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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八路

『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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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9 02:11:20 | 显示全部楼层
绥化县的妇女工作

1947年4月,天气虽然还很冷,但是河边的柳树都打了苞,春天已经悄悄的来到了望奎。这个时候,东北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6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歼敌112万人,开始了战略性的大反攻。

形势发生变化后,为了方便工作,地、县委机关和军分区又搬回了绥化。回到绥化后,我被安排在宣传科,科长是朱维仁同志。我同宣传科的同志都住在一栋大草房子里,每家一间,房子非常简陋,除了一铺炕,什么都没有,陈雷同志为了工作方便,还是住在“广信当”。

到了这里,我除了继续抓学校的工作外,还同时兼做妇女的支前工作,这时我回到东北以后生的女儿已经一岁多了。公家给了我一辆破自行车,把女儿放到车后面的小筐里,每天走乡串户,发动妇女支前,女儿常常在车后面睡的低啦当啷的,任凭风吹日晒。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延安来的车雪轩、王连君等同志。

我们首先建立了被服厂,厂长是一位姓唐的同志,被服厂主要生产单、棉军服,做好的军服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紧接着又建立起了麻袋厂,工人们自己纺麻,自己织布,然后再缝成麻袋。后来,从前线又返回来大批的破麻袋,需要及时的缝补,我们发动全镇的妇女走出家门补麻袋,没有场地,就在大街上缝补,绥化县有东西和南北二条主街,上百名的妇女在街上补麻袋,成了当时的一景。

工作千头万绪,人手总是不够,尤其缺少妇女干部,我从部队转入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很是陌生,当地的妇女只要来找到我,要求参加工作的我都任用。这就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记得有一名三十来岁叫胡玉的女人来找我,要求参加工作,我看她精明能干,就委任她为妇女主任。过了几天车雪轩同志也来找我,她说:“你用的那个胡玉咋回事啊,大家都反映说她吸毒”。啊!吸毒,我咋就没看出来呢,后来经过调查,果然确有其事,我们只好把她拿掉了,并找她谈了话,动员她把毒瘾先戒掉了再出来工作。

1947年的春天,地、县委发出了“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要求机关干部必须人人带头,怎么带头呢?上级说,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养鸡等,然后把所收获的东西再支援前线。当时我想,养鸡没有合适的场地怕是不行,弄不好还要闹鸡瘟,还是养猪吧。于是就抓了一只猪仔,在门前钉了一个木栅栏,垒了一个小猪圈。猪饲料怎么解决呢?我每天去“广信当”挑泔水,那时候,人都吃不饱,县委的人除了高粱米饭就是白菜汤,泔水里也没什么东西,所以我养的那头小猪总也不见长。猪小倒是灵巧,三天两头的它就从栅栏上面窜出去,我只好背上背着孩子,满大街的“罗罗罗”往回撵猪。

除了跑学校,组织妇女生产支援前线,再加上挑泔水喂猪,每天到了晚上都累得筋疲力尽的。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在我自己的祖国,我是在为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努力。

1947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局决定撤销地委一级的机构,集中干部南下。同时,将二线兵团和大批干部调往前方,编入野战军。随军南下,准备更大的战役,为解放全东北贡献力量。原地委的主要干部都调赴前方,陈雷同志调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职。当时的省委机关在北安,我亦调往省委机关警卫连任副指导员兼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指导员姓马,以前在战斗中曾经负过伤,精神有点不太好,这样全部的担子就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到了北安,我们住在北岗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吃在集体食堂。省委机关的全体人员都实行供给制,穿的是黑色平纹布料制服,女同志是双排扣,有人也叫列宁服,戴的是八路军式的制服帽。省委机关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洗澡池子,每星期可以洗一次澡。到了这里,我们这些抗联出身的同志在生活方面都感到心满意足了,回想抗战时期爬冰卧雪的日子,和这里一比,真是天上地下了。

