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芳华》——作者：严歌苓

文如玉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量出三十九度七来了，证明温度计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喏，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狗日的知青都聪明的很！只要能病退回城，啥子发明想不出来哟？！”

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情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儿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实地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文如玉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儿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儿。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了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在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传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急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原。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方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的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影响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根据我后来跟小曼的谈话，我认为小曼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她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受够了郝淑雯、林丁丁。对丁丁，她简直是敌对的。她也受够了在大集体舞里凑数。那年小曼将近二十三岁，由于刘峰的离开，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渐渐地，厌倦化为悲哀。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她的悲哀，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或是放养了十年军马的知青们，无论是刘峰还是她自己，甚至我们每一个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使她看到的，就是她亲父亲曾写的一句戏词“长郊猎罢烹鹰犬”，于是她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杨老师的青睐，实在是迟到的，迟到太久。小战士独舞？对不起，跳不了。当郝淑雯到服装组去传达杨老师厚赏时，她心里是那样一片惨淡。我这才想起，小曼毕竟是个文人的女儿，她那因悲哀而死的文人父亲迟早会在她身上复活。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恨不动的常态心情。郝淑雯带着杨老师厚赏来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满怀悲哀的何小曼，一边织补舞蹈长袜一边在谋划放弃，放弃抗争，放弃我们这个“烹”了刘峰的集体。她的“发烧”苦肉计本来是抗演，是想以此掐灭自己死透的心里突然复燃的一朵希望。她站在舞台侧幕边，准备飞跃上场时，希望燃遍她的全身。她后来向我承认，是的，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那感觉真好啊。

一九九四年的何小曼对我承认，她到服装组织补袜子不是为了“进步”和“向组织靠拢”，她是为了躲我们。刘峰离开后，我们全体，是她最不想看见的人。

她也承认我猜对了，她就在侧幕边运气、起范儿的瞬间，又被希望腐蚀了。持续装病，是持续被希望腐蚀，人们是可以宠她的，夜里为她端茶端尿，白天为她端饭端水，看来她有希望跟所有人回到同一海拔。七天时间，她被希望腐蚀得那么彻底，真以为她的转机来了。然而在第八天，团长在巡回演出总结会上对我们大家说，今天的会也是个欢送会，何小曼同志很快要下基层锻炼去了，大家欢送她吧，祝她在下一个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小曼在抛弃我们所有人之前，还是被我们先下手为强地抛弃了。她心知肚明，团长多么铁腕地处理了她的苦肉计。处理了她，也就切断了对他配合苦肉计的责任追究。小曼走了，女兵们少了一个讲坏话的话题，尽管林丁丁说谢天谢地，再也不用看见她用那么小一块毛巾洗澡，面孔擦擦，屁股也擦擦了。有关小曼的坏话还够消费一阵：何小曼能不发出那么大馊味儿吗？一个头长了丁丁三个头的头发！长那么多头发是怎么回事知道吗？是返祖！谁仔细看过她的眉毛，仔细看是跟头发长一块儿的！看见她身上的汗毛没有？就是个毛人！难怪她出起汗来吓死人，泡菜泡藠头泡大蒜的味道，都跟着汗冒出来，所以她一出汗就馊！……

小曼走了一年了，我们对她的歧视、迫害还在缺席进行，直到前线爆发战事，有关她的坏话才归于沉寂。

文如玉

刘峰伤好之后，谢绝了一切英模会的邀请。早在二十岁的时候，他把一辈子的英模会都开完了。他早就完成了做英模的份额，超额的一大堆英名都在林丁丁那里一笔勾销。他早看穿英名是不作数的，不能用来兑换真情和幸福的。至于他怎样受伤，怎样差点儿送命，他跟谁都不想说。

他的伤虽然在小臂上，但弹片炸穿了动脉血管，他用绷带扎紧伤口止血，可仍然不能完全止住。对救护车的期盼和等待是他那一生最长最苦的等待，比等待林丁丁入党，等待她的预备期通过之后好向她求爱更长更苦。救护车始终没被等来，等来的是一辆运送给养弹药的卡车。假如不是驾驶员迷路，没人会发现昏迷在路边草丛里的刘峰。

