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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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



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去到清河镇附近的高级防校工地。只见施工现场一片紧张忙碌，大家正在刚建好的一些营房内办公。因王校长带领一些干部教员到外地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去了，由先期到校的原二十四步校校长、高级防校副校长宁贤文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建设计划、工程进度、组织状况和教学准备情况。从中使我深感中央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建设非常关心和重视。学校建设不仅规划早，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投入了很大力量。对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上级领导均亲自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早在1953年初，防空部队首长就提出了筹建高级防校的设想。防空部队党委在《防空部队学校五年（五二一五六）干部培养计划》中提出“在建设防校和炮校以后，应尽快建立高级防空学校，形成防空部队现有各兵种之初、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学校培养体系。”1月10日，该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仅隔一周，即1953年1月23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同年6月15日，军委命令将桂林原第二十四步兵学校领导机构划归军委防司，将其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

军委规定高级防校的训练任务主要是培养与深造高射炮兵，对空勤务（雷达、地面监视部队），探照灯兵的营、团指挥干部和营以上干部，并轮训防空部队营以上的指挥干部。学员定额为400名，其中高级班（师以上干部）25名，高炮班200名，对空勤务班175名（其中雷达50名，地面监视25名，探照灯班25名，政治班75名）。学制定为一年。计划在5年内将防空部队在编的营以上指挥干部普遍轮训一遍，尽快改变当时防空部队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不懂防空业务，不会指挥、训练部队，甚至贻误战机的状况，推动防空部队及机关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建设高级防校的任务非常紧迫，当时虽然确定以原第二十四步校的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但由于需要另选校址，并且训练任务，对象，内容及武器装备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仅要新建校舍，还要充实改变原有的组织机构，补充干部及教师队伍。因此，学校建设采取了边建设、边组织机构、边进行教学准备的方针，实行统一领导、齐头并进，从而加速了学校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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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建设



确定校址、抓紧营房建设、争取早日开学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原二十四步校先期到京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由宁贤文带领步校少数干部由桂林赴北京。8月，在军委防司直接领导下，于北海后门桥拐胡同，成立了驻京办事处，开始着手选择校址和营房筹建工作，为时几个月。经多次到现场察看研究，新建校舍定在清河镇以北西二旗与西三旗之间。此处远离市区，安静幽雅，四周开阔，交通水电都较易解决，有发展余地。1953年12月报军委批准后，留桂林的人员于1954年2月和5月分两批赴京。这时一部分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的干部也陆续报到，建校工作逐步全面展开。

此前，防空司令部军校处曾组织部分同志到解放军后勤学校、坦克学校、高炮技术学校等兄弟院校参观学习；还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研究营建的总体方案和设计图纸，并广泛征求意见。1954年2月，专门成立了工地办公室，以协助总后勤部工程公司监督质量和进度。3月，开始征购土地工作。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购地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一个多月里，先后5次完成了勘探、丈量、定桩、审批等繁重任务。共购地470多亩。1954年4月中旬破土动工。

12月我到校时，四周空旷的田野上幢幢新建的校舍已拔地而起。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营建始终非常重视。当时国家正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财力并不富裕，却一次就拨营建费484亿元（旧币）。

营建过程中，全校员工怀着创业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没有现成的营房，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及家属，分散在附近十来个村庄老乡的房子里吃、住、办公。负责营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动手搭草棚，垒锅台，吃住在工地。开大会就在露天，办事情就得步行。到市里联系工作要走几里到清河镇乘公共汽车。虽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没有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广大干部和党员接受任务不讲价钱，苦活累活干在前。

在营建中，我们还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干部，遵守地方政府法规，开展驻地附近的群众工作。经常为他们演戏、放电影，做到“三净一满”，即街道净、院子净、住房净、水缸满。农忙时帮助收割、播种、储运等。此外还注意与施工单位搞好团结协作。

经过8个月的奋战，到54年底，建成11幢教室、特种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峻工面积达2.1万平方米，为顺利开学创造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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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人员  建立机构



