入用棉花或棉布条捻成的灯芯，把一头拉出来搭在碗边点着就行。这种油灯，火苗可大可小，比松树明子和桦树皮强多了。

中弹身亡的那只狗熊很大，足有六百多斤重。同志们把熊肉切成几大块，装进袋子和柳条筐里，然后泡入河水中，这种天然冷库，能把肉保存好长时间。

被服厂的全体同志，为赶制军装连续鏖战了一个多月，人人都面黄肌瘦，筋疲力尽。正当这个时候，大家吃到了熊肉，体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恢复。

这件意外的收获，让被服厂的同志们兴奋了好几天。

终于突击做完了这批军装，布料也都用没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和自豪，可是，更高兴的是耿殿君团长，他总是竖起大拇指夸被服厂的人太能干了，六军军部领导也通令表扬了被服厂的全体人员。

趁新的布料还没运过来，裴大姐想让大家轻松一天。

“这阵子，大家都很辛苦了。下一批的任务可能更重，希望大家能振奋精神继续完成任务。在布料到达之前，咱们还得准备好染布的树皮。所以，今天除留一人看家外，其余的都上山去剥树皮和采野菜。”

听说要上山，战士们都欢呼起来。这几个月，大家连续赶制军装，腿都坐麻了。这会儿能有这么一天去爬山，真叫大家喜出望外。一来，能溜溜腿，伸伸腰；二来能剥树皮采野菜，既为军服准备了染料又能吃到新鲜可口的野菜啦，咋能不高兴呢。

夏日的大山，蓬蓬勃勃，郁郁葱葱，山间流水潺潺，林中百鸟齐喧。

战士们背着各种不同的工具和背包出发了。其实，被服厂的驻地就在山里，但是地处原始森林，长的多半是红松和落叶松，树大叶茂遮阳光，树下很少长野菜。所以，得往山上走，到阳光充足的灌木带才能采到野菜。另外，张处长常提起山上有天然石林和石洞，同志们很想亲眼看看那自然奇景。

我们顺着浩亮河上游向西南走，向导是张处长和李元海。来到了一处陡坡后又翻过了一座石山，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片石林，石林脚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熔岩石。我忽然觉得这片石林有些眼熟，很像李升爷爷领我们上“月亮门”时见到过的那片石林，李桂兰也说有同感。接着往西走山脊，果然出现了大石砬子和那个“月亮门”。

“啊，是月亮门，我们来过！”

我和李桂兰不约而同地欢呼了起来。

“喔？你们啥时候来过呀？”

张处长感到意外了，我俩把李升爷爷领我们来过这里的情景津津有味地讲给了张处长，张处长说你俩重游月亮门真是幸运啊。

走过了石砬子，来到了南坡，一丛丛的灌木下遍地都是各种野菜。张处长告诉大家，这个山叫“四块石”山。

哈，好多的山野菜啊！敏儿菜、蕨菜、大耳朵毛、卷菜、山白菜、山葱，太多了，采也采不过来。此时，艳阳高照，风和日暖，我们像采花的蜜蜂，两朵红云飞上了脸颊。

这次上山，全体女同志都穿上了由张世臣和李师傅特意给每个人量体裁制的合身的新军装。从上到下，帽子是顶上有红疙瘩，前面有红五星的军帽；上衣是衣兜上有两道折条的中山装；下身是马裤；小腿上是人字形花纹的绑腿；脚上穿的是水绫布面的胶底鞋。这么一打扮，个个都显得格外精神和洒脱。除裴大姐有三十多岁外，其中最大的也就二十岁，我最小十三岁，我们互相看着都觉得变成了另一个人。

“哇，你今天真漂亮！”

“说谁呀，我看你更漂亮！”

女兵们互相嬉笑打闹，一旁的裴大姐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依我看哪，你们几个今天都漂亮，一个比一个俊，谁也不比谁差！干脆趁着这高兴劲儿，扯着嗓子唱唱歌咋样啊？”

裴大姐这么一提议，大家不约而同地喊着“好啊！唱什么？”

“就唱《采山菜曲》吧……”

“晓风拂拂，朝露滚滚，
云霞灿烂如堆锦，
烟雾弥漫隐约难辩分，
一片寂寂静静的沉静，
山泉潺潺鸟鸣鸣，
真是美妙的胜景，
月峰高，青山深，
我们登越青林，
达香美，达香甜，
玉手采采，采呀采呀，
日升南山头，采呀满筐红，
快呀快回营，共进午餐丰。

碧草萧萧，树叶青青，
满山野花颜色新，
清香扑鼻，鲜艳吐芳芬，
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
山前唱，山后应，
真是快乐的歌声，
月峰高，月峰美，
我们登越青林，
山菜嫩，山菜香，
玉手采采，采呀采呀，
日落西山头，采呀满筐青，
快呀快回营，篝火晚餐忙。”

女兵们一路采，一路唱，来到月峰下的泉水井（抗联井）边，一起围坐吃起了午饭。好多山菜是可以生吃的，大家山菜沾盐水就着小米饭，这顿野餐就别提多香啦。吃过午饭，大家又喝了不少清泉水，接着唠起了李升爷爷和仙女井的故事。

张世臣师傅说：“日本鬼子来了，仙女们不再下凡了，这是老李头说的。而我张世臣说嘛，我说今天啊，仙女们又来了啦。不过，这次的仙女是在我们仙男们的陪同下来的，你们说对不对啊？”

全体男同志随声附和“对！对！对啊！我们都是仙男……”

欢声笑语飘荡在美丽的大山。

下午，大家登上了峰顶最高处。在那能清楚地俯视滔滔的松花江和牡丹江。如今是夏天了，那景色更加迷人。望着这大好的河山，我向同志们诉说了李爷爷的话：

“咱们的锦绣江山，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

李爷爷说过的话，令大家十分沉重。同志们的眼眶里慢慢地浸满了泪水。

这时，裴大姐大声的喊道：“同志们，不要难过，咱们一定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大好河山一定是我们的！”

同志们振臂高呼：“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老八路

北满省委扩大会议

1937年6月28日，北满临时省委在四块石北坡的帽儿山抗联六军被服厂所在地，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前，先期到达的冯仲云同志，召集留守团耿殿君团长、前哨卡负责人张处长、裴大姐、李在德等党员干部，就会议的接待及服务等工作开了会。会后，裴大姐安排大家把缝纫机都搬到大树下，搭上帐篷，把厂房倒出来作为会场和首长们的住处。厂房内只留下裁剪案子和几条木凳。

会议期间，被服厂的全体同志承担了做饭、洗衣、采野菜、烧水、端水等大会的服务工作。

这次会议一连开了二十天左右，因准备的粮食不够，最后几天是以野菜粥或野菜沾盐水充饥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东北抗联六军政治部主任兼省委常委（执委）张寿篯（李兆麟）、省委组织部长张兰生（包巨魁，满族）、抗联三军军长兼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抗联五军军长兼吉东省委常委周保中、抗联六军军长戴洪滨、抗联九军政治部主任许亨植（朝鲜族）、抗联六军总参谋长冯志刚、抗联六军秘书长黄吟秋、珠河地方党代表魏长魁、下江特委代表白江绪、抗联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朝鲜族）、抗联六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兴德（朝鲜族）、北满团省委书记黄成植（朝鲜族）、抗联六军宣传科长徐文斌、抗联三军宣传科长于保合、汤原地方党代表杨大人等。

徐文斌和于保合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王明和康生写给东北党的“六、三”指示信，通称“王康”指示。信的内容分六个部分，近万言，中心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策略和统一战线问题及根据地问题。

与会的领导同志纷纷发言，争论激烈，意见分歧很大，人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摆到了桌面上。

以赵尚志为首的许亨植、黄成植、吴玉光等人，就“王康指示信”中所提如“反满和抗日的口号不能并提”、“不要反对日本归屯并户的政策……可以进入归屯中去潜伏，保存实力，用当保长等办法开展工作”、“现在，反攻时机不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力量，等待大事变的到来。所以，应不惜省级干部（高级干部）深入敌后工作，”、“部队不可盲目出击，以免被敌人消灭……伪军工作很重要，是我们难得的同盟军”等等主张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东北地区的形势 ，只能被视为是上了那奸细的当而作出的投降主义路线。

后附：赵尚志《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

周保中等同志的意见却与此相反，认为王、康的指示精神附和当前的抗日形式，而且这是中央的指示，如不执行，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

冯仲云同志看到两派人的分歧很大，于是他要求两派不要互相给对方扣大帽子，都要掌握分寸，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他这么一调解，不仅没能奏效，反而惹来两派人的反对，为自己招来了“调和主义”、“和事老”等大帽子，而且被两派撤销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会议结束后，我看到冯仲云同志独自坐在河边的一棵倒木上，我知道冯仲云同志戴的是个一千度的高度近视眼镜，眼镜还缺了一条腿，那是有一次下雨天钻树林时，被树枝刮掉在地后，因视力不济在寻找时被踩断了的。眼镜缺了一条腿之后，冯仲云同志是用一根线勉强挂在耳朵上凑合着用的。他曾求我帮他修理过，但因会议紧张，他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而一直没能给他修理上。

这会儿，我看到冯仲云同志一个人坐在河边，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中不用，我就拿着早就为他准备的一根带弯的很结实的树枝和针线去找他。

“冯省委，现在我帮您修理眼镜腿吧？”

“喔，不必了，以后再说吧……”

冯仲云同志的话音，听着让人伤感，我有些不安地端详了他，他有意把脸侧过去了，我发现他流泪了。

“冯省委，您怎么哭呢？”

“呃，小鬼，你不懂，快回去吧。”