驾驶员先看见的是地上蠕动的一道赭红，三寸宽，再细看，驾驶员头发全立起来：那道赭红居然是由密密匝匝的红蚁组成，千百万红蚁正十万火急地向路边草丛挺进。接下去，驾驶员便发现了被红蚁覆盖的一具人体。人还活着，军装四个兜，还是个当官的，军帽里子上写着“名字：刘峰。血型：A”。是这个叫刘峰的人的残肢引起了红蚁总动员，伤口不断涌出的血引起红蚁横跨公路的大迁移。驾驶员再往山坡上看，另一路红蚁也在喜洋洋地不断拥来；整个红蚁王国都搬迁来了。路面上一个巨大的弹坑里积蓄着清晨的雨水，驾驶员把刘峰拖到弹坑里，三四尺深的水面上很快漂起厚厚一层红蚁。刘峰同时也被冷水激醒。

驾驶员告诉刘峰，他已经失血过多，再不及时止血命就没了。这是个典型的汽车兵，冲锋枪拍打着屁股，一开口便咋呼，从打开的军装领口露出半个胸脯。刘峰说不出话来，太冷了，过度失血和弹坑的冷水让他牙关松不开。知道野战医院包扎所的帐篷在哪儿吗？刘峰点点头，他送过排里好几个伤员去那里。刘峰的点头，实际上就是眨了眨眼皮。亚热带的早春使刘峰经历了最严酷的寒冷，山东老家的冬天也没把他冷成这样。驾驶员把他搬进驾驶舱，用自己的急救包给他再次包扎一番，不久新绷带还是被血泡了。驾驶员问他能不能指路，卡车会尽快把他拉到包扎所。他又点点头。这次好了点儿，体温和力气回来了一些。驾驶员一面启动卡车，一面咋咋呼呼地说话，他怕伤员再次昏迷，那就很难再醒过来。从驾驶员的咋呼里，刘峰明白他是运送弹药和给养给××团。正配合兄弟部队打穿插的××团弹尽粮绝，进攻撤退都不可能，被迫退到一个煤矿里。

这是个三岔路口，驾驶员问刘峰，哪条路通往包扎所。刘峰下巴向左边一歪。驾驶员问他，路有多远，刘峰说不远，最多五公里。驾驶舱的温度和驾驶员的咋呼使刘峰松开了咬紧的牙关。路面上净是水洼，卡车走得乘风破浪，每一次颠簸，驾驶员就是一句“日你先人”。五公里路走得像五十公里，到了目的地，驾驶员看见一座十多米高的煤山和一个半塌矿井口。驾驶员跳出驾驶舱就破口大叫：“担架员！护士！抬人喽！”

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都瞪着他。

驾驶员又叫：“狗日医生呢？人都要死球了，咋不动呢？！”

此刻士兵们回答了：“哪来的护士医生？这是××团部××营部！”

“你们就是××营？！”

士兵们七嘴八舌，说他们一直在等汽车连送弹药给养，吃完最后一块压缩干粮是四十几个小时前了，从嗓子到肠子都让煤坑的水给喝黑了！

教导员上来，问驾驶员怎么了，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驾驶员傻了，拇指戳了戳身后的驾驶舱，说那个叫刘峰的家伙带路把他带到这里的，本来他让刘峰带路去包扎所的，看来带对了地方，不过也带错了地方，现在再往包扎所赶，不晓得赶得赢不。驾驶员催促士兵们赶紧卸弹药箱和压缩饼干，卡车还要抓紧时间送伤员到包扎所急救，不然他还真要血流干死个球的！他一边跟士兵们咋呼他今天如何见了鬼，先是红蚂蚁带路，把他带到伤员跟前，伤员本来该带路去包扎所，歪打正着地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卸货的士兵们往驾驶舱里一看，其中一个认出里面垂死的伤号，说：“好像是工兵营的！”

教导员认识刘峰，证实说，是工兵营一连三排排副。教导员拍着车窗玻璃呼唤：“老刘！老刘！”

“老刘”是对基层部队干部间的尊称。伤员毫无反应，被晒得黝黑的脸仍然光洁，看上去不到二十岁，印堂和颧骨浮着不祥的灰白，眼皮几乎透明，像将死的禽类。

教导员明白，这个姓刘的排副是活不成了，他用他救助自己生命最关键的几十分钟故意给驾驶员“带错了路”，现在弹药给养是送到了地方，但去包扎所来不及了。于是教导员带领全营士兵给昏死的刘峰敬了个礼。

