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来到北野营

1941年初，西伯利亚的寒风又一次光顾了伯力小城，外面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衣衫单薄，不敢出屋。

一天傍晚，小老头来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大仓库，仓库里堆满了棉衣服，他让我们每个人挑了一套。

这些棉服都是苏联士兵穿过的，但都洗干净了。棉衣和棉裤是用明线扎成一寸宽的竖道道。棉帽子是用灰尼子制成，顶上有个红疙瘩，前面有红五星。很像我们在山里被服厂做的帽子，他们的帽子是尼子的，顶上的红疙瘩比我们的高，红五星也比我们的大。棉鞋是毡子做成的靴子，穿上挺暖和，就是太大了，靴筒都盖过了膝盖，走起路来，十分吃力。武装起来以后，我们总算可以抵御西伯利亚的风寒了。

换好衣服后，我们三个人上了一辆帆布篷大卡车，卡车一路颠簸，三、四个小时以后把我们拉到了一处山林地带。“咯吱”一声卡车停在了一块空地上，一个苏联士兵喊我们下来。这车挺高，我们得踩着车轱辘下去，张景淑第一个下去了，下面好像有人在接着我们，李淑贞也下了去，我听到一个中国人在说话：“慢点，别着急。”我踩着车轱辘正想往下跳的时候，一双有力的大手在下面把我接住了。这人是谁啊？借着雪色和车前的大灯我一看，怎么这么面熟呢。啊！这不是陈雷，陈教官吗？

真的是陈教官，自从梧桐河畔，他随第一批西征部队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他了，今天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够见到熟人，我们都分外的高兴。

空地上有几顶军绿色的帆布帐篷，陈雷带着我们走进了其中的一个。进了帐篷一看里面已经住了人，他们都是先于我们到达的抗联指战员。

帐篷内有一溜长铺，住着四名女同志和两名男同志，四名女同志都是七军的战士，她们是全顺姬、柳庆熙、金成玉、吴玉清，另外两名男同志，其中一名叫李永镐，他是柳庆熙的丈夫。靠门边还有一张单人铺，住着七军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加上我们三个女同志，一共是七个女的了。帐篷的中间有一个小火炉子，得不时地往里面添些木头柈子。

听先来的同志们说：这个地方叫雅斯克，离伯力城70公里。

第二天早上，一阵急促的哨声把我们唤醒，先来的同志说：“快点，快点！该出操了。”我赶紧穿好衣服走出了帐篷，只见外面已经集合了好多人，另一个帐篷里还有两个女同志，她们是庄凤和王玉环。

随着一、二一的口令我们开始跑步了，白色的哈气很快就在头上和眼睛上凝成了白霜，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跑步，穿的又笨重，不一会就跑的吁吁带喘了。跑步中我发现这里还有一栋大木房子，是用木头垒起来的那种苏联房子。听说木头房子里面住着崔庸健、周保中，后来冯仲云来了也住那里。

过了两天，又拉来了一卡车的人，说是从集体农庄那边拉来的。

人多了，男女开始分开住了，女同志都住在一个帐篷里，庄凤同志是我们这个帐篷里的小队长，她睡在了彭施鲁以前住的那个单人铺上。好像后面还有同志们要来，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我们开始盖营房了。

抗联战士不光是打仗勇敢，干活也个个都是一把好手。我们铲开了积雪，在冻土地上架起了柴草，烤化了冻土层，挖出了大树根，在平地上向下挖了一人多深的土坑后，再用木头垒墙，然后架梁苫房盖，虽说是天气寒冷，可大家都干得满身冒汗。

到了这里，就是吃不饱，每天早餐是一片黑面包就一杯茶水，中午是苏泊汤，一小块黑面包，晚上一片黑面包一杯水。尽管吃不饱，每天的训练和施工还是不能耽误的。

一天晚上收工以后，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六军留守处处长刘铁石把我喊到他们帐篷，这座帐篷里住的都是六军的人，有陈雷和边凤祥等同志。刘铁石说：“小李子，你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在梧桐河分手后你们的情况，给我们讲讲裴大姐、徐光海、吴玉光都是怎么牺牲的。”

我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那一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滔滔不绝地从梧桐河分手讲起，一直讲到部队三上苏联。当讲到裴大姐、徐光海和吴玉光等人牺牲时，我是一边哭一边讲的。大家都在鸦雀无声地听我说，当讲到战友们牺牲时，几乎都流下了眼泪。六军，光荣的六军！有多少指战员都牺牲了……。

什么时候能再返回我们的祖国？什么时候能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呢？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施工，一个冬暖夏凉的地窨子房就盖好了，男同志全都搬进了新房。女同志们也都搬进了那所木头房子。木头房子分出了四个房间，女宿舍在紧里面，搭着二层铺。紧挨着有无线电教室、卫生室和首长卧室（兼办公）。

紧接着我们又采石铺路，修了训练场，并制造桌凳等各种用具。

木头房子的前面还有一个小地窨子，是部队战士们的修鞋屋，交通员老姜（外号干巴姜）负责给大家修鞋。

我们开始分班了，张景淑、夏立亭、李兴汉等十多名同志学习无线电。我和庄凤、徐云卿、金成玉、柳庆熙、吴玉清、宋玉亭、宋桂珍等女同志在护士排，学习医务护理。学习无线电的学员三个月就能毕业，毕业后都派了出去，有的回国内做侦察，有的留在指挥部。我们学习医务的就不行了，没有派出去的机会，所以非常的羡慕他们。

1941年2月20日周保中总指挥就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等问题给野营全体写了一封信：

周保中给野营游击部队全体同志的信

——关于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等问题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给与野营游击部队全体同志的信

为革命而斗争；必须为学习、为进步而斗争！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到着国际工人祖国——苏联来，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在这一时期内，你们得到苏联长官和苏联工作者的先进领导和教育，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和革命生活方面，你们已经受到了不少陶养，增进许多认识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

……

（一） 关于军事学习

1、应尽心讲求射击原理和法则，研究步枪、手枪、轻重机关枪、掷弹筒、狙击炮，各种武器的构造和机能。尽心练习瞄准演习和实弹射击，无论是指挥员或战斗员或政治工作人员，要养成沃罗什罗夫式的、朱德式的射手，锻炼起等的射击技艺，能于百发百中，在战斗中能够消灭各种危险目标；能够射杀敌人的指挥员；能够枪枪打中敌人的头颅和心腹；至少也要打断敌人的手足。

……

2、对于侦探勤务，步哨勤务，传达勤务的原则方法及其意义与用途和实际动作，都需进一步的讲求。对于一班人（十四人到二十人附轻机一、掷弹筒一），一排人（四十名到六十名，附轻机二、掷弹筒二），小部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战斗动作，（指挥员和战斗员）特别讲求冒敌火匍伏前进狙击敌人，以及脱离敌人的方法，这对于我们东北游击队现实环境是特别注重的。

……

3、游击队的战术战略和战法问题，以及对于正规军作战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野营里现在虽然缺乏必要的中国人军事指挥员和一切必须的参考草料，但是我想只要你们热心学习，苏联的长官同志是会设法交给你们的，并且在教育大纲上规定过的。

4、军队的一般管理问题，（军队内务，人事，经理，卫生等等）以及游击根据地及后方工作问题，粮食问题，都须要讲求，能够切实执行。

5、滑雪（穿踏板）、御马术、操舟、游泳以及调高、跳远、攀登崖岸（爬城）等技术，也应按野营条件的可能，经常联系。

（二）政治文化的学习

因同志们政治知识和文化程度是很不一致的，不但受学者困难，就是进行教育者也是困难。但是，我认为下面所提出的问题，无论任何人，必须尽可能的去学习：

1、甲、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地理。乙、社会经济生活和现行政治制度。

2、一般的社会形式发展与阶级斗争。

3、甲、中国工人与中国共产党。乙、中国农民问题。丙、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丁、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与前途。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阶段及其发展。已、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阶段及胜利条件。庚、现在的抗日战局。辛、东北游击运动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寅、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及其前途。

4、甲、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的生长与侵华战争。乙、日本统治阶级及工农劳苦群众。丙、“以华制华”和南进政策。丁、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之走向没落。

5、两个世界——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乙、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向共产主义迈进。丙、苏联和平政策。丁、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堡垒。戊、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概观。已、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庚、资本主义的没落。辛、民族革命战争与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

6、在游击队中，实际的政治工作发发方式问题。

7、秘密工作方法（地下党的工作方法）

我认为同志你们可分为甲、乙、丙三班来分别研究上面这些问题。甲班的组成由政治的认识较高的有相当基础的同志，……乙班的组成，由读书识字能看文件，能自修同志组成。

（三）纪律问题

什么是革命军事纪律？就是由工农劳苦群众所组成的武装军队，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一致行动去完成对敌作战的各个不同任务，达到全部胜利。由这样所产生的思想行动的范围和规定就叫纪律。革命的纪律是保证全军队胜利的必要条件，纪律同时是保证军队中绝大多数人应有的权力防止极少数人的破坏。破坏纪律就等于破坏战斗胜利的条件，而危害自己的军队，所以每个革命的战士（包括自上至下一切人员）应该自觉自动的遵守纪律，任何很小的破坏纪律行为，都为革命军队不许可的。若不自觉的或故意的去破坏纪律，一定要受到强制，而给以各种限制和处罚。纪律的具体表现是：服从命令，遵守思想行动的一切规定：爱护劳苦人民；热心工作和学习；注重同志同伍战友的关系；积极尽自己的职责以至流血牺牲，而不辞。

……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不可以错过宝贵的光阴，你们要了解重视苏联远东军帮助和领导我们的苦心。你们要懂得接受苏联工农同情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美意，你们不可以用个别人的小见识去窥测一切，你们信仰和尊敬列宁、斯大林，你们就要信仰和尊敬野营里领导你们的苏联长官和工作领导者。祝你们努力，祝你们健康和进步！

此致

布尔塞维克敬礼！

周 保 中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根据周总指挥在信里面的指示，我们开始重点学习军事技能、政治文化等课程，同时加强了组织纪律性。

早在一年前1940年3月19日，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互相支援和互相帮助的协议。在保持东北抗日联军的独立系统和独立活动的前提下，抗联越境部队接受苏联远东军和边疆地方党的帮助，苏联方面向抗联提供部队整训的必要条件。自此以后，部队进入了正常的军事和政治训练。

我们训练的内容有实弹射击，班、排的进攻演习、刺刀肉搏、劈剑、刺枪、投掷手榴弹等等。须要派回国内的部分男同志开始集训练习滑雪了。

政治训练的内容是教官讲政治课，主要按照周总指挥给我们制定的政治文化学习大纲，教员有陈雷和二军的几位领导。

据文献记载：自1938年以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极端悬殊和日伪军反复的军事“讨伐”，强行实施“集团部落”政策，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及其困难时期，部队大量减员，给养、物资的筹集极端困难。东北抗联各军为了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改变游击运动的战略布局和活动方式。而要完成这一转变，首要的是要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和实现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实现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中共吉东、北满省委重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都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或者期望通过苏联方面的渠道，转达东北党组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过界到达苏联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和苏联远东有关部门进行磋商。冯仲云要求苏方协助召集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东、北满党的统一合并，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苏方接受了冯仲云的建议，表示将指定专人负责，在政治、组织、军事上对抗联部队给予最大的帮助，并决定派人送信给周保中，请他前来伯力参加会议。这时赵尚志也申请苏方，要求过界赴苏，苏方回电同意。1939年11月河12月周保中、赵尚志先后到达伯力。

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第一次伯力会议）在苏联伯力召开。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主要解决同苏联远东党和军队建立临时指导关系的问题。中方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参加，苏方参加会议的有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沃罗什诺夫）驻军负责人等。经协商，双方确定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红军对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苏方指定王新林作为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的代表，直接同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实行固定联系。

