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愚蠢的长篇小说——如果将整部文明史比作一条长河的话,其中充斥着的大多都是愚蠢的汹涌波涛,所谓的智慧只是其间的几朵浮萍而已。关于全部人类智慧的典藏,或许只需要一个图书馆就可以装下;但关于全部人类愚蠢的记录,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加在一起恐怕也容纳不了。这显然与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唯我独尊地位很不相称——要知道,人类一向标榜自己是这颗蓝色星球上最具智慧的存在。 更为吊诡的是,随着知识的创造、累积和文明的演进,人类的愚蠢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呈现出水涨船高的趋势,甚至成为人类存在的致命性威胁。同时,一个更加可怕的事实也慢慢浮出水面:愚蠢不仅存在于无知与低知的人群中,在高知群体甚至是智者身上同样存在;愚蠢也不仅是人类先天的一种固有缺陷,还极有可能在后天的教育中被进一步放大,尤其是将100个小孩培养成同一个人的标准化教育。20世纪人类最具智慧的天才之一爱因斯坦曾寓悲哀于反讽地说:“有两件事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宇宙是否无限,其实我还没有那么确定。”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格言或许应该改为:我愚,故我在。 一 长久以来,愚蠢总是与无知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愚昧无知”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的确,远古时代的人类几乎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作为主要任务的生存和繁衍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只有诞生了有闲阶级,才可能出现对知识的大规模追求)。在这一漫长而残酷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大脑逐渐发展出重要的直觉思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远祖在丛林里看见一个有斑纹的物体,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跑,而不是去求证那是老虎还是豹子或者是一块石头,正是这种直觉思维让人类存活下来。根据进化论,那些有求证精神的人都会在一次次探索中成为猛兽的食物,他们的基因也就无法遗传下来。 就这样,不断强化的直觉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抽象的、高级的、理性的逻辑思维。同时,巨大的生存压力也使人类无法展开对知识的大规模追求。不难想象,人类的愚蠢伴随着无知一路绵延,这种愚蠢的根源在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无知全然不知。后来,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庄子在《秋水篇》中记载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常年待在一口枯井里的青蛙,永远无法理解海鳖所说的大海的辽阔与深邃,后世根据这一典故提炼出了“井底之蛙”这一成语。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庄子所说的那只“井底之蛙”(只是井口的直径大小不一罢了)。两千多年后,冷峻犀利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扩展了庄子的思想:“每个人都把自己视野的极限当作世界的极限”。 《愚蠢的人类》 无知会带来恐惧,人类最大的恐惧无疑是死亡。于是,作为救赎人类恐惧的宗教出现了。万能上帝的出现,看似用全知代替了无知,其实只是一剂精神鸦片罢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看似高级的问题,加上绝对愚蠢的回答。于是,中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计划的设计者是神,我要遵守教条,效忠皇帝、孝顺父母;为了达成最终的计划,一切战争、瘟疫都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愚蠢,或者更彻底地说,正是所有人的愚蠢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14世纪一种名叫黑死病的瘟疫,它几乎横扫了欧洲所有城市,让2500多万人在痛苦和绝望中溃烂和死去。 其实,当时已有不少人发现一个基本事实:瘟疫的传染与接触病人的住房、衣物、尸体有关。然而,即使是顶尖的医生也没有对老鼠、跳蚤这两个明显的“中介”产生过怀疑——因为他们对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几乎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教皇和主教将瘟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他们鼓励民众上街游行谢罪,甚至将猫视为魔鬼撒旦的化身(愚昧的人们疯狂猎杀猫,使猫在中世纪一度濒临灭绝),导致鼠害泛滥,加剧了瘟疫的进一步传播。这些位高权重者看似是知识的化身,其实是“权力+无知”的恐怖分子。可以说,整个中世纪几乎都笼罩在这些恐怖分子的愚蠢信仰之中。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了科学兴起与宗教衰落的此消彼长,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断打击着宗教教义中那些充斥着无知和谎言的虚构神话,愚昧的宗教长期霸凌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1954年1月3日,爱因斯坦在给德国哲学家葛金的信中写道:“很高兴我是犹太人,但不可否认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愚昧的化身!上帝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人类软弱的表达和产物,《圣经》所收集的只是一系列可敬但相当原始的传说。”可以说,爱翁在去世前一年的这段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通过将宗教定性为愚昧的化身,似乎同时隐含着科学才是智慧的象征之义(两千多年来,哲学一直是智慧的象征,如今早已被科学抢尽风头)。