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1947 年8 月，熊向晖乘美国“美琪将军号”邮轮赴美。

这是二战期间的一种运兵船，战后改造成邮轮，属美国总统轮船公司。

它到中国的航线是：从美国出发，经马尼拉、香港，到达上海；返程航线是：从上海出发，经日本神户、檀香山，到达美国旧金山。

熊向晖乘的这条邮轮，有头等舱、二等舱、普通舱。头等舱有游泳池。二等舱是 4 人间，船票 300 美金。普通舱是大统舱，船票 180 美金。

他乘的就是普通舱，大部分是华人留学生，在船上洗澡，也只能先用海水洗，然后用淡水冲1分钟。

开船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送别的人群。五颜六色的彩带，从码头系到船上，并有专门的乐队伴奏。开船时，船渐渐地驶离码头，彩带在悠扬的送别曲中，渐渐地被拉断,飘落在黄浦江的江水中。

从 5 月份离开胡宗南部队，到 8 月份乘邮轮出国，中间虽然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给熊向晖印象最深的几大新闻是：

5 月 16 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对被包围在山东孟良崮的国民党整编 74 师发起总攻，全歼整 74 师 33 000 人，击毙师长张灵甫。

张灵甫原来是胡宗南的人，后来到王耀武的手下干，整 74 师全部是美械装备，号称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内战初期，在进攻淮阴的时候，立下大功出了名，整 74 师被歼灭,对国民党的士气影响很大。

6 月 30 日，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1、2、3、6 共 4 个纵队 12 万大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在鲁西南东阿至濮县横宽 300 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7月4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称“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会后，各省市参议会及国民党控制的组织，纷纷通电拥护“戡乱”令，并召开所谓“戡乱救国大会”。

7 月 14 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总动员与总崩费》,指出国民党下“总动员令”,“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人民的方针就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军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看了这些新闻，熊向晖十分感慨。从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只不过一年多时间，国内形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国民党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加坚信不疑。

他希望自己尽快在美国完成学业，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乘海轮。站在甲板上，看日出日落，别有一番景色。一次在甲板上，熊向晖看到有个美国人打中国人，有中国人为之不平,拔拳相助，与美国人对打，虽然打输，但是熊向晖对这个助拳的中国人十分赞赏，和他交了朋友。

船到日本神户，靠上码头，却不准乘客下船。当时，正是美国占领时期，只见美国大兵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日本苦力，生活很惨，他们抽不起香烟，许多日本人就捡美国大兵抽剩的烟蒂。

回想起日本人投降时，日本兵走过，中国宪兵看得不顺眼，抬腿就是一脚踹过去，中国老百姓在旁边看了鼓掌，日本在战后几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真让人感慨。

离开日本神户后，在公海上航行了 10天，邮轮抵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府檀香山。旅客上船下船,都按等级来,头等舱的旅客先下，然后是二等舱的旅客下，最后才是普通舱的乘客下。头等舱的旅客下船，码头上还有人欢迎。

熊向晖与同舱的旅客顾茂祥一起下船后，看到檀香山的风景，充满了异国风情，熊、顾先到市中心，找到一家中餐馆。

十几天来，他们在船上一直吃西餐,每餐都是一点相同的菜，几片面包,一点土豆泥，早就吃倒了胃口，所以他们一上岸,就想找中餐馆，解解馋。

进了中餐馆，点了菜，等不及菜上来，看到桌子上有酱油瓶，他们拿起来就喝，觉得那味道真美。

饭后，熊向晖与顾茂祥一起来到海边沙滩，欣赏风景，他们还一起乘坐一艘玻璃潜水艇，潜入水底看海景,观赏各种各样的热带鱼，这样的观光项目，给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十年后还能记得当时的情形。

邮轮离开檀香山码头，他们又在公海上航行了两天,终于抵达这次航行的终点——美国旧金山。

过关时，海关人员检查他们带的行李、袜子之类，只准带两双，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作为走私物品，不但要没收，而且重罚。

但是，只要给海关检查人员小费，就可以免检。有好心人事先对熊向晖作了提醒，所以他通关很顺利。但也有的旅客因为没有给小费，结果被认为是走私，罚得很厉害。

熊向晖到美国后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国海关人员在神圣名义下的贪污受贿，这令他很失望，想美国怎么也有这种事情？

从旧金山登陆之后，熊向晖转由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乘火车，经沃格、夏延、俄马哈，跨过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最后到达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

从芝加哥，再转到密歇根州首府密歇根市，进入密歇根大学。

不久，熊向晖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西保(Western Reserve,今凯西西保)大学申请到一笔奖学金，便转到那里读政治学研究生课程。

奖学金虽然只有几百美金，但对熊在美国的生活帮助甚大。而且，他的三姐熊彙苓(今名熊友臻)和姐夫申健也在这里读研究生。

熊在美国没有“特殊任务”，学习和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他写了几篇稿，寄回国内,为王石坚主办的《新秦日报》写“旅美通讯”。

美国大学的后勤管理往往是开放式的，西保大学研究院不向学生提供宿舍，学生向学校教务处注册学籍后，由教务处同学校周围的居民进行联系，替学生介绍可以租赁的房源。

学校与周围的居民订有协议，一旦有需要，可以很快找到房源。学校替熊向晖介绍的一家房东，距学校 2 公里，路程并不算远。

这里整条街道上的房子，都是木板房，外墙白色，中间是花园。

熊向晖的房东是夫妇两人，男主人叫克劳夫德，40 多岁。他们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房子是假 3 层,1 层是大客厅、餐厅、厨房；2 层是卧室，一共 3 间，房东夫妇与女儿各 1 间，另 1 间供出租，厕所、浴室合用。

房租每星期 5 美金，含家具、卧具、床单、枕头套等，每个星期免费洗 1 次澡，房租并不算贵。

吃饭到学校的自助餐厅，或者到学校附近的小餐馆。一般情况下，早餐 5 角，中,晚餐各 7 角至 8 角，吃好一点需 1 美金。

初到美国时，为了熟练英语，熊还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一般看第二轮的片子，每张票 3 角。

克劳夫德先生一天到晚在外面做工，女儿上学。1947年11月的一天，房东突然表示要请熊吃饭。熊把从杭州带来的小礼品，选了几样送给房东夫妇。

吃饭时，房东夫妇才告诉熊,今天是他们结婚 17 周年。吃的食物，是一种黑豆制成的像窝窝头似的东西,很难下咽。

克劳夫德先生问熊:“好不好吃?”熊坦率地回答:“不习惯！”他说:“你很诚实。”他告诉熊，他们夫妇是 1930 年结婚的，当时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生活非常困难。

他夫人在乡下，他打工，帮人家喂马，没有工钱，只给伙食，每天吃一种黑豆类的东西。那一年，他们结婚，就吃这种东西。

结婚之后，克劳夫德夫人也进了城，但是到处找不到工作。有一天，路过一个咖啡店,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则“招工启事”。

她推门进去，看见一个胖老板躺在躺椅上。克劳夫德夫人问他招工的事,老板说，必须是 24 小时干活，没有工资，管吃。

她问：为什么要 24 小时干活？难道夜里还要招待客人吗？老板说，夜里不需要招待客人，但要陪老板睡觉。克劳夫德夫人愤怒地骂道:“你是个猪!”掉头走了。

但是，回来再经过这里时，那块“招工启事”的牌子已经没有了，这说明咖啡店的老板已经招到了愿意为他“24 小时干活”的女招待。

人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是很容易失去尊严的。

房东夫妇说，为了纪念美国大萧条时期那一段艰难的生活，他们在每年的结婚纪念日，都要把结婚时吃过的黑豆，重新吃一次，目的是在生活富裕时，不要忘了当年的困苦。

说完了这段故事，他们当即撤下黑豆，重新端上丰盛的食品，款待熊，熊也祝福了他们。

克劳夫德先生说，你看，我现在有房子，有钢琴，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其实这都是抵押的。

在美国，只要有工作，一切都可以透支。一旦没有工作，这些家具马上搬走。他们说，我们美国人没有任何锁链，一切都是自由的。但是,房子、钢琴，就是我们的锁链。

为了能住上房子，能用上钢琴，就只有拼命工作。房东家里挂着罗斯福的像，他们认为已故的罗斯福总统是他们的大恩人，正是由于罗斯福总统，才把他们夫妇带出了 30 年代的大萧条。

从克劳夫德夫妇身上，熊向晖感到美国老百姓的善良。1947年，中国许多地方受水灾，美国很多老百姓向中国灾区捐助旧衣服。在熊住过的地方，真可以说夜不闭户，牛奶送到门口，就往门外一放，没有人偷。

在西保大学，熊向晖读了两个学期，一个暑期班,拿到了硕士文凭。

此时，国内的王石坚出事，是 在1947 年 9 月底，距熊向晖出国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熊向晖先在 10 月初看到《纽约时报》刊登消息，说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

不久，谌筱华从南京来信说，西安来人告诉她，王石坚被捕。后来得知，他们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信笺全部被搜走。

谌筱华担心熊向晖的安全，熊更担心她的安全，他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给他的“特殊任务”结束后，还会有这样的余波。

王石坚的被捕,给正在美国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947 年 10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忠经听到王石坚出事的消息后，感到紧张，从纽约来到克利夫兰，找熊和申健商量，这个事件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会对他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陈忠经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钱。

作为国民党的公费生，他们到美国留学，学费、生活费半年一发，是 900 美金，另外还有路费 200 美金。

陈、申比熊向晖早来半年，已经领了两个半年的生活费总共1 800 美金。此时是 10 月份，第二个学期才过去一个多月，陈忠经就没有钱了，熊向晖也不清楚他的钱是怎么用的。

熊这个时候，刚到美国不久，买了一些衣服、书籍之类，还剩下 400 美金，为人一向慷慨的熊就拿出一半，200美金，给了陈。

申健和熊彙苓结婚之后，彙苓已经怀孕，对陈无法资助。

对如何回国，他们意见不一。陈忠经提出要闯苏联大使馆，通过苏联大使馆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熊向晖反对，因为当时美苏关系已经紧张起来，苏联大使馆在美国很受注意。熊说，如果先给美国发现了，就得不偿失。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香港，到香港找关系。

但是，陈忠经还是去闯了苏联大使馆，一如他当年在西安闯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一样，在苏联大使馆，他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苏联大使馆出来一个二等秘书跟他说，“你讲的像神话一样。”他收下那个书面材料，就没有下文了。

1948年春，熊向晖的美金用完了，他就给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写信，徐先麟居然又寄来了 900 美金。这是王石坚案发生后，胡宗南叫徐先鳞又给了熊一笔 1948 年上半年的生活费。

到了 1948年暑期班结束，熊向晖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就没有办法了。第二笔900 美金的生活费，他节衣缩食地用到 1948年冬天，又用完了。

这时，胡宗南已经一败涂地，早在 1948 年 3月，整 29 军 2 万 9 千余人在陕北宜川被歼，军长刘戡、师长严明都被打死。4月，延安、洛川相继被解放，胡的后方补给基地宝鸡也一度被彭德怀攻克，损失的物资比蟠龙还要大。

5 月、6 月，胡宗南在关中连遭败绩，被迫转入机动防御，苦撑待变。8月，整 36 师 9 千余人被歼。10月，胡宗南在荔北战役中被歼 2 万余人。11 月，第 76 军李日基部在永丰镇被歼。眼看着胡宗南已经倒霉到这步境地，所以，熊向晖也不好再向他要钱了。

但是在克利夫兰，没有什么工作好做。于是，熊向晖就到了纽约，在纽约的陈忠经已经通过唐明照的帮助找到了工作。

唐明照，广东恩平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念完了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人天津南开中学，后考入清华,并于“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 年，唐明照赴美进入加州大学历史系，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以后，他在纽约与冀贡泉(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之父)共同创办了《美洲华侨时报》，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

该报自创办之日起，就在旅美侨胞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不少华侨儿女就是读了《美洲华侨时报》上的文章后，毅然回到祖国，投入到革命队伍之中的。

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曾任中联部副秘书长、顾问、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

在纽约，他给陈忠经介绍了一个洗衣房的工作，一个星期可以挣 70 美金，很不错，陈忠经单独租了一间房子，比较大，还带厨房。

熊向晖到纽约找到陈，陈给他另找了一间房子租。熊说，我们住在一起不好吗？省一省。

陈不同意，说各住各的，方便。在克利夫兰，一星期的房租是 5 美金，在纽约是 6 美金。

陈忠经一分钱也没有给熊向晖，最后，熊向晖也找到唐明照，唐听了熊的情况，介绍他在一家中餐馆打杂，一个月 180 美金，还管饭。

1948 年圣诞节，陈忠经闯苏联驻美大使馆一年多之后，苏联大使馆来人，与他秘密接头了。

后来才知道，是李克农通过高岗要求苏联帮助联系这三个人，所以，两方面接上了头。

苏联方面给他们的答复是：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

章汉夫当时是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原是中共南方局系统的干部，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南方局 16 人委员会成员，与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等人一起，同为候补委员，书记是董必武，副书记是王若飞，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等人任委员，力量很强。

1947 年1月，章汉夫与方方、林平,潘汉年等人，组成香港分局，领导中共南方党组织的工作。

熊向晖打工 3个月，挣出了回国的路费，但是，陈忠经要等苏联的船，让苏联的船带他们回去，熊向晖得知，苏联的船是把他们当“黑货”运,认为太危险。

他觉得中央有指示到香港，何必等苏联船呢?他 3 个月已经挣了 540 美金，花 360 美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二等舱走了。

于是，他不再等陈忠经和申健，一个人买了船票，先行回国。

（35）出国之前的那段时间

5月 8 日,新华社播发题为《评蟠龙胡军被歼》社论，同一天，新华社还播发了《胡宗南凶焰剧烈下降——胡军顾此失彼已感疲于奔命》的新华社记者述评。

述评说:“4 月，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歼灭胡军 135 旅之后，我们就指出，不管胡宗南今后继续进攻或者转为防御，他的凶焰从此下降，西北战局已经到了转折点。”

5月 12 日，新华社又发表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的社评,内称:“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

这篇社评是周恩来写的。5月14日晚，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这是一份情报，上面说：5 月 14 日黄昏，在安塞附近的真武洞，中共隆重举行 5 万人的祝捷大会，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热烈庆祝西北军民的巨大胜利，并公开宣布:“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自从放弃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

他号召边区军民下定决心，消灭全部胡宗南军队，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并同全国军民一道，将卖国的蒋家军全部消灭。

彭德怀检阅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之后，在会上讲话：边区军民自 3 月 19 日至 5 月 4日，平均每半个月消灭敌人一个旅。我们有广阔的良好的回旋地区，有边区人民的拥护和帮助，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懈，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习仲勋也在会上讲了话。

熊向晖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

熊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熊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

这次蟠龙失守，整 167 旅被歼，虽然损失的是一个旅，丢失了一个小市镇，但对胡宗南本人及在胡军内部的影响极为重大。

胡宗南原以为凭借精良武器、坚固工事和精锐部队，就能在西北战场取胜。经过蟠龙战役后，他感到对陕北地形不熟，情况不明，情报不灵，无法掌握战场主动权；而且军心涣散，士气低落，部队疲惫,官兵不肯用命，前途堪忧。

他辛辛苦苦从西安等地运来的大量给养、服装、枪械、弹药等，就这样白白送给了解放军，现在他再要筹借这些东西，谈何容易。

后勤补给方面，从精神和物质上，都感到十分困难，忧虑重重，胡宗南对蟠龙的失守，感到十分懊恼。

真武洞祝捷大会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马上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未提具体地点。

从此之后，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也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当时，他把自己关在延安边区银行隔壁的小院里，几天不见客，也不理公事，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

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未及去南京报告，“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就泡汤了。

5 月 5 日晚，也就是丢失蟠龙的第二天，胡宗南亲自主持召开作战汇报会，他故作镇静地与裴昌会、薛敏泉开玩笑，说：如果共军来打延安，我们 3 个人各守一个山头，我守宝塔山，你守王家坪，他守杨家岭。

虽是说笑，却暴露了胡宗南内心的失败感和对前途的忧虑。会后，前进指挥部炮兵指挥王观洲说:“胡先生是强颜欢笑!”

