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芳华》——作者：严歌苓

文如玉

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曼，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曼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很多，（上海话“痰”和“蛋”谐音），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橘子）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痰）。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胃气又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们回想推测的。

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

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曼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曼：“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曼：“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曼：“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曼急得叫起来。

何小曼：“哎，你出去干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曼：“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曼：“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曼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曼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定更高。

那次我们原谅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三十九度六的脑袋，一定是晕的，不可以与之较真。当天晚上，小曼摇摇晃晃地起床，幽灵一般飘到后台，打算化装参加演出。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曼的缺，这是领导批准小曼请战的原因。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化装、穿服装。那两天何小曼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身体头发热腾腾的，整个人都馊透了。我们中有人说：“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碱小的馒头！”

“什么呀？”小郝说话了，她正在梳何小曼那一头黏手的头发：“压根儿就忘了放碱！”

我们都恶心地笑起来。何小曼也跟着我们笑，有点儿笑不动，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会很孤立的。无论如何，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当晚开演出总结会，副团长提到何小曼的名字，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地主动走进化装室，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何小曼眼圈红了。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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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儿她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成都当年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

让我们对她的歧视发生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

这天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一个乳罩，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下面。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对男女有别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所以从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有别之处”的私密内衣。那天风大，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被它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以踏平一切之势，奔腾出门，突然都停住了。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垫塞的黄颜色海绵。我们再瞥一眼，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大概也曾搓过澡，被挖下两块圆形，再被粗针大麻线钉在乳峰部位，看上去寒碜无比。几十年后的今天，到处可见丰胸广告，想垫什么直接垫到肉里去。可是谁敢在那年头丰胸？而且材质太廉价，手艺太粗糙，向往太无耻。我们不约而同相互看看，从视线高度就明白，大家都想看清，究竟谁的胸是海绵的。我们又不约而同缩起身体，红了脸，这无耻的向往弄得我们人人心虚，人人自危。

这种脸红今天来看是能看得更清楚。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再想得深一层，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上万年来，人类对女性诱惑力，生育力，以及养育力的向往和梦想，乳房是象征，是图腾，如此便形成了古老的女性集体潜意识。对于乳房的自豪和自恋，经过上万年在潜意识中的传承，终于到达我们这群花样年华的女兵心里，被我们有意识地否认了。而我们的秘密向往，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这样粗陋的海绵造假道破，被出卖！男兵们挤眉弄眼，乳罩的主人把我们的秘密向往出卖给了他们。

我们中的谁小声说，把它收了吧，丢人现眼！郝淑雯不让收，警告说：“谁碰它就是谁的啊！”她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盖上去，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她向在场的女兵们递眼色，大家不动声色地跟着她进了小排演厅。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围着钢琴站定，不少人笑起来。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不堪到了滑稽地步，因而惹我们发笑。郝淑雯开始叫我们严肃，不久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欢儿的一个，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钢琴轰的一声也笑开来。笑过之后我们一致通过小郝的提案，今晚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我们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女舞蹈二分队。

接下去，郝淑雯在窗户朝前院的宿舍布下暗哨，看究竟谁来收取这件衬衫和它下面的下流“勾当”。开晚饭了，专门有人给站哨的人打饭。晚上排练，没节目可排的人坚守哨岗。快到熄灯时间了，那件衬衫和它掩护的“勾当”在路灯光里，成了孤零零的旗帜，风力小下去，它们也舞累了。大概衬衫和乳罩的主人知道我们设下的埋伏圈，宁可舍弃它们也不愿暴露自己。但有人觉得不大可能，每个战士一共拥有两件衬衫，冬夏两季发放被服各发一件，但必须以旧换新，舍弃一件衬衫就是永远的舍弃，换洗都不可能了，未必此人从此不换衬衣？

十一点多了，埋伏的夜哨也困了，猎物却仍不出现。值夜哨兵叫醒郝淑雯，说就算了吧，恐怕有人泄密，这家伙宁死不进套。小郝没好气地嗯了一声，表示批准。值夜哨兵正要退出我们宿舍的门，感觉有人轻轻走进了走廊。走廊的木头地板跟各屋一样，都很老，七八十岁了，所以跟所有房间的地板筋络相连，只要有人从走廊一头进来，所有屋里的地板就会有轻微的神经感应。“哨兵”伸头往走廊看去，看见一个瘦小、蹑手蹑脚的身影在昏暗中移动。“哨兵”吼了一声：“不许动！”

