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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经典连载』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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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40:16 | 显示全部楼层
(21)整顿西北 解决新疆问题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形成了中美联手对付日本的国际大格局。

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调整其“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的十六字方针。

此时,胡宗南的“东御”与“北制”都没有什么变化,从1942年春天开始,胡宗南的主要精力放在西进,即向甘宁青发展,待机解决新疆问题。

新疆问题由来已久,且错综复杂。辛亥革命以后,新疆表面上“归附民国”,先后执政的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均不肯听命中央政府。

尤其是自盛世才 1933 年执政以来,利用外力苏联的军事支持,击败了新疆境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统一了全疆,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比他的前任杨增新、金树仁更加远离中央政府,独立的野心更加明显,步骤不断加快。

1938 年秋,盛世才访问苏联,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40 年 11 月,盛世才又与苏联秘密签订了为期 50 年的《新苏租借条约》,里面许多条款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

1941年初,盛世才还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加盟苏联,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据说,斯大林考虑当时苏联的国际环境,没有同意。但新疆在盛世才的挟持下,图谋脱离中国的危险,始终存在。

曾两次参与谈判解决新疆问题的孙越崎回忆说:“当时,整个新疆除了督办公署前面广场的旗杆上挂了一面国旗外,其他地方挂的都是五角星红旗;新疆各处都挂着盛世才的标准像,不少地方也挂斯大林像。”

孙越崎称盛世才是“名副其实的‘新疆王’”,但是,盛世才与西北“回马”政权、山西王阎锡山等军阀头子不同,新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不纯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引入了国际因素,与中苏关系牵涉在一起。

当年,盛世才请苏联派了一个红军加强团,即所谓“红八团”,帮他驻守在新疆的东大门哈密市,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如果要以军事手段介入,势必要与苏军这个加强团发生冲突。

而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继而进行抗战,既无暇,也无力对付盛世才的独立倾向,好在在表面上,盛世才也一直没有公开宣布独立,新疆名义上仍是中国的一个省区,新疆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派有常驻代表,叫张元夫,负责盛世才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盛世才同苏联关系的逆转,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突然以“闪击战”进攻苏联,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处境被动。

9 月间,德军就推进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速度很快。盛世才担心苏联一旦垮台,新疆失去外援,自己会被蒋介石趁机解决。

盛世才在新疆经营的时间很短,本身并没有多少实力,他主要是依靠苏联,巩固他的统治。苏联不行了,他就危险了。而且,盛世才并不信任斯大林,怀疑斯大林只是利用他,将来总有一天要把他搞掉。

盛世才分析形势,认为此时他该转向了,他曾私下向亲信交代:

现在,德苏战争在苏联境内进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无人知道,即令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三民主义,准备接近中央。

由于新疆在重庆一直派有代表,盛世才要与蒋介石联系,并不困难。另外,盛世才还有一个联系渠道——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朱绍良是盛世才的老长官,盛世才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北伐后回国到南京,在参谋本部工作,都是经朱绍良介绍的。

而且,盛在参谋本部任职期间,就住在朱绍良的家里,兼做朱的女儿的家庭教师。后来,盛感到在参谋本部不甚得意,辞职跑到新疆,到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手下任上校参谋。

盛世才接近中央,一方面通过重庆代表与蒋介石联络,一方面也走了朱绍良的路子。

据说,盛虽出走新疆,但始终认为朱对他有恩,一是朱当初曾推荐盛晋升少将,虽未批准,但盛心怀感激;二是盛赴新时,朱曾馈赠旅费,盛亦铭记在心。

盛通过朱绍良居间穿针引线,熟门熟路。从名义上说,新疆属于第八战区的作战区域,他向朱绍良输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蒋得知盛世才有意“内向中央”极为重视。此前,蒋对苏联势力在新疆的增长,一直十分警惕,多次警告苏方不能同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

但当时蒋苦于力量不够,并且在苏联援助中国抗战、通过苏联牵制中共方面,有求于苏联的地方很多,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对新疆采取行动。

现在,蒋介石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彻底解决新疆问题。

早在1941年 10月,蒋就下令组成西北党政考察团,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团长,名义上是赴甘宁青等省考察党政情况,实际上做作控制河西走廊、压迫新疆的战略部署第一步。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对苏外交采取了强硬立场,表明了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抗战初期,苏联曾派出援华航空志愿队和援华航空运输队,配合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兰州就曾建有苏联空军基地,苏德战争爆发后,这批援华空军陆续回国参战,以前苏联飞机飞入甘肃空域,有不经过中方许可的默契。

1942 年1月初,一架苏联飞机未经中方许可,飞人甘肃上空。蒋得到报告后,下令将飞机扣留,要求其保证以后不得发生未经中方许可,飞人中国国境的事件。

这是向苏方表明,中国政府维护主权问题的立场绝对不含糊,也是向苏方表明中国政府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态度。

同时,蒋介石一方面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出面游说;一方面是进行军事威慑,由胡宗南调动部队进驻河西走廊。

这是胡宗南战略任务的一次调整,即在继续“东御日寇,北制共匪”的同时,把战略重心放在西进上,优先落实贯彻“西防苏俄”的战略方针。

这样一来,东、北、西三方面,都成了胡宗南的战略正面,经蒋介石批准,胡宗南开始扩军:由1个集团军扩编为 3 个集团军,在原来第 34 集团军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第 37、38两个集团军。

3 个集团军成立之后,胡宗南也升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本人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兼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驻地陕西关中,辖第1、第 16、第 90共三个军。

陶峙岳任第 37 集团军总司令,驻三原,辖第 36、第 57、第 80共三 个军。

范汉杰任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驻甘肃平凉,辖第3、第 17、第42共三个军。

不久,胡宗南奉蒋命,又成立了第 3 集团军,由李铁军任总司令,统一指挥河西各部队,准备进入新疆。

接着,又在酒泉成立河西警备总司令部,调陶峙岳任总司令,负责河西走廊地区的警备任务。

为了适应“东御”、“北制”“西进”的调整,蒋介石对西北地区的指挥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

先是 3月份,蒋任命胡宗南兼任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代主任。本来,西安办公厅的主任是蒋鼎文,1942年1月,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调任西安办公厅主任。

但卫并没有到任,在成都赋闲。3月,卫调任入缅远征军司令,朱绍良兼任西安办公厅主任,朱不到任,由胡兼代,实际上是胡主事。

3月23日,胡宗南到五岳庙门街西安办公厅代行厅事,军令部西安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构,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权力,但地位比较高,一般都是由方面大员出任,胡宗南出任代主任,表明他的地位上升了。

此间,蒋介石派蒋经国秘密访问西北,会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进一步掌握“青马”对中央的态度,考察河西地区及甘宁青各省的军情政情。当月,蒋下令驻防原河西武威的骑5军军长兼甘新公路督办马步青调任青海柴达木盆地屯垦督办,率所部退入青海。

蒋经国一直到5月份才返回重庆,蒋经国访问西北期间,熊向晖全程陪同。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令胡宗南的部队加快向河西推进的速度,杨德亮的第42 军、韩锡侯的第 91 军都在这个时候先后由兰州、陕西进入河西。

这时候,胡宗南指挥的作战区域,已经从豫西、关中、陇东,进一步延伸到河西地区,并即将进入新疆。

蒋介石的这些措施,促使盛世才加快了“内附中央”的步伐,他一边与蒋介石、朱绍良秘密联系,一边开始策划在新疆制造反苏事端,表明他的反苏姿态,与重庆呼应。

1942 年 3 月 19日晚,新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在卧室之中,被枪手打死。

盛世骐是盛世才的四弟,1937 年,他被盛世才送到莫斯科红军大学读书,1941年冬毕业回到新疆,回国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送他一支手枪和一顶红军军帽。

这个人的思想比较进步,与中共的关系也不错。回国之后,经过盛世才的批准,他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会见三次,据说每次都谈得不错,他本人讲“每次均非常高兴”。

盛世骐死后的第二天,《新疆日报》就登出消息,声称这是“国际大阴谋”,是“莫斯科和延安共同指使的”。蒋介石也立即作出反应,三次召见张元夫,对新疆的局势表示关注,对盛世才的举动表示支持。

蒋还表示:中央政府准备派 3 个师进驻新疆,并提出派专机接盛世才来重庆面晤等谈判条件。

4月下旬,张元夫带着蒋介石致盛世才的亲笔信返回迪化。

5月上旬,盛世才派他的五弟盛世骥为代表,与张元夫同机飞渝,代表盛世才谒蒋,商谈新疆“还政于中央”的问题。

此间,盛世才致信斯大林、莫洛托夫,指控苏方在新人员,参与刺杀盛世骐案,要求苏方派员参加侦讯。

6 月份,熊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送到重庆,从重庆回到西安以后,了解到胡宗南部队的这些战略动向后,及时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6 月 27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致电盛世才,通知将派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赴新,“专为办理独山子油矿及其他各重要问题”。所谓“其他各重要问题”,就是指“盛世骐案”。

据说,此前苏方从未派过外交部副部长一级的高官访新,现在突然派出这样一个大人物,盛甚为惶恐,不知如何对付。

第二天,他以特急电致蒋,要求蒋速派经济部长翁文灏来新谈判,并请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与翁同机来新。因为“朱系职旧日长官,又系职之旧友”,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与朱面商,并请朱返渝报告。

于是,蒋写了一封致盛世才的亲笔信,于 6月底派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司令毛邦初、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龚学遂、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等人,先飞兰州,会同朱绍良之后,再飞酒泉,偕同玉门油矿总经理孙越崎,于 7 月 1日飞往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这就是所谓朱绍良的“四飞新疆”。

这一行人中,翁文灏、孙越崎准备与苏方商谈接办独山子油矿事宜,独山子油矿为新疆与苏联合办。而毛邦初是利用这架专机,试航迪化飞南疆,再转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国际航线。龚学遂、何竞武是准备与盛世才商谈修筑新疆到兰州的公路问题。

只有朱绍良,是专为谈判盛世才投蒋的问题。据说,蒋当时委朱绍良以解决西北问题的重任,并对朱说:是你放走了盛世才,新疆问题一日不解决,你就一日不能离开西北。

蒋在由朱转交盛的亲笔信中,对盛说:“凡公私诸语,请与逸民长官开诚详谈。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

逸民是朱绍良的字,蒋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盛的一份政治上的保证书。

当时,盛的最大顾虑是投蒋后,会被秋后算账,朱绍良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很特别,这就是他的女婿,盛世才当过他女儿的家庭教师。

现在,朱绍良带着女婿去见盛,可以引发盛的怀旧情绪,拉近双方距离,增加亲近感,由此可见,朱的心机缜密,用心良苦。

朱绍良赴新后,即与盛世才开始秘密谈判。就在朱、盛谈判期间,7月 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晋见蒋介石,报告盛世才过去投靠苏联的经过,并声称,最近盛、苏反目,盛在新逮捕苏方工作人员,要求蒋对盛予以制裁等等。

会见时,潘大使还向蒋面交了一份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7 月 3日致书盛世才的原函,其中,揭露盛世才投靠苏联的几件具体事实:

1934 年,建议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渐及于陕甘各省;

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力主援张;1941年,建议新疆脱离中国,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

“凡此种种,均属莫大错误,已为苏联劝阻。”莫洛托夫在信函中,绝对否认苏联驻新总领事及苏军驻新军事总参事,有刺杀盛世骐的嫌疑,这说明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苏方的这个举动,加快了朱绍良与盛世才在新疆的谈判进程。所以,潘友新见蒋的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10日,朱绍良把翁文灏等人留在新疆,一个人返渝,向蒋报告新疆谈判内情。

孙越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朱绍良与盛世才密谈结束后,带了一麻袋的文件,乘飞机离新返渝。临走前,朱说:天气这么热,到重庆见蒋委员长,要正式穿上军服,不好过”。

7月12日,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副参谋总长程潜、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张治中等高级将领,围绕“苏联与新省问题”,研拟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

《方略》认为“苏联有吞并之阴谋,及足够之武力,但在国际现势上,如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暴露侵华态度,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属不利”。

何应钦等人判断:盛世才对苏关系破裂后,惧怕苏联威胁,“势必依附中央,并望予以所要之支持使苏联有所顾忌,不致公然发动暴力行为”

《方略》建议:“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疆主权。惟中央对新,过去既鲜充分准备,现又尚无确实控制之余力,故目前依政略之运用,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候机再确实控制之”。

《方略》提出按“现在过渡时期”与“收复主权时期”两个阶段推进“西进”政策。

“现在过渡时期”规定:

(1)对苏仍本睦邻政策,并运用政略,遏止其对新疆采取断然行动。

(2)维持并利用盛世才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增进盛对中央的信赖,使新疆逐渐中央化。

目前需要实施的措施有:

随时派遣军政大员前往新疆,使苏联有所顾忌,巩固盛世才内向之信心;

征得盛世才同意后,逐渐改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军政干部及特务人员,秘密进入新疆工作;

经济上予以所要之援助;

派遣外交特派员驻迪化,以减轻苏联对盛直接之压力;

以保护油矿区名义,加强河西尤其玉门附近之兵力;

给予其他盛所希望之扶助。

(3)军事上之准备:

以保护油矿区之名义,加强河西尤其玉门附近之兵力(约精练之一师);

增辟南疆机场,以保护机场之名义,适时派遣中央军一部于该地;

以柴达木屯垦名义,催促骑 5军尽速驻进该地,并在经费上予以所要之协助;

迅速进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边防,以策应新疆;

适时划南疆为一师管区,从事军备之建设。

《收复新疆主权方略》重点在军事准备,认为“收复主权时期”应在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我国之国际地位更有利时期,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包括撤退驻新之红军第八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

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必须谨慎、有步骤地进行。

大概在 5 月至 8 月间,胡宗南得到军令部关于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说日本已集中 75 个师团,150 万人,准备向苏联进攻。