1940年冬，抗联三个路军的主力部队陆续撤入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由于“伯力会议”之后抗联与苏联远东党和军队达成了相互支援、互相合作的协议，因此苏方对于转移到苏境的抗联部队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条件。越境部队在双城子和伯力附近亚斯克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当时亦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临时驻屯所”或“训练处”）。

北野营（A野营）位于伯力城东北75公里处。集中在北野营的主要是第二和第三路军部队的人员，约三、四百人。南野营（B野营）位于海参崴和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集中在南野营的主要是第一路军部队的人员，另有二路军一部，共约三百人左右。

老八路

“壁报”事件

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着远东大地，寒冷挡不住大家的热情。一天晚上，我们在新盖的大房子里举行联欢会。

联欢会异常的热闹，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表演节目，我和金玉顺坐在一个二层铺上，看着同志们的表演。

晚会正高潮的时候，金玉顺用手肘碰了碰我：“小李子，你看，你看，那个君总在看你。”金玉顺是鲜族人，称呼男同志总还是说“君”。

“哪个君，我怎么没看到？”我不相信地问她。

“那个君，坐在一层床铺上的那个君。”金玉顺在用目光向我示意。

顺着她目光的方向，我看了过去。那里坐着的不是陈雷，陈教官吗？陈教官的目光果然在往这边看。我嘴硬地说：“谁说看我呢，八成看你吧。”

金玉顺抿着嘴笑着说：“还不承认，就是看你呢。”

自从到了北野营，我和陈教官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我们都爱听他讲的课，他讲的课明白易懂。我从四块石六军被服厂学文化那时候起，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下了课，同志们也都喜欢借我的笔记本抄阅。陈雷看我记笔记，下了课，总问问我，都记下来了吗？把我讲课的提纲拿去吧。我常常感激地把他的讲课提纲拿回宿舍，抄完了，再还给他。时间久了，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觉得这个人有知识，很文明、待人和气，还肯帮助人。

陈雷同志当时有二十三、四岁，上中等的个子，身材匀称，端正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晚会结束了。当时北野营有一台留声机，归我们女同志保管，散会后，金玉顺捧着留声机，我拿着一摞子唱片（直径23公分、圆的），说说笑笑地回宿舍。走到门口的时候，只见陈雷笑嘻嘻的拦住了我们，我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只见他伸出了双手，举在脸的两边，他的手上戴着一副红蓝相间的毛线手套。

啊，这手套不是我的吗？怎么到了他的手里？原来是那次刘铁石同志喊我到他们帐篷里去汇报裴大姐等人的牺牲经过时，我走了以后，他们发现了我落下的手套，就问是谁的，刘铁石说：“是小李子的，陈雷你给她送去吧。”就这样陈雷把手套收了起来。

这时，他把手套摘下来还给了我，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想和你谈谈。”我说：“谈什么？”他没说谈什么，只说等有机会我找你。我点了点头就回去了。

第二天吃过晚饭，我们在会议室上课，下课后大家都急着往厕所跑，男厕所在西头的一片树林子里，女厕所在东头的树林子里，在回来的一个岔路口，陈雷在等着我，他悄悄地和我说：“我们谈谈吧。”我说：“谈什么？”他说：“我要走了，去执行任务，我和你谈谈你哥哥，西征路上我们一直在一起。”

一听说是谈我哥哥，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站在房头谈了起来，天太冷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西北风卷着飞雪在房头打着旋，冰冷的雪花直往我们的袄领和衣袖里钻，冻得我们直跺脚。苏联的房子，房脊和横梁中间都有好大的空间，横梁上铺着木板，木板上铺着锯末子，为了上房维修方便，房头正好有一架梯子。陈雷提议，咱们上房梁上面去谈吧，那里暖和点。我也没多想，就和他爬上房去。我们坐在房梁上，脚下都是锯末子，陈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我哥哥枪法如何的好，还说我哥哥马骑得如何好，他给我讲他们西征路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我听得非常开心，当讲到他们在木沟河，我哥哥打着伪军的旗子大摇大摆地通过敌人封锁线时，我们俩都哈哈的大笑了起来。

陈雷还说：“我一直穿着你们被服厂做的军服，那次在黑金河遇敌，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我的锁骨被打去了一块骨头，帽子也震飞了，我真舍不得那顶帽子，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领到的抗联军帽，上面还有一个红疙瘩，又是你们制作的。”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去，我猛然间觉得太晚了。我哎呀了一声和陈雷说：“不好了，太晚了，同志们该惦心我了，咱们下去吧。”陈雷说好，我们钻出了房顶。

啊？梯子怎么没有了？我急得要跳下去，陈雷拦住了我，他说太高了，跳下去会摔坏的。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下面好像来了一个人，他给我们送来了梯子，我下了梯子，赶紧钻进宿舍，爬到铺上去。后来才知道是别嘉给我们送的梯子，别嘉是一位翻译，他的中国名字叫刘树林。

回到宿舍我赶紧爬上了床，李淑贞挨着我，她还没睡，她问我：“你干什么去了，刚才在房顶上和谁在说话啊，笑的那么开心。”我说：“和陈雷，他给我讲我哥哥的事情。”李淑贞说：“不早了，快睡觉吧。”

第二天，我正要去吃饭，李淑贞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和我说：“小李子，不好了，有人贴你的壁报了。”

“贴壁报？贴啥壁报？”我吃惊地问她。

“说陈雷和你耍流氓”李淑贞说。

听了李淑珍的话，我的头“嗡”的一下，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这样呢？

这一天，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也没敢去看壁报上都写了什么，我想去找陈雷，可是听说，他已经出发去执行任务了。

到了下午，姜信泰代表组织在小会议室找我谈话了。他问我：“昨天晚上你们在房顶上都做什么了。”

我说：“没做什么啊，就是说我哥哥西征路上的事了。”

“不会吧，向组织应该说实话。”姜信泰又严肃地说。

“真的，我们真的没做什么，就是说西征的事了，不信你再问问陈雷。”我回答。

姜信泰又问我：“你不知道陈雷是被开除党籍，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吗？不知道他是反革命分子吗？”

听了他的话，我更吃惊了，我觉得陈雷是个好同志，他怎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

姜信泰看看我没说出什么来，他说：“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想明白了我们再谈。”

我满怀委屈地离开了会议室，心里想，组织上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

过了几天由庄凤同志通知我，组织上对我的“错误”做出了处理。第一，撤销了我党小组长的职务，由金成玉来接替。第二，把我调出卫生排去看仓库。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但还是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决议。

党小组会议上还宣布，今后谁都不许谈恋爱，好好学习，准备将来大反攻。
经过了这次“壁报”事件，我的情绪变得有些消沉了，看到男同志一律都不说话，看到领导也是绕着弯走。

春风吹开了冰冻的大江，春雨染绿了小草，春天来了，我们开始开荒种地。成片的树木被伐倒，树根被一个个的刨了出来，荒草和枯树枝被点燃，远东的上空飘散着烧荒的浓烟。

我们种了土豆、大头菜、西红柿、胡萝卜、茄子、大葱等蔬菜，望着一天天长大的秧苗，我们盼望着到了秋天能填饱我们的肚子。

腰间挂了一大串钥匙，我开始作仓库保管员了。有一天野营党委支部书记金京石把我喊到了俱乐部的一间屋子，他问我：“对组织的安排有什么想法吗？”我说没什么想法，他说：“那好，五一节快到了，你抽空搞个列宁棚吧。”

“列宁棚？”列宁棚怎么搞啊？其实呢就是一个阅览室，可我两手空空，怎么建立这个列宁棚呢？我想起来了，女兵排赵淑珍的丈夫陈春树同志是木匠，他一定有办法。我去找了赵淑珍求她和陈春树同志说说，会木匠手艺的陈春树同志一口答应了，他带着几个人很快就把“列宁棚”搭建起来了。

“列宁棚”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上面起脊铺上草，里面有长条的木凳和长条的木桌。东西方向两边都开门。

“列宁棚”是建好了，可是一座空房子也不行啊。我又去找苏联方面的“里金南特”(上尉)，这位俄罗斯的上尉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和“里金南特”说：“列宁棚是建好了，可是没有列宁像和书刊啊，你给想想办法吧”。

他听我说话，一直在说：“达克，达克（哦，是这样）”，我讲完了以后，他和我说：“巴达斯基，巴达斯基（等一等的意思）。”

过了几天，一辆大卡车送来了几个大麻袋，麻袋里装着满满的书刊和报纸。我把书刊和报纸都整理好，摆放在了列宁棚。

送来的图书有中文版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联共党史等政治书刊，报纸是用绳子捆着的“延安日报”，看到这么多的报纸，我好像鱼儿游进了大海，有空就趴在列宁棚里，如饥似渴的翻看着这些报刊。

当时的“延安日报”纸张非常粗糙，有灰绿和土黄两种颜色，草梗浮在纸面上，用指甲一挑就能挑下来，尽管这样，一点也不耽误我学习。通过读书和看报，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懂得了很多道理，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五一”节快到了，有一天金京石又来到了“列宁棚”。他和我说：“小李子，你看五一节快到了，你在列宁棚里出几期壁报吧。”既然是领导交待的任务，我答应了下来，可这壁报怎么写，我不会呀，也没人教啊，我想到了冯省委。

冯省委此时正在江边大声的学习俄语，找到他后，我向他请教怎样办壁报。冯省委告诉我：“你不是总看报吗，你把你认为有用的文章摘抄下来，再找一些有关“五一”节的文章都写下来，写好后挂起来就行了。”

听了冯省委的话，我找出了纸张，当时的纸张也很缺乏，是那种在印刷机上切下来报废的长条纸，我把自己认为有用的文章都抄录了下来。

“五一”劳动节很快就到了，这一天，部队在广场上召开了庆祝大会，会议由金京石同志主持，周保中总指挥等主要领导都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会议结束后，金京石说：“小李子在列宁棚里办了壁报，大家都去看看，学习学习。”

同志们涌进了列宁棚，他们看到我写的壁报都挺惊奇：“哎呀，小李子，了不起呀，都会写壁报了，是谁教给你的呀？”

我说是延安，延安的报纸教会我的。其实我哪会啊，我就是抄录的延安报纸，有些话我也不太懂。

夏天到了，我们都来到了黑龙江边的一个河汊子学习游泳，河汊子上有好大的一片沙滩。教官是吴刚，他教的非常认真。我们先趴在沙滩上，跟着吴刚的口令，反复练习划水的动作，等动作熟练了，我们就开始下水，刚开始是穿着背心、裤衩游，等学会了，就开始武装泅渡了，到了武装泅渡这一关，女同志很难及格，我憋着一股劲，拼命的练习，终于第一批毕了业。

在这一期间，始终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我反复在想，为什么说陈雷是反革命呢？我爱陈雷吗？

尽管当时部队宣布了纪律，谁都不许谈恋爱。但是，大家都正值青春期，男女之间的吸引也不是一条纪律所能约束得了的。

因为我是仓库管理员，每天要给各个帐篷发蜡烛，发蜡烛时经常收到一些示爱的纸条，有的是直接交给我，有的是托别人转交的，我是一个都不看，有心一把火都烧了，想一想又不妥，还是交给组织吧。

我把收到的纸条交给了崔庸健和冯仲云，他们问我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我没看。”他俩把纸条都打开看了一遍后笑着说：“这些都是给你的，你不用交给我们。”我说：“领导不是规定不许谈恋爱吗？交给你们，你们好去批评他们。”

崔庸健只是笑着说：“好啦，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可事后他并没有批评那些写纸条的人。

