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老八路

营房建设



确定校址、抓紧营房建设、争取早日开学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原二十四步校先期到京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由宁贤文带领步校少数干部由桂林赴北京。8月，在军委防司直接领导下，于北海后门桥拐胡同，成立了驻京办事处，开始着手选择校址和营房筹建工作，为时几个月。经多次到现场察看研究，新建校舍定在清河镇以北西二旗与西三旗之间。此处远离市区，安静幽雅，四周开阔，交通水电都较易解决，有发展余地。1953年12月报军委批准后，留桂林的人员于1954年2月和5月分两批赴京。这时一部分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的干部也陆续报到，建校工作逐步全面展开。

此前，防空司令部军校处曾组织部分同志到解放军后勤学校、坦克学校、高炮技术学校等兄弟院校参观学习；还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研究营建的总体方案和设计图纸，并广泛征求意见。1954年2月，专门成立了工地办公室，以协助总后勤部工程公司监督质量和进度。3月，开始征购土地工作。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购地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一个多月里，先后5次完成了勘探、丈量、定桩、审批等繁重任务。共购地470多亩。1954年4月中旬破土动工。

12月我到校时，四周空旷的田野上幢幢新建的校舍已拔地而起。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营建始终非常重视。当时国家正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财力并不富裕，却一次就拨营建费484亿元（旧币）。

营建过程中，全校员工怀着创业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没有现成的营房，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及家属，分散在附近十来个村庄老乡的房子里吃、住、办公。负责营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动手搭草棚，垒锅台，吃住在工地。开大会就在露天，办事情就得步行。到市里联系工作要走几里到清河镇乘公共汽车。虽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没有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广大干部和党员接受任务不讲价钱，苦活累活干在前。

在营建中，我们还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干部，遵守地方政府法规，开展驻地附近的群众工作。经常为他们演戏、放电影，做到“三净一满”，即街道净、院子净、住房净、水缸满。农忙时帮助收割、播种、储运等。此外还注意与施工单位搞好团结协作。

经过8个月的奋战，到54年底，建成11幢教室、特种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峻工面积达2.1万平方米，为顺利开学创造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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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



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去到清河镇附近的高级防校工地。只见施工现场一片紧张忙碌，大家正在刚建好的一些营房内办公。因王校长带领一些干部教员到外地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去了，由先期到校的原二十四步校校长、高级防校副校长宁贤文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建设计划、工程进度、组织状况和教学准备情况。从中使我深感中央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建设非常关心和重视。学校建设不仅规划早，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投入了很大力量。对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上级领导均亲自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早在1953年初，防空部队首长就提出了筹建高级防校的设想。防空部队党委在《防空部队学校五年（五二一五六）干部培养计划》中提出“在建设防校和炮校以后，应尽快建立高级防空学校，形成防空部队现有各兵种之初、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学校培养体系。”1月10日，该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仅隔一周，即1953年1月23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同年6月15日，军委命令将桂林原第二十四步兵学校领导机构划归军委防司，将其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

军委规定高级防校的训练任务主要是培养与深造高射炮兵，对空勤务（雷达、地面监视部队），探照灯兵的营、团指挥干部和营以上干部，并轮训防空部队营以上的指挥干部。学员定额为400名，其中高级班（师以上干部）25名，高炮班200名，对空勤务班175名（其中雷达50名，地面监视25名，探照灯班25名，政治班75名）。学制定为一年。计划在5年内将防空部队在编的营以上指挥干部普遍轮训一遍，尽快改变当时防空部队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不懂防空业务，不会指挥、训练部队，甚至贻误战机的状况，推动防空部队及机关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建设高级防校的任务非常紧迫，当时虽然确定以原第二十四步校的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但由于需要另选校址，并且训练任务，对象，内容及武器装备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仅要新建校舍，还要充实改变原有的组织机构，补充干部及教师队伍。因此，学校建设采取了边建设、边组织机构、边进行教学准备的方针，实行统一领导、齐头并进，从而加速了学校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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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防空部队高级防校

