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老八路

林彪、叶群作祟，历经“文革”磨难

(1966——1976)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


1966年6月6日，空军召开了第十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军委空军党委指定聂凤智和我参加，并要准备在会上发言。

会议原定的内容是批判已去世的刘亚楼领导空军时期的一些错误。其代表人物是江腾蛟。吴法宪通知蔡永将江腾蛟安全送至北京到会。

会上肯定了刘亚楼工作期间的成绩，也指出领导上的错误，与会者从团结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以期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这段时间，我因旧伤复发住在空军总院治疗，没能出席会议，每天的会议简报由专人送到病房，我每期都认真阅读、思考。

6月25日，我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我务必参加28日的会议，并要求我发言。经再三考虑，我提出希望吴法宪、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到场，并请总政主任肖华参加。28日下午2时，会议派车来接我，我由护士抬上车。下车后，我柱着拐杖进入会场。场内气氛祥和，但不见肖华在场，只见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和青年部部长出席，我感到遗憾。可看到与会的77个同志殷切期待的眼神，我的决心更坚定了。吴法宪宣布开会后，首先让我发言。

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预祝其圆满成功。接着我说：从会议简报中，我了解到19天的揭发批评，绝大多数与会同志都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人为善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中我受到很大启发。这毫无疑问将会对空军今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有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供参考。

第一，空军在以刘亚楼为中心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我们目前已具备了强大的空中力量，为确保祖国的领空安全打下了基础，这些必须肯定。

近年来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执行就有些偏离。自从聘请苏联顾问以来，形成“业务一边倒”的现象。强调“一长制”，使“政治委员制”名存实亡。可想而知，为什么群众称吴法宪政委是刘亚楼司令的“背皮包的秘书”。

对于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也只是在口头上强调，实际上却我行我素。如南京军区空军余立金、江腾蛟等，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自以为是。几个所谓“秀才”坐在办公室里，就拟出“十七条经验总结”，既没有征求基层意见，又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就电告空军。空军立刻转发给各军区学习，并树立南京军区空军为各军区的标兵，树空四军为军的标兵，空三师为师的标兵。我和聂凤智对此曾提出异议，他们非但听不进，反将我俩载入“另册”。

林彪任国防部长后，把原来常学的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束之高阁，也不张贴了。却限期贴出林彪的“做事要认真、措施要落实”等。每个办公室都要按规定的尺寸、字样张贴，并要求人人必须熟读、牢记。

第二，宗派主义严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三，违背党的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第四，……

会议规定，发言不得超过半小时。但这次准许我谈了3个小时。到会的77人中，70人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发言过程中，掌声不断。我还一再表示，所说的每件事都与当事人核实过，如有出入，可请当事人进行反驳。

28日晚，参加了当天下午会议的同志，络驿不断来医院看我，大家一致认为我的发言替他们把长期埋在思想深处而不敢讲的话讲了出来。他们认为我的讲话有内容有水平，有说服力。并认为我有胆量。但我说：吉凶未卜，还要看下一段会议情况。我已做好思想准备，大不了解甲归田去当农民。我本来就是农民之子，早就想念我的家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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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发难



1966年7月初，杨成武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其详细内容因我住院没有听到。但会议180度逆转，被批判对象余立金、江腾蛟、吴法宪等一变成为党委扩大会的主宰，反将空军党委常委成钧副司令员等六人作为“篡党夺权”的对象进行揭发批斗。同时把我列为“陪斗”对象，“罪名”是为他们六个人提供了“炮弹”。

原来，成钧等六人曾给林彪写过报告，反映空军的情况。他们的报告是按照正常渠道、合法呈送的，先送交国防部查阅，属正确意见就请采纳、不正确的改正、批评。他们所做的是符合组织原则、遵守组织纪律，目的是为了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的，不可能是反党夺权。否则，六常委的报告内容，为什么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敢公开披露呢？

至于我，对六人报告丝毫不知情，他们的报告在前，我的发言于后，硬把我们拉扯到一起，这又叫什么呢？对会议主宰者编造的这一套莫须有的“罪名”，我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人们心中明白是非，诬陷反而增添了我的光彩，提高了我的威信。“提供炮弹”一说、“陪斗”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会议形势如此急转直下，使与会者有的检讨，有的旁观，有的同流合污。少数人甚至成了吴、余、江的打手，以至后来成为林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骨干。