胡宗南曾写过一篇《论蟠龙之失》的纪念文章,副题为“惨痛的回忆——纪念蟠龙战斗一个月”。胡认为蟠龙之失，主要归结于情况不明，失于主动；将不用命,士气不振等。尤其是有两点重要教训，必须认真吸取，一是要加强精神教育，一是要改善工事构筑。

但是，胡宗南总结的这两点教训，并没有能挽救他不断失败的命运。

5 月 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

行前，熊向晖向胡宗南告辞，他伸出手来同熊握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此后，熊再未见到他。

5 月 21 日晨，熊向晖带 1 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中途驶经长约 1里的隘路，前面高坡和后面高坡都响起枪声，向熊向晖乘坐的吉普车射击。

熊知道，这一定是我们的民兵或游击队把他当敌人打，司机停车，警卫员拔出手枪准备还击，熊制止，要司机加速马力冲过去。

子弹打中前座玻璃，幸亏是土枪，没有打穿，熊才幸免于难。熊向晖心里想，若是此时此地被自己的同志打死，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在西安，熊向晖和谌筱华在新华巷 1 号王石坚住宅的后院安家。不几天，他从盛文口中得知，胡宗南子 5 月 25 日从延安飞南京，向蒋报告仿效李鸿章“剿捻”办法制定的新的作战方案。

当日下午 3 时，蒋召见，问: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答:毛泽东现在绥德以西地区，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亦皆在陕北，企图再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

蒋告胡：毛尚在陕北，陕北兵力暂不南调，命与刘斐参谋次长研究。

5 月 26 日，参谋总长陈诚约胡宗南晚餐，讨论陕北作战方案，所获结论为：以主力向共军主力攻击，而以一部配合骑兵、装甲兵，向绥德以西地区的毛泽东驻地突袭，并配以空军作战。

与此同时，晋西以第 30 师主力退守河西，确保小船窝桥头堡，而以陕州集中之整 10 师，用汽车运宜川渡河，配合第 30 师向敌攻击，使陕北作战不受晋西之牵制。

5 月 27日，胡再谒蒋。蒋论及陕北军事，面谕约1 个半月到两个月肃清陕北共军，回陕后重行部署，主力向龙安镇及保安方向攻击前进，求共军主力包围歼灭之。

敌主力如向陇东逃，则我主力向左旋回；敌主力北窜，我主力则向右旋回。此次作战行动，拟于 6月初开始攻击，上旬完成。

当日，胡返回西安。

5 月 28 日，年已 52岁的胡宗南在西安南郊王曲青龙岭招待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 个人。

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 3 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熊向晖都保了密。

关于胡宗南的婚姻，不少史料上提到他与孔二小姐谈恋爱的事情。实际上，是宋美龄，不是陈立夫，托人介绍孔祥熙的二姑娘孔令伟给胡宗南。

胡宗南到重庆，故意穿士兵衣服，跟宋美龄委托的说媒人说，在抗战期间不谈个人婚姻问题、不结婚，理由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这就使宋美龄绝望了。所以，胡宗南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结婚，以免违背对宋美龄，实际上也是对蒋介石的承诺。

胡宗南的新婚夫人叫叶霞翟，是戴笠介绍的，1936 年，戴笠就介绍叶霞翟与他在杭州相识。

在《宗南文存》里，胡宗南赠诗叶霞翟,诗中写道:“八年岁月艰难甚，锦绣韶华寂寞思；犹见天涯奇女子，相逢依旧未婚时；纵无健翮飞云汉，常有柔情越太华；我亦思君情不胜，为君居处尚无家。”

所以，他一直到打延安才结婚，也才有个家。

胡宗南一年几次去重庆或成都，或者汇报，或者休息，究竟干什么？熊向晖不知道。

他到重庆去，只带卫士去，都是戴笠接待。凡是在西安，至少外面日夜总是有警卫的。

如果在东仓门，是徐先麟负责;离开东仓门,都是熊负责。熊向晖说，反正在这个范围内，没有看到胡宗南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情，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有的书上把他的男女关系写得乱七八糟，是不确实的。

胡宗南结婚以后，1948 年 3 月 27日，在蒋管区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发表《现阶段的战局总检讨》一文。

文中说，“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抗战胜利时他并没有结婚)。他该是如何兴奋高兴，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安了，十年戍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哪晓得，当时就有晋南富饶之区的易手，山西人讽刺他是以一只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中共中央始终没有离开陕北，新华社广播电台还在那里呼喊。”

胡宗南自从与叶霞翟结婚后，不久就悄悄地返回西安，不再亲自坐镇延安指挥了。

实际上，延安的前进指挥所,由裴昌会任主任，胡宗南并不需要亲自坐镇前线指挥。但是，为了证明攻略延安的胜利是他亲自指挥的结果，所以，自 3 月 9 日开始，胡宗南就一直和前进指挥所在一起。

打下延安后，参谋长盛文几次打电话，请他返回西安，指挥全局，胡宗南都拒绝了。

叛徒周天谬甚至用:“你打延安，是和毛泽东打对手；打下延安后，你再驻延安，就变成和王震做对手。”想用这等言辞刺激他，都被他断然拒绝。

许多人都不知道胡宗南究竟是什么心思？熊向晖说，其实，他是想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再漂漂亮亮班师回朝，返回西安。但在蟠龙失利后，胡宗南发现陕北战场的情形愈来愈不妙，再不走恐怕真正不好回来了。于是，在对前线部队稍事整训后，就找了一个借口，悄悄地返回西安了。

熊向晖在西安停留了个把月，常在家里邀请绥靖公署和西安党、政机关的熟人聚会，借机介绍他们同王石坚相识，其中包括胡宗南住处的行政副官张德广，他为王石坚办了不少事。

1947 年6月，熊向晖去南京。7月，谌筱华送熊向晖到上海乘船去美。此时，谌已怀有身孕。熊事先与王石坚商定，谌筱华在南京母亲家分娩后，即去西安掩护他。

熊向晖去美国，比陈忠经、申健晚走了半年。但是，他参加了胡宗南打延安，为保卫党中央立下了奇功。

对于熊向晖在情报战线对陕北解放战争所做的贡献，很多严肃的史料都有记载，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也专门提到这件事。

在该书第 532—533 页，童小鹏说:“一般都说，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我说，应该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为确切。”

童说，毛泽东、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并特别指出:

“还有一直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的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等同志，隐蔽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以及其他地下工作者，为中央及时提供国民党党政军的各种重要情报，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周恩来领导的。”

（34）保卫党中央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从整个战斗的进展来看，无论是右兵团，还是左兵团，都没有遇到特别激烈的战斗。虽然有几次战斗，但规模都不算大。

3月14 日，是发起进攻的第一天，整个洛川指挥所的人员，都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战报。

黄昏后，各进攻部队陆续来电报告战况，千篇一律地说:“没有接触”,或者说:“遇到少数民兵部队,一打即退”等等。第二天，各部队继续前进，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

只在第三天，才在金盘湾一线遇到激烈抵抗，胡宗南指挥部判断：可能遇到共军大部队阻击。但是后来了解，西北解放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是 1 个旅加 1 个团，力量很有限。

前两天，基本上没有组织有力的抵抗，在金盘湾一线，主要是利用有利地形，迟滞胡宗南部队的前进速度，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因为从观亭到金盘湾间，是一片荆棘纵横的荒山和沟谷交错的地带，村落和居民都很少，也没有什么乡村道路，相距十数里乃至数十里,才有几家茅屋和零星土窑。骡马通行困难更多，大大限制了大兵团重兵器运动与后方补给运输，便于解放军小部队施行逐次持久抵抗作战。

所以，西北野战军只在这一带组织了一次较大的阻击行动，任务达成后，当天傍晚就主动撤走了。

胡宗南的部队占领金盘湾后，洛川前进指挥所判断：可能在甘泉的大小劳山一带将发生主力战。

早在进攻准备阶段，参谋长盛文就一再警诫各部队，说大小劳山是共军的坚固阵地，若干年前，曾在此处歼灭了东北军的 1 个师。

西北野战军在金盘湾一线组织的激烈阻击，使洛川前进指挥所内气氛十分紧张。但是，第 4 天的消息传来，大小劳山并未发生激烈战斗。

此后，胡宗南、裴昌会及幕僚人员都判断，中共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已经主动放弃了延安，在延安周围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了，部队将会顺利地占领延安。

这说明，西北解放军在延安外围没有组织有力的抵抗，也说明中共中央准备主动放弃延安。

3月19日晨7时许，裴昌会电话告熊向晖，整167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熊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

胡答，不。8 时许，整 90 师到达延安市郊，胡仍不向蒋报捷。10 时左右，整1旅进入延安。胡闻讯大乐，亲自拟电给蒋，说整1 师之整1 旅率先夺取延安。

电发后，熊问胡，这是何故?胡哈哈大笑，说这是为整 1 旅恢复名誉。

原来，去年整1旅在晋南进攻解放军时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胡认为是奇耻大辱。

熊向晖了解的情况是，右兵团方面，整 90 师的行动最快，早在18 日 17 时，整 90 师的 61 旅已经前进到距延安 15 里的位置，这个时候整 1 师的整 1 旅比 61 旅落后 15 里。

但是，董钊当天夜里下令，不准整 90 师 61 旅前进。为什么呢？就是要让整 1 旅先进延安城。

所以，到了 19 日早晨，虽然整 167 旅抢在整 1 旅前面占领了宝塔山，也不算数，还是要等整 1 旅进去后，胡宗南才肯向蒋报捷。

实际上，在进攻延安的整个行动中，走在前面的都不是整 1 旅，而是整 167 旅。不过，延安也不能算是整 167 旅先打下来的，因为西北解放军是主动撤退。

无论是整 1 师的 167 旅，还是整 90 师的 61旅，在占领延安的时候，都没有经过真正的战斗。

胡宗南把占领延安的头功送给整1旅，其部队内部虽然有意见，但也不敢公开说什么。

这时候，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此时，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只是限于军事机密，不能宣布部队番号，因而不能为整 1 旅公开“平反”。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如谎报，一旦陕北共军主力出现，无法交代。

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1 千。如照实讲，战果平平，也无法交代。

胡宗南反复推敲，延至午后，才通知盛文，告中央社发布两则电讯:

一、“(中央社西安 19 日下午 4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猛烈反击，昨(18 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调查中。”

二、“(中央社西安 19日下午5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所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 10 时为国军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 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蒋管区各大城市纷纷出号外)

3 月 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同日，《中央日报》刊载题为《国军解放延安》的社论。内称:“国军本无意进攻延安，一直延到本月 13日，共军贺龙、陈赓率部十二万余人，由陕北出发对西安采钳形攻击的后两天，才决定于迎头痛击之余，更进一步去解放延安”,“共党这一次发动全面攻势，实用以配合莫斯科会议中外人酝酿国际干涉中国内政的外交攻势……

政府对于这种出卖国家的第五纵队，自有严厉教训的必要，而最能收教训的效果者，莫过于扫荡延安。”

更使胡宗南哈哈大笑的是，他接到蒋介石“手启寅马府机电”,内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 21 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道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

10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则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蒋介石的嘉奖电让胡宗南兴奋；但告知中外记者要来参观，却让他感到麻烦；而新华社 3 月 20 日电的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更让胡宗再忧心。

3 月 19日，胡宗南右兵团和左兵团的先头部队，陆续进入延安及延安周边地区，下午 5时，左、右兵团在三十里铺会师。

一整天，胡宗南都在眼巴巴等着看“好消息”，熊向晖心里也多少有些不安，总担心会有什么不测的情况发生，因为他对中央的情况还是不大清楚。

19日下午5 时以后,“前进指挥所”送来了这一天的战况：

右兵团：

整 1 师：续向延安突进，整 167 旅于上午7时许攻占宝塔山，整 78旅同时占领延安附近之墩儿山；整 1 旅钻隙突击于上午 8 时4 分协同整 167 旅，击破守城敌军，突入延安市区，并向北郊扫荡。