过了几天原先六军的张寿篯政委来到了北野营，一天，他过来看我们。当时宿舍里就有我和李淑贞，我俩见到了老领导都十分的兴奋。

张政委见到我们也挺高兴，他打听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一一都向他作了汇报。当讲到我因为和陈雷同志谈话而接受处分的事情，张政委半天没说话。汇报完，我又掏出了几名男同志写给我的纸条，请张政委处理。“壁报”的阴影在我的心中总也散不去，我时刻都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张政委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决定。”对于我和陈雷的事情，张政委也没表态。

关于陈雷、李在德等同志被开除党籍一事，他们在回忆录中都作了记述。

附1：（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

1946年9月初，我和张祥、姜乃民等到了苏联伯力城，住在一个秃手老太太家。当时冯仲云、张寿篯等抗联第三路军领导人也在此地。经与苏军有关领导人交涉，我终于见到了他们。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为苏军进行侦查工作几个月，与抗联的老领导没有联系，心中着实感到空落落的。

但是见到张寿篯、冯仲云以后，我却没有得到好消息。他们告诉我：因为我在赵尚志属下工作时，附和赵尚志，已被开除党籍。我听了这个消息如雷轰顶，当着这两位领导的面大哭一场。我感到委屈，觉得冤枉。同时我也感到，北满省委根据道听途说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所谓“事实”就剥夺了我的政治生命，简直是太轻率了。我把这个看法当着两位领导的面说了。张寿篯对我说：你也不用难过，还会分配你工作的，改正了错误还可以恢复党籍。他所的也是实话。

附2：（松山风雪情——李在德同志回忆录）

在周保中处，我与王一知同志住在一起。过了几天，周保中同志问我：“知不知道北满省委开除你们几个人党籍？”我说不知道。他接着说：“因为你们跟赵尚志回东北后，盲目拥护赵尚志，反对北满省委，所以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你们应该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今后为党多做工作，弥补这个过错。”我听到这个消息，像被雷击了一下，眼前一阵发黑，控制不住内心的痛苦，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赵尚志同志由于对“王康指示信”持不同意见等原因被开除党籍的问题，才有了最后的结论，这段历史冤案才算了结），但我尽量克制自己，暗暗下决心，请党在今后的工作中考验我，我绝不会离开党！周保中也宽慰我说：“知道错了，今后改正就好，可以再争取嘛。”这样我才知道，1940年初，北满省委开除赵尚志、陈雷、于保合、刘凤阳、李在德、韩相根等的党籍的事情。

老八路

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开始了，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苏联，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整个边界上都展开了激烈的流血斗争，英雄的苏联人民以巨大的牺牲和满腔的激愤投入到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

前苏联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写到：

6月29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通过了贯穿着列宁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思想的训令。训令的基本思想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训令说：“现在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善于迅速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同敌人斗争的机会。”党中央号召：“在同敌人的无情斗争中保卫苏联的每一寸国土，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表现出我国人民固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

……

当苏军开始向内地撤退时，我们所有的想法都集中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上：不论多么困难，也要顶住，也要坚持下去。敌人是强大而又残暴的。很清楚，斗争将是长期和艰苦的。

……

苏德战争的初期，苏联军队是失利的，他们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仍在进行着战斗，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亦付出了代价。战争进入第一个秋季的时候，苏军的战略形势仍然很吃紧，10月下旬希特勒部队大举向莫斯科进犯，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一场莫斯科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发展，使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更为残酷，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北野营的训练也更加紧迫，周保中指挥亲自带领我们抓紧各项军事技能的训练，时刻准备着同日本关东军做最后的决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10月2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各级党部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苏德战争爆发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

——致各级党部的信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五日）

亲爱的北满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同志们：

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六月二十二日晨，背信撕坏了三九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以武装进攻苏联。苏联的全体人民和红军在斯大林英明领导之下，胜利的进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已经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的回击和歼灭。背反公道者必亡，主持正义者尚存，这是世所共知的真理。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一定能够战胜法西斯侵略战争。

苏德战争绝不是平常的战争，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第一次的祖国——被压迫民族的最好的同盟者——苏联全体人民与德国法西斯所搏斗的大的战争。由于这场战争的爆发，不仅改变了“温和的大方的和平建设的气度为军事步调，而且在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政治生活上也改变了其行动步调，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尤其参战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过去是集中力量去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掠夺战的斗争锋芒，在现在已经掉转为”消灭法西斯侵略者，拥护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用最勇敢、最坚决的群众行动来援助苏联红军战斗胜利而奋斗着。在国际范围内吸收一切反法西斯人们。

……

北满党每个共产党员在今天，应该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爪牙的趋向，如果是日贼在远东挑起反苏联战，日贼能不能放弃反中国战争呢？不能的，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不但不放弃，而且更加继续反中国战争是势所必然的，因为日贼在自己强盗立场，反中国战争和反苏联的侵略战争，决不能分开的缘故。

……

这几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所实行的血腥统治一年比一年不同，尤其是对于反日游击的进攻，是一年比一年厉害了。他简直是对东北人民无止境的作他的牺牲品，无止境的掠夺与垄断，把人民变成完全的奴隶。同时它对于游击队的“讨伐”我们根据这一年的经验来说，其“讨伐”的方法就是主要用最凶恶残暴的“篦梳山林”的方法和“分进合击”的方法并用起来。首先要消灭上级指挥机关以及一部一部全部队伍的计划。他要实现这个计划，增筑以集团部落、日本移民团、警察、满军日军所联成的封锁线，加强“匪民”分离和“归顺”政策，并增强林警哨线，增修延长山林电车道网，造成游击队的困难，造成“讨伐”队的便利，以便达到消灭游击队的打算。

……

现在我们英勇无比的东北游击队在数量上极端有限，但他是东北人民反日的武装斗争中所锻炼出来的革命精华。他从产生到今天，尤其是从三八年以来，在他的领袖——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的难关途径，磨练又磨练的武装队伍。它是人民最爱戴和敬仰的和敌人最畏惧的队伍，他是中国共产党所培植出来的先进战士。所以我们每个指战员都有充分的和坚强的革命信念决心与毅力，任何敌人不能动摇和降服的铁的力量，它是中国抗战力量中有力的组成部分，是东北人民解放事业的最基本的基干队伍。

……

因此，环境要求：游击队过去所规定的“用胜利的军事行动来开展民众工作”的方法，必须以十二分的革命精神去耐苦的进行群众工作，在健强群众组织基础上，支持和展开游击运动。这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游击队上，而实际上把群众工作放在次要方面，但从现在我们的精力主要放在群众工作上。只有健全的群众组织的配合，才能有胜利的游击运动。目前，我们的中心口号就是：“用大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积极精神去组织群众，直接准备民众武装！”“游击队与群众打成一片，坚持游击运动！”“加强侦探工作，积小胜为大胜，保持战斗精神优势！”“保存干部、培养干部，改善队伍和群众教育工作！”“提高党内革命纪律，清洗不坚定分子，提拔新干部，提高革命警惕性，肃清敌人奸细，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为争取决战而斗争！”。北满省委郑重号召全体同志，为尽到消灭法西斯与拥护工人祖国——苏联，抗日救国建立东北人民自由政权的伟大责任，应当紧紧围绕这中心口号周围，在不倦的进行斗争中，把这口号实际上变成群众的行动口号。这是目前北满每个党员的工作基本准绳。

……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高举伟大的中共中央旗帜，向历史的途程胜利的前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中共北满省委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们反复的学习了指示信，为进行一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而准备着。

当时的北野营虽然闻不到战火硝烟，但是战争的气氛弥漫在兵营。我们无法预测这场战争的胜负，只能是时刻准备着奔赴战场，为正义的战争战胜非正义的战争而献身！

在每天行军的路上，严正略带悲壮的《神圣的战争》的歌声唱得也更加响亮：

起来，巨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敌我是两个极端，一切背道而驰，我们要光明和自由，他们要黑暗统治！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回击那侩子手，回击暴虐的掠夺者，和吃人的野兽！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不让邪恶的翅膀，飞进我们国境，祖国宽广的田野，不让敌人蹂躏！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腐朽的法西斯妖孽，当心你们脑袋，为人类不肖子孙，准备下棺材！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贡献出一切力量，和全副精神，保卫亲爱的祖国，伟大的联盟！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起来，巨大的国家，作决死斗争，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吴刚报名要求去前线了，我们都舍不得他走，大家说：“你别去了，我们这里需要你。”吴刚回答说：“我的祖国更需要我”。他走的时候，大家都哭了，这个俄罗斯小伙子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对待我们，严格地带领我们进行各项军事训练，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使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也感觉到正义和善良是没有国界的。1942年的秋天，前线传来了消息，吴刚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战争回忆录》中写到：

莫斯科人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制订的改造首都工业的1941年第四季度计划。尽管当时处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这个艰巨的计划还是超额完成了。莫斯科的妇女和青年对保卫莫斯科、对在英雄城下消灭敌人，作出了特别出色的贡献。他们的崇高业绩苏联人民将永志不忘。当我回忆起在莫斯科城下取得的胜利时，总是不由得想起了不朽的列宁的话：“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

老八路

地窨子里约会

尽管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苏联，1942年的春天还是悄然的来到了远东，河汊子里的柳条毛子打苞了，丘陵和原野上展现着若有若无的绿色，这时我已经回到医务室工作了。

一天，我在医务室里紧张的忙碌，从东北作侦察工作回来好几个负伤的战士，其中有一名战士叫金国祥，我正在给他包扎，忽然他小声的对我说：“你知道吗？陈雷负重伤了。”听了他的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手里的工作停了下来，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金国祥看到我哭了，忙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他还活着，送到伯力军医院去了 。”

就在这一天，冯仲云也来到了我的身边，他和我说：“陈雷同志负重伤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听了他的话，我更是哭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刻，我明白了，我一直是深深爱着陈雷同志的。因为挂念着他的安危，几天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4月中旬的一天，医务室又来了好几名伤员，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陈雷，是陈雷。庄凤同志也看见了他，赶忙喊我给他包扎。他一声不语地坐在了我的面前，泪水，止不住的泪水划过了我的脸颊。陈雷同志伤在了右手的动脉处，我小心翼翼解开了他的绷带，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整个的右手腕都是黑紫色的，他的人也瘦的皮包骨头。

据陈雷同志过后自己回忆，他在三支队被派往大兴安岭开辟新游击区，他们在大兴安岭的伊勒呼闾峰遭敌人伏击，在敌人猛烈、密集的火力下，他负伤了，子弹打中他的右手腕，动脉被打断，鲜血喷出一米多高。他立即用左手拇指掐住伤口。他身后的战士李长德见他负伤，爬过来帮他包扎。但是，只要左手拇指稍一挪动，血就不住的往外流。这时，支队长王明贵也过来了，他让李长德把纱布卷成一团往伤口处塞，几次纱布都被鲜血浸透仍塞不住。后来，支队长叫李长德用一根树枝把纱布硬顶到伤口处，才算止住了血喷，然后又用纱布缠上，血，总算止住了。这次战斗，陈雷真是捡了一条命啊。

在我整个的包扎过程中，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陈雷同志看到我哭了，他也流出了眼泪。我想，他死里逃生，一定有好多话想和我说吧。这个时候他一定需要我的安慰和鼓励吧，我决定一定要找个机会表明我的态度。

一天晚上，部队要在男同志住的大营房里开会，知道要开会，我事先给陈雷同志写好了一个纸条放在了兜里。纸条上说：“我相信你是好人，我永远等着你。”我想，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到了晚上开会的时候，我尽量走在了前边，早就知道陈雷同志的床铺靠里面。终于坐到了他的床铺上，我看见在他的床头上叠着一件灰色的军大衣，就悄悄地掏出了那张纸条装进了他的衣兜里。

纸条是送出去了，但是我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他会看到那张纸条吗？要是让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