然而,几乎与所有人想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人类的愚蠢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科学大发展的两三百年间,人类的愚蠢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水涨船高,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势头…… 二 众所周知,19世纪在人类历史尤其是科学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个不寻常的100年中,科学发展的规模和成熟度远远超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热力学、光学、电磁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大多进入到理论综合的阶段,各种新学说、新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19世纪成为举世公认的“科学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都发展到了顶峰。如果说,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人类还普遍处于相对蒙昧无知的状态;那么到19世纪之后,知识领域的爆发性进展让人类有了一种从“井底之蛙”跃升到“泰山之巅”的感觉,这种自我膨胀的感觉引爆了一种新的愚蠢,即“知道自己知道”,并自以为是。 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乐观主义的狂喜情绪中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让所有这一切都荡然无存。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都与战争相伴随,而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源自同一样东西——愚蠢,一种狂热的愚蠢。对此,日本著名科幻小说家田中芳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百分之九十的起因,是一些愚蠢得令后世人会为之一愣的理由;其余的百分之十,则是一些愚蠢的连现代人都会为之一愣的理由。”值得警醒的是,从与无知相伴随的愚蠢到拥有相当知识和文化的愚蠢(这一愚蠢有了科学技术的加持),其破坏力和公共危害反而变得更大,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只要放眼看看那些拥有极高文化修养的纳粹高官(听着瓦格纳,读着尼采,弹着钢琴,却杀人如麻),以及他们那令人发指的愚蠢——将灭绝犹太民族视为一种信仰,从而自掘坟墓。 回顾战火肆虐的20世纪,每一个历史的探询者都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什么无视拿破仑失败的前车之鉴,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美国尼克松政府为何执意发动越南战争,直到深陷泥潭,内忧外困?日本政府为什么敢于无视自身的军事实力,执意偷袭美国珍珠港舰队?……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只有一个:愚蠢。愚蠢是无所不在的,更不幸的是,战争往往会放大人类的愚蠢。如果说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那么20世纪可以称为“战争的世纪”,这一世纪性转变背后的催化剂和助推剂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愚蠢。更进一步,如果仔细审视整个人类历史的兴衰更迭,愚蠢几乎贯穿始终,并以四种面目交替出现。 当人们目睹了20世纪那些愚蠢而惨烈的大型战争之后,没有人会说这是危言耸听,正如英国哲学家、著名反战人士伯特兰·罗素所言:“所谓战争,就是为了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历史上那些因为愚蠢而引发的悲剧总是一再上演,以至于黑格尔发出了这样的著名感叹:“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得到任何教训。”是的,愚蠢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或者说,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 三 1985年,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他著名的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中说道:“19世纪发明了火车,黑格尔确信他把握住了普遍历史的精神本质。福楼拜则发现了愚蠢。我敢说,这才是那个因它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这不是开玩笑,尽管昆德拉一向擅长黑色幽默。是的,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不是电磁效应,不是光的波粒二象性,不是能量守恒定律……而是——愚蠢。早于爱因斯坦,早于塔奇曼,早于几乎所有人,福楼拜惊见了与科学大发展同步跃升的人类愚蠢。他悲哀地发现,愚蠢是无法逾越的;它到处存在,既存在于愚人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天才的思想中,它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探询这种人类固有的愚蠢,福楼拜萌生了编写一部词典的想法,他将之称为《固有概念词典》(大陆译作《庸见词典》,1880)。福楼拜清楚地知道,所谓词典,无非是现成的见解,是多数人的看法,是老生常谈。甚至许多时候,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谬误。然而,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为此,福楼拜毫不含糊地写道: 愚蠢,在于下结论的欲望。 无论是人性,还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着深刻的复杂性。愚蠢却意味着想要把存在化约到一个单一的维度,把所有这些复杂性化约为一个简单的结论,甚至简单到一个句子、一个词语,因为愚蠢本能地排斥复杂性。从“暖男”到“渣男”再到“普信男”,从“萌女”到“渣女”再到“田园女”……凡此种种,无不包含着贴标签、下结论的快感,却也在这种冲动的欲望中将人性所有的复杂一笔勾销了。21世纪的今天,整个互联网就是人类愚蠢的巨大镜像,充斥其间的无数影像、图片和文字仿佛都在注解着人类漫无边际的愚蠢,正如福楼拜一百多年前的感叹:大地有其边界,人类的愚蠢却没有尽头。 《布瓦尔与佩库歇》 这种对愚蠢的执着探索在福楼拜晚年的巨著《布瓦尔与佩库歇》(1881)中达到巅峰。两个狂热追求知识的抄写员先后尝试了农学、有机化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哲学、宗教和教育学,结果却发现罐头腐烂了、历史扑朔迷离、文学无法评判、哲学枯燥乏味、宗教虚伪愚昧、教育事与愿违,每一次机械性学习和实践的结果都令他们更加困惑和失望。