其中,关东军 40 个师团,伪满军15 个师团,由鄂豫皖抽调 10 个师团,均部署在满蒙边境地带,待命而动。

这个材料,并由军令部向美国进行了通报。有关情报上还说,日本已在东北实行征兵制,18岁至 35 岁的男子均在被征之列。

蒋命令胡宗南注意国际情报,特别是收听东京同盟社的莫斯科广播,因为日、苏关系的走向,涉及新疆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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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42:06 | 显示全部楼层
(22)密报西安军事会议

1942年9 月1日,蒋介石自武威飞兰州,随即又飞宝鸡,然后,乘专车回西安,筹备召开长江以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涵盖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五战区、第八战区,以及江苏、山东、河南沦陷区,主要的目的是整军,实际上是裁减杂牌军的势力,还有就是生产自救,解决军需问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没有来,派来了王靖国、赵承绶、梁化之做代表。王靖国是第 13 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是第 7 集团军总司令,梁化之是二战区政治部主任,他们 3 个人都是阎锡山的核心组织“同志会”的驻会高干,阎锡山把他们一起派来,表示对这个会很重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俩人都来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忙于处理新疆问题没有来,让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代替出席。这也是提高胡宗南的地位。

与会的军长以上将领一共 160 多人。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都派代表参加。贺耀组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担任这笔军事会议的秘书长,负责会务安排,张治中这时已转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西安军事会议1942 年 9 月 6 日开幕,10 日上午闭幕,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每日都到会,听取各战区各军师长报告,会餐训话。

蒋在会上一共发言 11 次,态度温和,词意沉痛,异于往常。

蒋在开幕词中说:“这次我来西北,获益甚多。视察各部队以后,使我对日后布置反共计划,能够有实际的参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建军,办法是‘裁减大单位,充实小单位’,这个口号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等于过去的军阀”。

蒋把裁减合并大单位,充实小单位,叫做“紧缩政策”,对杂牌军进行裁并,整顿层层复杂的敌后游击队。

蒋在会上还指示:“今后,我们战略上以军为单位,就是以 3 个师,对抗日本的1个师。以这个思想布置战斗。其次,要向敌后发展,寻找敌人的空隙,特别是日军调走,伪军接防之地,钻敌人的空子,积极发展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他说:“目前,军队一个师,打不过日本军队的一个连,徒有其名。士兵缺额多,有的好的是七分之一,严重的是三分之一。作战时,报告的伤亡数字,超过实际数字。逃亡率、死亡率过大,也是训练不好的过错。军官贪污腐化,无人纠正。军纪败坏,无人过问。中国目前的现象,正如同历代亡国时期一样,值得警惕啊!”

9月6日,蒋在训话中讲道:“虽然我们现在对外还有飞机和汽车可以运输,但1架飞机能载重多少?普通 1 架飞机最多只能载重两吨,1 架‘空中堡垒’亦至多只能载重四五吨,而从前一个很小的轮船至少能载 3 000 吨,现在 100 架最大的飞机,1天最大只能运 300 吨,还要经过很远的航程,至于汽车的运输又是怎样呢?从前 ,1列火车可以载重 500 吨,现在 1 辆汽车只能载两吨,最多 3 吨。这就是说,现在 200辆汽车,还抵不过从前一个火车头所拉的吨位”。

因为交通运输困难,前线急需的物资不能及时运到,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在会上,蒋介石不准报告供给(情况),也不准报告困难,不准要求补给,只准报告心得。

他要求前方各战区对于前方官兵的粮食、被服两项都要做到自给自足,甚至要求前方军事干部,尤其是高级将领总司令、军长、师长自己来兼任经济、交通的干部。

这是因为,河南发生了有名的1942灾荒,第一战区各部队供不出粮食,许多队伍每天只吃一顿,没法维持,所以要撤销杂牌军。

这个时候,西安各个粮仓被西安军政机关强迫征集,蒋介石还把河南的 500 万包军麦征收任务减少到 300 万包,但是,另外给陕西、甘肃各增加 10 万包。同时,把河南汤恩伯部队调到第五战区,减轻第一战区的负担。

蒋介石号召军队要自力更生,高级将领要亲自抓经济,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从抗战爆发,到西安会议时,已经5 年多时间了,战争消耗很大,军队后勤保障发生严重困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补给线相继被日军切断,援助几近枯竭,1942 年5月,美国空军开辟驼峰航线,但补给数量有限,每月空运多则 1 万吨,少则数千吨,难以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

加之中国的战时财政一直搞得不好,到抗战中期就已经陷入危机,物质极度匮乏,部队供应日趋恶化。

所以,为了解决部队供应困难,许多部队不得不“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解决供应问题。

开始是做生意,先是从驻地接近海岸的部队开始,后来发展到驻地接近敌伪地区的部队,实际上就是走私贩卖。上头也知道,但是由于供应跟不上,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但是,能够做生意的部队毕竟不多,做不成生意的,就开辟集团农场,创办公营工厂,甚至组织军官家属工厂,这样对减轻军队负担,也有些好处。

到最后,即使是前线部队,也已经开始利用战斗间隙,种植棉花、稻麦,纺纱织布,自制鞋袜,改善生活。

胡宗南的部队也搞生产自救、自力更生。1941 年,胡宗南就指示七分校成立了一个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来领导生产自救的工作,让该校经理处处长汪维垣抓这个事情。

当时,七分校有 2 万多学生,另外还有7 千至 8 千多拖儿带女的教官和教职人员,生活很苦,军饷最困难的时候,连七分校、战干4团的伙食都接济不上。

于是,汪就成立了一个生产事业管理处,办农场、磨粉厂,窑厂、木厂、鞋厂、毛巾厂和办交通车等,对军官及眷属生活日用必需品,实行凭卡供应。

当时,曾有财经幕僚向胡建议:向蒋申请在西安筹建“西北垦殖银行”,发行纸币,以纾解军队经费困难,这说得好听,实际上是嫁祸于民,胡宗南没有听他们的。

军队做生意、经商、办工厂,虽然对减轻部队困难有些好处,但也最容易产生营私舞弊、走私贪污、中饱私囊等腐败现象,军队有枪杆子,他们要做坏事,社会上不敢问,也不敢管。

9 月 9 日,针对当时军队经商、营私舞弊日益严重的现象,蒋介石在训话中说:

“本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私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这次会议后不久,1942 年 10 月,军事委员会物资局局长何浩若来西北,他与胡宗南是老朋友,为了贯彻西安会议精神,向胡讲解物资管制的办法,就是收缩通货,加强信用,增加生产,节制消费,主要目的是统制陕西棉花,由陕西棉农在生产前向银行借贷,组织生产。

棉花原定价 300 元 1 担,现在是 1 000 元 1 担,何浩若希望收归政府所有,这样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发生大的矛盾,因为熊斌与银行合作,不愿意限制物资流通。

蒋介石在西安会议上还讲:“共产党注意战场,国民党的军队很多人注意赌场。今后谁要是上赌场,我送他上法场。”

蒋在会上,以痛切的语气,指出当时军队的 12 项坏风气:“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了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九是接收新兵时作弊,十是高级主官不到下层部队督察点名,十一是部队主官不能彻底监督命令执行,十二是谎报。”

蒋在会上宣布禁令:第一,军事将领不论阶级高低,一概不准赌博。蒋警告与会将领:“不准赌博,不准吸食鸦片,违反者,就地枪决,先斩后奏。”蒋当场说:“司令长官有权枪毙军长,军长有权枪毙师长。”

蒋在会上说:“今后抗战根据地的重心,已由西南转到西北,应该努力建设西北。甘宁青各省军政进步最大,比较民国二十四年我来的时候,大不相同。”

蒋没有提陕西,实际上是暗示对陕西政治的不满。

蒋说:“过去,新疆盛世才对抗中央,中央派人到新疆去协助,都受到限制。现在全新疆各地方,均飘扬青天白日旗,而各种军事参谋、文化人员,均已派到新疆去了。”

根据蒋介石在西安会议的指示,胡宗南加强甘肃部队的工作,因为蒋介石重视河西甚于关中。

熊向晖说,由于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整军,没有谈到反共,也不公开讨论反共。有关反共的提案,都由审议组交党政组谷正鼎考虑。

大会上,除了阎锡山的代表王靖国的报告中,含有反共的词句外,其他人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王靖国说,二战区的作战,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一方面要对付日本人,极力颂扬阎锡山。

在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蒋介石连续接见王靖国几次,详细询问阎锡山的意见,蒋对王靖国比较赏识,因为他曾在蒋介石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过训,印象比较好。

蒋介石只接见了梁化之一次,他是个文人,原先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还是特务头子,蒋对他看法一般,不如王靖国好。

蒋对王靖国分析抗战必胜的意见,表示嘉许,对阎锡山关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不表示意见,阎的看法是:德国、意大利打败苏联,美国、英国打败日本,都是中国之福。

蒋介石对阎的看法,实际上是赞同的,只是不好明说。谷正鼎曾经表示,我们表面上希望盟国获胜,内心里希望苏联失败。

军事会议开幕以后,蒋介石每天早上 5 点钟就开始读各种情报、报纸,他特别注意开发甘肃的水利,计划当年就拨 1 000 万元,用于水利。

蒋这样重视这个问题,可能受了蒋经国的影响。蒋经国 1942 年春夏之间到西北访问,对甘肃缺水的问题,感慨特别深,他认为,开发西北的最大问题,就是水利。另外,蒋还考虑向新疆修铁路。

大会以后,蒋召集一次各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上的会议,讨论制订具体方案,也讨论防共的问题,但现在不发动反共战争。

蒋介石在西安军事会议期间,检阅了第七分校。《胡宗南年谱》上说“15日,招待西安会议人员参观七分校演习”,时间不对。熊向晖说,不是 15 日,而是9月7日。

当天早上 6 点钟开始检阅,地点就在河西大操场,操场很大,可容纳16 个方队,胡宗南的军乐队有 100 多人。学生总队用的是德国钢盔,差不多有1 000 多钢盔,原来是黄杰的税警总团的。

阅兵总指挥是七分校副主任邱清泉,邱戴着钢盔,抱着指挥刀,骑在马上,驰马趋前,向蒋介石报告,恭请蒋阅兵。

蒋乘着阅兵车,检阅队伍。当时,蒋穿特级上将黄色戎装,脚登高统黑色马靴,戴白手套。

阅兵典礼结束后,就是分列式。阅兵时是横列,分列式就是纵列。前面是10个步兵方阵,后面是 6 个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方阵,最后是战车方阵和坦克方阵。

战车方阵是军官教育队的,坦克和炮兵不是七分校的,是配属的,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一波一波地从阅兵台前涌过,浩浩荡荡的,确实很威武,很壮观,蒋介石看了很满意,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

分列式结束后,举行扩大的纪念周,蒋亲自主持并致词,他首先对学校的教育成绩表示嘉许,接着要求黄埔学生要保持历史的光荣,奉行亲爱精诚的校训,一生一世以主义为中心,同生死,共患难,实践同志之义,个人要打破生死念头,全校师生,要合体同命,消灭敌人。

最后,蒋以礼义廉耻的重要与实践,训勉全体学生,要效法先烈,学到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的精神和纪律。

蒋讲话大约一个小时,蒋在训话的时候,胡宗南始终以立正姿势,站在阅兵台的右前角,动也不动。

西安会议期间,蒋介石还看了一出戏,由战干 4 团剧团出演,主要演员是戴娅。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演出全剧,就演一幕,是《李秀成之死》,阳翰笙编剧,事先,胡宗南看了几遍,主要看曾国藩怎么处理李秀成,因为蒋介石很佩服曾国藩。

9 月 13 日上午,蒋还召见高树勋、孙桐萱及孙桐萱的老父亲,高树勋是第 39 集团军总司令,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孙桐萱是第 3 集团军总司令,原来也属于冯玉祥的部队。

接着,蒋分三组召见陕西省政府委员、省党部委员、三青团干部,对三青团工作指示事项,第一要改善党团关系;第二要严格防止共产党,使共产党在陕西没有一点活动余地;第三要注意抗属工作,要详细调查,协助慰劳;第四对团员、学生,要注意训练农村知识分子,多了解贫苦农民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

当天下午,胡宗南陪同蒋介石游览了翠华山,参观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途中,蒋到西安南郊竹林寺祭奠了张季鸾墓。

张是《大公报》总编辑,陕西榆林人,蒋的国策顾问,蒋对张很推崇,以“国士”之礼对待。1942年,张在重庆去世,胡宗南派人把张的灵柩迎回西安安葬。

有关西安军事会议及前后的这些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蒋介石规定,只有战区负责人和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参加会议者,可以记录,其他参加会议的军、师长都不准记录。

所以,熊向晖虽然参加了会议,但他在会议上没有记录,有关会议的情报,他都是凭脑子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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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5 01:13:46 | 显示全部楼层
(23)常宁宫别墅

常宁宫在西安南郊神禾塬的南坡上。扶着常宁宫的栏杆往前看,南面就是皇甫村,胡宗南把它改成“黄埔村”,这是他举办“将校班”的地方。

从常宁宫的东门下山,有一条路,就可以走到皇甫村,皇甫村东南几公里远,就是王曲村。王曲村西边有一条河,叫湘子河,河西有一个操场,就是有名的“河西大操场”。第七分校举行集会或者举行阅兵式,都在这个地方。

王曲村东南几公里远,就是青龙岭。岭上的招待所,是胡宗南到第 七分校办公及住宿的地方。

青龙岭向南 10 余公里,就是南五台,也叫“大台”。南五台上的紫竹园,胡宗南每年都有几次到这里居住。

常宁宫是胡宗南专为蒋介石建的别墅,也有说它是蒋的行宫,这是把蒋比作封建皇帝。不管怎么说,蒋确实在这儿住过几次,使常宁宫名声很大。

关于修建常宁宫的过程,外面有许多说法,都不一样,还有说是戴笠帮胡宗南选的这个地方,这是以讹传讹。

熊向晖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实际情况是:1941 年 10 、11 月间,第 34 集团军在皇甫村,分别办了两期将校训练班,每期半个月。