文如玉

我不知道当时刘峰那么做是不是不想活了。用他的命带路，必要，似乎也不必要。刘峰等候救护车的岔路口离包扎所不到七公里，假如驾驶员先把他送进急救帐篷，再掉头给××团送弹药给养区别也就是三四十分钟，几百个弹尽粮绝的军人无非延长三四十分钟的弹尽粮绝。没错，那三四十分钟里，有遭遇敌人袭击的可能，也有太平无事的可能。事后看，确实太平无事；××团的无线电被炸毁，稀里糊涂脱离了作战，此后的两天都没有被卷入战事。我也不知道，刘峰选择冒死帮驾驶员送给养弹药，是他高贵人格所致，还是想创造一个英雄故事。也许他跟何小曼一样，潜意识里也存在着求死的愿望。这个秘密愿望是在林丁丁叫喊“救命啊”的刹那开始萌生。也许晚一些，那念头萌生在我们全体对他反目的时候。

本来郝淑雯要林丁丁保证，绝不出卖刘峰，但到了后来，刘峰反正已经落水，不参加人群痛打他几下说不过去，会得罪多数。所以郝淑雯也参加了痛打刘峰的集体。本来嘛，集体痛打个什么，人也好，狗也好，都是一种宣泄，也都是一种狂欢。

刘峰在那个卡车驾驶员发疯一样开着车往包扎所赶的时候，心里是狠狠的，赶吧，赶不及了，你赶不过我动脉漏出的血。卡车被开进一个个弹坑水洼，泥水溅到两侧车门的玻璃上，刘峰被惊醒。驾驶员见他醒来，咋呼带出哭腔：“你个舅子！你诓老子！你不想活，你莫要死在老子的车上嘛！”刘峰露出得逞的微笑：这就是他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最终不得不歌唱它，不自禁地在歌唱时想到他，想到他的死跟她是有关系的，有着细细一根纤毫的关系，但她脱离不了那关系。夏夜，那一记触摸，就是他二十六岁一生的全部情史，你还叫“救命”?最终送命的是我。在卡车狂奔发出快散架的声音中，他称心如意地看着泥浆在玻璃上溅着礼花。

他的生命将要谱写的这个英雄故事，以及这故事将要谱写的英雄颂歌，让所有痛斥他的人都会高唱。你们翻脸翻得真快呀，昨天还那么拥戴我，在选举雷锋标兵的会上，之间一片片齐刷刷的手臂竖起的青纱帐，眨眼间就是一片齐刷刷的拳头：“刘峰，表面上雷锋，思想是个垃圾堆！”我用死来让你们亏欠，让你们负罪。让你们跟林丁丁一样，心底最深处明白，这一笔命债是怎么欠下的。刘峰想到这里，看着被泥浆彻底弄浑的玻璃窗，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

刘峰被送到包扎所已经是深度昏迷。驾驶员此刻对刘峰已经形成英雄崇拜情结，为他献出300CC的O型热血。刘峰的事迹是从驾驶员口中传出的。正好军区一个记者在这个包扎所采访，就把事迹写成了报道，叫作《与生命逆行》。

那篇报道和何小曼的报道前后脚见报。我当时还是这行的新手，看了这两篇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说不出所以然。我遗憾那两篇报道不是我写的，我想我会写得真实一些，脱离我军英雄故事的套路强调远一些，说的话更像人话，行为也更人类一些。。无论如何，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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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英雄事迹的写法多少要对何小曼突发的精神疾病负责。何小曼在一篇五千字的报告文学里是这么个形象：柔弱而倔强，坚忍而充满理想主义，一副瘦削的铁肩膀把一个重伤员背了十几公里路，背过山谷河滩，背过蛇蝎横行的丛林，背过敌人出没的村落，从死亡边缘背回人间。何小曼读到这篇报道时不相信那个女主人公是自己。她把经过回想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跟报道不是一回事。

