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老八路

　　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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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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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我们困累到了极点，就轮流躺在牺牲的战士身旁打个瞌睡。
　　那天，朱德总司令在警卫员们的簇拥下，骑马路经我们这片战地救护场。“红军之父”端坐在马背上，久久巡视满身血污的卫生兵和伤兵，不忍离去。
　　从百丈关救护场撤下来，卫生队到天全县城附近休整。大家时常跑进城里闲逛，城中一条小街的店铺照常营业，百姓生活平静。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不停，天全城内外民宅山林铺盖厚厚的积雪。卫生队躲进简陋的木板民居，围拢在火盆旁取暖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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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全城外的四川老乡  

　　卫生队百余人驻进天全城外一湾山岰的两户民居，其中一户农民逃跑了，十几间砖瓦房里家具、炊具、粮食油盐应有尽有。三合院前有一块宽阔的晒谷场，四面水田，小山平缓起伏。看来天全这个地方比川陕苏区通南巴丰富得多。
　　没有逃跑的这户农民三代同堂，三十几口人挤在七八间草屋。老爷爷大约六七十岁，长长的白胡须。他有四个儿子，二个未出嫁的女儿，七八个孙子孙女。他们一家人惊恐地透过门板缝隙张望我们这群娃娃兵。
　　几天后，卫生队断粮了。总部联络参谋让我选四十多个强壮的小兵随他去兵站背粮。我们爬上江边的大山，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攀上山巅，脚下的一块块梯田，像一面面镜子。我们推门进了老乡的房子，屋子里空荡荡无一人一物。
　　联络参谋命令我们分头寻找粮食，准备午饭。在一所民宅侧后的一条山谷中，发现石崖下面有个山洞。洞里堆满了老百姓坚壁的物品：木桶、澡盆、粪桶、铁锅、铁锄、棉被、衣服。一卷破竹蔑席里鼓鼓囊囊不知包裹什么东西。我拽开竹席，原来是半片猪肉，黑黑的猪毛都没有刮掉。
　　我捡了一件半新旧布褂子穿在身上，其他人各取所需。然后抬着猪肉，拎着菜刀，返回报功。联络参谋好高兴，用菜刀把猪肉分解了四十多快，每人一块。大家用细竹杆串起猪肉，架在篝火上烘烤。猪肉滋滋地淌油，有浓浓的烤肉香气。这家房前有一块旱地，种满了萝卜。拳头大小的萝卜，上青下白，又甜又脆，赛过鸭梨！吃过烤猪肉和甜萝卜，众人增添了力气，来到兵站，每人量力报数，有人背30斤米，有人背40斤米，按原路返回驻地。
　　慢慢地，我们与房东一家人熟悉了，他们解除了恐惧戒备的心理，老爷爷的几个儿子时常来与我们聊天。
　　“我们的保长啊，民团团长啊，三天五天到我们家里讲你们的许多坏话，‘红棒佬儿’怎么怎么不好，杀人放火、抢东西、强奸妇女，所以我们这里比较富裕的一些人家都逃跑了。”
　　他们问我：“你们当红军，是自愿啊还是拉兵抓来的？”
　　我说：“当红军都是自愿，我们不拉兵！”
　　“我家四个兄弟都被国民党拉了兵，我们一听说军队要离开四川，就逃回家了。”
　　“我们家贫穷啊，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下田劳动啊，一大家子人，全靠一点点稻田活命，年景好，将够吃够用，一家人勉勉强强过得去。年景不好，活命艰难啊。”
　　“有一年，一年没下雨，颗粒无收，这一年悲惨啊，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三五人一路去雅安、成都讨饭，老奶奶还是活活饿死了。讨饭的路上冻得要死，赤脚丫子踩到冰凌喳儿，脚掌板划破了，多受罪呀！”
　　“你们红军讲‘打土豪分田地’，我明白了红军是向着穷人的，是为劳苦百姓打仗的军队！我盼望红军把田地分给我家，我家会好好种地，勤勤恳恳地为红军种粮食。”
　　“你看旁边那一家，比我家田多，种田要雇人；在街上还有两个铺子，听说红军来，他们全家都逃跑了。我家没有钱呀，跑出去怎么活命呀？又不能背着稻谷跑呀！我们没有逃跑算对了。红军是好人呀，你们不抢东西，也不强奸妇女，不干‘棒佬儿’那样的坏事。”
