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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灿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仅是曹魏政权的核心人物，也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呈现出慷慨悲惊的阳刚之气，形成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父子三人思想通脱，生活放荡，礼法观念淡薄，皆痴情于绝代佳人甄氏女，从而激发出错综复杂的纷争，为建安文坛增添了一段风流佳话。
甄氏女即曹丕的甄皇后，原名洛，又名元，常山有名的美女。甄后兄妹八人，她排行最小，端正沉静，全家人视为掌上明珠。据说，每当她睡在床上，家中人就像看到有人拿一件玉衣覆盖在她身上。她的体态像惊鸿那样的敏捷，像游龙那样的婉柔轻盈；她的容貌像秋菊春松那样光彩华美；她的肩如有意刻成，线条鲜明圆润；她的腰肢纤美有如束素；她的脖子长而美，她的肤质白皙，真可谓国色天香。
甄后知书达理，自幼爱好读书写字，表现出超群的才智。《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她：“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 :‘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甄后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连年饥荒，百姓死亡很多，很多人家卖掉金银珠玉等宝物，买粮活命。甄家世代官宦，大有储谷，便乘机买进不少金银财宝。十余岁的甄后不以此为然，就对母亲说：“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赈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家人见她言之有理，皆称善，即从她的主张。
甄后贤惠。其大哥早夭。她十四岁时二哥也去世，她对守寡的二嫂格外体贴尊重，经常帮助二嫂分担家务，抚养侄儿，慈爱甚笃。
其母性严，对待儿媳总是按照婆媳的老规矩办事。甄后数谏母：“兄不幸早终，嫂年少守节，顾留一子，以大义言之，待之当如妇，爱之宜为女。”其母听后感动得直掉眼泪，便令甄后与嫂为伴，寝息坐起常相随，恩爱益密。
甄后的美色与才智，很快传遍乡里，吸引了一些建安风流人物竞折腰。
建安初，冀州牧袁绍慕其美色，就纳其为二子袁熙妻。喜爱女色的一代英雄曹操也属意于甄氏。攻破邺城后，曹操即派人去捉。可是当时随军的曹丕已抢先闯入袁府，见甄氏颜色非凡，纳为夫人。曹操只好作罢。《世说新语·惑溺》篇记载了这件事：“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更有甚者，说曹操发起的赤壁之战，是为了夺取孙吴的大小乔。唐代杜牧《赤壁》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世说新语》记载乃是小说家言，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7)，铜雀台的落成是在建安十五年(210)，铜雀锁二乔从何说起呢？不可作为史料读之，不可信。这看似荒诞，却符合曹操的品性。曹操虽是一代枭雄，但难过美女关。他好色是出了名的，不论出身贵贱，不论婚否，什么“妇德”“贞操”全甩在一边。只要有美色，就不择手段地揽入怀抱。像秦宜禄之妻杜氏，何晏母尹氏，就是因为有美色而被曹操掠入宫的。为了得到貌美的张绣婶母，不顾后果，掳去做了自己的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在兵乱中被杀害。
甄氏大曹丕4岁，嫁于曹丕时年已21岁。但由于她姿色绝伦，还是深得曹丕宠爱的。曹丕作风放诞，不把她深藏内庭，而常让她在文士面前亮相，让大家共享美色。《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典略》云：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刘)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
曹丕让甄氏出来，是向客人夸耀自己得了一个绝世佳人，但由于刘桢的“性行不均”“少所拘忌”,他那仗气爱奇爱美的情怀驱使他心血来潮，在曹氏兄弟及文士面前“独平视”甄氏。就礼教言，是大不敬，故惹得曹操神经过敏，出来干涉，判他“减死，输作部”。据张隐《文士传》记载，刘桢因“平视”甄氏被罚服劳役，去做磨石的工作。有一天，曹操视察劳役场所，见刘桢端坐，正色磨石，曹操问他“石如何”，刘桢对答道：“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层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面对强权，刘桢无所畏惧，依然爽言自信，妙语如珠，疏狂巧对，禀气坚贞。甄后给刘桢的仕途带来了不幸，但却使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胜境。