文化生活方面也很丰富多彩,当时的省政府文化局长高云梯同志,是1942年受中央的委派从延安过来寻找东北抗联的干部,一直到1945年光复,他才在海伦县找到张光迪同志。高云梯同志淳朴、稳重,待人真诚,工作积极认真,他带领当地的一些知名演员编排宣传爱国的传统京剧,每星期都有演出,高云梯同志和从抗大来的康夫等同志还亲自登台客串角色进行表演,他们虽然演的不如专业演员,但是我们看着更觉亲切。他们的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也给解放了的东北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1947年的冬天异常的寒冷,就在这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延安鲁艺学院一位叫吕朋的青年来到了我们这里。吕朋当时二十多岁,是个南方人,人长的瘦瘦的。他手里拿着冯仲云同志的介绍信,介绍信上说:“这位是延安鲁艺学院的作家,来采访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请你们配合。”吕朋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七天就走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去后和著名作曲家劫夫、安波同志合作,创作了抗联歌剧《星星之火》。

在11月和12月间,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当时毛岸青同志刚刚从苏联回国,只有十七岁,他也住在黑龙江省委的驻地北岗灰楼里,由赵德尊同志的夫人陶静华同志照顾他,毛岸青同志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中等的个子,人长得很瘦。北方的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又给他找了一件旧军大衣。

到了这里不久,他就和土改工作队去往克山、克东等地参加农村土改工作了。后来,我们听陶静华同志说,当地翻身解放了的农民听说毛主席的儿子来了,都非常的兴奋和好奇,纷纷跑过来看望他,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就让毛岸青给乡亲们讲几句话,毛岸青同志从小在苏联长大,中国话说不好,但他还是站在人群中间,像列宁一样打着手势高声说到:“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我们今天胜利了!我们的国家胜利了!乌拉——!”

尽管乡亲们听不懂他的话,但看到毛主席的儿子能来到他们的中间,还是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毛岸青同志到了农村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月以后又回到了北安,回来后,他从身上摸啊摸啊,终于摸出了虱子,他把虱子举到了陶静华的面前问她:“阿姨,你看看,这是什么虫子啊?”听了他的话,我们全体都笑不行了。陶静华告诉他,这是虱子,农民身上都有,并赶紧安排他洗澡换衣服。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这么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来锻炼,真是领袖的胸怀啊。

到了北安以后,我们每个人一个月可以发二元钱的生活费了,我们用这钱买牙刷和牙粉之类的东西。有一天,从延安来的陶静华和马景明说:“咱们出去逛逛街吧。”我说好,我们三人向唯一的一条主街走去。走出不多远,碰到一个挑担子卖青萝卜的商贩,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水果可以吃,看到大冬天有卖萝卜的,她俩都说:“买个萝卜吧”,我说:“好”。正在我称萝卜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喊:“陈太太,陈太太”,我左右看了看,只见一个穿着新军装的小战士在喊我。

这是谁啊?咋喊我陈太太呢?那个小战士仍旧笑嘻嘻地说:“陈太太,李敏同志,你不认识我了?你到我们那里吃过饭啊”。我仔细地看了看,“哦”原来是那个饭馆的小伙计,他长高了,人也壮了,只是脸上那几个浅皮麻子还在。

我说:“你不是姓李吗,你咋在这儿啊?你快别叫我陈太太了,就叫我李敏吧”。他说:“我当兵了,我就在这里的人民大学里学习呢。”

我说:“你也参军了?”他说:“是啊,上次你到我们那里吃饭,只花了七分钱,你走了以后,伙计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好啊,国民党来了,吃饭净挑好的,吃完了还不给钱。咱们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吧,正赶上今年部队招兵,我们几个伙计合计合计就都报名参军了”。

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高兴,我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求进步,永远都跟着共产党走”。他也高兴的答应着,挥手和我告了别。

参军的新战士,当时都在北安的人民大学学习,学习一段时间后,就都随部队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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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9 02:12: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万岁,我的祖国

1947年至1948年,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方展开了拉锯战,战争艰苦、酷烈。这个时期,我在警卫连每天都在给战士讲课,讲中国共产党党史,讲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讲翻身不忘共产党。经过学习的战士,一批批的申请上前线,他们要为保卫胜利的果实而战,要为新中国而战。在讲课的同时,我们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1948年的夏天,为了巩固东北大后方,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建立,我们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领域。我申请去学习,经王鹤寿书记批准,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德尊同志给开了介绍信,我被派往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去学习俄语。

