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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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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18:00:23 | 只看该作者
特殊的山林婚礼

在会议期间,还有过两桩没曾料想到的喜事。有两对恋人在这大山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

一天,裴大姐告诉我和李桂兰,让我俩明天早点起来去采些野菜回来。可是,早晨醒来一看,哪还有李桂兰的影儿。我赶紧起身到河边洗把脸,拎着兜子顺河边采起了山菜,没想到竟然发现了李桂兰和吴玉光主任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下正窃窃私语呢。前几天,我曾经见过于保合和李在德也在一起悄悄的说话,我想,大概我不该去“打扰”她们吧?于是,悄悄躲着他们回到营地,向裴大姐汇报了自己看到的情景。听了我的话,裴大姐特别高兴。

“好极啦!真是双喜临门!”

是双喜临门?嗯,是指自己看到的两对说的吗?

这时,往河边望去,看到了于保合和李在德已经走到一起了。再远看,那儿是吴玉光和李桂兰在散步。看到此情此景,裴大姐马上找冯仲云同志提了建议。

“冯仲云同志,于科长和李在德,吴主任和李桂兰,这两对都自由恋爱了,要是组织上批准,会议结束前,为这两对举行婚礼吧,咱们来个双喜临门!”

听了这话,冯仲云同志也很高兴。他向几位领导一提,大家无一不赞同。

“好极了,批准了。这是很好的两对,请你们筹划筹划,在会议结束前举行婚礼,也让大家热闹一番。”

冯仲云同志发话了,被服厂的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进行了准备工作。她们用各种山花编成花冠装扮了新娘,腾出了女同志住的两个帐篷作新房,还为婚宴准备了各种野菜和替代喜酒的桦树汁。

当晚霞映红天边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婚礼开始了。

第一对的新郎官于保合是二十四岁的满族青年,当时任抗联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的新娘李在德是二十一岁的朝鲜族姑娘,任六军被服厂党小组长。

第二对的新郎官吴玉光,是二十六岁的朝鲜族青年,当时任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他的新娘李桂兰是十九岁的汉族姑娘。

两对戎马倥偬喜结良缘的新婚伴侣,身着戎装,胸戴山花,显得那样的神采奕奕,他们在远离乡里的深山营地举行简朴的婚礼,真是别开生面,让所有的人永生难忘。

婚礼上徐文斌、许亨植、黄成植等同志情不自禁地用朝鲜语唱起了“那嘎扎那嘎扎”(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并跳起了舞,张寿篯、赵尚志、周保中等同志不会跳,但也随着节奏使劲拍手助兴,气氛极为热烈。

“裴大姐,快上酒啊!”

冯仲云同志发话了,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动用大饭碗、水杯、饭盒等所有器皿,端来了白桦树汁。

“我们没有能力酿造白酒,但我们准备了比白酒更加珍贵的天然美酒——白桦树汁,管够喝。喝了它,会永葆青春,祝愿新婚夫妇的爱情像白桦汁一样纯真甜美,祝两对新人像白桦树一样白头偕老!”

裴大姐说的很激动,冯仲云同志接了她的话。

“裴大姐说得很好,就让这白桦树汁婚宴载入我们东北抗联艰苦斗争的史册吧!来,我也祝愿你们永远记住这一天,愿你们永远相亲相爱!”

接着是周保中同志的祝词:

“希望你们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前进,永不分离!”

周保中同志说完,张寿篯同志也送上了祝愿:

“你们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喜结良缘的,相信你们一定会伉俪情深,地久天长!”

首长们的每句话,都引来了阵阵如雷的掌声。掌声、笑声和歌声,像一股股欢乐深情的交响,响彻了山岳,震荡着山林。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草地上点起了篝火。

婚礼开始了敬烟的节目。那时很难搞到洋烟,只好用纸卷烟叶敬给大家。吴主任和李桂兰二人敬烟时,因李桂兰会抽烟也会卷烟,敬起烟来还算顺利。但是,轮到于保合和李在德就惨了,因他俩都不抽烟又不会卷烟,笨手笨脚的好不容易卷上一支,头尾不分,松松垮垮,没等递到嘴边就散花了,把他俩急得满头大汗,把大伙乐得前仰后翻。

席间,北满省委交通站的老姜(外号干巴姜)打老远就喊着报告,随岗哨战士小李子来到了会场,他把一堆文件交给冯仲云同志后,不顾挽留急匆匆走了,大家预感,一定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吧,他走后,敬烟、敬酒的节目还在继续。

这时,从河边又有三个人跑过来闯入了会场,原来是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和李元海、李排长三人,耿团长这时候才到是有缘故的,他一来准有什么好事。果然,他扯着嗓子向冯仲云同志报告了。

“报告!我们从地方上搞来点白酒,对吴玉光、于保合二位的新婚表示祝贺!”

这一报告非同小可,会场顿时沸腾了起来。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裴大姐指挥两对新人向首长和同志们一一敬白酒,我和穆书勤忙着帮新娘斟酒。这样一来,会喝酒的同志当然特别高兴啦,但是不会喝酒的新娘们可招架不住了。

我和穆书勤看到大家是想有意灌醉两位新娘的,这不是难为我们女同胞吗?于是,我俩偷着把浩亮河的清水倒入了新娘们的酒杯里,替她俩解了难。

“小李、小穆,谢谢你俩……”

“要谢你们就先谢这浩亮河水吧,这水要是不比酒还清亮,能蒙混过关吗?”

这场特殊的婚礼持续到了半夜,大家真是痛痛快快地热闹了一大场。

第二天一大早,伴着哗哗东流的浩亮河水,于保合同志坐在河边画了一幅画。他画了难忘的两个洞房,画了被服厂和河对岸张世臣和李师傅住的小小草房,画了河水、桦树林和白云……

当于保合的画拿到会场时,大家都说画得逼真,富有诗意。

“嗯,我们没有照相机,于保合同志的这幅画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冯仲云同志的话语重心长,他把画交给裴大姐,请她保存好,裴大姐转手又交给了我。

“小李子,这任务就交给你吧,请你把于保合同志送给你的字典和这幅画,一起保存好。”

后来,在多年的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中,我一直保存了那幅难忘的画。

婚礼的第二天,首长们就都出发了,两位新郎也随着他们一起走了,他们走向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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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17:59:11 | 只看该作者
北满省委扩大会议

1937年6月28日,北满临时省委在四块石北坡的帽儿山抗联六军被服厂所在地,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前,先期到达的冯仲云同志,召集留守团耿殿君团长、前哨卡负责人张处长、裴大姐、李在德等党员干部,就会议的接待及服务等工作开了会。会后,裴大姐安排大家把缝纫机都搬到大树下,搭上帐篷,把厂房倒出来作为会场和首长们的住处。厂房内只留下裁剪案子和几条木凳。

会议期间,被服厂的全体同志承担了做饭、洗衣、采野菜、烧水、端水等大会的服务工作。

这次会议一连开了二十天左右,因准备的粮食不够,最后几天是以野菜粥或野菜沾盐水充饥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东北抗联六军政治部主任兼省委常委(执委)张寿篯(李兆麟)、省委组织部长张兰生(包巨魁,满族)、抗联三军军长兼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抗联五军军长兼吉东省委常委周保中、抗联六军军长戴洪滨、抗联九军政治部主任许亨植(朝鲜族)、抗联六军总参谋长冯志刚、抗联六军秘书长黄吟秋、珠河地方党代表魏长魁、下江特委代表白江绪、抗联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朝鲜族)、抗联六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兴德(朝鲜族)、北满团省委书记黄成植(朝鲜族)、抗联六军宣传科长徐文斌、抗联三军宣传科长于保合、汤原地方党代表杨大人等。

徐文斌和于保合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王明和康生写给东北党的“六、三”指示信,通称“王康”指示。信的内容分六个部分,近万言,中心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策略和统一战线问题及根据地问题。

与会的领导同志纷纷发言,争论激烈,意见分歧很大,人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摆到了桌面上。

以赵尚志为首的许亨植、黄成植、吴玉光等人,就“王康指示信”中所提如“反满和抗日的口号不能并提”、“不要反对日本归屯并户的政策……可以进入归屯中去潜伏,保存实力,用当保长等办法开展工作”、“现在,反攻时机不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力量,等待大事变的到来。所以,应不惜省级干部(高级干部)深入敌后工作,”、“部队不可盲目出击,以免被敌人消灭……伪军工作很重要,是我们难得的同盟军”等等主张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东北地区的形势 ,只能被视为是上了那奸细的当而作出的投降主义路线。

后附:赵尚志《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

周保中等同志的意见却与此相反,认为王、康的指示精神附和当前的抗日形式,而且这是中央的指示,如不执行,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

冯仲云同志看到两派人的分歧很大,于是他要求两派不要互相给对方扣大帽子,都要掌握分寸,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他这么一调解,不仅没能奏效,反而惹来两派人的反对,为自己招来了“调和主义”、“和事老”等大帽子,而且被两派撤销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会议结束后,我看到冯仲云同志独自坐在河边的一棵倒木上,我知道冯仲云同志戴的是个一千度的高度近视眼镜,眼镜还缺了一条腿,那是有一次下雨天钻树林时,被树枝刮掉在地后,因视力不济在寻找时被踩断了的。眼镜缺了一条腿之后,冯仲云同志是用一根线勉强挂在耳朵上凑合着用的。他曾求我帮他修理过,但因会议紧张,他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而一直没能给他修理上。

这会儿,我看到冯仲云同志一个人坐在河边,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中不用,我就拿着早就为他准备的一根带弯的很结实的树枝和针线去找他。

“冯省委,现在我帮您修理眼镜腿吧?”

“喔,不必了,以后再说吧……”

冯仲云同志的话音,听着让人伤感,我有些不安地端详了他,他有意把脸侧过去了,我发现他流泪了。

“冯省委,您怎么哭呢?”

“呃,小鬼,你不懂,快回去吧。”

是,我是不懂,这么大的干部怎么会哭呢?我想,肯定是有人欺负了他。在他们开会时,就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他粗言粗语的逼迫,动不动就喊“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反对还是拥护?”

对他们的争论,我不懂谁是谁非,但觉得他们对冯仲云同志态度粗野,出口伤人是不对的,所以,就同情了他。

“冯省委,我给您找裴大姐来,您和她说说,让她帮您批评那些首长好不好?”