每次办班,胡宗南都亲自去主持,开学之前,胡带着熊向晖,先住到那儿去,早上一起来,他们爬山,就是爬神禾塬。

当时,塬上没有人家。有一次,他们爬到半坡,就是现在建常宁宫的那个地段,看到有座破庙。

他们走过去一看,是一座土地庙,很小,已经倒塌了,但还有一块牌子,上面刻着“常宁宫”三个字,牌子不大,大约 50 厘米长、20厘米宽。

胡宗南看了之后,就把牌子留下了,说:很好!就在这里给蒋先生建房子。

原来,早在 1940年,戴笠来西安,就与胡宗南商量:蒋先生要来西安,住什么地方?开始商量住青龙岭,把那里改造一下,给蒋住。在院子里垒上花坛,放几张石凳,院子里栽上花草等。

但是,他们总感到张学良住的地方,给蒋先生住,不太好。

这次,胡宗南发现了这个地方,灵感就来源于“常宁宫”这三个字。胡认为,这三个字的寓意好。

于是就抓紧时间施工,从 1941 年到 1942 年,修建常宁宫花了 100 多万,胡宗南命王炳火、赖辉负责建造,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建起来。

房子建成后,胡特意把原来“常宁宫”的三个字放在上面,房子也取名叫“常宁宫”。

1942 年建成后,蒋介石来西安,就住在这里,房子不大,一间办公室,一 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会议室三间,连在一起的。另外,常宁宫后面是山,开有窑洞,敌机来时,可以躲到里面,比较安全。

胡宗南给蒋介石盖的常宁宫,其实也很简单。现在看到的,基本就是当时的原貌,没有变化。

有的文章说蒋介石到西安时,常宁宫的家具都是向西安一些单位和厂店“借用”的,说常宁宫有席梦思等。熊老说,蒋介石根本不睡软床。

而且,既然能建常宁宫,为什么不能打家具?他认为,写文章不能这么东拉西扯,不顾历史真实。

当年常宁宫是保密的。蒋介石除 1942 年来住过以外,再来就是 1945 年了,1944 年并没有来。

蒋到常宁宫的时候,要坐轿子。但他有时候也走下来,散散步,熊向晖等人也陪着他一块走。

有一次,蒋问熊,你在胡总司令身边工作,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和我谈谈。

熊略微思索后说道,去年有一次,我和胡总司令从西安坐汽车到华阴,中途在渭南附近,看到路边上不远,有一个白色的独立房子,我们就想去那儿休息下。

走到门口,看到是个保长办公处,进去以后,中间的堂屋,挂着一个匾,叫“仰止堂”。胡总司令一看,觉得很雅,就问保长:这个匾是你写的吗?保长说:不是我写的,是我们师爷写的,我不识字。

胡总司令说:你们师爷在哪儿?保长说:师爷回家吃饭了,马上叫他来。

不一会,师爷来了,他原来是个秀才。胡总司令问:这个“仰止堂”,是不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的意思啊?

师爷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现在,一有什么事,就发公文。你比如,现在政府想起来要抓教育,行政院就发公文给各省,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该省遵照一体执行。

各省再发文给各专区,奉行政院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专区遵照一体执行。

专区发文到各县,奉省政府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县遵照一体执行。

县发文到乡,奉专区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乡遵照一体执行。

乡发文到联保,奉县政府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保遵照一体执行。

保下面是甲,甲没有办公室,行文到我这儿就止了。所以叫“仰止堂”。

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然后,他也说了一个笑话。

蒋说,四川前几年也有个笑话,说四川省政府通令各县,为加强水上治安,各县普设水上警察局。

有一个县,就复文省政府,说本县无江、无河、无湖、无汐,仅有水井若干口,请免设水上警察局。省政府复文,说“事关通案,碍难照准!”给它打回去了。

这故事也讲得很风趣。当时,蒋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可能是有人通过这种幽默方式,向他反映四川省的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

蒋到西安不久,有一天,他对侍奉他的熊向晖说:“到胡总司令公馆去。”

熊侍蒋坐在后面的车上,前面是警卫车。熊跟司机说,开到下马陵,带校长到董子祠去。

因为青龙岭是招待别人住的地方,当时,李宗仁他们住在那儿,也不好去。

到了下马陵,顺着城墙有个门。事先,汽车司机与下马陵警卫有个约定,如果是胡宗南的车到了下马陵,司机按几下喇叭,如按两长一短等,表示是胡的车子回来了,警卫就去打开下马陵的门,勤务兵就在门口接。

不过,这个约定经常改变,蒋的车子到了下马陵董子桐后,蒋下了车,把胡宗南的房子,内外看了看,又到董子祠后面转了转。

临走上汽车的时候,蒋告诉下马陵的勤务兵,“你告诉胡总司令,就说我来过了”,对下属很有礼貌!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赌风之盛,蒋的训话已不管用了,就在蒋介石讲了“谁要是上赌场,就送他上法场”的话之后不久,熊向晖有一次到时任战干 4 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大中家里去,碰上另外几个人说,今天就在大中兄家设“法场”。

“法场”的意思就是赌牌,他们的行话是“余兴开始”。有人看到熊,担心他会打“小报告”,王大中说:不要紧,彙荃兄没有问题。因为他知道,熊从不打小报告。

可是,在潼关的蒋纬国不管这一套。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上尉连长了,连部还在原来的小学。

半夜里,他起来查号,发现几个班长不在。蒋纬国马上问卫兵,卫兵报告,说是班长在房子后面的坟场里赌钱呢。蒋纬国走过去,手电筒一照,有 4 个班长在那儿赌钱,其中有个班长一见蒋纬国来了,就跑开了,最后也给抓了回来。

蒋纬国马上召集全连紧急集合,说:委员长有命令:“谁要是上赌场,就送他上法场.”这4 个人赌钱,3 个人见到我,没有跑,他 1 个人跑了。枪毙!

尸体抬出去的时候,蒋纬国立正敬礼。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师长报告了胡宗南,胡宗南派熊向晖去处理,熊认为,连长是无权枪毙人的,必须把蒋纬国调走。不然,就有可能闹兵变,那麻烦就大了,于是,蒋纬国就是这样调到西安了。

2003 年11月17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西安专电”:“一份在陕西密存多年的民国要人蒋纬国的档案——《陆海空军官履历表》日前在西安市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开展示”。

报道说:“这份由蒋纬国 28 岁在陕西从军时用毛笔填写的履历表,字体为蝇头小楷,字迹清晰工整,填表时间为 1944 年 1 月。

据西安市档案馆赵勇介绍,抗战时期,蒋纬国曾随国民党部队驻守陕西华县、潼关一带,期间结识了西安大华纱厂总经理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两人喜结良缘。蒋纬国的这份履历表,便被装订在大华纱厂档案第三卷里。”

这份履历表,披露了蒋纬国到西北以后的职务变迁过程:

“1941年 5月 19日,始任第 1 师 3 团 2 营少尉排长;

同年 6 月,升任 2 营 5 连中尉排长;

同年7月1日,升任中尉连长;同年 9 月,升任上尉连长;

次年9 月,再任为上尉副营长。

“次年 9月”,即 1942 年 9 月,从这份蒋纬国的履历表可以看出,蒋介石主持召开西安军事会议的这一个月,蒋纬国获得了一次晋升的机会。

9 月 14日下午,蒋返回重庆,蒋介石临走时,大家都到西安飞机场,蒋纬国也去了。

飞机已经发动了,胡宗南、蒋纬国等都向飞机敬礼。忽然,飞机引擎停止了转动,从机舱里又放下舷梯。

一个侍卫官捧着一包东西走下舷梯,一直走到蒋纬国面前。原来,他拿的是蒋介石的披风。侍卫官把披风给蒋纬国披上。蒋纬国给他敬了一个礼。然后,侍卫官回到飞机上,飞机这才起飞,从这一点看,蒋介石也是舐犊情深。

蒋介石离开西安以后,军事委员会贺耀组、张治中、军需署长陈良、交通部次长徐恩曾等还留在西安,还要召开军需独立会议,以建立军需独立制度,防止贪污。

9 月 18日,胡宗南陪同李宗仁、张治中、刘士毅、何柱国、刘茂恩等高级将领,到赤水第78师阅兵,参观营房及各种演习。

第78师是胡宗南的主力师,战斗力强于第1师,也是胡宗南对外展示部队精神面貌和战斗力的一块招牌。

西安军事会议之后,国际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美国副总统威尔基已经启程来华,大约两星期左右要经过西安,胡宗南准备欢迎。

威尔基这次访华之前,先是访问了苏联,主要是试探苏联是否与德国妥协。此前,丘吉尔也到苏联访问,目的相同,但没有取得大的结果。

在苏联,威尔基也受到冷淡,这表明苏联对英、美不满,这同英、美对苏、德态度有关。

苏联要求英、美早日开辟第二战场,英、美两国均说还要考虑考虑,他们对苏的态度,也影响到蒋对中共的态度,不愿在对共谈判方面有实质性结果。

美国副总统威尔基从苏联经新疆,于 10 月 7 日到西安,胡宗南陪住常宁宫,傍晚7 时,陕西省政府举行公宴招待,晚 10 时,胡宗南陪同威尔基乘火车东行,8日坐摇车赴潼关参观工事。

但是,他们只到了潼关,没有到第 1师师部所在地五虎嶂,陪同访问的还有蒋纬国,访问时,还参观了蒋纬国发明的战地酒保,就是小酒铺,

蒋纬国出面接待威尔基,不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而且他英语也讲得好,同时也显示蒋介石的儿子也在第一线。

10 月 8 日,胡宗南陪同威尔基来到赤水,对 78师进行检阅、讲话,参观营房,蒋介石这是在用胡宗南的部队显示力量。

8 日下午,胡宗南陪同威尔基返回西安,随后,威尔基飞往成都。

西安军事会议之后,蒋介石对沦陷区的敌伪政策及国民党特务工作采取了新的方针:

第一、放弃收编伪军,改为只联络策动,让伪军长期潜伏,准备反共,作为内应的第五纵队。

第二、加强对沦陷区的派遣工作,招收沦陷区的党务人员,训练干部,为到东北、河北做准备,同时研究敌伪情况,以及在敌区开展活动的办法。

第三、加强收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学生,举办外交人员训练班,挑选各大学外文优秀学生受训,做美军的联络工作。

第四、加强国际情报工作,令王芃生负责扩大国际情报机构。王芃生以军委会国际情报研究所的名义作掩护,将国际情报机构划分为长江以南至缅甸、南朝鲜;黄河以北至平津;东北至西伯利亚这三个区。

接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到西北视察,配合西安会议的贯彻,布置特务工作。10 月 15日,戴笠从兰州到达西安,除布置军统工作外,还结束缉私署的工作。

因为,财政部缉私署在 1940 年成立后,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所以蒋介石下令取缔,并手令中央团部,通令各省三青团,检举贪污走私方面的案件。

10 月 25 日,蒋介石从重庆电报蒋鼎文、胡宗南,准备派 10 万青年进入新疆,胡宗南交待战干 4 团教育长葛武柴积极准备,计划征调 10 万名 14 至 18 岁的青年受训,执行这个任务。

他们准备用 5 年的时间,第一年暂定派出 1 万青年到新疆,不用移民的名义,到新疆后劝使他们与新疆当地的女子结婚,已经结婚的,家属可以同去。招收范围是豫鲁冀各沦陷区,必要时则征派。

《宗南文存》中有移民新疆的具体办法,是胡宗南直接写给蒋的报告。文中说:

“查新疆绾毂欧亚,毗连印俄,为西北国防要冲,徒以地广人稀、民族复杂、政治国防,在在堪虞,长治久安之道,端赖移民,遵照总理在实业计划中之指示,似宜用系统方法,殖民新疆,每一移民,施以训练,俾能以国家民族之意识,与生产工作之技能,在军事组织管理控制之下,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生衍蕃殖,乐业安居,励行民族政策,至移民实施方法,如整户迁移,所需迁移贷金,战时颇难筹措,而正格垦殖,亦易惹起民族纠纷,可行之法,惟有用训练团体名义,招收或征调不满兵役年限之青年,施以特殊训练,逐步迁入新疆,渐由训练而为垦殖,此事经营需时,而初步工作,目前即宜着手进行,期能与向新疆伸展之军事政治力量配合扩展,以完成此艰巨之历史事业,谨拟具移民新疆初步办法。”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表明,他采纳了胡宗南提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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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5 01:15:47 | 显示全部楼层
(24)关于胡部实力的情报

西安军事会议之后,对于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以及实力,熊向晖及时向延安做了报告。

其主要内容包括:

胡宗南最精锐的第34 集团军,仍放在河防一带,其作用只在预防日军渡河。

胡宗南当前的主要目的,是放在西进,即向甘宁青发展,其所部第 38 集团军范汉杰部,担任西进的主要任务。

胡所部第 37 集团军陶峙岳部主要对付陕北。

胡认为:西进是与反共联系在一起的,中央军开入甘宁青之后,就可以彻底完成包围陕北的部署,而新疆问题解决之后,就切断了共产党的国际联络线。

对于陕北的军事防御,胡没有放在眼里,认为不堪一击。目前,胡的力量部署,不是进攻边区,主要是怕日本从山西、河南进攻陕西。

10 月 19 日晚,蒋介石与胡宗南通电话,要他注意到汉中祝绍周与当地的冲突,胡宗南就派韩锡侯前去调解。

1942 年 12 月间,胡宗南部队的部署情况是:

一、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驻西安,副总司令李延年及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驻陕西合阳。

李延年是山东广饶人,黄埔一期生,所属各军分别驻华县、合阳、韩城等县,任务是警备从潼关到宜川一线的黄河河防。

胡宗南的 3 个集团军中,担任对日作战的就是这个集团军。

其下辖第1 军军长张卓驻华县,第 1 师师长李正先驻潼关五虎嶂,第 78 师师长许良玉驻赤水,第 167 师师长王隆玑驻大荔。

张卓不是黄埔系,他能当上第1 军军长,可能与何应钦有关。他是贵州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担任过陆军步兵学校教育长、陆军整理处教育处长,由军政部“空降”下来。

第1 师师长李正先是浙江磐安人,黄埔二期生,他是第1 师的老人,但胡宗南对他亲而不尊,经常骂他。李正先看到胡宗南,害怕得要命,常常吓得发抖。

第78 师师长许良玉是浙江桐庐人,黄埔四期生,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 3 期毕业。许良玉是胡宗南最亲近的干部之一,这个人练兵有一套,78 师是胡宗南的“模范师”,战斗力强于第 1 师。

第 167 师师长王隆玑是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生。

当时,第1 军及所属各师驻华县、潼关、赤水、大荔一带,以华阴为中心的一个三角区,负责关中东部的黄河河防,拱卫西安及守卫八百里秦川,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第16军军长董钊驻合阳官园,第 109 师师长陈金城驻韩城薛家洼。

董钊是陕西长安人,黄埔一期生,董的服从性好,胡宗南很赏识他。

109 师师长陈金城是安徽全椒人,黄埔二期生,熊向晖进七分校时,他是熊的第 5 总队的总队长,熊和他有一层安徽老乡的关系,他在担任总队长和师长期间,对熊都很关照。

第 90 军军长李文驻韩城,第 28 师师长王应尊驻合阳南河堡,第 53 师师长袁杰三驻韩城华盛村,第 61 师师长邓锺梅驻宜川薛家园。

这个军的前身,是驻豫绥靖公署直属保安团,1938 年初在河南编组成立。

李文是湖南新化人,黄埔一期生,王应尊是山西阳高人,黄埔五期生,袁杰三是江西分宜人,黄埔四期生 ,这三人都是第 1 师的老人。

邓锺梅是江西萍乡人,黄埔三期生,是从第 2 师出来的。

第90 军负责从陕东宜川到合阳之间的河防线。

第 98 军军长刘希程驻宝鸡凤鸣里,第 42 师师长彭克定驻宝鸡八庙村,第 169师师长曹玉珩驻宝鸡坊磨子。

这个军是1938 年6月由 193 师和 13 预备师编成的。

刘希程是河南唐河人,黄埔一期生。彭克定是湖北人,黄埔二期生,陆大特别班、德国坦克学校毕业,曾当过七分校教育处长。曹玉珩是河南唐河人,黄埔四期生,曾在陆大将官班受过训。

这个军是胡宗南的战略预备部队。

骑兵第3军军长郭希鹏驻陇县,骑兵第 9 师师长张占魁驻陇县,新编骑兵第 3师师长白海风驻甘肃静宁。

这个军 1941 年1月由绥东骑兵司令部改编成立,军长郭希鹏是辽宁盖县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出身于东北军,曾到日本千叶骑兵学校学习过。

张占魁是河南上蔡人,原来是冯玉祥的骑兵团长。白海风是蒙古族,黄埔一期生。

二、第 37 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韩锡侯驻三原。

陶峙岳是湘军老将,抗战以后归胡宗南指挥。韩锡侯是河北雄县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胡宗南很赏识这个人。

第 37 集团军的任务是封锁边区,所属 3 个军,36 军在长武,80 军在铜川,新编第 7 军在彬县,都布置在边区正面,对边区形成很大压力。

第 36 军军长罗历戎驻长武,其下辖暂编第 15 师师长康庄驻三原,暂编第 52 师师长周嘉彬驻彬县,暂编第 59 师师长盛文驻朝邑五里铺。

罗历戎是四川渠县人,黄埔二期生,曾任七分校办公厅主任。康庄是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生。周嘉彬是云南昆明人,早先是张治中的副官,后由张治中送他到德国学习警察,1938年回国后任军训部高级参谋,后来到七分校任副主任,他还是张治中的女婿。

在周嘉彬任 七分校副主任的时候,罗历戎任办公厅主任,周嘉彬少年气盛,把罗历戎当成部下看待,罗历戎受不了。

开始时,罗历戎很不服气,但罗历戎能忍。现在,罗历戎任 36 军军长,成了周嘉彬的顶头上司。这是胡宗南有意识的“磨人”。

盛文是湖南长沙人,北大政治系学生、黄埔六期生、陆大 11 期毕业,原来是天水行营的参谋处长,1940 年被胡宗南要来担任第 34 集团军参谋长,胡宗南也很赏识他。

第 76 军军长李铁军调四川荣昌,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第 24 师师长廖昂驻泸县,第 196 师师长刘超寰驻重庆附近,暂 57 师师长祝夏年驻泸县。

李铁军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生,是第1师的元老。廖昂是四川资中人,黄埔二期生,后来进陆大特别班4 期学习。刘超寰江西莲花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三期毕业。祝夏年是广东徐闻人,黄埔二期生,他先是陈诚手下,抗战爆发后,归胡宗南指挥。

当时,西南吃紧,重庆震动,把第 76 军调到那里,主要是加强重庆及四川方面的防卫。

第 80 军军长王文彦驻陕西铜川,第 165 师师长何蕃驻耀县,新编第 27 师师长严映皋驻中部,新编第 37 师师长徐保驻宜君。

这个军 1937 年 10 月以第 43、第 97师编组成立。

王文彦是贵州兴义人,何应钦的小同乡,黄埔一期生、陆大 13 期毕业。何蕃是广东兴宁人,黄埔四 期生。严映皋是湖北人,也是黄埔四 期生。徐保是察哈尔怀安人(现属河北省),黄埔四期生、陆大1期毕业,曾当过七分校的总队长,这个人好赌。

新编第 7 军军长彭杰如驻彬县,暂编第 24 师师长李忠毅驻彬县北村,暂编第 25师师长刘英驻宜川,暂编第 26 师师长蔡鸿范驻正宁。

新编第7军是由东北义勇军、抗日同盟军残部编成。彭杰如是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陆大将官班乙级第1期毕业,曾在卫立煌部任师长。蔡洪范是河南虞城人。李忠毅是北京人。

三、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副总司令丁德隆驻甘肃平凉。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人,黄埔一期生,原为十九路军,参加过李济深、蔡廷楷、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后来离开到黄杰的第 2 师任参谋长,由黄杰推荐给胡宗南,任 27 军军长,曾在中条山区与日军作战两年之久。

丁德隆是湖南攸县人,黄埔一期生,第1师的元老。

第38 集团军各军中,第 42 军面向新疆,第 3 军、第57军驻陇东平凉、固原地区,执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第3 军军长周体仁驻平凉,第7 师师长李世龙驻固原,第 12 师师长吕继周驻兰州。

这个军是从云南出来的,原驻守中条山区,1941年5 月,中条山战役开始后,军长唐淮源率部突围,部队伤亡惨重,弹尽援绝,唐淮源知事已无法挽回,自戕殉国。现任军长周体仁是云南景谷人,傣族,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毕业,李世龙是云南会泽人,吕继周是云南安宁人。

第 42 军军长杨德亮驻河西,第 48 师师长谢义锋正开往河西,第 191师师长罗泽闿驻甘肃庆阳,第7预备师师长严明正开往河西。

这个军于 1939 年 8 月由 191师、48 师和第7预备师编组成立。

杨德亮是云南恩安(今昭通)人,回族,黄埔三期生、陆大甲级将官班 1 期毕业,曾任七分校兰州总队总队长。谢义锋是湖南耒阳人,黄埔四期生。罗泽闿是湖南常德人,黄埔6期生、陆大 11期毕业,曾在军政部及军令部任职。

第7预备师在1939年8月以第 26 补训处的 4 个团合编成立,师长严明是湖南祁阳人,黄埔四期生。

第42 军长期在甘肃驻防,是最早进入河西的部队。

第 57 军军长丁德隆驻甘肃固原,第 8 师师长袁朴兼西安警备司令,第 97 师师长刘安琪驻固原陈家堡,新编第 34 师师长韩增栋驻宁夏中卫。

这个军于1941年 6月,在陕西华县成立,第 38 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兼任军长。

袁朴是湖南隆回人,黄埔一期生,是第 1 师的老人,曾任七分校办公厅主任兼西安警备司令,第 8 师主要担任西安警备任务。

刘安琪是山东峄县人,黄埔三期生。

新编第 34 师于1940 年 5 月由新编第 12 旅为基干,与第 26 补训处第 3 团及陕西保安处第 1、第 3 团编组成立,师长韩增栋是内蒙古东胜人,黄埔四期生。

第四、直属部队:暂编骑兵第 2 师师长马洛驻洛川,炮兵第 2 旅旅长黄正诚驻西安,炮兵第 11 团驻渭南,炮兵第 13 团驻渭南,重迫击炮第 3 团孟中荣驻韩城(2 营驻洛阳),炮兵第 6团胡正章驻兴平,炮兵第 10 团驻合阳,炮兵第 12 团周雨寰驻西安,炮兵第 56 团驻朝邑附近,工兵第 3 团徐开章驻朝邑,装备兵团第 2 团郭膺驻临潼,铁道兵团黄凯驻西安,交通警卫第 15 支队曹耀章驻兴平,游击第 1 团及第 2 团驻虢镇附近,第八战区第 1 独立挺进纵队王玉民驻蒲城,第七分校教导队驻临潼,第7补给区驻成阳。

胡宗南的部队可以随时调动,西南紧张时,第 1 军就调到四川,警卫重庆去了。

第1军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对它的编制装备情况,熊向晖向延安做过详细报告。

第1 军是攻击军,当时,国民党全国共有4个军,全机械化装备,按三三制编制,每军 3 个师,每个师定员 1 万人。

但是,第1军第 1 师实有9000人,第78师实有8000人,第167 师实有7000人。军直属有 5 个团:装甲车团、机械化炮团、辎重兵团、通信兵团、工兵团,另外一个直属的搜索营。直属部队 5 团1营,定员相当于师,实有4000人。

每个师有 3 个团,每个团有野炮、山炮 12 门、重迫击炮 4门、战车防御炮 4门,本来预备补充英国制造的炮,但是没有运到。

每个团有 3 个营,每个营有 3 个连。步兵连有步枪 60 支、轻机关枪 6 挺、掷弹筒 3 门。每连3个排,每个排有一个榴弹枪,每两个人有 1 个防毒面具。

每个师还直辖 3 个重机枪连,每个连有重机枪 6挺。

第1 军是胡宗南部队装备最好、训练最好、人员枪支最足的一个军,但实有兵额总计 3 万人,缺额 8 千至1 万人。

第 78 师是这个军最精锐的一个师,战斗力最强,第 1 师第二,第 167 师第三。

士兵的军龄,大概都在 3 年以上,年龄都在 35 岁以下,身高在 1.65 米以上。

这些战略情报,在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后,对于中共中央了解胡宗南部队的战斗力,帮助甚大。

第 1 师在晋南被消灭,原因是陈赓掌握了它的真实战斗力,敢于对它下手。否则,不敢轻易下决心。

中共中央很重视通过掌握一个部队的政治素质,了解这个部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所以,对有关这些部队的政治测验情报也很注意。

根据胡宗南的考查,政治测验98%都能合格,他很重视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考查,也经常对部队进行政治测验。

胡宗南对7分校检阅的时候,一个总队站成几排,一排一排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

胡宗南会在各排之间来回走动,每隔几个人,他就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比如,他对第一个人说:“你背《总理遗教》”;对第二个人,他说:“你背《军人读训》”;对第三个人,他说:“你唱《黄埔校歌》”。

偏偏有一次,被胡宗南点到唱校歌的士兵,一下子把“这是革命的黄埔”唱成“这是要命的黄埔”,可能是平常这么唱得太顺嘴,关键时刻也改不过来了。

这一下,总队长紧张万分,不知道胡宗南会有什么反应,没想到,胡却说:“好!这是要命的黄埔,黄埔要命,说明他就不要命了。”

1942 年,胡宗南检阅第 1 师第 1 团,进行政治考查时,发现第 1 师把第 1 团 3 营的士兵,冒充为第 3 团,当场大骂师长李正先。因为这个原因,他立即改变了检阅的方式,让全师集合,先训话,然后排成单行列队巡视,每隔四五个人,提一个问题,作为政治训练的考核。

他问:“苏联是共产党的国家,我们同苏联是朋友,因此,我们同共产党也是朋友!对不对?”他要的答案是:“不对!”

第二个问题:“日本、汉奸、共广党,这3个当中,喜欢哪一个?他要的答案是:“都不喜欢。”

第三个问题:“如果日本同共产党一起打我们,怎么办?”答案是:“两面作战!”