只身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我来到了哈尔滨。当时的外语学院在中山路南,一栋大房子是课堂,旁边几栋俄式小楼是我们的寝室。学员来自东北各地,有的学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代,这些学员大都二十多岁,都是通过政审进来的。我们的校长是延安来的领导叫王玉(女),教务长是延安来的赵旬(女)和赵相两位老师,主教老师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苏联妇女叫娜塔莎,助教是一位年青的苏联姑娘名字叫娜佳。

安顿下以后,紧张的学习就开始了。我们每天天一放亮就爬起来背单词,每天一小考,周末大考。我在苏联呆过几年,多少还有些基础,没有基础的学员,学起来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我们在经济技术等方面还是挺依赖苏联的,把他们称为苏联老大哥,所以学好俄语也至关重要。

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去老首长冯仲云家里去看望他,冯仲云当时是松江省主席。他的夫人薛雯同志正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她是第一任馆长。冯主席的家里客人不断,大部分都是东北抗联人员,我们去了都睡地板,吃饭自己做。

看到老首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说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将来是不行的。这个时候,薛雯同志和我说:“小李子,你知道吗,李升老人在这里”。

“李升?是那位带我上山的李爷爷吗?”我急切地问。

“是啊,他1938年被捕,被关押在依兰县监狱,‘8.15’光复才出来,出来后,他找到了冯主席,冯主席把他安排在伪满警察署的房子里住下了,现在有专人照顾他”。

原来,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与活动在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失掉联系,几次派人都联络不上,最后只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这位已年过七十的老人。他二话没说,一个人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进入人迹罕见的长白山原始森林。每天只能啃几口冻得像石头似的苞米面饼子,吃几口雪。脚冻肿了,手冻裂了,他全然不顾,仍顽强的寻找着,好几次昏倒在雪地里,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一片森林里找到了抗联一路军的队伍,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李升跑交通被捕过几次,每次他都机智地把文件吞进肚里,无论敌人怎样毒刑拷打,他也不吐露半点机密。由于找不到证据,不得不把他释放。同年夏,他寻找第一路军回来,走到依兰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日军把他当作重要政治犯关押起来,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灌煤油、烙铁烙、站铁刺笼子,他浑身被刺成数不清的血窟窿,疼痛钻心,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李升才走出监狱,辗转寻找党的组织。1946年8月16日,年以八十岁的李升老人回到哈尔滨,打听到当时已任松江省主席的冯仲云,回到了党的怀抱。由于他年岁大,在狱中受刑过重,身体不好,党组织安排他长期休养,派专人照料其生活。

1951年国庆节,他被选为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不久他被邀为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听说李升爷爷就在哈尔滨,我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见到他,薛雯同志说:“走,我带你去看他。”

我们来到了原来伪满警察署的那栋房子,李升爷爷住在一个套间里,抗联老同志刘奎武夫妇负责照顾他。

我和薛雯同志进了屋,屋子挺亮堂。这是李升爷爷吗?我好像是在梦里。李升爷爷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双手拄着一根拐杖坐在炕沿上。我拼命抑制住奔涌而出的泪水,走到他的面前。这时,薛雯同志问他:“李老,你看看这是谁?”

李爷爷抬起头看了看我,多么熟悉的目光啊,就像当年在板场子时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看完后他说:“不认识,我不认识她。”

我着急了,我说:“李爷爷,是我,小李子,小凤啊!”

“小凤?”李爷爷好像在他的记忆里搜寻,忽然他说:“小凤,你是小凤?你还活着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跪在地上,趴在李爷爷的膝盖上哭了起来。

李爷爷摸着我的头也哭了:“小凤啊,你活着,我差点没死啊,死了就见不到你了……”

“是啊,李爷爷,我们都活着,多好啊,可吴玉光和裴大姐他们都牺牲了……”

李爷爷真是老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嘴角还流出了口水,我赶忙站起来给他擦了去。

李爷爷说:“小凤啊,你长大了,我老了,我差点死在监狱里啊……”

“李爷爷,往后就好了,咱们还要建设新社会呢。”