1966年7月整整一个月，空军的主要斗争锋芒指向空军党委常委六个人。成钧被诬陷为贺龙派到空军的代理人，并说其他五个人也各有政治背景。

而真正要篡党夺权的林彪，早有预谋的把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作为“试验田”，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其死党操纵了空军大权。既无德又无才的吴法宪当了空军司令，官欲横流、以“献美女”邀宠的人被委以重任。阿谀奉承、做尽坏事的江腾蛟被委任为政治部主任，但因其太过于卑劣，以致命令没敢宣布。有的干部虽然当时曾委以重任，但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林彪的迫害，这就是后话了。如此等等，军委空军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变成林彪的“私营部队”，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任意生杀予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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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罪叶群



南京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腾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纠集了空军原四军的王绍渊、李道之和气味相投的保卫部长主父光、干部部长刘更生、组织部副部长阎成玉、宣传部部长王知十、青年部部长郝宝章及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根据林彪的“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聂凤智、李赤然、顾前、朱火花等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他们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下，得才兼备、参予编写空军各种条例条令的参谋长顾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术的工程部部长朱火花，被他们口中堵上毛巾、推进粪坑溺死。经过长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几乎死去，他们把聂凤智装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后秘密转移到云南、贵州、广西的十万大山中去养猪，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瘫半痴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我被关押在南京空军大操场地下室里，又脏又潮，室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昼夜批斗我，采取软硬兼施、攻心与严刑并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喷气式”、顶砖头；就是拔头发、罚两腿向前弯曲站着；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诱供、劝供。他们所采用的刑罚手段，不亚于我在国民党监狱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难以料到共产党内会有如此败类。

幸亏我平时一心为工作，一心为群众，行得端，站得正，批斗时虽然也挨打，但较轻；头发也被拔，但只是虚晃几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训练部部长鲁明的老婆吴纲桥不在场，我还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个月，空军的领导和江腾蛟等毫无所得。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条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说是只要“名义上”戴上这顶帽子，不讲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讲根据什么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对此，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

原来，叶群曾于1964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她不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参加“四清”人员应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同学习”的“五同”规定，与江腾蛟鬼混在一起。白天到田里照像，晚上吃喝玩乐，在当地群众和南京军区空军指战员中反映极坏。

他们又曾到上海胡混，仅在锦江饭店用餐就花费了6000余元。江曾要我签字报销，被我坚决拒绝。他又提出从上海空四军卖蒸馏水的帐中报销，帐目可不进出，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问题。他要我点头同意，我说：如果这样做了，你不告知我，我要负官僚主义责任；如果你先告知我，我点了头，你报了帐，等于我犯了同流合污的错误。江顿时翻脸，一反常态的说：你真是笨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把送上门的升官的机会都不要，你会后悔莫及的！我当时就表示：以出卖党的利益、出卖群众利益而换取个人利益，我一向深恶痛绝。不久，叶群途经南京，点名要见我。在同我握手时，她阴阳怪气的说：“你就是那个同我坚持原则的李赤然，你很有本事么，原则性很强么？”我未置可否，我深知他们的为人品质，但是我不害怕，也不后悔。

“文革”时期的“真理”之一就是：谁不尊重叶群就是不尊重林彪，不尊重林彪就等于不尊重毛泽东。由此空军的领导人把我列入“三反分子”是有“根据”的。我当然拒绝以此作为“解放”我的先决条件。

余、江想再找出其它“证据”。他们说我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诬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干部等等，是“不折不扣”的“三反”言论。

我很清楚，和余、江之流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只有斗智斗勇。我提出给我戴“三反分子”帽子也是要有条件的，即必须将我的“三反”证据——我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公布于众，也好向群众和干部有个交待，让大家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三反分子”。