还有,问:“我们需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来抗战,对不对?”答:“不对,要靠自己。”

问:“抗战建国,抗战的敌人是谁?”答:“抗战的敌人是日本。”

问:“建国的敌人是谁?”答:“建国的敌人是共产党。”

从这些问答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胡宗南有什么思想,他的想法很明确,抗战时期是与日本作战,建国时期的敌人是共产党。

这也表明,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蒋介石、胡宗南反共的理念,始终没有改变。

熊向晖报告的这些战略情报,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南战役、陕北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胡宗南部队的士气和素质,还有这么一个材料,1943年,法币贬值。《胡宗南上将年谱》(第 143 页)上说,是时最困难者为法币贬值,物价昂贵,官兵薪饷,部队公费与物价不能平衡。

2 月 1 日,公在 98 军,2 月 7 日,公在 47军开会,据报告,二等兵月饷 50 元,一等兵 60 元,上士 100 元,草鞋费 50 元。

陕豫士兵不习穿草鞋,而布鞋每双最低 350 元,士兵须积 4 月之饷,方能购布鞋 1 双。

副食每月 350元,每日平均不足 12 元,而白莱 1 斤 30 元,豆腐等每斤各 20 元,士兵伙食经常无菜,官长自营长以下,亦皆与士兵同伙,眷粮未发,有眷官长每不能存活。

各级部队办公费尤感不足,连月需 5 000 元,仅发 1 500 元;营需 6 000 元,仅发 2 000 元;团需 25 000 元,仅发 8 800 元(赖汝雄军团又少 800 元,不知何故);师需 100 000 元,(此乃 40 军提出数目,赖军只提 50 000 元)仅发 20 000 元;军部需 200 000 元,仅发 80 000 元。

因此,全军月亏公费 130 万元以上。

第 1 师官长亦言:“二等兵月饷 50 元,买线补衣,犹嫌不足。士兵社会地位,同於乞丐,兵源何自充裕?”“公于去年在渝呈明士兵生活未解决,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数度请于中央,而军政部竟无以解倒悬也。”

他们自己都承认“士兵社会地位,同於乞丐,兵源何自充裕”,这就把当时国民党部队的士气与战斗素质问题,都说清楚了。

《胡宗南上将年谱》见 123 页)还说了一件事,1943年,章士钊、杜月笙曾到西安,“慕名来访”,胡皆款接以礼。

章并作一首《临江仙》词颂扬他,原词是:“部曲柳营百万,宾游代谢三千,登坛威重人门便,英雄多本色,韬略自先天!君是天南一桂,我来剑外兰年,相逢恰在茂陵边,忝为长揖客,未敢议燕然。”

章士钊称胡宗南是“英雄本色”,“天南一柱”,评价很高,章词后来还在重庆发表。

张佛千也在《我追随胡宗南》(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一文中回忆,章士钊在西安期间,曾写了一副赠胡的对联,写的是杜甫律诗中的腹联:“指挥能事迥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这也是称颂之词。

此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 1942 年访问西北,在西安呆了一个多月,多次提出要见胡宗南,但是胡宗南没有见他。

据张佛千分析,胡故意不见,表示他没有政治野心。胡政之与张季鸾不同,张季鸾是报人,胡政之已经不完全是报人了,有点政客的味道。

而对这种人,胡宗南并不感兴趣,一般情况下,胡不大照相,也不大接见记者。

胡政之回到重庆,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西北纪行,其中提到:“可惜誉满西北的胡宗南将军,此次憾未能识荆!”于是,胡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这样一来,胡文之憾,加之章词之誉,迅速传遍了重庆的政治圈,胡的政治身价,更是扶摇直上。

杜月笙到西北,是孔祥熙督促他来的。抗战期间发展生产,特别是与工合合作,与卢广绵合作,但是后来没有搞成,杜不是直接到西安,是先到宝鸡,再从宝鸡坐车来的,招待他住在何竞武的公馆,没有多久,就走了。

对国民党的元老,胡很尊重,陕西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回陕西,胡宗南对他非常恭敬,对张继也是一样。

他对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也很尊重,有人形容朱绍良是“伴食宰相”,熊向晖认为不是这样,他说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战略眼光,对胡宗南很放手,不专权。

胡宗南对吴允周、於达等部属,也都很关心。应当说,和胡宗南矛盾最大的是陈诚。但是表面上,陈诚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也去参加他的活动,他感觉,陈诚似乎觉得他捉摸不透。

1939 年到1940 年之交,熊向晖刚当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不久,有一次,胡对熊讲:

昨天,程颂云(程潜)同蒋铭三请我吃饭。蒋铭三当面就对我说,“宗南兄,你是个阴死鬼”。我就哈哈大笑。为什么说我是“阴死鬼”呢?就是因为他不了解我的企图。

熊对胡说:这是不是莫测高深啊?

胡说,是有这个意思,“兵者,诡道也!”

他说,还有人背后骂我是流氓。其实,我没有财产,什么叫流氓呢?家无寸土谓之流,亡命之徒谓之氓。

1943年,美国开始援助中国,当时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是“黑寡妇”,善于夜间作战。1943 年、1944 年间,西安也有了美国大兵,街上有卖美国军服的,美国香烟也流行起来。


美军在西安训练中国军队气象资料收集与分析技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接待这些美国人,胡宗南在副长官部成立外事科,由燕京大学毕业的马蒙当科长,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还过来指导,如何招待美军。

美国兵一来,胡宗南也忙起来。《胡宗南上将年谱》记载,1944 年“公接待中外宾友甚众,凡至关中者无不访公,公皆接待以礼。元月 28 日,韩国光复军李承晚来陕,公设宴欢迎。夏季,俄顾问回国,设宴送别。5 月间接待美英记者团,12月 25 日,邀宴美国军事考察团,及陈纳德将军空运指挥官司各特·百里及美大使馆芮秘书等;同日,公宴美英空军陆军人员 250 人于中正堂,公致词欢迎。”

李承晚后来在 1948 年被美国扶植成南朝鲜总统。

此时,胡宗南的部队成为蒋介石用来向国际展示的一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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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5 01:28:31 | 显示全部楼层
(25)“闪击延安”的阴谋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讲:“现在不发动反共战争。”他是讲“现在不发动”,并没有说将来也不发动。

当时,蒋介石与胡宗南需要实施“西进”战略,集中精力解决新疆问题,顾不上发动反共高潮。

但胡认为:中央军开入甘宁青之后,就可以彻底完成包围陕北的部署,而新疆问题解决之后,就切断了共产党的国际联络线。因此,西进是与反共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胡宗南需要摸清延安、边区及山西地区中共军队的部署情况,除特务头子刘大军、刘庆曾加紧活动以外,胡宗南决定派胡公冕前往延安公干。

胡公冕是中共党员,在黄埔及东征时期,当过胡宗南的上司,而且还提携过他。大革命失败后,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国民党以反蒋罪逮捕关押,经邵力子等人力保获释。

抗战前期,胡公冕受胡宗南的礼遇和关照,在甘肃平凉、临洮、岷县等地任专员,因受到反共顽固派谷正伦的排挤,他辞职到西安赋闲,被胡任命为第34集团军参议。

1943 年初,胡宗南向胡公冕提出,要他去延安访问并建立联络机关,胡公冕觉得:只要同行人员由自己挑选,就不会上胡的当。并以此作为去延安的条件,向胡宗南提了出来,“当时他答应了”。

于是,胡公冕便挑选了曾当过他的秘书的程海寰、曾在他手下当过科员的唐治平、中共地下党员林壮志等几个可靠的熟人同去。

可是,就在胡公冕临行之前,胡宗南突然通知胡公冕,说侯声也和他同去,并要他也去太行山区走走。

侯声是国民党特务,曾任特务团团长,当时是预备第 8 师副师长,他可以从特务的角度,实地了解延安的情况,同时也监视胡公冕的行动,

胡公冕见胡宗南说话不算数,当即说:“你既食言,我也不去了。”但胡宗南仍坚持要他去,说电报已经打出去了。

胡公冕到延安还另有想法,准备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当然不愿带一个特务同行,但胡宗南早就想到这一点,临时通知胡公冕有侯声同行,造成既成事实,迫胡公冕接受安排。

于是,胡公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商量,八办的同志说:你去好了,侯声去亦无碍,你到延安时把这情况讲一讲。

3 月 30 日,胡宗南找胡公冕、侯声谈话、做指示,熊向晖在场做记录。他指示:到延安后,在人事上以胡公易作主持,侯声作为声援,带的人越少越好,以免泄密。第一,要考察延安经济为何能自给自足?第二,要考察文化如何配合军事?第三,在军事上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的人物?第四,教育的素质?第五,如可能,了解关中、河南、甘肃共产党的组织情况;第六,要着重联络共产党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要多了解彭德怀的情况。

同时,在延安不宜多停留,大部分时间应注重放在河东、晋西北、晋东南与河北。

到了延安,胡公冕把以上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和李富春,并谈到如何能使胡宗南拆除封锁线和加强抗日等问题。毛泽东也接见了胡公冕。

接见时,毛批示胡公冕可以设法去重庆直接见蒋介石,说明两党团结抗日的重要和利害关系,并让国民党大可以放心把主力开到抗日前,,延安是不会打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与李富春、叶剑英等具体商谈之后,连电报也没有打,就直接返回西安,准备设法去重庆见蒋。

胡宗南见胡公冤一个月还不到就回来了,又没有去太行山区,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非常不高兴,便没让他去重庆。

1943年,国际发生了巨大变化,1月,罗斯福、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决定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在北非的盟国军队,并讨论迫使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的计划。

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联红军消灭德军精锐 33 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至此,同盟国开始转入反攻阶段。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继中途岛失败后,在持续半年的瓜岛作战中,进一步遭受惨败,已完全丧失战略主动权。

在中国战场,1943年上半年,八路军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发动的反“蚕食”、太行山区八路军发动的反“扫荡”、新四军华中各部队及苏浙根据地开展的反“清乡”斗争等,都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滇西战场、鄂中战场、鄂西战场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同时,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虎队在赣、湘、粤、滇等地的空战中击落日机49架,日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开始丧失。

因此,国民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有了基本判断,认为打败日本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在敌后解决中共武装。

为了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蒋在舆论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 3月份,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国家中心论”,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攻击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割据”,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

随后,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胡宗南指挥的 3 个集团军,除第 34 集团军担负自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务外,驻三原的第 37 集团军、驻平凉的第 38 集团,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区“作攻势防御”。

“囊形地带”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涵盖淳化、桐邑、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的一个重点。

早在 1939 年,蒋介石就曾下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以它们不属于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为借口,进攻关中分区。

抗战初期国共谈判,中共向国民党要求国民党承认陕甘学边区 18个县。《周恩来年谱》1937 年7月 18 日记载:

“将所拟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 3 人中择1 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 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

《周恩来年谱》在“所辖 18 县”下作注:“18 县包括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枸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

《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 年 12 月 20 日记载:“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与陈立夫就国共关系进行商谈。

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方面关于进一步调整两党关系和制定共同纲领的主张。陈绍禹与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共同纲领、对时局宣言以及边区问题的协议条款。

中共提出关于边区的意见:(一)边区范围定为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枸邑(今甸邑)、宁县、正宁、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盐池、环县、庆阳、合水 23 县。……”

《毛泽东年谱》对边区的区划问题,也有记载。在 1939 年 9 月 24 日条下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这是在 1936 年西安事变时以及 1937 年的春天和夏天,蒋介石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面亲口承认了的。1937 年的冬天,又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这说明,当时边区的范围是蒋介石同意的,国民党政府也是批准了的,先是 18个县,后来变成 23 个县,但都是只在口头同意和内部会议通过,一直没有书面发表。

边区的 23个县,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各一部分地方。北起府谷、横山,南达淳化、枸邑,西至固原、预旺,东临黄河。东西长 800 里,南北宽900 里,面积近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

中共方面坚持边区政府管辖的范围是 23 县,国民党方面只承认18 个县,不承认 23 个县,因此,这个摩擦从 1939年开始,一直不断。

关于边区政府的区划问题,国共方面后来有过多次谈判。1940 年7月 16日,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中第一项即“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同意包括 18 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9 月初,周恩来将复案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要求将边区“现在所辖的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国共双方对这两个方案一直没有谈出个结果。

不过,,胡宗南一直想把“囊形地带”拿下来,因为这个地带太重要了。

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包围边区,在边区的北、西、南三面,摆了 19 个步兵军、2 个骑兵军、3 个保安旅、17 个保安队,总共 40 万兵力。

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布置的封锁线,东沿黄河,南至洛川,东西之线亘黄陵、宜君、同官(今铜川)、耀县、淳化、枸邑至正宁。

从宜君到正宁,本是一条东西平行的直线,但是,由于有了关中分区这5座县城,却要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梅邑,再到甘肃的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这就绕了一个大圈子,向南形成的一个囊形。

蒋介石、朱绍良、胡宗南都认为,此地一是便于中共武装进出封锁线南端,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切断西(安)兰(州)公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重要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二是便于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和胡宗南军队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是使胡宗南军队增加约 300 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

蒋、胡认为:解决中共问题,首在解决边区问题;解决边区问题,首在解决“囊形地带”。

所以,蒋介石、朱绍良下达《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胡宗南所部的突击方向,就是对“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

5 月初,胡宗南开始进行军事调动。5 月 11 日,胡下令第 90 军、第 53 军由河防前线韩城开抵陕北洛川。13 日,第 1 军第 67 师亦撤离河防,由大荔开到邠县,形成闪击关中分区之势。

胡宗南呈报蒋的作战计划是: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 3 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

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之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 7 月勘日(即 28 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

蒋对这个作战计划也有批示,要求“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蒋介石、胡宗南都是把占领“囊形地带”,作为向边区发动进攻的第一步。这时候,蒋得到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作战意图发生了变化,决定不再零打碎敲,而是乘此良机,占领“囊形地带”后,立即闪击延安,直捣中共首府,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1943 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内称:以各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业已成熟,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向各国共产党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 月 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知中共中央的决定,并要求将中央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5 月 22 日,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布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很快引起国民党的高度关注。

5 月 26 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党将在 3 天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事发表宣言,要我交出军权和政权。估计国民党对边区的挑衅有扩大可能,建议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

5 月 2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第三国际解散后国民党的对共政策,有的主张解散共产党,允许共产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组织;有的主张统一军令政令后,承认共产党。

会上发言盈庭,莫衷一是,最后决定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一个小组会议讨论对策,国内形势开始紧张起来。

1943年5月22日,由于第三共产国际解散,国内的形势立刻紧张起来。

当时,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6月1日这一天,他复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

