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老八路

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方针与任务



我所在的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是从残酷的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艰苦环境的考验，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指战员中大部分来自农村，贫农占80%，雇农占12%，其他成分占8%；排以上干部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1%。他们政治觉悟高，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我团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但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游击习气重、纪律松懈等问题。

毛泽东一直关心着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中，也总是抽出时间来认真听取汇报，亲自过问部队的学习、生活、生产、战斗、整顿等情况。在3年中就接见我和白志文6次，了解我团的工作。他要求我们留守兵团成为打不烂、拖不垮、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他指出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的决议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加强团结。

毛泽东的指示，为留守兵团的建设指出了方向。1937年12月第一次留守兵团首长会议做出了《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的决定。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生产、学习”两大运动和“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四项工作任务。提出在备战的状态下，加强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要抓紧生产、克服困难、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强调要把部队建设成为战斗队、生产队，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战士，为保证今后战斗任务的完成创造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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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反摩擦斗争



1940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后，急欲调兵南进，夺取英、美、法、荷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日以退南宁、龙州为钓饵，加紧对国民党当局的诱降活动。英、美力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故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也积极支援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非但没有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打击日寇，反而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虽然在华中，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遥相呼应，蠢蠢欲动。胡宗南通令部属囤积粮弹，将“剿匪手册”作为军官教育的主要课目下发部队，要求研究并熟悉对我作战法，准备出动40万兵力，大举进攻边区。

当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有3个系统：一是蒋的嫡系胡宗南部，兵力最多，装备好，反共坚决；二是宁夏马鸿逵、马步芳部，兵力约5万多人。两马与蒋有矛盾，虽反共但不甚积极；再就是边区北面沿长城一线的邓宝珊、高双成两部，兵力有16000多人。邓、高同蒋有矛盾，对我军有好感，双方有一定的友谊。

当时我团除坚守河防外，还负责从云岩到延安三十里堡的边防线。边界处经常发生小“摩擦”。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一方面需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为争取大多数，还要广泛地开展与国民党军交朋友的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士兵以及下级军官和一部分中级军官，多数出身农民或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民族与国家兴亡是关心的，大部分具有爱国热情。只有正确分析国民党的情况，才利于对之进行分化瓦解、团结教育；也才利于争取其最大多数参加到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业中来，如前面曾提及在宜川顽固县长怀建民所设宴会上，国民党王旅长在我们感召下，就采取了中立。从此我们互派联络员，相互交换情报，各守边防、河防，形成有利于抗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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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的较量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将其政策重点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至1940年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团除在延长、延川、固临防守外，还要以一部分兵力对付延长县国民党县长周金龙。他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顽固派。一进边区就施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1939年3月以来，延长地区一直久旱不雨，农民盼雨心切，就自发组织舞龙祈雨。周金龙借机在群众中煽动：“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只顾征粮、纳税，而不顾你们的死活……”。

我们立即与我政府县长谭生彬、县委书记白清江研究对策。在分析情况时，认为祈雨是民众风俗习惯，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发阴谋，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间，依当地风俗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吃素。我们请群众暗中察访，看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单位有谁违犯俗规。结果只有周金龙县政府犯了戒。这一下激怒了农民群众，他们集结了几百人抬着龙王楼子直冲县衙。搅的县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张永清请我们出面调解。

我来到出事地点，对群众讲：不要听信谣言，你们想一想，1935年没有解放时过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饭溜溜稀，晚饭杓儿打澡洗”这还是丰收年。遇上灾年，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女，多少人背着席卷客死他乡？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大家分上了地、房、家具和衣物，改变了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悲惨状况。发展了生产，过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温饱生活。难道你们还看不清究竟谁真正为劳苦大众，谁在制造“人祸”吗？天不下雨是自然灾害，从来靠天靠地都没有解决过问题。如果真是有龙有神，你们祖祖辈辈的祈求为什么都不灵验呢？都没有把你们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边区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产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听了我的话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龙的当，自动离开了县衙门。

我被张永清请到国民党县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龙和政府有关人员座谈，请周说说这次闹事的感想。周尴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说：“职责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其他人亦无言相对。张永清提议请李政委讲话，我严肃地谈了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并当场批评周金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连普通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吗？利用农民文化低、科学知识少，鼓动搞迷信活动，实际上是挑拨共产党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破坏抗日。在场的大多数鼓掌表示赞同。周和少数顽固分子低头不语。