赴京受命



经过两年多的边学习，边建设，边探索，高射炮兵学校初具规模，教育、训练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随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在全军开展正规训练和建设正规军校的方针。并强调指出，训练工作是全军的中心任务，培养好干部的途径是办学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工作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防空部队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成立了防空学校和高射炮学校之后，军委又决定成立高级防空学校，以逐步健全通过学校培养干部的体制。为此，1954年12月，军委决定调我到正在建设中的高级防空学校任政治委员。

接到命令后，我把炮校工作进行了安排和移交，即赶赴北京，到军委防空司令部报到。防空司令员周士弟是我的老首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任十五军团参谋长，我是该军团所属的八十一师的政治部主任，1952年我到上海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也是由他亲自交待任务。此次见面周司令非常热情，谈话内容也很广泛。他首先询问了炮校的建设和教学情况。听后点头表示满意。他说：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靠的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全国胜利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必须建设技术兵种，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经验，建设、发展防空部队刻不容缓。我们现在的防空部队和指挥机构都是新建设起来的，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大、中城市和重要目标的空中安全的任务。是现代化主体战争中积极防御的主要力量。

在谈到如何建设好由多兵种组成的现代防空部队时，他强调说：关键是要培养干部，而培养好干部的中心是办好学校。因此军委下决心选调优秀领导干部创办学校。这些话是彭总、刘总讲的，也是军委的精神。

在谈到高级防校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防空学校和高炮学校，基本解决了初级干部的培训问题。新建立的高级防校就是要担负培养防空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务。高级防校的校址，军委已确定在北京。11月，军委已调王智涛任高级防校校长。他原任防空学校校长，曾长期在红大、抗大任过教，并到苏联学习过。调你们去办高级防校，是因为你们已有创办防校和炮校的经验，要集中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开学。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我表示建高级防校担子很重，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还不够，我会随时请示领导，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帮助，会和王智涛校长团结共事，会虚心向他学习。我要边干边学，依靠群众，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把学校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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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



学校工作中教员、知识分子是主要支柱。正如刘伯承所说：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处于教学第一线，其他工作都应围绕教学工作进行。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那些来自硝烟弥漫的，来自山南海北的军队同志，可并不简单。特别是一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战斗员，现在要他们全力支持那些入伍没几天甚至从未参加过战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子。学校里当时流传着顺口溜：“金教员、银学员、废钢烂铁工作员（指其他工作人员）”，就反映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

对此，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耐心谈话，反复说明：现在的“战场”已经不需要枪炮弹药，只需要知识，需要专家。现在是教师身处前线，你们负责后方保证。前方后方协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工作从来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老革命，老战士，应该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在说服教育的同时，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它对学校建设的危害性。我们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尊重教员的工作。还号召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此，学校各级机关越来越主动为教员解决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另一方面，对教员、知识分子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特别要学习这些老战士为革命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我们对于教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从不姑息迁就。凡学校要求学员做到的，更要求教员首先做好。对教师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训练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们见学校如此重视、关心他们，更加严格锻练、努力工作。在全校的出操、列队中，动作最标准的是教员队伍；每次我校官兵受阅，方队的排面兵、基准兵都由教员担任。在学校建设初期的各项活动中，教员队伍总是全校的榜样。这对于我校良好校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要求我校预科文化教育要于1953年1月开学，本科专业训练要于同年8月开课，学校初建时期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事实证明，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推动其它各项工作，才能完成学校的使命。

当时，学校师资远远不足，很多人还缺乏教学经验。我们从在职干部中选调了40多名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比较过硬的同志，充实了教员队伍。同时，对原有一些教员采取培训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高，能尽快走上讲台。训练部部长杨易风还亲自示范。此外在教员队伍中还提倡以老带新，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经过全校同志特别是全体教员的努力，开学前的各项教学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不到3个月，全凭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类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工作，制作了大量教学用模型，保证了学校预科文化教育和本科专业训练按时开课。

1952年10月下旬，苏联专家捷尔卡基上校来到学校任首席顾问。一年之后，苏联专家金果夫中校、卡斯秋克中校也来到学校，分别担任射击、兵器和雷达专业顾问。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学校专业化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在其帮助指导下，学校军事专业训练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活动、考试方法到规章制度等，都严格仿照苏军及其院校的一整套做法建立起来，一所正规的高炮学校初具规模。