在学校动工建设的同时，防空部队领导机关和学校着手各级干部和各类教员的选配与训练工作。根据军委颁发的编制，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队列处、财务科，并直辖5个学员班和1个练习营。其中训练部下设教务处、教材处、翻译科、政治系、战术系、探照灯系、电工无线电系、火炮仪器系、射击系、雷达系、对空勤务系、汽车和电源站系、体育训练科等。

原二十四步校来京的干部教员，绝大部分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军政素质好，而且有丰富的办校经验，但普遍不懂防空业务技术，还有不少同志文化较低。符合要求的教员缺额较大，特别缺少教员领导干部和防空专业技术教员。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方面从原二十四步校的干部中选拔了130多名文化较高、有培养前途者到汉口防校、上海炮校、济南航校和防空部队学习。另一方面，请示防空部队领导机关为我校调配所需干部和教员。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决定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一批既懂防空专业，又有作战和教学实践经验的师、团以上干部到校任各部、系领导或教员。各单位服从大局、大力支援，对我校急需人员，即使本身工作受到一些影响，也坚决调给。1954年下半年防空部队首长多次亲自签发电令，点名为高级防校选调人员。

到1955年12月，绝大部分部、系配齐了领导干部：军委防司副参谋长梁军任高级防校训练部长，西北军区干部部直属任免处处长王兴邦任干部部长，防空学校物资保证部部长刘万长任物资保证部长，防空学校技术部长王文清任技术部副部长。原二十四步校军务处长邓国彪任队列处长，原安东防司副参谋长陶继藩、郭超风分别任战术系主任和雷达系主任，高炮团副团长曹来杰任火炮仪器系副主任，高炮学校训练部副部长王荆耀任射击系主任，探照灯团团长符志行任探照灯系副主任，东北防空对空情报副参谋长张侠任对空勤务系副主任，东北防司教导大队副大队长孙虎任电工无线电系主任，原二十四步校训练部副部长兼政治教育系主任戴北星任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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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一班人



1955年1月，经防空部队党委报总政治部批准，正式成立了高级防空学校党委，由李赤然、王智涛、宁贤文、梁军、刘万长、邓国彪6人组成。我任书记，王智涛、宁贤文、梁军和我为常委。1955年2月，调重庆西南军区政治干校训练部长张卓之任政治部主任，后军委增补他为校党委委员、常委。

校党委认真分析了全校人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认为干部、教员来自四面八方，工作任务重、头绪多、条件差，要在短时间内做好各项准备，保证按时开学，就必须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决心继承与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且要在一开始就把步子迈正。

我们结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深入进行了献身国防现代化、热爱防空事业的教育，使全校员工认清国内外形势和建设好高级防校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结合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使大家明确搞好团结是战胜困难，完成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

首先应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我和校长王智涛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经常通气。遇有重大问题，就提到党委会上讨论，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个别人对王校长的生活习惯有所反映，我和他促膝交谈，要求他正确对待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我在群众中宣传校长治校有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能够将有关苏军正规化、现代化的第一手俄文资料直接翻译过来传授给大家等。我们要识大局、讲团结，对这样宝贵的专家应以爱护为主。校长威信树立起来，教学工作开展得更顺利。

在干部教员中，我们提倡相互学习，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一加一等于二”、“一减一等于零”的道理，要求大家自觉维护团结、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为建设学校、办好学校作出贡献。

我们始终十分重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各级党员干部和党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而我们党委总是首先做出榜样，从而带动了广大群众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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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学准备牵涉到各个方面，是一件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能否如期完成任务，是保证顺利开学的决定因素。首先面临的是师资队伍问题。原二十四步校留下来的干部教员，不懂防空业务技术；从防空部队、机关调来的一批干部，熟悉专业，但缺乏办正规学校的经验；从防校炮校调来的干部教员，虽有一定的办学经验，可是缺乏培养中、高级指挥员的知识。再就是时间紧迫。虽于1954年6月已正式成立了训练部，但部长还没有任命；一些系的领导干部和教员，从1954年8月开始才从各地陆续调来。因此要在半年多时间里完成开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幸亏有上级领导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早在1953年5月，防空部队首长就报告军委，要求聘请苏联专家来帮助指导建校和教学工作。1954年初，苏联顾问小组一行3人到达北京。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保卫莫斯科的红旗高炮团团长库尔甘诺夫上校任校长顾问，切尔日诺夫上校任探照灯系顾问，邦达列上校任对空勤务系顾问。他们的到来，使教学准备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第一阶段自1954年6月至10月，在校部领导尚未全部到职的情况下，由军委防司军校处梁家珍副处长领导，组织机关的参谋人员和学校的10名教员，在苏联顾问具体帮助下，拟定训练大纲；并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和了解具体的训练任务及要求；编制教学设备所需预算；并先后派出多批人员，分赴各军区防司和部队，收集、购置了大批教学设备和器材。