第二天，我去厕所，就在返回宿舍的路上，修鞋的老姜（干巴姜）拦住了我，他说：“小李子，你的鞋我给你修好了，你跟我去取。”一边说他一边偷着给我使眼色。

没让干巴姜给我修鞋啊，我稀里糊涂地跟他来到了那个修鞋的小地窨子，到了门口，他把我推了进去，自己在外面把风。

小地窨子挺黑，半截墙上有一扇不大的小窗户。进去后还没等我看清里面，忽然一双有力的臂膀把我拥进了怀里，我知道那一定是陈雷，我的心在狂跳着，做梦一样，幸福和恐惧使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了。陈雷紧紧地拥着我说：“我快要走了，执行任务去，我谢谢你，等着我回来。”

我含泪点着头，赶紧挣脱他的怀抱跑了出去。我太害怕了，害怕有人闯进来看到我们，害怕再有人给我们写“壁报”。

1942年5月19日，一个让我和陈雷同志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天的晚上，北野营党委在书记金京石的主持下召开党员大会。大木房子的两排铺上坐满了出席会议的党员同志。有金京石、崔石泉、姜信泰、李永镐、金光侠、王明贵、彭施鲁、张光迪、隋长青、刘雁来、单立志、庄凤、张景素、崔永进、朴洛权、金昌铉、王一知、王玉环、李敏等人，崔石泉同志首先讲了话，金京石同志代表党委宣布：党委决定恢复陈雷同志的党籍，交党员大会讨论表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泪花，我看了一眼陈雷同志，他回报我一个幸福的微笑。

决定宣布后，大家发言，一致认为陈雷同志从1940年到1942年在抗联队伍艰苦的战斗中，表现坚强，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最后，全体党员一致通过恢复陈雷同志的党籍。下面是《A野营中共党员大会决议案》和《周保中同志1942年5月17日的日记》：

A野营中共党员大会决议案

——关于“加强党性的锻炼”及恢复陈雷党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

A野营五月十七日党员大会决议案

1． 1.大会听了关于“加强党性的锻炼”的报告以后，认为我们东北党组织不仅应当深刻领会中共中央的这个重要组织指示，而且应当在今后的艰巨的争取最后的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中，作我们为党内巩固而斗争的工作方针。

2.对陈雷的恢复党籍问题，大会一致认为陈雷虽曾在过去与反革命分子——赵尚志合流同污，但在此将近两年的斗争生活中他曾以最大决心改正错误思想表现坚定，故同意北满省委的提议：恢复陈雷的党籍，但对陈雷所残存的小资产阶级的骄傲与轻浮等现象，党组织应加紧克服之。

（全体通过）

A野营中共支部委员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

（摘自A野营中共党支部委员会，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册1页）

周保中同志1942年5月17日的日记：

五月十九日在“领导干部、野营党委、积极分子联席会”上提出报告提纲草案，经讨论后通过决议案。该议决案交存党委一份（A野营），拟转交王新林一份。

拟定婚姻简则（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内临时规定）。

陈雷一九三九年从助长反党反革命阴谋之流氓分子赵ⅩⅩ①被北满开除党籍。依照严格之要求，陈雷实尚缺乏充分之条件恢复党籍。但北满负责同志张寿篯认为必可以恢复陈雷党籍。只就主要方向两点：

一九四一年在第三支队工作有积极性，与同年冬该支队惨败，陈雷尚能于极艰难时表示稳定。

余故依此两点而同意其回到党内，同时指出陈雷改正错误不彻底性以及党性不足之表现（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并行）。

① 原文如此

关于赵尚志总司令的问题，经过了漫长的42年以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终于平反了这起冤案，恢复了赵尚志同志的党籍。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赵尚志同志，一九○八年生，辽宁省朝阳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等职。

一九四○年一月中共北满省委以赵尚志推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等罪名，开除了赵尚志同志党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及家属的申诉，对开除赵尚志同志党籍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赵尚志同志在珠、汤联席会议上以及会后，并没有反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只是对吉东特委、中央代表来信和王明、康生指示信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更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

赵尚志同志的一生忠诚党的事业，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因此，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的决定是错误的，是一起历史冤案。省委决定，撤销一九四○年一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推到强加给赵尚志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同时，对因赵尚志同志的问题被牵连的陈雷、于保和、李在德、刘凤阳以及其他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都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黑发干字{1982}103号

就在陈雷恢复党籍后的第二天，我听说他又要去执行任务去了。

晚上说啥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我在想，他又要走了，做什么去呢？还像上次那么危险吗？他还能回来吗？不行，我得送他样东西，留个念想。翻了半天，背篼里只有一个我亲手用线勾的牙具袋，对，就把牙具袋送给他吧。

第二天早上我找到了李桂香，李桂香的丈夫叫金永贤（金大宏），他和陈雷这次一起派了出去。李桂香和金永贤已经结婚，她可以公开去送自己的丈夫。我把牙具袋交给了李桂香，红着脸请她帮忙交给陈雷，李桂香笑着答应了。

这时，我已经调到无线电连开始学习无线电了。这天上午正巧考试，考官是苏联人叫奥斯特列阔夫，他平常对我印象挺好。

我手按着电键，可心却不在考场，我听到外面的操场上卡车的发动声，有人在上车，有人在道别。我再也考不下去，手里的电码全都乱了。奥斯特列阔夫奇怪地看着我：“苏拉，你怎么了？”

“我，我头疼的厉害。”我的头真的在疼，泪水模糊了双眼。

“那，你回去休息吧。”奥斯特列阔夫说。

我哭着跑出了电报室回到了宿舍，宿舍里没有人，我一个人哭了个够，这下子心里舒服多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桂香悄悄地和我说牙具袋交给陈雷了，陈雷还托她给我捎件东西，李桂香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包，我打开一看，是一个口琴，我把那个口琴紧紧地攥在了手里。

我想，我们这就算订婚了吧，都互相交换信物了，我在心里盼望着战争能早一天结束，陈雷能早一天回到我的身边。

这一年的夏天我们又盖了几栋大大小小的木头房子。伐木、挖地基，任务十分繁重。每个连队一星期还要轮班安排一天（24小时）去厨房帮助削土豆皮做杂务，好几百人的伙食，土豆皮往往要削一宿，常常困得把刀削在了手上。尽管这样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却是一天也不能停的，同志们回到宿舍累得倒头就睡，而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要掏出口琴，想念着远方的他。

老八路

东北抗联教导旅（八十八旅）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抗联部队的领导人认为非常需要把目前“硕果仅存”而又分散在南北两个野营的以及在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或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全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学校机构或者是教导团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并就此与苏联红军方面协商。

1942年7月16日，王新林（苏方代表）通知周保中、张寿篯，苏方同意把东北抗日联军南北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一个旅。关于这个旅的建立，王新林提出：第一，编队的目的是要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第二，旅的任务是在东北转入直接的战争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第三，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和中共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的工作、活动，苏方不但不限制其独立活动性，而且旅的部队还要加强自己的独立活动性；第四，旅长及其以下主要军事政治干部由现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干部充任。

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接见了周保中、张寿篯，并以司令部名义委任周保中为教导旅旅长，张寿篯为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旅长），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李熙山）、柴世荣分任各教导营营长，安吉、金策、季青任各教导营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营长），阿巴纳申科还就教导营的建设提出如下提议：

（一）中国旅（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之成立，在于培养东北各省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处于新的战争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东北人民从日寇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教导旅必须加速训练，做好战争准备。

（二）对于教导旅培养的政治军事干部，不但要他们领会战略战术和游击运动的原则、原理与经验，同时必须精通各种现代兵器技术技能。

（三）特别注意构成战斗系统的通信联络，培养众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旅以下编四个教导营，两个直属教导连（无线电连后改为通讯营，又增设中文翻译连，1944年又增设自动枪教导连）。每营两个连，每连三个排。第一教导营，以第一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二教导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为基干组成，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信泰；第三营，以抗联第三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许亨植（许亨植牺牲，由王明贵任），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五支队以及第一路军一部为基干组成，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泰），政治副营长季青。全旅共有官兵一千余人，八十八旅是个名符其实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旅，八十八旅共有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苏联红军官兵，大约有三百余人。在这些苏联红军官兵中，既有俄罗斯人，还有早就加入苏籍的华人、朝鲜人、赫哲人等；一部分是前来集中整训的抗联部队官兵大约七百余人；一部分是来自一路军的朝鲜抗联战士大约有三百余人；还有一部分大约有二百余人，是长期潜伏在东北各地区从事敌后侦察任务的侦查员。

教导旅按苏军步兵装备，服装等均按苏军陆军官兵供应标准供应；抗联人员正排以上干部授予军官衔，薪金待遇与苏籍同级军官相同。

抗联教导旅在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步兵特别旅”，又因其由中、朝、苏三国人员组成，故又称“国际旅”），但是在内部仍然保持抗联的独立性，保持抗联单独的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政治军事任务，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等。同时，教导旅又是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为将来抗联队伍的扩大准备骨干力量。东北抗联教导旅在完成上述使命中，得到了苏联远东军的指导和帮助。

1942年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正式取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东北党组织三个省委的建制，统一建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崔石泉（崔庸健），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东北党委会下属包括在野营和派遣到东北进行小部队游击活动和执行其他任务的中共基层组织。东北党委会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它同教导旅内的联共组织，既保持工作上的互相联系，又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抗联指战员常年在东北战场上与日伪军苦斗，难得有学习和训练的时间，因此都十分珍惜在野营和教导旅的整训。抗联部队的整训，开始是营建劳动。我们开荒种地，建造营房，采石铺路，并制造桌櫈等各种用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开荒百余亩，建起了五座营房以及其他设施，基本满足了官兵们学习、生活、训练等的需要。

营建后，主要的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军事训练包括降落伞训练，各种军事武器的实用，滑雪冬季战斗，夏季游泳训练，通讯技术，前线救护等训练。政治学习按文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组。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有：联共（布）党史、社会发展史及斯大林的讲话、报告、文章。旅部设有有线广播台，每天播放西线的战争和中国的抗战消息。为了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他们还着重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指战员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搜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其他学习材料主要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以及《论持久战》的有关章节，《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周恩来《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等。这些文件和著作的学习，使教导旅指战员不仅了解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而且也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改进了作风，增强了团结。

抗联将士虽然身居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始终向往着延安，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每个连队的俱乐部里都挂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画像，表达着抗联指战员对祖国、对党的深切怀念。

为了肩负起未来的光荣使命，教导旅对于军事训练十分重视。教导旅的军事课程由苏军军官担任教官。教导旅要求官兵刻苦训练，练成超等的射击技术，达到百发百中；还练习跳伞空降技术等等。此外，教导旅对于侦察勤务、步哨勤务、传达勤务，游击队的战术、战略和战法问题以及对于正规军作战的关系问题，军队的一般管理问题等方面的学习和训练，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还抽调了三十余人组成无线电报务训练连（后改为营），专门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培养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收发报人员。这些同志还直接参加了对上千公里日军要塞设施的侦察任务，为苏联红军反攻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在野营整训的同时，教导旅还先后派遣十几支一百多人次的小部队回东北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和军事侦察，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士气，也为将来的反攻作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东北党委和教导旅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

成立了八十八旅以后，我们都授了军衔，发了新军装，女战士的服装是军绿色套头呢子上衣，前面开半截扣。下身是藏青色呢子裙，脚上是皮靴子，还有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

在这一时期，不断有伪军反正过来参加88旅。

1942年7月19日，我们在野营驻地召开了“欢迎反正抗日新战士”大会，会上周保中旅长，张寿篯政治委员作了演讲，沈泰山代表游击队，我代表女战士致了词，我们全体唱了《吉东军歌》等抗日歌曲。

吉东军歌：

我们是保卫神圣国土独立的战士，肩负着人民希望，拿起武器奔赴战场。陈政委领导我们吉东军，周政委指挥我们吉东军。我们所到之处，胜利旗帜迎风飘扬！迎风飘扬！

我们是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的战士，为捍卫正义事业，万众一心奔赴战场。陈政委领导我们吉东军，周政委指挥我们吉东军。我们所到之处，胜利旗帜迎风飘扬！迎风飘扬！