大致是这样一个经过：她和另外一个年轻的男护理员搭乘一辆运输烈士尸体的卡车回包扎所，卡车误入雷区，车被炸毁，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当场牺牲，那个同行的男护理员腿部负伤，她搀扶他步行十多里地，途中碰到一个纪录片摄制组，用装载摄制设备的车把他们送回了野战医院。何小曼在搀扶男护理员行军的途中，他过度疲劳，走不动了，可是又不敢停留，她确实背过他一小段路，而不是报道里写的那样：背着受伤的战友跋山涉水。那战友十七八岁，典型的四川山民，瘦小结实，怎么也超过一百斤，毙了她她也不可能背着他强行军十几里！有那么一段路程，她用裹尸布缠住他，一头用绳子系在自己腰上匍匐前进，布很快磨得褴褛不堪，她哭着求他跟她一块儿爬，最后他们沿着公路的草丛爬行了一两里地，遇上了摄制组的车。

何小曼也认不出报纸上的照片：一个穿着护士白衣的女兵坐在树根上，背后的晾衣绳上飘着若干洁白的床单，夕阳照在她年轻的脸蛋儿上，她手指尖捏着一枝野花，花瓣似乎挠痒了她的嘴唇。照片上的女护士是好看，好看得跟一首诗似的，那种让人一念就肉麻的诗。照片旁边的一行字为：“战地天使何小曼”。报道刊登后的第二天，她清晨上早班，刚出门就被门对面两棵树上拴着的一条横幅吓回去了。横幅上的大字为：“响应军区号召，掀起向何小曼同志学习的热潮！”

她退回门内，感觉像遭了伏击。她四岁那年父亲出门，也是看到一条横幅，赶紧退回家门的。那是相反的总动员，动员人们起来打倒身为右倾分子的父亲。他只是睡一夜觉的工夫，人们全动员起来，联合起来，将他打倒了：他好端端地睡觉做梦，人们在外面拉出标语用“右倾”二字伏击了他。小曼跟父亲一样，轻轻把窗打开一条缝儿，想看看“伏击”她的横幅标语是不是还在那儿，是不是自己刚才看花了眼。确实在那儿，大红底子，金黄大字。她关上窗，真的，她好端端地睡觉，也是让人伏击了。荣誉不能伏击一个人吗？她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出门？早班正等着她去上呢，可是见了人该说什么，该拿出什么姿态和神态？一个被众人“学习”的人该是什么样子？

十分钟后，正在扫院子和跑操的年轻护理员们看见的何护士，跟昨天是不一样的：黑色半高跟皮鞋，白底带天蓝点点的衬衫，蓝色军服裙刚达到膝盖上。头发最精彩，在脑后堆了一个丰厚的大发髻，把后脑勺和脖子的线条拉长了，山沟里的人用他们的褒义词形容这头发：洋气。门口的横幅大标语把小曼吓回去之后，她用于抵御的方法就是把自己装扮起来。标语上的何小曼似乎不是她，跟报纸上的大照片中那个“天使”一样，是另一个人，她的一番装扮，似乎在往那个人靠拢。她花了十多分钟收拾她的头发，那曾经被弟弟揪被叫作“屎橛子”的粗黑头发；她把那一堆浓厚得曾令我们质疑的头发在脑后盘起，又在脸上擦一层极薄的粉，再把嘴唇点上一层谁也察觉不出的颜色，然后她瞪着脸盆架上的小镜子，看里面的面孔是不是像那另一个人，是不是跟报纸上的照片靠近了些。接下去是选择服装：她一共两件便衣衬衫，一件纯白色，一件带蓝点儿。带蓝点儿那件是跟丈夫结婚时买的，结婚合影里她穿的就是它。结婚合影里的她也不像她，像天下所有为嫁人而嫁人的新娘，一生过到头才发现，就在结婚照上鲜亮过幸福过。她的半高跟丁字形黑皮鞋也是结婚照的行头，穿上它们她就一米六〇了，总不能让向你学习的人失望。报纸照片上的“天使”何小曼虽是坐着，但两条腿摆成了舞姿，显得十分修长，于是整个人看上去就高挑许多，起码一米六五，虽不及郝淑雯，但至少跟林丁丁一般高矮。她把军服裙的裙腰往上提了一截儿，裙摆下的腿露得多一些，她深知自己就这双腿最值得招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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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何小曼救了那个男护理员，包扎所宣传股就预感到，不起眼的何护士将是块做英雄文章的好材料，必须把何护士保护起来，不能再把她留在前线。就这样，刚参加了一个礼拜战争的何小曼被送回了川滇交界山沟里的医院院部。说起来，何小曼拯救战友的事迹比她人先到达，等她从火车上下来，政治部主任已经带着两名军区报纸的记者来迎接她了。