是，我是不懂，这么大的干部怎么会哭呢？我想，肯定是有人欺负了他。在他们开会时，就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他粗言粗语的逼迫，动不动就喊“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反对还是拥护？”

对他们的争论，我不懂谁是谁非，但觉得他们对冯仲云同志态度粗野，出口伤人是不对的，所以，就同情了他。

“冯省委，我给您找裴大姐来，您和她说说，让她帮您批评那些首长好不好？”

我觉得裴大姐无所不能，因此就说了一句自认为能安慰他的话，然后从他手中夺过眼镜跑开了。他，没吭声，仍坐在那里，望着滚滚而流的河水，还在落泪。

我回来后，向裴大姐汇报了情况。

“小丫头，你瞎说些啥呀？你还不懂，别瞎掺和了，快把眼镜修好给人家送去。”

裴大姐批评了我，真是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冯仲云同志的省委书记职务在会上被撤消了，由张兰生同志接替了他的职务。

冯仲云同志感到委屈的同时也在为抗联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

尽管意见不统一，会议还是发布了《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通告全文如下：

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八日

北满、吉东党各级党的同志们：

因为和上级联系不密切，珠、汤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的左右倾的调和、吉东党一部同志忽视党组织上的手续和紧密性，且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引起了党在全面工作上的一大错误，和党内起了重大纠纷问题，而且北满党和吉东党之间，发生了隔离误解。

在日本法西斯军阀强盗对中国全民统一战线继续进行进攻破坏的紧急情势下，东北游击运动正进入非常困苦斗争的过程中，所以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队伍之中，绝不容许分毫分裂因素的潜在。鉴于此种情势，北满临时省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召集了全体执委扩大会议，吉东代表也出席参加了。对于二年间的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的工作执行，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得出的总结如下：

1、北满临时省委，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原则，在独立工作的环境中，执行党总路线的领导而诞生的。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骨干组织的一部分。他们自组织以来，就领导北满松花江两岸的广大群众进行解放斗争，且为展开全民统一战线而果敢的斗争与工作。他们领导抗日联军北满各军和义勇军，不断的向日贼进行袭击；开辟了广泛的游击运动的新区，并且在夺取多数的武装的同时，对新组成各军的巩固和充实，进行了初步工作。

2、吉东党是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系统而组成的，从来北满党怀疑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潜在，而联系不密切和对吉东党的认识不足，并且成了误解吉东党右倾错误等的主要原因。我们正式声明：现在的吉东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组织，并能充分发挥其机能。为了党的巩固统一，同时为了领导全民族战线展开斗争工作，和加强联军的领导，吉东党今后应站在更正确的立场上来帮助北满党，并在群众斗争中必须尊重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领导威信。

3、目前西欧的法西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像疯狗似的疯狂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西班牙叛军法西斯佛朗哥，干涉着西班牙的内战，酿成了西欧大战的紧迫性。特别是各帝国主义法西斯想武装联合进攻苏联，所谓反苏大战的危险性越发的露骨化了。东方的日本军阀法西斯正在继续进行扑灭中国革命，吞并全中华的阴谋。相反，为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的全民统一战线和抗日宣战运动正向最高度发展，益愈促进大事变的紧迫和急剧。

在强化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的条件下，号召各级党的同志，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新路线争取全民统一战线，拥护国共二次合作，为实现抗日宣战而进一步努力。因此北满党和吉东党，应尽全力使抗日游击运动的中心支柱——三、四、五、六各军及二军东部部队的内部更进一步的切实发展；同时对八、九、十各军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基础，并团结一切散漫的义勇军于全民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至于形成统一军队的系统，尚需经过一段努力。

北满党和吉东党必须适应目前的环境去实现党的任务（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及其他各种斗争工作）。因此，北满党和吉东党尽力把握中央路线，使组织充分统一，进行自我批评和不断的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时要打破右倾和左倾，打破和肃清破坏和分裂党的一切企图和倾向，特别是以最强力的手段和方法，彻底的剿绝日本法西斯军阀强盗对我在思想上乃至行动上的奸细组织和间谍。
兹向全体同志致以抗日救国敬礼！

北满临时省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

吉 东 省 委 员 会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尽管会内的斗争和辩论异常的激烈，但是并没有反映到会外，大会期间还开了两次联欢会，有的同志写了歌词，有的同志给谱了曲。

张寿篯同志写的歌词是：

“强敌东来，侵略我国疆，
施残暴如疯狂。
白山血染红，黑水遗恨长。
男儿壮，男儿壮，团结起来赴战场。
血洗三岛国，气贯太平洋。
军威远，红旗扬，
但知救中国，誓死扶家邦，
不怕强，不怕强，驱贼滚出鸭绿江。”

在联欢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许亨植（朝鲜族）同志发表了议论。

“请问，你们驱贼滚出鸭绿江，那能算完成任务吗？”

“噢，请你别急，还有誓死扶家邦嘛！”

张寿篯同志笑着这么一答对，引起了哄堂的大笑。

担任会议记录的于保合（那时叫万内大家称小万）同志也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抗日先锋歌》：

“……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不怕你压迫千万重，
我们要万众一心同，
三千万的同胞尽都是抗日民众，
全东北的工农，很多是民族的英雄。
后退没有路，只有向前冲。
日寇霸占了我们的土地，欺我太凶；
走狗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国耻难容。
不怕敌人武力强，
怕死无用，无用！
我们，我们要高举民族革命的旗帜，
勇敢向前冲！……”

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摘抄：

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①

（一九三八年）②

我请求很详细来检查这一报告。

我很痛苦的是不能写出我的全部意见（但是我应该真诚的发表我的意见，如果错误了，我愿接受处分）。

关于抗日反满问题。我希望简单的作个说明，而更详细的，可以查看一九三七年北满省委给吉东省委和第五军信的文件。

我到现在不明白，周保中和冯仲云等现在所说的“抗日反满不并提或不并列”的主张。

根据这句话的中文字义讲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满洲国”政权不要一块提出或不要列在一块。

关于这一问题因为不明白，曾在一九三七年秋派交通来苏联，给中央信上提出请求解答。如果这不是中央的意见，则必是奸细的。

因为在东北从伪“满”政府成立的时候起，党便提出以下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走狗政府“满洲国”政权；打倒日寇及其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反抗日“满”法令等等的口号。如果把这个口号分开，我认为是不对的，譬如：“反抗‘满洲国’法令”，不如“反抗日‘满’法令”好。如果根据不并提，则以上的口号不能用，因此在这一张传单上写反对日本，在另一张传单上反对“满洲国”，使反日“满”的斗争不是明显的，好似说把“满洲国”当作独立的目标而分开了，因此不明白，请答覆我。

反对“满洲国”的问题，我觉得不但是全东北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明白的，共同斗争的目标，并且有一点中国人心的“满洲国”官吏也明白的。日寇经过其走狗欺骗压迫中国人，所以“满洲国”给日寇有很大的作用。根据报纸上的材料，中国方面对于伪政府极力反对，并且赞助刺杀汉奸（即伪政府官吏），所有人民积极反对伪组织，因为他们认明对于伪政府有一点缓和，便是减低反日的任务，而日寇却极力希望中国人不去反对伪政府，不去反对走狗汉奸，这对日寇的利益，只要叫个人，都能明白的。只要检查一下日寇对中国各种欺骗口号，便知道口号是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看一看东北：当九一八事变时，人民反日，东北便出现了地方维持会（他是成立狗国的桥梁），许多人当了狗官。这些狗官都是有野心的或过去的官僚，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法子，暂时维持维持治安，来欺骗人民。给日寇以充分的时间布置好了，乃成立“满洲国”。并且利用许多动摇着的军队，而欺骗士兵说，等待中国出兵等等，缓和兵士反日情绪，给日寇以充分的时间去进行组织学兵、警查{察}宪兵等。

很明显的是在一九三四年时，日寇在哈尔滨的报纸上登载着说赵匪不抢不夺，破坏日“满”乡村统治，深为可虑。应该知道，，日寇在乡村内有汉奸走狗帮助日寇进行统治。在东北游击区曾有很多狗头受日寇的命令，同反日队伍联络，释放被逮捕的人，在每一个县内极力宣传县长好（中国人），受{爱}护人民等等。一九三七年我正从远方回到汤原的游击区，我见到以下的事实，在汤原有许多次，很多地点的反日会或共产党的人被捕，同时就有共产党员或反日会员号召许多人递保呈，向日寇请求，而署长、队长、县长或日本人完全答应并释放。释放的条件，当然是说不反对满洲国或给满洲国办事，来造成很坏影响，特别宣传方县长好，并且在党内和游击队内也这样说。在下江有北满、吉东两个党，在很多县里有广大的反日会，有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各军，而日寇在游击区挑兵、收捐或派人修路，不用日本军队来，只要通知给村长，便都办到，而保甲长多与反日会有联系。党和游击队不去进行组织反对和斗争，但请看一看当时吉东、北满怎样的主张吧：

我在远征回到下江后，就看见了北满省委发出的文件，题名是《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运用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冯仲云等人起草的）。现在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夏，我没在下江的时候，省委的文件也推在我身上，里面有北满对吉东的争论问题：关于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问题是有争论？不并提的理由是（不并提的理由是指周保中和诵的意见）：1、免得将东北与关内对立。2、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士兵、长官等也不满日寇殖民地民族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态度。我们提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的，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3、日寇驱逐出去，满洲国随之而消亡，满洲国不成问题（我一个字不差的抄上的，可查看文件）。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我认为是说抗日不反满的主张。