1939年8月在延长城隍庙召开纪念抗日两周年群众大会。周金龙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词。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存在，不承认留守兵团的存在，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如果不取消边区留守兵团，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

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卖国求荣”。明喊什么“军令、政令统一”，暗中却闹摩擦，这是违犯人民意愿的。团结抗日，把日军赶出国门是我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觉醒了，否则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边区人民、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县长欲挑拨离间，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办不到的。

会场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最后抗联主任谭生彬领唱《救亡歌》。大会在同仇敌忾的歌声中结束。

经过这两次较量，周金龙在公开场合收敛多了，暗中却变本加厉进行更加阴险的破坏活动。他企图从我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那期间我团刚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陈慕华、钟毅、王甫民、朱绍基、尚立敬、赵涛等。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绍基，他从请客吃饭到后来搞“拜把子”、施“美人计”，竭尽造谣诽谤、挑拨离间之能事，欲拉他们下水。但这两位青年立场坚定，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政治处保卫股。经研究让他们将计就计，打人敌人心脏去，以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此外，周还大搞反动的统一战线，他与宜川县县长怀建民相互勾结，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队伪装成土匪，窜到固临县（边区新设县）边境一带烧杀掳掠、强奸妇女、破坏生产，然后将罪名嫁祸于我游击队。

西北局为了团结抗日，于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县与怀建民打交道。领导介绍了宜川县的情况，说任务艰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选了团保卫股长王太和、组织股长严雄、宣传股长曹光华、民运股长刘志英、青年股长赖其正、警卫连指导员王强及警通连20余人，每人都携带上长（短）枪和子弹。我们骑马先到固临县了解情况；再到固临与宜川县交界处详细了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经过及其损失等情况，然后直奔宜川城。

当晚，怀建民假惺惺的设宴招待，并请驻军王镇国旅长作陪。我来之前已了解到这个旅属杨虎城部，是主张抗日的。怀建民有意叫县府科以上干部轮流给我们敬酒，想把我们灌醉后，看一出“闹剧”。我们早有准备，结果适得其反，把他的四五个顽固派科长整的一个个胡说八道，丑态百出，连王旅长对此都表示轻蔑。

我们随即将已掌握的边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怀给予答复。他语无伦次，交待不出来，把责任推到保安团身上，说是他们干的。岂料保安团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驳：我们干什么事不都要经过你批准吗？我们自己敢作主吗？他们狗咬狗，相互推御责任，倒真演了一场“好戏”。王旅长实在忍不住，站起来痛斥怀等人破坏抗战，造谣惑众，挑拨离问的恶劣行径并令怀建民当面向我道歉，还要向固临县人民道歉。并请我们将边界事件真相向宜川人民公布。怀此时只好一一赞同。

第二天，我们兵分5路，分别到中、小学校、集市、军营、农村等公众场所宣传、讲解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我们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了家喻户晓的5天宣传，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人民群众中散布的谣言，揭穿了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我们决定撤回延长，将出宜川县城时，2000多群众自发来送行，高呼着：“八路军万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滚出宜川城”等口号向我们道别。

1940年2月初，被称为“摩擦专家”的绥德行政和督察专员带少数人逃到榆林。为此边区政府以肖劲光司令员名义给程潜发电，要求陕西省政府迅速撤出在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电文日：“国共合作已历经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现在一县有两个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西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现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志，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县长全部离开边区。

据此，延长县的周金龙将于1940年2月4日被送出境。3日，由我方县长谭生彬召开了茶话会。谭首先讲话：今天请大家来座谈，我先讲几点，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大半个中国，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就应在抗日救国的各条战线上尽自己的责任。第二，破坏抗战者，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立功赎罪，回头是岸，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第三，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党、我军、我们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谁要妄想在我党领导的军队中做文章，只会是白日做梦。第四，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谁想挑拨我们军民之间或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后，谭请在座的谈谈近三年合作中对延长县工作的意见。

100多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发言。周金龙说：职责使然，只得忠于党国，不敢越轨。在边区的三年中，亲身体会到你党、政、军团结如一人，政治觉悟高，我们很是钦佩。我离城时请你们说服城中群众不要提出“送瘟神”的口号。