周保中旅长1942年7月19日，日记摘抄：

七月十九日

由余召集全野营露天大会，欢迎反正抗日之新战士，政治委员∏出席讲演，对于新战士特加鼓励，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制度及对外政策，同情中国解放，揭穿日本法西斯军阀之罪恶行为。余与寿篯均出席发言，齐连升代表新战士致答词，游击队代表沈泰山及女同志李明顺致词以及唱民族歌曲。午后五时散会。

……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3——64——65

老八路

远东派遣

远东八月末，已经有了秋的味道，山岗上，丘陵上的树叶开始发黄、变红。有一天，我刚走出宿舍，站在单杠底下，看见一个人从大营房那边向我走来。自从发生“壁报”事件后，我很少跟男同志说话了。我刚想转身离开，那个人已经来到了跟前。这个人是三路军指挥部秘书长张中孚同志，我在南北河密营时曾经见过他，他给我们讲过课。

看到我想走，张中孚喊住了我：“小李子，小李子，你别走，我找你有事情。”我收住了脚步问他：“什么事？”他挺神秘的和我说：“小李子，我要走了，去执行任务。”他这一说，我立刻想到了陈雷，陈雷走的时候，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张中孚秘书长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是怎样牺牲的，怎样殉国的，我们一无所知。牺牲在这一战线的同志很多，其中包括我的哥哥李云峰。

张中孚秘书长生平及主要事迹：

张中孚原名张凤岐，字乐然，号兴周。1931年冬，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于1937年1月中旬，去黑龙江省富锦县，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末和张进思等参加抗联独立师，任独立师师部秘书长，同年10月间，任十一军军部秘书长。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先后活动在富锦、同江、抚远和宝清一带。

1938年10月中旬，张中孚跟随李兆麟从宝清抗联后方基地出发，随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一师进行西北征。他们几经辗转，历尽艰辛，翻越小兴安岭，于1938年12月底到达海伦县境内白马石。1939年1月间，担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秘书长。自1939年5月底起，一直担任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自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主要活动在海伦东山里八道林子、德都县朝阳山和北安县木沟河一带。

1940年5月末至1940年11月初旬，张中孚跟随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在省委工作，活动在庆城和铁力南安邦河上游、绥棱、通北县南北河和海伦县八道林子等地。

1940年11月中旬，兼任抗联第九支队宣传科科长。从这时至1941年5月，张中孚同马克正、边凤祥率领总指挥部和第九支队人员活动在南北河、木沟河、二更河、土鲁木河一带，采取灵活机动战术，粉碎了日伪围剿。自1941年6月至

1941年10月，同第九支队活动在通北、克山、拜泉、讷河一带。

1941年11月，同边凤祥第九支队部分人员向萝北转移。12月初，在李兆麟率领下，随第九支队三十二人从萝北越境到达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东北的北野营。在苏联整训期间，担任“东北党领导干部临时支部”（既野营党委）委员。
1942年8月30日，被苏联和抗联秘密派遣，由三人护送回北满单独从事抗日侦察情报工作，从此未归，失踪。大约于1943年内牺牲于东北战场。

张中孚是辽宁省参加东北抗联的先驱，是抗联中职务较高的文职领导干部。他在从1937年参加革命至1943年内牺牲的七年中，在中共北满省委、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李兆麟、金策等领导下，始终抱着民族解放事业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为向地方群众和进步的伪职人员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方针，为教育抗联内部人员，作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为建立和巩固黑嫩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伪“讨伐”，起草、印刻文件，编辑《北满救国报》，做了大量文字工作；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党政工作，为强化内部保密和开展反奸细斗争，做了大量检查、培训工作；为加强对总指挥部和第九支队的管理，为精简后方和供应物资，作了大量筹集和外部联系工作。最后，为苏联和抗联准备战略反攻，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从事小部队工作，献出宝贵生命，年仅三十三岁。

中共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委党史研室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

派遣回国的小分队也是艰险重重，他们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敌人、与饥饿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李在德同志在其回忆录《松山风雪情》中记述道：

部队在暴马顶子大约休整了一个月。王效明支队长任命于保合为宣传科长兼电台报务主任。让我与保合同志一起负责电台联络工作。1941年七八月份，王效明支队长率部队往西边的依兰方向进军。由于挠力河发大水，淹没了草甸子，无法行军。部队只好绕道走上游，多走了一个多月的路程。我们准备的粮食只有7天的，后二十多天没有粮食吃，大家饿的走不动，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我们捡蘑菇、挖野菜、摘刺梅果，还有树叶、树皮、草根等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吃。

一天，队伍走到小团子山。这里地势较高，春天有人在这里种过大烟，夏天割完大烟人已经走了。我们在地里找到一些零星的菜，如窝瓜、角瓜、萝卜，还有点大烟籽。总算吃了一顿正经粮食，救了我们的命。小团子山周围是一片汪洋，可部队继续前进。王效明支队长派姜政委带一部分人去找给养，正碰上一队敌人的骑兵。队伍转移时，李成祥同志失踪了。王支队长把队伍集合的地点记错了，我们和姜政委的人没有接上头，队伍分散后人更少了。

有一次，部队正找休息的地点，到了离早期活动时住过的炭窑不远的地方。王支队长派指导员李在明和中队长李中彦去看看有没有人。但只有李中彦一个人回来了。他汇报说，到炭窑看了没有人，李在明已经饿倒在炭窑门口，说：“我走不动了，不行了。你回去告诉支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要革命到底。”听了李在明指导员的临终遗言，我们都眼泪直往下流，在艰苦战斗中，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为了过挠力河，我们开始割柳条做筏子。二十多天没有吃粮食，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同志们拼尽全力，做好筏子渡过了挠力河。过河后，大家咬着牙继续前进，饿得实在走不动，一天只能行军五六里路。有的同志全身的力气已经消耗完了，倒在路边一动也不能动了。我们的司务长老王（王起刚同志）三十多岁，原是个伐木工人，身体高大强壮。他饭量大，平时像我这样的两个人的饭量也不够他一个人吃。他为了大家，到处找吃的东西，找到了吃的，自己不吃，先给同志们吃。我见他饿得不行，有时省下点吃的给他，可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需求量。终于有一次，老王和另一个炊事员李成相同志，倒下以后再也没有起来。人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含着泪，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树丛里。

关于这次行动王效明支队长在派遣工作汇报里写到：

……

我们的工作经过除由电报告外，兹祥报于后：我们在饶河整理队伍以后，于九月十七日即开始西进；经过小东沟义顺号北方，越过蚂通河，二十九日始至敖力河。在忍饥、大水当中行军，队员多数疲劳不堪……

姜所率征发队当夜被敌发觉，遭受日寇骑兵尾追，当时失踪2名（刘贵、陈学山）……九号，智贵德因饿牺牲，迫不得已才开始西行。途中给养只有仰赖葡萄、刺木果、元蘑为主要食品。十月十四号行至狼洞子沟，派李中彦、李在名、鲁得才等三名去筹划给养。李中彦回来，李在名、鲁得才未归队失踪。十五号，王喜刚又牺牲了。十六日邱福进饿毙了……

摘自《东北地区历史文件汇集》

通过这封汇报信，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派遣工作的艰苦和危险，侦察队的战士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继续前进，有的时候，他们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了，即使这样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肩上担负的重担，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坚决的完成任务。还是这封报告信，信中详细的汇报了他们所侦察到的情况：

……富宝县敌人驻军情形：富锦县原驻军是靖安军四个团（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靖安军分驻富锦、同江、抚远、饶河各地。于二月三号听说日寇重炮兵二百名，经过集贤镇去富锦。炮由汽车运去的，也有说夜间密运的。又讯据群众传说，敌走狗满军及蒙古军开往富同抚各县，将对苏联作战（数目满军一万、蒙军八千）。

……

宝清敌人军事建设。宝清除原来建设三个大营外，在大营东隔壁两个院有日寇坦克车及汽车装置工厂和枪子厂。在兵营和工厂前面完全是弹药军火仓库，在仓库前面又是兵营，在兵营前面南面的是汽车场，西面是电灯厂。电灯厂西面是小山，小山上是自来水塔，山西面是日寇大病院（能容六百人）。宝清城内仓库里面所盛的东西，仅有人马给养，弹药在去年已运往他处。宝清敌人飞机场有两处是飞机场，一处是着陆场。南门外夹心子是飞机场，内里有五处大黑房，每所完全黑色，长五十米、宽十余米，额外有两趟兵营。传说黑色库里是弹药，军火仓库。场面用石头、沙子、臭油制成，周围洋沟用洋灰筑成，沟外土堡长宽十余米达。土堡角有带掩盖栖息所。北门外路东飞机场，场面也用石头子、沙子、臭油制成。全场长七百五十米，宽五百米周围也有土堡。西门外飞机场是着陆场，场面是土的，周围铁丝网，在场东北角两处小房（电话室及卫生所）。

关于当时的百姓生活，信中写到：

东北民众生活情形，据奉天来谈称，敌人的经济掠夺真是不堪忍受。农村粮食日寇完全用贱价收买布匹及其农业所需器具非常昂贵。六十岁以上老人不配给，八岁孩子不配给。去冬妇女仅配给七两棉花还不是正装棉花，配给布完全用稻草或木头、南麻制成，用不到三天即破乱不堪。群众禁止吃大米和白面。偶尔群众秘密碾一点面吃，特务知道非受罚即须坐监。灯油完全断绝，豆油群众不要想吃，完全没有。加以苟捐杂税，群众痛苦非笔墨所写尽。

……

在1940——1945年这段时间内究竟往东北派了多少小分队和单个的侦查员，因为当时属于绝密，很难具体统计出数字，我们从周保中同志给派遣人员的信件中也能看出当时的一些概况。

周保中给刘雁来的特别指示信

——关于侦察报告饶河至宝清汽车路敌情等问题

（一九四三年八月七日）

工作任务特别指示信

刘雁来同志，现在我指派你的专门工作任务就是：

一、由饶河到义顺号（大和镇），由义顺号到宝清，在这条汽车道上，你必须直接监视和侦察。不论白昼、夜间，凡是日贼一兵一卒的运输来往，各种军事调动，宝清县境、义顺号附近、饶河县境日贼的驻军、兵力、兵种、营房、防御阵地建筑、仓库、飞机场、汽车堆栈，军用马场马匹、马草，交通道路的修筑设备，被强迫劳动的工人数目、工作对象，电报电话的联络设备，移民团的位置和人数多少，增加或减少，移民团干什么。除此以外伪满军警的情形。上面所说一切，你都得设法监视和用各种方法随时侦察清楚。随时用无线电向我处作汇报。每次报告的内容，要提出重要的、有价值的，并且有根据、清楚、明瞭。

二、你过去的工作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够在伪满军警中和人民群众中进行秘密的有组织联络的工作，今后你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一定要在伪满军中做秘密工作得出成绩来，民众工作多注意农村中的可靠分子和工人工棚。我处需要人员，如果有哗变暴动的伪满军或工人，打死日贼或活擒日贼没收他的重要文件地图，如果有这样的事，你可以指导他们斗争，或者情形陷入困难时，可以领他们到我处来。但是要特别预防日寇奸细作假，并且若是真的，必须奔投我处，可预先通知我。或者你先亲自来和我接头领受指示。

三、你要和李永镐小队保持人力交通，并且随时预备粮食服装，你们自己必需的军用品。

四、这次由曲宝申带去的枪械钱款等，由他向你报告。我处直接交给曲宝生零钱四百一十元，给予曲宝生奖金五十元，张家德二十元，其余你处的各同志每人十元，剩下的作购物费用。你和我处还要保持人力交通，油印机和油墨快送我出来，李进才同志大概已回到你处下次交通可派他来。

