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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100首流行歌曲回到古代发行,古人能否为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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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4 01:3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筝演奏《大风车》,琵琶弦间流出《烟花易冷》,用二胡“开摇”《漠河舞厅》……
近期,这些新奇的演奏组合爆红网络,民乐与流行曲的联手,创造出极为特别的听觉体验。不少网友为此感慨,“蹦迪”也得蹦“国风”迪,这才是最适合国人体质的流行乐“打开方式”。“这么“上头”的旋律,再加上这亲切的传统乐器,别说现代人了,就是回到古代,想必也会引发一阵“热潮”!不过,也有不少朋友好奇,听起来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传统民乐和新潮的流行曲怎么能“玩”到一处,究竟是“老祖宗严选”实力过硬,还是这背后另有玄机?
“出道”早,底子好
中国传统民乐是现代流行音乐“妥妥”的前辈。
《女乐图》轴,明,仇珠绘,此图是一幅工笔重彩仕女画,表现的是贵族女子各执乐器,在殿宇前的地毯上配乐演奏的情景。
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大约在上世纪初期,美国庞大的商业市场和消费热潮,孕育了最早的现代流行音乐。与此不同的是,早在先古时期,中国的“传统民乐”就已然萌芽。
《吕氏春秋》为远古传统音乐描绘了颇具想象力的“出身”——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吕氏春秋·仲夏季·古乐篇》
按照这种说法,原始的民乐“身肩重任”,被先民们想象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物”,能够通过乐音的流淌祛除坏天气,换回庄稼丰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看起来“神通广大”之音却未褪去稚气,有学人就专门研究过传说中记录的原始歌曲“候人兮骑”,发现这些音乐曲调古拙,歌词简单,甚至只是同一感叹声和同一言词的不断反复。
编钟。来源/四川博物院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传统民乐很快成长起来,不仅“抢占”了“出道”先机,还打下了好底子好基础。最为鲜明的表现便是原始音乐理论的诞生。大约在先秦时期,智慧的“老祖宗们”抓住了音乐的核心关键——旋律,在长期的实践中,把原本单一的音发展为两个,构成二步音阶,渐次发展下来,最终形成了“五声、八音、十二律”的系统思想,孵化出朴素却完整的乐理。
其中,“五声”便是五声音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阶虽然类似于简谱中的1、2、3、5、6,却各有特色,《管子地员篇》就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五声”之意味:
“凡听徵,如负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马鸣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
更重要的是,“五音”的出现让昔日原生“散漫”的乐曲“有理可循”,人们能够借此完成预先编曲,使得音乐上下连贯、调转和谐。
商代象纹铜铙。来源/湖南省博物馆
乐理进步之外,“乐器”也“不甘落后”,所谓“八音”,实则就是指先秦的乐器种类,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可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比如“金”类,就以钟为代表,打击乐器“磬”则是“石”类的一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惊艳世人的“缶”便是“土”类翘楚。
与此同期,一种相对成熟的定音方法,“十二律”也逐渐发展起来,即通过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据说,这些音律是伶伦奉黄帝指令偶然“发明”的,他在昆仑山上听到了凤凰高低不同的鸣叫声,于是砍下竹子,调整出不同的长度,模仿凤凰叫声,最终发现了最为好听和谐的十二音。