也是这一天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并声称: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间,而早日实施宪政。

此时,蒋已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

此后,蒋介石即密电胡宗南,电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 6 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6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回延宜速勿耽搁”,于是,周恩来与林彪在重庆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周恩来、林彪回延安。此前,周恩来提出来要回延安,蒋一直不明确表示态度。

同日,张治中告知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研讨过对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为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合法;一为同国民党合并。现只等中共的意见。

6 月 12 日,西安劳动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奉命召集西安 30 余“文化团体”开会(实际到会 9 人),宣布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事打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假冒“各文化团体”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

电文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为加强中国团结,应“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

张涤非的这个举动,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胡宗南也不清楚这件事,他是搞政治投机,想借此邀功领赏。

实际上,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为了不引起中共警觉,并没有宣传。

1943年,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决战的胜利。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与美国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力量明显不足。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国内新疆问题已基本解决。在这样一个又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成为蒋介石决定闪击延安的导火索。

1943 年 6 月,是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关键时期,他于 6 月初到三原、耀县视察,秘密调动部队,作“闪击延安”的准备。

6 月 9 日,何应钦、白崇禧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制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部署。

6 月 15 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检阅了驻耀县的第37 集团军。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发动进攻陕甘宁边区,内定由第 37 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 38 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

这个时候,胡宗南还没有考虑到调用第 34 集团军,因为第 34 集团军在陕东担任河防任务,那是抗战前线。

洛川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了各项战前准备,决定在洛川、黄陵、宜君、同官、耀县、淳化等地设置兵站派出所,在洛川、宜川、韩城等地设立野战医院。胡宗南还下令加紧抢修同官境内的咸榆公路。

第 38 集团军是 1942 年 8月编成的,范汉杰任总司令,赵锡光、丁德隆任副总司令。下辖第 3 军、第 57 军和骑兵第 3 军。

第 37 集团军是 1942 年 6 月编成,陶峙岳任总司令,李铁军、韩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第 36 军、第 80 军和新编第 7 军。

胡宗南的作战部署,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第 37 集团军陶峙岳部(总司令部驻耀县)组成关中兵团,从南向北完成战役展开与战役进攻准备;以第 38 集团军范汉杰部(总司令部驻甘肃平凉)组成陇东兵团,从西向东完成战役展开与战役进攻准备。

第二阶段,以陶峙岳的关中兵团共 13 个师的兵力,分别由洛川、同官、耀县和邻县,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关中分区实施进攻,首先歼灭关中分区的部队,攻占囊形地带。

第三阶段:大举向延安进攻,以南线的关中兵团,沿咸榆公路向延安实施重点进攻;以西线的陇东兵团、东线的阎锡山部,以及在边区北面的榆林邓宝珊部,从南、西、东、北四个方面,向延安进攻,合围延安。

其主攻方向,为南面的关中兵团,以犁庭扫穴之势,闪击延安;东、西、北三个方向的部队,以积极行动,策应南线作战,并以空军支援地面作战,达到攻占延安的战役目的。

在这次进攻陕北的军事行动中,胡宗南本来没有考虑动用陕东的河防大军第34集团军。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新情况,打乱了胡宗南的军事计划,不得不考虑动用河防大军了。

6 月下旬,胡宗南返回西安时,第 38 集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原因是该集团军未能按期达成弭平“甘南民变”的任务,正陷在甘南一带,与农民起义军苦斗。

所谓“甘南民变”,是抗战中期国民党一直没有对外宣传的一件大事。

1942年以来,陇南大旱,饥荒遍野,生灵涂炭,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开仓赈济,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生不堪疾苦。

甘南地区饥民在藏族农民领袖肋巴佛、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父子的领导下,于 1943 年初秘密起事,誓师起义,成立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救国集团军”等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等口号,得到汉、回、藏群众的拥护,影响逐步扩大。

到 1943 年 5 月,武装力量达 5 万余人,活动区域达 20余县,唐纵在 1943 年 5 月 26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祝绍周谓此次甘肃匪情,可谓全是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民反。今日地方精吏,对于征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精吏以此作福,民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历史上唯汉武帝例外。今之抗战,亦应例外。众咸疾首问计,余日终必设法克服此一难关。”唐纵多少讲了一点真话。

当时,祝绍周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后来接替熊斌任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诬蔑“甘南民变”为“甘南匪情”,唐纵不同意,他说“可谓全是民变”。他晓得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后来,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甚至切断了西兰公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都向蒋介石告急,蒋知道不镇压不行了,所以下令胡宗南调动大军,用武力进行镇压,并让朱绍良进行“宣抚”。

《胡宗南上将年谱》对“甘南民变”有一段比较长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胡宗南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现摘引如下:

去年春,甘肃失意军人刘羽,僭称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土豪张英杰僭称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集团军总司令,联合河西回匪马福善、番匪勒巴佛、川北悍匪唐伦,聚众五六万人,倡乱陇南,蹂躏 20余县。

初由地方团队剿办,皆为所败,而地方士绅,复多为匪张目,甚至联络勾结,故匪所至无不获逞。

本年4 月,公曾调李焕南团至岷县剿匪,旋又派暂编 15 师康庄所部入甘,朱长官亦令驻甘之第 3 军及青海骑兵旅等派队会剿,匪公然抗拒,我军或为所败,或迁延观望,致匪焰益炽。

至4 月中旬,匪主力窜至榆中,企图劫夺厝在榆中之成吉思汗灵柩,西兰公路电话中断数日,兰州空虚,城门尽闭,南门外遂有匪“甘人治甘,杀尽南蛮子”标语。

朱长官因命公另派劲旅,重行部署进剿,于是,公决定由河防抽调暂编 59 师盛文所部星夜西开。公并与朱长官商定派第37集团军范汉杰(原文如此,范汉杰时任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为陇南剿匪总司令,盛文兼任剿匪前敌总指挥,第 3 军暂 15 师、青海骑兵旅等悉归节制。

盛率部至邠州,建议必须求匪主力攻击,犁庭扫穴,一鼓歼灭之,方可奠定西北大后方,否则养痈贻患,倘日寇汪逆或共匪从而勾结利用,则我西北大后方如或动乱,影响抗战前途至巨,当蒙朱长官及公嘉可,盛遂率部西进。

公亦命范汉杰移驻天水,就近指挥。匪闻盛将至,敛兵于西礼之间以待之。盛总指挥率部至天水,乃命原剿部队第 3 军之第 7、第 12 师及暂编第 15 师、交警总队、甘青保安团,分别位置于天水、成县、武都、西固、岷县、临洮、榆中、静宁各线,专任堵击,防匪流窜;

而将暂编 59 师区分为 3纵队,以林馥团为右纵队,由天水、甘谷至武山,向南搜索;

温宗良团为左纵队,由天水经成县、武都,向北搜索;自率盛钟岳团为中央纵队,由天水向礼县、西和,搜索前进……

结果,从 6 月 5 日到 6 月 9 日,盛文的暂编 59 师、康庄的第 15 师、吕维周的第12师,在范汉杰、盛文的指挥下,与“民变”力量在西和与礼县之间相遇,双方打了一场十分惨烈的恶仗,“民变”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

义军领袖肋巴佛等人,带领部分义军转移到洮河以西的深山密林中,与胡宗南的部队继续周旋。

这样一来,就把战事拉长了,朱绍良、胡宗南原期速战速决,在 10 日内弭平民变,但到 6 月下旬,仍未奏功。

6 月 25 日,义军遭胡军包围,损失很大。《胡宗南上将年谱》上说,包括肋巴佛在内的义军领导人大都被俘。声称“是役始于 6 月 5 日至 7月 15 日,仅 40 日,大小 11 战,毙匪首马福善、肋巴佛以下 1 万 4千余人,俘降匪首张英杰、刘羽、张英魁、常喇嘛、唐伦等以下官兵 1 万 8 千余人,解散胁从 2 万余人,得骡马 3 千余匹,军事委员会奖盛师20 万元”。

朱绍良则谓“自有剿匪以来,无有如此之彻底者”。

其实,“甘南民变”的重要领袖肋巴佛并没有被俘,也没有牺牲。《人民日报》1987 年 4 月 23 日发表康映梅、康应福的文章《爱党爱民典范,民族团结楷模》,副标题是“纪念甘南藏族农民起义领袖怀来仑·肋巴佛遇难四十周年”,说肋巴佛遇难的日期是 1947 年 4 月,并不是 1943 年6月。

《人民日报》的这篇纪念文章说:“义军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挥起血淋淋的屠刀,扑向各族起义群众,通缉肋巴佛等义军领导人。数千群众惨遭杀害,千里甘南乌云密布,一片白色恐怖。”

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肋巴佛不得不离开甘南,北上宁夏、陇渭等地,一方面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一方面寻找共产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 4 月,肋巴佛在去延安的途中,因发生车祸,不幸遇难,时年仅 31岁。

“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了,但胡宗南镇压“甘南民变”的行动,完全打乱了闪击延安的计划,第38 集团军进军甘南,本来计划 10 天,速战速决。任务完成后,再参加进攻边区的行动。

初期,胡宗南、范汉杰、盛文等人都没有把甘南农民起义军放在眼里,以为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是,没有想到义军很顽强,胡宗南的部队久战不下,从6月 5 日,到 7 月 15 日,前后打了 40 天,才暂告平息。

这样一来,第 38 集团军参加进攻边区的行动计划,便受到严重影响。因为 6月18 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以后,内定由第 38 集团军协同第 37 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到了 6 月下旬,第 38 集团军仍然陷在甘南战事之中,原来由第 38集团军协助第 37 集团军攻占“囊形地带”的计划,显然难以执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宗南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抽调担任河防任务的第 34 集团军所部第 1军、第90军执行攻占“囊形地带”的任务,与第 37 集团军一起,闪击延安。

第 34 集团军的位置在陕东,要执行攻占“囊形地带”的任务,就要从陕西东部和西部,开赴关中分区,很容易暴露行动。

为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

关于胡宗南进攻边区的计划,唐纵在 1943 年 6 月 29 日的日记也可以佐证:

“胡副长官复委座手启条机电称,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

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7月堪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奉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观此,可见周恩来、林彪此次回陕北之行,有决定其命运之严重性。”

调第 34 集团军执行攻占边区的军事行动,必然造成河防空虚,这在军事、政治上都是一着险棋,但蒋介石、胡宗南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决定冒一下险。

从 6 月底开始,第 34 集团军的一部分先遣人员和重装备部队先行出发。28 日,第 16 军炮兵团第 1 营由郃阳(今合阳县)开抵耀县。6 月 30日,西安卫戍部队第 8 师开抵同官。

其实,美国和苏联都不愿意中国打内战。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想借中国力量牵制日本,看到共产党有力量,牵制日本军队最多,所以美国不愿意国民党打内战。

胡宗南抽调第 34 集团军下辖的第1 军、第 90 军,执行进攻边区的任务,并对整个部队攻占“囊形地带”和进攻延安的行动计划,重新进行了部署。

7月2日,他正式向部队下达进攻边区的预定日期:7月 9日。

随后,熊向晖通过王石坚,及时将胡调动部队、预定日期迅报延安。

1943年7 月3 日,中共中央收到熊向晖送来的情报,感到十分震骇。

当然,中共中央还会通过其他情报进行佐证,结果进一步证实蒋介石、胡宗南确有“闪击延安”的军事企图。

7月4日,中共中央出台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而且,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当天,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熊向晖心里一惊,因为电报里直接引用了他送出去的情报资料,这是十分罕见的举动。

熊向晖把朱德的电报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熊念了一遍,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这时,熊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

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

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熊向晖把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后,熊退出。在这种场合,胡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旋即得知,延安方面还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出席,熊知道,胡宗南没有怀疑到他,但当时的处境确实很危险。

其实,中共中央收到熊向晖的情报资料后,对于要不要直接引,公开揭露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和延安的阴谋,曾经有过犹豫,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分析利弊,最后决定引用,是考虑当时形势危急,不得已而为之。

最先建议公开引用熊向晖的情报资料的是叶剑英,叶当时是中央军委参谋长。

据《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记载:7 月 2 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 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这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在抗日前线,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在的延安地区,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

面对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叶剑英沉着冷静,同总参谋部的同志昼夜不停地商讨对策。他考虑到,根据敌我兵力对比,运用武装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难以取胜。

经过反复研究,他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

他这个以智取胜的退兵之计得到参谋部“高参们”的赞同,但是又考虑到公开发表采取特殊手段所获得的敌军情报,可能会给中共的情报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为此,他特意找来军委主管情报部门的戴镜元等人征求意见。经过再三研究,大家认为,从斗争全局出发,权衡利弊,应当公开揭露,我方情报工作虽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只要采取必要措施可以挽救。

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

这个史料是由戴镜元提供的。1992 年 5 月,《叶剑英传》编写组对戴镜元有个访问谈话记录,记载了这个情况。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对这件事也有记载。

杨迪是沈阳军区原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作战参谋。

一局是中央军委指挥作战最重要的机构,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意图,都是通过一局具体贯彻实施的,伍修权当时任一局局长。

杨迪在回忆中,谈到了中央在应用熊向晖的情报资料时的情况:

1943 年7月4日,一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要求各部提高警惕,准备迎击国民党军之进攻。

毛泽东下的一着绝妙的险棋开始了。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智睿上的较量,胆略上的较量,政治判断力的较量。

这几天,党中央书记处常开会,专门研究将介石调动大军进攻边区,进攻延安的问题。

有一天,正是我作战值班,伍局长来告诉我说:“你立即打电话给二局曹祥仁局长,告诉他:叶参座令他迅速赶到杨家岭到党中央书记处,别的就不要说了。”

我说:“二局住在安塞,骑马跑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伍局长急着说:“你赶快通知,要他放下电话就骑马跑来,越快越好。我现在就去杨家岭开会,回来再向你们作战组传达。”

伍局长回来已是第二天凌晨了,钟人仿副局长和我们都在等着他回来呢。

伍局长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传达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的决心。他说:

“党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如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大军对边区与延安的进攻。认为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打一两仗,消灭一部分敌人,是打不痛、打不伤胡宗南的。

蒋介石是下了大决心,才动用他抗战以来一直不动用的他的王牌胡宗南部。我军兵力太少,防不胜防,怎么办呢?中央决定要从黄河以东调部队,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已于 7 月 2 日电令各部,要于 7 月 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等待蒋介石的最后下达进攻命令。”

伍修权同志停了一下,继续传达说:“党中央书记处在讨论研究过程中,毛主席说: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今天党中央书记讨论后,决定想大泄一次密。他对二局曹局长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经破译出来。

毛主席又对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同志说,我党打入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已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和胡、阎下达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了。

你李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的掌握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

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和延安的进攻,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时间已来不及,我们中央书记处研究,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

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和各民主人士是要继续团结抗日的,是反对蒋介石不抗日,搞分裂反共的。

国际上,现在正是美国、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向日本发动战略反攻,美国是不会容许蒋介石现在就反对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日,而向日本妥协投降的,因为这样使日军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军队去打美国军队,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是很不利的。”

伍局长继续传达,说:“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你们说,合算不合算?