我觉得裴大姐无所不能,因此就说了一句自认为能安慰他的话,然后从他手中夺过眼镜跑开了。他,没吭声,仍坐在那里,望着滚滚而流的河水,还在落泪。

我回来后,向裴大姐汇报了情况。

“小丫头,你瞎说些啥呀?你还不懂,别瞎掺和了,快把眼镜修好给人家送去。”

裴大姐批评了我,真是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冯仲云同志的省委书记职务在会上被撤消了,由张兰生同志接替了他的职务。

冯仲云同志感到委屈的同时也在为抗联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

尽管意见不统一,会议还是发布了《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通告全文如下:

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八日

北满、吉东党各级党的同志们:

因为和上级联系不密切,珠、汤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的左右倾的调和、吉东党一部同志忽视党组织上的手续和紧密性,且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引起了党在全面工作上的一大错误,和党内起了重大纠纷问题,而且北满党和吉东党之间,发生了隔离误解。

在日本法西斯军阀强盗对中国全民统一战线继续进行进攻破坏的紧急情势下,东北游击运动正进入非常困苦斗争的过程中,所以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队伍之中,绝不容许分毫分裂因素的潜在。鉴于此种情势,北满临时省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召集了全体执委扩大会议,吉东代表也出席参加了。对于二年间的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的工作执行,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得出的总结如下:

1、北满临时省委,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原则,在独立工作的环境中,执行党总路线的领导而诞生的。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骨干组织的一部分。他们自组织以来,就领导北满松花江两岸的广大群众进行解放斗争,且为展开全民统一战线而果敢的斗争与工作。他们领导抗日联军北满各军和义勇军,不断的向日贼进行袭击;开辟了广泛的游击运动的新区,并且在夺取多数的武装的同时,对新组成各军的巩固和充实,进行了初步工作。

2、吉东党是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系统而组成的,从来北满党怀疑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潜在,而联系不密切和对吉东党的认识不足,并且成了误解吉东党右倾错误等的主要原因。我们正式声明:现在的吉东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组织,并能充分发挥其机能。为了党的巩固统一,同时为了领导全民族战线展开斗争工作,和加强联军的领导,吉东党今后应站在更正确的立场上来帮助北满党,并在群众斗争中必须尊重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领导威信。

3、目前西欧的法西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像疯狗似的疯狂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西班牙叛军法西斯佛朗哥,干涉着西班牙的内战,酿成了西欧大战的紧迫性。特别是各帝国主义法西斯想武装联合进攻苏联,所谓反苏大战的危险性越发的露骨化了。东方的日本军阀法西斯正在继续进行扑灭中国革命,吞并全中华的阴谋。相反,为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的全民统一战线和抗日宣战运动正向最高度发展,益愈促进大事变的紧迫和急剧。

在强化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的条件下,号召各级党的同志,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新路线争取全民统一战线,拥护国共二次合作,为实现抗日宣战而进一步努力。因此北满党和吉东党,应尽全力使抗日游击运动的中心支柱——三、四、五、六各军及二军东部部队的内部更进一步的切实发展;同时对八、九、十各军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基础,并团结一切散漫的义勇军于全民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至于形成统一军队的系统,尚需经过一段努力。

北满党和吉东党必须适应目前的环境去实现党的任务(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及其他各种斗争工作)。因此,北满党和吉东党尽力把握中央路线,使组织充分统一,进行自我批评和不断的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时要打破右倾和左倾,打破和肃清破坏和分裂党的一切企图和倾向,特别是以最强力的手段和方法,彻底的剿绝日本法西斯军阀强盗对我在思想上乃至行动上的奸细组织和间谍。
兹向全体同志致以抗日救国敬礼!

北满临时省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

吉 东 省 委 员 会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尽管会内的斗争和辩论异常的激烈,但是并没有反映到会外,大会期间还开了两次联欢会,有的同志写了歌词,有的同志给谱了曲。

张寿篯同志写的歌词是:

“强敌东来,侵略我国疆,
施残暴如疯狂。
白山血染红,黑水遗恨长。
男儿壮,男儿壮,团结起来赴战场。
血洗三岛国,气贯太平洋。
军威远,红旗扬,
但知救中国,誓死扶家邦,
不怕强,不怕强,驱贼滚出鸭绿江。”

在联欢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许亨植(朝鲜族)同志发表了议论。

“请问,你们驱贼滚出鸭绿江,那能算完成任务吗?”

“噢,请你别急,还有誓死扶家邦嘛!”

张寿篯同志笑着这么一答对,引起了哄堂的大笑。

担任会议记录的于保合(那时叫万内大家称小万)同志也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抗日先锋歌》:

“……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不怕你压迫千万重,
我们要万众一心同,
三千万的同胞尽都是抗日民众,
全东北的工农,很多是民族的英雄。
后退没有路,只有向前冲。
日寇霸占了我们的土地,欺我太凶;
走狗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国耻难容。
不怕敌人武力强,
怕死无用,无用!
我们,我们要高举民族革命的旗帜,
勇敢向前冲!……”

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摘抄:

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①

(一九三八年)②

我请求很详细来检查这一报告。

我很痛苦的是不能写出我的全部意见(但是我应该真诚的发表我的意见,如果错误了,我愿接受处分)。

关于抗日反满问题。我希望简单的作个说明,而更详细的,可以查看一九三七年北满省委给吉东省委和第五军信的文件。

我到现在不明白,周保中和冯仲云等现在所说的“抗日反满不并提或不并列”的主张。

根据这句话的中文字义讲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满洲国”政权不要一块提出或不要列在一块。

关于这一问题因为不明白,曾在一九三七年秋派交通来苏联,给中央信上提出请求解答。如果这不是中央的意见,则必是奸细的。

因为在东北从伪“满”政府成立的时候起,党便提出以下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走狗政府“满洲国”政权;打倒日寇及其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反抗日“满”法令等等的口号。如果把这个口号分开,我认为是不对的,譬如:“反抗‘满洲国’法令”,不如“反抗日‘满’法令”好。如果根据不并提,则以上的口号不能用,因此在这一张传单上写反对日本,在另一张传单上反对“满洲国”,使反日“满”的斗争不是明显的,好似说把“满洲国”当作独立的目标而分开了,因此不明白,请答覆我。

反对“满洲国”的问题,我觉得不但是全东北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明白的,共同斗争的目标,并且有一点中国人心的“满洲国”官吏也明白的。日寇经过其走狗欺骗压迫中国人,所以“满洲国”给日寇有很大的作用。根据报纸上的材料,中国方面对于伪政府极力反对,并且赞助刺杀汉奸(即伪政府官吏),所有人民积极反对伪组织,因为他们认明对于伪政府有一点缓和,便是减低反日的任务,而日寇却极力希望中国人不去反对伪政府,不去反对走狗汉奸,这对日寇的利益,只要叫个人,都能明白的。只要检查一下日寇对中国各种欺骗口号,便知道口号是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看一看东北:当九一八事变时,人民反日,东北便出现了地方维持会(他是成立狗国的桥梁),许多人当了狗官。这些狗官都是有野心的或过去的官僚,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法子,暂时维持维持治安,来欺骗人民。给日寇以充分的时间布置好了,乃成立“满洲国”。并且利用许多动摇着的军队,而欺骗士兵说,等待中国出兵等等,缓和兵士反日情绪,给日寇以充分的时间去进行组织学兵、警查{察}宪兵等。

很明显的是在一九三四年时,日寇在哈尔滨的报纸上登载着说赵匪不抢不夺,破坏日“满”乡村统治,深为可虑。应该知道,,日寇在乡村内有汉奸走狗帮助日寇进行统治。在东北游击区曾有很多狗头受日寇的命令,同反日队伍联络,释放被逮捕的人,在每一个县内极力宣传县长好(中国人),受{爱}护人民等等。一九三七年我正从远方回到汤原的游击区,我见到以下的事实,在汤原有许多次,很多地点的反日会或共产党的人被捕,同时就有共产党员或反日会员号召许多人递保呈,向日寇请求,而署长、队长、县长或日本人完全答应并释放。释放的条件,当然是说不反对满洲国或给满洲国办事,来造成很坏影响,特别宣传方县长好,并且在党内和游击队内也这样说。在下江有北满、吉东两个党,在很多县里有广大的反日会,有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各军,而日寇在游击区挑兵、收捐或派人修路,不用日本军队来,只要通知给村长,便都办到,而保甲长多与反日会有联系。党和游击队不去进行组织反对和斗争,但请看一看当时吉东、北满怎样的主张吧:

我在远征回到下江后,就看见了北满省委发出的文件,题名是《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运用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冯仲云等人起草的)。现在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夏,我没在下江的时候,省委的文件也推在我身上,里面有北满对吉东的争论问题:关于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问题是有争论?不并提的理由是(不并提的理由是指周保中和诵的意见):1、免得将东北与关内对立。2、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士兵、长官等也不满日寇殖民地民族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态度。我们提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的,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3、日寇驱逐出去,满洲国随之而消亡,满洲国不成问题(我一个字不差的抄上的,可查看文件)。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我认为是说抗日不反满的主张。

我敢这样证明:就是反对满洲国的口号并不破坏使满洲国机关内的职员、士兵、长官来参加抗日或中立,孤立日寇。相反的越是反对满洲国政权,并把满洲国是日寇工具的作用联系起来,则越发能号召他们,使他们容易觉悟和了解我们反对满洲国就是反对日寇的意义。

所以在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掩盖之下,实际上主张抗日不反满,这是奸细欺骗,这是关系东北革命的重大问题。

穿着“满洲国”的衣裳,执行者日寇的意志的“满洲国”官吏,我们向他们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是应该这样的执行:就是我们有权利去停止他们的工作(替他主人日寇作的害中国人的工作),解除其武装,破坏他们的事业。而他们虽然是“满洲国”的官吏,因为也是中国人,便应该不打中国人民,不杀害中国人,不进攻抗日军,直至参加反日工作。群众身受着“满洲国”政权的直接的压迫和痛苦,对“满洲国”是抱着无限的仇恨和反对,反对“满洲国”的日常任何斗争都是具有反日性质的。只有在广大的群众抗日反“满”的斗争发展中,才能更有效的影响吸收或胁迫“满洲国”机关内的官吏同情和参加抗日。也只有揭穿给“满洲国”效力,保卫“满洲国”就是给日寇卖命,反对“满洲国”,就是反日,才能中立满军或争取哗变(如同向帝国主义的兵士揭穿资产阶级的欺骗一样,如保卫帝国主义的国家既是保卫资产阶级)。

请看在这一个文件又说这样的话:“正因为不反‘满’,所以对于‘满洲国’的城市和乡村不去扰乱和摧毁满洲国的统治机关;不去破坏对日寇在东北乡村的保甲制度;不必粉碎归田并户政策;不必给与打击……”。

这种实际解释为“抗日不反满”的理论或减低反满的任务,在当时都是最有害的危险,因为广大的游击区正在“满洲国”的官吏(日寇走狗)有计划的作欺骗民众的活动的时期。

一九三七年的北满执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交给冯仲云一封信是另外一个人写给冯一九三七年的北满执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交给冯仲云一封信是另外一个人写给冯的,经吉东省委的同意,该信曾于会议后由交通送来苏联,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在会议上的讨论是对于“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问题,因为不明白,请求中央解释。

会议后写了一封信给吉东,内有抗日反满问题,提出北满的意见是“抗日和反对其走狗工具满洲国政权”,不同意和反对“抗日不反满”的理论。并说明:不明白“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意义,已向中央请求解释(这是由黄成植起草,赵尚志改正以后,又由侯启刚改正,在张兰生、张寿篯、冯仲云、赵尚志参加的省委常委会上通过后,发出的,但是一九三八年,北满省委否认了,而说是赵尚志自己的意见,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不承认)。直到现在,我认为一九三七年时,北满致吉东信上,北满说的是对的,如果错误了,我愿自己受处罚,因为北满省委不承认了。