越是坚持拿出证据，他们越是六神无主、生怕引火烧身、暴露他们的卑劣，他们只得不讲条件的“解放”我，让我“站出来工作”。

此时，我表示，我本来就没有“犯罪”，也就无所谓“解放”，一切都是余、江之流在搞鬼，他们想夺权，就必须加“罪”于真正的革命者，打倒一大批真正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我质问他们：你们批斗我三个月，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有一句反党、反群众、反领袖的话，你们早就拿出来“曝光”了。你们派干将5次去我家乡子长县，索要所谓的“叛徒材料”，逼得县里拿出邓宝珊起义后所得到的敌伪档案。如果从中能找到可定为“叛徒”的蛛丝马迹，你们早就大肆宣扬，早就用此致我于死地了。事实彻底粉碎了你们的“欲加之罪”的阴谋。无计可施了，又想用“解放”、“站出来工作”等掩盖你们的勾当，这是不行的。你们只能说“请你继续工作”，我才有可能考虑。

他们迫不得已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南京军区空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由我负责“三支”工作，担任主任。同时余、江又派来其同党阎成玉任副主任，其目的不言而喻。但阎水平低，常用拙劣的手段干扰工作，引起多数“三支”人员的愤慨。不仅自己陷于孤立，而且进一步暴露了余、江的丑恶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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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职到西安



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组成进京晋见毛泽东代表团，我被指定为5人领导成员之一。由于形势不断变化，毛泽东接见南京军区代表团的时间一推再推，直到国庆节前夕才安排出时间。

随后，我参加了天安门城楼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工作。我曾多次受到主席的接见，但大都是在金水桥以南的观礼台上。此次接见时，主席和我握手谈话，问我如何，我说：“很好”。

这次在京，遇到了老战友李志民。他问我红军西征时李家塬战斗的详情，并说造反派再三逼他交待问题，四处找他要揪斗是周总理把他藏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避难。我对他说：如果再有人追问李家塬战斗中你的情况，就让他们来找我，你就对他们说“当时是李宗贵政委命令我去二团阵地执行任务的”。他见我愿意为他作证，感动得热泪盈眶。

1969年12月，接到国防部长林彪签署的免去我职务的命令。不到一个月，吴法宪派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学耀和干部部任免处处长到南京找我谈话。他们奉空军党委的指示，要树我为“活着的李玉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牺牲的共产党员）”还准备委我以重任。若不愿意回到空军，可以到陆军大军区任职等。

当时由于伤残的腿病又复发，我正躺在医院。我对此感到蹊跷：林彪免了我的职，其死党吴法宪却要封我的官，无非想拉拢我成为他们一伙。我当即对任学耀说：“英雄”或是“典型”，历史自有公断，不需人为的花费心思去塑造。你曾是我部的基层干部，对我的经历、我的为人，别人可能不了解或了解不深，而你应该是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任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治病。他说最好去北京空军总医院。我摇头拒绝，提出回瓦窑堡，他表示不同意：你要治病，总应靠近有大医院的城市。回西安如何？我同意了。任说他还要回京向吴法宪、余立金汇报后再定。

当时，林彪1号命令已下达，要将所谓的“党内走资派”从大中城市流放到小城市或农村，让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监管。每月发30元生活费。我算“暂缓”执行的，估计提出去西安养病问题不大。

1970年5月接到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表示，第一，欢迎我回西安；第二有房子安置。于是我积极准备搬家，争取早日离开令我感慨万千的南京。

我在南京工作了8年。来时信心百倍，别时忧伤满怀。“文革”中的残酷迫害，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致伤致残，还有许多杳无音讯。估计他们凶多吉少。我思念他们，为这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深感不平，但却无法为他们尽力，感到内疚与悲伤。但我这一生问心无愧，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奋斗在党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岗位上，即使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从未做过损害党和人民昧良心的事。我自认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战友。想到这些心情才平静一些。

1970年10月，我携家到达西安市。兰空司令员杨化民已接到吴宪法的命令，要他们“不冷不热”的对待我。只发给维持生活费，没有其他补助。我并不在乎生活是否艰苦，只要求得精神上的平静。

不久，李瑞山派秘书赖光和房管处处长，把我们安置到原省委书记霍士廉在建国路雍村的住处，住房年久失修，但比起那些仍身陷囹圄，无家可归者，就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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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真情