学校坚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和政治委员制度。苏联专家也明确他们只是学校的顾问，仅需履行顾问的职责。双方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团结共事。

苏联专家在炮校工作期间，与学校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撤回苏联以后，每年炮校校庆，捷尔卡基等专家都发来贺电，表示他们对中国同志的怀念和祝贺，从未间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4年9月，国民党反动集团派遣飞机窜扰上海。我校担任战备任务的练习营炮连，同驻守上海的高炮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上海各界人士对此曾向高炮学校表示热烈的慰问。陈毅也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1954年10月，高射炮兵学校第一期一年制指挥学员毕业。为了严格考察学员是否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并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据军队院校工作条例规定，要由国家考试委员会对毕业学员进行考试验收。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决定：由防空军副司令谭家述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在对我校毕业学员的考试中，他们取得了总评良好的成绩，并评出了优等生。这是全校的光荣，更是全体教员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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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组织建设



根据军委7月21日电令，原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直属机关26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的大部分机构及其400余名人员；沈阳高射炮学校20多名干部教员；准备作为教员培养的120多名各校毕业学员；上海曹家花园军委防司高炮技术教训大队10多人和军委防司分配的10多名干部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射炮兵学校”。原步兵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任校长，原第四军副政委李赤然任政委。

该校的任务是：培养与训练防空部队的战炮、指挥、观测排长和火炮观测技师及连队政工干部，使其成为政治品质优良，能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精通各种条令、条例及熟悉本职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德才兼备的军官。学校党、政、后勤、卫生工作由华东军区负责，教学工作由军委防司负责，干部与学员调配由军委统一筹划。

1952年9月，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了任命我为高射炮兵学校政委的命令。10月1日，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庆祝国庆三周年暨学校成立大会上，校长孙超群宣读了军委组建高射炮兵学校的命令。我作了合编报告。从此，一所专门培养高炮人才的学校诞生了。

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新学校的机构建设，其核心问题是干部的合理使用。要从不同的单位抽调大批人员并编制出有效机构，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

首先按照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关于第四军军直及第三防校机构人员之调配计划》的要求，需要把第四军军直、第三防校和军委防司的机构人员分编出来。我们从四军军部调出通讯营的200人，教导队的100人，去南昌防校；又调出干部战士60多人去军委防司；从第三防校调出训练处和6个学员中队，共计约150人去南昌防校；另调8名干部到军委防司。总计调出干部、战士500多人。

第二步进行“合编”，就是把原四军军部和第三防校各自的机构撤消，按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所拟的高炮学校编组计划，建立起学校机构。把所有人员基本上归口编配到各机构中去，同时指定各级负责人。人员各就其位，思想趋于稳定。

在合编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军委防司颁发的《高射炮兵学校编制草案》进行整编。对某些机构和少量人员作了调整。按照编制建立了各级机构，基本上配齐了干部，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全校编制和干部名单。

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和队列处；3个学员大队下分8个中队，1个高级班（有3个中队）和1个练习团，该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和2个炮营1个干部连。

杨易风任训练部部长，李振华任副部长。训练部设教务科、教材科、战术科、射击科、兵器系、观察系、雷达系、政治文化系、军事教育系和体育系。

政治部主任由李赤然兼任，骆柯良任第一副主任，张尚义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和俱乐部。

物资保证部由杨振东任部长，该部下设财务科、军需科、给养科、营房管理科、卫生科和运输连。

技术部由温亮忠任部长，下设修理所和3个仓库。

干部部长霍源丰兼管子弟学校和家属，这些均为非编单位。队列处由牛占彪任处长，该处下辖警通连、保密室和招待所，招待所亦非编单位。

在炮校机构的组建过程中，可以说正确使用干部是个关键，也是办好学校的前提。该校人员来自5个单位，情况比较复杂，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老红军，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自民党起义人员。我们牢牢把握住“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对每个干部的使用，都经认真酝酿和慎重考虑。比如：在训练部部长人选上，经反复比较和研究，认为沈阳炮校的杨易风虽然在国民党炮校学习过，可也担任过我民主政府县长。他学的是高炮专业，有办学经验。而另一位人选姚知一虽各方面条件比杨都好，但不懂专业，最后还是决定杨为训练部部长，以发挥其所长。实践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干部政策，使整个机构组建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圆满。全校几千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战士和职工，决心为办好高炮学校而团结奋斗。