第二阶段自1954年11月至开学前，主要采取教学法集训的形式。集训队由陶继藩任队长，王荆耀任副队长，李衍任指导员。以处或科、系、课程为单位编组，采取集中听报告，分组进行各自的专业或业务学习和教学准备的方法。集训期间，防空部队谭家述司令员向学校排以上干部、教员做了《目前形势与高级防校建校方针、任务》的报告。学校举办了有关苏联军事教育学原理、教学组织与实施，以及教学制度等方面14个专题报告。

通过集训，统一了教学思想，明确了训练任务、内容和要求；分清了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及相互关系；初步掌握了组织与实施教学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同时，还拟定了教学实施计划，建立了各种教学制度，编写了开学后一段时间内所需的教案、讲义和作业指导法927篇；制作了图表922张及模型、示教板425件；布置了专业教室27个，并完成了一部分教练场的设备工程任务。各系还大力抓了教员的备课和试教练讲活动。

在这期间，领导机关还先后给学校调来教学所需的兵器装备，仅高炮就有100毫米的8门；85毫米的9门；57毫米的6门。还有探照灯6部，各型指挥仪6台，以及有线无线通讯设备等。

这段工作令人紧张而难忘。当时学校教室和礼堂尚未建好，教、职员就在室外上课、听报告和学习讨论；办公桌椅不够，大家就在小马扎上备课写教案。很多人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有的甚至好几个月没有进过北京城。经过团结一致、艰苦奋战，终于能够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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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学为中心



1955年4月1日防空军高级防校迎来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上，防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代表防空军党委向学校授予了兵团级军旗。他在讲话中指出，高级防校是防空部队建设中的“重工业”，是防空部队的“鞍钢”。高级防校要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成为防空军院校的表率、防空部队的榜样。一定要培养出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具有高度军事和政治素养，善于组织指挥防空部队诸兵种协调作战的中、高级指挥员。

学校第一期学员共381名，其中高级班27名，高炮班204名，对空勤务班72名，探照灯班27名、政工班51名。东北防空部队政委周彪、中南防空部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原安东防空区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刘鹏等都是高级班的学员。同时还接受了4名越南师团干部学员。

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实现第一期开学，仅是第一步。要办好学校，培养出合格学员，就必须把学校领导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转到教学上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真正贯彻落实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并非易事。有的认为“什么中心不中心，还不是各搞一套”；有的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保证别人”的，感到低人一等；也有认为“以教学为中心就是以我为中心”，“以某个部门为中心”，自恃特殊。

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除在历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指示中加以强调外，还通过各种场合反复阐述“以教学为中心”的正确含意。指出这是由学校所担负的任务和所具有的特点而决定的。教学质量的优劣是衡量学校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各部门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学校的一切组织机构都是为此而设立的，都只能围绕教学工作而努力。我们及时表彰了在这一方面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如表扬门诊部医生到学员宿舍巡诊，表彰了把所需物资直接送到学员宿舍的军需科等。

在学校整体工作安排上，密切围绕教学这个中心，通盘计划，严密组织，搞好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一些重大的教学活动，如组织学员实弹射击、阅兵、结业考试等，都要召集各部门领导集体办公、明确分工，及时解决问题。

我们特别强调学校领导干部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教学上，放在教学方针原则的贯彻、训练大纲的研究，以及教员队伍的建设、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进等问题上。所有涉及到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议上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们还要求校、部、系的领导干部亲自给学员上课。王智涛校长、宁贤文副校长、梁军训练部长都曾给高级班学员讲过集团进攻、军进攻和战役法课。我和张卓之主任也给政治系的学员讲过课。