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混浊灯光里，何小曼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们宿舍的门口。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威严而慈祥：“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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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曼等着。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哨兵当然明白“首长”要她去干什么。她跑上去，缴下何小曼的衬衫，但她马上就懵懂地扭过头，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衬衫是那件，没错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勾当”！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现在勾当不见了！郝淑雯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同时审问就开始了。

“这么晚，哪儿去了？”

“上厕所。”

“你平时起夜吗？”藏地密码小说

“有时候……”时间都知道小说

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头号大的洗脚擦身，二号大的洗脸，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除非腹泻，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

“胆子倒挺大的嘛。”

何小曼毫不费力就听出审讯者的话中的双关语。那时有关郝淑雯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何小曼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

“这衬衫是你的？”

“……嗯。”

“傍晚下雨大家都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了，你怎么没收？”

“忘了。刚才从厕所回来才看见。”

“你平常的好记性呢？藏半个包子夜里都记着啃完它。”

何小曼连稍息都不敢。

郝淑雯端正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狞笑。

“那个东西哪儿去了？”

“什么东西？”

“你藏的东西，你知道。”

“我没藏东西。”

“好意思做，就要好意思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什么，我哪儿知道？”

“……”

“嘿，问你呢！”

“……”

郝淑雯指着衬衣：“你在这件衬衣下面藏了什么？”

“……什么？”

“废话！你藏的你知道啊！”小郝给她气笑了。

走廊两边的门都开了缝儿，缝隙渐渐变大。

讯问陷入僵局。郝淑雯只好重来。

“是不是把那玩意儿烧了？”

“……”

“藏在衬衫下的东西被你烧了？”

“……谁烧了？”

“哦，没烧。那哪儿去了？”

“……”

“大家可是都看见的，啊。”

何小曼眼泪流下来，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小曼眼睛看着前方，但并不看着她面前的未来分队队长。她的目光在郝淑雯身上穿了个洞，去寻找逃遁的出路。假定她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穿越”，穿越几十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北京王府井，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她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大概没人敢相认，那也叫乳罩？！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塞着小曼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怎么能让她承认这样的作弊呢？要她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郝淑雯是太残忍了，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何小曼的目光在郝淑雯的完美的胸口上穿了个洞，又在小郝身后走廊尽头的墙壁上穿了个洞，还是找不到逃遁的出路。眼泪滴成了珠子，可她就是不低头不认罪。

我们所有人在秋天的夜晚打着串串寒噤；我们都是可怜虫，一旦有一个可怜虫遭殃，危机就被转嫁了，暂时不会降临于我们，我们也就有了短暂的安全。于是我们要确保这个可怜虫遭殃的时间长久一些，把我们的危机转嫁得长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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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门内的某女兵站上了证人席。

“他们男的都看见了！都在怪笑！”这个证人很悲愤。

门内的女兵们跟走廊上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审判庭。郝淑雯又开口了。

“干了那种事，还要撒谎。”

“我没撒谎。”

“她撒谎没有？”郝淑雯向走廊两边的门扫视。

“撒了！”陪审团异口同声。

“再问你，撒谎了没有？”

寂静中，何小曼的眼泪干了。

“问你呢。”

“我没撒谎！……”

何小曼突然咆哮起来。凉飕飕的秋夜出现了乱气流。

郝淑雯被这一声呐喊暂时震住。大家都从这句咆哮里听出“策那娘”！听出比这更脏的弄堂下流话，听出她用这句话骂山门骂大街。这只小老鼠一向躲躲闪闪，静静悄悄，从来不知道她还会叫！从来不知道她身体某处藏着这样一声叫！

“没撒谎你叫什么叫？！”

何小曼继续看着前方。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撒谎抵赖……”