我敢这样证明：就是反对满洲国的口号并不破坏使满洲国机关内的职员、士兵、长官来参加抗日或中立，孤立日寇。相反的越是反对满洲国政权，并把满洲国是日寇工具的作用联系起来，则越发能号召他们，使他们容易觉悟和了解我们反对满洲国就是反对日寇的意义。

所以在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掩盖之下，实际上主张抗日不反满，这是奸细欺骗，这是关系东北革命的重大问题。

穿着“满洲国”的衣裳，执行者日寇的意志的“满洲国”官吏，我们向他们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是应该这样的执行：就是我们有权利去停止他们的工作（替他主人日寇作的害中国人的工作），解除其武装，破坏他们的事业。而他们虽然是“满洲国”的官吏，因为也是中国人，便应该不打中国人民，不杀害中国人，不进攻抗日军，直至参加反日工作。群众身受着“满洲国”政权的直接的压迫和痛苦，对“满洲国”是抱着无限的仇恨和反对，反对“满洲国”的日常任何斗争都是具有反日性质的。只有在广大的群众抗日反“满”的斗争发展中，才能更有效的影响吸收或胁迫“满洲国”机关内的官吏同情和参加抗日。也只有揭穿给“满洲国”效力，保卫“满洲国”就是给日寇卖命，反对“满洲国”，就是反日，才能中立满军或争取哗变（如同向帝国主义的兵士揭穿资产阶级的欺骗一样，如保卫帝国主义的国家既是保卫资产阶级）。

请看在这一个文件又说这样的话：“正因为不反‘满’，所以对于‘满洲国’的城市和乡村不去扰乱和摧毁满洲国的统治机关；不去破坏对日寇在东北乡村的保甲制度；不必粉碎归田并户政策；不必给与打击……”。

这种实际解释为“抗日不反满”的理论或减低反满的任务，在当时都是最有害的危险，因为广大的游击区正在“满洲国”的官吏（日寇走狗）有计划的作欺骗民众的活动的时期。

一九三七年的北满执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交给冯仲云一封信是另外一个人写给冯一九三七年的北满执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交给冯仲云一封信是另外一个人写给冯的，经吉东省委的同意，该信曾于会议后由交通送来苏联，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在会议上的讨论是对于“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问题，因为不明白，请求中央解释。

会议后写了一封信给吉东，内有抗日反满问题，提出北满的意见是“抗日和反对其走狗工具满洲国政权”，不同意和反对“抗日不反满”的理论。并说明：不明白“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意义，已向中央请求解释（这是由黄成植起草，赵尚志改正以后，又由侯启刚改正，在张兰生、张寿篯、冯仲云、赵尚志参加的省委常委会上通过后，发出的，但是一九三八年，北满省委否认了，而说是赵尚志自己的意见，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不承认）。直到现在，我认为一九三七年时，北满致吉东信上，北满说的是对的，如果错误了，我愿自己受处罚，因为北满省委不承认了。

现在冯仲云、周保中的解释都不与以前一样，并且也没有说出什么叫不并提。

我认为这是东北工作既没有争得满洲国机关的职员，并且也没有反满而受到损失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我认为是奸细作用之一（在东北到处都是遇着日寇及其工具伪“满”的压迫）。如果我的意见是完全错了，我愿受革命纪律的处罚。

① 根据文件内容判断，本文作者应为赵尚志。
② 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老八路

特殊的山林婚礼

在会议期间，还有过两桩没曾料想到的喜事。有两对恋人在这大山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

一天，裴大姐告诉我和李桂兰，让我俩明天早点起来去采些野菜回来。可是，早晨醒来一看，哪还有李桂兰的影儿。我赶紧起身到河边洗把脸，拎着兜子顺河边采起了山菜，没想到竟然发现了李桂兰和吴玉光主任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下正窃窃私语呢。前几天，我曾经见过于保合和李在德也在一起悄悄的说话，我想，大概我不该去“打扰”她们吧？于是，悄悄躲着他们回到营地，向裴大姐汇报了自己看到的情景。听了我的话，裴大姐特别高兴。

“好极啦！真是双喜临门！”

是双喜临门？嗯，是指自己看到的两对说的吗？

这时，往河边望去，看到了于保合和李在德已经走到一起了。再远看，那儿是吴玉光和李桂兰在散步。看到此情此景，裴大姐马上找冯仲云同志提了建议。

“冯仲云同志，于科长和李在德，吴主任和李桂兰，这两对都自由恋爱了，要是组织上批准，会议结束前，为这两对举行婚礼吧，咱们来个双喜临门！”

听了这话，冯仲云同志也很高兴。他向几位领导一提，大家无一不赞同。

“好极了，批准了。这是很好的两对，请你们筹划筹划，在会议结束前举行婚礼，也让大家热闹一番。”

冯仲云同志发话了，被服厂的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进行了准备工作。她们用各种山花编成花冠装扮了新娘，腾出了女同志住的两个帐篷作新房，还为婚宴准备了各种野菜和替代喜酒的桦树汁。

当晚霞映红天边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婚礼开始了。

第一对的新郎官于保合是二十四岁的满族青年，当时任抗联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的新娘李在德是二十一岁的朝鲜族姑娘，任六军被服厂党小组长。

第二对的新郎官吴玉光，是二十六岁的朝鲜族青年，当时任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他的新娘李桂兰是十九岁的汉族姑娘。

两对戎马倥偬喜结良缘的新婚伴侣，身着戎装，胸戴山花，显得那样的神采奕奕，他们在远离乡里的深山营地举行简朴的婚礼，真是别开生面，让所有的人永生难忘。

婚礼上徐文斌、许亨植、黄成植等同志情不自禁地用朝鲜语唱起了“那嘎扎那嘎扎”（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并跳起了舞，张寿篯、赵尚志、周保中等同志不会跳，但也随着节奏使劲拍手助兴，气氛极为热烈。

“裴大姐，快上酒啊！”

冯仲云同志发话了，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动用大饭碗、水杯、饭盒等所有器皿，端来了白桦树汁。

“我们没有能力酿造白酒，但我们准备了比白酒更加珍贵的天然美酒——白桦树汁，管够喝。喝了它，会永葆青春，祝愿新婚夫妇的爱情像白桦汁一样纯真甜美，祝两对新人像白桦树一样白头偕老！”

裴大姐说的很激动，冯仲云同志接了她的话。

“裴大姐说得很好，就让这白桦树汁婚宴载入我们东北抗联艰苦斗争的史册吧！来，我也祝愿你们永远记住这一天，愿你们永远相亲相爱！”

接着是周保中同志的祝词：

“希望你们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前进，永不分离！”

周保中同志说完，张寿篯同志也送上了祝愿：

“你们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喜结良缘的，相信你们一定会伉俪情深，地久天长！”

首长们的每句话，都引来了阵阵如雷的掌声。掌声、笑声和歌声，像一股股欢乐深情的交响，响彻了山岳，震荡着山林。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草地上点起了篝火。

婚礼开始了敬烟的节目。那时很难搞到洋烟，只好用纸卷烟叶敬给大家。吴主任和李桂兰二人敬烟时，因李桂兰会抽烟也会卷烟，敬起烟来还算顺利。但是，轮到于保合和李在德就惨了，因他俩都不抽烟又不会卷烟，笨手笨脚的好不容易卷上一支，头尾不分，松松垮垮，没等递到嘴边就散花了，把他俩急得满头大汗，把大伙乐得前仰后翻。

席间，北满省委交通站的老姜（外号干巴姜）打老远就喊着报告，随岗哨战士小李子来到了会场，他把一堆文件交给冯仲云同志后，不顾挽留急匆匆走了，大家预感，一定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吧，他走后，敬烟、敬酒的节目还在继续。

这时，从河边又有三个人跑过来闯入了会场，原来是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和李元海、李排长三人，耿团长这时候才到是有缘故的，他一来准有什么好事。果然，他扯着嗓子向冯仲云同志报告了。

“报告！我们从地方上搞来点白酒，对吴玉光、于保合二位的新婚表示祝贺！”

这一报告非同小可，会场顿时沸腾了起来。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裴大姐指挥两对新人向首长和同志们一一敬白酒，我和穆书勤忙着帮新娘斟酒。这样一来，会喝酒的同志当然特别高兴啦，但是不会喝酒的新娘们可招架不住了。

我和穆书勤看到大家是想有意灌醉两位新娘的，这不是难为我们女同胞吗？于是，我俩偷着把浩亮河的清水倒入了新娘们的酒杯里，替她俩解了难。

“小李、小穆，谢谢你俩……”

“要谢你们就先谢这浩亮河水吧，这水要是不比酒还清亮，能蒙混过关吗？”

这场特殊的婚礼持续到了半夜，大家真是痛痛快快地热闹了一大场。

第二天一大早，伴着哗哗东流的浩亮河水，于保合同志坐在河边画了一幅画。他画了难忘的两个洞房，画了被服厂和河对岸张世臣和李师傅住的小小草房，画了河水、桦树林和白云……

当于保合的画拿到会场时，大家都说画得逼真，富有诗意。

“嗯，我们没有照相机，于保合同志的这幅画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冯仲云同志的话语重心长，他把画交给裴大姐，请她保存好，裴大姐转手又交给了我。

“小李子，这任务就交给你吧，请你把于保合同志送给你的字典和这幅画，一起保存好。”

后来，在多年的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中，我一直保存了那幅难忘的画。

婚礼的第二天，首长们就都出发了，两位新郎也随着他们一起走了，他们走向了战场。

老八路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因召开北满省委扩大会议，大队人马的来来往往踩出了一条路，这不利于被服厂的保密。因此，六军军部指示另外择地建造新厂房。于是，留守团耿团长、张处长和裴大姐他们去选厂址，其他人员留下来整理要搬迁的东西。