现在冯仲云、周保中的解释都不与以前一样,并且也没有说出什么叫不并提。

我认为这是东北工作既没有争得满洲国机关的职员,并且也没有反满而受到损失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我认为是奸细作用之一(在东北到处都是遇着日寇及其工具伪“满”的压迫)。如果我的意见是完全错了,我愿受革命纪律的处罚。

① 根据文件内容判断,本文作者应为赵尚志。
② 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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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女兵

被服厂的工作异常地繁重,被服厂的生活也异常地艰苦。

每天两顿饭,菜和油从来没有过,一般是小米饭或者苞米碴子,能熬上盐水野菜汤就不错了,偶尔山外来了领导或者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盐水煮豆加辣椒。

被服厂里五女二男七个人,担负着整个六军的军服制作。到了部队换装的季节,一般都是连轴转,日夜不停地赶活。

李在德同志专门负责蹬缝纫机,连续的熬夜,眼睛睁不开,机针把她的手指头都扎穿了,可她一声都不哼,忍着疼痛继续工作。李桂兰同志是女同志里面手最巧的,她负责做帽子,帽子上的红疙瘩非常难做,她嘴里嘟囔着:“谁制定这个样式啊,太难做啦……”说归说,一天到晚,她还是忙个不停。说一千道一万,最难熬的还是连续开夜车。实在困得不行了,一打瞌睡就把做活针扎在了手指头上,把你疼醒,实在睁不开眼睛了,甚至用有弹性的树叶茎,把眼皮支住,硬挺着运针线。

夜间赶活,照明更是个大问题,好在裴厂长和李在德她们有经验,她们将剥下来的桦树皮和松树明子点燃照明,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个都熏得像黑脸包公,你指着我,我指着你,哈哈的笑个不停。

尽管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是整个被服厂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战士们都知道,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赶跑小日本,不当亡国奴,自己的吃苦,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新生活。

其实,被服厂里的趣事也还是不断的。一天,大家吃完早饭准备做工时,突然从山那边传来了一声枪响,几个女同志以为敌人来了,赶紧抱起衣服不知应该怎么办。

“不用慌,没啥事,你们继续做工吧。”

裴大姐这么一说,同志们互相张望了一下,有些忐忑不安地开始了工作。

这时,张处长在旁边又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大家别担心,听枪声像是咱们的地枪开火的声音。这可能是个好消息,肯定是大狗熊来扛小米让地枪走的火。”

张处长的判断虽然还没被证实,但大家可以放心了,而且都想到现场看个究竟。

“请大家安静,我们的任务急,前方的部队昨天又派人来催军服啦,咱们还是得加班赶,今天也许有狗熊肉慰劳大家呢。”

裴大姐这么一说,大家更加兴高采烈了。

“小李子,你跟张处长跑一趟,快把肉拿来,中午给大伙好好改善伙食。”

听了裴大姐的命令,我兴奋地打个军礼,活蹦乱跳地跟张处长去了现场。

同志们怀着猜疑来到了秘密粮库,打老远就看到有只大狗熊中弹了。而且还看到草丛里有被扯破的麻袋,小米撒了一路,这说明还有一只狗熊可能是跑了。大家走近中弹的狗熊跟前一看,子弹是从左侧上部打进去的,可能是打穿了心脏,已经奄奄一息了,不大一会,它就闭上了小眼睛,停止了呼吸。

这只大狗熊可给被服厂带来了不少好处;一是熊肉可美餐;二是熊皮可做靰鞡鞋(皮毛朝外),既抗穿又防滑;再是熊油可做灯油,解决照明问题。做熊油灯很容易,把熊油盛在饭碗或脸盆里,往里泡入用棉花或棉布条捻成的灯芯,把一头拉出来搭在碗边点着就行。这种油灯,火苗可大可小,比松树明子和桦树皮强多了。

中弹身亡的那只狗熊很大,足有六百多斤重。同志们把熊肉切成几大块,装进袋子和柳条筐里,然后泡入河水中,这种天然冷库,能把肉保存好长时间。

被服厂的全体同志,为赶制军装连续鏖战了一个多月,人人都面黄肌瘦,筋疲力尽。正当这个时候,大家吃到了熊肉,体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恢复。

这件意外的收获,让被服厂的同志们兴奋了好几天。

终于突击做完了这批军装,布料也都用没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和自豪,可是,更高兴的是耿殿君团长,他总是竖起大拇指夸被服厂的人太能干了,六军军部领导也通令表扬了被服厂的全体人员。

趁新的布料还没运过来,裴大姐想让大家轻松一天。

“这阵子,大家都很辛苦了。下一批的任务可能更重,希望大家能振奋精神继续完成任务。在布料到达之前,咱们还得准备好染布的树皮。所以,今天除留一人看家外,其余的都上山去剥树皮和采野菜。”

听说要上山,战士们都欢呼起来。这几个月,大家连续赶制军装,腿都坐麻了。这会儿能有这么一天去爬山,真叫大家喜出望外。一来,能溜溜腿,伸伸腰;二来能剥树皮采野菜,既为军服准备了染料又能吃到新鲜可口的野菜啦,咋能不高兴呢。

夏日的大山,蓬蓬勃勃,郁郁葱葱,山间流水潺潺,林中百鸟齐喧。

战士们背着各种不同的工具和背包出发了。其实,被服厂的驻地就在山里,但是地处原始森林,长的多半是红松和落叶松,树大叶茂遮阳光,树下很少长野菜。所以,得往山上走,到阳光充足的灌木带才能采到野菜。另外,张处长常提起山上有天然石林和石洞,同志们很想亲眼看看那自然奇景。

我们顺着浩亮河上游向西南走,向导是张处长和李元海。来到了一处陡坡后又翻过了一座石山,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片石林,石林脚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熔岩石。我忽然觉得这片石林有些眼熟,很像李升爷爷领我们上“月亮门”时见到过的那片石林,李桂兰也说有同感。接着往西走山脊,果然出现了大石砬子和那个“月亮门”。

“啊,是月亮门,我们来过!”

我和李桂兰不约而同地欢呼了起来。

“喔?你们啥时候来过呀?”

张处长感到意外了,我俩把李升爷爷领我们来过这里的情景津津有味地讲给了张处长,张处长说你俩重游月亮门真是幸运啊。

走过了石砬子,来到了南坡,一丛丛的灌木下遍地都是各种野菜。张处长告诉大家,这个山叫“四块石”山。

哈,好多的山野菜啊!敏儿菜、蕨菜、大耳朵毛、卷菜、山白菜、山葱,太多了,采也采不过来。此时,艳阳高照,风和日暖,我们像采花的蜜蜂,两朵红云飞上了脸颊。

这次上山,全体女同志都穿上了由张世臣和李师傅特意给每个人量体裁制的合身的新军装。从上到下,帽子是顶上有红疙瘩,前面有红五星的军帽;上衣是衣兜上有两道折条的中山装;下身是马裤;小腿上是人字形花纹的绑腿;脚上穿的是水绫布面的胶底鞋。这么一打扮,个个都显得格外精神和洒脱。除裴大姐有三十多岁外,其中最大的也就二十岁,我最小十三岁,我们互相看着都觉得变成了另一个人。

“哇,你今天真漂亮!”

“说谁呀,我看你更漂亮!”

女兵们互相嬉笑打闹,一旁的裴大姐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依我看哪,你们几个今天都漂亮,一个比一个俊,谁也不比谁差!干脆趁着这高兴劲儿,扯着嗓子唱唱歌咋样啊?”

裴大姐这么一提议,大家不约而同地喊着“好啊!唱什么?”

“就唱《采山菜曲》吧……”

“晓风拂拂,朝露滚滚,
云霞灿烂如堆锦,
烟雾弥漫隐约难辩分,
一片寂寂静静的沉静,
山泉潺潺鸟鸣鸣,
真是美妙的胜景,
月峰高,青山深,
我们登越青林,
达香美,达香甜,
玉手采采,采呀采呀,
日升南山头,采呀满筐红,
快呀快回营,共进午餐丰。

碧草萧萧,树叶青青,
满山野花颜色新,
清香扑鼻,鲜艳吐芳芬,
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
山前唱,山后应,
真是快乐的歌声,
月峰高,月峰美,
我们登越青林,
山菜嫩,山菜香,
玉手采采,采呀采呀,
日落西山头,采呀满筐青,
快呀快回营,篝火晚餐忙。”

女兵们一路采,一路唱,来到月峰下的泉水井(抗联井)边,一起围坐吃起了午饭。好多山菜是可以生吃的,大家山菜沾盐水就着小米饭,这顿野餐就别提多香啦。吃过午饭,大家又喝了不少清泉水,接着唠起了李升爷爷和仙女井的故事。

张世臣师傅说:“日本鬼子来了,仙女们不再下凡了,这是老李头说的。而我张世臣说嘛,我说今天啊,仙女们又来了啦。不过,这次的仙女是在我们仙男们的陪同下来的,你们说对不对啊?”

全体男同志随声附和“对!对!对啊!我们都是仙男……”

欢声笑语飘荡在美丽的大山。

下午,大家登上了峰顶最高处。在那能清楚地俯视滔滔的松花江和牡丹江。如今是夏天了,那景色更加迷人。望着这大好的河山,我向同志们诉说了李爷爷的话:

“咱们的锦绣江山,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

李爷爷说过的话,令大家十分沉重。同志们的眼眶里慢慢地浸满了泪水。

这时,裴大姐大声的喊道:“同志们,不要难过,咱们一定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大好河山一定是我们的!”