一声号叫打断了郝淑雯。何小曼的那声无词的号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频率高得不可思议，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正是她的短小使她发出如此尖锐的声音，想想知了，蛐蛐、蝈蝈、金铃子之类。郝淑雯给她叫傻了。我们都傻了：她这样叫，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后来我了解了她的身世，觉得这声无词的号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多年前就开始运气，在她父亲自杀的时候，或许在弟弟揪住她的辫子说“辫子怎么这么粗，明明是猪屎橛子”的时候，也或许是在她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她两耳光的时候……

何小曼号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青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疲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肉粉色，原先应该是红色，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张煮软的馄饨皮粘贴在身体上。想象一下，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那些轮廓，那份饱满，她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她这身体，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只要这世上郝淑雯存在着，对于何小曼就是残酷。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曼这样的丰胸把戏，一个当然要戳穿，一个当然要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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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们对何小曼的歧视蔓延很快，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为“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另一条腿伸向空中。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曼看上去油汪汪的，简直成了蜡像，正从头到脚地融解。快要到托举了，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军鼓铜管一块儿发飙，女舞者们起范儿，男舞者们趁势托腰，一个半旋，所有女兵都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地舞到男兵手臂上，而录音机突然哑了。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曼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这是个北京兵，叫朱克，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他回答杨老师说，他没怎么的呀。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舞动着半截儿香烟，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烟灰飘在我们的汗上。然后他跟所有人说：“我知道大家都很热，但是请不要恨我，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

他把烟头塞回嘴角，一边回到藤椅前，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开机键，音乐再次飙起，杨老师大喊一声：“开始！”

我们再次起范儿，重复那套动作，音乐却又停了。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指着朱克和何小曼。

“你俩怎么回事？！”

何小曼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又看看朱克。

朱克说：“举不动。”

朱克闹了三年转业，不好好练功，整天练健美，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

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这么闹，就更不会让你转业。”

朱克说：“我闹什么了？闹肚子，没劲儿，再给人家摔坏了呢。”他下巴歪歪，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曼好。

杨老师说：“举不动可以，至少把动作来一遍。”

大家再一次重来，起范儿，托腰……杨老师噌地站起来，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现在起身起得太急，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上。

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夹住他的藤椅才咣当一声掉下来，翻倒在地板上。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向墙根溜去，又被墙根撞了一下，弹回来一尺远。

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但他做他的，跟何小曼毫无关系，手离何小曼的身体数尺远。

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把朱克和何小曼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又胖又高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无端也有三分火气，此刻火得两拳紧握，胳膊肘架起，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胳肢窝里全是汗，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胳肢窝里多少流通点儿空气。

“朱克，你给我做十次！举不动，可以，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小何，准备好……走！”

朱克却蹲下来，头抱在两手之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嗓音几乎压没了，只剩牙缝儿里咝咝的出气声，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咝咝声。

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杨老师您行行好，给换个人吧。”

杨老师不明白。我们虽然热糊涂了，但还是有些懂朱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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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此时四十五岁，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他转脸问何小曼：“朱克说换谁？”

何小曼不说话，根本就没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

朱克又开口了，说：“您换别人托举她试试。”

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

杨老师：“你们都怎么回事，啊？！”

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咝咝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

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深刻：“您老的嗅觉没事吧？闻不出来呀？”

杨老师瞪着朱克。男兵们开始窃笑。

朱克指着何小曼：“让我托举她？多不卫生啊！您自个儿闻闻，她整个儿是馊的！”

大厅里静了一下，紧接着就笑声大作。

杨老师叫我们“安静”，叫了好几声，我们安静了，他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个女同志！”

一个男兵怪声道：“朱克同志是爱卫生的。杨老师原谅他。”

整个这段时间，何小曼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意思似乎是，你们好好商量吧，总会商量出结果的，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

男兵们很理解朱克。我们那时多年轻啊，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虫子拱得紧了，男女间哪怕以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触碰得有正当名目。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这个“冒酷暑坚持排练”的响当当名目下，不仅可以触碰，还可以搂抱！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难道不可以青春吗？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与的缠绵？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曼。抱何小曼比没的抱还糟。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