选定的新厂址，是帽儿山南侧的四块石山（月亮门）背后约十余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这儿，东边靠大山，东南是一座小山，正南也是很长的一道山梁，山梁上面还有一个很高的石砬子，把厂房建在这儿，既防风又能够遮挡视线，不到跟前是很难发现这座厂房的。

建房开始后，前哨卡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劳动，很快就建起了用粗细不均的原木垒造的厂房。这种房子原木间的缝隙大，为了防止透风，大家用些树皮、树毛毛等堵塞缝隙之后，抹上了泥。屋内靠里侧打了两层铺，男同志睡下铺，女同志睡上铺；靠窗户摆两台缝纫机和大木板案子；东北侧的窗口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锅灶；中央石头座上是用汽油大铁桶做的火炉子，炉顶正对天窗。

再建新厂房的那几天，被服厂的同志没有停止工作。除一部分人参加建房外，一部分人到山外扛布匹和粮食，还留一些人临时撘帐篷赶做军衣，每个人的工作都很紧张。

被服厂从八月份开始，先集中做军用棉衣，做完棉衣就开始用从猎户手中买来的兔皮做军帽。到了十月份开始用剩余的边角布料制作军旗、手闷子、棉袜子、子弹袋、机枪套等零星的军用品。布料用完了，再无活可做，就由张处长、裴大姐、张世臣等党员干部负责，把缝纫机等设备送到山上的石砬子埋藏起来。

埋藏设备的工作是由领导精心安排的，我觉得非常的神秘，因为自己不是党员而没能参加。

1937年8月15日，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秋高气爽，漫山遍野五色斑斓。在厂房东南侧山岗的一棵树下举行了我的入团仪式。我入团是由裴大姐、李在德、李桂兰、张处长、前哨卡的李排长所组成的党支部委员会讨论批准的。在讨论中，党员们先肯定了我的优点，说我努力学习，工作积极能吃苦，一致同意入团。不过，党员们同意我入团的同时，也指出了缺点，诸如思想单纯，孩子气浓，政治上幼稚，需要在更复杂的环境中经受锻炼等等。党员们的发言，我有的能听懂，有的就听不懂了。

发言结束后，由裴大姐带我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为抗日救国斗争到底！”

我觉得心在怦怦的跳，血液在沸腾，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了，共青团不就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吗。如果爸爸和哥哥知道自己入团了，他们该多高兴啊。

会后，我鼓起勇气，去找了李在德，请她给自己讲讲什么叫“政治幼稚”。通过李在德的耐心解释，我明白了自己还很不成熟，为了早日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需要今后加倍的努力学习和工作了。

大约是农历的九月份吧，树叶开始飘落的一天，李在德同志要调到于保合同志所属的三军部队工作了。知道李在德要走，我伤心的哭了起来，李在德同志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我，多少次偷偷地把分到的口粮匀给我吃，宁愿自己挨饿。裴大姐更舍不得李在德，她们是并肩战斗的生死战友和知心朋友，俩人感情特别深。我和裴大姐流着眼泪送李在德同志到山上，三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李在德和于保合同志并肩远去了，这时，天上有一排大雁鸣叫着向南飞去，在德姐姐，大雁再飞回来的时候，你会回来看我们吗？

1937年冬月，也就是送走李在德同志不久，从苏拉河村来了一名叫韩淑琴的三十多岁的高个子女同志。我和李桂兰都认识她，上山时在苏拉河被服厂见过面，这次又重逢，我们都很高兴，因她年纪大一点，大家都喊她韩姐。没过几天，到省委驻地治病的夏嫂和夏志清（已故夏云杰军长的夫人和女儿）也回到了被服厂。这样一来，走了一个李在德，换来了三位女同志，共有六名女将了。大家都为增加了人手而高兴的时候，去山上打猎的张处长他们打来了一只很大很肥的黑熊和几口野猪，这真是喜上加喜，大家都乐不可支。

大家忙着把油剔出来留作了灯油外，把大部分肉用炭火烤成干肉条挂起来，另取出一部分鲜肉美美地会餐了一顿。好久没吃过肉了，前哨卡的同志也被请了来，并举行了联欢会。可是，从后半夜起，不少同志开始拉肚子了，这是咋回事呢？有人说是中毒了，可中毒的话另一些人怎么又没事呢？经过仔细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拉肚子的同志在饱餐肥肉后都因口渴而在前半夜喝过许多凉水。弄清了原因，知道不是中毒，大家都放了心，但拉肚子的同志都后悔了。

“嗨，好不容易捞着了一顿肉，这一拉肚子不就白吃啦……”

后来，大家都注意了，剩下的那些干肉，尽量省着吃了好长一段时间。

1937年腊月里的一天，前哨卡的李排长陪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了被服厂，两个人满身的霜雪，帽子都变成了白色。因为太突然，大家都发愣了，仔细一看，来的人竟是六军政委张寿篯（李兆麟）和一位陌生的女同志。

“张政委，您一路辛苦了。”

裴大姐先上前问好，并同张寿篯政委热情地握了手，天寒地冻，同志们好久没看到山外来首长了，都拥上来抢着和他握手，张政委向大家介绍了身边的女同志。

“请你们认识一下吧，我给你们送来了我的爱人，她叫金贞顺（金伯文）”。

“哎呀！太好啦，又多了一位女同志！”

同志们都欢呼着拍了巴掌，并一一向金贞顺同志作了自我介绍，她也很大方地和同志们握了手。

现在，张寿篯已调任六军政委了，因此金贞顺同志随他调来六军被服厂。金贞顺同志年纪十九岁左右，她高高的个子，长得很丰满。她待人直爽、诚恳，一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她。

六军的被服厂，是一个大筒子屋，白天是厂房，夜间是营房，有上下两层大铺。平常男同志睡下铺，女同志睡上铺。而现在来了张寿篯政委和金贞顺两位新婚夫妻，怎么安排呢？裴大姐决定在裁剪案子和长条凳子上增加了男铺，在下铺腾出一铺位，中间用布帘子隔开来安排了他们的住处。在这个过程中，张寿篯政委非常客气地多次谢绝过。他的这种态度给普通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张寿篯政委还为被服厂的同志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并鼓励大家更好地完成支前任务。他还特意向金贞顺同志介绍了我和我家里的情况，嘱咐金贞顺好好帮助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从那以后，金贞顺同志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和战友，我一直十分的尊敬和信任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好姐姐。

老八路

被服厂变成了临时医院

1937年12月的一天，风卷着雪，雪连着天，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

就在这一天，耿殿君团长带队给被服厂送来了二十多名伤员，这批伤员都是在西征途中负伤的。耿团长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围剿，把行动安排在了这样的风雪天里。这样的天气，一是敌人不愿意出动，二是大雪掩盖了脚印。随伤员一同来的还有医官王耀均和医兵小裴，其实医兵小裴脚趾也受了伤，有些踮脚，他该算是个轻伤员。总之，从这天起，被服厂变成了临时的医院，同志们担当起了护理伤病员的工作。

大家在王耀均医官的指导下，在裴大姐的指挥下投入到了从未做过的紧张的医护工作中。首先人员作了分工，因药品紧缺，一部分人去爬山登顶采集枯藤、冬青、山花椒、老乌眼树皮等野生草药，再凿冰化水熬制，千方百计为伤员们治伤医病。又轮流派两个人用大小两口锅做饭，大锅原来是煮染布料的，如今人多，只能都用上了。其余女同志每天站岗、放哨和照料伤病员。王耀均医官更是没日没夜的忙个不停，他除了抢救、手术、查病床等治疗工作外，还要教被服厂的同志医护课，再有闲暇还教大家学文化。同志们在他的教导下，学了不少的知识和医护本领。

伤员刚到的那一天，我一眼认出了原来四师的马司务长，我像久别的亲人一样扑向了他，马司务长同时也认出了我，显得格外高兴。

“嘿嘿，小李子，你可长高了不少嘛，也变样啦……”

“马司务长，你的伤很重吗？”

“不要紧，受了点轻伤。”

马司务长是臂伤，裹着一条布带来的。许是前方打仗太艰苦了吧，他人瘦了，脸晒黑了，而且满脸都是大胡子。他同时还带来了一条不幸的消息，我的老乡张显庭主任牺牲了……

伤员中有位朝鲜族的金指导员，他伤在胯部，拄着拐棍行走都很难，是重伤员之一，但他时刻不忘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都坚持给大家讲文化课和政治课。

在伤员中伤势最重的，是一位操山东口音姓毕的青年。他的腿伤化脓了，弄不好得截肢。王医官给他治疗时因为没有麻药，疼得他实在无法忍受时就大喊不止。这时，外号叫“老谭儿”的姓孙的伤员想了个招，说给小毕唱段“河北乐亭”准能减轻他的疼痛。没等大伙弄明白，孙老谭儿就亮开喉咙唱起来了，一听他那个怪腔怪调，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连小毕和王医官都笑了。

还有一位姓李的连长，也是臂伤，伤不很重。据说他是东北救国军的军人，他26岁开外，也是山东口音，但他爱唱歌，唱得非常好。他长爱哼唱的是“男儿有气魄，歌声壮山河，……日军很无奈……”这首歌的曲调我一直记得，但没记住全部歌词。