1971年春节，李瑞山来雍村看我，见住房有倾塌的危险，派秘书赖光再催房管部门为我重新找房。当时曾说青年路止园的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可以考虑，刘澜涛曾住过此院。但造反派查封了该院，并命名为“地主庄园”。加上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考虑还是住在雍村为好。省革委会只好决定进行维修，保证住房不至于出事故。对此，我十分感激。

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面，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  马文瑞  贺吉祥  刘景茹

王  平  贺  毅  高维嵩  张达志

张  震  刘景范  常黎夫  严  波

李志民  王子宜  谢怀德  张黎群

韩先楚  刘景星  贺晋年  李白蕾

尤祥斋  李世臣  刘学增  高惠琴

刘海燕  袁  园  冯汉章  孙旭斌

吴岱峰  牛书中  王华亭  侯智防

薛兰斌  罗元发  李  果  郝玉堂

崔田夫  王  海  王果山  王  强

刘显增  曹双明  田启元  马光厚

校  正  薛子卿  强全义  曹光华

魏玉英  侯世俊  牛占彪  刘安国

马云泽  张吉辉  何正德  史  桥

阎清芳  杨永斌  陈克功  白纪年

李启明  潘寿才  何承德  折永年

赵启明  李华楷  王玉昆  艾楚南

刘  镇  龙维道  李民轩  曹相茹

常远亭  龙福才  贺济堂  许法善

马凌茹  龙  谦  杜瑞兰  骆柯良

熊  伟  王世杰  韩民栋  赵坤铭

钱竞阳  张维山  栾成功  曹茂森

陈  明  张平山  李红先  同桂荣

陈  靖  郝明山  孙国英  刘力贞

翟羽佳  谢  琦  张毅忱  赵来红

刘占云  王  寒  白凤吾  胡景铎

袁德良  冯少卿  章  泽  姚绍文

尹昌尧  郝明珠  李茂才  刘惠诚

江  波  惠凤莲  席居仓  崔存惠

戴北星  魏正廷  赵炳森  李猞生

刘  昂  井助国  杨子蔚  李启贤

王志贞  白振华  史纪全  霍美英

霍源丰  邓国忠  宜立功  翟德让

秦  曙  杨成森  史  道  徐  锁

李合邦  边  丰  王生财  王保民

刘克东  冯文德  刘吉耀  张  华

齐渭川  冯文华  李森桂  胡汉俊

武自升  雷  清  马万里  郭志清

薛  峰  齐瑞生  惠世恭  王士俊

冯有才  张步高  钟  毅  张耀中

冯  毅  郭宝珊  陈慕华  白灏辰

郝怀仁  车先锋  尚立敬  白  茜

张金铭  马豫章  张  涛  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著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磐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复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尽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糊口，但我仍然尽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雍村8年，我虽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但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放弃。我还准备练好身体，有机会再为人民多干几年。

我每天坚持刻苦锻练，使膑骨已碎、韧带渐松、经常肿胀的膝关节逐渐健康起来。原来只能跛行，还常要依靠拐杖，现在却能日行6000步。我还患有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坚持早晚散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并注意劳逸结合、饮食适量，粗茶淡饭、心情开朗，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与健康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乐融融。健康的身体将保证我能做更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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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多美好

（1978年——至今）

平反决定


1978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军区空军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为所谓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兵变’中受到打击迫害和诬陷的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为了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造谣诬陷，捏造了一个所谓‘聂风智、顾前黑集团’，给聂凤智、顾前、张少虹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采取隔离看管、限制自由、打骂逼供等法西斯手段，进行重点批斗；并对另一些同志在小组批斗。尔后，有的送‘五·七’干校当候补学员，有的送农场监督劳动，有的专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

现已查明，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强加的所谓‘聂顾黑集团’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政变’等罪名，纯系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诬陷、打击、迫害，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南京军区空军党委五届七次全会决定，对上述案件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材料予以销毁。

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盖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军区空军办理8年中被没收的私人物品和个人应得待遇问题，包括从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费、房租费、书报费、所欠工资，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连而应恢复名誉等问题。赵昭政委、政治部车主任以及大多数干部群众积极帮我解决，他们找证据、查事实、立清单，很快将处理报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员既不上报空军，也不给予答覆，还不满的宣扬：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帐！他对老同志毫无感情，目无党纪国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决。钱物、待遇对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讨个公道。