五、李永镐若有交通在你处，你可将我给他的信和政治消息送去。

此致敬礼

总指挥 周保中

一九四三年八月七日

老八路

通过周保中同志的特别指示信，我们能看出当时的派遣人员所要执行的具体任务。当时在北野营和南野营总有同志们来来去去的去执行特殊任务，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从不打听。派遣的侦察人员，好多人牺牲在了东北，我所尊敬的白福厚团长1941年也牺牲在了黑河地区孙吴、辰清东方，毛兰顶子的一次遭遇战中。

白福厚同志曾受地下领导人陈大凡同志的派遣参加了伪满军，1937年8月率伪满军三十八团二连和机枪连起义，加入抗联六军一师六团，任连长，1939年冬我们分别以后他所带领的部队编入三支队，任第七大队长。白福厚同志立场坚定，英勇顽强。他编入三支队以后在智取克山、奇袭北兴镇、奔袭霍龙门等一系列战斗中，他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勇敢，遇事机智灵敏，十分果断，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关心同志，爱护群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一起工作和战斗的日子。白福厚同志的牺牲给部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张寿篯给金策的信中说到：

“三支队回来以后，由于大雪的关系，受到大自然封锁，而长期停驻在孙吴、辰清的东方、毛兰顶子密林中困守，由于三支队久驻于敌人堡垒和驻军区的附近而遭到敌人的暗算，误入敌人埋伏线，牺牲了白大队长（白福厚）、姚指导员等主要干部，损失两架轻机，使队伍发生了严重危机，简直不能再担负起西兴安岭的伟大任务。我在四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三支队的交通员，我听了报告，并知道三支队在被日寇伏击损失以后，并未消极，而顽强的攻破辰清车站，获大批大烟（价值三万元伪币）及粮食等，我估计到三支队是我军中心部队，任务异常繁重。干部状况，如此严重，在万分不得以的情况下，派遣陈雷、赵喜林到三支队去担负政治工作，陈雷以宣传科长的名义及职权进行工作，赵喜林则由三支队分配工作。给他们的指示是详细的，因为我熟思细想，只有这样作去。”

在派遣人员中，还有我在南北河时期的亲密战友陈玉华同志，她也牺牲在了执行任务中。

陈玉华同志是第一批学习无线电技术的优秀的东北抗联人员之一，曾在三陆军总指挥部任电报员。

1942年的冬天，女战士陈玉华同志背着电报机，跟着特别派遣队，借着狂风怒吼，积雪纷飞的夜黑头天气为掩护，去北满一带开展活动。当她们走到饶河县暴马顶小佳河附近时，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围攻。战斗进行的很激烈。陈玉华同志一面用身体掩护着电报机，一面沉着的战斗。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几个同志倒下去了。陈玉华同志也负了重伤，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腹，她忍痛吞吃了电报密码，将电报机砸碎甩进深雪中……。就这样，她英勇地牺牲了。

抗联部队的侦察工作从1940年抗联人员入苏整训就有计划的开始了。一直到1945年，我方不停地派遣小分队和单个人员回国侦察，为最后的大反攻作准备，抗联部队的上层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如王效明和姜信泰等人都亲自带队回来过，陈雷同志曾经武装派遣回国三次。抗联第三陆军关于派遣工作说的十分明确。

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第十九号训令

——令各支队建立侦察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训令 抗字第十九号

为令遵事，查抗日战争益趋紧迫，日寇的最后挣扎仍在继续。我军血战已经八载，敌人虽然实力受到消耗，但其消亡中国的阴谋是有加无已。为了彻底战胜日寇，侦查工作成为有决定意义之一环。侦察工作不但能知道敌人的计划，同时还能调查敌人的弱点，对于军政工作意义诚为重要胜负的关键。不但优良时机，胜利条件不能让过，同时困难条件的克服，基本实力的保存，都有重要关联。同时侦查工作还是巩固我军与群众联系的唯一武器。各支队即刻建立专门侦察机关（侦探部），设侦探长专司其职，选择良善、诚恳、机警、有经验的干部，实际进行工作。开侦探训练班（根据军事常识内载关于侦察工作的材料，配合实际经验），尽一切可能在行动中，来找寻物色人才，及侦探线索。以相当的人力、财力、精力，来建立城市、机关、乡村、兵营、交通线、敌人要塞中的侦察工作。各支队任何临时后方，应有侦探分部，以便切实进行工作。临时消息、必须材料（如敌人驻军防所、军事行动、文件地图、兵士和官佐的文件手碟、兵库、飞机场、道路、桥梁、兵营等图），不但总指挥和上级需要迫切，即支队本身亦成为重要需要。必须精细审问俘虏，敌人的官兵，每次在俘虏中，都应找出有价值的消息和重要材料。不允许多用严刑拷问俘虏，经常在严刑之下是得不到真实材料，但是不可免的有时也要用刑。严防敌人侦探混入我们的工作部门中，提高反敌人奸细的警惕性。综上各节，务必认真执行，不得故意玩忽，致干咎责。切切。此令。

总指挥 张寿篯

政治委员 冯仲云

大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抗联八十八旅的指战员，从1940年到1945年的各项侦察活动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收集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查明了苏满边境17个筑垒地域的构成、坚固程度、人员及布防等情况。还查明了日本关东军的数量、番号、布防、军用仓库、飞机场、桥梁和重要军事设施，并绘制了地图。这些情报经周保中、张寿钱等八十八旅的领导人汇总后，为制定远东作战计划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敌情基础资料，为远东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突出重要的贡献。

周保中将军的夫人88旅交通营指导员、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王一知同志在回忆录中写到：

当时由我军提供给苏军的各种情报与苏军从各种渠道收集的情报一起，分门别类制成手册，连同标有敌人防御工事的地图，在1945年7月份发至苏军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苏军能在远东战场上，在陌生和极其艰难的地理条件下，能够正确的击破精锐的日本关东军防线，是与我们抗日联军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对此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曾经十分激动地向周保中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的英雄们！”

老八路

空降训练

还是在1941年7月份，周保中同志曾带领北野营的部分男同志，去伯力木格店机场去学习空降。

大约十多天以后他们就回来了，听说都学会了。这时女同志们沉不住气了，我们也急着去学习跳伞啊，所以就选派了王玉环同志为代表，向领导请战，要求也去学习，当时领导并没有表态。

8月下旬，突然通知我们全体女同志集合，准备去学习空降。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兴奋的不行了。三十多名女同志坐了两个小时的帆布篷大卡车来到了伯力城东北方向的木格店训练场。

紧张的训练开始了，按照教练的要求，我们先从一米高的跳台往下蹦，蹦下来以后要站稳，姿势要正确。就这样练习了三天，我们开始上跳台了。

这家机场比较简陋，跳台有45米高，是用木头制成，西伯利亚的秋风十分强劲，木头的跳台在风里直摇晃，我们战战兢兢的爬了上去，尽管害怕，但是没有退却的，反复的练习了五天，大家都及格了。到了第八天，我们开始登机跳伞了。

我们登上了一架运输机，飞机在一千米上空盘旋，巨大的引擎轰鸣着，当机舱门被打开时，我们按着顺序一个一个地往下跳，跳下后，要自己拉开引线。轮到我了，我鼓足勇气，心一横，闭着眼睛就跳了下去。人下去以后，头是从下的，每个跳伞员身后面背着主伞，前面带着后备伞，以防后面的主伞打不开，好启用后备伞。真的是头重脚轻，从机舱出来后，在急速的下落过程中，我拉开了主伞。主伞“砰”的一声像一朵蘑菇云在我的头上打开，人也在瞬间变成头上脚下了。这时我的四周都是降落伞绳子，我紧张地抓着绳子，按着教练的要求，掌控着风向和落脚点。

我稳稳当当地按照要求降落在了指定地点，心里真是太兴奋了，我竟然学会了跳伞，如果战争需要，我也可以飞回我的祖国了。

通过十来天的训练，我们全体女兵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返回了北野营，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习跳伞。

1942年的9月份，部队安排我们进行第二次的空降训练。

第二次去练习跳伞和上次不同，临出发前，苏联医生要给每个人都做体检。当检查到我的时候，医生意外的宣布，我患有心脏病，不适合跳伞训练。听到这一结果，我立刻哭了起来，我怎么能不去参见空降训练呢？如果学不会跳伞，将来怎么参加大反攻？又怎么回到我的祖国？越想越伤心，我哭着去找张寿篯的夫人金伯文同志了。

金伯文看到我这样，忙安慰我说：“别哭，别哭，让张政委想想办法。”

张政委果真给我想了个办法，他安排我作为后勤人员随队一起去，具体的任务是每天给领导送饭。

我们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坐船去往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我们将在那里进行第二次的空降训练。

轮船顺着黑龙江向南行驶，走了一夜才到了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这里有空军基地，我们住在一个三层楼里。

到了这里的第二天，紧张的训练就开始了，我们先从五十米高的训练塔上往下跳，跳到地上能站稳，不摔跟头就能得个五分（满分）。然后学习折叠降落伞，这个环节也十分重要，如果在高空降落伞不能有效的打开，那是十分危险的，曾经有一个学员，就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掉到地上牺牲了。经过几天的跳塔训练后，我们像上次一样开始登机从高空往下跳了。

飞机盘旋在三千米的高空，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们彼此都听不到说话，只能看教官的手势。机舱门被打开了，巨大的气浪吹得我们站立不稳，教官打着手势，学员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下饺子似的跳了下去。轮到七军的战士吉新林跳了，到了机舱门口他往下一看，说啥都不敢往下跳，他嘴里喊着：“哎呀妈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看到他这样，旁边的领导立刻把他拽到了一边。

也许真的是心脏有毛病，就在跳出机舱的时候，我的鼻子开始流血了，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胸前的衣服。

我稳稳地落地后，偷偷的擦去了流出来的鼻血。这天的晚上营里召开了大会，对吉新林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在会上，周保中同志对我们女同志提出了表扬，他说：“八十八旅的女同志都是好样的，作战勇敢，训练认真，没有掉队的。”周保中的表扬极大地鼓励了我们。

周保中同志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中对这次跳伞训练有如下记述：

“东北游击运动抗日救国斗争中妇女参加诸般战斗工作，普遍表现良好，甚至许多妇女表现革命斗争性特异，不落于男子后。即以学习降落伞而言，去年十月曾派遣十二名妇女学习，在ⅹ城机场曾降落两次后，因季节天候限制，中止学习。今次妇女参加学习者二十名，有降落三次者，有二次者四名。男子中尚有因胆怯或无忍受性而放弃学习者，妇女无一人落伍，表现坚毅勇敢，且有纪律性，深受某降落伞专家苏联闻名中校同志及MeTOB总教官所深赞佩。

此辈革命妇女在中国航空降落伞术的历史上应占重要之篇幅，学习妇女特记名于后：

政治指导员王一知，班长金昌玉（高丽人），班长王玉环、李淑贞、队员李敏（高丽人）、金玉顺（高丽人）、金伯文（高丽人）、庄凤、柳明玉（高丽人）、郑万金（高丽人）、邢德范、赵素贞、胡秀珍、金玉坤、徐云清、李桂香（鄂伦春人）、金顺姬（高丽人）、张景淑（高丽人）、朴景玉（高丽人）、李英淑（高丽人）。”

到了双城子空军训练基地，我不只是参加训练，还有一个任务需要完成。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篯三位将军的午饭由我用一个挎篮从食堂里打出来，给他们送到宿舍。等他们吃完了把食具拿回来，我再回食堂吃饭。当初体检不合格，我就是以后勤人员的身份来到训练基地的。