另外能记得的还有一位姓刘的大个子，他是脚被冻伤，都已经发黑了，治不好的话，脚趾头就会全掉下去，大家每天给他用冬青水洗泡，然后抹上自制的药膏。

来了这么多的伤员，大家在厂房靠墙的空地都搭上了板铺。这么一来，只有北侧是炉灶，余下的三面都成了睡铺。屋子中间是汽油桶做的火炉子，炉桶冲着天窗，全屋靠它取暖和照明。被服厂原来是女同志睡上铺的，但因夏嫂（已故夏云杰军长夫人）体弱多病，外加是小脚睡上铺不方便；她的女儿夏志清同志，入冬后关节炎反复发作，也无法睡上铺，因此，母女二人就只好睡在下铺。这种生活在抗联部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战士们都是长年和衣睡觉的，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和衣睡大铺的生活，日子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进入农历腊月了，正是三九、四九的节气，天上刮着白毛雪，西北风嗷嗷的叫个不停。没想到，敌人竟然在这样的天气里，进行了冬季“讨伐”。

一天早晨，前哨卡留守处的李元海同志急匆匆地跑来报告敌人进山的紧急情报。他话还没说完，已经听到了前哨卡方向的枪声，被服厂紧急备战，立即组织伤员撤退。

为了防备万一，耿团长曾给几个女同志每人买来一双唐唐靰鞡，这种鞋比一般靰鞡鞋小，比较适合女同志穿。现在要上山了，要有住在野山过夜的准备，所以裴大姐命令女兵都穿它。穿这种鞋，得先穿棉毡袜子，刚穿在脚上很不习惯，走起路来也不得劲。

快速准备停当后，大家扶着伤员开始往山上撤了，由于雪深、山陡、鞋底滑，好不容易上了几步，一不留神，又都出溜了回去。身后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上山的路又一步三滑，怎么办？干脆，女兵们把唐唐靰鞡脱下来，只穿棉袜子爬山，这下不滑了，也轻快多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拼命攀爬，同志们终于把伤员都扶上了山。虽然时值寒冬腊月，大家却累的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

大家把伤员们刚刚安置在雪山密林深处不久，前哨卡方向的枪声开始平息，接着听到了山下的欢呼声。

“敌人被我们打跑了，快下来吧——”

“噢——我们胜利了——！”

同志们欢呼着又把伤员重新搀扶起来下了山，回到了营房。

一场有惊无险的战斗结束了，农历大年的前几天取得了胜利，更加重了节日来临前的喜庆气氛，辛苦一年了，大家都想高高兴兴地过年。

可是，尽管省吃俭用，就在眼看要过年的时候，营地的粮食和药品都用光了，连伤员都要挨饿停药了，这年还咋过啊？所有的人都心急如火。

被服厂的领导背着伤员召开了临时会议，让大家想办法，度过难关。会议结束后，同志们都行动了起来，有的去掏松鼠洞，有的挖开积雪刨草根树根。掏出来的松子儿，砸给伤员吃，刨出来的草根树根熬软了动员伤员吃。即使这样，眼看也熬不下去了，正当被服厂决定派人冒险出山时，前哨卡张处长领来了地方交通员赵洪生。

赵洪生，外号赵老七，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人很精明，一身农民的打扮。他送来了多半袋子的大碴子和芸豆，这真是雪中送炭，这是救命的粮食啊！同志们都很感激他，向他表示了由衷的谢意。赵老七在山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悄悄地出山了。

没过几天，六军四师夏振华师长和耿殿君团长又给大家送来了一袋子面粉、半袋子冻山梨、咸盐、黄豆等慰问品，这可真是稀缺物，同志们都喜出望外。

除夕之夜，营地上开了联欢会，由裴大姐主持，夏振华师长和耿团长先后讲话，向伤病员和后勤人员表示了慰问。在联欢会上，大家纷纷报名要表演节目，连伤员们也自告奋勇要演唱歌曲，有的还清唱了京剧选段，女战士们更是当仁不让，连着唱了许多首歌，其中一首《惠春曲》是专门为伤病员演唱的。歌中唱到：

“白：诸位先生，今天是旧历的新年，想你们家里的人儿正在伸着颈而望，望你们回到家乡，看看你们年老的爹娘和年轻的太太，抱抱你们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谁知道？

女声合唱：你们正为着我们的老百姓，为了千万的妇女儿童，受了极名誉的伤，躺在病院的床上。帝国主义为了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这样地疯狂。

白：自从占领了我们的沈阳，又要进攻我们的长江，现在就要夺取华北。

女声合唱：以及我们所有的边疆，他们要把中国当作一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

白：诸位先生们，我们要真的争啊！争着要生存，否则就要灭亡，争着要自由，否则就要变成牛羊，你们听啊！

女声合唱：飞机还在不断地扔炸弹，大炮还在轰轰地响，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家乡。”

这首歌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后流行于全东北军民中的一首救亡歌曲。

重伤员金指导员，虽然腿伤使他行路不便，但也拄着拐杖引吭高歌了一曲崔庸健作词的歌曲《中韩工农联合起来呀》：

“中韩民族劳苦民众亲密地联合，
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
只有我们消灭这一共同的敌人，
那时我们才能取得生活和自由。
联合呀，中韩民族，
亲密地、巩固地，
冲锋呀！杀进那！
杀尽那日帝国！”
……

李桂兰同志接着唱了在农村革命群众中非常流行的歌曲《提起九。一八》：

“提起了九月十八令人痛伤情，
万恶日本来进兵强占东三省，
大炮轰轰不住声，炸弹飞机扔，
无辜民众遭屠杀，血染遍地红。

这好比是晴天霹雳当头响一声，
无论城市和乡村人民都沸腾，
男女老少都奋起，誓与敌人争，
万恶日本不打倒，我们怎能生。

请看那中国军阀不顾民众生，
贪微恩惠被收买立刻投了诚，
东北土地全抛弃，塘沽呈协定，
背叛革命是他们，万恶实难容。

我同志继续战争万众表同情，
领导革命向前进一刻不稍停，
不怕长枪和大炮，一起向前冲，
驱逐日寇出东北，我们享太平。”

这首歌朗朗上口，博得了阵阵掌声。金伯文（金贞顺）唱了朝鲜族革命歌曲《那嘎扎那嘎扎》（朝语，前进吧前进）。最让人捧腹大笑的还是耿殿君团长的一曲《士兵原来是工农》，由于他五音不全，加上他那怪声怪调的山东腔，引起了大家如雷的掌声和笑声。

欢歌笑语持续到了深夜，寂静的山林中充满了抗日战士的豪情和欢乐！

春节过后，马司务长等轻伤员都返回了前方，留在营地继续治疗的伤员只剩下十多名了。我和被服厂的全体人员继续在王医官的指导下照顾重伤员，金指导员也坚持教大家学习文化课，木刻楞的厂房里，不时的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老八路

血染“三 一五”

1938年3月15日，正是昼短夜长的节气，天刚蒙蒙亮时，我和金伯文同志已经熬好了大碴子粥。这一天是我俩的饭班，所以半夜就起了身，天还没亮粥就熬好了。我俩先叫醒了伤员，因食具不够用，每顿饭都是伤员们先吃，其余人员后吃的。等到伤员们吃完，正准备叫醒其他同志吃饭时，后半夜站岗的李桂兰同志急匆匆的推开门报告说，“报告，前面有马叫声！”听到这一声报告，裴大姐翻身而起下了紧急命令。

“大家快速行动，马上组织伤员撤到北山。”

裴大姐下完命令，就先从营房冲出去指挥战斗，王医官等同志立即组织伤员撤退。我和金伯文同志扶着重伤员金指导员出了门，金指导员大腿受伤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扶金指导员出门后，我把他交给金伯文一人，又转身跑回了营房，我舍不得同志们还没来得及吃的大碴子粥，想把粥带上山，返回屋后，就爬到锅台上，从大锅里往桶里舀粥，已经经历过两次战斗了，也不怎么害怕，觉得应该还像上次那样，前哨卡的同志们一会就打退敌人了，所以也没太紧张。我边舀粥边听外边的动静，可听到的枪声却是越来越激烈了。

这时，有人啪一下重重地打了下我的屁股，我猛回头一看，是裴大姐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的背后。

“你不要命啦？敌人都堵到门口了，还不赶快冲出去？！”

听她这么一说我赶紧拎着半桶粥下了锅台，裴大姐从屋内顺手拿了一把锯子和斧子，我不敢吱声跟在她的后面。

“小李子，你注意听，听到敌人的机枪扫射过去，你就趁机马上冲出去！”

裴大姐很有战斗经验，她为了引开敌人的火力，自己先冲出去了。我在屋里听到机枪的扫射声一阵紧似一阵，叭叭乱响的子弹打得雪花纷飞。裴大姐冲出去之后，我试了几次都没敢冲出屋，这时，同志们都已经冲出去了，怎么办呢？正在焦急的时候，不知怎么，枪声停了。我觉得这就是机会，拎起了那半桶粥往外就跑，但是由于粥桶太沉，心情又紧张，没跑出几步就滑倒了，把粥也洒了一地。我赶紧爬起来继续往北山上跑，周围没有可隐蔽的大树，原先的树都被砍下来盖房和当柴烧了，所以想脱身只能拼命跑。这时，天已放亮，我跑过了小河，开始爬山了。

“抓活的——抓活的——”

突然听到了敌人的喊叫声，真想回头给他们一梭子，但我是个没有枪的战士，只能跑，跑过敌人就是胜利。早晨起了个大早，自己还没来得及扎辫子，这会儿，散乱的头发被林边的树枝扯得生疼。我啥都不顾了，说啥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跑！跑！拼命的跑。风在耳边呼啸，风声中似乎都能听到敌兵追击的脚步声。猛回头一看，有个敌兵脱掉大衣正在猛追我。马上就要跑进密林了，只要进了大树林就好办多了。身后是追兵，耳边不时响起敌兵的叫骂声和枪弹呼啸而过的嗖嗖声，追兵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似乎都能听到追兵粗粗的喘气声，就在这紧急关头，猛然听到一声枪响和身后发出的绝命声。我回头一看，追在自己身后的敌兵被打死了。