1981年8月，兰州军区空军通知我由雍村搬到兰空干休所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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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



1982年5月，接到军委空军要我正式离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住房，我这一套紧邻马路，噪音、污染严重，闲杂人员来往穿梭，极不安全。当时垃圾成堆，苍蝇老鼠横行。

按照军委总后的规定，我的住房面积应为270平方米。而这套亟待维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兰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给240元的修建费。这只是当时实际修建房屋所需费用的若干分之一，同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也有很大距离。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则，按照我的资历和功勋，我也可以去争当个中将、上将。我信奉共产主义事业，注重共产主义者的人生实践。这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够面对威胁险阻和对我的不公正，也能够面对赞誉、成就和功勋。之所以谈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问题，是感到许许多多已近风烛残年的为革命奉献了终生的老同志，应该得到有些部门的应有关爱与重视。

虽然离休了，我还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为陕西省老年书法协会名誉会长，曾于1987年12月赴京筹备陕西省老年书画展，其中还有我的作品：“老骥壮怀千里志，书画珍品现精神。高寿耄耋仍努力，皆为中华巨龙腾。”

我还被聘为陕西省航空联谊会名誉会长，参加了航天航空展览馆的筹建工作。

1986年，在我和几位老红军的呼吁倡导下，得到了西安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了，我亲任副会长和革命传统报告团团长。

1989年9月我被推选出席在河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并参加筹备“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被选为副主任。

1989年10月，被西安市聘为“西安市校外辅导员”。

我还担任了20多家政府部门或群众团体的义务顾问，如旅游中心、省老年大学、省老龄委、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等。

我多次到大中小学或党政军各单位做报告。向青少年宣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教育青少年一定要重视树立人生观，这是我一生中体会最深的。每个人都应该树立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要胸怀此坚实信念，无论多凶残的敌人都能战胜，无论多险恶的环境都吓不倒，无论多严重的病魔痛苦都不在话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视关心下一代为一个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邀请，我从不计条件，风雨无阻。只要我所讲的，能使青少年更珍惜今天的幸福，更自觉的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就感到很欣慰了。

离休后，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应尽的努力，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崇高的荣誉。

1983年1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主办的《支部生活》月刊中，连续5期登载了宗宝泉、张增等的有关我的几个小故事《胜利属于革命到底的人》。

1987年9月和1989年10月，我两次被评为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优秀会员和先进个人。

1988年7月28日，我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0月，我荣获陕西省政府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

1991年，我荣获兰州军区空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并通报部队学习。

1993年1月，在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刊《爱心——创刊号》中有一段关于我的报道：

“李赤然老红军老将军生在陕北，当年跟着谢子长、刘志丹闹革命。李赤然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后来成为红军八十一师最年青的政治委员。1990年7月，李赤然老将军已76岁高龄了，可他又一次同西安市中、小学夏令营奔赴延安。他和师生们一起漫游延水河畔，登临宝塔山，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中央大礼堂……旧地重游，心潮起伏，往事象电影一样从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曾经在这里听过毛主席讲哲学课《矛盾论》、《实践论》，参加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党在延安时期的重大事件，他几乎全部亲身经历过。他对师生们讲：延安精神是我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的升华，延安精神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不断丰富的；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

“在宝塔山上一座石碑前，李老向同学们一句句讲解朱总司令一首诗‘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同学们一边听，一边记，一边在想，他们觉得，眼前的这位老将军，正是人民的公仆啊！”

1993年1月25日，《陕西日报》刊登了杨子青写的《一面镜子》，是有关我的一段历史。文章认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以概括为我一生的写照。

1993年，兰州军区空军西安沣镐路干休所，发表了题为《革命无止境，晚霞照后人》的文章，编印成册发至部队。

199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我“全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颁发了证书和一把景泰蓝宝剑。全军共有132人受表彰，登载在1993年9月26日的《解放军报》的“光荣榜”上。

在我私人珍藏品中，有不少战友、同志亲题的诗、字等，我非常看重这些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1978年1月31日，原高级防校党委秘书徐琦烈赠诗一首：“征人昨夜下长安，千里烟波忆旧颜。桃李不言采自有，芝兰独秀立出岩。将军白发春犹在，处士丹心志更坚。四海生平谋大治，神州又喜换新元”。