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把营区建设列入日程，动员组织全校干部、战士、学员掀起劳动建校的热潮。3个多月中，共计投入劳动力8万多人次，清除杂草3万多平方米，修排水沟1000多平方米，平整道路5000多平方米，修整运动场和炮场20多万平方米，打井70多口，植树7000多株。往日荒草丛生，垃圾如山，废弃了多年的侵沪日军旧营地焕然一新。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群众以及复旦、同济大学的教授们，惊喜地赞不绝口。全校涌现出一大批建校劳动的先进人物，其中4名同志荣立二等功，100多名同志荣立三等功。

学校机构的组建工作，从9月下旬开始至10月底顺利完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11月，防空部队副司令部员谭家述在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上向我校授予军级军旗。

1952年12月，高炮学校党委会经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讨论通过并报总政批准，正式行使权利。校党委会由孙超群、杨易风、骆柯良、张尚义、杨振东、霍源丰、李红先、牛占彪、张思聪、魏建明和我共11人组成。经我再三推辞由孙超群任书记，我任副书记（1954年4月改由我任书记）。炮校党委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有力的推动了建校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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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防空部队高炮学校

语重心长



1952年9月下旬，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陈华堂，预定为炮校校长的孙超群与防空部队军校处处长梁家珍，提前到上海筹备校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我们受到陈毅市长的亲切接见。

陈毅非常爽朗，对我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久闻四军这支陕北红军是作风硬、军事强、很能打仗的英雄部队。军委命令你们到这里办高射炮兵学校，上海市一定全力支持。你们需要什么，就尽力解决。江湾五角场的五个角就给了你们三个多角嘛！现在蒋介石的飞机经常空袭上海，我们很需要一支高射炮兵队伍教训他们。他还风趣地说，假如再有敌机空袭，五角场的防空就由你们包下来了。陈毅指示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地把学校建立起来。大力培养高炮、防空专业干部，尽快输送到急需这方面人材的抗美援朝前线和各个城市，以保卫祖国的领空。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急待建设的时期。陈毅对驻沪所有部队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容许多占一寸民用土地。可他对高射炮兵学校的筹建工作却非常支持。他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了全校同志的建校热情。使我们更坚定了不向上级伸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

不久，我随同肖克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并聆听了刘伯承院长关于办军事学院的精辟见解。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说，现在仗打得少了，就要抓人才，办学校，培养干部。想办好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教员，师不高、弟子拙。就像办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他还说，防空部队的建设是彭总根据朝鲜作战经验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防空部队迅速壮大起来。通过办学校来培养专业干部是个好办法，军委决定是英明的，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所学校办好。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使自己的生命为国为民更加赤诚的燃烧，我将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李宗贵”改为“李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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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四军赴上海



在此期间，上级将四军第十二师调出改为公安师；将第十师调到东北，改为炮兵部队。这时，西北军区派到四军军部来的干部部长，本应帮助做好调防工作，但他利用正在准备实行军衔制的机会，到处封官许愿，造成部分干部的思想波动。

我从北京返回临洮后，了解到部队的现状，决定稳定干部情绪，进行深入动员，开展正面教育，以统一指战员的思想，做到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为此，我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参加人员：姚知一、李振华、杨万钧、薛健、高文书、许法善、骆柯良、孙时光、霍源丰、温亮忠、曹茂森、李红先、杨振东、张介夫、牛占彪等。