杨老师说：“那你告诉我，朱克，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

朱克不说话，但意思是：那可不，换谁都行。

杨老师抬起头来，扫视我们全体，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就在这时，何小曼的新搭档出现了。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走到何小曼身边，说：“杨老师，我跟朱克换位置吧。”

刘峰。我们的好刘峰。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儿，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儿夹到自己碗里。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曼的腰上，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

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也许我们对何小曼的作践震撼了他，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平常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刘峰抢着干，何小曼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儿累活儿。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转过身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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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杨老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一边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吧。”

在这样的毒热中，我们什么都不爱干，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得抽风的大型集体舞。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唯有刘峰和何小曼剩下来。因为刘峰对何小曼说：“咱俩练几遍，下次排练就走熟了。”

女兵们往大门口走，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从排练厅的窗口，能看见刘峰把何小曼高举起来。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镜子是次品，稍微拉开距离，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但十分协调般配。到了第二天排练，刘峰和何小曼跳得默契和谐，被杨老师请出队列，给所有人示范。

示范结束，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

我们都说，不错不错。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没人答得上来。

“说明了只有他俩，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

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逼出这番豪言壮语。杨老师跟“白专”就隔着一根虚线，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腿踢不上去，高姿态都是空的。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

“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三不怕臭。”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

“苦和死都不怕，还怕臭吗？”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味儿是馊得可以，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刘峰的回答是：“低级趣味。”

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男兵们背地里说：“真是低级没趣味啊——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

批判会开完，刘峰被下放基层了。那是一九七七年暮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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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峰离开文工团下连队的前一天晚上，何小曼去他宿舍登门造访。当时我们女兵很少去男兵的宿舍串门，因为男兵们常穿条小裤衩就公然在他们的走廊里串。据说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最体面的着装就是小裤衩了，很多人连小裤衩也不穿。何小曼在楼梯口就喊了两声刘峰。

她这么喊主要是为了那些穿小裤衩或不穿小裤衩的人及时回避。

很多人听见何小曼这两声喊了，因此她为刘峰送行这件事从来就不是秘密。只是她跟他说了什么是个绝密，直到一九九四年，何小曼的精神彻底康复后才解密。当然，解密也只是对我一个人而言。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或许因为我成了个小说写手，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也是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也被编撰得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认了。

刘峰为她打开门，问她有事没有。何小曼答非所问，说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要走，那么快。刘峰说，伐木连正缺人，要他尽快去报到。这是不实之词，那时已经是秋季，伐木最忙的时间在夏天，藏区化雪的时候。刘峰是一天也不想在我们中间多待。小曼问了一句，伐木连远不远。远，刘峰说，在澜沧江那一边，坐汽车团的车要走七八天。这么远啊，小曼说。我们对澜沧江很熟，去西藏巡回演出好几次澜沧江。

那么一场送别对话，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进行，总也不是个事，刘峰就对小曼说，进来坐吧。小曼进去后，发现是没什么地方可坐的，刘峰在整理行李，床上地上都摊得乱七八糟。一顶蚊帐刚缝补完，针线别在刘峰的背心上。刘峰把小曼让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找衬衫穿。触摸林丁丁的恶名已经出去了，他穿着背心跟任何女兵夜话都不合适，他是为了何小曼好。何小曼见他没头没脑地打转，问他找什么。他说找衬衫。小曼指指椅子背上搭着的衬衫笑了，说，不就在这里吗？他赶紧扯过去就往身上套，何小曼叫住他，哎，背心胸口上还别着针。他摘下针线，喘出一口长气，额头上尽是大汗珠子。