　　我们卫生队在这农家住了一个冬天，与房东一家很亲热了，向丹巴撤退的那天，老爷爷率领一家人陪伴我们走了很远一段路，他张扬手臂呼唤：“你们要再回来呀，还到我们家里住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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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猴劫俘女红军传闻  

　　我们卫生队从天全撤退，去宝兴这一段路翻越几架高山，沿着一条小河穿越原始森林。森林里无路可循，带路的猎人扛着杆土枪，腰间挂一把砍刀，不可行人之处他就抽出砍刀，猛砍一番，为我们开辟道路。这片森林，一块松树一块枫树一块柏树，界线分明。在山溪两旁，密密层层的野桃树，拳头大小的野桃挂满枝杈，问了领路的猎人，大家扑向桃树，摘了桃子，在溪水里洗一下，用嘴巴啃，野桃不甜不酸无滋无味。
　　突然，一群青黄毛色的猴子嘶嘶地呲牙咧嘴，出现在溪水对岸。猎人急忙取下火枪，大声招呼我们：“你们千万不要丢下呀！女娃娃要跟紧呦！这猴子会背人哪！”猴群百余只，黄毛红腚，体硕大如壮羊，双足竖立者高若人。大家神色惊慌，紧随猎人身后，赶紧离开桃树林。
　　夜晚，我们在森林中宽阔一些的空地，燃起篝火，取暖防身。大家围绕在猎人身旁，听他讲猴子俘人的事情。
　　“去年，还是你们红军从这里路过，我也带路，这猴子把一个落后的女红军背到山洞里去了。夜晚，红军点名，说少了一个女红军，问我能不能去找，我说山高林密，天黑路险，找也找不回来了，她能回来就算命大，她回不来，命该如此。红军说我迷信，没有强迫我去寻找。”
　　“今年过年吧，我和二个人一起去打猎，走到那山崖边，听见有人的一点点声音，一只大猴看守在洞口，不让我们靠近，我记起去年走失的那个女人，就开了枪，把猴子打跑了。放一个人守在洞外，我和另一个人进了山洞。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坐在树叶堆里，衣服都让猴子撕光了，身子也抓破了。这女人说话有气无力：‘你们怎么来这里啦？’她穿上我俩脱下的衣服，也站不起来，让我们架扶着，弄回家了，喝水吃饭，住了一二个月，说话也清楚了。这次红军又回来，在你们这一批前面的红军把这个女人接走了……”
　　次日行军，女娃娃都集中到前队，紧跟猎人向导，男孩子手持木棍随后掩护。不久，猴群又出现了，他们也把木棍扛在肩上，模仿我们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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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藏民阻击  

　　从天全县撤退，我们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铁索桥，又回到丹巴。
　　卫生队和红军总部一起离开丹巴，向西行军，翻过一道山岭，走下沟谷，一条小河水势湍急，雪白的浪花此起彼伏。忽然，河对岸的山坡上打响了枪声，子弹从头顶上嘶嘶地飞过，红军队伍中的男女老幼都躲蔽到岩石后面。
　　突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起身，迎着枪声，无所畏惧地向河边走去，他的举动让大家震惊，众人齐声呼喊：“快回来！”“快趴下！”随着一阵枪声，小红军一头跌倒在河滩上。
　　通司用藏语喊话：“他们是红军，他们要北上抗日！”
　　对岸山坡传来藏胞的回话，通司翻译给朱德总司令：“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的红军，上次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把我们的牛羊都赶跑了，你们这次来还要赶我们的牛羊！”
　　我正巧趴在朱德总司令的身后，听他对通司说：“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们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通司又喊了几句，对岸枪声又响起，也喊了几句藏语，通司翻译：“我们不相信你们是红军，我们就不能叫你们再赶我们的牛羊。”
　　傅钟在一旁急切地说：“让部队上去吧，消灭他们！”
　　朱德说：“最好不要放枪，让部队从侧面迂回过去，能吓跑他们最好！”
　　双方隔河相持一个上午，一会儿喊话，一会儿放枪。朱德又让通司喊话：“你们一定不让我们红军走过去，我们就过河与你们谈判，与你们讲和，不动武力。”
　　对岸的藏胞最后喊过话：“要是真红军，我们就不打了。”很长一段时间，藏胞不打枪了，红军试探着行动，在藏民的枪口下，顺河而下。