他以火一般的激情创作出《赠从弟》三首，透过诗中洁身自好的萍藻、正直不依的松柏、清高超俗的凤凰，正可谛听出诗人此时此刻不服于强权压力的心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甄后使他的诗歌成就在建安文坛占据了较高的位置，使他的品格更加“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据说，风流才子曹植也曾倾情于她，曹植创作《洛神赋》，就是有感于甄后而发。李善《文选》《洛神赋》注引《纪》说：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甄后)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赍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情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这段近似于小说笔记式的叙述，引起了后人的批评。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思王集》中说：“曹植赋《感甄》，必非人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下，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丁晏《曹集诠评》引方伯海语云，“以名分论，亲则叔嫂，义则君臣,岂敢以《感甄》二字显形笔札？且篇中赠以明珰，期以潜渊，将置丕于何地乎？”上述诸家言论，虽然振振有词，实则未中肯綮，未必切合曹氏兄弟的实际。他们大都用名教中人的眼光来分析事理，无奈曹氏兄弟像他父亲那样，不拘礼法，作风放荡，没有什么男女防线，在男女情感上很随便，并不像论者所想象的那样，一切都按照封建礼教的常规行事。《世说新语·贤媛》篇曰：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
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曹操尸骨未寒，曹丕就“取武帝宫人自侍”，干出了逆伦的丑事，这说明曹氏家族中男女关系杂乱放纵。那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性简易”的曹植，在男女问题上也不会比乃兄更懂规矩。依照郭沫若的说法，虽说他小甄后十岁，但由于他的早熟，与甄后发生过恋情，也是极有可能的。他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任性而写出《感甄赋》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此，才产生了《感甄赋》的传说。曹植本人虽不敢明目张胆地“感甄”，或将其作品名为《感甄赋》，但他却是完全可以假托宓妃洛神，而自由自在地抒发内心情感。笔酣墨畅、淋漓尽致地叙述与描绘端正而多情的洛神，以完成自己实际是“感甄”的创作愿望。如果说《洛神赋》是曹植有感于甄后的形象，那么，洛神就是曹植日思夜想的甄后。郭沫若就曾说过：“子建思慕甄后，以甄后为他《洛神赋》的模特儿，我看是情理中的事。”
曹操去世后，曹丕做了大魏皇帝。他对这位胞弟曹植昔日的撩嫂之恨自然要报。曹丕以文雅的方式加害曹植。《世说新语·文学》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这就是后人称慕的《七步诗》。《七步诗》成全了曹植传奇文采之名，但曹植从此只能远离京城，过着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的生活。
甄后的结局也极为悲惨。曹丕即帝位，有司奏请立皇后。按照卞太后之意，立甄氏为皇后，且玺书已颁布。甄氏上奏表谦让而不受。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段“假为之辞”：“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如此看来，甄后谦让不受的可信度又有问题了。其实，不必疑问。这时，甄后已色衰爱弛，曹丕新欢为郭氏。无奈甄后有儿有女，为正配夫人。立甄氏么，曹丕不乐；立郭氏么，则为封建礼制所不容。头脑清醒的甄氏，清楚地看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形势，自己已没有那份心劲儿去争去夺了，但又不情愿郭氏爬上皇后的宝座，故劝告曹丕在立后问题上“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曹丕是心领神会的。再加上郭氏的乘机进谗，终于惹得曹丕大怒，大祸降临于甄后，黄初二年六月曹丕“遣使赐死”。据说，甄后死得极惨，曹丕曾下令手下在装殓她的尸体时，以发覆面，以糠塞口，使她在阴曹地府也不能开口骂人。一代绝世佳人与才女，竟落个这样的下场！然而，因她引出的建安文坛风流韵事却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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