4日我们护送周金龙及其随行出延长东门，全城人民自发组织送“瘟神”。他们自制的标语小旗上写着：“专搞摩擦破坏抗战的瘟神滚回去”、“煽动群众闹事的瘟神见鬼去”、“鬼计多端的瘟神自食其果”等。他们组织了检查组，威风凛凛站在城门两旁，专门检查其中反动透顶、无恶不做的顽固者。查出他们藏有延长县的军事地图及军队布防图，藏有绝密的特殊人员的名单：如潜入我方者，拟从我方策反者，特务人员的布置以及极端反动分子等。检查时对私人财产丝毫不动，只是扣留了十几名作恶多端的、有血债的人。群众当场列出他们的罪行和确凿证据，要闫金龙对这些人做出裁决，周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此时我提出：把他们所携带的所有文件、地图、资料立即留下。为了团结抗战，十几名罪犯先逐个登记存档，交周金龙带去处理。我们相信，谁要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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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继续反共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被迫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但其限制、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罢休。特别是武汉失守后，其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陕甘宁边区一直被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边区内部设专区和县级政府权力机构作为反共据点；在边区周围集结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企图伺机大举进攻。

早在西安事变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吞并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防止受我党和边区的影响，先后将东北军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西北，而将其嫡系胡宗南部调到了关中地区，以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抗战初期，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达30万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从华北、华中地区抽调了大量兵力转向太平洋战场，致使日军对西北的威胁大为缓解。而此时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至40余万。其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增加到近30万，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封锁边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曾对中共谈判代表许诺将“陕甘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但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却迟迟不予承认。反而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并向边区委派国民党专员、县长，造成边区内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

这些专员、县长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方法，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镇压群众运动，摧残和解散抗日救国团体；挑拨我军和友军、群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持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强收旧租旧债；强编地方保甲；乱杀我军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训练反共干部，以参观、考察访问等各种名义渗入边区大搞特务活动，从事捣乱破坏；指使保安部队配合正规军不断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因此，留守兵团在担任清剿土匪、守卫河防任务的同时，还要坚持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同一些顽固的反共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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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防战斗



驻山西日军第一军根据华北方面军指示，制订了山西省“肃正作战”计划，企图将治安加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1938年12月中旬至下旬，第二十师团相继占领了山西省大宁、吉县、永和等地区，扬言进攻陕北。日寇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兵分3路，每路约1000余人，火炮10门，向黄河岸推进。

12月27日，我团组织前线指挥部进驻凉水岩，以指挥扼守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3个渡口。

1938年12月31日凌晨，日军占领马、凉、泥3个渡口的河东阵地后，用炮火、机枪隔河向我团阵地猛烈射击。并以10架飞机投掷毒瓦斯弹，掩护步兵登船强渡。

我团第五、六连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轰炸，但仍顽强坚守阵地。敌先头部队进到距我50—100米的河心时，突然遭遇猛烈地攻击，击溃敌橡皮筏、木船30多只，毙敌100多人，敌被迫撤回东岸构筑工事，与我对峙，并不时炮击河西岸，企图重新部署强渡。

敌还向我泥金滩二营四连防区炮击，指导员李成荣在抗击中英勇牺牲。此时，河东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和决死队、游击队、自卫军，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后续部队。敌在我两面夹击下，不得不于4日、5日相继向东撤退。

我们立即组织了由高启甫率领的第五连突击队，强渡黄河追击日军，直至山西集宁、曲娥镇与日军激战3个多小时，毙敌80余人，缴获重机枪4挺，步枪40余支，马40多匹，以及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

战斗后我们总结出5条经验：一是战前动员，提高认识，讲明日寇是侵略者，是我民族的死敌，保卫苏区、保卫党中央是军人的天职。二是乘敌立足未稳，进行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同时要注意隐蔽，按预定方案击敌。三是防御与主动出击相结合，选择时机派出精锐部队扰乱敌后方，配合正面部队的进攻。四是自卫军与群众参战起了重要作用。战斗一开始，延长、延川、固临三县自卫军接到命令后，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担负巡察、联络、警戒、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收集敌情，为部队正面作战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五是工事要坚固、隐蔽、伪装。敌人始终未能侦察到凉水岩工事的真正位置，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我方除李成荣同志光荣牺牲外，再无伤亡，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1939年4、5月间，日军编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军团（归太原第一军指挥），准备接替第一O九师团和第二十师团的防区。企图利用新编师团的换防机会，进行第二期“肃正”计划。实施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并再向我河防发动一次大的进攻。为此，他们集结于永和大宁一带。