如果说,现代人的愚蠢表现在持守固有观念而缺乏思想性,那么布瓦尔和佩库歇就是现代愚蠢的一个缩影。于是,惊人的讽刺出现了: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却也是最缺乏科学精神的时代。小说的第一卷中,两位主人公以实证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企图用一种学说或一个体系来一统人类对宇宙的解释,这正是愚蠢的表征。事实上,每个学科有自己的逻辑与标准,用一个学科的标准去评判另一个学科的价值,正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然而,这种愚蠢却经常上演,即使是在标榜科学精神的大学校园里。 和愚蠢的内核截然相反,现代小说的精神正是复杂性。每一部小说杰作都在告诉读者:“事情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小说的本质是一种探询,它永远不会下结论,这是小说艺术永恒的真理。或许,今天的人们读完《包法利夫人》会直接将爱玛斥为“渣女”,而福楼拜却勇敢地自白:“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样地,当人们看完《布瓦尔和佩库歇》之后,会将这两个平庸之辈讥为“普信男”,福楼拜同样勇敢地声称:“布瓦尔与佩库歇充斥着我的头脑,以至于让我变成了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是我引爆了愚蠢!”其实,任何有丰富经验和阅历的人都明白,生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人性更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个高度学科化和碎片化的世界里(越是学科化和碎片化,匆忙下结论的欲望就越强烈),小说成了维持人类生活整体性最后的庇护所,也是对抗愚蠢的珍贵的试验田。 四 或许人们不禁要问:这漫无边际的愚蠢代代相传,就不能通过教育来治愈它吗?假如愚蠢也是一种绝症的话,那么曾经人类认为的许多绝症,不都被一一攻克了吗?是的,用教育来抵抗愚蠢,这确实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现实往往是令人沮丧的,就像布瓦尔和佩库歇最终发现教育事与愿违一样。看看伯特兰·罗素先生的格言吧:“人生而无知,但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如果说无知也是一种愚蠢的话,这句格言可以改写为:人生而无知,教育使人从无知之愚变为有知之愚。如前所述,后者的危害可能更大。后来,罗素还说过另一句话,可以视为对前者的补充说明:“我们面临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即教育已经成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1600年2月17日,捍卫哥白尼“日心说”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被罗马教廷烧死在鲜花广场的火刑架上,距今只有400多年。所不同的是,过去三四百年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教育也呈现出飞跃式发展,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教育体系日臻完善,人类似乎要和愚蠢说再见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罗素的话只是在杞人忧天吗?显然,现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罗素所担心的是一种坏的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抑或公共教育,都存在着使人变成有知之愚的可能。二战期间,一位名叫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德国神学家因参加反抗纳粹的斗争而被盖世太保逮捕,他在狱中写下了给亲友的书信、诗歌和杂感断简,凝结了他对一生所学所思的深沉回忆。朋霍费尔于1945年遇难后,这些文章被他的好友整理为《狱中书简》一书出版,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其中的一篇《关于愚蠢》至今散发着耀眼的思想光辉。朋霍费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愚蠢的社会学属性。就像“天才经常成群结队地来”,愚蠢也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要知道,人类历史上诸多重大的愚蠢都是智力超群的人犯下的。试想,为什么那么多智者能人(甚至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都被纳粹蒙蔽了双眼呢? 时至今日,愚蠢依然无处不在,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当人们读到一篇经典名作,它是以阅读理解的形式出现的,却被告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是愚蠢;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为了功利追求而只学那些“有用”的知识,并对所谓的“热门专业”趋之若鹜,这是愚蠢;当热点新闻的评论区里总是乱象丛生,起哄者有之,骂人者有之,对骂者有之,高高挂起者亦有之,这是愚蠢……更糟糕的是,林林总总的愚蠢经常是以“智慧”的面目现身,让人难以觉察,疏于防范。 说到底,抵抗愚蠢需要自我教育(即便它是无法逾越的),尤须注意两点。一曰谦卑,人类文明发展到21世纪,迈入了所谓的“元宇宙”元年,人们往往因为科技的高速发展而自我膨胀,而浑然忘却了人类的整体智慧还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时刻牢记罗素的格言:“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二曰警醒,对周遭环境(包括网络空间)时刻保持警惕,无论是一句流行语,还是一个标签,抑或一部好莱坞大片。要知道,摆脱愚蠢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正如徐贲先生的提醒:“对于社会启蒙来说,它的基本目标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成为智者,而是让尽量多的人脱离愚蠢或者愚昧的状态”。 所谓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展现出什么大智慧,而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各种各样的愚蠢——尤其是致命的愚蠢,尽管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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