整 90师：向延安东北之清凉山及飞机场突击，于下午 15 时攻克该地。

整 27 师：整 47 旅为预备队，推进于七里铺。

左兵团：

整 36 师：于上午 8 时许，完全攻占大小劳山，续向湫雁山攻击，敌军望风披靡，17时攻占三十里铺，与右兵团会师。残敌主力向瓦窑堡溃窜，一部窜向安塞。

整 17 师：整12 旅推进至甘泉，任该地迄茶坊之守备。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推进至大劳山。

战报上只讲各部占领延安的情况，没有提到有什么俘获或缴获方面的具体战果。

熊向晖的心放下了。他知道，党中央机关都安全撤离了。

后来，熊向晖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坚持到 3 月 18 日晚上，才最后撤离延安。此时，胡宗南的前锋部队距延安只剩下 30 里路程。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

“(1947 年)3 月 18 日晚 8 时，同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次日凌晨，转移到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

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对他们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 月 18 日夜，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后，住在延川刘家渠。19日，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

20 日，周恩来离开徐家沟，到子长县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毛泽东留在徐家沟。

21日，毛泽东也离开徐家沟，转移到子长县高家沟。24日，毛泽东转移至子长县任家山。25 日，毛泽东转移至子长县王家坪，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会合。

胡宗南的 14 万军队，前后打了 6 天，才把延安拿下来。他们吹嘘，说是“激战七昼夜”,熊向晖说，哪里有这回事。从 3 月 14 日到 19 日,即使每天激战，也只有 6天，没有7天。而6 天当中，也不是每天都打。

而且，胡宗南的部队进入延安后，发现只是一座空城，几乎没有缴获到任何有价值的战利品。

《胡宗南上将年谱》上有个统计数字,声称“是役计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 16 606 名，俘获伪官 559 员，兵 9 625 名，虏获轻机枪 30 挺，步枪 2 243 枝，手枪 5 枝，掷弹筒 29具，辔马 35 匹。”

但是，《周恩来年谱》1947年)3月13日载:

“国民党集中 34 个旅 25 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部署就绪后，本日由胡宗南指挥的 15 个旅14万余人，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中共中央军委以教导旅等部 5 千余兵力进行阻击。”

这就是说，西北野战军参战的兵力总共才 5,000 多人，所谓毙伤 16 606 名的说法，完全不着边际。

3 月 20日，新华社播出消息《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中共中央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

熊向晖收到了广播稿的抄件，广播稿说:

“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的已经圆满完成，而蒋介石企图在 3 月 10 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蒋介石占领延安丝毫不能挽救其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但是蒋介石的这一行动，将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为独立和平民主而作最坚决的奋斗。”

熊向晖把新华社广播的抄件送给胡宗南看，他的表情多少有些不屑。当时，他正处在占领延安后的巨大兴奋之中，根本不承认占领延安会是他失败的开始。

3 月 24日，熊向晖和胡宗南也离开洛川去延安，自离开同官起，胡宗南和熊向晖一直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3月24日晨5时30分，胡宗南由熊向晖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经茶坊、甘泉、磨子街、四十里铺，近午到延安。

延安既是胡宗南，也是熊向晖久已向往的地方。“前进指挥所”先期到达后，为胡宗南安排的行辕是延安最好的房子“边区交际处”(现在改成了延安宾馆)。

胡宗南到这个地方看了一下，嫌不隐蔽，最后选定在边区银行旁的窑洞居住、办公，这个地方的设施比较好，也比较安静。

熊向晖和胡宗南住的窑洞前面，有一个小院子，紧邻边区银行,就是“前进指挥所”所在地，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不足两个月，一直到离开延安，都没有换地方。

截至 24 日中午，前方仍无确切情报。“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和补给困难”胡宗南到延安当天，薛敏泉报告，胡只好命令他转令各部队，继续加强搜索。

根据胡宗南先期下达的作战命令，整 1 军主力已于 24 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 日仍回延安。

整 29 军即在延安、富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安全，胡宗南同时命薛敏泉转令各部队，注意节约粮食,并抓紧向陕西省政府催粮。

接着，负责侦测无线电台的分队长报告，攻占延安后，未再发现陕北有固定的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提到小电台的征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

因为，周恩来已经在 3 月 24 日指示各野战军负责人，在战前部署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胡宗南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命他继续努力，尽快找到目标，找到后重赏。在一旁的熊向晖听了这个报告，心中兴奋不已。这说明，党中央已经得到了他违反常规送出的情报，采取了有效的反侦测预防措施。

后来，因为无线电侦测分队始终侦测不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的电台所在位置，魏大铭曾于 4 月 5 日亲到延安，了解情况，分析原因，进行指导。

魏到延安后，胡问他彭德怀部主力所在。魏答:“昨夜在甘泉测得似在榆树茆子，然仅单线侦测，未敢必也。”

胡命整 29 军军长刘戡派兵搜索，不久，刘向胡报告，已缴获一些骡马行李，询问当地居民，彭部果昨夜宿此，他窜未及 2 小时。

魏大铭来了之后，虽然有从美国进口的侦测电台，但在陕北战争期间，自始至终,没有能发挥重大作用。

王超凡负责准备接待中外记者的工作。他报告胡宗南说，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

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 27 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他说，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

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

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他问熊向晖有什么意见。熊说，已以胡先生的名义发表告陕北民众书，颁布施政纲领，如果不能马上做到，也不要违背基本精神，至少要做到不扰民。

胡宗南命王超凡转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革命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

他又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他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

3 月25 日晨，胡要熊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

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这也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

就在这一天，胡的精锐部队整 31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整 31 旅隶属整 27 师序列，师长王应尊，占领延安之后，整 27师担任延安城防任务。

为加强延安的侧翼安全，王应尊根据前进指挥所的指示，命李纪云率整 31旅前出青化砭，筑工据守，加强延安的防御纵深。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 余里，陕北惟一的公路咸榆公路就经过这里，是延安外围的一处交通要点。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判断中共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撤出延安后，一定是向西北安塞方向溃退了。为此，胡命整 1 年军长董钊率主力向安塞方向进行搜索扫荡。

当时，大家都不认为东北方向会有什么情况。青化砭距延安很近，又在交通线上，更不会想到有什么问题。

所以，整 31 旅接到命令后，与21日前出青化砭，限 24日前到达，并迅速构筑防御阵地。

整 31 旅共两个团4 000 余人，但一个团在经过拐峁镇时，被指令留守当地。

这样，前出青化砭的只有整 31 旅的旅部及一个团，一共 2 900 多人。

不过，旅长李纪云率部到达拐峁镇后，侦察部队发现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活动，当即电告胡宗南。

胡不相信共军会出现在青化砭，认为只是几个土共，李纪云夸大敌情，命他继续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这样一来，整 31 旅在拐峁镇耽搁了一天。

25 日上午 10时左右，整31旅在青化砭地区进入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圈，仅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团长谢养民全被活捉，官兵 2 900 余人全部被歼，另损失各种枪支 498支，各种子弹 68 000 余发，收发报机 1 台，火箭筒 4 支，化学炮 2 门。

25 日中午，胡得到整 31 旅中伏的消息后，当即命董钊派刚从安塞搜索返回的整 1 军迅速驰援，等到整 1 军赶到青化砭的时候，战斗早已结束，西北解放军已不知去向。

整 31旅被歼后，胡宗南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青化砭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取得陕北“三战三捷”的第一役，也是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走下坡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坏消息不断，熊向晖再也没有听到胡宗南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

胡宗南依然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 25 日在延安东北 70 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 27 师 31 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四千余人。

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敌我伤亡是 20 比 1。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 6 天。”

地点、番号，完全正确，只有人数略有差异。事已如此，胡宗南授权裴昌会、薛敏泉，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了。

为了接待来延安的中外记者团，胡宗南让他任命的肤施县县长做了手脚，并偕熊向晖对王超凡负责的接待准备工作，进行重点检查，查问冒充的被俘共军旅长。

王超凡还用了心思，选一个在战干4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这人一见胡宗南，马上立正、敬礼、弯腰。

胡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的编造——回答。向了几句，胡不耐烦,把王带到边区银行，批评他不懂革命，说他选的这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出口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

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王超凡很委屈，说胡先生早有指示，不要骂娘。胡宗南说：不是要他骂他们，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

胡宗南说，王超凡不在行，要熊去导演。熊向晖把王超凡领到他住的窑洞，对王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他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

要我导演，有个条件，此事你知，我知，那个“旅长”知，如果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对革命不利。你同意，我才干。

他说，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熊和王超凡找到那个“旅长”,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在西安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做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

他说，他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他的官，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

熊又交代几句，让他装上胡子，并要王超凡安排他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

1947年4月3日早晨，中外记者团五十五人搭乘三架空运大队的运输机，由南京飞西安。休息一晚后，隔日再飞延安。

这个团由南京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卿汝楫率领，计有外籍记者七名、女记者二人，报馆通讯社三十九家，包括《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新民报》记者宋凯沙、《和平日报》记者谢蔚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潘启元、上海《申报》记者俞振基、上海《大晚报》记者邹启元、《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等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则以中央社记者的名义一道前来。

胡部政治部为中外记者们安排的行程大抵如下：

4月4日：上午飞抵延安，下榻边区政府招待所，盛文参谋长简报，下午参观枣园、中央大礼堂、杨家岭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居所、中共党校、凤凰山麓。

4月5日：早上升旗典礼，参观“共军战利品”陈列，采访“共军战俘”，下午自由采访，晚上胡宗南将军邀宴

4月6日：上午民众大会，中午发放延安百姓每人两万元救济金，下午自由采访。

4月7日：上午原拟飞离延安，因雨待在室内打牌聊天。

4月8日：上午飞离延安。

刚进《中央日报》不久的龚选舞，年纪轻轻就被托付如此重要的采访任务，既光荣又兴奋。

在延安飞机场迎接记者团的有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长官部（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顾希平、副主任王超凡，西安警备副司令赵才标，肤施县长白崇熙。


他们在机场举行一场阅兵仪式，然后，记者们分乘六辆大型美军吉普车南下，首先前往边区政府大礼堂，听取参谋长盛文的战情简报。由胡宗南部所安排的光复延安的全国新闻采访活动就此正式展开。

整个采访活动只有短短的三天，记者的报道也都集中于上述的内容，《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在延安采访的一段报道：

“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

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

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中外记者团路经西安时，胡宗南命留守西安的盛文陪同到延安，盛文带来蒋介石颁给“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魔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魔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

胡本人只接见了沈昌焕和《大公报》记者周榆瑞。(胡一向不大见记者,但对《大公报》例外。)

4 月 14 日,热闹气氛未散,胡部整 135 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幸亏新华社留情，在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后才发出消息。

自从整 1 军北进安塞扫荡扑空、导致整 31 旅青化砭被歼后，胡宗南吸取教训，认为在当前不能查清共军主力去向和位置的情况下，一定要防止兵力分散，遭共军伏击，被各个击破。

为此，胡宗南下令仍采取南京国防部制定的所谓“方阵战术”。这也是薛敏泉、汪承钊在洛川军事会议布置的“方阵式”进军方法，把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首尾相顾，左右相连，行则同行，宿则同宿，这样不致暴露弱点，遭到各个击破。

对于西北野战军主力的去向，原来判断是在延安西北方向，这时胡宗南把注意力集中到延安的东北方向，主观判断在青化砭伏击整 31 旅的是西北野战军的掩护部队，其主力部队必然是向东北方向撤退了。

因此，他决定使用两个兵团的全部力量，向延川、清涧方向，进行一次威力搜索和大扫荡。

从 3 月 27日开始，董钊、刘戡率领 9 个旅，自延安出发，向东北，经拐峁镇、甘谷驿、延川到清涧；再向西进，经折家坪镇，到瓦窑堡；再掉头向南，到永坪镇；接着，又从瓦窑堡出发，北进绥德，因途中刘兵团遭解放军尾击，董兵团折返南进回援，两兵团在永坪镇会合。

这时，两个兵团因连续行军，极度疲劳，且粮食缺乏，逃、病兵员日益增多，胡宗南下令暂推迟北进绥德的计划，于4 月 10 日回到蟠龙镇补充粮食。

从 3 月 27 日到 4 月 10 日的 14 天中，董、刘率9 个旅，先向东北，再向西，再向南，又掉头向北，最后再南返，几度回旋，几次扑空，不但没有找到解放军主力，反而把自己搞得疲乏不堪。

不过，胡军采用的这个“方阵战术”,也确实叫西北野战军一时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据《彭德怀年谱》(1947 年)4 月 2 日载:“(彭德怀)和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敌 10个旅背依延川、清涧两城，分三路前进。我 2 日于永坪公路侧伏，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 35 里、东西 45 里纵深以 10 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

这一天，彭德怀是准备打的，但苦于没有机会下手。

当日，彭德怀与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放弃这次伏击的原因:“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

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以打击分散之敌与打援敌。”

4月3 日7时，毛泽东复电:“敌 10 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可见，这时候双方都很难，胡宗南难在找不到彭德怀的主力在哪里；彭德怀难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时是在比耐心，比意志。

董、刘两兵团在蟠龙补充粮食之后，胡宗南还是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他根据总部无线电测向台的侦察结果，判断解放军主力仍在瓦窑堡西南方向。

4月13日，胡命令董、刘兵团，从蟠龙以西地区，铺开数十里宽的正面,开始向北扫荡。

胡宗南的这次判断，大体上是对的。当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就埋伏在瓦(窑堡)蟠(龙)大道东西地区，待机歼击 135 旅。

彭德怀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呢？因为在4月 11日，彭德怀发现胡部整 24 旅的第 72 团，由清润开抵瓦窑堡。彭德怀判断，这个团可能是要接替整 135 旅，担任瓦窑堡的守备任务。

整 135 旅替换出来后，会往哪个方向走？彭德怀分析，有几个可能：向南，到蟠龙镇；向东南，到永坪镇；向东，到清涧；也有可能冒险向西南，到安塞。

对于这几个方向，彭德怀都进行了部署，无论整 135 旅出哪个方向，都要消灭它。

4 月 14 日清晨，整 135 旅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即采取战备行军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结果钻进了彭德怀的口袋。

自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经 8 小时激烈战斗，将沿瓦蟠大道两侧高地南进的整 135 旅 4700余人，全部歼灭，创西北野战兵团首次歼灭胡部一个整旅的先例。