训练总监部和总政治部批准学校的领导干部分别为四级、五级或六级兼职教员。我们亲自带课，就深切地体会到上好一堂课的确不容易，也加深了对教员工作特点、规律的认识，加速了自身由外行变内行的进程。学校领导干部亲自代课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有助于了解学员情况，便于摸索教学规律，真正取得领导教学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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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正规化建设



根据防空部队党委提出的部队正规化必须从学校“化”起的要求，我校从初建开始就注意加强正规化建设。学校领导思想上很明确：高级防校培养的干部是防空部队的领导骨干，他们军政素质的高低，作风的好坏，对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学员一入学，无论在部队时是师长、团长还是营长，都一律严格要求，都必须遵守条例、条令。无论列队行进、着装仪表、礼节礼貌、站岗执勤、就餐上课、内务秩序，还是宿舍里衣物鞋帽、洗漱用具的摆放都统一规定、统一要求，连烟头、纸屑都规定要投放到篓中。

教学管理是学习苏联的有关做法，并结合我们的实践不断充实完善的。经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健全了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检查考核等一系列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教学制度。

营区建设上提倡大搞绿化、美化工作。发动群众种花、修马路、平操场、建训练场、挖鱼溏，创造了一个安静、整洁、优美的教学环境。

我们对学校干部、教员的家属和子女也提出了要求。成立了家属委员会，由翟平主任负责组织家属和子女开展了建设校园、美化校园、爱护校园的活动。干部、教员配合家委会，共同管好自己的家属和子女，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解放军报》对此专门进行过报导。学校办公楼的北面有一片桃园，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大水蜜桃掉到地上，小朋友捡到会自觉的上交到学校物资保证部。翟平的侄子从苏联留学回来，见到满园成熟的桃子就顺手摘了一个，她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3岁多，见到了就忙问：妈妈，怎么办？可见爱护一草一木的思想在幼小孩子的心灵里都扎了根。

在学校的正规化建设中，我们十分强调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身教更甚于言教。校、部、系的领导一律出早操，参加队列训练；亲自带队进行校园检阅。王智涛校长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每天清晨，我和他经常提前到场，检查各单位的操练情况；学员进教室、上饭堂，我们也常站在路口检查并纠正行进动作和纪律。第一期高级班学员刘鹏曾举止不合条例要求，就被当即纠正过。若在地上发现一个烟头、一片纸屑，我们也要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严格的训练和要求，促进了养成教育，形成了自觉遵守各种条例条令的优良校风。校内营区整洁、秩序井然、军容严整、军纪严格，有力的推动了军校的各项工作，并得到军内外人士的广泛好评。到校内参观学习的络驿不断。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曾突然来校参观《防空兵器装备展览》，门卫认真查明其身份后才放行。事后，他对政治部主任张卓之说，你们真是军纪严明，犹如汉朝周亚夫将军的“细柳营”啊！

“集中一切力量保证各项教育的顺利实施，以最大的努力切实保证教学质量”是校党委对全校人员提出的总要求。学校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培养出来的学员质量如何。学校要对部队负责，也要对学员负责。

第一期学员曾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刚入学时，在教室里坐一天板凳就觉得比过去行军打仗走80里路还要累。学习中感到课程多、难度大、时间少、学不会。而有些教员对这批学员的特点不熟悉，又不去研究，故教学方法不适当。尽管教学双方都很努力，成绩却不够理想。有的学员产生了畏难情绪，不安心学习。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深入下去，分别召开学员、教员和教学行政干部座谈会，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准症结，采取措施。

在学员中重点是解决学习目的、树立学习信心问题。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有畏难情绪的学员普遍认识到自己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了解到学习本身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只要明确为谁学习、为什么学习，就会有决心和信心，就能坐下来、钻进去，就一定能够学好。其次提倡学员独立思考、勤于探讨，要求他们在自学的基础上，开展必要的互助。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提倡充分利用实物模型，开展直观教育。尽量把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简明化，以适应学员的实际水平。同时鼓励教学人员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努力提高教员的教学技能。要求教员提高备课质量，精心组织观摩教学课、示范课，领导干部要亲自听课查课，进行讲评。