一天午后，我刚刚回到食堂端起饭碗，一抬头，看到国际交通员栾继州同志进来了，看到他过来，我忙和他打招呼，1939年冬来苏联就是他带的路。栾继州看到我也挺高兴，打听了一些近况后，忽然，栾继州问我：“小李子，你知道不，陈雷和四军的一位女同志扮成假夫妻去大城市作地下工作去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十分的吃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我说：“不能吧，没听说啊。”栾继州说：“怎么不能，有人都看到了，那个女的穿着蓝大布衫，这还能假吗？”

我不知道是怎么告别的栾继州，心里这个乱啊，好像什么东西顶在了喉头，一口饭也吃不下去。我一边哭一边往宿舍走，陈雷去做地下工作去了，他还能回来吗？他和那个女同志会不会做成真夫妻啊？我越想越伤心。

我们女战士的宿舍在三楼，此时，大家都在午睡，按规定，每天的午饭后，战士们都有一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回到了宿舍，我翻出了陈雷写给我的信，看到这些信，我更加伤心，干脆把信都烧了吧，免得越看越难受。

我哭哭啼啼地爬上了三楼的屋顶，那里有个像小阁楼的地方，我准备在这烧信了。李淑贞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她问我：“你咋的了？哭什么？”我说：“陈雷和四军的女同志扮成假夫妻作地下工作去了，他还能回来吗？他还不得跟那个女同志真结婚啊，我还留着这些信做什么，不如都烧了，省的看着伤心。”

李淑贞一把把信抢了过去说：“别介，别介，那可不一定，这还不一定是咋回事呢，你忙着烧什么信？”在她的劝说下，我俩又回到了宿舍。

紧张的跳伞训练结束后，我们坐着轮船回哈巴罗夫斯克。同志们都挺高兴，大家在甲板上说说笑笑，嘻嘻哈哈。我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望着螺旋桨搅起来的翻卷的浪花，心里也像浪花般的翻腾，眼泪不知不觉地又流了下来。

李淑贞来了，她说我：“你在这干啥？你老寻思这点事干啥，真是小心眼，走，我领你去问问张指挥。”

李淑贞拽着我来到了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张寿篯政委在那里。看到了张寿篯政委李淑贞说：“张政委，你看看，小李子说陈雷跟四军的一个女战士扮成假夫妻去做地下工作去了，她在这哭鼻子呢，哭起来没完没了，你说说她。”李淑贞说完就出去了。

张政委看了我一眼说：“我怎么没听说啊？我们没派他去。”

我说：“栾继州说的，那还能有错啊。”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要是真去了，那是苏联派的，如果真走了，那未来的关系，我不能给你做保证。”

听了张政委的话，我的眼泪更止不住了。

张政委看了我一眼说“好了，你自己在这哭吧。”说完这话他上甲板上去了。

我们又回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回来后，组织上安排我做了播音员兼政治教员。播音工作是晚上进行的，我每天傍晚先到冯仲云那里拿来翻译稿，然后再到张政委那里去签字，张政委签了字以后，我才能播出。

这天，我在冯仲云那里拿稿件时，他告诉我，播音完了，到我这里来一趟。晚上播完音后，我赶紧去找冯仲云，进了屋，我一下子愣住了。

陈雷，是陈雷，只见他穿着一件苏式的灰尼子大衣站在屋子的中央，看见我进来了，他伸出臂膀把我拥进了怀里。我放声大哭，眼泪流进了嘴里，咸咸的。

陈雷剃着光头，他现在还是士兵的待遇，只有军官才允许留头发。我问他，你不是和四军的女同志扮成假夫妻进大城市去了吗？

他说没有的事，当时，是准备派他去城里做地下工作了。可陈雷自己和领导说，我身上的伤疤太多，太显眼，容易暴露目标，还是让我去做武装侦察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他做了武装侦查员。

一场误会就这样解除了。

“十月革命” 节快到了，一营营长金日成同志领着我们排练节目。有一个节目叫《团结舞》，场地的中间竖起了一根木头柱子，柱子上拴着八条长长的红布，我们八个女战士，各扯着红布的一头，一边唱歌一边编队形，红布条纵横交错，形成了各种图案，十分的新奇、好看。金日成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谁把步子走错了，他就敲谁一下，就是他的夫人金正淑也不能幸免，所以大家都很怕他。

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远东上空艳阳高照，北野营全体指战员在操场上举行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领导们讲话以后，各个营、连、班都出了节目。有个苏联士兵表演独唱，那个小伙子，嗓子非常好，一连唱了好几只苏联歌曲。

赫哲族的战士表演了单人舞，通讯营的战士表演了男生小合唱《共青团员从军歌》（苏联歌曲）：

出征西方前线疆场，从此我们各一方，很多共青团员离家乡，参加卫国的战争。

我们暂时别离远去，奔赴战斗的前方，无论何时我也爱你，祝愿你英勇去杀敌。

……

接下来是大合唱《救亡进行曲》，金日成等领导也都参加了进来。周保中将军、张寿篯政委和苏联军官合唱了《国际歌》。

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庆祝会开得隆重而又热烈。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要数金日成同志编导的“团结舞”了。

庆祝会在张寿篯政委和张中孚秘书长创作的歌曲《团结抗战吧》的歌声中结束。

举国动员全民挽狂澜，
争自由复河山拼头颅热血，
英勇齐向前。
敌血溅，敌血溅，
军民团结阵营坚！
法西斯打倒强盗都杀完，
奏凯旋奏凯旋，
建立新政府人民管政权。
齐欢腾，齐欢腾!
中华民族万万年。

老八路

我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

1942年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场大雪接着一场大雪，整个远东覆盖在冰雪之中。

这年的冬天，八十八旅的指战员全部开始学习滑雪了。大雪虽然令我们行动困难，但是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机会。

战士们穿的滑雪板是陈春树同志用木头做的，比较笨重。我们每天穿着滑雪板，从旅部门前广场集合出发（冬季野营地），过了训练的大操场，从一个高坡上滑到黑龙江的一个江岔子上，顺着大江再向上走，然后上岸来到了夏季野营训练点，爬上一个山头最高处，山高坡陡我们穿着滑雪板，只能横着走，到了山顶从高处再向下滑，下滑的途中设置二、三个障碍物，障碍物是半米至一米高的雪堆，难度大的就是连续越过障碍物，往往在这里摔跤，大家的腿都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女战士里，成绩比较突出的是金玉顺、全顺姬、张景淑和我，我们四个人叫着劲的练，排名一直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的位置。不管多苦多累，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慢慢的我们掌握了要领，通过高强度的学习和训练，大家不久都能够飞速地穿行于林海雪原之中了。

紧张的训练之余，我还要担任广播员一职，每天晚饭后，是我们的广播时间，同我一起做广播员的还有一个苏联人叫达宁。

1942年的冬天，苏德战争正是艰苦的年份，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打的异常激烈，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全体指战员都非常关心这场战争，因为战争的成败也关系到我们的祖国何时光复。

一天晚上清冷的月光照在皑皑的白雪上，我踏着积雪到冯仲云处拿到广播稿后，去找张寿篯政委签字。张政委签完字后和我说：“小李子，广播完了，回来一趟”。

张政委让我回来一趟，什么事呢？

广播完当天的稿件后，我急匆匆地返回到张政委的住处。张政委并没有急着和我谈话，他先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张政委究竟要说什么呢？

过了一会张政委终于说话了：“小李子，我们刚刚得到苏军送来的消息，你哥哥李云峰同志失踪了，现在到底整到哪里去了还不清楚”。

听了张政委的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以后张政委又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哥哥？我哥哥？是说我哥哥吗？我抬头呆呆地看着张政委。

终于，我醒过腔来，“哇”的一下哭出声来。

哥哥失踪了，哥哥怎么会失踪呢？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我怎么能没有哥哥了呢？上次分别他还好好的呢，哥哥说，他是最后一次去执行侦察任务，等回来就要求回大部队了。哥哥你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快回来啊……

我是怎么走出张政委的房间已经不记得了，张政委说了多少劝慰我的话我也没有听进去。只记得在这远离祖国的远东大地上，在这狂风怒吼寒冷的夜晚，我站在雪地里放声的大哭，一边哭一边喊：“哥哥，你在哪里？你快回来，你回来……”呼啸的狂风淹没了一切声音，冰雪冻僵了我的眼泪。

好多天我都无精打采，一想起哥哥就是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泪水不时的流过脸颊，同志们劝慰我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我不相信哥哥牺牲了，我总是幻想着，在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木头房子，我一推开门，哥哥还站在屋里，他还会给我讲好多好多惊险的战斗故事。

哥哥没有失踪，住在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的奶奶还在日夜盼望着我们一家人回去呢，她老人家做梦都在想着给孙子娶媳妇呢。

哥哥你快回来吧，爸爸没有了，你怎么可以也失踪呢？你是那么的机智勇敢，敌人是捉不到你的。

慢慢的我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时候，我更加想念陈雷了，陈雷是哥哥的好朋友，今后他就是我的哥哥了。

由于北野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我一直不敢问什么，也不敢打听什么，只能把我的思念埋在心底。直到1945年张政委再次找我，他说：“据苏联情报部门透露，你哥哥已经被日本人给“处理”了，一种说法是，在哈尔滨太平区有一家水泥厂，日本人把他们抓到的苏联谍报人员扔到巨大的搅拌机里给搅碎了，另一种说法是送到‘731’部队做日本人的细菌试验品了”，日本人把这一行动称之为《特别移送》。

当时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条约”，所以日本人抓到苏方派遣人员从来不公开处理，而是秘密处死，不留审讯记录。中共北满省委秘书长张中孚同志，我哥哥李云峰等都是这样牺牲在了隐蔽战线。还有好多的无名英雄，他们甚至都没留下真实的名姓，默默地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的父亲和我的哥哥都走的太惨了，他们尸骨无存，都没能给我留下一个让我凭吊的地方。从今以后，李家人就剩下我自己了。

老八路

幸福的小屋

1943年的春天，陈雷同志在执行一次武装侦察任务归来之后，旅司令部决定，任命陈雷同志为三营六连政治副连长，授予中士衔（战士待遇）。

虽然我们俩人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但还是不敢公开来往，那时，我们吃饭、开会都是列队集体行动的，几乎没有个人活动的空间。只能在路上偶尔碰到时，在队列里互望一眼，这一眼里注满了深情和祝愿。

远东的夏季很短，整个夏天我们都在紧张的训练之中度过，训练的项目主要是游泳，因为这一项目受气候的约束。我除了和大家进行集体训练外，每天晚上还要去播音室广播当天的稿件。

这个时候，欧洲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1943年7月7日《周保中给东北抗联第一、五支队游击队等的信》里就当前形势说：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五支队游击队的同志们：

各地小队工作同志们！

各地个别工作同志们！

最近一年以来，你们的工作活动情形和你们的工作成绩，我处经常从苏联长官同志方面得到通知，并没有把你们的关系事情抛置不管的，不过是和同志你们没有直接联络，所以引起你们种种误会。甚至于你们之中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和我方联络通信，便发生不经常现象，例如和苏联长官和同志横不讲理、拒绝工作、不守秘密工作的纪律秩序，消极怠工等等。有这样不良现象的同志，希望要改正。如果是工作成绩好而又守纪律这当然是好，就应该继续巩固工作脚步向前迈进。

现在南满北满各地抗日联军游击队各领导干部都集合在我处受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并且有各种工作准备。一旦东三省的革命环境良好时机到来，我们留在社会主义祖国的一切同志们都要全体一致有组织的结合起来，一同回到东北战场上去的。谁都不能落伍掉队，谁都要回东北去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块作解放斗争。目前时机还不适宜，我们只能继续忍耐，并且籍着社会主义祖国援助我们的条件，加强我们的战斗准备，用各种方法来保存我们的队伍和锻炼我们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在原地积极工作下去，不可以盲目的着急。必要时，一定调集你们回到我处来。