她一路小跑，大叶桉树夹出的甬道两边，全拉起红底金字的横幅大标语，标语上全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前面全是赞美词儿：英雄护士，救死扶伤的天使，白求恩式的白衣战士……她越走越急，被子弹追着似的，幸亏院部的人跟她不熟，一时还没有把她的模样和名字对上号。她觉得心脏在喉咙口跳，在太阳穴上跳，手指尖，眼皮上，睫毛尖到处传导着心脏的跳动。父亲曾经在白底黑字的标语丛中，也是这样跑，被子弹追着一样。她跑到护士值班室门口，推开门便说：“对不起，我迟到了！”

护士值班室坐了五六个人，见了她一起从凳子椅子上站起来。她又遭到了伏击。人们伸出双手跟她握手。她还是那句话，对不起，迟到了。五六个人都说不迟不迟，我们都在等你。

她想，怎么不迟呢？她当了两年护士，从来没迟到过一分钟。现在迟了二十分钟了，让夜班护士替她多值了二十分钟的班，头上的发髻，脚上的半高跟，脸上的薄粉，身上的衬衫，她生怕他们看出来，那迟到的二十分钟被她用去做什么了。五六个人中的一个是医院政治部的，就是几天前到火车站迎接她的年轻政治部主任。

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向她介绍另外几个来客，都是省里新闻单位的，希望能邀请何护士到省里的学校和机关去做报告。何小曼感觉每个人的目光都过分的亮，都在给她打追光，而她却拼命地在想台词。她大概是说了句什么词儿，因为五六个人马上都做出反应，说她“太谦虚”。年轻的主任叫她小何，说：小何今天就不上班了，啊？回去准备准备吧，啊？明天一早的火车，成昆特快。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官腔够老成。等到省里来的人离开，主任从口袋里摸出一沓稿纸塞在她手里：“这是做报告的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了，提词儿的来了。

何小曼用了一整天时间排练稿纸上的台词。稿子是有关她在“背着受重伤的战友向着生命的岸爬去”时的心理活动，说她多少次地动摇，绝望，恐惧，有那么一刹那，自私和贪生的闪念出现了，她甚至想到一个人逃生，但看着战友的无助，听见他因伤痛而发出的呻吟，她战胜了那个自私贪生的自我。这稿子，只能当台词念。

战斗英雄报告团中，只有何小曼一个女兵，真正的一颗掌上明珠。她和所有报告团成员一样，军装的前胸没一块地方空着，军功章、纪念章，还有一朵比她脸盘还大的丝绸光荣花。所有英雄都被打扮得可以坐进花轿。

火车站的高音喇叭在唱《再见吧妈妈》，火车车厢里还是《再见吧妈妈》，到了成都大马路上，听的看的呼吸的都是《再见吧妈妈》。何小曼上前线之前没跟妈妈再见，她跟妈妈最后一次说再见是一年前的长途电话上。长途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叫她为继父买一种藏药。那次“再见！妈妈”之后，她决心再也不见了。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

对出征的战士，母亲象征了太多太多。空气里全是《再见吧妈妈》的歌声，我想象小曼的心是如何的空，那是母亲的位置空出来之后的空。戴着大红光荣花的小曼，坐在战斗英雄的主席台上，她是否恍若隔世地想起我们那段朝夕相处的青春？是否想起我们共有的那些不上台面的小毛病？女兵们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地吃零食，或者是零食大会餐，各自把五湖四海的零食集中起来，很少有人请何小曼的客。小曼之所以把馒头掰成小块儿，用纸包起来，一点点地吃，是因为那样她就也有零食吃了。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