“小李子，我受伤了，快过来帮我！”

听到喊声，我向旁边的雪地望去，看到穆淑琴倒在那里，她也和我一样是个没有枪的战士，我赶紧跑到了她身边把她拉起来扶着走，没走出几步，又有几个追兵赶了上来，好在我们已经跑进了树林，还能躲躲闪闪。这时，从林子中又射出几颗子弹，打死了追来的敌兵。当我扶着穆淑琴走进林子深处时，才发现先后两次救我们的原来是裴大姐，是她躲在树后掩护着我们。

我们总算是退到北山一个石砬子上与伤员们会和了，张处长率领的前卡部队也很快赶上来，同志们一同占据有利的地形打击敌人，由于居高临下，敌人终于被打退了。

不一会，从被服厂方向冒起了滚滚浓烟，一定是敌人放火烧了厂房，同志们咬紧了牙，紧握双拳，真想下山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被服厂这次遭突袭，是因为交通员赵老七（赵洪生）的被捕叛变而造成的。那天赵老七下山时，裴大姐给他带着给上级领导的汇报信，临行前嘱咐他，倘若遇到敌人一定要把信件销毁，没想到，地方上出了叛徒，赵老七一出山，就被埋伏的敌人给捉了去，信件也没来得及销毁，敌人捉住赵老七如获至宝，他们连夜突审，软硬兼施，挺刑不过的赵老七叛变了，他带领敌军，绕过我军的前哨卡，躲过地枪，从一条常人不走的绝密小路趁天未亮摸上了山。

在这次战斗中，夏嫂和韩姐在撤退时误入冰山界（雪山被太阳嗮成的），既滑又无处藏身而中弹身亡；夏志清受伤，李桂兰为掩护伤员撤退，子弹打尽而被敌捕获，这次事件如果不是李桂兰同志及早的发现了敌情，我们很可能就全军覆没了。李桂兰同志被俘后，关押在汤原县日军守备队和宪兵队，在狱中受尽酷刑，两只手被敌人的竹签子所刺，严重变形，可她始终没有屈服，在汤原县被判处死刑，后同刘志敏、赵明久等人一同押往哈尔滨道里监狱，判处有期徒刑10年。张世臣和李师傅二人也是在掩护伤员撤退时，遭敌人机枪扫射而英勇献身。

群山披孝，松涛呜咽。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雪山和冰河，血染的“三，一五”永远的记录在抗联的史册！

老八路

伤员大转移

敌人暂时被打退了，怎样避开敌人把伤员安置好呢？要是领着伤员走雪地，踩出明显的雪路来，叫敌人顺路跟踪，，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办呢？大家都感到了茫然。这时，还是裴大姐和张处长想起了四块石山上的一个山洞。

四块石山上没有大树林，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灌木和枯草。这山基本上是石山，存不住雪，即使下了雪也是一刮风就都吹跑了。山上到处都是显露的大片石头，因此，领伤员走这山，不会留下任何脚印，也就没有被敌人跟踪的危险了。

从北山往南走十多里路就是四块石山了，说起来路并不太远，但是，扶着伤病员走，那个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走在大片石头上时，脚底石头滑，山上风力大，单人行走都不容易，扶着伤员走真是如走钢丝绳，同志们多次被摔了下来，忍着疼痛咬牙重攀，个个都为保护伤员而自己被摔得鼻青脸肿。经过一番艰辛奋力，同志们终于把伤员们带到了四块石山。

四块石山，山高路险，位于小兴安岭南坡，山坡上有几个小山洞，其中稍大一点的约有30多平方米，而且洞口朝阳。在茫茫的冰天雪地能找到这样的安身之处，真是借了不少老天爷的光了。同志们找来了一些树枝铺在洞里，把伤员都安置在里边，其余的人就在洞外宿营。

刚把伤员安置完，王耀均医官就把药箱放在洞口，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裴大姐忙着派人去背柴弄水张罗做饭，到了这儿，那口仙女井帮了大忙，再不用化雪凿冰了。我站在山上，往南往北望去，看到了松花江、牡丹江及四周的景色，我想起了李升爷爷带我上山的情景，想到桂兰姐如今不知道生死，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李升爷爷，桂兰姐姐，你们现在哪里啊……

在救护伤员的工作中，王医官让同志们多采些石茶（俗称干滴罗）和石山等草木植物，用仙女井的水煮给伤员们喝，用来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另外，还到石林南侧的密林中，采摘中草药老乌眼子，红豆豆等给伤员疗伤。

这次战斗，我真是长了见识，也吸取了教训。所谓见识，就是真正经受了一次你死我活的火线考验；所谓教训，就是自己的长头发碍了事，由于它险些被敌人抓获。

“裴大姐，我想把辫子剪掉！”

“好，早该剪掉了！”

裴大姐也真痛快，只听咔嚓一声，就一剪子把我的大辫子剪下来了。剪掉了辫子，一甩头，感到特别的轻松，但是，我又舍不得扔掉陪伴自己多年的长头发，因为那是妈妈给我留起来的，我把剪掉的辫子收藏在背篼里，背着它转战了多年。

就在安置伤员的同时，张处长去格节河的留守团向耿殿君团长汇报情况。不几天他从格节河带回了耿团长的指示。

耿团长指示要把伤员安全地带到格节河密营，大家搀扶着伤员又开始了艰难的远行。

当同志们领着伤员路经被服厂的厂址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厂房被敌人烧得只剩下了房框，锅灶和两口铁锅被砸成碎片，我装大碴子粥的那个铁桶，也被刺破踹扁；更令人发直的是敌人不仅枪杀了张世臣师傅，还砍下了他的头颅，让他身首分家，夏嫂是腹部中的炸子，肠子流了一地，李师傅和韩姐死于敌人的机枪下，不仅如此，凶残的敌人还用刺刀在他们的尸体上，乱刺乱砍，留下了许多的伤口。鲜血溅满了雪地，鲜血流满了冰河。看到这惨景，大家都悲痛的泣不成声。

我的心在战栗，朝夕相处的战友啊，每个人都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爱护自己，难道你们就这样走了吗？为什么走的那样惨啊，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跪在雪地上，爬到了牺牲了的战友身边，泪落如雨……

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就地堆了四座木堆，，把四位烈士的遗体分别的火化了。仇恨和悲伤填满了战士的胸膛，我们举枪宣誓，“誓死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死难的同志报仇！”烟火中死难烈士的英灵直上九天，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的印刻在我的心中！

同志们一步一回头，挥泪告别了烈士们和难忘的月峰山（帽儿山）……

为了解决一路上的口粮，大家先到北山侧的秘密粮库，把仅剩的小米和咸盐分开背上，除伤员外每人背二十多斤，这时，已是午后，同志们就在原哨卡木房里做点饭，吃完饭就出发了。

部队顺着浩亮河走到天黑，然后过了汤旺河，这段路走的还算顺当。当走到河东村的时候，听到有人问口令，李元海班长上前对了暗号。接着，打老远就听到了耿团长的大嗓门。

“快牵马去把伤员接来……”

不一会，来了不少牵马的战士，他们七手八脚地把伤员都扶上了马，我也分到了一匹马，不仅骑上了马，把身上的东西也都驮在了马背上，一下子感到了特别轻松，感觉都能飘起来了。

我骑的是一匹鄂伦春马，能稳稳当当地爬山越岭，走的也很快。到天亮时已经来到了亮子河一带的山上。在那里打尖吃了饭，大家是又困又累，耿团长看这一带树木不多，为了确保安全，他安排了多处岗哨。

吃完了饭，没敢多休息，又接着赶路了。这时，才发现耿团长他。们把战马全部让给了伤员和女兵，他们自己却分东、南两路，在山上步行探查敌情。为了隐蔽行进，部队选择了走山沟，沟里既无路又不平，伤员们多次被颠了下来，每次同志们都要下马把伤员们重新扶上马。特别是因大腿根伤重而不能用力身体又极度虚弱的金指导员，他摔得最多，但他紧咬着牙，从未叫过苦。

当大家来到格节河旁边的山上时，南侧部队方向传来了发现敌情的鸣枪信号。接到这个信号后，耿团长马上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向西引开敌人，另一部分骑马追击敌人，以此搅乱对方，使他们不知道部队的真正去向。

马匹让追赶敌人的战士骑走了一大半，除伤病员外，被服厂的战士又变成了步兵。这些人，在裴大姐的指挥下，继续登山。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安排在每匹马前有一人牵马，有一些人扯住马的尾巴，借马的力量加快行进的速度。

我的马也还给部队了，也要扯着马尾巴跟队，这或许能省点气力，但实际上也并不轻松。我身上背着背篼，背篼里装着粮食，往山上爬时，就觉得像有人往下拉我，要使劲的往前挺。扯着马尾巴爬山还有三怕，一怕被马蹄踹着，二怕一松手就会滚落悬崖，三怕马放屁排尿。

要爬的山真是陡啊，只爬了一段路，马就累的直喘粗气，而且开始惹麻烦了，它们开始放屁排粪了。我扯的那匹马是骒马，它排起尿来是直往后喷，喷得我一脸的马尿，连眼睛都睁不开。无论如何都没有腾出手来擦脸的可能性，那山又滑又陡，滚下去就再难爬上来了，我只好抿嘴闭眼忍受着劈头盖脸的马尿，死死扯住马尾巴，一刻也不敢松开手，就这样坚持爬到了山顶。