我拉着李爷爷的手,爷俩有说不完的话。打这以后,只要一休息,我就跑去看他,用我少的可怜的那点津贴给他买点好吃的。

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全体学员还参加了道外区八区公园“东北抗日烈士纪念碑”的筹建工作,我们去到那里拔草、铲地、搬砖等等,在冯仲云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八区公园的“东北抗日烈士纪念碑”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这时,从东北战场上俘获了一批国民党将领,这些将领经过共产党对他们的宣传和改造,从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感觉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承认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来到了我们学校,给学员作报告,讲他们是怎么样被我军俘虏的,讲他们从思想上到认识上的转变。他们的报告也让我们这些学员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但能够打败我们的敌人,同时还能够改造我们的敌人。

学院里的文化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到了“七一”“八一”等重大节日都有晚会,晚会上我们唱《八路军军歌》、《白毛女》插曲、陕北民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我还教同学们跳集体舞,就用《红叶锦秋》那支曲子,同学们都挺喜欢。

1949年的春节到了,东北的战局发生了大逆转。经过了1947、1948年两年的浴血奋战,我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一直到辽沈战役,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48年11月1日解放沈阳,11月2日解放营口,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就在这时,黑龙江省委通知我中断学习,回省里安排工作。不管我多么想学习,但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绝对服从的。在东北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黑龙江省成立了妇联、工会和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我被任命为北安县团委副书记,正书记由北安县宣传部长兼任。县团委还配备了两名干事。

接任团委副书记以后,我立刻按上级指示开始工作,我们到各工厂、机关、学校组建团支部,吸收进步的青年加入共青团。同时还要定期的给他们讲课,讲共青团的光荣历史,讲共青团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许多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讲共青团要做好党的助手。很快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不少青年团员带头参军和支前。

正当共青团的工作刚刚开始,团小组继续向村屯发展时,1949年5月中旬,黑龙江省和嫩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了,黑龙江省委由北安县迁往了齐齐哈尔市。此时东北战场上大局已定,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和平解放了北平,3月25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移往北平。4月21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新中国建立的曙光已经出现。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欢欣不已,身上总有使不完得劲,恨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到了齐齐哈尔以后,陈雷同志仍担任省委秘书长,而我的工作却有了较大的变动。因外事工作的需要,调我去黑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任副干事长(副秘书长),秘书长是省政府文化局局长高云梯同志兼任。

当时齐齐哈尔来了二十多名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设齐齐哈尔飞机场和齐齐哈尔机床厂,原中东铁路的苏联技术人员也没走。这样,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部门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协调各项工作。我虽然在外语学院学了半年的俄语,简单的生活用语还能应付,但专业术语就不行了,为此,又专门给我们调来一名叫李胜堂的翻译。

因为国情的不同,当时,我们给了苏联专家很多特殊的照顾,比如定期会餐,定期开晚会,晚会上要跳交际舞等等。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让世界瞩目的日子,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天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人在齐齐哈尔曾经竖起了一个“忠灵塔”,为的是祭奠他们在中国死去的亡灵,1945年“8.15”光复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将“忠灵塔”改为“国耻纪念碑”以纪念我们曾经沦为“亡国奴”的历史,以纪念艰苦抗战十四年所取得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齐齐哈尔市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国耻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万众欢腾。当下午三时正,扩音器里传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时,整个广场沸腾了。我们满脸的泪水,我们蹦啊,跳啊,欢呼啊,直到泪水流干,直到嗓子喊哑。“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云霄。

为了这一天,几代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烈士们用青春,染绿了山川,烈士们用鲜血,染红了国旗,抗战14年,整整的14年,我们流了多少血啊,新中国来的不易啊!

入夜,大街小巷到处是灯笼火把和狂欢的人群,整个齐齐哈尔市变成了不夜城。焰火点起来了,绚烂的火花点亮了夜空。就在这狂欢的人群中,我忽然觉得,我的爸爸李石远,我的哥哥李云峰,徐光海、裴大姐、吴玉光、白福厚、孙国栋、小马、苗司务长……他们也都在这人群中,他们和我一样的心潮澎湃,他们和我一样的喜泪长流……。

万岁,我的人民!

万岁,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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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1 23:58:12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逐渐凋零。

悼念7月21日去世的李敏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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