如此传说多少有些想象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基本功”的稳扎稳打,让中国传统音乐迎来了大踏步的发展。《诗经》就是其间的璀璨果实。最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的地方乐调——“风”(也称“十五国风”)。按现在的目光看,作为原始“专辑”的“十五国风”可以说相当能“打”,不仅涵盖了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间歌曲,而且各有特色。比如,其中的“郑风”,主打一个“柔情”,旋律细致婉转;“齐风”以“散辟”著称,强调旋律的跳动性。爱情诗《关雎》是《国风》中的“金曲”,这首深情的爱情歌谣兼具声情文义,流传度与影响力之广,可谓是彼时“情歌热榜”之首,就连孔子都为之触动,盛赞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兽面纹铜鼓。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出道早”“底子好”,关键还具有国民度,这样的中国民乐自然涵育着强劲的发展实力,有了“拿”下现代流行曲的能力和底气,在其后千百年的滋润与精益下,把音乐“玩”出了“花”。
样式多,实力强
资历厚,理论强,只是中国民乐能力的一部分,引人追捧的“市场号召力”才是它真正实力的体现。可以说,历朝历代,中国民乐都能取得一些新进展,“引领”时尚潮流。
这首先得益于中国民乐的规模化与规范化发展。西汉武帝时期,专职音乐管理的“乐府”基本发展成熟,这个机构不但负责执掌天子和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还组织文人系统地展开音乐创作,更时不时“扩充曲库”,四处采集民间歌谣和乐曲。正因此,两汉时期,乐府就已然成为中国民乐的荟萃地,集纳多种音乐不说,更为传统巫乐、相和歌、鼓吹、百戏等传统音乐觅得成长乐土。
浮雕十弦琴。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相和歌”就因此受益。相和歌是汉代搜集于民间的宫廷音乐,不仅有原始民歌,还有根据民歌加工改编的艺术歌曲。据记载,早期的相和歌以清唱为主,后来发展为清唱加帮腔的“徒歌”,再后来又汇入了弹弦乐和管乐器伴奏,成了真正的“相和歌”。在这样的发展下,“相和歌”的表演形式、种类等得到极大扩容,北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就将“相和歌”整整划分出十个细类。最具表现力的当数“相和大曲”,这是一种融合歌、舞、乐器为一体的大型演奏,光是伴奏就需要琴、瑟、节鼓、琵琶、筝等多种乐器,曲式更是讲究,包括曲前抒情婉转的“艳歌”,主体中的歌唱“曲”与歌词后的间奏“解”,还有放在末端的感情内容紧张而旋律轻快的“趋”。可以说,“相和大曲”节奏起伏,内容充实,旋律流转,有张有弛,已经能够为听众带来相当丰富且具有冲击性的视听体验。
不过,真正“拿捏”“大场面”,掀起“流行”乐潮的,还得数唐代兴盛的宫廷燕乐。这是一种吸收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于外国流行音乐的元素,对其重新组合、编排而成的全新俗乐,在“音乐才子”唐玄宗的组建发展下,迅速引领了“乐坛”潮流。前蜀皇帝王建的棺床石壁上,就雕刻有“二十四伎乐”,还原了大唐燕乐的恢弘气势和盛大场面——
按照王建所“目见”的阵容,这种宫廷燕乐足足需要二十四名舞伎和乐伎,演奏的乐器多达二十种二十三件,包括琵琶、筝等弦乐,笛、篪、笙等管乐,以及拍板、正鼓、和鼓、齐鼓、毛员鼓、答腊鼓等整整十种打击乐。除此之外,还有八音都未能涵纳的“吹叶”穿插其中。这一番琴瑟和鸣,歌舞升平,活脱脱化身为东方的交响乐团,也难怪诗圣杜甫曾惊艳于晚唐西南蜀地的乐音“喧嚣”,感慨: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陶彩绘伎乐女俑,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如果说盛唐引领了“高雅”,宋元则是让潺潺乐符流向了人间烟火。市井里的瓦子勾栏,成为了传统民乐“亮相”与“进阶”的新舞台。据说这一时期,勾栏艺人和宫廷艺人时常相互献艺,交流表演,以至于瓦子勾栏中节目繁多,精彩纷呈,不光有叫声、小唱、唱赚等歌曲,还有傀儡、杂居、南戏等戏曲以及众多器乐,算得上是人人共享的“音乐嘉年华”。
中国最原始的“说唱”“诸宫调”,也是在这一时期,带着浓浓的新意和“潮”味儿登上乐坛的。诸宫调为北宋汴京勾栏艺人孔三传所创,是一种以唱为主的大型说唱表演,歌曲部分多采用北方民间流行的乐曲,加以鼓、拍板、笛、锣等乐器伴奏,内容多以史实、灵怪、传奇为主。据记载,诸宫调表演难度大,通常由多套曲牌组成,需要集合若干曲调,波澜起伏,对比鲜明,极具艺术张力。因而自诞生以来深受市民喜欢,《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中,就生动记载了“诸宫调”的“粉丝号召力”——“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合棚架重任喝彩不绝”。