到了山顶稍事休息时，我向裴大姐诉说了自己的特殊感慨。

“裴大姐，我原以为骑马不容易，可这回才明白扯马尾巴上山才真正不容易呢！”

听了我的感慨，裴大姐笑了，但她很快收起了笑容。

“小李子，这次行动，对你是一次考验，是在战斗环境中锻炼和考验你。这才刚刚开始，懂吗？革命的路程是艰难、惊险和漫长的。”

说到这儿，裴大姐的脸色沉下来了。

“你亲眼看到了，夏嫂、韩姐、张世臣和李师傅他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生命……”

裴大姐说不下去了，旁边的人都被她的情绪所感染，无言地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帽儿山方向。我含着泪暗暗下了决心，向烈士们学习，经受住鲜血和生命的考验，做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

耿团长率领的队伍引开敌人了，伤员队伍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大家终于来到了曾经是炭窑工人住过的一座长长的大草房。同志们把伤员安置在屋里，用炭窑剩下的炭火赶紧做了小米饭分给了伤员。

部队来到这里时，六军密营留守处的刘铁石处长、四师夏振华师长和汤原密营的一些同志已经在这里了。据说，他们是来参加李兆麟同志招集的干部会议的。

在伤员们吃饭的时候，和医兵小毕一起准备吃饭的金指导员突然倒下了。他嘴唇发白，脸色发黄、脉搏无力。王医官急忙进行了可能的急救，但终因手中无药而没能救活他。当医官解开金指导员的衣裤时，看到他的伤口在一路颠簸中早已破裂。他是因失血过多而牺牲的，但在路上谁也没听到过他的呻吟声。

看到金指导员牺牲了，我感到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再也听不到金指导员给自己讲政治课了，再也听不到金指导员一字一句的教自己识字了，金指导员你就这么走了吗？

金指导员的牺牲，令在场的人员都十分悲痛，他是一位优秀的指战员和政工干部，为了抗日救亡，他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同志们含泪把他抬到山上，并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金指导员逝世后，耿团长指示把其余的伤员尽快送到格节河山医院。这个所谓医院，是在格节河山顶的一个地窨子里头。这里是格节河的源头，有约五十平方米的山顶湖，周围都长满了红松。从这里往下看，能看到以山顶湖为源头的格节河、亮子河和黑金河，分别流向南、西北和西南。

地窨子医院，能容下十来个人，地窨子的南面山岗上有种过的玉米和谷物的旱田地，还有一座玉米楼，有较齐全的工具，像是猎户的季节性住地，离地窨子三百多米处，还有一座无人居住的木房，是部队住过的地方。

到山顶上地窨子医院后，由于过度的劳累，同志们嘴唇都起了泡，一路颠簸，流血牺牲，同志们都上了火。见到这情景，王医官让熬了一大锅小米粥，喝了好清清火，粥熬好了，青菜是没有的，大家就着盐豆喝了些粥，心里舒服了不少。

轻伤员们自告奋勇的陆续回了前方部队，医院里只剩下四五名重伤员，人手多余了。于是，耿团长根据张寿篯政委的指示，留下王医官和裴医兵照顾伤员，几个余下的人都到军部教导队报到。

接到命令，同志们非常高兴，大家先到离医院约五里路的林中军械库（也称兵工厂）取武器，耿团长把储存在那里的步枪、手枪、子弹、军服等物品分给大家背上，然后回来告别伤员。

分别在即，大家都难舍难分，伤员们更是舍不得被服厂的同志。患难中大家相处了数月，在战斗中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伤员们含着泪纷纷送给被服厂的同志们桦木针线包、木勺、木筷子等纪念品，这些都是他们忍着伤痛亲手制作的，被服厂的同志把这特殊的纪念品紧紧地攥在手里。伤员们同裴大姐的感情更深，听说裴大姐也得走，一个个握住她的手泣不成声。裴大姐也抽泣着勉励他们早日康复，在前方重逢。

要留下来的王耀均医官也难过了，高大魁梧而又严肃的王医官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两行泪水。这是一位严肃认真，勇挑重担，极为负责的军医；他十分关心战士们的学习，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之余，为大家上了许多次文化课和医务知识课。所以，无论是伤员还是业余护理队员都敬重和喜欢他。

据说，王耀均（又名王耀忠）原是哈尔滨某医院的医生，因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残害，强烈的民族义愤令他走上了抗日战场。为了寻找抗日队伍，他离开哈尔滨，先到抗日军活动最活跃的富锦县等地农村，边行医边打探。后来，他找到了抗联六军一师部队，当时，对他这样有职业的城市知识分子，部队持的是怀疑态度，但看到他要求参加抗日的心情急切，态度又很坚决，部队就决定留下他。由于他来历不明，部队对他进行了多年的观察和考验。他经受住了考验，多年如一日，一直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到1940年7月，终于批准他成为了预备党员。入党后的王耀均同志，十分的兴奋和激动，决心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终身。

王耀均同志入党后不久，在嫩江平原战斗中负了伤，组织就把他留在地方上治疗了。后来由于部队的活动不固定，他很难再找到部队，虽然他还是一名预备党员，但他积极地从事了地方工作，在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他先会同齐齐哈尔铁路局列车段职工史履升，佟久文等人组织了抗日地下组织，并扩展到铁路职工，教育界和学生界，甚至在哈尔滨也发展了地下组织。他还在地下组织中发展党员，组建了党支部。后来，他同抗联三路军九支队的政委郭铁坚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向郭铁坚同志汇报了地下组织的活动和人员名单。郭铁坚同志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把他转为正式党员。从此，他就在郭铁坚政委的领导下，更为积极地开展着工作。

不料，1941年秋天，郭铁坚同志在嫩江地区的战斗中牺牲，敌人拿到了他身上的所有文件，连地下组织人员的名单也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因此，当年11月，王耀均等同志被捕，1943年3月，在日伪齐齐哈尔第一监狱英勇就义。就义时，年仅30岁。

这是一位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和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坚持独立斗争，最后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老八路

赶往北满省委

1938年4月，绿草返青，南雁北归，硬辣辣的北风变得柔软了。我们告别了伤员们后，裴大姐带着我和穆淑琴、李排长等人，沐浴着和暖的春风赶往军部。

军部离后方医院不远，也就十多里的路程。到了军部我们见到了六军政委张寿篯、师长夏振华、留守处处长刘铁石及陈雷同志等多位领导。张寿篯政委正在这里集合各部人马，准备去北满省委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到了军部以后，我们一行人被编入军部少年连（后改为军部教导队）。

五月里的一天，由张寿篯政委指挥，耿殿君团长带路，我们向西行进。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以后，部队来到了木良河边，当地的老乡划船把我们摆渡了过去。过了木良河，先到了前卡子，原四师的营房，然后到了老被服厂所在地（北满省委扩大会议遗址）这里曾是我当年参军的第一处营房，如今人去屋空，马司务长、夏嫂、韩姐、李桂兰，多少亲密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不知去向。

我们又向被敌人破坏的被服厂走去。到了那里我们看到被烧毁的房屋框架和炉灶还在那里默默无声地控诉着敌人的暴行，同志们在烈士的牺牲地行礼致哀。这里在往前走，是我们经常去登高望远的石砬子。裴大姐在这里向张寿篯政委、耿殿君团长和陈雷等同志介绍了在“3•15”战斗中，就是在这个石砬子上，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到了这里耿团长和穆淑琴同志就不和我们一起走了，穆淑琴要去三军，她丈夫所在的部队去工作，耿团长又有新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

耿团长他们向北走，我们继续向南奔月峰山（四块石），在天还没黑之前，我们找了一块避风的山岙准备露营了。裴大姐带着我到山边的小溪淘米、熬饭。刚刚吃完饭，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一场暴雨铺天盖地的淋了下来，大家都被淋透了，暴风雨过去后我们点燃了篝火，不断地往火上添柴，让火越烧越旺，战士们在火上烤着淋湿的衣裳。就在这一天《露营之歌》的第一段诞生了。这首歌的第一段是陈雷同志有感而发的，经张寿篯政委的修改、肯定后，让陈雷同志先教给少年连演唱。

《露营之歌》是由古曲“落花调”添词而成。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
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
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此后，在组织北满抗联部队远征工作中，以及在征途上，张寿篯政委在1938年7月在梧桐河河畔写了第二段， 1938年11月在伊春老白山六军营地高禹民写了第三段，1938年12月在通北白皮营抗联营地于天放将军写下了第四段（原名冬征曲，后改为“露营之歌”第四段）。

第二天，天晴气朗。我们在张政委的带领下翻过了四块石山，继续朝西北巴浪河上游进发。巴浪河有三个支流，东岔河、西岔河、中岔河，最后都流入松花江。

当时的北满省委就驻在东岔河畔，巴浪河的东侧是三军的稽察处，也是第一道岗，他们担负着保卫省委的重任。

第二道岗，是在林间一片空地的前面有一个地窨子，省委交通员老姜住在里面，地窨子的后面是一栋木刻楞的营房，营房再往后面有一处立陡立陡的石砬子，北满省委的首长就住在石砬子上面的一座木房子里。北满省委当时正准备在这里召开一个紧急的会议，会议将讨论今后的战略战术及大部队的西征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有省委领导张兰生、冯仲云、张寿篯、魏长魁，秘书处处长崔清洙、张英华和女郭等同志。

会议进行了四五天，会后，三军被服厂的陈厂长率领战士金玉顺、金玉善、李桂香、张喜淑等女兵也来到了这里。

晚上，参会的人员在这里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当篝火点燃时，崔清洙同志吹起了口琴，悠扬的琴声中，全体鲜族女兵翩翩起舞，优美的舞姿，博得了首长和战士们阵阵的掌声。这时，交通员老姜（干巴姜）也情不自禁的扭起了东北大秧歌，立刻有不少战士也加入了进去，还有一名战士高歌了一曲《从军行》：