同志们振臂高呼:“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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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被服厂

1937年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抗联六军被服厂的同志们,在裴成春厂长的带领下,顶风冒雪背着缝纫机机架和机头,来到了山里密营。

她们一来,领导上调我和李桂兰转入被服厂工作。随裴厂长一起来的有李在德、夏嫂(夏云杰军长之妻)、夏志清(夏军长之女)、张世臣、李师傅和一个姓牛的山东人。

裴成春、李在德二位,是1933年冬第一批上山的老游击队员,在夏云杰和李云健率领的第一批43名游击队员中就有她们俩,她们还是建立后方密营的创始人,曾在格节河、盆巴旗河的老白山等地,建立过多处密营。

裴大姐来了以后,宣布了几项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朝鲜族的战士都要讲汉语。听到这条纪律,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可以说朝语呢?裴大姐说,这里面有血的教训。据李在德同志回忆如下:

1932年,东满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敌人感到朝鲜族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日本统治带来严重的威胁,就以“间岛(延边)朝鲜人自治”的口号挑拨民族关系,并组织了“民生团”的反革命组织来破坏,企图把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处于这一形势,东满特委根据北满省委的指示,开展了反民生团的斗争。在反民生团斗争中,东满特委上了敌人的当,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互相怀疑,采取了严刑、逼供的方法,据历史资料记载误杀了300——500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错误斗争之风也刮到了汤原地区。

1933年到1935年汤原游击队刚刚建立起两年的时候,从南满刮来了反民生团的肃反之风。当时,我们汤原游击队总队的主要领导人夏云杰同志,过去吸过鸦片,后来戒掉了。后来因负伤后,缺少医药,疼痛难忍,又吸鸦片成瘾,约半年左右不能正常领导队伍工作。队员和干部中议论,包括汉族干部、朝鲜族干部和队员中都有议论。领导带头吸大烟,对我们队伍影响不好,群众会认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而且后来发现有些队员也吸大烟的,无法说服,但谁也不敢向夏云杰同志反映。后来大家提议李铁参谋长(李云建)去向他把队员们的反映说说。当然,夏云杰同志早已知道了大家的议论。他认为大家不理解他的痛苦,而且更加产生了反感。在这个同时,朝鲜族队员中有一个叫赵东国的人,因受伤有病到地方治疗,据说曾和朝鲜民会的人有接触(他自己说,他家就离朝鲜民会不远,究竟什么情况不了解)。所以首先对赵东国进行审讯、逼供,根据他的供词,开始处决,分批处决的这些人是:张铁(李云建)参谋长、崔玄默、刘东振、朴东山、李东善、刘恩淑、金浩景。在处决和审讯期间一个夜间赵东国要到外边解便时,没有看管好跑掉了,问题更严重了,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赵东国把我们朝鲜族同志和接触过的人基本上都咬进去了。

反“民生团”肃反运动深入进行,把被逼供中的人均列入肃反对象。有一天继续进行审讯时,裴敬天同志等感到情况很紧急,他感觉到应该把话说出来,死也要把话留下。所以,站起来要求谈谈心里话。此时,戴洪滨等人都来听了。裴敬天说:“我们创建游击队,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刚刚建立起来,而且开展活动,这个形势多么来之不易呀!我们怎么会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队伍要搞垮呢?!我的两个哥哥,裴锡哲、裴锡九为了革命,在创建游击队时都牺牲了。接着徐光海等也谈了我们的仇还没报呢,怎么会给日本当特务呢?我们太冤枉了……”。裴大姐也说:“你们想想像李在德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的母亲被杀害了,你们都知道,她是来对日本鬼子报仇的,怎么会给日本人当特务呢?”被整的同志声泪俱下。

戴洪滨等同志走了。这一夜没有动静,第二天早上来宣布:“你们是有问题,你们要戴罪立功!把你们派到其他部队去工作,到那里要好好干”。
就这样把其余的人分派到三军、十一军和地方工作了。

金成吉(马德山哥哥)、金宗瑞等人派往三军的收编部队(山林队)。金成吉1937年在通河牺牲,金宗瑞去三军途中跑了。

金正国等人派往祁志中部队(山林队),(后来金正国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牺牲。

有的在汤原游击队内继续留用了,如马德山、徐光海、裴敬天、吴玉光、裴成春、李在德等。

以上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在各个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民生团事件以后,为了避免部队里朝、汉同志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朝鲜族战士之间说话也很少用朝语了。

摘自李在德回忆录《松山风雪情》

关于“民生团”事件,原中央煤炭部副部长,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钟子云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

在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这段历史,肯定在肃反斗争中是扩大化的。那时当做民生团杀掉的,虽也有个别的叛徒特务和奸细分子,但在被杀的干部和群众中大多数是抗日斗争中表现英勇坚定的革命者,绝大部分是好同志。因此朝鲜同志至今还对此事有很多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能将东满党内这段历史指定负责机关专门研究和整理一下,然后为东满党的这段斗争历史作出适当的结论,为在当时被错杀了的朝鲜同志给予平反。当时在东满特委工作中的主要中国同志,绝大多数在与敌人斗争中已经牺牲(如童长荣、王德太、魏拯民等同志),有的个别同志是在全国解放后死去的(如王中山同志)。我想在延边地区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还可以找到一些,然后在适当时期,用适当的方式由中共出面向朝鲜党内主要同志加以说明,以便消除朝鲜党内主要领导同志的不满和误会,以增进两党两国更加亲密的同志的关系,当否,望中央考虑。

钟子云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

裴大姐来了以后,被服厂的首要任务是自己先动手建厂房,她们顾不得休息,到密营后的第二天就带领同志们背着建房的工具和炊具,到浩亮河上游的河边投入了工作。

开工了,裴厂长和李在德两人带领大家先伐木,她们两个人合手,拉锯放树,她俩的动作十分的协调和熟练,你一下我一下,拉来拉去,顷刻间能放倒一棵挺拔的大树,那一阵阵震撼山岳的倒树声,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胆战。我从心里佩服她们,多能干的女同志啊,这活好像是男人干的,她们也太了不起了,我为自己能和她们一道工作而感到幸运。

在她们的带领下,同志们都加入到伐木、建房的行列里。

裴厂长和李在德同志,事事率先,处处关心同志们,就像慈祥的大姐大妈。李在德同志每天早晨起得最早,等同志们起来时,她已经烧好了水,做好了饭,大家很是过意不去。我在她们的带领和关怀下,学到了很多的美德和本事。

工地上,我和穆书勤干的是用刀剥树皮的活。一天休息时,我俩到天然大厕所——树林深处去解手。春天啦,我俩发现朝阳雪化处已冒出了绿草和小花,就好奇地前去摘下来,正说笑着往前走,突然,我们听到了奇怪而可怕的声音!啊!抬头一看,是一群黑色的野猪!

“不好啦——野猪来啦——!”

我俩扯开嗓子尖叫着没命地跑,耳边听到野猪在追赶着我们,也不敢回头看,也顾不上是什么方向,只顾拼命往前跑。

“叭、叭!”

我听到了连发四五响的清脆的枪声,接着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翻身坐起来一看,野猪不见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可心里还是蹦蹦的乱跳。等醒过神来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是裴厂长和李在德开枪赶跑了野猪群,还打中了其中的两口猪。

大家凑过去一看,哈!好大的两口野猪啊,好像是心脏被打中了,满地都是血。那两个家伙都不能动弹了,但还在噗噗喘着气。

这可真是惊天动地的意外收获,也是开工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大家都很惊喜,纷纷向裴厂长和李在德道谢,都夸她俩了不起。

从这天起,被服厂的同志们用野猪肉改善了生活,我们自己留了一头,把另一头送给了前卡部队,前卡的同志乐得不得了。他们觉得女同志都能打到野猪,男同志差啥呀,就也派几个人到山上去打猪。

去打猪的战士在柞树林里发现了不少野猪的粪便和用嘴拱过的痕迹,接着是遇上了一大群野猪,能有二十来头。遇上野猪不就得打吗?可是,谁曾想,打死了一头野猪,其余的野猪呼啦一下向人冲过来,弄得他们几个猎手拼命爬上大树才幸免祸患。打那以后,大家更佩服一下子打中两头野猪而安然无恙的裴、李二人了。都夸她俩是受老天爷保佑的一等猎手。好长一段时间,每遇上吃野味的机会,战士们总爱谈起那段已成历史的故事。

野猪事件发生后,裴大姐抓紧了被服厂人员的射击训练,她亲自手把手地教大家。

“不学好射击,打起仗来,你打不中敌人,敌人会打中你。这是事关生死和胜败的大事,做一名游击队员,首先要成为一个神枪手。”

练枪不误建房,大约四月间,一座崭新的木刻楞厂房建起来了,五月间投入了生产。

天气一天天转暖,前方的部队急需换装,库存的布料只剩下一些白布,部队攻打汤原县城后又缴获一批白布。于是,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下令,把白布都染成黄色,突击做夏装。

把白布染成黄色?我有些纳闷,用什么染呢?没想到,身旁的李桂兰比我更急。

“哟——俺的老祖宗,叫我们上哪儿去掏腾染料啊!”

李桂兰和耿团长在地方上就认识,是老熟人,见了面总爱和他开玩笑。“你刚来懂个么儿?裴大姐、李在德同志人家就有法儿哩。”

耿团长是山东人,因山东口音很重,他一说话,大家就笑。大家一笑,他就故意用更重的山东腔逗大家,每每都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同志们都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他对裴大姐和李在德说,前方部队扩充了不少新兵,他们都没换上夏装,得赶紧想法子。

听了耿团长的话,裴大姐说办法倒不是没有,可以用树皮染布。比如,黄勃利、柞木等树皮都可以用来煮染白布,但颜色不太理想,只能染成牛皮纸那种颜色。

“中!就这么着。还是俺老大姐啦有高招,一切听你的!”

耿团长高兴地拍了下大腿,然后飞步到前卡组织战士下山去取缴获的布料了。

在裴大姐和李在德同志的指导下,被服厂同志开始集体突击漂染布料。煮染布料的程序应该是,先用黑色大锅煮树皮,煮出颜色之后,再把在河水中浸泡过的白布放进去,加热再煮一段时间,等白布吃透了颜色之后,从锅里捞出来,拿到河水中冲掉浮色,然后挂在背阴的树枝上晾干。

一时间,被服厂的营地变成了大染坊,大家不停地边染边晾。按理染出来的布不应暴晒,但是营地处在原始森林中,树大叶茂,在加上营地前就是一条小河,环境很潮湿,很难晾干染好的布。所以,只能跟着阳光和风口,一天换好几个地方晾晒。白天晒干后,到了晚上,把布叠好,用脚踩或用板子压住等办法平整布匹。那时,被服厂只有一个用铸铁做的装炭火加热的熨斗,用在成衣兜盖等关键部位都忙不过来,所以,布匹的平整是用土办法凑合的。大体压平之后,把布料送到张世臣和李师傅的案前,他们两位就动手裁剪了。这样做出来的衣服,虽然不太板正,但颜色还算鲜艳,感觉也还整齐。

1937年,六军被服厂春夏之季制做的军服基本都是黄、绿两色的,至于服装的样式,1935年裴大姐曾找到六军军长夏云杰、省委书记冯仲云、参谋长张仁秋商量,后来裴大姐根据当时战士们所喜欢的马裤和冯仲云介绍的工农红军的服装,剪裁了一套服装给领导和战士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久,冯仲云省委来到了被服厂传达了满洲省委对做军服的意见和指示,并且确定了服装的样式。

上衣像中山装,衣兜中间竖着折两道,扎上明线。裤子是马裤,帽子的式样是根据领导制定的,仿苏联红军帽样式,制作成的军帽是由六片拼成,有帽檐,帽子前面有颗红五星,帽顶部中央有个约三公分高的红疙瘩。冬天的帽子是用兔皮缝制,兔皮是从山里的猎民手中收购来的。除军衣、军帽外,被服厂还缝制过军旗、帐篷、机枪套、挎包、子弹袋、胸签等军用物品。

关于军服的样式,1937年5月23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曾有报道。李在德、王明贵、李桂兰等同志也都做了证明。

后附李在德、王明贵、李桂兰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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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17:56:55 | 只看该作者
参加背粮队

有一天晚上,张处长召开了后防留守人员全体会议,专就部队的给养问题进行了思想动员,并布置了去山外背粮的紧急任务。

第二天,背粮小队要出发了。马司务长背起了用麻袋缝成的大背篼,上面吊了个大铁桶,肩上还扛着一支步枪。他脚穿一双大大的靰鞡鞋站在队列前头,显得特别高大和强壮,真像是一尊铜铸铁打的塑像。看着他,我不禁想起了和他一样高大雄壮的父亲,他们都是具有万马千军不挡志勇的英雄汉。能有这样的父辈和战友,我感到真是自己的福气和荣耀。

这天,我早早就穿好了衣服,部队集合时,拎着面袋子站到了马司务长身边。

“小李子,你不用去了,你背不动。”张处长看见我也在队里,就发话了。

“张处长,昨晚的动员会上你不是说,除了伤病员都有背粮的义务吗?你说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是这样说的吧,马司务长,你说对不对?”