羊马河战役结束后，熊向晖向薛敏泉、汪承钊了解整 135 旅南出瓦蟠大道的行动意图。他们告诉熊，这一天，董、刘兵团从蟠龙以西地区北上，整 135 旅自瓦窑堡南下，如果发现解放军，就南北夹击，消灭敌人；如没有发现解放军，就先回到蟠龙补给粮食，再归队刘兵团。

因为整 135 旅代旅长麦宗禹曾多次急电延安前进指挥所，说是自 135 旅到瓦窑堡后，由于老百姓仇恨国民党军队，坚壁清野，搞得十分彻底，部队得不到任何补给，士兵所带粮食已经全部消耗完毕，请求补给粮食，这就是当时整 135 旅南出的原因。

始终在监视整 135 旅动向的彭德怀，弄清敌人的行动意图后，立即布置，以西北野战军一部分兵力在永坪一线，抗击北上的敌军主力，而以 4 个旅隐蔽集结在瓦窑堡以南羊马河地区伏击。

羊马河战役结束的当天，新华社没有发消息，4 月 15 日、16 日，也没有。4 月 17日，新华社发出消息，熊向晖把收听到的新华社广播的抄件送给胡宗南，同时送给他的，还有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社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 135 旅被歼》。

胡宗南对那条他已知道的消息不甚重视，他重视的是新华社的那份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 135 旅被歼》的社论。

社论说:“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

“又据俘虏讲——胡宗南又新发明了所谓“钻隙战术’，遇到我军，绕道而过，以求迅速。这实际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战术。”

“胡军所集中的兵力，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几万人集中大露营”

“由于粮食缺乏，将士疲劳，减员异常巨大。据俘虏供：胡军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

“在陕甘宁边区军民方面，情况就完全相反。游击战的作战方法很快被领会，因而愈战愈勇”

社论说,“135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 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

羊马河战役后，蒋介石从空军方面得到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命胡宗南主力9 个旅自蟠龙、永坪向绥德迅速北进，并要榆林的邓宝珊部向南策应，形成南北夹击，一举消灭西北野战军主力。

胡宗南决定：以董钊的整 1 军和刘戡的整 29 军为南方攻击兵团，由延安附近沿延榆公路向绥德并列前进；以原驻榆林的第 22 军 86 师徐之佳部，以及整 28 旅徐保部、第11 旅于厚之部等，组成两个纵队，沿榆绥公路南下。

南北两路肃清延榆公路残敌后，会师绥德，然后向西清剿。战区其余部队扼守碉堡线，并搜剿“囊形地带”散敌，缩小包围圈。

4 月 26 日，南方攻击兵团经瓦窑堡、王家湾、裴家湾一路北上，先后占领延长、延川、清涧各县。5 月 2 日，南方攻击兵团占领绥德， 4 日，南方攻击兵团与北方攻击兵团徐保部在米脂旧城会师。

但是，胡宗南的南、北兵团并未在绥德一带找到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

原来，蒋介石得到的是假情报，中共中央并不在绥德，而在绥德以西 100 多公里的王家湾，主力则隐蔽在瓦窑堡附近待机歼敌。

当胡宗南的南方攻击兵团北上大游行，并于 5 月 2 日攻占绥德的这一天，西北野战军主力突然出现，包围了胡宗南部队的后方补给基地蟠龙镇。

担任蟠龙守备任务的是胡部整 167 旅直属部队及一个团，加上一个保安总队及各部的后方兵力，旅长李昆岗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是胡宗南比较赏识的一员大将。

当时，蟠龙储备了 4 万袋面粉、5 万余套军服及大量枪械、弹药，是胡宗南部队设在陕北地区的一处最重要的补给中心，胡军还在镇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

蟠龙战役前一两天，李昆岗曾向胡宗南报告，在蟠龙四周发现解放军的便衣侦探和侦察部队出没，故判断解放军主力有可能在蟠龙地区集中，似有攻打蟠龙迹象。

胡宗南不相信，认为李昆岗是夸大敌情。5 月 2 日战斗打响后，胡宗南发觉情况不妙，急令董钊、刘戡两兵团星夜南援，但已经来不及了。

5月4日，解放军经两昼夜强攻，整167旅旅长李昆岗以下6700人覆灭，蟠龙失守，所有物资均被我军缴获。

（33）在洛川前进指挥所

就在胡宗南计划进攻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兰州西北行辕也拟订了闪击延安的作战指导方案：“以协同西安绥署收复陕北奸区之目的，即行全面攻势，预定于庆合、环县、定边之线及以东地区求‘匪’主力击破后，逐次清扫残余，向保安、靖边之线进出”。

西北行辕还组成海固兵团(指挥官杨德亮)、宁夏兵团(指挥官马鸿逵)、陇东兵团(指挥官顾锡九)、预备兵团(指挥官马继援)，配合胡宗南部作战。

但是，马鸿逵、马继援属于马家军，他们的部队均不接受胡宗南的指挥。

3 月 7日，熊向晖在西安又找到王石坚，告以蒋下达进攻推迟 3天的密电，并将左、右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及西北行辕作战指导方案等方面的情报，进一步告王石坚。

熊还告王，胡宗南有可能在进攻延安的初期，用伞兵实施突袭。

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

熊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王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

熊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胡宗南用伞兵突袭延安的计划，后来没有实施。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上都提到过这件事。

《毛泽东年谱》(1947 年)3 月 10 日的条目下记载:“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电：(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即 3 月 8 日)在西安集中，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二)望着新 4 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

《周恩来年谱》(1947 年)3 月 10日条目下载:“得西安情报，胡宗南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令新 4 旅两天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也提到这件事。童说:“(1947年)3月8日，中央机关按计划有秩序地向瓦窑堡方向转移。10 日，中央军委得到隐藏在胡宗南处的熊向晖的情报，胡宗南已将他的主力 15 个旅 14 万人在洛川、宜川之线集结完毕，拟即向延安进攻，并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

周恩来即起草电报，命令刚在陇东西华池结束战斗向延安前进的新4旅，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党中央和延安。他们如期赶到后，周恩来交代旅首长，立即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一定要确保延安飞机场不被伞兵占领。并要他们告诉指战员，伞兵并不可怕，他们刚从飞机跳下来，方向都摸不清，只要沉着应战，是可以把他们歼灭的。

大概因为敌人害怕伞兵跳到延安山沟里被消灭，没有实行这个计划。”

熊向晖3月7日把情报送出去，3 月 8 日就随胡宗南去了洛川，后来情况又有变化，但他的情报送不出去了。

8日晚，熊随胡宗南及第一战区副参谋长薛敏泉、处长汪承钊、科长赵宁国、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炮兵指挥王观州等人，秘密离开西安(胡宗南留参谋长盛文在西安坐镇)。

他们先乘火车专列到铜官(今铜川)，胡和熊及1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

洛川是第一战区攻略延安作战行动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此前，胡宗南已指令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工处处长王超凡等人组成“前进指挥所”，他们已先期到达洛川。

9日，他们到达后，副官处为胡宗南和熊向晖及机要人员、便衣卫队等安排好住处——洛川中心小学。

事先，熊向晖先已查明延安电台新闻广播时间，他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天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 4 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

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又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 9 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大会通电全文，“朱总司令讲话”全文，“彭副司令讲话”全文，“周恩来将军讲话”全文。

所有文件一式两份，胡一份，熊一份。

胡宗南看完后向熊向晖发议论，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

而他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他想了想，兴头突减，忽然问熊：怎么毛泽东没有出席讲话？熊说，我怎么知道?

他又问：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熊回答不来。他说，朱德是总司令，但他在共产党里资历比周恩来浅，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周恩来这个人……

胡宗南没有说下去，他太熟悉周恩来的经历，潜台词大概是“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

胡宗南的部队在进行较大规模的行动时，如情况许可，都要举行一次军事会议，说明敌我友军的态势和作战计划。

这次攻略延安的军事会议，定在 3 月 10 日晚 10时召开，地点就在胡宗南的洛川住地——洛川中心小学礼堂。

洛川军事会议由胡宗南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第一战区长官部副参谋长薛敏泉、第一战区政工处处长王超凡、参谋处长汪承钊、交通处处长王企光等。

部队将领中，参加的有整 1 军、整 29 军的军长、军参谋长和各师师长、师参谋长、旅长，以及第 7 补给区、空军第 3 军区司令，特种兵部队长等。

胡宗南召开洛川军事会议的时候，建制单位还叫第一战区，洛川军事会议之后，也就是 3 月 15日之后，第一战区已经改成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任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

洛川军事会议首先举行“布达式”,宣布人事委任命令，任命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前进指挥所”参谋长、王超凡为“前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长、任命熊向晖为机要秘书。

这是熊向晖第三次被胡宗南任命为机要秘书。布达毕，首先由“前进指挥所”参谋长薛敏泉就张挂的作战指导要图，说明敌我友各方的态势。

敌方态势：判断陕甘宁边区的正规部队为警备第 1、2旅和一个不明番号的旅，共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估计不到5 万人。其正规军的主力在临真镇、金盘湾、劳山(甘泉县北)之线，一部似在延长县附近地区。

友军方面：整 30 师主力仍在晋南临汾、运城等处守备，并以有力之一部在壶口、禹门口一带担任河防，掩护我军的右侧北；已通报宁夏兵团马鸿逵部向庆阳、合水进出策应作战。

后来了解到，马鸿逵并未理睬这个通报。

薛敏泉报告后，由胡宗南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命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 3 月13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4 日拂晓攻击前进。

会上，薛破泉、汪承钊就行军、作战注意事项，作了熊向晖事先不知的具体布置。

主要是：陕北地形复杂，严防共军伏击、夜袭，要求携7天干粮，拂晓进军，薄暮露营，采取“蛇蜕皮”、“方阵式”进军方法，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连，走山不走川，遇小股敌人即行歼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吸引于延安附近围歼。

并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的标志等作了规定。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除了看小说，他只看熊向晖送呈的当日战报。

从3 月14日至3月18日，熊向晖送呈的当日战况大意如下:

3月14日:

右兵团(整 1 军,指挥整 1 师、整 27 师、整 90 师):

整1 师(指挥整 1 旅、整 78 旅、整 167 旅)：由新庄、庙湾、观亭地区发起，向旧治城、三泰庄之线攻击，沿途排除敌之节节抵抗，至 15 时攻抵义落坡、标家台以北高地之线。

整 90 师(指挥整 61 旅、整 53旅)：由英旺、茹平间地区发起，向刘村附近攻击，沿途遭敌之顽抗及将敌障碍物之排除，于18时攻抵刘村以西及岳家寺附近地区。

整 27 师(指挥整 47 旅,整 31 旅)：由薛白、平陆堡地区发起，向临真攻击，遇敌教导第 2 旅依堡垒之坚固工事顽抗，15 时许，突破敌之阵地三道，于西要险对峙中。

左兵团(整 29 军,指挥整 36 师、整 17 师、整 76 师、整 135 旅)：

整36师(指挥整 165 旅、整 123 旅、独 123 团)：由党冢原发起，向牛武镇攻击，因迂回敌主阵地之侧背，出敌不意，于 10 时攻占韩家原、牛武镇、郝家原之线，并向回回庄追击。

整 17 师(指挥整 12 旅、整 48 旅)：由堡子头发起，向茶坊攻击。敌新 4 旅依据茶坊、北山寺之坚固阵地顽抗，经该师 12 旅奋勇冲杀，7 时攻克交通镇，13 时占领茶坊。

整 135 旅为兵团预备队，14时推进于交通镇。

3 月 15日：

右兵团：

整1师：由标家台、义落坡向董家台、三泰庄攻击，敌凭要险工事顽抗，经激战后，于17时攻占董家台及三泰庄西南之线。

整 90 师：由刘村向金盘湾攻击,于太极沟以南高地遭敌顽抗，激战至 18时，攻占太极沟以南及金盘湾南 10 华里高地之线。

整 27 师：继续向临真攻击，14 日午后5时攻占该地。

左兵团：

整 36 师：由郝家原、韩家原向榆林桥以北攻击，15 时攻占 1420 高地，17 时攻占榆林桥。

整 17师：继续向北山寺攻击，8 时攻占该地，续向榆林桥追击。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控制于交通镇附近地区。

3 月 16日：

右兵团：

整1师：向金盘湾南侧及马坊攻击，依步炮兵之协同，以猛烈轰击将敌阵地摧毁，17 时整 ，78 旅攻占金盘湾以北之大道，整 167 旅攻占马坊以南之高地。

整 90 师：续向金盘湾攻击，12 时，整61旅逐次攻占金盘湾，13时向马家山继续攻击，敌凭工事顽抗，16 时20分攻占该地，敌向北窜。

整 27师：为兵团预备队，推进至金盘湾西北地区。

左兵团：

整 36 师：整 165 旅继续向板桥屯攻击，将敌之警戒部队驱逐后，14 时许，攻占单腰梁高地之线，整 123 旅攻占道左铺镇，向麻子街方向追击。

整 17师：整12 旅以一团任茶坊、北山寺守备，余推进于榆林桥。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推进于小原子。

3 月 17日：

右兵团：

整1师：由金盘湾西北各地向马家坪西北行果敢之攻略，敌教导旅凭工事顽抗，迄18 时，先后攻占该高地，敌窜菊花湾以北。

整 90 师：以整 53 旅在右，整 61 旅在左，沿金延大道继续突进，13 时，攻占月山坪，17时占荒沟、孙家砭以北之线。

整 27师：整47 旅为预备队，推进至月山坪附近。

左兵团：

整 36 师：整 165 旅继续向黑龙山、伏陆山之敌攻击，遇敌 120 师独立旅据险顽抗，激战至 17 时 30 分，将各要地攻占。整 123 旅向窑店子攻击，14 时占领该地，15时攻占东岳山。

整 17 师：整 12 旅主力推进麻子街，任交通要点守备。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推进板桥屯。