从何小曼后来告诉我的情景，我想象当年他俩的样子，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何小曼那晚是放松的，自然的。甚至，还自信。对，是自信的。似乎被搁在神龛上的刘峰以触摸女性证明他也是个人，这一点让小曼自信了。不仅从神龛上下来成了个人，而且还是被大家踩下去一截儿的次等人，于是跟她在一个海拔上了。小曼问刘峰，她能帮他做点儿什么。刘峰一向帮别人的忙，听到这话不习惯，拿出半袋洗衣粉，一盆青葱，一盆青蒜，一盆芫荽，说这些东西带不走，请她帮忙处理。小曼这才知道，刘峰在窗台上开着一个小农场，种植了好几种作物。他解释说，山东人口味重，总想吃一口葱蒜什么的。他最后搬出一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说，假如小曼能帮忙，就帮他把这些东西也处理了。都不要了？嗯，带不走，他是从连队来的，知道连队的生活什么样，大营房里搁不下这么多私人物件。小曼沉默一会儿，问说，能不能看看纸壳箱里装着什么。他打开箱盖，里面装满了标兵证书，奖状，锦旗，奖品之类。有的奖品是有用的，比如大茶缸，人造革皮包，脸盆。还有两块枕巾。所有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字迹都金光耀眼。小曼吃惊地问：都不要了吗？这不是都有用吗？刘峰说：都印上字儿了，怎么用？

“全是……全是好字儿啊！”小曼说。这是她的原话，意思是：记录了他辉煌曾经的字，不好吗？她活了二十多岁，一个这样的字都没获得过。

刘峰没说话，似乎专注地整理东西。

小曼翻看着那些奖品，终于冲破羞涩，说她是否可以收藏下那些奖品。刘峰说当然了，只要她不嫌难看。

我的分析是，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曼做，是想让她搬了东西就走，离开他的房间。刘峰爱林丁丁爱出半条命去了，没了丁丁，对于他来说，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了。小曼不懂他的痛，他的苦，以为她这样陪伴他，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全体对他的反目和孤立，就能给找补回来一点儿。尤其是林丁丁对他的伤害，小曼也想以她最后的陪伴给予些弥补。她活了二十多岁，一路受伤到此刻，她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这她最明白。那天晚上，其实小曼想告诉刘峰，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她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在排练中和演出中，她被他一次次扛着，就像四岁时父亲扛她那样，让她感到安全，踏实，感到被宝贝着，感到……那一会儿她是娇贵的，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这感觉小曼跟我说了三分之一，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于是我进一步推测，那个夜晚，小曼几乎是爱刘峰的。不，她已经爱上他了。也许她自己都不清楚，她找上门，就是向刘峰再讨一个“抱抱”。明天，抱她的人就要走了，再也没有这个人，在所有人拒绝抱她的时候，向她伸出两个轻柔的手掌。

文如玉

也许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刘峰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就是善良吗？他如果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雄性，小曼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

何小曼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九点半，刘峰同屋的两个人看完电影回来，她才告别。

当她搬着刘峰给她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她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什么东西？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

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雷锋”，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每一件奖品和奖状都是在他光荣神圣上加上枷锁，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地光荣神圣下去，别来参与我们的小无耻、小罪过，别来分享我们不无肮脏的快乐。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

第二年秋天，何小曼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舞台坑洼不平，第一次走台Ａ角小战士就崴了脚腕，脚肿得漫说穿足尖鞋，连四十号男鞋都穿不进去，把皮帽子当鞋穿。杨老师便把何小曼顶上去。何小曼那时已是标准龙套，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她的厚赏。女分队队长郝淑雯在服装组找到了小曼。何小曼因为担任的节目少，常在服装组帮忙，总有钉纽扣、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她当兵四年，到此刻对于“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真谛彻底摸透，那就是对该你做的事马虎，对不该你做的事操劳：假如服装员跟团支部提出“何小曼常常帮着服装组补连裤袜”，那可远比舞蹈分队表扬她“何小曼练功积极，演出认真”重要得多。听到后者，团支部会认为，舞蹈队的，练功积极是本职，演出认真理所当然，有什么可表扬的。忙活别人的工作，比如帮服装员补鞋补袜之类，就会捞到分外表扬。郝淑雯向何小曼传达完杨老师的指令，何小曼说不行，她顶不了Ａ角小战士。郝淑雯以为自己听错了，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哪怕给她的角色是只狗，她都会乐颠颠地接过来演。何小曼说完，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继续织补。我们还有待发现，小曼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有次在昏暗的后台，她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儿地方：原来她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黏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

“你不想演小战士？”女分队队长这是第二次问何小曼，给她反悔的机会。小郝跟我们都认为，何小曼的白日梦都充满着这个小战士。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既顽皮又憨拙，非常讨观众好，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