我这么一说,没等张处长开口,马司务长抢先为我求情了。

“张处长,你就让她去一趟吧,不过是百十里路,不在乎她能背动多少,让她锻炼锻炼也好么。”

“好么,老马,这话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万一出了事,连你都不能背粮,得背着她回来。”

话虽这么说,可是也算同意了。我高兴地使劲捏了下马司务长的手,马司务长向我挤了挤眼睛。

原来李桂兰也要求去背粮的,但她的腿伤还没好,张处长让她留在营地照看几个伤员,另外还有个外号叫黄毛的鄂伦春族战士也被留在营地保护伤员。

背粮小队出发了,我紧随在马司务长的后边,马司务长迈着大步,我要小跑才能跟上,尽管这样,我还是既紧张又兴奋。一开始,他们是顺河踏冰前进的,走到了山弯处之后,离开河套上了山。听说取粮的地点在浩亮河和木亮河附近,等到天黑才能进入,于是小队就在山上就地休息了。

马司务长和我在河边生火做饭,用的是马司务长背来的铁桶熬了小米饭给大家吃,吃完饭,天色黑下来了,小队原地待命,等待信号。

这时,岗哨报告说远处出现了亮光。张处长和李排长上前观察后认为八成是自己人,但为了保险,还是让李排长和李元海先去侦查后再传火光信号。

李排长和李元海走了,小队得等到他俩传回信号才能动身。由于天黑、雪深、路远,他们走后过了足足两个多小时,背粮队才得到了河套方向的火光信号。

接到信号后小队迅速下了山,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借着雪地的反光,大家艰难地行走在山边的林子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了一处河套边的柳树丛中,看到了已经卸在那里的粮食,这是地方组织冲破生死线送过来的。

大家分别往背篼里装粮食,我先给马司务长抻口袋,等他装完,我就往自己的面袋子里装了40来斤小米。看了我的米袋子,马司务长说装太多了,只给留下一半,大约就有20多斤吧。

在回营的路上,我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高兴得只想唱歌。虽然背的不多,但也为抗日尽了一份力,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次才像是一名真正的抗联战士。我还想起了冯省委对自己的教导:“干革命必须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正一边想着一边走着,前面的马司务长也回头鼓励我。

“你呀,做个样子给张处长他们瞧瞧,到时候,大伙都会佩服你的……”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其实背着20多斤的米,摸黑钻林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心情好,也就不觉的怎么累。

为了安全,背粮队分成了两伙,张处长一伙用马爬犁拉上没背完的粮食从河套走,李排长和马司务长领着一伙步行上山。上山前要越过落满积雪的草甸子,那些凹凸不平的塔头墩子动不动就绊大家的脚,也不知道绊倒了多少次,好不容易走出这草甸子,大伙开始爬山了。

山路更难走,山高坡陡,再加上身背粮食,真是步步都吃劲儿。大伙三步两歇十分艰难地爬到了山顶。山顶上有个叫猴石砬子的岩石,它的脚下有一块平地,看看东方已冒亮,李排长决定就在那里生火熬粥打尖了。

大家刚喝完粥,岗哨来报河套方向有马队追来。李排长断定那是敌人,当即派李元海班长带几个人到西山头埋伏,其余的人就地做战斗准备。过了一会,那个马队过来了,果然是敌人的骑兵部队。等到敌人进入了卡子口,李排长一声令下,两个山头同时开了火。敌人还击大约20分钟,枪声很激烈,听响动敌人那边好像死了一个,他们摸不到这边的底,不敢恋战,扔掉一匹马逃跑了。

等敌兵退走后,李元海班长把那匹白马牵了回来,把大家背着的粮食分出一多半来驮在了马背上,大家的担子一下子轻了许多。

我虽然经历了这次战斗,但没有放一枪,连敌人都没看到。马司务长把我按倒在自己身边,不让动,连头都不许抬一下。

“这叫打仗,不是看秧歌,枪子儿没长眼睛,知道不?一点都别动!”

我几次想抬头,都被他严厉制止了,再说,就是抬头看了也白搭,自己没有枪,是个连手榴弹都没有的空手兵呢。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真枪实弹的战斗,刚开始打的时候,还真有点害怕,可是没想到打了那么一会儿就结束了,不但打死了一个敌人,还白得了一匹马。
“马司务长,这打仗也挺有意思,就那么一会,就打赢了。”

“这不算真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运粮,所以,我们只是教训一下,叫他们别再尾追我们。要是真打起来,可没那么简单好玩。”

打退敌人后,小队又上路了。李排长派出几个人去观察敌人是否跟踪,同时扫掉人和马踩出的脚印,他们一直扫了好几里路以后,才撵上了队伍,一起上了另一座山。

翻过了这座山,就到了一个伪装很好的粮库。这粮库,远看根本看不出来,到了跟前才叫你恍然大悟。粮库设计巧妙,结构奇特。是在一个天然的小沟上垫石头做基础,再用粗木架上两米多高的吊楼,顶棚是厚厚的多层树皮,用石块和木头压住,还在上面用树枝做了伪装。这种粮库不怕风雨,通风好,温度适中,能长期存粮。另外,我还发现在粮库四周还设有地枪(暗枪)。

“这四周也没人,架几条枪干啥呀?这些枪发给咱们多好啊!”

“你别看这没人,这几条枪是用来防贼的。”

接着,马司务长和李元海班长给我讲了有关地枪的许多趣闻。说过去啊,这山里的野兽特别多,最祸害粮食的是野猪和狗熊,山上的大狗熊经常光顾这大粮库,拖走了不少面袋子和米袋子,都搬它家去了。所以啊,一来为了吓唬它们;二来,万一打中了还能吃上熊肉,这才豁出几条枪设了这地枪。

我听着,十分好奇:“真有一天打中了什么,叫我也来看看行吗?”

“咋不行,不过,这个粮库,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回去后对任何人都不准说出去!”

马司务长和李班长严肃地叮嘱了大家,同志们都做了保证,绝不泄密。

大家把背来的粮食和盐安顿好后踏雪回到了营房,张处长一伙也把用爬犁拉回来的粮食和布匹等物资在山上的雪中埋好后回来了,说是第二天还要去背。

从这以后,我天天盼着能再有什么任务,好和大家一起行动。

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傍晚,六军留守团团长耿殿君同志从前方回到了密营。耿团长是专门往前后方分送军需物资的,整日忙个不停,他是个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管家,什么东西在他手里,都是宝贝,尽管多少新军装都是经过他的手送到部队的,可他自己从来就没穿过一件新军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所以人送他绰号叫 “耿破烂”。他四十多岁的年纪,操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起话来十分幽默。他这次来,一是送来一位女同志,名叫穆金花(后改名穆书勤);二是送来好多的布料和一些毛皮之类的东西。据耿团长说,在这里要建个被服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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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17:56:00 | 只看该作者
政治委员李兆麟

我成为抗联六军四师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没有穿上军装,也没有枪。但每天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歌声不断,淘米时唱,走路时唱,战士们都十分的疼爱我。

有一天,突然有位大首长来到了六军四师的驻地,马司务长偷偷告诉我说,这是刚来六军任政委的大干部。张寿篯政委(李兆麟)身穿三军被服厂制作的中山服式的黄色军装,上衣有两个吊兜;头上戴着用兔皮缝制的棉军帽。他身材适中,头大眼大,显得威武严肃。来到营地后,他先和吴玉光主任谈话,战士们都显得很拘谨。

这时,李桂兰在给战士们补衣服,我在帮马司务长做饭。我用雪水洗米淘沙,小米里的沙子可真不少,仔细地淘了两遍。大锅里的水一开,马司务长就把淘好的小米都下到锅里,不大一会,从大锅里喷发出了诱人的饭香。

“马司务长,今天的饭一定很香。”

“当然喽,是你淘的米么……”

我和马司务长高兴地小声唠着,又尝了尝已煮好的盐豆,盐豆也很香。

“小同志,你做什么好吃的啦?”

我随声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张寿篯政委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他那严肃的样子,看着有点害怕,我头都没敢抬。

“嗯,嗯……做了小米饭和……”

没等我话说完,只听咔嚓一声,身边的马司务长打立正行军礼了。

“报告首长,今天做的是小米饭加盐豆!”

我看呆了,马司务长真威风,真像个军人的样子。“小米饭加盐豆,这很好么,山下的老百姓,连这个都吃不起……”张寿篯政委把话尾拉长,他接着又问我叫什么,多大了。

“我原名叫李小凤,昨天吴主任说我爸爸在地方工作,我也在地方宣传队演出过,为了保密叫我改成李明顺。”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眨巴着眼睛,犹豫了一下说:“听马司务长说,李明顺这个名字像男人的名字。再说,我家兄妹的名字按族谱规定都带凤字,我哥哥叫李允凤,我有过弟弟叫李学凤,以前我爸爸还叮嘱过我们说,万一迫不得已离开家时不要改名。不然,将来找不到我了。所以,我不愿意改掉我的名字。”

张寿篯政委背着手,静静地听了我的话,他笑了。

“噢,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有时必须改名换姓。我们这些人都改过名字,而且改了好多次,我原名叫李超兰,现在叫张寿篯。暂时改个名字,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再改回原来的名字嘛……”“嗯,首长我懂了,我现在就叫李明顺了。”接着,张寿篯政委又说:“你哥哥李云峰学习工作都很好,是第一批军政学校的毕业生,现在分配到六军一师六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你哥哥不仅学习好,他的水性也很好,常在汤旺河游泳,顶水能游一千多米,他经常渡江去执行任务,你要好好向哥哥学习。”

听着张政委对自己的教导,我刚见他时的紧张情绪,逐渐减轻了。

张寿篯政委又同马司务长唠起了做饭的事。

“做饭这项工作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指战员们的健康和战斗力,你们这儿的炊事班里有几个人?”

“首长,现在有两个了,我和这个小姑娘,她是刚分给我的。”

“是吴主任分配给你的?”