《红军不怕远征难》、《金沙江畔》等小说的作者陈靖，打倒“四人帮”被“解放”后，曾到家中看望我，“劫后”重逢，都无比激动。他离别时赋诗赠我：

书生喜盼度长假，

迢遥千里到李家。

想二五昼夜飞逝如一刹，

却此刻，

人即去，心欲留，

念情厚意重思无涯……

还忆浦江初相聚，

双亲慈容暖如夏。

而今更觉英雄健，

钢骨铮铮身挺拔。

一天天，日出日落，

送却暮云迎朝霞。

舒云步慢展太极，

勤躬身细理田稼。

一天天，宾客络绎，

送却故友迎作家。

热心肠，刚直不阿，

笑从容，依旧当年戎装鞍马。

更是儿孙满堂相聚时，

欣听鸟啼枝头，

黄河入海到天涯……

炎炎盛夏驱车行，

不顾热汗如雨洒。

长安古都纵横行，

走罢临潼登翠华。

如数家珍，

谈千年古国文化；

潇洒自若，

观八百里秦川一片好庄稼！

自古天下父母心，

盼子成龙作好娃。

而今静思奋为志，

来年定夺英雄花。

孟飞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军组织科长，后任空军干部部处长，空九军后勤部政委等职，他于1993年2月8日也为我写了诗：“叱咤风云力未摧，老兵解甲志未馈。沣镐东路添新舍，骊山东麓品旧醅。有兴方能寻韵律，无私始得画松梅。年华虽老犹余热，皓首讴歌经世才。”

原空军第二高级防校政委张卓之于1993年2月赠诗一首：“贺寿宗当贺贵高，坚贞不屈数英豪。十年陕甘殊功立，千里冀中胜券操。河防两延出智勇，驰骋西北破敌曹。京沪军校育桃李，夕阳赤然照今朝”。1994年春节又赠诗两首：“革命生涯六七年，陕甘驱雾换新天。披荆斩棘驱魍魉，坚贞不屈斥贼奸。苦口婆心教后代，誉满三秦人民间。老骥伏枥犹壮心，同仁敬仰贺南山。…革命征程肝胆红，战甘陕，多智勇。身负重伤，彭、刘嘉奖功。德寿双高谁不钦，尚艰苦，树正风。老骥伏枥，犹见情操红。”

原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杨鸿章同志于1993年2月28日亲笔为我书写了“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如虎”的条幅。

1993年2月28日，520多人联名赠给我一副屏风，给我题词为“德高望重，刚直不阿”。老战友、老同事和子女，非要为我庆贺八十寿辰，这一天，260多人欢聚一堂，大家忆想当年峥嵘岁月，畅谈未来美好前途，并合影留念。

祝寿的《贺辞》对我称颂有加，可我想到的是为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牺牲了的战友、同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从不敢有丝毫居功自傲之想，只有永远奋发努力，才能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老八路

血肉情深



没有党和人民，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就没有我的一切，对此我刻骨铭心。

1933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九死一生，是党营救我出狱。

1934年12月冯家渠战斗中，我掉入天窖，是战友们救起。

1935年2月贺家湾战斗中，我右腿腿骨子弹穿透，警卫员路巨才不顾生死，背起我跳下5米深的峭壁，通过2000米川道，使我获救。

1935年10月，因错误的“肃反”和瞎指挥，我率领的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羊泉原陷入绝境，我头部负伤而昏迷。警卫员白金富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抢救出我。

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我为了救朱瑞（后曾任炮兵司令），被敌机轰炸掀起的碎石土块埋在一米多深的坑中，是警卫连战士分秒必争地救起了我。

1936年8月，在甘肃李家塬战斗中，为掩护师长文年生等撤到安全地带，我率百余人冲出敌3000余人的包围，绝处逢生。

1936年9月，在甘肃红连湾观察地形时，遇敌机轰炸，又被埋入坑中。警卫员王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他却受了伤。

1941年9月，在冀中西宋庄战斗中，我的膝关节脱臼不能行动，警卫员吴常有及时救治，使我得以率领部队打退日寇进攻。

1942年3月，率留训团过平汉路时，我的膝关节又一次脱臼，经吴常有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42年7月，率留训团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途中我的膝关节再次脱臼，警卫员白明山细心救护，我得以指挥部队圆满完成重任。