3 月 18日：

右兵团：

整 1 师：整78 旅于拂晓向当面敌军攻击，17 时攻占杨家畔高地；整 167 旅由店子上沿山脊西北方向攻击，经迂回围击，17时攻占娘娘庙以南高地。

整 90 师：以整 53 旅由金延大道以东地区，以整 61 旅编 4 个突击营向敌阵地间隙攻击，10 时攻占郭家台，17时攻克杨家畔以北南张家沟之线。

整 27 师：主力推进至郭家台附近。

左兵团：

整 36 师：以整 165 旅由杨庄科向大劳山侧击，8 时攻克劳山阵地山头 12 个及1276 高地。整 123 旅攻克甘泉，续向小劳山攻击。

整 17 师：整 12 旅任交通要点守备。整 135 旅以 404 团占领黑龙山,掩护军主力右侧背。

从 3 月14 日至 18 日的 5 天中，胡宗南果然是做到了“闲情逸致”,但是也有例外发生，迫使他不得不临时放下“闲情逸致”进行处理。

联勤总部只拨给 17 万人份半个月的干粮，胡多次命薛敏泉分向联勤总部及陕西省政府催索，务求解决供粮难、运粮难的问题。

胡还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

他们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胡要求该分队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原军统局特种技术室西安电讯工作队队长、西安绥靖公署电信监察科科长张成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在军统西安电讯工作队、中央和西安电检科的经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 49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8 月版)。

在这篇文章中，张成信回忆：他所领导的西安电讯工作队，是直属军统局本部的一个电讯特务机构，对外称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是受军统特种技术室侦测总台领导的外勤单位。

抗战期间，他们是以日伪密电为侦译对象，以及延安中共电报的侦译工作。战后，重点是对付陕北的中共电台，并架设特制的定向天线。

但限水平，只能研译边区往来的贸易电报，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从未破译过军政电报。

1946 年 6月，内战爆发，西安电讯工作队直接更名为国防部第4 侦收支台，并从陕坝调来原军委会第 2 通讯所，合并编入，加强侦收阵容。

同时，开始架设 FINCH测向机，进行试测，因系单线侧向，无法核证，后又从南京运来各种型号不同的进口电机，作为进攻延安的准备。

张成信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国防部第 2厅副厅长、军统主管电讯的大特务魏大铭从南京赶来西安，由他陪同，与胡的参谋长盛文会商配合陕北战役的问题。

魏向盛表示，打算以西安侦收台为基点，在西安架设大型 DAB机，在宜川、灵宝等地各架设中型 FINCH 机，随军配备小型(手提式)DAG 机，以使其远近互相交测校正。并希望绥署供给陕北方面的精细军用地图若干份。

盛文当时答应，在交通工具、警卫及有关需用物资方面，尽量给以大力支持。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张成信按魏大铭指示，专门成立延安分队(台)。不久，又成立了清涧测向台和整 29 军测向台，配备 DAG机。

西安、宜川、灵宝、清涧、延安及前线随军台，根据其所在位置，通过两个台以上的测证，构成交叉点，就能判明中共军用电台所在地，从而判明该部共军指挥机构的所在地。

熊向晖感到上述新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他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又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

经过反复思考，他只得违反秘密工作惯例，把这些情况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西安绥署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这个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

熊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因为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

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递书面文件，熊向晖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熊交办的事情一向奉命唯谨，熊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

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他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

中央接到熊向晖的情报后，十分重视,迅速采取了周密的反侦测措施，《周恩来年谱》(1947 年)3 月 20 日载:“得知国民党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毛泽东、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 3 天。”

(1947 年)3 月 24 日载:“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对这个情报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了回忆。

他说:“党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于 3 月 28 日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因已知道国民党有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台设备，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央的电台在转移中停止工作 3 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周恩来还起草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

“由于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了这些措施，使敌人始终摸不清楚党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

熊向晖违背了秘密工作的惯例送出情报，所幸是把情报送出去了，如果被敌人发现，需要付出重大代价，不过，这个情报关系到中央安危，熊说，自己除了冒这个险，当时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32）进攻延安的计划

1947 年1 月初，熊向晖和谌筱华准备“旅行结婚”，遭到她母亲的坚决反对，说那会被人看成私奔，必须明媒正娶，名人证婚。

在南京，熊认识的名人不少，考虑到他们同胡宗南的关系，他选中刚卸任东北外交特派员的蒋经国。

1942 年春，蒋经国巡视西北 3 个月，熊向晖奉胡宗南之命一路陪同，颇有交情。找到他后，他不但欣然应允，而且提出在励志社举行，所需费用由他来付。

他还让熊把所邀宾客的姓名住址，开给他的主任秘书陈元，由陈元代为印发请柬，安排场面。

陈元原在胡宗南部，还是熊向晖介绍给蒋经国的，自然非常帮忙。

为使丈母娘满意，熊向晖按南京习俗，请四位熟人做“四大红媒”:

陈元 ，中央信托局襄理吴承明，即将去美留学的陈忠经，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正洽办留美手续的申健。

他们约齐造访谌母，为熊做媒定聘。“明媒”之后就“正娶”。陈元一个电话，励志社大厅布置得喜气洋洋。

在司仪的导引下，两百多来宾分列南北两厢，双方主婚人分列西端礼坛两侧，证婚人蒋经国身穿长袍马褂，站在礼坛中央。

女钢琴家洪达琴弹奏婚礼进行曲，熊穿黑色燕尾服，由伴郎陈琳陪同，筱华穿白色披纱婚服，由伴娘程文江陪同，踏着琴韵，从东端徐步走向礼坛。

蒋经国同新郎新娘握手，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印，致贺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代表胡宗南致贺词。

婚礼完成，喜宴开始，莱肴丰盛,但席上不供酒、不供茶，饮料只有白开水，因为这是“新生活运动”的规定。

婚礼之后，陈忠经、申健等即于 2 月赴美。熊本拟 1 月底从上海坐“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班轮去旧金山，因船少客多，1、2 月份船票早已售完，他只订到 3月上旬的舱位。

于是，他和筱华于 2 月 22 日去杭州，计划游览两星期，再偕赴上海，她送熊上船。

离南京前，熊向徐先麟辞行，请他代候胡宗南，他们在杭州，住西湖边上的大华饭店。3 月 1 日近午，从灵隐寺返住处，大华饭店经理在门口等，他说,“请熊太太先回房间休息。”

然后，把熊领到经理室，一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他抱拳拱手，说:“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奉看熊先生。”

熊说，“不敢当”，心里嘀咕：保密局是军统局的新名，戴笠摔死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这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

不待熊发问，那姓王的主动作了回答，说他今晨收到毛人凤密电，命他速查熊是否在杭州。他从旅馆登记表中知熊的住处，即复毛人凤。不久，又得毛人凤密电，命他妥善安排熊于 3 月 2 日下午 6 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

他说，时间有富裕，他要略尽地主之谊，下午陪逛西湖，晚上在楼外楼宴请，明晨“请熊先生,熊太太”坐他的汽车沿(南)京杭(州)国道去南京，他派人随行照料。

他说，京杭国道“呱呱叫”,他的汽车也“呱呱叫”,几个小时就可到达。

姓王的特务说得煞有介事，而熊向晖却如打了一记闷棍，使他难辨真伪。

熊说，这个房间有电话，我打个长途问问南京的徐处长。他说，这个电话不保密，要打，到他办公室打,如信他不过，他就给熊看毛人凤的密电。

熊说，不必了，既然胡长官到南京，急于见我，赶早不赶晚，我和内人下午坐火车去上海，转乘夜车去南京，请他代买车票，代为通知徐处长派车接，其他就不打扰了。

他说:“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没啥能耐，抓车票，打电话，小事一桩。”

随后，熊在餐厅附近的湖滨，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筱华。他说，国共和谈破裂，马歇尔已返美，可能把“那个小本子的照相”送给蒋介石。保密局盯上我，逃也逃不脱。

他要她在上海下车住亲戚家，先给王石坚报警，熊到南京马上给她写信，如 5 天后收不到信，就凶多吉少，请她珍重。

3 月 2 日晨，熊向晖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派人乘车来接，他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

接着，徐处长领他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熊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

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

他又问熊:“新娘子呢?”熊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胡宗南说:“推迟 3 个月吧。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

至此，熊的心才完全放下来。

胡宗南要徐处长离开后，要盛文先讲几句。盛文说，前天(即 2 月 28 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

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 8 月 10 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 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

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等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熊说，我先做考虑，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胡宗南说,“不要找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

胡宗南带熊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他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熊一个公文包，要他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

临走时，他嘱咐熊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熊依言办理后，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熊向晖照抄不误。

胡宗南中午回来后，对熊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熊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

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他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熊向晖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

传单中，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唱高调做不到的口号。当然，宣传品里也得提“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军事委员会已裁撤，不再称蒋委员长及委座)。

胡宗南简单看一看，要熊据此补充定稿，不需送他审阅，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

接着，胡宗南要熊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熊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

熊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

3 月 2 日晚，胡宗南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

方案首先对陕北解放军的战略企图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结论:“陕甘宁边区为奸匪老巢，盘踞十三年，擅立伪府，窥窃政权，久为国际注目。故匪必以全力死守，凭藉多年构筑之坚固据点工事及险要之地形，逐次抵抗，消耗我军兵力，诱我深入劳山阵地后，包围歼灭我军于深沟大林之中。”

方案接着规定了胡宗南军队的任务及作战指导概要：以攻略陕北“匪巢”、肃清黄河西岸“匪军”之任务，决定作战指导如次:

1、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洛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人敌后而奇袭之。

2、第一线兵团应以步工兵编组多数攻击群，于空军及炮兵掩护之下，突破敌人之阵地并继续贯穿其纵深。遇“匪”之顽抗，则由第二线兵团迅速前进，作翼之延伸包围而歼灭之。

3、“匪”若企图以延安为核心，吸引我之主力，而以其主力分由两侧包围我军时(即用口袋战术时)，则第二线兵团应以一部作正面拒止，主力突破一点，对敌作反包围而歼灭之。

4、“匪”若避免决战而以主力向河东窜退时，则应以主力跟踪追击，并以晋南部队迅速进出永和关、三交镇，遮断“匪军”退路，夹击“匪军”于河西岸而歼灭之。

5、攻击开始前，宁晋陕北及太原方面应各以有力部队对三边、安定、米脂及晋西南方面行牵制攻击，策应本战区之作战。

方案还规定了胡宗南的兵力部署：

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 1 军(简称整 1 军)军长董钊，率整 1 师师长罗列 3 个旅，整 27 师师长王应尊 2 个旅，整 90 师师长严明 2 个旅，重迫炮 14 团第 3营(欠1连)，工兵第 3 团第 1 营、工兵第 9 团第 3营；

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经金盆湾、孙家砭、张家桥至延安大道及附近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依奇袭突破“匪军”阵地并依左兵团之协助，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包围敌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

左兵团指挥官：整编第 29 军(简称整 29 军)刘戡，率整 36 师师长钟松 2 个旅(欠28 旅)；整 17 师师长何文鼎 1 个旅，第 135 旅炮兵第 51 团第4营1个连，工兵第3 团第2 营(欠第 5 连)；

于洛川北面段仙子、党家原街子河之间地区就攻击准备位置，经洛川延安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依奇袭突破敌军阵地，协力右兵团包围敌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

陇东兵团指挥官：整 36 师副师长顾锡九，率新 1 旅，独立第 1、第 2.第 3 团，陕西保安第 3、第 6 团,甘肃保安 1 团。

以新 1 旅编组若干个活战斗群，于左右兵团攻击前两日，开始分向保安方向佯攻，碉堡线守备部亦同时采取积极行动，于此正面上眩惑欺骗敌人，及拘束当面敌军之行动。

总预备队：整 76 师(欠新 1 旅)，骑1 旅，战车第 2 营，重炮第 11 团(欠1连)。

整76 师配合陇东兵团行动，先期于陇东发动攻势，于攻占庆阳合水后，留一部于该地守备，主力即星夜赶回洛川附近待命，为战区总预备队。

调整 10 师师长罗广文部至关中，控置于咸阳附近保持机动，整编骑兵第 1旅主力控置于平凉附近，一部于泾川附近待命。

战车第 2 营，控置于洛川附近待命。

以上共计步兵 14 个旅，保安部队 6 个团，炮兵 2 个营，工兵 3 个营，骑兵2个团，战车 1 个营，总兵力约 14 万余。

胡宗南研判，陕北解放军兵力为：第 8、第 10、第 39 旅，警备第 1、第 2、第3、第4、第 11 旅，教导第 1、第 2 旅，新编第 1、第 4、第 8、第 9、第 11旅，独立第1旅，骑兵第 6师等,约 6 万人；晋西调回王震所部 358、359两旅，7千人；贺龙所部 3个旅，约1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 7 万人。合计为 16 万人。

胡宗南认为：国民党军第一线可用以攻击的部队为整 1 军，整 29 军的 12 个旅，共计8 万4 千人，但敌军民兵能用于作战者可能为三分之一，而国民党军装备优于敌方，故战力相当。

方案规定发起进攻时间为 3 月 10 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

熊向晖细阅后，将方案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随后，熊向晖找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聊天”。熊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 3 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

盛文苦笑一下，说道，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订攻略延安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

现在，整 1 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 29 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 3 月 10 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要在 9 天之间，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

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错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

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3 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从盛文口中，熊向晖还得知，早在 2 月初，胡宗南其实就已经接到蒋的暗示，要他作好攻略延安的准备。

2月1日，胡宗南研判关中、晋南形势后，主张在晋南的整 1 军停止北上，而将整90 师撤回临汾，整 1 师撤回侯马，整 36 师之 28 旅调驻宜川。同时，以关中之有力部队向敌攻击前进，先收复“囊形地带”。胡的考虑是：既然很快就要大举进攻延安，解决“囊形地带”再无投鼠忌器的必要；况且，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大军集结之后左侧背的威胁，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需要首先夺取这一地带不可。

2 月 2 日，胡关于收复“囊形地带”的意图奉蒋电话核可。

2月7日，胡宗南研究攻略“囊形地带”方案，决以整 29 军担任进攻“囊形地带”的任务；以整 36 师师长钟松、整 76 师师长廖昂指挥各师，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

不久，胡宗南赴三原整 29 军军部指导攻略“囊形地带”方案，2月 14 日拂晓，钟松指挥整 36 师(欠整 28 旅)、廖昂指挥整 76 师(欠整 144旅)，以及整 17 师，从东、南、西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攻击前进。

但是，当各部进入囊内后，并未遇敌顽强阻击，进展甚为迅速，后了解到，原在该地区的中共新 4 旅已主动向北撤走了，只有胡部整 12 旅在爷台岭与共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较为激烈的战斗。