经过通宵认真讨论，会议决定，设法使各单位及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军委把组建高炮学校的重任交给四军军部，是对我们的信任；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高炮部队，我们所承担的这个任务是神圣而光荣的。第一要使大家认清形势，把思想统一到主体任务上来。二是组织工作要深入、细致。具体分工如下：姚知一、李振华除负责司令部工作外还要编好物资、档案、器材、枪枝、弹药等运送工作的梯队，并协助后勤部、卫生部做好组织工作。骆柯良、许法善除负责政治部工作外，要拟出对全体指战员的动员大纲，做到人人皆知。要号召大家争做先进，保持四军的优良传统；要动员党团争做执行命令，维护纪律的模范。杨振东、温亮忠负责物资、枪枝、弹药、经费、马匹、车辆等的清点、登记、移交和运输工作，特别是移交西北军区的东西一分一厘不能带走。张介夫负责伤病员工作，要按照军委指示：“重伤病员交西北军区医院治疗，轻伤病员随军部医院去上海，途中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曹茂森负责军民关系，召开军民座谈会征求意见，检查部队是否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对不符合婚姻法规的行为要坚决制止。李红先负责移交囚犯的工作，对案犯的材料、取证要登记清楚；量刑、定罪要拿出意见，不能含糊，不能给西北军区留下麻烦。并要求保卫部留下冯文华、邵永周两位科长处理完上述工作后，再赴上海归队。我承担全机关的总动员这项关键任务。各部部长承担动员后的具体工作。会议还决定务必在一周内将上述工作贯彻落实，定于9月5日前全面检查，6日第一批人员就要由临洮出发。

根据会议决定，动员工作由上而下逐级展开，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教育学习之后，2600多名官兵很快统一了认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们决心献身于祖国的防空事业。

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做好了行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检查了群众纪律；解决了遗留问题；有关经费移交以及营房、民房整修等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当我们将一个整洁又设备齐全的营房移交给接收部队时，受到了赞扬。西北军区后勤部清点了各项帐目、财产、枪枝、弹药、物资、人员、马匹等无一差错时，我们受到了表彰。

9月6日和9日，军直人员分两批从甘肃出发，乘汽车到陇西，再改乘火车去上海。途中的行军指挥工作由姚知一参谋长、骆柯良宣传部长组织实施。由于工作细致、周到、组织严密，部队2600多人和大量物资在整个行军中没有发生任何问题。9月16日安全到达目的地，进驻上海江湾五角场营区，该区原是第三防空学校所在地。从此我们开始了组建炮校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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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军队院校，培养建军人才

（1952.8—1959.11）

新的挑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了。我们为之全身心奋斗的革命事业，已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个人的经历也同样如此。

建国后，我被任命为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达志军长和我分别担任正副书记。1950年12月军部进驻甘肃临洮，所辖十师进驻宁夏，进行剿匪任务；十一师进驻马继援的老剿青海临夏，追剿马家残部和散匪；十二师进驻通渭，进行剿匪并准备修筑天水到兰州市的铁路。四军各部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1952年7月，四军改为轻装军，命令我到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正准备赴任之际，中央军委根据防空军司令周士弟的建议，又留我继续在四军工作。这是由于郭炳坤赴朝鲜战场学习后，途经北京时当面领受了任务，派他担任城防高炮学校政委。但他回到兰州后，经西北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一席话，又改任为西北军区干部部长。因郭分配了别的任务，只好撤消我的任命。此时，张达志已调出四军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四军只剩我一个负责全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陆军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海军、空军、防空部队等技术军兵种。为了适应这一迅速发展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从各大军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组建正规学校，为我军实现正规化培养各类干部和专业人才。一批久经沙场的指战员又走上需要重新学习的战斗岗位。

8月初，张宗逊电话通知我即到军区领受新任务。我从军部驻地临洮赶到兰州，张当面指示：防空部队是我军新成立的，需要大批干部，军委决定将四军军部调归军委防空司令部（简称防司）。因为四军是一支老红军部队，能征善战，英勇顽强，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叫我立即去北京防司接受具体任务。

第二天，我赶回军部，准备好有关资料后，带着秘书马子苋，警卫员王增光赶到兰州，乘由苏联驾驶员开的军运飞机去北京。军委防司副参谋长梁军到西苑机场迎接。因防司还没有招待所，他把我们送到地安门附近一所民房住下，伙食自理，我们就到街上自己买东西吃，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也就是吃些面条、油条等。