“大和·夹钟清”钟,此钟原为宋徽宗朝所铸“大晟”编钟之一。
明清时期,除了戏曲等音乐形式的大繁荣,中国民乐的乐器也奋力进取,站稳了“流行”高地。尤其是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交流,许多少数民族乐器与外来乐器突破了昔日藩篱,大大方方进入中国民乐的大家庭,一时间,响彻草原的马头琴声,陪伴雪域同胞的根恰弦乐,还有“发家”于军中的嘹亮唢呐,飘洋而来的“杨琴”,众多新鲜血液汇入中国民乐,激起传统乐曲新的生命活力。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乐器的极大丰富下,新颖的器乐组合与合奏,成为了这时期民乐新的“生长”风口。比如,流行于明代江苏南部的“十番锣鼓”,就以乐器组合灵活,节奏变化复杂著称。演奏过程中,唢呐、曲笛、笙、箫、二胡、板胡等“丝竹”配合着鼓、锣、钹、云锣等打击乐,组合变化,交替重复,更番迭奏,乐音流转间,尽是饱满的情绪涌动。这种潮流一度“波及”佛门古刹,比如北京智化寺的“京音乐”和流行于山西五台的“八大套”,都是由寺庙保存的古老器乐合奏形式。其中的“八大套”整整包含八个大型整套器乐合奏,每套由多首曲牌按照固定顺序连缀演奏,明清时被五台山青庙音乐吸收保存,运用于禅门佛事赞偈仪式的演奏。
德化窑白釉瓷箫,明。来源/故宫博物院
可见,凭借着丰富样式与过硬实力,中国民乐本身就是潮流的缔造者,年年岁岁滋养着国人的视听。正因此,不久后,置身时代潮涌的中国民乐才能拨开近代的新旧杂糅,落落大方地同西方现代音乐打起照面,探明转型、迈步乃至革新的方向。
不“守旧”,“并”西洋
虽然传统悠久,中国民乐却从不固步自封。早在晚清时期,面对随同传教士共同“东渐”的西方现代音乐,中国传统民乐已然开展了汇流东西的自我探索与革新。
当今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国粹京剧,就是典型的“探路者”。
京剧。来源/pixabay
五四时期,新文化精神如同阳光广为播撒,照亮传统艺术的进取新路。梅兰芳、程艳秋和周信芳等京剧大师直面潮流,大刀阔斧地改造传统剧目,不仅编演了大量的爱国戏,还创新改革京剧伴奏,引入二胡、月琴等新乐器与新的配乐手法。更为“大胆”的则是越剧的改革,尤其是盛行于1936年后的女班,主动开拓眼界,博采众长,在传统伴奏中融入西洋乐器,探索组建颇具特色的新型戏曲乐队。
大幅度的自我突破与改革,中国民乐心心念念的却绝非“追捧西洋”。相反,面对西方流行音乐文化的强势挑战,中国乐人已然有了更为长远的目光,立足寰宇天下,寻求东西文化的汇融之道,让音乐越过国界,共谱“世界之音”。1920年,中国音乐家郑觐文等就在上海成立器乐社团“大同乐会”,他们不但团结音乐家们研习、整理与发扬民族音乐,力求振兴国乐,更不忘“睁眼看世界”,吸收西方音乐以创建新型乐队,在大同乐会的会章中,他们骄傲地昭告世人:
“本会专门研究中西音乐,筹备演作大同音乐,促进世界文化运动。”
八音盒,现当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囿于时局动荡,郑觐文的雄心愿景无奈折戟。不过,如他同道的一批批中国乐人的努力,却为中国传统民乐种下了开放而广博的血脉基因,使其敢于闯入世界音乐之林,同流行音乐较量切磋,最终携手并行。
这种胸襟气度也成功传承,在现代中国民乐人的发扬下,催生了民族乐章与新潮流行曲的奇妙相拥。曾登上央视舞台的“五声潮音乐团”就做了这样的“摆渡者”。他们捍卫着传统中国民乐,同时接纳和学习现代流行音乐,掀起两种音乐风格的精彩碰撞,换回汉乐府《长歌行》在千年后的“新颖”亮相,也让国人的童年回忆《大风车》拥有了古朴传统的演绎方式。
有乐手认为,实现如此“融合”的秘诀在于“包容”,即以音乐为媒,联袂传统与现代,激活新的想象与可能。在他们的“改良”下,传统古筝向吉他“取经”,变为了十三根琴弦,拥有了全新的演奏风格。筝声流淌,古老的器乐却溢出了新奇欢快的旋律,让观众置身东西方的音符汇流,一时间忘却音乐的国界与分野,尽情享受乐声的美好与神奇。
《清人画戏剧图》轴,清晚期。来源/故宫博物院
或许,这也正是当下中国民乐焕新“流行乐”的真正原因。这些生于、长于并兴于东方沃土的旋律从未“告别”流行乐坛,它们“称霸”昔日,穿透岁月,终将因涵纳四海的胸襟与从不停歇的步伐,在世界乐种的互动联合下,继续流行。(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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