胡宗南虽然迅速收复了“囊形地带”,但这显然是西北解放军在战略上的一种主动放弃。

攻占“囊形地带”后，胡宗南还意图吸引陕甘宁边区解放军主力部队于陇东地区，以削弱保卫延安的力量。他判断：整1 师正在向西渡河之时，敌不致集中优势兵力于庆阳、合水之间，决定以整 76 师师长廖昂指挥该师整 24 旅，附整 48 旅(属于整17 师编制)，一举收复陇东庆阳。

2 月 25 日，胡宗南率僚属至郴州，召集整 76 师师长廖昂、整 24 旅旅长张新、整48旅旅长何奇等高级将领来会，聆听攻略庆阳方略。

2 月 28 日，整 24 旅旅长张新指挥所部向陇东庆阳、整 48 旅旅长何奇指挥所部向陇东合水攻击前进，也就是这一天，胡宗南接到南京密电，要他立刻赴京晋谒，接受任务。

盛文说，2 月 28 日，胡宗南带着他自西安飞南京，下午4时晋谒，蒋问:“陕北作战有把握吗？”胡宗南列举了国共双方兵力以对，并称极有把握。

晚 8时，蒋赐宴，仍询问有没有把握？胡答如前，并请空军全力支援。

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1 日上午 10 时，胡宗南与盛文在国防部研究攻略延安方案，参谋次长刘斐对胡宗南提出的攻略延安方案认为妥善。晚 9 时同谒蒋，得蒋同意，决定 3 月 10日开始行动，之前先停止庆阳、合水之攻击。

离开南京前，熊向晖写信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谌筱华，告以安抵南京，将返故地重操旧业数月，希她月内前往团聚。

原已商定，陈忠经和熊相继赴美后，她将辍学移住西安王石坚家的后院，以便运用熊的社会关系，掩护并协助王石坚工作。

3月 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熊就去找王石坚。

近年来，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在“社会化、职业化”方面有进展，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还购置了新华巷 1 号有三层院落的住宅。

看到熊向晖，王极为惊奇，熊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包括胡密切注意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

熊还告他，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

王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在准备攻击延安阶段，胡宗南的部队在紧急调动集结过程中，战线拉得很长。

整 1 军此时还在山西晋南作战，接到胡宗南向关中宜川附近集结的命令后，整 1 军附重迫击炮营和火箭炮部队，即从晋南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后，经陕西韩城向宜川附近集中。

而整 29 军的一部分在三原、郴县，一部分还在甘肃庆阳作战。接到紧急集结的命令后，整 29 军军部附战车重炮部队，以及在三原、郴县的部队，经咸榆公路，向富县、洛川地区集中。

在甘肃陇东的整 24 旅、整 48 旅,都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他们按照胡宗南原先下达的进攻庆阳、合水的作战命令，于3 月 1 日、2日，一举进入庆阳和合水，但并未发生战斗，拿下的是两座空城。

3 月 2 日晚，又接到整 29 军军长刘戡电令，在攻占庆阳、合水后，仍从原路撤回宁县，向耀县地区集结。

这个战线横跨三省，东西来去几千里。从接到命令到集结完毕，只有7 天多时间。

当时，山西、陕西之间，过黄河没有大桥，兵力辎重要用船运；从甘肃到陕西，路也不好走，盛文感到很难办。

结果途中不断出事，整1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 90 师师长严明在河津翻车，把右腿跌断；整 48 旅匆忙从陇东合水撤回宁县的途中，遭遇西北解放军伏击，整 48 旅旅长何奇在西华池阵亡。

出了这两件事，胡宗南临时命令陈武代理整 90师师长，命令康庄任整 48旅旅长，“所以,战略服从政略,乃兵家大忌。”熊向晖感叹地说。

胡宗南返回西安以后，指令第一战区的幕僚机构根据蒋介石同意、南京国防部批准的攻略延安作战方案，分别拟订了《右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和《左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

与此同时，蒋密电胡宗南，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进攻延安的日期推迟 3天，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

（31）与周恩来二次谈话及其之后

6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许，熊向晖正在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小个子的陌生人，他头戴草帽，问清熊的姓名后,说“胡公找你”。

他让熊戴上草帽，熊没有，只有流行的“巴拿马帽”，他说也可以。

他要熊好像逛街似的跟他走，同他保持五步左右的距离，于是，熊跟着他穿过闹市，走到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的大石桥附近，在路旁柳树阴下停住。

他说，他叫童小鹏，胡公不便在别处见你，他陪熊去梅园新村 30 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特务监视、盯梢有规律，下午 5 点以后到上午 10点以前最严，大白天反而放松。等一下，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熊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

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东边有座二层楼是特务据点，他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下车后，你很自然地向西看，大大方方迈上两级台阶，走几步就进会客室。

他说，周公已安排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今天上午，或坐车，或步行，反复出去进来，分散特务的注意力，对安全问题已采取有效措施。

说时迟，那时快，驶来一辆小汽车,猛然停住。熊向晖上了车，即按童小鹏交代的做。

下车时，他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个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宋平。

熊向晖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 8 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

他告诉熊，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

不一会儿，汽车声响，周恩来随后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熊坐在沙发上。

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 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

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回南京还要谈判，就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是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的。

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

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惟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

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能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

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熊向晖一听，顿时感到十分震撼，倒不是由于周恩来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周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

更使熊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把这一切向他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使他深受震撼。

熊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人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

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

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


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会客室 图片来自网络

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

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一种可能。

周问：你在南京有没有非常可靠的熟人，和你家有来往，也能和王石坚通信?

熊说，我的未婚妻谌筱华具备这些条件。

周问：她和谌小岑是不是一家?

熊说，同姓不同宗。他介绍了谌筱华的主要情况。

周说，好，你找了个好伴侣。

周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

熊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王石坚，要王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

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

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

周恩来让熊将上述情况告诉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注意熊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熊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熊，熊即到上海马思南路 107 号找王炳南，王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他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去。

周恩来要熊向晖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

过了半个月，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熊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

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恩来说，保险系数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我说，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

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再留一个钟头，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餐桌上摆了一个冷盘，四菜一汤，一小杯葡萄酒。董老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喝这一杯酒，慰劳慰劳你，也慰劳慰劳恩来。周恩来还为熊夹菜，最好吃的是“狮子头”。

周恩来问熊：胡宗南要进攻陕北，为什么蒋介石要他暂缓?

熊说，胡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陕北，提高声望。蒋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暂缓。

周又问，日本投降以来，局部交火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

熊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复员整军”只是汰弱留强，汰疏留亲,“战区”将改成“绥靖公署”，就是适应全面内战的体制，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

蒋已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着。

周恩来说，他从其他方面也获得蒋将发动全面内战的消息，听到你的介绍，就更加清楚了。他说，我党同蒋斗争了许多年，经验很丰富，蒋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作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蒋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毛主席本来不想去，蒋再三邀请，考虑到国内国际的情况，毛主席才接受邀请，目的是揭穿蒋的和谈骗局。

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我们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很不了解美国，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以为马歇尔来调处，当初态度还算公正。

当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美国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

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用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

主要问题谈完，熊向晖说，遵照周副主席和董老的指示，我先去上海躲半个月，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

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

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只会使别人感到奇怪，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

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

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

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在梅园新村，童小鹏领熊向晖上汽车，这台已不是来时坐的车，驶到明孝陵荒僻处，熊下车，车飞快开走。熊步行很长一段路，找到了公共汽车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在 1946 年6月10日的条目下，对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如下:“和董必武接见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熊当时被胡宗南保荐将赴美国深造，他表示全面内战即将开始，留在国内做情报工作对党有利。

周恩来说：出国留学为好。如果战争时间长，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内地位提高，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回国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官。翌年,熊向晖赴美前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的作战情报。”

回到家中，熊向晖把有关情况告诉谌筱华，并说，一旦我出事,请你另找对象。她说：别废话，你马上收拾一下去上海，这里的事由我办。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到苏北解放区，不要忘了想法把我接去。

按照周恩来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十来天，随后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

于是，熊向晖又返回南京，继续办留美手续。他先把中央大学的英文证件寄给在美国的一位友人，请他同美国的大学接洽。

熊向晖留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学武，他开始报考美国的西点军校;但是检查体格不行，色盲，就淘汰了。另一种就是学文。

美国的那位友人帮他联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推荐人是我国著名外交官伍朝枢先生的孙女儿，由她介绍给美国密歇根大学，伍朝枢在美国很有影响。

在南京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期间，熊向晖从《新华日报》上看到消息，集结于鄂豫边境的 10 万国民党大军奉蒋介石令，于 6 月 26 日凌晨，向以湖北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部突围。后来，这一天被称为是国共全面内战的开始。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抗战胜利后，人民没有得到民主与和平，主要是美国反动派“帮助了我国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并对时局提出四项主张：

一、立即向全国重行发布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战令；

二、重开政协会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三、在政协监督下从速复员裁兵；四、通知美国立即从华撤退一切军队。

中共代表团并于同日，对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书面抗议，指出国大之召集，须由政协各方决议，若国民党单方面决定，中共不受其拘束，引起纠纷，由国民党负责。

7月中旬，熊向晖从报上看到消息，与中共立场接近、主张反对内战、主张民主与自由的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闻一多相继于 7 月 11 日、7 月 15 日，在云南昆明遭致特务暗杀。

7月17日，周恩来召开南京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目前最严重最急迫的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大规模的战事正在中原、山东、苏北,晋南四个战场进行，其内战责任应由国民党负责。昆明两次政治谋杀，肆无忌惮，如果国民党不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将徒然无望。

7月 18日，周恩来在上海再次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现在局部的内战正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激烈的战争正在中原、胶济铁路沿线、苏北、山西进行，国民党向这四个地区调入了大量军队。周恩来还指出，昆明暗杀事件，，是反动派妄图用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和平民主人士。

8 月 2 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历时 20 分钟，投弹 10 余枚，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此前驾驶飞往延安的一架美制 B-24 型飞机，在延安机场被炸毁。

8 月4 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严重抗议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如不承认此举为全面内战开始之信号，则请立即制止暴行扩大，严惩此次暴行的负责者，保证中国空军不参加中国内战。

看到这则消息，熊向晖对延安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感到担心，对陕北战场的情况感到忧心，更忧心这是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前奏。

8 月中旬，熊向晖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日期是翌年2月。

熊向晖凭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向中国外交部申请护照，领护照，还要有钱，要有半年不少于 900 美金的生活费及 200 美金的路费，并且要进行体格检查，然后才可以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申请赴美国的签证。

留学经费的事，之前由胡宗南派副参谋长盛文、党政处长张研田赴南京向教育部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已经同意按当时规定，对公费留学生给予每年1 800 美元的生活费用，半年 900 美金，换成汇票。有这个钱，另外还要有路费 200 美金,这个钱，也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给。

在南京，熊向晖看望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徐处长，他就是原来在西安东仓门 1 号当秘书的徐先麟，他们平时关系很好。熊向晖告诉他，他必须在南京等一段时间，于是，徐为熊办好所需费用的美元汇单。

经费问题解决了，但在进行体格检查时，查出熊向晖有沙眼，不合格。于是，熊向晖又在南京割沙眼,这才合格。

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办理签证的时候，10 个手指都要按手印，好多人感觉屈辱，都哭了，签证拖到 9 月底才办完。熊向晖准备 1947年3 月乘美国邮轮去美国，接下来还有半年的时间的空档。

熊向晖于 10 月初飞到西安，胡对熊态度未变，不过这时，胡派兵堵截围剿李先念所部，历时两月，却以失败告终。

熊向晖了解到:

李先念率部在7月初，突破郑州绥靖区主任刘峙部署的重重防线，抵达豫陕边境的荆紫关，蒋接连 3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

荆紫关在河南淅川县境内，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为入陕门户，当地山岭连绵，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胡接到蒋的围歼李先念部的命令后，即派整编第 1 师、整编第 90 师，也就是原来的第1 军与第 90 军，赶到荆紫关一带布防，凭险构筑工事。

不久，王震、李先念先后率部抵达时，都经过了异常惨烈的血战，才杀出重围，进入陕南地区的。此后，双方在陕南地区转战 700 余公里，激战 53 天，最后，王震率 359 旅突破西兰公路与泾河，重返陕甘宁边区；

李先念率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及主力进入商洛地区，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开始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台湾出版的《胡宗南上将年谱》里讲，胡宗南在 8 月 29 日的日记中记载：

“王震匪率200余人窜过公路，渡过泾河北窜，此次剿匪完全失败。”

而在晋南，胡宗南输得更惨，这里既是关中门户，也是陕北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连接中共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支点和通道，所以国共双方都志在必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有意要胡宗南的部队进入山西，控制晋南地区，但始终不为阎锡山接受。

后来，晋南地区为中共太岳纵队陈赓部控制，纵贯山西的同蒲铁路晋南段也被陈赓大军拦腰截断。据此，阎锡山才同意胡宗南派整编第1 军军长董钊率整编第1、第27、第30师等精锐部队，渡过黄河，北上晋南，与阎部南下的1个军对接，夹击陈赓所部，全线打通同蒲铁路，扫荡晋东南解放区，这是 7、8 月间的事情。

但陈赓这个仗打得很灵活，他率领 3 个旅，利用阎、胡之间缺乏互信，相互猜疑的矛盾，先集中主力南击胡军，歼其一部；得手后再北上击阎，取得了两战两捷的胜利，被毛主席称为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

尤其在 9 月下旬，陈赓率部在临汾市浮山县官雀村设伏，全歼原第 1师整编后的整编第1旅4 000 余人,连中将旅长黄正成也被陈赓活捉，这是让胡宗南最丢脸和最痛心的事情。

有人告诉熊向晖：晋南失败的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一连几天气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后来，胡宗南进攻陕北，坚持要让第 1 旅率先进人延安，就是要为第 1 旅恢复名誉。

熊向晖回到西安后，胡宗南正在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 月中旬，他借口解放军有进攻榆林意图，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要求从山西调回整编第 1 军，会同他在陕甘的残存部队，于 11月初开始行动。