到京第二天，军委防空部队周士弟司令员便和我谈了话。他对四军评价很高，赞扬四军是支过硬的红军部队。对四军军部调归防空部队表示热烈欢迎。他看了我带去的有关资料，了解了军部的实力。当时司、政、后机关共2600多人，大部分干部是红军老战士。对此他很高兴，说：“防空部队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优秀干部，你们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他还对我详细地传达了军委以及彭德怀、刘伯承等领导关于成立防空部队的思想及有关指示。周说：全国大陆虽已解放，但领空的形势还是严峻的。虽然松花江小丰满电站防空保卫战取得胜利，使我们避免了重大损失；正因为有了一批高炮防空干部才适应了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但是蒋介石依靠美帝的援助，仍经常派飞机到我沿海城市领空骚扰，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我们必须尽快培养大批防空指挥员以加强我军防空体系，适应防空作战需要。这次军委决定派你和孙超群同志去上海，以四军军部为基础组建高射炮兵学校，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彭总、刘总都很关心这个学校，并决定该校暂定为军级。校址设在上海，还能得到陈毅的帮助。最后，周司令员关照我们在北京多呆几天，各处看看。

我们很快就从北京赶回临洮，途经兰州时，我向张宗逊作了汇报，他叫我回部队后做好动员工作，尽快去执行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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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古城兰州解放



宝鸡移交后，我师集结蔡家坡整训了7天，以参加兰州战役。我们随军部到达甘肃的张家川，此处是回民区，兄弟部队前一天在此曾歼灭马鸿宾部一个骑兵旅。随后部队经秦安、碧玉、华家岭、甘草店到达阿干镇。

我们的作战任务是通过阿干镇占领皋兰山、直插兰州市。但经我们仔细观察地形，发现与总部所掌握的“敌人不在黄河南设防，而在河北白塔山设防”的情况不符。我们推测敌在皋兰山上有重兵驻守，因发现敌之汽车往来频繁，往往是上山时因载重行驶吃力，下山时显然因空载而行驶轻快。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一可疑现象。会上郭宝珊力主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他认为情况不会变化这样快。而白寿康认为既然观察到情况有变，前卫部队指挥员有责任将新情况报告军部、总部，以便做两手准备。最后我决定：部队暂时集结于阿干镇沟口休息，快速吃早饭，保持攻击队形待命。由白寿康率一个营以火力侦察敌阵地，摸清情况真伪；同时通过电台报告军部、总部。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分头行动。

不久皋兰山之敌向阿干镇两座石山猛烈炮击，弹片和碎石填满了两山之间的狭窄沟道，堵住了我进攻的道路。这证实了敌人抗击阵地在南而不在北。此时总部复电：你们所报情况属实，立即撤到兰州市西沈家岭一带集结待命。

8月下旬，由于千里跃进、长途跋涉，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加之部队多，生活发生了困难。一连数天，十二师和兄弟部队一样，靠吃洋芋、野菜充饥。一次外出筹粮的同志特意为师首长买回2斤小米，我为此批评了司务长：战士们吃洋芋，我们能咽下小米吗？！快倒到大锅里，大家一起吃。说话间敌人向师指挥所开了一阵炮，把煮洋芋的大锅给炸翻了。炊事班的同志只好把洋芋糊一碗一碗的收拾起来。他们把两碗稍干净一些的端给我和师长郭宝珊。我说不是刚才让炮火把锅掀翻了吗？为什么只把干净的糊糊给我们吃？战士们在一线战斗，他们最应吃饱吃好，快把这两碗倒在小锅里加点水热热，给伤病员吃。我深知干部只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才能带出攻必克、战必胜的部队。

8月28日晨4时，由于张达志军长还未到任，我和郭炳坤、高维嵩、左爱等人组成攻城临时指挥所。攻城开始前，第十、十一师在夺取沈家岭、狗娃山的攻坚战中，一个山头、一个地堡的攻克，战斗极其残酷，团长王学礼、连长李国斌等几十名指战员不幸牺牲，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在进攻兰州的冲锋声中，我师冲向黄河铁桥，截击从马家山溃退下来的敌人。已攻克马家山的兄弟部队紧追不舍，将马继援的一个主力师压迫到黄河中喂了鱼。我们曾大喊“缴枪不杀”，原是想争取敌兵，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在多次作战中，他们将我军战俘的头颅割下请功领赏，将其鲜血用来饮马，将其肠子作为玩具使用……！他们自知作恶多端难逃报应，加之宗教欺骗，一个个不战而投河自尽。