　　山脚下的河岸边，傅连暲守在那个牺牲的小红军身旁，不远处，一匹白马头部中弹，一群战士用刺刀分割马肉。傅连暲一天之内没了马匹和勤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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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总司令草地捉鱼  

　　我们卫生队紧随方面军总部行军。夜幕下的草原，篝火漫无边际，在前方有一盏马灯，朱德总司令的身影在马灯前晃动，不时传来他的四川口音。
　　踏上旱草地，平缓丘陵有平缓的小河，一群群灰黑色浑圆细长的鱼儿，在河水中游来游去。
　　朱德总司令带领警卫员们抬着一架蚊帐，下河捕鱼。警卫员们把蚊帐慢慢铺在河底，然后拽住四角，朱总司令站在河岸上，挥舞木棍驱赶水中鱼儿，看见鱼群游到蚊帐上，急令“起网！”不料“渔网”的网眼太小，鱼儿随着蚊帐上哗哗流淌的河水逃得无影无踪。我们这群旁观的“娃娃兵”轰地一声都笑了。朱德急得在河边团团转，又喊：“你们几个‘背时锤子’怎么搞的嘛！”后来他听从旁人的建议，指挥警卫员拖着蚊帐把鱼儿赶到一个小河岔，用泥土堆成拦水坝，再把水掏干，鲜活的鱼儿在河底挣扎蹦跳，朱总司令高兴地说：“我发财啦，我发财啦！这是谁想的办法，给他记功，记大功。我们明天如果还走这个道，还抓鱼呀！”。
　　晚饭时，我们的野菜汤里多了几条鱼，伙伴们都明白，这鱼儿是朱德总司令送来的。
　　每天吃饭时，各班围坐在一起，每人从干粮袋中掏出一把青稞面，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快走出草地了，草原上随处可见一堆一堆的白骨、枪械、马鞍和马灯，令人心惊胆颤，这是去年中央红军仓促通过草地饿死的烈士遗骨和遗物。
　　渡过了一条浑黄的大河，伙伴们困累饥饿至极，干粮袋已经干瘪，吃什么呢？四周除了荒草就是成堆的白骨，还有天空上一群群飞鸟儿。地上的荒草白骨不能吃，天上的鸟儿吃不到，炊事班的大哥大姐对我说：“李队长，我们只好杀牦牛了，才能救同志们的命！”
　　在藏族通司的指点下，用绳子捆住牦牛的蹄子，通司手握匕首，飞快地扎进牦牛的脖颈，鲜红的血喷射出来。通司熟练地剥下牦牛皮，砍下牛头掏出肚肠。这边支起了行军锅，用牦牛运的干柴烧开水，牦牛肉在沸水里煮了几个滚开，通司说可以吃了。每人分了拳头大小一块牦牛肉。牦牛肉吃到口中酥烂纯香。这救命的牦牛肉千金难买啊！
　　大家又分喝了煮肉的汤水，觉得有了力气，剩下的生牛肉肚肠牛头运走，牦牛皮被一群守候许久的红军战士讨走，他们千谢万谢了，赶紧架锅去煮牛皮。
　　一头牦牛，全队人吃了一天，走了几十里路。第二天，我们又宰杀了一头牦牛。临出发时，帐篷也不拆了，拆了也没有牦牛搬运。走上一处高坡，回头望去，两架帐篷孤零零在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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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牺牲了两个小伙伴  

　　终于走出草地，全队没用饿死一个人，每人都饿得两只眼睛发绿。看见草原上出现浅浅的车辙，远方的丘陵上冒起人烟，土道旁摆放着几个捆好的柴草，远远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三将民房。有人家啦！伙伴们互相用兴奋的眼神交流彼此的心情，从心底里升起一股重返人间的感觉，此时，我们已经没用了欢呼的力气。傍晚，我们在一座散布几十间土房的村落宿营。用银元买了麦粒，老乡彻夜推磨，为红军磨面粉。晚饭，我们吃麦面疙瘩汤，一人一碗，不许多喝。
　　好久没用看见讲汉语的老百姓了，大家围住老乡跟他说话，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村里有多少人啊，问他多大年纪了，问村子里有没用土豪啊，问东问西说个不停。老乡听着似懂非懂，支支吾吾答应着，他们大约感到我们这群娃娃精神有毛病。
　　走出草地，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三番五次传命，不许我们猛吃猛喝，小米粥只许喝一碗，馒头只许吃一只，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
　　这天的晚饭，一人一只小馒头，一碗羊肉烩苤蓝。饭后，各自在老乡的土炕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整队行军，有个班长来向我报告，他们班上死了两个人。这两个娃儿十三四岁，年纪小，不听话，白天的馒头羊肉 没有吃够，夜晚偷偷跑到炊事班的厨房又饱吃了一顿。连日行军，大家疲劳极了，睡得很死，这两个娃娃无声无息的活活胀死了。