现在苏联红军又以采取攻势。英美联军侵入意大利属的西西里岛。在欧洲大陆和巴尔干，德国希特勒强盗侵占地和他的后方到处燃人民的反抗和游击战争。西欧大陆反对希特勒匪徒底第二条战线的开辟问题，已经在发展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倒台的日子不远。

在太平洋上，日本强盗陷入重大困难，‘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锁链和丧葬花圈缠紧了日本强盗。日寇海上的行动和要巩固他的掠获地，受到英美优势海空军的控制，使日寇无法立足、无法苟安。我们中国抗战有利的趋势日渐增长起来，拖住日寇使之不能顺利实现企图进攻印度和澳洲，拖住日寇使之不敢轻于北犯苏联。情势还不限于此，西方强盗希特勒溃灭之明日或同时，就是日本强盗崩落倒台的开始，这是无疑问的。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再起，东北人民的解放，其机运系于全局，有关于全局之发展。我们有胜利的前途，我们还要作各种的努力。

亲爱的各同志：为了你们更易明瞭目前环境和你们的工作任务起见，特派安吉同志代表南去，希望你们接受他的传达指示。他并代表我向你们致慰问，祝你们健康！

总指挥 周保中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于东北抗日联军办事处”

注：安吉同志是一营副连长（朝族）

正像周保中总指挥在信中所说，整个欧洲和东北的战局都在向有利于我们发展。我每天都在广播里播报着西线战事和国内形势，以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

秋天到了，秋雨绵绵。一天晚上，我从播音室出来后回宿舍。播音室和宿舍之间有一段路程，路上有一条小河，小河上面架着木桥。走出播音室，外面飘着小雨，我脚步匆匆地往回走，就快到桥头的时候，一个身影，穿着一件雨衣站在桥的这边。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是陈雷在等我吗？我加快了脚步向桥头走去，就在这时，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从桥的那头走了过来，看到有人过来，我没敢停下脚步，就在我与陈雷同志擦肩而过时，我看到了他一张失望的脸，回到宿舍后，我在想，他不会怪我吧，真的是害怕啊，那次“壁报”事件，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天越来越短了，一天晚上，我走出播音室时，天已经大黑了。外面又开始下雨了，豆大的雨滴敲打在我的头上和脸上，我用手捂着头，一路小跑的往宿舍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有些害怕，跑的更快了。快到桥头时，透过雨雾，我看到有一个人头上蒙着一件大衣站在那里。我们这里，离苏联的一个劳改农场不远，常有跑出来的犯人经过这里，我的心跳加快了，停住了匆匆的脚步。那个人看我停了下来，从头上把大衣拿了下来，啊！是陈雷，陈雷在等我，我快步跑了过去，扑到了他的怀里。

我们俩蒙着他的大衣站在了雨地里，陈雷说：“咱们到河边的树林里坐一会吧。”我说：“好吧。”我们向河边的树林走去。

这是一片杨树林，林子的那一边还有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大头菜、胡萝卜等。

我们找到了一棵倒木，蒙着他的大衣坐了上去，我倚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的心跳和他的体温，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充满了心间。

我们有好多的话要说，又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和他说：“再别这么偷偷摸摸的约会了，我真的很害怕，如果让人碰见，对咱们俩都不好，可别让他们再给咱们贴‘壁报’。”

他说：“我知道，我就是太想你了。”我们俩约定，今后都把各自的感情深埋在心中，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回到祖国再建立我们幸福的家庭。

树林那边的菜地里，忽然传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我俩都吓了一跳，是什么声音啊？仔细一听，好像是有人在吃胡萝卜。那时候，正是苏德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都吃不饱，看来是有人偷着来吃胡萝卜了。

怕有人看见，我俩也不敢久留，匆匆告别后，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营房。

西伯利亚的寒流又送来了1943年的冬天。就在这年的冬天领导竟然意外地分给了我们一间小屋。

一天晚上，我从播音室回来刚进营房，李英淑悄悄地和我说：“陈雷在外面等着你呢，你快去。”听了她的话，我赶忙跑了出去，陈雷果然在外面等着我。我问他：“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陈雷说：“王明贵支队长告诉我，给我们一个房间，让我去收拾呢。”

“给你房间做什么？”我问他。

他说：“批准了呗。”“批准什么”我又问他。

他乐着说：“批准我们结婚呗。”

啊！结婚？我想都没敢想，这能是真的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小声的说：“我，我明天还得滑雪训练，还得考试……”

陈雷说：“好，我就想听听你的态度，房子我来收拾。”

陈雷走了，我心里恍恍惚惚的，结婚？我要结婚了吗？不是说等祖国光复以后再结婚吗？领导怎么批准了呢？怎么想，我也没想明白。

第二天，上午上课，下午去滑雪，滑完雪我们列队回到仓库把滑雪板都摆放整齐，再去吃晚饭，等回到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了自己的铺位，哎呀！我的行李呢？谁动了我的行李，所谓行李，其实就是一条毛毯和一床用干草装的草褥子。草褥子、小床还在，毛毯不知道哪去了。

李英淑告诉我说：“三营的梁成玉给拿走了。”

这时，金玉顺和朴京玉两个人，一人挎着我一只胳膊，笑嘻嘻地说：“走吧，我们两个去送亲。”

我忽忽悠悠的被她俩架到了大地窨子家属宿舍的一间小房，推开板皮房门一看，只有陈雷一个人在里面，他弄了一盆炭火，正在烤房间呢。只见他脸上乌漆麻黑，手上满是浆糊。看到我们来了，他十分高兴。他对金玉顺和朴京玉两个人说：“感谢你们俩把小李子给我送过来，谢谢了。”

金玉顺和朴京玉笑着祝福我们，愿你们永远幸福，白头偕老，说完了，她俩就跑了回去。

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这不是做梦吧？

原来，这天的上午陈雷同志就来到了分给我们的那个小地窨子里，他清除垃圾，打扫灰尘，在墙上糊上旧报纸，找人抬来了个单人铁床，在床上铺上草褥子，然后又让梁成玉把我的毛毯也搬了过来。刚刚糊完的墙纸，如果不用火烤就要上冻，他又弄个脸盆装上木炭，正在忙着烤墙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

看见他像灶王爷一样的脸我扑哧的笑了，我挣开了他的怀抱，赶紧找了个脸盆去外面舀了一下子的雪。我们的隔壁是少尉赵喜林、金玉坤夫妇，我们两家烧一个火墙，灶坑在他们家，我把脸盆端到赵喜林家的炉子上把雪化开，让陈雷好好洗了把脸。

我们的新房非常小，放上一张小铁床后，也没多少活动空间了，墙的下半截是在地下，上半截用板皮钉成，有一堵墙是火墙，两家共用。我们的行李是两床毛毯、一个草褥子，两个用草装的枕头。

正像陈雷同志所回忆的那样：“没有仪式，没有嫁妆，一切是那么简单，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这一天，是1943年11月30日，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第二天，好像是个星期天，来来往往的人，都从我们那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往里看，他们说要看看新娘子，看得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去卫生所找到了全顺姬，我和她说：“给我点旧纱布吧，他们总往窗户里面看。”全顺姬给我找了一些两寸宽的纱布，回来后我自己把纱布拼了起来，做成了个窗帘，白纱布的窗帘十分的雅致，把我们那个不大的小窗户遮挡了起来，陈雷同志还找来了蜡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两朵牡丹，一张白纸上画上腊梅，挂在了窗户的两边，这回像新房了。我们俩欣赏着自己亲手布置的小屋，幸福和喜悦充满着心间，尽管屋子有点冷，但是充满了温馨。

不久，麻烦又来了，陈雷同志睡觉打呼噜。他的呼噜声震得我一夜都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工作和训练，没办法我又去找全顺姬要了一包药棉花，晚上睡觉时把耳朵堵上，这样果然好了许多。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转眼就到了1944年的春天。各营都要到东山去进行野营住宿训练，我又回到了通讯营，当时野营有规定，冬天夫妻可以住在小屋里，夏季都搬出去集体住帐篷，便于学习和训练。就这样我和陈雷同志暂时分开了，告别了我们幸福的小屋。

1944年的春天，欧洲战场的战局发生了变化。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苏军开始全线反攻。英、美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不断溃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

形势大好，鼓舞人心。我们抗联战士更加积极的学习和训练，准备返回自己的祖国，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把他们彻底的赶出中国。

自从和陈雷同志分开后，他忙我也忙，我们难得有见面的机会。有时想他了，我就托无线电营的战士小梁给我传纸条，陈雷同志接到纸条后，再忙也都给我回个信，当然还是通过小梁交给我。

又到了1944年的十月革命节，十月革命节一般是苏军军官晋级的日子，陈雷同志由中士晋到司务长，按苏联军衔制是“准尉”了。“准尉”是战士里的最高级别。我晋升为中士，三道杠了。我们俩双双晋级，都很高兴，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肯定、信任和鼓励。

当时军官和士兵在服装上有很大的差异，军官配有武装带和图囊，士兵没有，军官的腰带是用牛皮制作的，前面的带扣是黄铜的，而士兵的腰带是用帆布刷漆的，前面的带扣是白铁制成。军官可以留头发，士兵则要剃光头。军官吃饭可以单人去，而士兵则要列队集体去吃再集体列队返回。

当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席卷远东大地的时候，正式批准结婚的夫妻可以分房了，我和陈雷有幸分到了一间宿舍，房子在北野营大道的西侧。这间宿舍有3米长，2米宽，还有一个1米高，70公分宽的大窗户，房子里放上一张床也就剩一米宽的过道了，尽管屋子窄小，但是能从地窨子搬进了木板房还是异常的高兴的，我和陈雷说：“咱们住洋房啦，”陈雷也说：“是啊，这房子真漂亮啊。”

为了庆祝搬新家和结婚一周年，陈雷同志拿出了自己酿的葡萄酒。说起这瓶葡萄酒还是去年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在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一片熟透了的野葡萄，就把葡萄采了回来，装到了玻璃瓶子里，一年以后葡萄自动发酵成了葡萄酒。我们两个也没有酒杯，就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的喝了起来，酒香中我们互相凝视着，陶醉在幸福之中……

搬进新居，我们和陈春树、赵淑珍夫妇做了邻居，他们也和我们是一样的士官级，有家属的军官和士官都在这个大房子里居住。陈春树是木匠，他们夫妇在生活上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他常把做木匠活剩下的碎料带回来，以解决燃料不足，我们沾了他们的光。

在这个房子里，有一件让人恼火的事情，就是无处不在的臭虫，这种小虫子，到了晚上，成群结队的出来，咬得陈雷同志浑身是包，奇痒难忍，奇怪的是，我不招这种东西，我们对这种小虫子毫无办法，陈雷同志几乎没有一夜能睡个安稳觉。

一天夜里我睡的正香，外面忽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号，我根本就没听到，陈雷同志因为臭虫干扰没睡实，他使劲的摇醒了我，黑暗中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衣服都穿反了，等背着背篼带着武器和滑雪板跑到训练场时，那里已经集合好多人，我匆忙的站到了队列里，以后再也不敢睡实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这段时间常常夜间紧急集合进行野战演习，为了集训方便，我们都搬到了野外帐篷里去住了。当夜间听到紧急集合号时，战士们脚踩滑雪板全副武装，通讯营的战士背着苏联新出的无线电发报机（CeBeP），还有两块高压电池，每块电池都像红砖那么大，十分沉重，我们穿山越岭的练习对攻、奇袭和强攻，像真正的作战一样，我主要负责发报和译电，两三个人为一组，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

这年冬天一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野战演习，每次一周左右，演习结束后还要进行战后总结，总结会上，迟到的，电报发错的都要扣分，我们也常常为一个电码争论不止，直到弄清楚究竟是谁的责任。

大战前的演习让我们都感觉到打回老家去的日子不远了，想到即将回国，大家都很激动，再苦再累也都不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