谁会悄悄流泪？小曼有的是让女儿悄悄流泪的母亲。

文如玉

小曼在接受少先队员鲜花，接受全国老百姓赠送的成堆的糖果糕点牛肉干时，是否想起那特有的食品包装的窸窸窣窣？那时她听见同屋女兵抽屉里响起塑料袋或油纸包的声音，就会赶紧回避，拿起暖壶装着出去打水，或者端起脸盆假装出去洗衣服。她怕别人相互请客吃零食不请她，却也更怕请她，因为她没法回请。成都恶劣的副食在全国是很有名气的，所有女兵都指望后方的家长们建立由北京、上海至成都的零食运输线，通过邮局和列车上的熟人，抑或出差探亲的战友来保障运输通畅。小曼想到一个办法：从她这一头起始来建立这条运输线。一次乐队指挥去上海抄总谱，何小曼花了半年的薪金节余，买了条西藏出品的毛毯，托指挥带给她母亲。她相信母亲收到毛毯会跟她礼尚往来的，会托指挥带些回赠给她，这条运输线就算开始通行，以后也会一直运营下去了。乐队指挥从上海回来，何小曼得到的就是一封信，母亲在信上为女儿的孝心感动，孝心领了，但提醒她西藏的毛纺品到底粗了点，以后不要再上当了。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

假设这嘱咐是儿子向母亲发出的，被嘱咐的一定是亲妈，嫁给继父的母亲就不再是亲妈。母亲也许会悄悄流泪，但同时庆幸不必再把小曼牵挂。小曼远行三千里，母亲为她梳了那样难以拆散的发辫，就是把所有牵挂一劳永逸地给予了，从此可以释怀。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

什么伦理？什么逻辑？假如茶花盛开就意味着儿子没了，亲妈们宁愿天下没有山茶树！

歌里的儿子无比抒情浪漫，向亲妈做善后交代：“啊……啊……啊……啊……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

假如小曼在拖着那个男护理员回包扎所的途中光荣了，换成山茶花陪伴母亲，母亲答应吗？也许母亲宁可山茶花陪伴；少了小曼，母亲的家庭便完整了；老革命丈夫，儿女双全，山茶花替代了小曼，无语无欲地陪伴，点缀装点地陪伴，母亲的心从此解放了，自由了，不需要再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来回变形了。啊……啊……啊……啊……再见吧妈！有没有山茶花陪伴，小曼反正是早已再见了妈妈。

应该说年轻的政治部主任颇有才华，把战地天使的心理活动杜撰得催人泪下，坐在大礼堂里的中学生们哭了。坐在最前排的几个女孩哭得呜呜的。小曼是不会哭的，有人疼的女孩子才会哭。她在跟母亲单方面永别时都没有一颗泪珠。她合上演讲稿，也合上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杨花似雪的春天下午，她收到母亲的信，说有个叔叔将到成都出差，她请他为小曼带了些上海的零食。小曼在大门口从叔叔手里接过一个大网兜时眼泪几乎流下来，那是她替母亲屈出来的眼泪，她错怪了母亲而母亲不计较她，她为此而生出泪来。她是怎样跑回宿舍的？她是怎样在跑回宿舍的沿途邀请每一个人的？“来吃吧！我妈给我带好吃的来了！”


女兵们出于好奇，朝她正在拆散的纸包里张望，最后看见的是一堆小袋包装的盐津枣，用切碎的橘子皮腌制晒干，不雅别号叫“鼻屎”，两分钱一袋，那一堆一百袋是不止的，一粒一粒地吃，母爱可以品味到母亲辞世。那么大个网兜还装着什么？一个塑料油桶，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沓全国粮票。母亲听说四川黑市活跃，全国粮票可以换到炒菜油，她要女儿替她做一次黑市交易。小曼看着堆成一座小山的盐津枣，才明白如此廉价的零食也是不能白吃的，这是母亲给她做黑市交易的报酬。

那一次我们所有人收起了刻薄，在小曼可怜巴巴邀请我们分享盐津枣时，都上去拿了一袋。小曼还是满足了母亲，粮票换菜油成交了。那个叔叔来取菜油的那天，小曼委托同屋的女兵代交，自己假托去门诊部做腰部理疗。实际上她哪里也没去，就站在公共厕所里，从砖头垒砌的空隙看到叔叔拎着满满一桶菜油，以那种圆满完成任务的轻快脚步走过去。

文如玉

那以后，我们记忆里的何小曼更沉默，更溜边，不再像过去那样，当我们提起母亲时她会突然兴奋，会把她母亲吹嘘成一个大明星：她母亲在时髦的上海人里风头也是足的，一件黑丝绒西装，一根雪白纱巾，走在马路上，没有人不看的！那件黑丝绒西装多少次给邻居借去做样子，裁剪出来，穿在她们身上就是不对，没有她母亲的腰身啊！