　　我带领全队的伙伴去告别，他俩躺在门板上，破烂的衣裳遮盖不住鼓胀的肚子，肚皮圆圆的泛着青光。大家神情悲戚。我说了一句：“他俩跟着我们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到这里不听上级的命令，多吃饭被胀死，死得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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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进青海班玛草原发军饷  
　　部队离开岷县又返回漳县。
　　走出草地，上了黄土高原，未及喘息，我们又随红军部队忽然向西行军。
　　天空阴霾重重，细雨夹合雪粒子绵绵不绝，全军上下人人湿衣裹身。愈向西行，青草愈加矮小枯黄。伴随行军的红军战士们毫无顾忌的议论纷纷。
　　“我们往西干啥去嘛？不去北上抗日啦！”
　　“再往西走，我们都成了西天取经的和尚了！”
　　“听连长说，我们要从这里去新疆。”
　　“去新疆干啥嘛？”
　　“新疆靠近苏联，我们去打通苏联的国际路线。”
　　“那我们可要出国了！”
　　“出国怕啥，反正有饭吃。”
　　“听说苏联只有面包，没有大米……”
　　“饿不死你就行了呗，还想吃大米，哼！”
　　“这个鬼地方，想开小差也没处跑！”
　　“……”
　　每天冒雨行军，荒凉的草原上不见一个藏胞的身影，偶尔看见一两间孤零零的牛屎房子，部队的士气愈加低落，失去了嘻笑和说话。大家无精打采地迈动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草原愈加崎岖，地面密密麻麻凸起锅盖大小的草皮，草皮下面是两寸厚的冰凌，凸起的草皮就像一个大蘑菇。我们须更加费力地抬高腿脚，跨过眼前的“蘑菇”。
　　后来，部队在一个“大地方”停下，草原上有百八十间土房子。我跑去问一年长的红军，他冷冷地说：“我们到青海省啦，这里是班玛县！”。
　　卫生队在班玛住了三天，大家挤在房门前，默默地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雪，谁也不知道红军要走向何处。
　　天明，雨雪不停，屋外有人喊：“卫生队同志们，集合了！”大家跑出去，排好队列。几位红军首长和一头牦牛站在雨幕中。
　　一红军首长说：“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久呆了，用银元买牛羊很贵的，现在银洋也不多了。上级指示，剩下的银元，单位不集中带了，发给每个人带一块银元，不要丢了，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记了姓名，有账册的，将来需要集中的，你们再拿出来，集体使用。现在，每个战士发给一块银元，然后我们就出发，向回走，回四川去。我们北上抗日去！”小伙伴们依次走到牦牛驭子旁边，接过一枚银元。一共三种式样的银元，帆船、孙中山头像和“袁大头”，伙伴们互相掉换自己喜欢的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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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2月6日）
　　儿子：父亲，您讲红四方面军去过青海班玛，未见其他旁证。
　　父亲：那还有假？！
　　儿子：您是不是顺路绕了一个小弯，到青海班玛转了一下？
　　父亲：不是，不是，我们是按原路返回的，我们过草地就跟在朱老总身后，过了腊子口，到了岷县，我们又忽然往回走，一直走到了青海班玛，后来又回到漳岷二县……
　　儿子：父亲！你们怎么可能从岷县返回青海呢？您一定记错了！
　　父亲：哪里能错呢？在青海班玛，组织上发给我们一人一块银元，说留待急需时用。
　　儿子：去青海班玛时红军会师了吗？
　　父亲：还没有在会宁会师，是从漳县附近走的，翻了几座大山，过了黄河后，就是草地，走了很长一路草地。
　　儿子：您还过了黄河？！
　　父亲：过黄河两次。第二次回来，河窄了一半，水急浪高，木船飞快，一忽沉到水面下，一忽浮到浪头上，我们都吓坏了，女娃儿的脸都吓白了！
　　儿子：您是不是从阿坝去的青海，然后转回来再南下成都？
　　父亲：阿坝草原周围几百里，山坡平缓，藏胞的石头楼和喇嘛寺几乎一模一样，更令人迷惑的，走一天路，上午蹚过一条河，河水北往南流，下午再过一道河，河水又从南向北流，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嚷嚷，我们又走回来啦？
　　儿子：没有见文字记载红四方面军去了青海呀？
　　父亲：去青海一路可受了大罪了！整个长征最苦的一段，这个事我还能记错了？！天上连降雨雪，地上荒无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牦牛，在雨雪里走路浑身湿透了，晚上穿湿衣睡草地……反正我们红军千真万确地走到了青海班玛，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