此外，还要求学员班组的领导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使学员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并要注意帮助学员改进学习方法。在第一期学员训练中，先后召开了教员、学员积极分子会议，总结交流教学经验；表彰了一批好教员和好学员；宣传、推广了教员李天佑的教学法和学员曹德田的学习方法。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教学质量得到了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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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励



1956年3月，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率领工作组对高级防校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充分肯定了学校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成绩，并中肯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956年6月下旬，第一期学员训练全部结束。防空军成立了以谭家述为主任的考试委员会，对学员的训练质量进行了严格的考核。参加考试的351名学员全部合格（其中全部课程平均成绩4分以上的占总数的52.8%）。他们分到部队后，绝大多数成了领导骨干。

1956年9月，防空军领导机关和高级防校举办了《防空兵器装备展览会》。我校送展了一批自己研制与改进的教学模型、示教板、工具、设备和技术改革创新项目。好几位元帅参观了展览，对我校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就学校的建设及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一天，彭德怀着便衣突然来到学校，我接电话后立即赶去。他仔细观看了展览，又巡视了炮场和教室，边看边问。当听了教员讲解武器装备构造及其性能后高兴地说：现在讲课，有图表模型、有分解的实物，能边讲边操作，印象就深了，这种方法适合干部。参观结束后，彭总还对我校担任展览解说的教员、干部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现在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你们有文化、有技术，在短时间内，搞出这些东西来，成绩显著，大有希望。但与先进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要继续努力。部队的发展要靠你们。老一代只能起桥梁作用，他们把桥梁架了起来，今后的路还很长，希望在你们身上。

罗荣桓元帅在参观时，亲切的勉励我校的干部、教员要又红又专，不能偏废。他说：“红”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专”就是要努力钻研战术技术，精益求精。韩愈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也是这个意思。韩愈也是大学校长嘛！

军委首长的到来和指示，给学校全体人员以极大的鼓舞，成为推动学校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

1957年5月上级作出“空防合并”的决定。对此我个人认为，从历史上看，欠长远考虑。根据当时情况，空军歼击机数量有限，军费开支中一时不可能将防空军装备齐全，只能逐步装备，不断完善。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防空部队从低空到高空，需配备小高炮、中高炮、高高炮、地对空导弹、歼击机、直升机、雷达、探照灯、通讯等，以形成严密的防空体系，利于诸兵种的协同作战。“空防合并”就意味着众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要统一归空军体系指挥，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出现鞭长莫及之势？

“空防合并”后，学校的训练任务虽几经变化，但始终坚持了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贯彻勤俭办校、严格治校的方针；坚持了探索求实的学风；建立了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干部、教员队伍；造就了一批治军的有用人才，为防空军和空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在高级防校工作近5年，对学校充满了感情。由于工作需要，我的办学生涯只得告一段落。但我此生以自己能为我军输送人才而尽力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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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空军政委重返治军前沿

(1959.11——1969)

空二军政委

1955年3月28日，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员。在一次防空军全委会上，他曾对我说：很快要筹办防空军学院，你去任政委如何？当时我表示服从组织需要。1957年5月“空防合并”后，此议作罢。

空防合并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经常到学校了解干部情况，参观陈列设施。他对学校内各种条例条令的贯彻落实十分欣赏。1937年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他任训练部长，深知我的为人。1959年1月他和我谈话：你在防空军办学校很有成绩，对防空军各个兵种都已比较熟悉，如果再到空军部队工作一个时期，对你会大有好处。我立即回答，最好到空军师接触实际，能学到东西。他说：只要你同意下部队就好了，究竟到师、到军或到军区，还要由空军党委会最后决定。1959年11月，军委毛泽东主席命令我为空军第二军政委。