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民党溃兵300余人，由马头关偷渡黄河。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企图袭击延长县城。

此时县城仅驻一营的三连和保安部队100余人，情况紧急，只能智胜。白志文团长和保安大队长李启贤在距县城5公里的呼家川设宴欢迎并布置宿营以稳住溃兵。溃兵中自称“营长”的赵有富却要进县城宿营，声称要过个“痛痛快快”的夜晚。双方争执不休时，又一个自称“连长”的王得胜说：“客由主便，八路军以贵宾相待，而我们提出不礼貌的要求就不太好了”。这番话，得到了大多数溃兵的支持，赵有富也只得作罢。

第二天凌晨我们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缴了他们的枪。获轻机枪6挺，步枪280支，短枪6支，子弹4000多发，还有一些其它物资。赵有富因反抗被当场击毙。王得胜等30多人加入了一连。枪支弹药大多补充了保安大队，另有80多人参加了保安大队。不愿留下的我们给了路费让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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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根据



1937年秋，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将3个主力直属营和原陕甘宁地区地方部队，以及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直大部和第七七O团、第一二O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共9000余人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处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我已由抗大毕业，调到陕北红军独立一师任政委。师长是白志文，参谋长陈美福，政治部副主任李太元。下辖了3个团。防区由甘泉到富县的茶坊，延安三十里铺到金盆湾、临镇一线。

师部和第一团驻富县城内配合抗联主任霍士廉对国民党县长的统战工作；并护送延安干部到国民党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曾护送过张爱萍、余立金、吴克华、贺子珍（毛泽东夫人）、马德海（外国人）等30多人顺利到达目的地。30年后，1967年大家相逢时，还念念不忘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保护。1971年，霍士廉在西安见到我时，一再提及当年，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团驻防金盆湾、临镇、英王镇一线，围剿黄龙山残匪直至匪患平息。第三团驻甘泉至富县所属六里峁一线，保障延安至西安的公路畅通无阻。

1937年8月25日，陕北红军独立一师改编为一二O师特务营。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留守部队改编指示，又成为警备第五团。白志文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美福任参谋长，李太元任政治部副主任，王华亭任供给处处长。下辖3个营。并统一指挥延长保安的第四营，营长李启贤；延川保安第二营营长贺吉祥；以及固临保安独三营。

我团驻防从延水关起至泥金滩一线的河防；从汾川河起经临镇、金盆湾、英王镇、南泥湾至延安三十里堡一线的边防。

第三营营长王仁法、教导员王昌虎率领部队进驻延水关、马头关。

第二营营长高启甫，教导员郭六胜率领部队进驻凉山岩、泥金滩。

第一营由营长白应奎、教导员马光厚集结于延长附近的呼家川一带作为团的机动部队；团部驻延长城。

固临保安营有两个任务：策应泥金滩二营四连河防任务，配合进剿土匪李钦武。延长的保安营主要任务是剿匪。延川保安营作延水关、马头关的第二梯队。

我团二、三营则构筑起坚固的河防工事。从延水关至泥金滩一线，黄河河槽窄、水流急，西岸石山矗立，沟壑纵横。二营驻守的凉水岩是延河出口又是船和牛皮筏的渡口，而泥金滩渡口只能用牛皮筏。三营驻守的延水关渡口较大。

根据河防地形，渡口工事必须构筑在石山腰部隐蔽处。工程十分艰巨。以连为单位一锤一凿，夜以继日劳动了50余天才峻工。工事内有各种机枪、步枪发射眼，两人并行的通路，还设有俱乐部、游艺室、洗漱室、食堂、卫生室等。正面伪装如同山体一貌。工事不仅固若金汤，而且比较舒适，受到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称赞。