不知多少次生死关头，在战友的拼死抢救下，才保存下我的生命。我永远忘不了贺晋年、路文昌、贺秉章、薛振昌、路巨才、黑贵山、白金福、王强、李国斌、吴常有、冯振海、白明山等同志的深厚情谊。

“文革”中，吴法宪、江腾蛟企图将我打成“叛徒”时，贺秉章、薛振昌、张卓之和中共子长县委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将保存完好的榆林敌人的档案让调查人员过目，保护了我。这在某种意义上比挽救了我的生命还可贵。

我深深地怀念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以及与我同舟共济的许多战友。

我读小学时，同班同学王思温、李登榜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我又受到李国章、张国仁、桑非吾、赵仰普、史唯然等革命志士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我上绥德四师时，校长马济川、体育老师苏醒民及白如冰、惠泽仁、吴志渊、白寿康、柳青等人对我帮助和影响较大。在四师我初步学习掌握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我得到了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薛毓瑞等同志的帮助，进一步增强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在参加红军，参加武装斗争时期，我得到谢子长、刘志丹以及贺晋年、张达志、路文昌等多方面的指导、帑助，使我更坚定了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决心。

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谢子长、刘志丹、彭德怀等，他们为革命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他们大智大勇，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一直深深的感染，教育着我。他们亲切的教诲，无言的光辉榜样，对我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老八路

我的马夫



战争年代，指挥员有一匹好马，事关重要。那就必须先有好的马夫。路巨才、李全、董凤祥、王应祥、梁仲琪等十几位同志做过我的马夫，他们都是优秀人才。

马夫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拂晓前起床，先于部队做好出发准备。一到营地，其他人可以休息了，他们还要先照顾好马，溜马、喂马、饮马，等轮到他们吃饭时，只有冷干粮就凉水。马料需自己筹备，有时筹不到，甚至要用自己的口粮喂马。

养马、驯马其实大有学问，一匹烈马要驯成骏马、快马需花费很长时间，付出很多心血。首先要挑选好“苗子”。在一大群马中，哪一匹是最快最烈的马，须长时间观察。要通过反复放马狂奔，记录下每次奔跑的速度和耐力，才能初步选中。然后经骑手长期的训练，以改变马的奔跑习惯。一般马跑起来是前两蹄刨，后两蹄蹬。要求快马改成左两蹄齐出，紧接右两蹄并出的循环奔驰。有的马需经约5年细致耐心的调教才能达到要求。这样一匹马的价钱超过普通马的5倍以上。当然还要配上质地优良的鞍子、裹肚带、蹬子等，既显得神气，又能发挥骏马快速的优点。

担任马夫必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了解快马的习性，饲养，管理要适当。二是须懂骑术，乘坐时要适应快马的独特奔跑方式，否则它又会恢复到原来刨蹬的奔驰本性。做一个合格的马夫需要精力和智慧，需要爱心和牺牲。他们最辛苦又最不起眼，容易被人们遗忘。他们虽是平凡的劳动者，但在我心中，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离不开战马。若没有他们训练、养护出一匹匹骏马供我乘坐，伴我出生入死，同样没有今天的我。

东征西征时，我骑的是一匹海溜红马，它只认我、马夫和警卫员三人。其他人一接近，它就猛踢、猛咬。为避免发生伤害事故，马夫董凤祥不得不时时看守着它。但这匹马训练有素，是匹优秀的千里驹。曾从敌机轰炸区救出过朱瑞。一次，我负伤昏迷后，它不离左右，直到董凤祥闻其长啸后赶来救出我。

1937年红军解放宜川时，我的坐骑白龙马以其神力助我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

1942年在冀中抗日作战中，我凭海溜马驰骋于纵横交错的战场，所向披靡。顺利通过平汉路后，我把爱骑送给了余秋里，董凤祥为此还哭了好几天。

1946年解救战争中，我先后骑过四匹快马，蒙古种的“千里藏针”是肖劲光奖励的，能达到每小时60华里的速度。当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作战任务，它却光荣地累死了。第二匹是伊犁产的枣红马，也因连续追击敌人而不幸累死。第三匹是西宁产的菊花青，一直陪我到全国解放，1952年才与之分手，我的戎马生涯是与战马分不开的，与我的马夫们分不开的，我爱战马，更尊重马夫，他们默默无闻，却永远在我心中。