胡还托正在西安的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也向蒋建议，10 月 13日，王叔铭由南京电复胡宗南:“暂缓,将来如何?？尚不一定。”

10 月 21 日，胡宗南奉蒋召进京，力言进攻延安的时机，不容再错过。过了这个时候，气候限制、地形限制、补给限制，不可为矣。

但是，国防部主张先巩固同蒲铁路，继而攻取长治，夹击刘伯承,以消灭中共主力部队为目的。旋即，胡宗南与参谋总长陈诚谈攻取延安的问题，强调现攻延安，仅 20日时间，过此 后，则天寒地冻，不能用兵;即使共军进攻榆林，国军亦不能攻延安。

可胡宗南的建议，蒋仍未采纳，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消灭其主力。

熊向晖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对熊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

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可以知道，11 月 11 日，周恩来与马歇尔、陈诚举行非正式 3 人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

“我这里有我们的战报和政府军调动的消息。例如今天，还得到消息，政府军正向延安布置攻势，胡宗南的整编第 27 师、第 1 师和第 90师，现在都向陕北集中，有的到了中部、宜君、潼关，有的到了韩城。”“这是一个进攻前的形势。”

跟熊向晖从南京到西安的，还有他的未婚妻谌筱华，熊安排她和王石坚住一个院子，熊向晖在西安东仓门的副官张德广，也被介绍给王石坚办事。

熊向晖在西安住到11月下旬，胡宗南为熊饯行，希望熊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之后，熊向晖回到南京，筹办与谌筱华的婚礼。

（30）办理赴美留学手续前后

胡宗南从郑州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就晋升他为上将，颁给他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并决定履行他当初对熊向晖父亲的诺言，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

他告诉熊，不必陪他去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要他去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复员整军会议”是 1945 年 11 月 11 日在重庆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都是军委会各部、委员会官长，以及行营、战区长官，蒋介石到会致训词，何应钦报告中国陆军总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并对整军工作进行布置。

除了熊向晖，胡宗南还准备多选几个人赴美深造。他对熊说，多几个留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胡宗南上将年谱》记载:“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而抗战期中优秀青年无法出国深造者尤宜及时培育。于是，先后派副参谋长盛文、党政处处长张研田赴京与教育部交涉，同意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遂由张处长经纪其事，分批派遣朱文长、张奇,陈忠经、申振民、熊彙荃、涂心园、张绍良、阎子桂、何继高、马大恢、吕家鸿、马蒙、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 17 人,其中，马蒙留英国，其余皆留学美国。

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为特选之陕西优秀青年，此外，尚有李人士、余忠玲、熊彙芝女士等，亦各补助美金 3 000 元，助其出国深造。”

这里有一个错误。熊彙芝其实是熊彙苓之误，熊彙芝是熊向晖的四姐，就是那个想到延安去，被他制止了的姐姐，后来与孙适石结婚。

熊彙苓是熊向晖的三姐，原来在武汉大学当讲师，当时该校迁往在四川乐山。1942年。她到西安来探亲，受到胡宗南接见。然后，她回到学校，后来与申健，即申振民，于 1945 年结婚。

胡宗南送他们夫妇两个一起出国学习。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选送赴美英留学的 17 人中，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马大恢这几个人，都是原来随军服务团的成员。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人，是陕西名绅的子弟。其余的人也都是帮胡宗南工作多年，受胡重视的干部。

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同熊向晖很熟，但直到这时，熊向晖才知道他也是秘密党员，是王石坚联系的情报人员。

陈、申二人，在抗战期间分别去昆明、成都续读两年大学，都取得大学文凭。但熊向晖没有读完大学即从军，如想直接赴美学习读硕士学位，还需要另找证件。

熊向晖将胡宗南保荐他赴美留学一事，函告仍在同济大学读医的未婚妻谌筱华。日本投降后，同济大学由四川迁回上海，停课半年，她便先到西安，再回老家南京。

陈忠经见了她，王石坚同她长谈，让她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办理赴美留学手续，过程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护照，而办护照之前，先要有美国大学发的入学通知书。

联系美国的大学，要有中国的大学文凭，还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名人推荐，学校才发入学通知书，凭这个人学通知书，才可以申领护照。

这一年，熊向晖已经 26 岁，只在清华大学念过一年半，为了争取早日拿到美国学位，他只好采取冒名顶替的办法，借用哥哥熊彙莘的毕业文凭。

他的哥哥是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好在他们兄弟两个长得差不多,照片上也看不出来，熊向晖的名字(熊彙荃)翻译成英文后，与熊彙莘也没有多大区别。

这时，经胡宗南向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桂系的李品仙推荐，熊向晖的哥哥已在蚌埠担任收入颇丰的职务，常去南京，在那里找到了住处。

熊的父亲母亲也即将由西安搬到南京居住，熊决定送父亲母亲和谌筱华去南京。

1945年11月，熊向晖送家人到了南京，准备办理赴美留学手续时，才得知中央大学虽已决定由重庆迁回南京，但因军运繁忙，档案及大部员工滞留重庆，半年后才能取得他所需要的证件。

尽管熊不能等候那样久，但他却想借机休息一些时候，过了春节再回西安。

在南京休息的这段时间，熊向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知道自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10 月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然留在重庆，作为中共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人，就落实“双十协定”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围绕国民党停止进兵、恢复交通、避免冲突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停止进兵的问题。当时，张群等人奉蒋命，提出三点（一)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中共军队撤退铁路以外，其已占领区域暂维持现状；(三)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日来谕，进行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

周恩来则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受降地区没有重划以前，国民党军进兵即为进攻。必须停止进兵，才能恢复交通。

后来，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所提三条意见正式作出答复，提出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中共方面提议：

(1)停止进兵、进攻、进占；

(2)停止利用敌伪;

(3)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

但国民党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他们在“三进”(进兵,进攻,进占)问题上，始终不肯作出明确承诺，一味提出要“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干线 10 里外”，好让国民党抓紧运兵，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内战。

10月 30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指出“南自广东，北至察绥，在广大的国土上，有 80 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进行着攻势”。

11 月 7日，新华社又披露，国民党用作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迄是日为止已达49个军 100 万人。这一天，新华社并公布了第一战区在豫西实施的“清剿”计划。

此时，国共谈判已陷于僵局。11月上旬，国民党进一步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国共全面内战的事态一天比一天严峻。看到这个情况，熊向晖也是忧心忡忡。

在南京休息期间，熊向晖探望筱华的寡母，她的众多亲戚和熊的一些故旧，把熊看成国民党的“要人”,邀熊餐叙，希熊设法制止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劫收”。

不少人谈到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谈到 10 月 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一些人问熊，《纪要》里规定,“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为什么战火不休，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生活？

熊虚与委蛇，但心里明白,《纪要》签署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胡宗南印发他 1933 年制定的《剿匪手册》，决定“剿共”，而王石坚则告熊，中共坚决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不让蒋介石“摘桃子”。

在南京，熊向晖继续从报上看到一些让他意外的新闻，11 月 28日，报纸上登出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原美军参谋总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驻华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纠纷。

杜鲁门当天在华盛顿对记者称：马歇尔使华将执行美国一贯对华政策，惟此种政策将较以往有更明晰之说明。同日，魏德迈在重庆对记者称：马歇尔代表杜鲁门总统到中国来考察军事及一般情形，然后向总统提出具体的方案供采择。

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答外国记者称:“马歇尔元帅为美国当代名将，此番以特使身份来华，自必获我朝野欢迎。”

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阐述美国对华外交的主要原则：赞成召开由中国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国民会议，尽快解决目前的纠纷，促成中国统士。

为了实现统一，国民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改组后，中共应将其“自治性军队”统编于政府军队中。

12月 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在延安发表谈话称:

“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 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藉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并愿为上述建议的彻底实现而努力。

我们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我们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当时，中央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部事务，调解国共纠纷，还是抱有希望的。

12 月 21日，马歇尔偕魏德迈由上海飞抵南京，蒋介石夫妇亲往机场迎接。

当晚，蒋介石在寓所举行晚宴欢迎马歇尔。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柳亚子致书马歇尔，揭露赫尔利改变罗斯福对华政策，祖护独裁,干预政治，以至造成中国之内战；

呼吁美国“勿与人民为敌，勿以民主为仇”。

12 月22日，马歇尔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他希望能于年前，完成与各党派人士交换初步意见的工作，以为决定在华工作具体计划之参考。

12 月 23 日，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在重庆访晤马歇尔，马介绍了来华的使命，周恩来介绍了中共追求和平和民主的初衷，表示“我们的政策，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中国不能内战”。

此后，马歇尔与各党各派接触，调解国共纠纷。

1946 年1月1 日，周恩来又与马歇尔在重庆晤谈。马歇尔建议中共接受政府关于国、共、美三方会商的提议，成立三人委员会，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

1 月 3 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转告中共中央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

马歇尔提出，在北平设执行部，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组成，一切行动须根据一致协议等。

1月 5 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 日，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于 13 日 24 时起全国一律停战。

次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双方下达停战令，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1 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提出“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2月 25 日，国共代表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 12 个月终了时，西北驻 5 个政府军，而没有中共军，这些条款，让熊向晖有些迷惑不解。

1946 年 2 月初，熊向晖在南京过了春节，于 3 月初返回西安，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

抗战时期成立的各军事训练机构，如第七分校、战时干部训练第 4 团、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都奉令结束或裁撤，许多人对此都感到惋惜。

尤其是第七分校，从 1938 年成立到 1945 年结束，共训练了从第 15 期至 22 期的7 期学生，毕业学生25 000 多人，95％都分发部队充任军事干部。

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华北地区的部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下层军官，都是七分校的学生。

战干4 团的情况，有些不一样，1940年，国民党军委会就下令，各地的战干团,一律撤销，第 4 团也在取消之列。但胡宗南认为，第 4 团有特殊任务，是为了对付陕北，与延安争夺青年。

于是，胡派战干 4 团教育长葛武肇专程赴重庆，向蒋介石、何应钦当面报告不能取消的理由。结果，经蒋特准，下令其改隶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自1941年1月起，改名为中央干部训练团，把原来战干 4 团的牌子摘下了。但在西北，人们仍习惯称战干 4 团，抗战结束后，战干 4 团也一并撤销了。

另外，胡宗南元月中旬向蒋请假，从西安径飞上海，经杭州回原籍孝丰县展墓省亲。 2月中旬，他到南京出席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3 月 6 日，熊向晖返回西安没有几天，胡宗南也回到西安。

从胡宗南及其幕僚口中，熊向晖得知，南京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决定复员军官 15 万，士兵 100 万，集团军改为整编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

裁撤军事委员会在行政院下设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

随后，胡宗南的部队就开始整编，当时，胡宗南指挥的部队共有 5 个集团军，13个军，3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3 个独立炮团，1 个装甲兵团，1 个独立渡河工兵团，1个野战工兵团，1 个通信兵团。

经过这次整编，第 34 集团军及所属第 16 军(辖 3 个师)、第 3 军(辖 2 个师)入冀，归第十一战区序列。

再加上去年秋冬间，奉令裁撤的第 89 军军部，以及暂 62 师、65师、66 师拨归第 15 军建制，1946 年整编前，胡宗南所属部队为第 4、第 31、第 37、第38 集团军，计 10 个军，2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7 个特种兵团。

3 月 16 日，奉蒋命，第一战区部队列为第一期整编。4 月 1 日，胡宗南召开整编会议，要求10 日内，整编完毕，同时决定：从第 1 军抽出 3 个团，拨补 144、31、48 师，以期战力平衡。

每一步兵师裁 1 个团，以补足原来的缺额，计裁撤 26 个步兵团，编余军官成立西安军官队与郑州军官队进行收容，编余文职官佐与士兵共 27 500余人，大部分资遣回籍。整编后，原来的军改称为整编师，师改称为整编旅。第 31 集团军在豫北，第 30 军在晋南，正在与八路军作战，因为在战斗过程中进行整编，土气受到很大影响。

4 月底，第一期整编完成，第一战区 4 个集团军统率 10 个整编师，20 个整编旅，55 个步兵团。

其中有 7 个甲种旅，每旅辖 2 个步兵团；3 个乙种加强旅，每旅辖 3个步兵团，连同各种特种兵部队，总兵力为 25 万 6 千人。

后来，又成立郑州绥靖公署，第 31 集团军王仲廉部所辖整编第 26 军(3 个师、6 个旅)，拨归郑州绥靖公署指挥；第 4 集团军所辖第 40 师(2 个旅)亦已拨出，第一战区实有兵力不足 16 万人。

熊向晖回到西安后，了解了上述情况，告诉了王石坚，王向他和陈忠经传达中央有关指示。

王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同我党争夺胜利果实，我军坚决回击蒋军进攻，取得上党大捷、邯郸大捷，教训了国民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美国更要求中国安定，于是，蒋被迫接受民主改革。

王石坚还向熊向晖、陈忠经传达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而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有很大的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将移驻江苏淮阴。

王石坚还说，中央主管负责人要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王还说他到上海时，将向申健传达。

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显然是比较乐观的。据《毛泽东年谱》载，1946 年 2 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 5 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我方人选，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

毛泽东并在电报中指出:“同意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这说明，当时中央已经做好了进入政府的准备。

当时，召开全国旧政协大会，通过了五项决议，核心是改组政府，组成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旧政协刚闭幕，蒋就不按程序办了。

关于委员席位的问题，旧政协规定，国民党 20 名，其余 20 名,“其分配另行商定”。中共要求 10 名，民盟要求 6 名。后来，中共、民盟合作要求 14 名，因施政纲领中规定：重大决定需经国府委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 13 名，核心还是国民党要一党说了算。

结果，就为这一个席位问题，蒋介石无论如何就是不松口。后来，蒋介石不断在东北、华北、西北挑起事端，挑动内战，局势越来越糟。

在西安期间，熊向晖还听说，去年 12 月下旬，胡宗南曾往豫北视察，准备夺取焦作、博爱、滑县等地，已定今年 1 月 10 日前行动，第 166 师刘子奇部已于 1 月 5 日前，开至新邻郑州指挥所，亦将于 1 月 15 日推进至新乡。

但是，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去年12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特使随后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 月 10 日国共双方发布第一次停战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样一来，胡宗南对焦作等地的进攻计划，虽已完成部署，但不能不停止行动，改取监视状态。