“白山麓，黑水之滨，
雪耻市鞍从军。
赴国难，共伸义愤，
破虏血染袍，百战铁将军。
力怯倭奴师，
看！杀敌不顾身。
朔风难冷救国心，
壮士十年荣归后，
为英雄高筑凯旋门。”

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欢歌笑语激荡在原始森林。

第四天，天刚放亮，前哨部队，巴浪河三军稽察处的战士急匆匆的赶来报告，敌人的讨伐队进山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省委的所在地。

敌人这次进山讨伐集结了大批武装精良的部队，配备了战马和军犬，妄图一举歼灭我北满省委。接到情报后，领导们分析后决定，敌强我弱，不适合硬拼，应立刻转移。

转移方案是，省委张兰生和冯仲云率领三军被服厂的同志向西北方向撤退，转移到伊春大锅盔山北侧

张政委率领一支队伍分成两路向南走，为的是引开敌人的视线，保护省委安全转移。

少年连连长曹玉魁带队向河西侧走，他们留下了不少脚印和痕迹，以此来迷惑敌人，张政委带领其他的战士为摆脱敌人和军犬的追击，扑向了巴浪河，战士们在河中趟水行走了几里地，河中有不少圆圆的石头，叽里咕噜的摔了不少的跟头。滚滚的河水淹没了战士们的脚印和气味，敌人的军犬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他们只能在林子里转来转去，我们的部队顺利的摆脱了敌人。

趟过了巴浪河以后我们又返身奔向了亮子河和格节河，又是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当我们进入格节河山时，一汪清泉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泉水清甜可口，顺着山石潺潺流下，战士们都美美的喝了不少泉水。我和金碧荣（她留在了六军）掏出了珍藏许久，平日里舍不得用的一小块肥皂洗了洗头发，我们的头发已经好久都没有梳洗了，出汗爬山头发都赶了毡。清请的泉水洗去了疲劳，洗去了征尘，明天我们将奔赴新的战场。

老八路

梧桐河畔练兵忙

少年连和警卫连跟随张政委继续转移，部队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会合各路人马准备西征，去开辟新的战场。

这一天，时近中午，队伍来到了离格节河不远的一处坡地准备生火做饭。突然，远方传来了枪声，原来是日军的讨伐队又追击了过来。四师师长夏振华在不远处和敌人接上了火，战斗打响了，我听着那密集的枪声，估计一定是一场恶战。此地离格节河不远，听到枪声，耿殿军团长也带着自己的留守团阻击敌人。张政委则率领军部人员和少年连向格节河方向撤退。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烧烤着大地和山川，我随着少年连拼命的奔跑，刚刚跑过了一个山坡，嗓子眼就像冒了火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了，气喘吁吁地好不容易跑到了河边，这时张政委带领的第一队人马已经趟过河去了，他在岸边指挥我们后赶上的第二梯队迅速过河。

看见了河水，一上午滴水未进的战士早已嗓子冒烟，冒火了，大家不顾一切地趴在了河边，咕咚、咕咚地大口喝起了凉水，河对岸的张政委不停地向我们招手，喊话，命令大家快点过河，金碧荣赶紧拉起我，趟过了齐腰深的河水，上了对岸。

上了岸，只见张政委生气地大声斥责我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了？让你们喝水了吗？抓紧时间转移。”

第一次看见张政委发了那么大的火，我吓得没敢吱声，赶紧随前面的战士钻进了一片榛材棵子林，就在钻入林子走出不到十米远时，突然间，直觉得天在旋，树在转，远处的大山也在转，咕咚一下就晕倒在林子里。走在旁边的金碧荣顿时吓得手足无措，她大声的喊着：“裴大姐，不好了，小李子晕过去了。”裴大姐听到喊声马上跑了过来，她观察了一下说：“不碍事，是水喝急了，一会就醒了，太危险了，会呛死人的，你在这里照顾她，我去招呼其他的同志了。”

十多分钟后，我终于醒了过来，只是浑身没有劲儿，头重腿沉。小金子扶着我，继续追赶前面的部队。

翻山越岭不知道走了多少山地，一天夜里队伍终于钻出了大山，眼前是黑乎乎的一片，脚下是荒芜了的农田。远处模糊的村庄里也不见人烟。

日本鬼子残害我同胞，毁灭我家园，他们大搞“归屯并户”建立新的集团部落，农民们被迫离家弃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我已经两年多没下山了，如今看到这荒凉凄惨的景象，心中非常难过。

我们走在无人耕种的地垄沟里，地里长满了荒草，出了大山，冷丁的走这平地，都不会走路了，带垄沟的地也十分的不好走，不赶步。走起来，比山路还累。走着，走着，夏风林突然喊我：“小李子，快过来，帮我捋烟叶。”他的鼻子真好使，竟然闻到了隔年没来得及收的旱烟味，几个会抽烟的战士听声都凑了过去忙着往自己的布兜里捋烟叶，一边捋他们还一边的嘀咕：“再也不用卷柞树叶子啦。”

突然，前哨传来了口令：“注意，前方有铁路。”我一边把口令传给后面的人一边想，这铁路是什么样子啊？是用铁铺的路吗？正想着，前面又传来了口令“前方过火车，就地卧倒，注意隐蔽。”我赶紧趴在了地上，这时只见远处有一个长长的大大的家伙，轰隆轰隆的开了过来，这个大家伙前面还有两个大大的亮亮的眼睛，我低声问夏风林：“这家伙怎么像条大龙啊？它是龙变的吧？”夏风林一边偷着笑，一边骗我：“恩呢，是龙变的，它还会飞呢……”

“噢，那它能看见我们不？”

“能啊，它的大眼睛专能看见你……”

突然间，火车拉响了汽笛，轰轰的尖叫声震耳欲聋，吓得我赶紧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哎呀妈呀，这火车咋这么吓人呀！

这是一列长长的运煤车，车前面的探照灯不会转向，押车的小鬼子也就没有发现我们，这条铁道线是鹤岗通往佳木斯的运输线，所以总有煤车经过。

列车过后，部队开始穿越铁道线了，我寻思着，到跟前我得好好摸摸这铁路，看看究竟是啥模样。

当走上铁路时，小金子和我一样都没见过铁路，我俩都哈腰去摸。噢，铁路原来是两根长长的大铁条啊。

越过了铁道线，趟过了鹤立河，翻过了一座一座的山岗，曹玉魁打头在前面带路，他两条长腿走的飞快，我一路小跑的跟着，小金子比我的个子还矮，她不停的喊：“曹排长，你慢点走啊……”

就这样走了一天多，终于来到了梧桐河畔。梧桐河弯弯曲曲流向远方，河两岸是一望无边的大草甸子，甸子上碧绿的青草直接蓝天，这里嗒头墩子连着嗒头墩子，下面全是水，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同志们踩着嗒头墩子行走，经常摔倒，弄得满身的泥水。为了走近路，我们不能沿河而行，只能反复的过河。

当天边布满晚霞时，队伍来到了一个“鱼亮子”。三师师长王明贵在这里列队迎接我们，当看到张政委带队过来时，立刻跑上来敬礼报告：“报告，三师全体指战员欢迎张政委到来。”

终于又看到自己的部队，我们也都挺直了腰板，迈着整齐的步伐，灌满水的胶鞋也吧唧，吧唧的走的更加响亮了。

“鱼亮子”上的渔民叫龚祖应，他给我们炖了一锅鱼，三师为我们做了小米饭，好多天没正经吃饭了，大家吃的那个香啊，几天来的疲劳顿时减轻了不少。

吃完饭，曹玉魁排长命令擦枪，大家拖泥带水的行军过河，枪早就进了水，如果枪支保养不好，遇到紧急情况就危险了。

战士们正在认真擦枪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清脆的枪声震得大家一楞，难道又有敌情。

“不好了，枪走火了，快过来个卫生员！”

原来是张政委的警卫员王国良同志的匣枪走了火，子弹在他的小腿肚子上穿了个眼。

听到喊声，我赶紧跑了过去，他连说：“不用，不用，不疼，就是有点木个涨的，你可别告诉政委啊。”眼看着血水渗了出来，不包扎怎么行，我赶紧找绷带，这时，王国良感到疼了，他呲牙咧嘴的掉了眼泪，他也不大，才十六岁。

张政委当时正在王明贵师长的帐篷里研究工作，听到响声跑了出来，问明情况后，生气地对王国良说：“咋这么不小心，给你记着，伤好了，准备罚站！”

裴大姐找出了老乌眼树叶，给王国良糊在伤口上，我给他进行了包扎。

这时，少年连的战士都在河边学唱《露营之歌》的第一段，王明贵师长听到后，忙跑了过来，问大家什么歌这么好听？还问是新歌吗？裴大姐告诉他，是陈雷同志新编的《露营之歌》，王明贵听说后，忙掏出笔记本把歌词抄了下来，并让战士们教给他唱，他准备再教给他的战士们唱。

和王师长的队伍会合后的第二天，张政委就派王明贵师长去执行一件紧急、重要的任务。

王师长按照张寿篯政委的指示，将去富锦、宝清接管六军三师的七团、八团，将这两支队伍带到梧桐河来。当时，是三师的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带着这两个团，周云峰犯了严重的错误，第一，他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第二，他因为犯烟瘾，带垮了队伍，使部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王师长这次前去，一是带出七团、八团，二是宣布周云峰停职、反省。结果是王师长只把七团带了出来，周云峰扣下了八团的战士，留在了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