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争取边区、延安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延安是我们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如果延安丢失了,那么我党我军的领导与指挥机关无存身之地,在敌后的各战略区,群龙无首,那能行吗?”

伍局长说:“毛主席对我(伍局长)说,今天是7月4 日,要求我们一局迅速将蒋介石和胡宗南 6 月份以来调动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电报给重庆周恩来同志,和前方的彭德怀同志。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公布,并同时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

伍局长还说:“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要求李克农同志尽可能地迅速转移或撤出我党在国民党军中会因此而暴露的同志,以避免这些好同志被捕牺牲。”

在《毛泽东年谱中,7月4日,除了朱德发电报给蒋介石、胡宗南,毛泽东也发电报给西安“八办”主任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告知:“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

1943年6月,周恩来获得蒋介石同意后准备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6 月 15 日,毛曾电周:“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2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坐4 辆卡车,离开重庆,乘汽车由渝返延,本来,毛泽东盼周恩来能在“7 月 1 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

但是,随着形势的紧张,毛主席改变了主意。7 月 3 日,毛主席就致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指出:

“胡部 53师到洛川接替马禄防务后,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兹将富甘、陇东、关中三方面情形电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已巧(指 6 月 18 日)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宗南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

毛泽东在电报中讲“迭据西安情报”,当时熊向晖送出的情报,不止一份,但前面送出的情报,只讲到胡宗南有进攻边区的企图,对进攻时间和具体部署,还不很清楚。到了7 月 3 日,一切都很清楚了,熊向晖及时报告中央。

7 月 4 日,毛泽东又急电重庆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 20 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

他指示董必武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美、英、苏等国家驻华大使馆和新闻媒体,揭露国民党军进攻边区、挑动内战的阴谋。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这些新闻,延安新华社做了广播,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予以刊登了。

那几天,胡宗南每天都要了解掌握延安的情况。7月4日晚上,胡宗南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出席。会上,胡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

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 359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 5 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

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 38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最后,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

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

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

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熊向晖的意见,作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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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等,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同一天,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致电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各将领,揭露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重开内战的阴谋。

随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里面有一处内容,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四项建议:

(一)应该加强作战。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

(二)应该加强团结。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团结,以利抗日,实在是一切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

(三)应该改良政治。惟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良。

(四)应该发展生产。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

中共中央的这四项建议,等于公开揭穿了国民党进行反共舆论宣传的谎言,也等于揭穿了他们进攻延安的阴谋。

所以,7月6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天,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特务包围报馆。

对于国民党当局包围并监视报馆一事,毛泽东电示董必武:“你们应将‘七七’纪念论文立即设法单印传播出去,又朱德同志给蒋、胡电亦应速即向外传布”。“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毁,以防突然查抄”。

7董必武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同时分发给驻重庆的中外新闻记者。这一下,把消息完全捅出去了。

当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消息,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

实际上,这件事本来发生在 6 月 12日,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搞的,已是旧闻。中央通讯社这个时候发出来,是想通过这样宣传,在国际上转移视线,表示要解散共产党组织,是下面的人呼吁的,不是国民党当局的意思。

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也于 7 月 6 日,公布了自去年 7 月至今一年来的战绩:

八路军一年内发动大小战斗 22 735 次,毙伤日军 55 637 人,毙伤伪军 62 405人,俘日军 296 人,俘伪军 31 161 人,缴获步、马枪 36 608 支。

新四军一年来发动大小战斗 4 822 ,,毙伤日伪军 39 879 人,俘日伪军 9 923 人,日伪军投诚反正 7 921人,缴获步、马枪 26 672支,破坏碉堡 691 座,攻克日军据点 179处。

之所以公布这些战绩,也是向国际上证明,中国抗战的主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也向国内外警示:

国民党这个时候搞反共,进攻延安,挑起内战,就是给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制造机会,不但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美、英、苏盟邦的利益。

这一天,虽然胡宗南建议“停止行动”的电报虽然送上去了,但还有得到蒋介石的复电,所以,胡宗南的军事调动仍在进行中。

第 90 军第 28 师师长王应尊部撤离河防,由陕西郃阳(今合阳)开抵陕甘宁边区之洛川县交口河桥子镇,该军第 61师师长邓钟梅部开抵洛川东南圪台镇,第 80军军长袁朴部率军直属队由耀县进抵同官,该军新编第 72师师长严映皋部由富平西开至边区庄里镇、口头镇之线,第1军军长张卓率军直属队及第 78 师师长许良玉部由陕西华县开抵彬县。

各军均换上英美援助的新武器,此外,在宜川、洛川开设野战医院,在咸榆公路沿线开设兵站,粮弹运输昼夜不停,继续作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闪击延安的准备。

7 月7 日,是“七七”事变 6 周年纪念日。当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出面主持并答记者向。

招待会上,中外记者纷纷质询胡宗南调动河防大军进攻边区,闪击延安的消息。合众社记者发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新四军,是否确实?

张道藩态度尴尬,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

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

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

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张道藩被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消息,弄得焦头烂额,这说明国际舆论都十分关注这个事情。

在此之前,美、英、苏都曾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赞成蒋介石这个时候挑动内战。美国政府曾公开表示:美国、英国的武器不能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

7月7日,蒋介石作出了决定,同意胡宗南提出的罢兵建议,并当天电复胡宗南,停止攻打延安的行动。并要求: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

胡宗南当即采用熊向晖建议的办法,布置特务头子刘大军进行秘密审查。

蒋介石同意罢兵,但不好对外说,否则他就等于自己承认有“闪击延安”军事阴谋。

《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7日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

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

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四项决定:(一)在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

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的讨论。

(二)七月九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

(三)进行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但后方机关不到必要时不要移动。

(四)由中央书记处对各地发出一个内部通知,陕甘宁边区各地由西北局发出。

同一天,毛泽东还给西安“八办”主任周子健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各发了一个电报。

给周子健的电报,是要他转告周恩来、林彪:“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

给彭德怀的电报,是告诉他:“蒋、胡乘第三国际解散有进攻边区部署,我方正力求避免,不得已时恐须一战。”

7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指出:“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进攻。

我已调晋西北 4 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 6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

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 10 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

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不久,刘大军向胡宗南报告:“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 月 12 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 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 月 6 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

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谋”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7 月 11日,胡宗南复朱德电,声明无进攻意。12日,胡宗南正式下令开始撤退1个师及第 1 军军部与第 90 军军部,内战危机开始缓和。

这几天,熊向晖未单独外出。直到 7 月 10 日,才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

在西安,至 7 月 13 日,熊向晖送给胡宗南的文电中包括:

一、 7 月 9 日,朱德致电胡宗南:6 日和 7 日,第 167 师师长及一团长在关中分区南部侦察地形。

据民众称:该部将分 9 路进攻,请予制止。

二、7 月 9 日,朱德再电胡宗南:揭露第 80 军165 师于 7 月 7 日下午 2 时,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阵地的罪行,要求予以制止。

三、7月 9 日,延安各界群众 3 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林伯渠致开幕词,朱德、贺龙、高岗、李鼎铭、萧劲光、刘少奇等 13 人发表讲话,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大会通过《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揭露国民党军队一个月以来,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央社发出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以为发动内战的舆论准备。

通电揭露“抗战阵营内一部分丧心病狂的日寇第 5 纵队”正积极策划进攻边区,呼吁全国人民制止内战,号召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

通电要求(一)国民党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

(二)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

(三)讨伐 33 个投降将领;

(四)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等。

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部队进攻边区等 14 个口号。

四、7 月 10 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关中战机甚紧,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因为根据延安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调集 60 万大军,准备分 9 路闪击延安,是日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推进。

第 80 军第 165 师自耀县、第 1 军第 167 师自彬县、第 80 军新编 37 师由富平、庄里镇,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之马栏镇推进,扬言要八路军交出边区。

五、7 月 10 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各界民众万余人召开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誓以全力捍卫乡土。大会致电胡宗南,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进攻边区,要求制止内战。

六、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游行示威,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决心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七、7 月 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

社论指出,胡宗南指挥的 3 个集团军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 1 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

不料,近日“担任河防的第 1、第 16、第 90等3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 1 军开到邠州、淳化一带,第 90 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质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社论说:“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中央社于 7 月 6 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

人们后来才知道,这篇社论是毛泽东的手笔,收入《毛泽东选集》。当时,毛主席为拒阻胡宗南进攻边区,在社论中断然使用情报材料。

胡宗南已于7月 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他看到上述文电时哈哈大笑,认为共产党情报不灵,对他莫测高深,但他对《质问国民党》—文的犀利文笔很感兴趣。

就在熊向晖把上述 文电逐日送给胡宗南的同时,周恩来于7月9日从重庆抵达西安。这一路的7 月 3 日、4 日和7 日,毛泽东都曾有电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到达西安当天,毛泽东又有一份电报给周恩来,毛泽东的电报抬头是“复电周恩来、林彪”,在此之前,周应该给毛泽东回过一封电报。

“复电”指示:“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能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

事先,西安八办已将周恩来、林彪即将到达西安,并准备会见胡宗南一事,通知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胡宗南获悉后,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一、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意图。

二、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 6 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 30 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为什么只从黄埔 6 期以上的将军中选?因为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期,只教过 1 期到 6 期的学生。

胡宗南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称周先生,对邓称周夫人,对蒋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胡的部下称胡,一般都称胡先生。在周恩来面前,他不让部下称“胡先生”,只称“胡宗南同志”,是表示对周的尊敬。

王超凡问:对林彪怎么称呼?胡答:不请林彪。为什么不请林彪呢?胡没有向王超凡解释。

7月10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了一个电报,指出:“江电所提都是小事。从江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奉蒋令限灰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并继续调动第 1 军至邠州、淳化,调动第 8 师至中部之后,我们即于支日起,提出反对内战危机与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向蒋、胡呼吁团结,请其撤兵与制止内战。因此,江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

“江电”指 7 月 3 日毛泽东通过周子健转周恩来的那份电报,“灰日”指 7 月 10 日,“支日”指7月 4 日。

这份电报,把前面的许多事情都说清楚了。从7 月 3 日至 10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一连发了 5份电报,这在《毛泽东年谱》中都有。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程度,也可以弄清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来龙去脉。

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社还相继报道各地的反共通电:

7 日报道了所谓“陇海路员工七七纪念大会”的通电;

19 日报道了所谓“皖省临时参议会”的通电;

25 日报道了所谓“屯溪各法团”的通电;

27 日报道了所谓“长沙文化界”的通电;

28 日报道了所谓“桂市记者公会”的通电;

30 日报道了所谓“洛阳文化界”及“鲁山新闻记者公会”等致电毛泽东要求“即日解散共党组织”、“取消边区政府”的通电等。

1941年7月10日下午,胡宗南欢迎周恩来招待会举行。经事先联系,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参加,胡宗南要熊向晖乘坐他的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

这是熊向晖自 1937 年底在武汉聆听周恩来演讲后,第二次见到他,也是第一次与这位共产党领袖近距离接触。

周恩来问熊:贵姓?熊讲了姓名,他紧握一下熊的手,领他向门口走去。走了两步,他忽然停住,让熊稍等,他转身返回里院。

不一会,他出来,熊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车到小雁塔,胡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敬礼,陪周进会场,王超凡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下令:“起立!”周挥手致意。

胡陪周在东侧中间就座,王向作陪者下令:“坐下!”