张寿篯政委说完就哈哈大笑了。

“是这样……”

马司务长把我被留下来的前后经过都向张寿篯政委作了汇报。

“噢,很好,很好,留得好。”

看得出张寿篯政委也很满意。

这时,刘惠恩排长向张寿篯政委报告说,三军李福林(哈东司令部司令)司令到了。话音未落,李司令和国际交通员梁在文、许亨植已经来到了面前。张寿篯政委和吴玉光主任同他们三个人热烈握手表示了欢迎。

第二天,张寿篯政委在浩亮河边的操场上检阅了部队,并在队列前讲了话。到了晚上,召开了联欢会。会上吴玉光主任首先讲了话,他对张寿篯政委来六军工作及李福林司令、许亨植主任一行来视察工作表示了欢迎。然后,在迟指导员的主持下,联欢开始了。第一支歌是刘慧恩排长领着战士们合唱了《革命军人十大注意(要义)》,第二只歌《告我青年》,这支歌是张政委的战友从关内带过来的,那个战友作为礼物送给了张政委,张政委又把这支歌教给了我们。

告我青年齐奋起赴前线,
看整天劳苦不够吃穿,
捐税旱涝遭兵劫,
饥寒交迫不得安。
恨帝国主义军阀又把害添。
“九•一八”满洲占,
趁危机又进关。
想我们流了多少血汗,
劳苦青年团结起帝国主义都打完,
除压迫剥削进大同乐万年。

战士们的合唱雄壮有力,受到了全场的喝彩。接着马司务长唱了一段京剧:

“身背宝剑,忍饥挨饿……”

我听不大懂,但他嗓音洪亮,情绪高昂,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说,想不到,老马头还有这一手绝活儿呐。

马司务长说,他只是抛砖引玉,然后他请首长们表演节目。在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中,张寿篯、李福林和吴玉光等领导同志都表演了节目。张寿篯政委的嗓子很好,一连唱了好几首歌;李福林、梁在文、许亨植他们仨合唱《赤旗歌》时,汉族同志用汉语唱,朝鲜族同志用朝语唱,会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唱到最后副歌处,群情激昂。

“高高举起啊,鲜红的旗帜,
誓不战胜,永不放手,
畏缩着你,滚就滚你的,
唯我们决以死守此!
……”

这雄壮高亢的歌声,打破了寂静的森林之夜,在崇山峻岭之间震起了激荡不息的回响!

次日,张寿篯、李福林、许亨植等领导同志要离开驻地了。张寿篯政委边走边和战士们握手,路过灶房时他把手伸给了马司务长。这下可把马司务长紧张坏了,赶紧往围裙上擦了擦手,和张寿篯政委握完手,马上行了个军礼。

“谢谢首长,愿首长保重!”

马司务长的声音兴奋得有些颤抖,但行礼的姿态很棒。我站在他身旁,很羡慕他能和首长握手。

“小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啊?”

呀!这是首长在问自己,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住了。心蹦蹦在跳,嘴上不知说什么是好。

“小凤,你不是说过有重要的事儿要向首长汇报吗?快说啊。”

马司务长提醒着我,但还是想不起来。

“你不是说刘志敏大姐让你们给雷炎师长捎话的吗?”

噢,我这才想起来,但又犹豫了。

“这……合适吗?”

“咋不合适,你快给首长说吧。”

马司务长生怕丢掉了这个机会,鼓励着我,催促着我。

“嗯……首长,刘志敏大姐是在地方工作的,她是我在地方时的好领导。我和李升爷爷上山时,她叫我们给她的雷炎哥哥捎个话……”我终于说出来了,听了我的话,张寿篯政委笑了,显得很高兴。“嗯,刘志敏同志我认识,是个很能干的好同志。她的话,我一定给雷炎师长捎到,我还要告诉他,是你这位小同志捎来的,好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脸红了,但心里却说不出的高兴。

送走首长后,马司务长的兴奋劲儿还没消。“嘿,今儿第一次跟大首长握了握手,这可是不一般哪!小李子,你的福分也不小,你小小年纪就向大首长汇报了刘大姐捎的话,雷师长听了该多高兴啊……”首长们走了,过些天,吴玉光主任、许副官、刘慧恩排长、张显庭(张在荣)主任、迟指导员等大队人马都相继出山活动去了,大山里只留下十几个人,营房显得特别空旷和寂静。

我的任务是每天帮助马司务长做饭,马司务长到河里凿来大冰块,我负责化水,用化开的水洗米淘沙子,我还学着往炉灶里适时添柴,掌握做饭的火候。饭做好以后,马司务长分饭,我分盐豆,大家吃得很香。

“这些天的小米饭真好吃,一点沙子都没有,一点都不咯牙。”

听到有人这么说,马司务长总是把功劳推给了我。“这,你们大伙应该感谢小李子。别看她人小,这洗米淘沙子可是比我强。她心灵手巧,把小米里的那么多沙子淘的一干二净,所以呀,你们大伙吃起来就一点都不咯牙了,明白不?!”马司务长处处关心着我,见人总夸我能干,真是有些过意不去,我知道这是在鼓励自己,就很感激他,并暗暗下决心要干得好上加好,绝不辜负马司务长和大家的期望。

这一天,我忙完了活,想到自己已经成为抗日战士了,也就是一名军人了,可觉得自己还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哪不一样呢?于是就对马司务长说:

“马司务长,我已经是革命军人了,是不是?”

“当然了,已经是军人了嘛。怎么,你自己还有啥不放心的吗?”

“嗯,我总觉得和你们不完全一样,你们都穿军装,我和桂兰大姐穿的是……”马司务长听罢哈哈大笑道:“噢,原来是这么个小事儿,那么,那么,你把我的一件旧上衣穿上不就完全成了革命军人了吗?!”

说着话,他从背包里拿出来旧军装给我穿上,我高兴地咧着嘴笑:“谢谢马司务长,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就是太长、太肥了,没关系,把我的这条围裙扎上,就不显大了,是不是?”

马司务长笑眯眯地边说边把他的那个用面袋子做得围裙给我围在腰上。

我伸开双臂笑着说:“哎呀!真的短了不少呀!”说是说,衣服咋说也是太长了,都到了膝盖,好在有那个围裙系着,还利索点。 “马司务长,我现在像不像?”马司务长连连点头说:“像!像!太像了!完全像司务长啦,对不对?”说罢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听到笑声,屋里的同志们都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真的,马司务长把你打扮得真不错呀,就缺个军帽啦。”

李元海班长不声不响的把他夏天戴的单帽子从背篼里掏了出来给我扣在头上说:“这会咋样?更像了吧?”我一看,是一顶带红五星的单军帽,顿时感到更神气了。遗憾的是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戎装的身姿。我问马司务长:“你有没有镜子?让我照照行吗?”

马司务长为难了一下,他拍了下头,接着又一拍手:“噢!噢!有了!有了!”他用饭盆盛上半盆水端过来让我照照。我的头在水盆里被波纹遮住荡漾一会,平静下来时才看清。

我感到自己完全变样啦,军服、军帽、围裙,自己不再是原来的一个乡下小女孩啦。特别是帽子上的红五星非常突出,鲜亮、耀眼、闪光、神气活现。不知咋的,我激动地一下子流出泪来,用力瞪眼张个大嘴好半天才说:“谢谢李班长,你送给我的红五星军帽,我太喜欢啦,等以后我会做这种帽子时,我一定还给你一个新的帽子。”李元海高兴地说:“好,这帽子是咱们被服厂厂长裴大姐她们给做的。”噢,裴大姐,裴大姐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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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17:55:15 | 只看该作者
大山里的兵营

我随李爷爷走进了兵营,睁大了眼睛,惊奇地环顾着这个新的环境。营房里,中间有两个用大汽油桶做成的火炉子,下面垫了几块大石头,炉子里烧的是大块的柈子,火势很旺,连炉桶都烧得通红,炉子上方是天窗,从那往外直接冒出炉子里的烟气和火花,所以夜间远看就像放烟火。火炉两侧是长长的大板铺,铺上有好多人,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我们的突然出现,使满屋子的人发愣,接着是一阵惊喜。

“哎呀,这不是李升老人吗?辛苦,辛苦啦……”

人们蜂拥而上,有的给李爷爷打扫身上的雪,有的给端来开水。看到这股热情劲,我感到同志们的情意真比那火红的炉火还要热,在一旁看呆了。

兵营的负责人是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同志,李升爷爷和李桂兰都认识他,他们到铺的另一头谈话去了。我知道从安区参加游击队的人不少,就想找个老乡,但是扫了一圈没找到。

“小同志,你把鞋脱下来烤烤吧。”

有人亲切地拍了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位腰间围着一个面袋子当围裙的四十来岁的人,他身材魁梧,面目和善,大伙叫他马司务长。他把我让到他做饭的炉灶旁,帮我脱下鞋,用一根树枝挑到火上烤,并和我唠家常,问姓名问年龄……。

“噢,你这么小就到这儿来,可真是难为你拉,咱们这儿是天天打仗的地方,你不害怕吗?”

“我早就想当游击队员啦,我不怕死,真的。马司务长,我不骗你,我真的不怕死!”我的回答是认真的,可看出来了,马司务长还是在用怀疑的神情在端量着我。

这时,李升爷爷领着吴玉光主任走过来了。吴主任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中等个子,两只黑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就是这个小姑娘,她叫李小凤。吴主任你得留下她,她很坚强,一路上没掉过眼泪,没叫过一声苦……”李升爷爷在跟吴主任说我的好话,说话间还向我挤了挤眼睛。吴主任看了看我,皱了皱眉头:“李升同志,我看明天你还是把她领下山去吧,她太小了,咱这是部队啊,咋照顾她?你也知道我们是天天打仗的……”听了吴主任的话,我心慌意乱,满心的喜悦变成了悲伤,无法控制夺眶而出的泪水,不一会,鼻涕也跟着淌下来了。

“嗨嗨,你看怎么样,咱们还没怎么说她,她就掉泪啦,这么娇气怎么整?”这是吴主任的话,他完全误解了,我掉眼泪可不是娇气,还是李爷爷了解我,他赶紧向吴主任作解释。“吴主任,她这哭,可不是娇气,是因为你要送她下山,她心里难过。你要知道这些天她没少受苦,马尥蹶子把她摔出多老远,都没叫一声疼的哩……”李升爷爷还没说完,吴主任拉着他到里面去了,我猜他们肯定是去谈论自己的,相隔太远,听不到他们的话,心里更加不安。

不一会,马司务长给我们端来了小米饭和煮盐豆。我心情不好,尽管饿了也不想吃,我坐在马司务长的铺上想着自己的心事。马司务长给我端来一碗饭和用两根树枝做的筷子。

“你也吃饭吧,这双筷子是用王八骨头木料做的,这种筷子最好,我还没舍得用,今天你是稀客,特意送给你。”这筷子,马司务长是从他的绑腿里抽出来用围裙擦了擦递给我的。我双手接过了那双筷子,尽管很饿,但想到刚才吴主任的话,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似的。