战斗结束后，彭总考虑急需一支作风好、纪律严明的部队来肃清残敌，安抚百姓，维护秩序。于是命令十二师担任军管部队。我接受任务后，召集了师党委扩大会，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以及各团的团长、政委共1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又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结合军管宝鸡的工作经验，大家一致通过以下实施方案。第一，“安民告示”，必须于29日晨8时前张贴到兰州市大街小巷，“安民告示”由我拟定草稿。第二，各团昼夜搜捕散兵、游勇、恶霸、流氓、市霸、特务，要在三天内恢复全城秩序。第三，取缔反动会道门、妓院、大烟馆、赌场。第四，部队不得进入民房，要清除死马、尸体、垃圾；清扫街道、公共场所以及处理黄河铁桥堆集如山的废物等。第五，被取缔单位必须在一周内登记完毕，逾期者酌情惩罚；特务、叛徒等必须在3天内自觉前来登记，逾期者严惩不贷。第六，工厂、商店、学校照常生产营业、开学；组织工人、农民、进步人士护厂、护会、护校，以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秩序。第七，救济赤贫市民和被马匪压榨无法生活者，及时建立健全工、农、学、妇、青等群众组织，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29日，兰州市的大街小巷便贴上了布告。深受马家军反动宣传欺骗的兰州市民，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处处为民，打消了顾虑，纷纷上街欢迎解放军。30日，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高原古城兰州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感到最幸福最自豪的时刻！任重道远，我们要永远向前！

老八路

解放西北重镇宝鸡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将纵队编为军。第四纵队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师。我分配到第四军十二师任政委，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该师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共3个团。

7月11日咸阳战斗刚结束，标志着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扶眉战役”拉开了序幕。根据彭总制定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计划，我师遵照军部的命令，下午4时从驻地泾阳县城出发，以12小时推进I50里的速度，在胡宗南部队的纵深密网中穿插，配合第十、十一师一举攻占罗局镇、眉县火车站等陇海线上的要冲，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我军发起总攻后，敌人向第十、十一师阵地冲击，企图打开缺口挽救败局。但在我军的英勇反击下，粉碎了敌人30余次冲锋，将其压缩至预定地区，于7月12日下午4时全歼。

7月13日16时，接到由孙超群副军长口传的军部命令：“十二师要不惜一切代价于14日拂晓前攻克宝鸡重镇，并保证其完整无损”。我师立即以三十五团为前卫队，我与郭宝珊随团为第一梯队；三十六团为本队，白寿康随团指挥全师的调动；三十四团压后的序列行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每小时14里的速度，横扫岐山、凤翔、蔡家坡之敌，于14日晨2时解放了西北工业重镇宝鸡。因我进军神速，攻击凶猛，敌还无暇破坏工厂、城镇的设施就被歼灭。从而也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面粉、布匹、军事物资等给养。

战后彭总来到宝鸡，看到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欣慰地笑了，并将宝鸡军管任务交给我师担任。

宝鸡不仅是西北工业重镇，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西直通天水、兰州；向西南可直达四川广元；又是西安西面重要的屏障。加之陇海路贯通东西，渭河绕镇南直向东流入黄河，因此是理想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宝鸡又是国民党在陕西省的军统、中统、三青团的重要据点之一。各种反动会道门嚣张；嫖妓、赌博、吸毒、贩毒等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横行；恶霸、地主以及叛徒也聚此处藏身。

根据彭总命令：要让人民翻身，工厂不能停工，学校不能停课，要保证各行各业以及小商小贩正常营业。要建立健全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青年会、商会等。必须遵守中共中央2月27日发出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将宝鸡建设成模范城镇。

我师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认真学习《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彭总的指示，对城镇进行了整顿。首先进行全面登记和集训，根据情况，依照政策，该取缔的就坚决取缔，该镇压的亦毫不留情，在20多天的军管期内，没有发生过任何违犯纪律、违犯政策以及不利于宝鸡市民的事，顺利将新宝鸡交给了新成立的宝鸡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