空二军驻东北辽宁、吉林的、沈阳、鞍山、大东沟、四道沟、高丽门、镇江山等地。

空二军军长方槐，我任政委；副军长王学勤，副政委李荆山；参谋长李辉；政治部主任由我兼任，副主任陈克温。

当时正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但由于国民党的军用飞机经常窜人内地进行侦察，散发造谣惑众的标语、传单，骚扰内地的经济建设，故空军常年处在备战作战状态。特别是在“五．一”、“十．一”等全国性节假日或国际、国内举行重大活动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或迎宾时，空军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因此，部队的训练任务很重，需要飞行员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来弥补飞机等装备的陈旧和基地设备的落后，以确保我领空的安全。任务艰巨而设备落后，但我们的飞行员以超人的魄力，掌握了高难的技能。如空二军十六师副师长张积慧，只有200小时的飞行记录，却击落具有2000小时飞行史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创造了空战中的奇迹。

到空二军上任后，为尽快由外行变内行，我下定决心，深入到机组、中队、大队调查研究，摸清训练、作战的规律。经半年的努力，就初步掌握了空军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要领。

培养一个全天候作战飞行员，可以说是用黄金堆出来的。首先经过政审、体检、各种测验而初选合格者已是寥寥无几；再到预校学习，又将淘汰一部分，能成为航校学员更是沙里淘金；到正式放飞那就是千中取一了。待能够完成全天候起飞训练、达到“起得好、飞得快、打得上、落得稳”的飞行标准，国家投入的费用合成黄金约要超过飞行员自身的体重。

空军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不容侵犯，执行任务的基本手段，就是要靠不惜一切培养出来的优秀飞行员驾机作战。这个中心任务不仅要思想明确而且必须将精力、物力、财力集中到中心任务上来。作为空军部队的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紧密围绕中心任务去开展工作，这样才能调动5个方面的大力配合。

第一方面，认真做好地勤保证工作。地勤部队是为飞行员服务的，又是与飞行员相互依赖的，是飞行成败的关键之一。如果飞行中机械发生故障那么飞行员就不可能发挥其技能，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没有飞机，地勤人员就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厌其烦的向地勤人员也向飞行员讲清这些道理。尽管地勤人员的工作十分艰苦，所有的飞行日（训练日）都要提早到达机场，千百次的检查飞机发动机、通讯、机械电路等，我们仍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为确保飞行员的生命安全，规定每架飞机的维护人员要负责到底，绝不允许有丝毫的麻痹。

各级领导必须首先解决好地勤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帮助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具体落实到：将飞机维护好、保证飞行员在空中飞得好、打得好、练得好。其次解决他们在业务上精益求精的问题，安排好他们学习的时间，定期举办短期训练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在改装飞机时，更应使他们熟悉新机种的特点，对新飞机做到了如指掌。各级主要领导还要关心他们的休息、伙食、衣着、爱好、冷暖、家属、健康等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总之，要千方百计杜绝因地勤人员的疏忽而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实践证明地勤人员的工作是空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做好的基点。

第二方面，指挥体系必须严格执行空军作战训练的条令、条例、规定和要求等，不允许有丝毫麻痹大意。从司令、政委做起，轮到谁值班，就必须早到晚走，交接之间不能留有空隙。传递必须明确清晰，简要果断。如有情况更应一丝不苟地连续报告，不漏情报。为此就必须天天练，场场练，思想集中，才能业务精通。各级政委、主任也必须参加指挥所的值班工作，变外行为内行，使政治工作做到言之有物、生动活泼而非夸夸其谈、枯燥无味。使指挥所人员逐渐达到思想红、业务精、工作勤、团结紧、不怕苦的目标，有效地减少飞行事故、政治事故，保证作战的胜利。

第三方面是做好其他直接为飞行员服务的人员的工作，如炊事员、理发员、医务人员等。对于这些人员首先解决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飞行员服务的问题，要求大家真正从思想上明确：国家大力投资培养飞行员成为保卫祖国领空的捍卫者，他们每时每刻都要警惕地监视敌人，随时地要准备飞向空中和敌机交战。保证他们处于良好状态，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作为炊事员要求每天饭菜做得可口，能遵照航医指定的标准使营养配置适当，以保证飞行员的健康。理发员应严格消毒推剪、毛巾、浴盆。如飞行员用了带病菌的毛巾擦脸感染了沙眼等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舍不得几元钱换干净毛巾，如影响到飞行，就会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因此事事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航医的作用和地位就更加重要，一菜一汤一米一面都应严格检查。否则飞行员染上疾病，损失会不可估量。后勤人员应保证不使飞行员为家中琐事操心而分散精力，避免因此而发生的机毁人亡等事故。