“我头晕。”这是何小曼给的理由。

谁不头晕？海拔四千米，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每天有人流鼻血，心慌，恶心，腹泻，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血压蹿到一百八，心跳也快快慢慢的。

“谁不头晕？”郝分队长说。

“你也头晕？”何小曼问，似乎她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发生。

“废话！”郝淑雯说。

何小曼从凳子上站起来，真的晃悠一下。她的意思似乎是，既然大家都头晕，她就只好顶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

文如玉

我们这些龙套演员陪着主演何小曼排练一下午。那是一座露天舞台，就着山坡的高度搭建，十月就早早进入了严寒。我们像一个个蒸汽火车头，嘴吐白气，呼呼直喘地陪着她熟悉每个位置，每个队形，每一处衔接。

晚上演出前，我们听见台下嗒嗒的马蹄声。从大幕缝隙看出去，看到两千名骑兵整齐入座，座位就是他们胯下的战马。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的观众席，不只振奋而且恐惧，都不由自主地想，演出中万一惊了马，被铁蹄踏成肉酱的将是谁们。

何小曼坐在炭火边看我们活动足尖。郝淑雯催她起来一块儿活动腿脚，别像第一位小战士那样还未出征就倒下了。

她说她反正已经倒下了，正发高烧呢。郝淑雯把卫生员找来，在她额头上摸摸，是烫的，可她一直烤着火。体温计可以做证，五分钟后从她腋下拿出体温计，卫生员说：咋的了，何小曼高烧三十九度七！我们顿时乱了：何小曼是我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小战士了，而这个舞蹈没有小战士就没得玩儿了。带队的团长很快来到何小曼身边，看卫生员喂她姜汤，何小曼吞一口，他的喉结沉重地动一动。何小曼是这天夜里的月亮，包括团长在内的我们都是星星。杨老师建议，今晚取消这个小舞剧，让何小曼休息一晚。

团长说：“别扯了，取消哪个节目这个舞都得跳！”

团长岁数并不大，也就三十三四岁，早先是连队的文艺骨干，特别善于鼓动。他的情绪从激扬转为悲壮，说骑兵和军马浴血奋战几十年，立下汗马功劳，现在他们在我军历史上就要被永远取消，这个《军马和姑娘》的舞蹈是对他们的歌颂，纪念，也是永别。团长的眼睛不对劲了，因为有了泪。

团长来到何小曼面前，蹲下来，像大人对待孩子：“小何同志，坚持就是胜利，骑兵战士们会记住你的，会感激你的。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演出，也不只为我们团演出，你代表的是要继续在我军存在下去的全军，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礼！”

何小曼在这样的征召下，站了起来。

那个舞蹈开演之前，团长走出大幕。我们都蒙了：团长难道亲自当报幕员？团长对着近两千骑兵和战马说：“骑兵同志们，下面这个节目，是我们专门为骑兵这个最勇敢的兵种创作的。”大家想，团长这个“我们”的范围，扯得有点儿大，舞蹈明明是上海舞校创作的，我们只是拷贝来的。团长接下去说的，更让我们觉得他在“扯”了。他说扮演主要角色的何小曼是我们的优秀舞蹈演员，这位小同志将带着四十度高烧上台，如果她倒在舞台上，请英勇的骑兵指战员谅解，因为小何同志继承了骑兵同志的光荣传统，轻伤不下马背，轻伤不下火线。

台下掌声口哨声战马嘶鸣声，何小曼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两千人的掌上明珠。她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预示。她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

整个舞蹈跳下来，何小曼相当争气，除了跑错两次队形，并没有像团长担心的那样“倒下”。骑兵团首长上台来接见演员，真把二十二岁的何小曼当成小战士了，在她脑袋上又摸又拍。大幕刚拉上，何小曼就倒下了。

当夜我们奉团长的命令轮流值夜，保障何小曼随时有水喝，随时上厕所，发生危险随时得到急救。团长说保障何小曼就是保障我们整个演出。看看小曼的演出引起了怎样的感动？宣传效果多大？继续保障何小曼的“轻伤不下火线”形象，就是继续传播军委首长对骑兵们的抚恤和关怀。

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