“李爷爷,您明天又要上路了,我这碗饭你吃了吧。”说到这,我的嗓子哽咽,眼泪扑簌簌的下来了。

“丫头,别哭。明儿我不带你下山,说啥也要把你留在这儿,不过,留下来以后,你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瞧瞧,他们是会喜欢你的。当初,我不是也不想带你上山的吗?后来,你在一路上的表现感动了我这个‘老佛爷’,我喜欢你那股精神头,挺有冲劲儿。俺们小凤会成为像样的女战士。好啦,今儿都很累了,你就放心好好休息吧。噢,忘了,正好你流了那么多鼻涕,再往你的伤口上抹次鼻涕吧……”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扑哧笑了,上唇处真的冒出了一个鼻涕泡,李爷爷和旁边的战士都哈哈的笑了起来。

听到笑声,马司务长凑了过来。“正好,正好,老马,你看见了吧?这丫头虽然年纪还小,可她从小没娘,自己料理家务,做饭淘米啥的样样都能拿得起来。”我把她交给你,让她给你帮厨打下手好不好?”听李爷爷这么一说,马司务长也很高兴。

“好,行。我看这小姑娘很懂事,把她留给我吧,打个杂,跑个腿,我也有帮手了。”马司务长答应收留我了,心里踏实了许多,现在就怕吴主任那头了,毕竟他官大啊。

夜里,我和李桂兰在紧挨门口的上铺睡觉时,李桂兰也安慰我说,咱俩是冯省委批准上山的,谁也不敢赶咱们走,你放心睡觉吧。“桂兰姐,你不是认识吴主任吗?我看他对你挺好,你帮我向吴主任求求情行不?”李桂兰答应替自己说情了,我心里的底又加实了一些。

次日清晨,谁也没提让我下山的事儿,可李爷爷却要在刘惠恩排长和李元海班长的护送下上路了。就在送李爷爷上路的那一刻,我又想和李爷爷一起走了,真想和李爷爷一起去跑交通。昨天看到了那么多人对李爷爷的尊重,非常的羡慕。马司务长还告诉我,游击队一直称李爷爷为“抗联之父”。在这几天的艰难行程中,我和李桂兰同李爷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我俩真舍不得和他分手。李桂兰把为李升同志准备的松子儿给他装进包里让他路上吃;马司务长捧来了几把盐豆:

“老爷子,你下山时饿了就嚼巴两口,它填不饱肚子,可它能提神。”

站在一旁抽烟的吴主任也送礼了。

“把我的烟叶给你装点吧,这可是最好的烟叶呢!”大家都送了东西,我着急了,我只有在宣传队演出时,组织上发给的一条红围脖。“李爷爷,把我的围脖围上吧,您一路可要保重啊,一定回来看我啊……”我再也说不下去了,赶紧把围脖往李爷爷的脖子上一围就低下头哭了,李爷爷一下子把我搂在了怀里。

“好孩子,别哭,咱们还会见面的。我的腿硬实,跑得快,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回来看你……”

李升爷爷走了,他披着火红的朝霞,迈着坚实的大步出发了,他脚上大大的靰鞡鞋,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印,他登上了山岗,脖子上的红围巾,随风飞舞,最后变成一个小红点,消失在了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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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17:53:12 | 只看该作者
第一次骑马

第二天早上,李爷爷带着我们又上路了。

李升爷爷虽然年近半百,可走起路来却胜似年轻人。相比之下,我和李桂兰同志就惨了,走的很艰难,速度也很慢,李爷爷不时的得回头等着我们。

我们离开省委驻地后,在往东走的路上巧遇了正赶着几匹马搬运木头的伐木工人。李升爷爷上前跟他搭话,说明我和李桂兰都伤了腿,求他能用马送大家一程。听了李爷爷的话,那位赶马的老乡当即牵出了三匹马,在马背上披上麻袋片,用粗麻绳做上了脚蹬子。李爷爷十分高兴地道了谢,把其中的一匹白马牵给了我。

看到这匹马,我心里咯噔一下,很害怕,自己从来没有骑过马呀!这时,我想起了李爷爷在一路上说过的话,他说不会骑马就不能当游击队员!怎么办?这可能就是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我想,自己必须骑眼前的这匹马,而且要骑得好。于是,壮了壮胆子,接过了缰绳,但手还是不争气地在发抖。

“丫头,咋样?你行吗?怕不怕啊?”

“我行,我不怕!”

我一手拉紧缰绳,用另一只手死死抓住鬃毛,往上使劲的窜了几下,不仅没能跨上马去,反而把马惹得甩头蹬蹄的不老实了。这一来,急得我当时就冒了一身汗。

李升爷爷看着我焦急的样子,笑嘻嘻地走过来,一把把我抱到了马背上。哈,自己终于坐在了马背上了,可还是害怕,我抓住鬃毛,几乎是趴在马背上了。那白马在草地上刚刚走了两步,我紧张得把马鬃使劲一拽,只听那马“咴”的一声尖叫着突然尥起了蹶子,把我腾空的摔到了地下。

李升爷爷和那位老乡赶紧都跑了过来。

“丫头咋样?摔坏没有?疼不疼?”

“没啥,没啥,不疼。”

嘴上是这么说,实际上咋能不疼呢?可是,我这会又生气又羞愧已经顾不得疼了。

“我帮你治治这马的脾气,看它还敢欺负你。”

那位老乡把马牵到一边,狠狠地抽打了一顿,然后牵过来又交给了我。

李升爷爷又把我抱到了马背上,我的胆子比第一次上马大了许多,我能坐稳了,马也老实了,骑在马上来回的走了好几圈,哈,终于可以骑马了,我的心里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我这样还算比较顺利的,给李桂兰同志的那匹马就不行了。老乡治了好几次,但还是尥蹶子,说啥也不让李桂兰骑,最后只好换了一匹老实的母马。

我有些纳闷了,在我和李桂兰试骑的时候,两匹马都尥了蹶子,可李爷爷和老乡们一骑,那马儿都挺乖的,咋骑都行。

“李爷爷,这些马为啥只欺负我俩呢?”

“嘿,那还用问吗?那是因为你们俩都是女孩子家,马寻思着你们不该上阵,应该回家……”

“别蒙我了,马咋会知道我俩是女的?”

这时,走在一旁的那位老乡也插话了。

“这不是蒙你俩,是真的。马不仅能分男女,还能知道主人和生人呢。”

“咋样?我没瞎说吧?是男是女,马从衣着上就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再看你的骑术就能看透你。

“马对自己的主人是很顺从的,对生人它就不太老实了,要是遇上个不会骑的,它就尥蹶子欺负你。哪儿的马都这样,你们大了就明白了。”

李升爷爷和那个老乡,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着马的秉性,听着很有意思,我们俩,也长了不少的见识。

第一次骑上马走路,走平地时还可以,可是进了树林子里就大不一样了。有时,你楞被树枝扯下马;有时遇上倒木,你还没发现,马已纵身跳跃,猝不及防就已被摔下马背。这样,左一次右一次,被摔下来再爬上去,衣服划破了,脸也划出了口子,胳膊腿都摔肿了。但是,经过这许多的磨炼,我们的骑马本领却迅速见长了,胆子也大了起来。

一开始骑马的时候,心情紧张,生怕掉下来。两只手死死拽住鬃毛,屁股紧紧地贴在马背上,其实这是不行的。李升爷爷告诉我俩,要用两脚蹬住脚蹬子,让屁股稍稍离开马背,这样才能在马跳跃时不会被摔下来。我们照着李爷爷的话试了试,果然绝对有效。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再被摔下来了。我的心里特别美,觉得自己可以当游击队员了,而且还能当骑手呐。

我心里高兴,就开始和李爷爷逗话:

“李爷爷和你说个事儿。”

“嗯,啥事儿?”

“往后啊,不许你叫我小丫头啦,你要叫我李小凤同志。”

“哈哈,好,好!李小凤同志,只要你以后再不哭鼻涕啦。”

桂兰姐也在旁边打趣:

“呵呵,小不点,小不点的同志。”

大家都笑了,连赶马的老乡也笑个不停。说说笑笑,到了下午,大家已经骑马走出了很远的路。

“好啦,咱们该把马还给人家老乡了,还是得当咱们的步兵啊,你俩也接着练腿吧。”

是啊,老乡太够意思了,该到还人家马的时候了。大家下了马,把缰绳递给了老乡,我们向老乡鞠个躬表示了感谢,李爷爷从腰间掏出三块钱给老乡当是一点酬金。

“不,不,俺不要,听你们说话,俺就知道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这点事儿,是俺应该做的……”

“收下吧!你们的日子也很不容易,这三块钱,只是我们仨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就外道啦。”

那位老乡看到推辞不过,很高兴地收下了。李升爷爷还拿出了他的酒壶,和那位老乡每人喝了一口。

下了马之后,一挪步,我觉得屁股生疼。在马背上其实已经疼过了,那时是硬挺过来的。现在感觉比在马背上更疼,李桂兰说她也一样。我俩慢慢挪着步仔细一体味,好像是屁股上破了皮。我俩偷偷伸手一摸,真的是破了皮出了血,这能不疼吗?每挪一步,都被衣服一蹭,那生疼的滋味真是无以言表。

疼得实在是难以迈步了,李桂兰捅了捅我,我向李爷爷求救了。

“爷爷,我俩的屁股都破皮了,疼得实在没法走路了,这可咋办啊?”

“喔,有办法,你俩躲到那边去,互相往破皮的地方抹上鼻涕吧,多抹几次就好啦。”

李爷爷一点都没笑,说得很严肃,可是我俩听着却笑疼了肚子。这,可能吗?

我和李桂兰笑着躲到一边,互相给对方的伤口抹了自己的鼻涕。抹完一挪步,果然好多了。鼻涕像粘膜,糊住了伤口,减轻了伤口和衣服的摩擦,这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俩走一会,就找个地方,互相抹一通,反正俩人都伤风了,鼻涕还不有都是啊……。

天大黑了,三个人踏上了一座山岗,夜晚漆黑寂静的森林里,忽然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并看到随声喷出的火花。响声和火花是从不远处的山坳里发出的。

到了,到了!那就是奔波好几天要找的抗联六军四师营地,李爷爷带着我们向山坳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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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交通站

太阳出来了,把点点金光撒在林海雪原上,天地间一片光明。

省委交通员老姜走在前头,我照顾着李桂兰跟在后边,大家翻过了一座小山岗,从那儿下山就到了东岔河,河面约有20米寛,两岸茂密的大小树木像是两道天然的屏障。过河后,大家上岸走进了丛林中。

“到家啦!”