总之，方方面面都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健康，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飞行员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类人员的实际问题。特别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条件不宽裕，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不少困难。各级领导只有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大家才能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完成中心任务。

第四方面是做好飞行员妻子的工作。要使她们明白：一个全天候飞行员是全国人民用节衣缩食、流血流汗积累的资金培养的；为了保障他们的顺利飞行和安全，全体干部战士常年累月默默无闻的奉献着；为使他们掌握过硬本领，各级教员呕心沥血，不讲条件的坚守在教学岗位上。作为飞行员的妻子，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要懂得自己的责任。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飞行员精神饱满、身心健康。如因家庭小事影响飞行员的情绪以至给国家造成损失，那就后悔莫及了，因为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所遭受的损失更大。因此做好飞行员妻子的工作是确保飞行安全，确保空中防线不可缺少的。

第五方面是气象、塔台、通讯、雷达导引等与飞行有直接关系的机构和人员的工作。同样要解决好这部分人员的认识问题，树立以飞行为中心的正确思想。部队领导对所有这些同志的辛勤劳动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及时表彰、奖励他们所作的贡献，树立模范和标兵，从而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加强了部队的全面建设。

在空二军工作期间，我初步体会到政治工作要渗透到高技术性质的空军部队中，必须明确工作中的“一个中心”和“五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其相辅相成的关系，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深、做细、做透，协调一致。作为政委，我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局。其他方面的有关工作由李荆山副政委负责。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杜绝了跑飞机，减少了飞行事故，大大减少了飞行员不必要的非战斗减员或被淘汰，增强了战斗力。部队上下团结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老八路

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



1962年9月军委空军曾决定我任沈空政委。原政委黄立清将调至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但是不久，在东交民巷召开空军全委会时，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政委余立金向空军司令刘亚楼提出要我到南京空军任政委，因余立金已定为军委空军副政委。刘亚楼和军委空军政委吴法宪同意了聂、余的建议。当征求我的意见时，还是那句老话，“服从组织分配”。

全委会结束后，我回到空二军军部传达了全委会精神并安排了下一年的工作，又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征求大家对我在空二军工作期间的意见。同志们没提出批评意见，说了许多好话，显得依依不舍。我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有所顾虑，想采用其他方法再征求意见，但南京空军已派人前来迎接，我只好离开共同工作了几年的空二军干部和战士。我劝秘书和警卫员留在了原部队，我只身赴任。

我先到沈空，向黄立清政委、黄玉昆副政委详细汇报了工作并征求其意见。他们很含蓄的说了些客套话，对空军改变了原来决定感到有些不可理解。

途经北京时，吴法宪和夫人设家宴招待我。席间，他向我作了说明：空军全委会上同意你去南空后，沈阳军区空军再三提出意见，要留你在沈空工作。但南京军区空军坚持更充分的理由，一是南京方面处于沪、杭、宁三角地域，经常要面对蒋介石空军袭扰，长年处于备战状态，稍有疏忽，上海等重要城市就要受到破坏，影响全国的经济建设。空军必须派出得力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需要作风艰苦朴素并善于调解各种关系的干部去工作。所以当时决定你到南空，你暂任副政委兼副书记。余立金调军委空军任副政委的命令已呈报军委还未批下，因此先这样过渡一下。接着，他又将聂凤智司．令员的情况向我作了简要介绍。聂解放上海时是二十七军军长，作战勇敢、指挥有素。抗美援朝时，曾在安东（今丹东）前线指挥空军。希望你俩工作上配合好。我表示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

1962年10月3日我到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到聂凤智（司令员），余立金（政委），高厚良、蔡永（副司令员），王绍渊（主任），顾前（参谋长），王明礼、周正勋（副参谋长），朱火花（工程部部长），李果（后勤部部长）等30余人的热烈欢迎。余立金致欢迎词。我也表了态。