为了让大家信服，她还会拿出一张一寸小照片，是两个女人的合影，小曼指着上下两张从画框外斜着伸进画面的脸蛋让大家猜，哪个是她母亲。没等人开始猜，她便咯咯地笑着说，两个都是，她母亲年轻时，上海照相馆里时兴过这种噱头，一个人扮成两个人。背后我们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嘛，好像我们没见识过美人儿似的！

黑市交易成功，母亲对女儿的交易本领有了把握，紧接着给小曼打了个长途电话，派下来又一桩交易。母亲听说成都的少数民族商店卖一种藏药，可以滋补老年男性，但没有少数民族身份却买不来，小曼曾跟母亲说到过团里招收了一个藏族歌唱家，是否可以麻烦歌唱家，把她的少数民族身份证借用一下？小曼简短地告诉母亲，藏族歌唱家早回西藏了，试用期都没满就走了。母亲说：“真的？！怎么会呢？！”。

小曼懒得跟她解释，藏族歌唱家因为受到美声发声训练而失去了原来的好嗓音，被团里退了兵。她只是说：“妈妈再见！”就挂了电话。她站在电话机旁边，手搭在话筒上，站了很久，为了让自己感受孤儿的独立自由、无牵无挂。二十多岁做孤儿，有点儿嫌晚，不过到底是做上了，感觉真好，有选择地做个孤儿，比没选择地做拖油瓶要好得多。

“假如我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

歌里的儿子不会懂得世上还有小曼这样的女儿，因为他无法想象世上会有她那样的母亲。

文如玉

一九七九年四月的这天，何小曼是太阳，四周簇拥着多少向日葵一般灿烂的年轻小脸！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年华吧？她带着母亲给她梳的两根“法国辫子”，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她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最后它们竟然拆不散，竟然只能被剪断。“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剪断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她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名，她的名字就剩了两个字：小曼。剪断了呀，她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须从属的自由？她笔下流动着“小曼”“小曼”“小曼”，父亲给予她的，她从母亲手里收回了，把不属于她的还给了母亲和继父，她不需要那个“何”字，何小曼？何为小曼？何人的小曼？小曼只能是她自己，是自己的。

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儿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曼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淋漓而下，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她小曼？只能是另一个人，看上去那么凉爽清冽。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沤馊了，馊得发臭。她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她，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

这天晚上，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她，递给她一封电报。被她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夜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落·霞·小·说] 想着一个问题：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了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她分明有了新名分，只不过是个不适合她、让她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早晨，她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她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

文如玉

我后来遇到刘峰，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就去了她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那时她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停！让他停！别唱了！”

所有跑操的人，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她。她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

“停！别唱了！”她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

服务员打开她的房门，讲稿被撕碎了，成了雪片，把她脚下的地板下白了。她对服务员说：“我不是战斗英雄，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

她一直咕哝这几句话，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说是从上海来，来看她的女儿何小曼。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右手拎一个网兜，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属的大饼干桶，一个大糖盒，都金光灿烂，在成都人看，光是空盒子空桶就价值连城。网兜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女人个子不高，不过被手里的辎重坠得更矮。服务员跟女人说，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插着门，谁也进不去。

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声。此房间朝南，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而怎么敲门，叫门，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

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对着门缝轻声呼唤：“小曼，开门啊，妈妈来看你了。”

门里有了点儿声音：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门内的人在转身，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

“曼曼！开门呀！”

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栓。

“曼曼！”

门开了，何小曼容光焕发，新军装新帽子，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她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明明活着，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

此刻她听见小曼诚恳地低语：“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

她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沿着走廊往前走，只有这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

她就那样下了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中年女人缓过神来，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她跟着奔跑下楼，网兜里的饼干桶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

何小曼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差点儿把她撞倒。首长的轿车不撞她就要撞围墙。何小曼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号，两手捂住眼睛。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大声呵斥：“疯了啊？往哪儿撞？！”

当看见小曼浑身的徽章、光荣花、彩带，是个女英雄，首长不吭气了。首长从轿车里下来，看出什么端倪来，问小曼：“小妮子，你怎么了？”

小曼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