1937年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民党主张抗日的各阶层人士的认同，党的统战工作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护送党的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展工作，就成了留守部队所担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也就在这个时期，各种反动势力的活动也极为猖狂。盘踞在黄龙山一带的土匪专门袭击过往的我军、政干部，骚扰边区百姓，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复杂的背景，它对延安到西安的交通直接构成严重的威胁。延安到甘泉之间的九页山地区的土匪就曾袭击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命令留守部队彻底拔掉这根毒刺。

任务下达到兄弟部队，但是我深知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派出作战能力强，干部、战士多生长、生活在这一带的一营配合作战。

黄龙山地形险峻，沟壑纵横，山大林密，人烟稀少，自古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各个朝代的政府都曾派兵清剿土匪，但从未如愿。

我留守兵团的参战部队在地方政府和群众武装的紧密配合下，摸清了土匪的行踪，长途奔袭于黄龙山的沟沟壑壑，政治民瓦解与武装清剿相结合，彻底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敌特分子，直捣土匪老巢，到1938年2月，黄龙山和关中地区的土匪大部分被消灭，此间，毙匪首、匪徒140余名，缴枪70余支，而九页山一带的土匪则被我彻底消灭，这一带才得到了安宁。

我考虑到周副主席身负重伤，常常往来于延安及外地之间，安全工作十分重要。任铁柱同志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参加红军的，又经受了多年的战斗洗礼，身体强健，聪明机敏，枪法准，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强，就把他派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时，周总理竟不忘重提这段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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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央军委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为确保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决定》和《红军改编后党的组织与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做出《关于新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决定》，在分析了新阶段的基本特点之后，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3点，其中之一是：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内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坚持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决定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建立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与党的工作。师团两级及总部、师直属队，则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支部。

毛泽东指出：改编后的红军——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的任务是保存与扩大红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争，完成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建设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开始曾在连队中引起一些思想波动，有的认为红军接受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有的认为改编后八路军戴上国民党革命军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有什么区别；有的说：“现在戴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将来还戴什么帽子？”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改编后的八路军很快“造成抗日战争的模范兵团”，在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政治教育。

总政治部编写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抗日军人读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下发部队，作为部队思想教育的基本教材。在整训中向广大指战员反复讲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观点和立场；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以及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还讲明改编的重大意义和肩负的重任。同时，针对日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对部队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全面提高军、政、文化素质，增强战斗力，从而对日寇作战做好了思想、技术、战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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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持久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七七”事变的第2天，我党在通电中提出：“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21日，我党又在《关于目前形势》中重新提出了以上观点。同时建议“统一指挥”，“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配合主力军”的作战主张。23日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指出：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领导、建立各战线的统一指挥，积极抵抗日寇的进攻”。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再一次明确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口号，他说“民力和军力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致命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胜”，“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为取得持久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后，明确具体地提出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原则是：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时机给予全线反击，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二、在战役上应采取速战速决的原则；三、作战的原则是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于我军的地理和时机，突然出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四、在政治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建立坚固的防守工事、配置重兵，钳制敌人；五、阵地应避免单独构筑、正面狭小纵深伸长，部队作战采取积极主动，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六、战略战役指挥上，以外线作战歼灭敌人为主；七、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敌后，扰乱敌人的部署，分散、疲惫敌人，清除汉奸，运动中消灭敌人。

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国防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时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的反击，决不能单独防御，为将来的战略进攻做准备，收复失地”。“正规军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及人民武装担任，在战略部署上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军政部召开的谈话会上，明确提出我抗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积极防御，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建议。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和全国抗战的形势，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以及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游击战方针。毛泽东对这个方针，曾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在分析中日双方存在着4个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3个阶段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他说：通过这3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到平到劣。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时间相当长，我们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运动战。“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以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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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搜索，遭守军拒绝。翌日凌晨2时，日方驻北平使馆武官向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调查。正在交涉时，日军向芦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攻。驻守此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一O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的。1936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陆军部据此方针于6月即制定了《昭和十二年(1937)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其中规定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是：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5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东方面，“原来计划第九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是：“仍按去年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全面侵华的前进基地，日军还将驻北平、天津、山海关等地的兵力由1700人增至5700人，并多次进行军事演习，为进一步夺取北平创造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于7月9日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雾，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11日发出《派兵华北的声明》。日本参谋本部还发布命令：从朝鲜和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赶赴华北。12日新到任的香月清司中将司令官认为，“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形成。于是，命令所属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16日日军参谋本部规定：“在华北方面能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当即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到达天津、密云和怀柔以南之高丽营，完成对平津地区的进攻部署。又于20日作出“使用武力，首先夺取平津”的决定。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夺取华北的冀、察、晋、绥、鲁五省。