3月间，胡宗南的部队开始复员整军，熊向晖一度以为国民党有了和平诚意。但4 月 11 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用 5 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要求5月4日发起进攻，5 月 9 日结束战斗。

熊向晖迅速通知王石坚，后王告熊，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

这一段时间，熊向晖还了解到，胡宗南判断国共矛盾，决非美国所能调处，更不可能相安无事。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方针，必须是彻底“剿除”,而“‘剿除’之道，首宜直捣其延安‘巢穴’”。据此，胡宗南密拟进攻陕北计划，准备了甲乙两案，并指示于5月 15 日前准备完毕。

5 月 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

胡认为：此时，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大部分抽调东渡,向晋、绥、河北、东北挺进，军力处于劣势。

而第一次停战令在 5 月底届满，胡宗南期望能利用停战令届满的机会，发起对陕北的攻击。

熊向晖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熊又告王，蒋介石命胡“暂缓”，熊同时告王，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他定于 6 月 5 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学手续。

王石坚对熊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 月 6 日，熊向晖刚回到南京，蒋向新闻界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自 6 月 7 日正午起，停止进攻，期限为 15 天，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颁布停战令。这时，熊才弄清了蒋命胡“暂缓”进攻陕北的原因。

熊向晖来南京后，住在卫巷 32 号家中。

（29）前往郑州受降

陈诚不让胡宗南到华北接收的理由，是让胡宗南在陕北“看着”共产党，他没有能去华北接收，蒋介石却让他在洛阳地区，主持受降活动。

1945年8月13日，蒋命令胡：以 4 个军驻守关中，3 个军进入山西，与第二战区取得联系，监视解除日军武装。

8月18日，蒋电令赴湖南芷江主持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各地区受降主官作出规定，其中对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的受降主官和受降地区分别规定如下:

“第一战区：甲、派胡宗南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受洛阳地区，该区为敌第 12 军之一部；乙、着汉中行营直辖之第 89 军改归该战区序列，该战区之第 40军改归第十一战区序列。”

“第五战区：甲、派刘峙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地区，该区为敌第 12 军及第 34 军各一部；乙、对于伏牛山、桐柏山各地区之治安，仍由该区派队担任,务须确保根据地。”

8 月 21 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公布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以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及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其中明确规定，第一战区受降主官为胡宗南，受降地点为洛阳，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为日军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洛阳。

规定第五战区受降主官为刘峙，受降地点为开封，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为日军第 12 军军长鹰森孝，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开封、新乡、郑州、南阳等地。

根据这个接收命令，涉及河南省的受降安排，大部分地区都划给第五战区，由刘峙负责接收；只有豫西这一小块地区，交由胡宗南负责接收。这也是一种态度，表明在中原地区承担抗战任务的，主要是第五战区，不是第一战区。

所以，最初的受降安排，是有利于刘峙，不利于胡宗南。

胡宗南接到何应钦的受降规定后，以“宗字第 1 号备忘录”交由前线部队，转送日军第 110师团师团长术村经宏，下达受降命令及具体部署。

命令第40、第90军沿陇海线前进；命令第 27、28、85 军，先后沿卢洛公路向洛阳前进；命令新 8、15军，由镇平、栾川向襄城、许昌前进；另以第3、第 16 军，由韩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沿同蒲线北进。

但是，到了 8 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对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区，重新作出安排。

8月28日，何应钦发出《关于改定一、五两战区受降内容致冈村宁次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规定第一战区的受降地点仍为洛阳，代表投降部队长也仍为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但受降地区除洛阳外，增加了开封、新乡、郑州等地区。

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区则由原来的开封、新乡、郑州、南阳，缩减为南阳，受降地点也由开封改为南阳，代表投降部队长仍为第12军军长鹰森孝。

前后不过7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幕后的运作过程，当然很复杂。胡宗南对何应钦 8月21日的安排很不满，但他本人不便直接提出来，那样就显得他太没有气度了。

但是，他可以通过蒋介石身边的人提出，於达、唐纵、戴笠等人，跟胡宗南都是推心置腹的朋友，许多重大决策，胡宗南都会跟他们商量。

胡宗南对何应钦的安排不满，他会不会通过这些人向蒋介石提出，再由蒋介石直接向何应钦下指令改正，迫何应钦就执行？这些事情，从台前是看不出来的，都隐在幕后。

何应钦的这份《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除分电第一、第五战区胡、刘两长官知照外，并通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驻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转致冈村宁次。

但是，冈村宁次 8 月 31 日函复何应钦，要求对“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 14 号”的内容作出改正：将第一战区受降主官胡宗南的受降地点由洛阳改为郑州，代表投降部队长由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改为第 12 军军长鹰森孝，日军投降部队除原第 110 师团外，新增加了第 6、第 10 独立警备队及第 4 骑兵旅；

第五战区受降主官刘峙的受降地点由南阳改为郾城，代表投降部队长是日军第 115 师团等部队，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河南许昌、屡城、商丘等地区。

胡宗南接到何应钦的《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后，即对受降部署作出调整。

当时，第一战区第 4、第 31 集团军位于豫西，第 34 集团军担任陕西韩城迄潼关之间的河防，第 37、第 38 集团位置于关中及陇东陕北封锁线上。

胡命第38军军长张耀明率第 17 师、第 177 师，由豫西向开封附近挺进，以第 177 师担任兰封与开封地区、第17师担任开封与郑州地区之接收与警备。

命第27军军长谢辅三率第 47 师、第 49 师向郑州附近挺进，以第 47 师担任郑州附近的接收与警备，第 49 师到达郑州后，继续向武陟挺进，担任武陟方面的接收及沿途进攻驱逐中共武装力量的任务。

命第90军军长严明率第 53 师、第 61 师由豫西向洛阳挺进；到达后，以第 53 师担任巩县至洛阳地区、以第 61 师担任洛阳附近地区之接收与防务。命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部抵达新乡地区，展开接受与警备任务。

命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所部第 85军由豫西各部队分别东进，9 月中旬各军到达指定位置。

胡宗南还指令，在洛阳、郑州分别设立第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以副长官裴昌会任第一战区洛阳前进指挥所主任，以战区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为第一战区郑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分别办理受降事宜。

受降的步骤按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的次序，分别办理。拟定郑州于 9月 17 日前接防完毕；开封于 9 月 20 日前接防完毕；新乡地区的交接，等第 40 军到达后进行。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9月8日，李昆岗和作战科长柏荫寰上校乘飞机抵达郑州，当即将《宗字第1号备忘录》送交鹰森孝中将。

《备忘录》内载：(一)第一战区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接收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等地日军第 12 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及 110 师团，第 6、10、14 独立警备队及配属部队与辅助部队的投降；

(二)第一战区在洛阳、郑州各设立前进指挥所，就近解决日军的投降缴械问题。

但是，鹰森孝声称，未接到更改投降地区的命令，仍与第五战区接洽投降，致使李昆岗受降受阻，无法开展接收工作。

李昆岗随即向胡宗南报告，胡命人向重庆军委会查询:

8月下旬发出的更改第一战区受降范围的命令，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送达第五战区，及送交日军第 12 军司令部?

后来，鹰森孝声称已经接到中国战区统帅部补送的更改主持受降指挥官的命令，并派出第 12 军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折田大佐、仁本大佐、中泽少佐及翻译，到郑州前进指挥所接洽投降事宜。

这表明，有人对更改第一战区受降范围的命令，执行得不痛快。

1945年9 月18日，胡宗南、范汉杰、熊向晖及卫士等人，一起乘小飞机，抵达郑州机场。

为了使分散在豫西、豫北地区的各将领能够参加受降典礼，胡指示将受降典礼延期到 9 月 22 日举行。

9 月 22 日上午9时，受降典礼在第一战区郑州前进指挥所大礼堂(原中华圣公会礼堂)举行。

礼堂正面高悬深蓝色布幔，布幔前竖中、美、英、苏 4 国国旗，悬挂着美、英、苏盟国领导人肖像。礼堂正面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分挂中国国旗与国民党党旗。礼堂中间横置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桌,这是受降席。

受降席的对面为投降席，两旁设有第一战区官佐席、来宾席、记者席,以及仪仗席等。

上午 8 时 55 分，胡宗南从郑州临时官邸乘车进入礼堂，人场时，全体肃立致敬。

胡宗南等人在受降席就座，左边是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范汉杰中将、副司令长官刘茂恩中将；右边是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副司令长官裴昌会中将，翻译刘季谷站在胡宗南后面。

参加接收活动的部分高级将领如第 4 集团军总司令李兴中、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 27 军军长谢辅三、第 38 军军长张耀明、第 47 师师长李奇亨等人，也都在两旁的部队将领席就座。

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刘艺舟、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刘锡五、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陆福廷等党政高级官员等，也出席了受降仪式。

胡宗南还邀请专司训练第一战区官兵使用美式装备的美军包瑞德上校、魏德上校、威尔逊中校、杜美斯上尉、洛克斯上尉、华虚上尉等人参加受降仪式，连同当地的党政官员和新闻记者等，共有 100 多人出席。

上午 9时，受降仪式开始，先由中国战区引导官、第一战区第 1 师师长黄正成少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日本陆军第 12 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高级参谋折田大佐、参谋仁木少佐、参谋中泽少佐、翻译小山田等 6 人，鱼贯进入礼堂，在受降席前排成一行，向受降主官胡宗南鞠躬敬礼。

胡宗南起立点头答礼后，命令他们在投降席上坐下，接着，范汉杰宣布摄影，约 3 分钟结束。此时，只见鹰森孝面容沮丧、前额低垂，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随后，鹰森孝起立报告:“本人今日前来接受命令!”

胡宗南问他“有无证明文件”？鹰森孝答“有”,随即将证明文件呈给胡宗南。

胡阅后即交范汉杰，范连同“宗字第 1 号命令”交日军中山源夫参谋长，转递鹰森孝。

胡宗南说:“此为本长官交付贵官第 1 号命令!”

鹰森孝恭立接受阅读后，在“受令证”上签字盖章，然后交中山源夫参谋长，转交范汉杰参谋长呈胡宗南。

“受令证”的内容是：

“今谨收到中国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宗南第1 号命令一件，当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遵照，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属代表各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责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日军陆军第12 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鹰森孝印。昭和 20年9月22日午前 9时于中华民国郑州。”

胡宗南看了“受令证”的内容后，随将“受令证”交范汉杰收存。

鹰森孝接着起立报告:“命令已确实奉到!”

胡指令:“请贵官此后执行本长官命令!”

鹰森孝答:“是!”

胡随即命令鹰森孝等日军投降代表退席。鹰森孝等起立，退后三步，向胡一鞠躬，胡起立答礼，鹰森孝一行，即按操典动作退出。

受降仪式完成后，胡宗南即向参加典礼的来宾、官员、将领及新闻记者发表简短谈话。

胡说:“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今天正式接受本长官的命令，开始缴械，本战区当面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甚为愉快。

回忆八年以来，赖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英明的领导，卓越的指挥，坚定的意志，唤起全国军民共同奋斗，出兵、出粮、出力、出钱、流血、流汗，支撑抗战，拥护国策，和我们同志同胞八年的血战，乃能换得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尤其美国朋友密切的合作，极大的援助之下，乃能得到最大的胜利。

这一胜利，一洗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洗中国地理上的污点，一洗中国人民愤恨与不平的心理，我们临此胜利与光辉的一天，我们对于我们的领袖以及抗战的军民以及我们的友邦，尤其美国朋友，应致其崇高的敬意！并祝各位胜利!”

讲毕，译成英文，前后约 6 分钟。胡讲话结束后，来宾及观礼人员纷纷向胡宗南表示道贺。随后，胡与参加受降典礼的来宾与观礼人员在院内摄影纪念。

9 月22日上午10时40分，胡宗南等受降官员与全体来宾与观礼人员，赴广场升旗。据报告，当日参加升旗仪式的各界人员达 1 万多人。

中午 12 时，胡宗南赴河南党政人员联合欢宴。下午 4 时，胡在郑州前进指挥所大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各界来宾。

9 月23 日上午 9 时，胡宗南派副参谋长李昆岗访问鹰森孝，并于下午 4时，在郑州临时官邸接见鹰森孝等 5 名日本投降代表。

1 小时30 分后，鹰森孝等人辞去，晚8时，胡宗南招待出席受降典礼的新闻记者。

9月 24日，日军投降代表中山源夫参谋长来见，代表鹰森孝致谢昨日之叙，并赠画一幅、艺术女像一个。

鹰森孝自9 月22日签署投降证书后，即与日本大本营脱离一切关系，改称中国战区河南地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长，接受中国战区领导。

9 月25 日下午，胡宗南乘小飞机飞抵开封视察，熊向晖等人随同。 26 日，胡宗南访庞炳勋、刘茂恩，夜间延见豫籍黄埔同学温其亮、吴长怡、刘艺舟等。

27 日，胡宗南接见伪军将领张岚峰、孙良诚等，并到新乡会见马法五、高树勋、孙连仲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日军坂田少将。

30日，胡宗南派沈克赴石家庄，派陈子坚赴彰德，收集情报，这说明胡宗南对华北还是念念不忘。

10 月1 日，胡宗南为美军圣特上校、劳禄中校、威尔逊中校饯行。5 日，包瑞德上校辞行，胡宗南与他共进午餐后，亲自送到机场告别。

10 月7日上午，鹰森孝派参谋中山源夫来见胡宗南，向胡奉献军刀。

当天，胡接见了从新乡赶来郑州的伪军将领孙殿英。抗战胜利后，孙殿英接受胡宗南的改编，并奉胡命进攻八路军，胡对之语多褒奖。

10 月7日下午 3 时，胡宗南离开郑州返回西安。

郑州受降之后，胡宗南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向日军驻地分别接防的命令。随后，接防行动依序展开，到 10 月 3日，各地的接防行动基本结束。

根据统计，在第一战区受降范围内，总计投降的日本官兵计 43 000 余人，另有伪军 39 000 余人，步枪、机枪 25 000 余支(挺)。

根据何应钦的指示，第一战区将伪军分别补充了中国军队的缺额，或拨交地方政府，改编成保安团队等。

通过熊向晖的报告，中共中央悉数掌握了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