李爷爷长舒了一口气。

“是吗?可算到家了,不然我可真走不动了。”

李桂兰也放了心。

这条东岔河,在依兰县境内巴兰河的上游,它属铁力县。巴兰河的发源地共有三条河,一是西岔河,二是中岔河,第三就是这条东岔河。北满省委机关驻地就在东岔河边,交通站设在山岗下张把头木营附近。

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小木房,是依山修造的,树木掩映,不注意很难发现。木屋里打了一个大铺,能容十人左右;靠西的小板铺,能睡两个人,东面是锅灶。睡铺都是用黄柏利原木劈成两半后,皮朝上平铺起来的。据说,这种树皮既防寒发暖,还对人体有解乏、养身等好处。

省委交通员老姜,长的又矮又廋又黑,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嗓门又尖又高,做起事来也干脆利落。他四十多岁,人特别热情。进了屋,他有说有笑地给大家做了小米饭和加了辣椒的盐水煮豆。爷三个好几天没吃热饭热菜了,一下子吃掉了大半盆的小米饭。吃完饭,李爷爷到省委机关交文件去了。原来,李爷爷衣服上的许多补丁,里面都藏有各种文件,补丁就是秘密文件袋。

李爷爷走后,我和桂兰姐上了板铺,铺上连一床被褥都没有,那黄柏利树皮,虽说不凉不硬,对人体也有益,但它不是平面的,躺下去硌的难受。我们一商量,把铺板给翻了过来,让它平面朝上,这样一改铺就舒服多了。

“平面返潮,当心别得病……”

老姜像是自言自语在旁边说了一句。

“在雪地上都睡了两宿了,犯这点潮算啥,不碍事。”

李桂兰怕再折腾,和衣躺着不动了,老姜也不再劝说,我紧挨着李桂兰躺下,这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早晨。

睡了一夜的安稳觉,早晨起来觉得挺舒服。吃完早饭后,李爷爷陪一位戴眼镜的人来了。

“姑娘们,这位就是冯省委(冯仲云)。”

噢,这人就是冯省委啊,我仔细地打量着来人,他除了戴着一副大眼镜,别的和老百姓也没啥区别啊。接着,李爷爷向冯省委介绍了我们俩。

“这是跟我一起来的李桂兰和李小凤。”

“嗯,我听李升同志介绍了你们的情况,现在部队很需要一些女同志来参加工作,欢迎你们啊!”

冯省委看上去很严肃,但说起话来却很亲切,再加上他说欢迎你们,我心里特别高兴,原来担心冯省委会以年龄小的理由再把自己送回地方去,现在好像可以放心了。

“冯省委,你批准我入伍了,是不是?”

“怎么?你不相信吗?”

“啊!冯省委批准啦!我太高兴了,只要让我入伍,叫我干啥都行!”

我兴奋得高喊着跳了起来。

“李桂兰同志,你呢?有什么要求啊?”

冯省委微笑着问李桂兰。

“没什么要求,只要革命工作需要,让我干啥都行,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冯省委听了李桂兰的回答,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眯着眼睛看着我。

“李小凤,你哥哥李云峰(上部队时改得名字)前不久带部队到江南活动去了,他学习和工作都不错。你爸爸在地方,工作也很出色,你们家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不过,你还太小,到了部队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要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冯省委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然后他说派我俩到六军去,到了那儿在安排具体工作。

“你们,今天就可以出发了。”

冯省委可能是怕我们两个着急,尽快让我们出发。可李升爷爷知道,现在就走,李桂兰是有困难的。他向冯省委解释了李桂兰腿上有伤,请求冯省委让李桂兰和我休息一天再走,冯省委同意了。

冯省委走后,我和桂兰在树下锻炼腿。

我虽然没受伤,但连着几天爬山登岭,当时倒没觉得怎么样,而现在一休息,反倒觉得大腿的肌肉和全身的筋骨无处不疼。受了伤的李桂兰,肯定更困难。李升爷爷说,把腿和胳膊多甩一甩,就能快些舒展筋骨,减轻疼痛。可无论如何,李桂兰是实在动弹不了啦,她叹着气回屋去了。我还是咬紧牙关继续锻炼,我太想早点到部队去了。

我正甩胳膊甩腿的时候,看到从树丛中走来两位同志,仔细一看,其中的一位竟然是我的老师张英华,我一瘸一拐地迎了上去,张老师也迎面跑了过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小凤,你终于来啦,我特别惦记你,这下好啦……”

“张老师——”

在这儿遇到张老师,我特别激动,按理该有好多话要说的,但不知是什么缘故,只叫了一声老师就哭了。

“好孩子别哭,我听冯仲云同志说你来了,就特意来看你的。希望你到了新的岗位要努力工作,也别忘了坚持学习。”

我还是抽泣着点了点头,张老师说她是直接到的省委,分配在秘书处工作,同来的其他几位都留在地方工作了。

张英华同志是我读小学时的音乐老师,当时只有十八岁。后来她同汤原县委书记李春满同志结婚,1933年冬,他俩一起到了安邦河,1935年生了一个女儿。1936年冬逃离安区前把孩子留给了哈达密河一个姓朴的人家。后来,这孩子下落不明,有人说是姓朴的那家人把孩子带到延边地区去了。

张英华的叔叔叫李云健,后改名叫李仁根、张世荣、张铁等,外号叫张大个子。他同崔庸健一起就读黄埔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并一同来东北,在通河、梧桐河办过几期军政干部学校,领导了那里的农民暴动。1931年,崔庸健被派到宝清、饶河组建那里的游击队,李云健继续留在汤原县参加组建汤原游击队的工作。1935年初,日本特务机关实施了酝酿已久的离间阴谋,我党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肃清所谓“民生团”的运动中误杀了七人,其中就有李云健同志。

张英华在原配丈夫李春满同志牺牲后,同北满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张兰生同志结婚,在山上生了一个儿子。1940年冬,在铁力密营被捕入狱,几经坎坷出狱后为掩护身份同汉族雇农赵占东结婚又生三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文革后期含怨而死。

张英华同志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她,这次见面当然格外高兴和激动,要是能够留在她的身边学习和工作该有多好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想到这,我又流下了眼泪。张英华同志和她身旁的丈夫张兰生同志好心的安慰着我,并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我真是舍不得张英华老师,含着眼泪送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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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17:50:44 | 只看该作者
走迷了路

我们三个人接着上路以后,我忘了刚才淌眼泪流鼻涕了,学着李爷爷刚才装的山东腔,夸他戏演的还挺像,惹得大家都笑了。说笑间,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崖边,一时拿不准从哪儿下。如果找漫坡绕行,就会保险些。但是,一来绕远,二来雪深,倒木多。于是就决定就地直接下崖,这一来,李桂兰犯愁了。

“妈也,我可不敢下,看着我都眼晕呐。”

李爷爷看了看我和李桂兰,然后伸脚试探了一下。

“你们俩先别动,我先下去看看。”

没等李爷爷迈步,我跑到前面拦住了他。

“爷爷,让我先下去试试吧。”

“不行,不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两天打出溜滑我都有经验了,连鹿窖都蹲过了,还能把我咋样?”

说着我就要下,李桂兰和李爷爷一左一右拉住了我。我想挣脱他俩,猛一使劲,不仅我一下子滚了下去,被我拐的他俩也叽里咕噜地滚下来了。我们三都滚在了雪窝里,个个都变成了活雪人。不知滚了多少个滚,来到平地后,李爷爷直挺挺躺在雪地里不起来了,他只顾开心地哈哈大笑。

我先站起来怕打着身上的雪,上前去拉他起来。

“李爷爷,这下该我来救您了吧?伤着您没有啊?”

李爷爷坐起来拉住我的手,脸上挂满了笑容。

“你这小丫头,真有点胆量!行,当游击队员你这一股冲劲儿就差不离!”

看得出,李爷爷是在真心夸我,我心里特别高兴。这时,听到有人在喊,回头一看是李桂兰。

“小凤,你快来,我起不来啦。”

我赶紧跑过去一看,桂兰姐的膝盖被倒木给碰坏了,疼得她直咧嘴。这一来,她自己是走不了啦。我把她拉起来之后,和李爷爷轮流扶着她,她拄着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走。遇到倒木俩人一起扶她过去,行进的速度慢了许多。这样走了两个多小时,遇到一个河岔,我们开始顺着小河走了。

“快到了,应该快到了。”

李爷爷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安慰我们。

太阳快要落山了,又开始下起了大雪。我看到,李爷爷的脸上直冒汗。很显然,他是着急了,很快,他的脸上和帽子上都挂满了白白的冰霜,他紧锁着眉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就在这儿,再打个宵宿吧。”

李爷爷的话说得有气无力。我感到很内疚,尽管李爷爷没直说,但我心里明白,这不都是因为自己太冒失而让李桂兰受了伤引起的吗?

“李爷爷,这都怪我,我对不起您,更对不起桂兰姐……”

“没事儿,我的腿受伤不能怪你,是我拖累了你们……”

“好啦,你俩谁也别说了,你们就准备篝火吧,我再去找一找,就这一带准没错。”

李爷爷走后,我把李桂兰安顿在背风的倒木上,自己去捡树枝,李桂兰把捡来的树枝折断了堆在一起。树枝捡够后点起了篝火,我俩先用脸盆化雪烧水,喝着热水就地等李爷爷探路回来。

“小凤,咱俩把窝窝头捏碎了,煮成粥喝吧。这几天咱们老啃干粮,好像上火了。”

李桂兰这么一提,我觉得很有道理,按理儿早该想到了。一路上翻山越岭的,每天都流了很多的汗,要是早想到多喝些粥,就不至于上火烧心和嘴唇干裂了。于是,我和李桂兰把几个窝窝头捏碎,用雪水煮了一会,但是,咋也煮不成糊状,只能当热米汤喝了。

过了一会,李爷爷回来了。

“走了一大圈儿,也没找到张把头的小房子,今儿夜里还得天当被,地当床罗。”

李爷爷蹲到火堆旁,边说边从腰间掏出几只花鼠子丢进火里,火堆里窜起了一阵火花。过了一会,李爷爷用棍子把烧黑的花鼠子挑出来,用手拍打并用嘴吹掉浮灰以后,把它掰开,连皮带瓤沾上盐,囫囵个儿都吃了。他吃口花鼠子喝口酒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还扔过来两只,让我们两个都尝尝。

“哟,我可不敢吃,臊哄哄的……”

李桂兰赶紧把花鼠子扔回去,我也觉得不该吃花鼠子。

花鼠多好看多可爱呀,把它烧了,多可怜那,我不忍心吃。

“嘿,那是你们肚子里还有点油水儿,还没真饿着,人要是真饿极了,是顾不了那么多的,有吃的就是香的……”

李爷爷把扔回来的那两只也都吃了,我和桂兰在一旁喝着米汤。吃完,三个人都又累又困了,在火堆旁铺些细树枝躺下睡着了。

“不许动!都把手举起来!”

震耳的喊声把我和李桂兰从梦中惊醒了,我俩翻身坐起来一看,天已放亮,周围不见人影。

“口令!”

又听到一个男人的大声命令。

“胜利!”

我听出来了,回答口令的是李爷爷的声音。

原来,李爷爷又是一夜没睡,他为我们两个拾柴添火后,快到天亮时出去找交通站了。而省委交通站的老姜(外号干巴姜)则发现了这里的烟气,偷偷的摸了过来。结果,正好同往回走的李爷爷遇上了,他俩是老朋友了,见了面特别亲切。我和李桂兰可真吓了一跳,一场虚惊过去后,大家高兴地跟着老姜向省委交通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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