日军完成首先夺取平津的部署后，26日攻占廊坊。同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在27日中午前撤退，否则将采取行动。通牒遭中国军队的拒绝。28日，日军即向平津发起疯狂的进攻。驻守北平南苑的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和北上增援的第一三二师部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牺牲。29日、30日北平、天津“沦陷”。此后，日军组成以寺内寿一郎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调集8个师团继续向华北腹地进攻：一路沿津浦铁路向山东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察哈尔、山西、绥远方向进攻。华北处在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在华日军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

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蒋介石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并亲任陆、海军总司令。先后将华北、华中、华南划为6个战区（后增至12个战区。调遣100余万军队开赴前线，奋起抗战。在平津、平汉、津浦、京绥等地开展有组织的抵抗。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保卫战。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徐州战役，毙、伤日军两万多，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推行的是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战场上只顾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屡屡丧失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甚至有些部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逃，节节败退，造成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严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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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紧张的学习



学员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同志们来自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还有少数的大学生。虽然彼此间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来抗大学习的心情是一致的，革命斗争的理想是一致的。学员大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把大家的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革命理论，是我们千方百计来学习的主要目的和愿望。昔日的指战员，对待学习同样认真，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校领导规定晚饭后的活动一定要安排得活跃些，经常举办棋类、球类等各种比赛活动，使我们能劳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开始没有菜和油，每天都是小米、黑豆、南瓜等粗杂粮，有时连小米也供应不上。加之学习紧张，大家明显的瘦了许多。党中央为了学员的身体健康，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优先供应抗大。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同学们精神高昂，互相鼓励、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共度难关。

也有个别人的表现令人不满。一次，朱德在我们班测验《中国问题》时，刘世谋有一个字不会写，请教同桌的谢富治，却被谢挖苦了一顿，刘个性很强，当晚就拿手枪自杀。幸而被紧靠他的朱德崇拽住手指，子弹仅从刘口中射出，才未发生大的意外。枪响时，心虚的谢富治不是救人，而是钻到桌子底下，生怕子弹打着他。

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我们每周还有两次队列训练和四五华里越野跑步训练。学员中虽然大多数担任过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从未体验过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队长倪志亮对学员的军事训练严肃、认真，不达标绝不收兵。有时，为了纠正一个动作都要用较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卖力气，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提高较快。

另外，每周还要进行一次义务劳动，到郊区农村宣传卫生常识，讲解疾病预防知识等，并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延安当时是个新解放区，百姓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他们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当群众得知我们这些义务劳动者都是部队的军、师、团等“大官”时，一传十、十传百，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抗大学员好。劳动使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基础。

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大会。会上揭发了他在四方面军搞分裂党、分裂军队、推行愚民政策和军阀作风的错误。党中央耐心帮助他，给他悔过的机会，劝他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他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欺骗党和群众，最终成为革命叛徒。

但是，还有少数同志却和他划不清界线，盗出枪支准备另搞一套。如我班朱德崇等人枪弹都上了镗。此事被及时发觉后，校领导果断将二队学员的枪支集中到校务部保管，以清除隐患。我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永远牢记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处于胜利时，更不能忘乎所以。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未领会，也必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考虑局部利益，更要服从大局，否则就会断送犯错误同志的政治生命，成为千古之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校领导决定，以抗大一、二队为基础，编两个军事队。我被编到一队，队部住在延安旧府衙门的大院里。军事队的学习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术学》，《游击战争问题》等为主要内容。野外军事训练成为重点。每周两次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三伏天照样按作战装备连续训练十多个小时，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大家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的投入严格的训练之中，深感自己任重道远，只有刻苦的锻练，才能不辱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大短短八个月的学习，使人们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为我们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军事的基础，对今后的工作以至整个人生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所说：革命理论和抗大校风，磨去了人们身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增长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意志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