我独自住进西康路37号院内。由于没有带随行人员及家属子女，按规定南空应派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和司机来照顾我，但我不愿单独起伙，就在空军司令部大院飞机楼首长灶上吃饭。既省了麻烦大家，又便于接近群众，抓紧时间，了解、熟悉情况，还能在足球场锻练身体，做到早上班晚下班。我分秒必争地到军、师、团和各分散地的雷达部队以及海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很快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大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南京空军部队的空四军、空五军、轰炸机八师、高炮部队、导弹部队、雷达部队、探照灯部队及通讯部队等，大部分参加过抗美援朝，建树过功勋。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受到过党和国家的表彰奖励。这些部队倍受重视，分别驻防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安庆、合肥、南京、徐州、芜湖等华东重地。部队所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达到不漏敌情、不失时机、少摔飞机、不跑飞机的工作标准，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八师曾发生的犯罪行为就是某负责人在蹲点时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所致。而江西导弹部队击落由台湾窜入大陆的蒋军U2高空侦察机，就是因为该部队平时注重既抓思想又抓业务，使部队随时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能及时掌握敌机的航向、高度、进度、性能，协同作战，将来犯之敌机一举击落。U2飞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曾送北京展览，轰动一时。

1964年，南京军区空军召开了高炮会议，我作了《红与专辩证关系》的报告。中心意思是，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战斗力，如果一个部队打不好仗，消灭不了来犯之敌，怎能算是一支好部队。对于高炮部队要求在一瞬间测得精、瞄得准、开炮快、打得着、省弹药，这就必须具备过硬的技能、技术。为此就要天天练、时时想。学才能熟，练才能精，这样才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高炮的威力，尽到一个战士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不勤学苦练，掌握不了高精技术，阻止不住敌机的骚扰，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即使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时时背诵革命条文也不能说明是思想红，更不能说明是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高炮部队就是以先进的思想挂帅，促进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做到开炮准，一炮定战局。帅好兵强，又技术精良，每战必捷，这是高炮部队务必遵守的信条。思想先进和业务精良，两者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偏废不得。

高炮部队担任着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重大责任，要确保全国人民劳动、生产、建设、生活不受侵犯，就势必常年累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是丝毫不能麻痹大意的。

我的讲话得到聂凤智、刘奠西等军事干部和与会人员的赞同。但有些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于强调“红与专”统一持异议，我察觉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已对我不满。

1965年5月我到杭州空五军检查工作，发现飞行部队、地勤部队疏于正常的军事训练。不去提高飞行技术和飞机维修水平，而是整天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四个第一”、“白专道路”等等。若长此以往，怕是真要变成“空”军了。眼看着飞行员们、地勤战士们将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口头上、笔头上，我的心情又焦急又沉重。我认为这简直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到南空任职以来，我同一些人在思想与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我坚决反对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变成取悦上级，取悦某些政治思潮的假、大、空的“花架子”，这样下去对部队建设危害极大，也背离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我没有屈服过压力，也深知坚持下去的可怕后果，但是，我顾不了个人得失，我到空五军各部队做了专题报告，主要讲作为空军的指战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谁飞，二是如何飞。谁都知道是为祖国、为人民飞，也都知道必须起飞好、飞得快、打得准、落得稳。也明白必须经过长期不懈地训练才能达到全天候飞行员的标准。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整天坐在屋子里抄报纸上的文章、做空洞的表态，能不能解决飞得好的问题。每当说到此，各场听报告者异口同声说：“不能”！我问为什么不去训练飞行课目？回答是“江腾蛟政委这样指示的”。我知道江本人未必能私自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有大人物撑腰，情况显然很复杂。

我从正面做工作，强调飞行课目之训练必须坚持，必须精益求精。并以大庆油田为例，说明如果油田因为技术、操作问题而打不出油，或出不了好油，对国家做不出应有的贡献，凭什么被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标兵，难道只凭会高喊口号吗？如果飞行员由于业务不精通、技术不熟练而放跑了敌机，凭什么认为你思想过硬？政治挂帅与业务学习、技术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一一即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者解决人生观、世界观，解决为什么、为谁而奋斗的问题；后者解决以什么手段用什么本事去服务的问题。政治不挂帅，就会盲目；业务不精通，就会失败。政治挂帅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