老八路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谨以此书记纪念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我的亲密战友。我们及子子孙孙将永生永世缅怀你们：

阎应娃，红军独立师一团一连连长。其时我任连指导员。1935年劳山战斗中牺牲。

路文昌，红二团团长。其时我任该团政委。1936年8月清涧战斗中牺牲。

文年生，我任八十一师政委时他任师长。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

白志文，我任警备五团政委时，他任团长，经历十分坎坷，1986年去世。

还有许许多多敬爱的领导和战友离我们而去。

1932年，白明善同志被井岳秀绞死在榆林。

1933年，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守义、王品肖等同志，被蒋梅生杀害在镇川堡无定河边。

红军时期献出宝贵生命的有：

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谢绍安、任浪华、梁文郁、陈文保、郝新民、惠泽仁、吴虎峰、薛毓瑞、王思温、胡宴英、任三、白雪山、任广盛、任志贞（女）、薛翰臣、强龙光、强世清、白德胜、杨玉清、路智川、杨凤岐、栾新春、阎遂之、刘光贤、杨延龄、杨植本、谢四娃、吕振宝、杨琪、杨森、赵福祥、李成荣、魏武、张承忠、王志明、杨有旺、牛居琪、李清业、南贵代、白海宽、任瑞林、李志国等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献出宝贵生命者：

贺大增、高启甫、杨琪敬、杨占胜、刘志英、贾俊儒、蔡莲峰（女）、郭六胜、崔世俊、王国昌、张庚应、封治宗、李学诚、强雄、朱绍基、王万富、鲁贲、阎鸿鹏、史唯然、王保贤、吴世芳、史秀荣（女）。

解放战争献出宝贵生命者：

李国斌、鲁智、王学礼、白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去世的：

彭德怀、阎揆要、薛兰斌、李荆山、崔国英、张达志、周兴、胡景铎、韩先楚、李志民、李寿轩、李启贤、顾前、朱火花、杨彩彬、周士弟、谭家述、常乾坤、成钧、高朗亭、霍维德、曹力如、王子宜、刘景范、马佩勋、赖传珠、杨林、徐国珍、胡友之、姚知一、杨振东、袁广发、王昌虎、王锡昌、王仁法、王国昌、齐渭川、杨文谋、齐瑞生、潘寿才、薛峰、陈克功、谭生彬、马云泽、阎清芳（女）、张毅忱、李世臣、李合邦、马豫章、马济川、李惠友、孙均一、白锋、白凤吾（女）、李华楷、许法善、惠世恭、马万里、杨成森、惠凤莲、魏思文、申广盛、申国范、史纪全、熊伟、杜瑞兰、薛丹浩、马光厚、曹光华、王华亭、路晋元、路志良、折福遂、孙超群、王智涛、聂凤智、龙福才、阎红彦、阎玉山、薛振昌、赵学贵、李仲英、白寿康、谭嗣愚、龙谦、宋云辉、林宗昭、李卓然、折永年、谭冠三、江波（曾名江显潮）、杨清云、黄玉龙、康玉林、王兴邦、王强、崔田民、崔田夫、白如冰、白占玉、冯文德、李景膺、李景林、武自升、车先锋、冯振海、郭宝珊、刘明山、肖劲光、徐海东、程子华、王再兴、高青云（女）、张文舟、吴习智、王国瑞、慕生忠、郝玉堂、冯汉章、胡守义、胡守安、高文书、郝正连、霍源丰、孙时光、曹茂森、徐锁、高维嵩、井新民、李子厚、李果、何正德、靳赖川、王凤岐、马明方、刘永清、史桥、范子英、高波（女）、强全义、牛岗、刘占云、聂鹤亭、陈凯轩、张永安、白振华、张子荣、门善德、常远亭、王士俊、张占云、王瑛（女）、林奕葆（女）。

安息吧！我衷心敬爱的首长和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