然后,王超凡致欢迎词。在临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谈话。

隔一会,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转向这些夫人说,我们就谈点别的。他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她们不感到尴尬,反而笑逐颜开。

周继续和胡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

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周同他们——握手,问姓名、职务。他们转身回座时,个个面露喜色。

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看到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

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

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

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回忆周恩来在会见胡宗南的谈话中,胡宗南还谈起 1935 年 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四川松潘城,阻击红军绕过大草地北上。

他说,如果那时候红军进攻松潘,他可能当俘虏,因为,那时他孤立无援。他还笑着说:“不过我相信,如被俘,周先生认识我,不会把我杀头的。”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周恩来也笑着回答说:“红军是不杀俘虏的,何况是你老兄。”

后来,周恩来对童小鹏等人谈到这个故事时说,从胡宗南口里也证明了当时张国焘反对执行松潘战役的错误,如果当时把松潘打下来了,消灭了胡宗南主力,那么,红军就不要过大草地了。

告辞时,周恩来站起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报上朱德总司令7月 4 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

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

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

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

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陪周走向他的专车,对周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

熊向晖上车后,坐在周的左侧。车启动,胡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招手。

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顺便带给胡副长官。

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熊的右手。熊立即会意,他有话要谈。

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禁不住流泪。

他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明白这一双关语,周看着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周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

熊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

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 3 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

胡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需胡“慑”服。

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要胡用主力第 34 集团军固守。

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即使想和,也无本钱。

前年,蒋派次子纬国到胡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

珍珠港事件后,美要借助中国牵制日军,但蒋军常败,使美失望。蒋怕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去年,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来华考察,蒋专门安排他巡视潼关守军和工事,检阅胡的精锐部队第1军的一个师,借此显示蒋有力量、有决心抗日。

蒋标榜抗日,可提高地位,取得美援,更需胡固守河防,“东御日寇”。蒋、胡早想侵占边区,但因既要“东御”,又要“内慑”,无力北进,又怕我军“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

这次,蒋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胡只好收兵、否认。

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但蒋、胡扬言囊形地带是越界,是威胁,还会继续侵扰,认为不至引起风险。

周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熊说:我一度认为胡可能成为“夏伯阳”,这是幻想。胡受蒋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效忠、服从。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 1 300 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

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

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已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

但他也有另一面,你 1936 年 9 月 1 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

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河反攻,蒋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

去年,中央通过王世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蒋不准。这次蒋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

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熊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了。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去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

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很当心。

胡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减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

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这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

熊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

熊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

从7月 9 日到 13 日,周恩来在西安停留了 5 天,除了会见胡宗南之外,还分别会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 4 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彭昭贤等人,并会见了胡公冕。

胡公冕在《我的经历》中说:“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积极执行反共政策,发电动了又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也警告我:‘你要小心,中统是会注意你的。’

1943年秋,周恩来、邓颖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路过西安时,曾来我家。不一会,特务密探眼踪而至,门前左右比比皆是。

我和我爱人送恩来、颖超同志出门时,看见这些特务在严密监视我们(原先这些家伙就常来我门前走动)。在这之前,颖超同志告诉我:他们在西安车站曾遭到无理检查,我听了非常气愤,立即到东仓门胡宗南住处责问他,我说他们乃是重庆许可经西安回延安的,为什么车站上这样无理检查他们?

他解释说:他不知道,他答应派人到三原、耀县去保护他们回延安。”

实际上,周恩来在西安的行动,一举一动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活动要非常小心,周恩来一行离来后,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送来综合报告。

其中有一段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走几本反动刊物。

熊将此报告送给胡宗南,他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就在周恩来离开西安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对取得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对党的情报工作在这次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了很高评价。

毛泽东说: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

毛泽东要求,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

(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

(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这一天,毛泽东还分别给董必武、周子健、彭德怀发电,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

毛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中说: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 7月 10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 9 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毛泽东给彭德怀在一天之内,发了两份电报。在第一份电报中,他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遗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见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

殊不知,自我觉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 6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

在第二份电报中,毛泽东说: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10 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 日,蒋、胡均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意,12 日胡下令开始撤退 1 个师及两个军部(第 1 军及第 90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

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提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

毛泽东在给周子健的电报中,专门提到情报问题,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使蒋不得不于 10 日改变计划。”

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次情报工作对取得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所起的重大作用。

回顾整个抗战,国共关系只在抗战初期还算比较正常,也就是从抗战爆发到武汉沦陷、广州沦陷这段时期,前后两年都不到。1939 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把反共问题提上了议事日,,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

比较大的反共高潮一共有 3 次:第一次,主要是 1940 年春,蒋介石命令第 97 军朱怀冰部袭击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二次,主要是1941年1月,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袭新四军,造成“皖南事变”;第三次,就是这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陕甘宁边区的未逞事件。

关于三次反共高潮,1945 年 4 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大”发言中说:“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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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5 01:33:53 | 显示全部楼层
(26)阻止日寇西进入陕

第三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

《胡宗南上将年谱》载(第 127 页):“(1944 年)4月,公检视关中各部队,查看陇山、秦岭各地工事屯粮情形。公素注意关中各战略要地之屯粮工事等项,历年皆有加强。

本年2月23日幕僚会议,公指示岷县、天水一带应留 1 个军,并开辟川甘公路、宝鸡虢镇筑碉、秦岭屯粮。3 月 6 日扩大会报中,又规定洛川电话,月底须架设,平宝路加紧完成,令当地宪警取缔军人赌博。

4月7日,公至陇县检视骑兵第3军,点名训话,并在骑 3 军开干部会议、幕僚会议,查问仓库存粮及军粮补给情形;8日至宝鸡,查看本部军械仓库;下午过渭河,至姬家店视察新造营房。

在宝鸡,令专员温崇信逮捕通匪有据之麟游赵伯经,令韩军长逮捕东河桥行动不轨之李九斯。9 日至华阴,15 日由大华公路至合阳马家庄,视察预备第 3 师,对官兵训话勖勉。

16 日至韩城锦村,对 109 师、25 师训话,视察禹门守备情形,仍回韩城开会;17 日约见总司令李延年、90 军长李文,告以西东山速筑水泥钢筋掩体数座,宜川加强掩体,屹针滩加兵1 营,并筑水泥掩体,秘密屯粮屯盐。

又自韩城出发,经大岭佟子梁至石堡,18 日至白水县,访地方耆绅,留 2 小时,再至蒲城,地方绅耆闻公至来迎,留1 小时,转赴大荔回华阴。而黄河北岸日寇,亦於此时南侵矣。”

关于秦岭屯粮问题,军政部、军令部曾经考虑让胡宗南的部队撤进秦岭山区,放日本军队进来,一来可以分散日军的兵力,二来让陕甘宁边区成为日军的正面。

1944年5月1日,日寇攻陷河南许昌,3日,日寇西进,抵达临汝。临汝北距洛阳仅110 余里。此时,蒋看出了日军有西进关中的意图,若关中动摇,四川北翼暴露,大局堪危。

5 月 7日,蒋介石下了决心,必须抵抗,阻止日军继续西进,然日军攻势不减,战场形势继续恶化。9日,日军从白浪渡河。10 日,第 4 集团军孙蔚如弃守黑石关,日军 3 个坦克连、200 名骑兵,遂在黑石关渡过伊水,主力由偃师进攻龙门,一部绕攻宜阳。

这一天,汤恩伯打电话给胡宗南,声称日寇专打中央军部队,而不打孙蔚如、李家珏等杂牌军队。

5 月 11 日,日军从白浪渡河后,与预 8 师林伟宏部战于渑池车站,预 8 师覃团损失甚重。胡随即在灵宝虢略镇一线布防,以陕州为前进据点,令第 8 师、第 167师占领灵宝虢略镇之线,阻敌继续西进。

13日,日军一部经洛宁西进,18 日抵达长水镇。21 日,胡至灵虢视察阵地。24 日,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赴第一线部署作战。

25日,洛阳失守。

5 月30日,蒋介石作出“攻取陕州颇有可能”的判断后,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林蔚向胡宗南传达指示:“陕州攻取,颇有可能,令第8 师先攻大营。大营下后,看情况决进止。”

陕州、灵宝均为豫西陇海线上的两大重镇。灵宝西距潼关 180 里,陕州西距灵宝 120 里。从战略上来说,陕州为灵宝的屏障,灵宝则为潼关的门户。陕州失陷,灵宝不保;灵宝丢失,潼关暴露。蒋决定发起陕州战役,其意在此。

胡宗南转令李延年遵办。6 月 1 日,第8师攻陕州,2 日攻占五原窑后,遭敌压迫,仍退回董家庄。

此间,第 106 师攻阴山庙;第26 集团军攻安家洼,连战两日,皆未得手。而第 8师因孤军深入,遭敌追击,遂于3 日放弃阵地,退至韩家洼灵井之线,攻取陕州之战,遂告失败。

6 月 7 日,岔道口日军以战车 80 辆向胡部进攻,胡令预 8师攻击敌后。8 日,全线展开激战。9 日,牛庄、墙里、案里各据点激战,至中午,阵地被日军突破。

自陕州战役开始,蒋介石自始至终十分关注战场局势。为及时了解战场形势,蒋派出侦察机,随时飞赴战场上空侦察,以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6月9日那一天,仗打得正激烈的时候,熊向晖陪同胡宗南在华山玉泉院的司令部里,听到了飞机马达声。可是,并没有拉防空警报。

大家往天上看去,只见一架飞机飞来,飞机上青天白日的机徽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国军的一架侦察机,正向东飞,飞得不高。飞机在天上转了两圈,正好看到第97 师从牛庄撤退,机组人员马上向蒋报告,说有个师正在向后方撤退。

蒋介石当即给胡宗南来电话,说是据侦察报告,有一个师撤退了,并且命令:“不论是哪一个师,这个师长枪毙。”

侦察机看到的正是第97师师长傅维藩自行安妮牛庄撤退至常家湾,以致中央阵地被日军突破,造成全线动摇。

此时,由于第 109师 325 团在团长刘明纵敌深入夫妇峪,使预 3 师陷于苦战,无法调至前方,影响战局,第167师团长贺一持也擅自撤退等。

而此时,侵入秦岭南面夫妇峪的日军 1 000 余人,遭到预 3 师师长陈鞠旅率部阻击,该师周士瀛部于 1500 高地,狙击敌于山腹隘道,毙其少将支队长以下千余人,骡马 300 余匹,敌以为中伏,遂放弃西进,退回陕州。

10 日、11 日,日军继续进攻,双方连日激战,均无进取。日军遂于 13 日开始撤退,胡宗南部遂跟进收复灵宝、虢略镇两地。

此次日军西进,几乎打到潼关城下,蒋命令胡宗南率部出关抵抗,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化解危机,阻敌于关外;一方面也有以胡部抗战的表现,为其不抵抗正名的意愿。

但是,陕州之役,未能达成蒋介石亲自下达的预定目标,令蒋大失所望,震怒连连。于是团长刘明、贺一持皆按连坐法枪决,109 师师长戴慕真革职查办。

第 97 师师长傅维藩也被枪决,这是胡宗南驻兵西北以来,第一位被枪决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傅维藩生于 1908 年,字震西,浙江诸暨人,1929 年 5 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后就读于陆军大学第 12 期,接任第 97 师师长前为第七分校少将总队长。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次豫西战役,胡宗南共指挥所属第 40 军、第 1 军、第 16 军、第 27 军、第 57 军参战,傅维藩的第 97 师隶属第 57 军指挥。

该军1941年6月在陕西华县成立,丁德隆任军长,下辖第 8 师、第 97 师、新编第 34 师,1942 年隶属第 38 集团军。1944 年 4月,亦即豫西战役前夕,丁德隆升任第 38 集团军副总司令,所遗 57 军军长一职,由原 97 师师长刘安祺升任;刘所遗 97 师师长—职,由傅维藩接任。

从 4 月份走马上任,到 6 月 9 日丢失牛庄,傅维藩被蒋下令枪毙,其间不到两个月。

傅维藩丢师失地,固然罪莫大焉,但傅维藩接任第 97 师师长,前后仅 1 个多月,实际上对该部队尚未能完全掌握。所以,当时不少人也都认为傅氏倒霉。

事后,胡宗南交代要对傅维藩的家属好好地抚恤。熊向晖说,傅维藩的书法很好,他曾经做过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人很有才气。

不过,他这个师长也实在倒霉,刚上任不久,碰上这么一件事:从甘肃刚刚招来的16 个新兵,一个晚上逃走了 15 个。傅维藩大怒,下令把那个没有逃走的也枪毙了,说是他反正也是要逃走的,这一下惹火了所有的甘肃兵。

这样的队伍拉上去,还能有好?可见,第97 师弃守牛庄,与该师的士气低落、缺乏斗志,不能不说有相当关系。而傅之自立法度,草菅人命,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士气与斗志。

豫西战役结束,日本人撤退之后,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参谋长、前线指挥官和前线参谋人员,从华阴坐吉普车去巡视战场。当晚,胡宗南在那附近的村庄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来。

《胡宗南上将年谱》载:“洛阳失守后,战区变更,公调第一战区副长官,请辞未有变更,乃将关中并入第一战区,陈诚来任长官,公与郭寄峤副之,第八战区副长官准。

灵宝战后,陕州之役,我军力战数日,拒止敌人人关,顾中枢以洛阳既陷,战区宜于8 月 31 日裁撤,改为第一战区西安指挥所,由前副长官部参谋长罗泽闿任指挥所主任。

按:洛阳之役 5 月上旬开始,其时前六战区长官陈诚将军适偕熊斌来游华山。18 日到陕,,22 日回渝,正公部署灵宝战线与第 8 师攻击陕州血战之时也。”

熊向晖说,这个“按”字,用得颇有意思。5 月上旬,胡宗南在豫西抗战,陈诚这个时候来游华山,气氛上似乎很不协调。就是说,我在打仗,你在玩。这一笔非常耐人寻味,而这时熊斌也可能已经投靠陈诚。

豫西战役之后,陈诚当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司令长官部也被撤销了。

7月 14 日,胡宗南陪陈诚到汉中就职。15日,胡宗南回西安。17日,陈诚来西安,胡宗南陪陈诚出席副长官部纪念周,继陪陈诚主持会报。18、19日,胡宗南陪陈诚谈话。

20日,送陈诚赴西坪,29日,陈诚回西安,胡宗南至杜公祠迎陈诚住王曲青龙岭。

8 月 6 日,胡宗南陪陈诚在王曲7分校阅兵训话,继陪陈诚往杜公祠开经理统筹事宜讨论会。17日,陈诚至彬县阅兵,来西安,胡又迎于咸阳。

19日,陈诚、汤恩伯与湖宗南在东仓门开小组会议,分配工作与军队部署,胡主张汤恩伯赴大别山,自己赴山东,无结果。

21日,胡在杜公祠参加陈波主持的小组会报。是日,陈决定任山东省主席牟中珩,党部何思源,挺进军李延年,苏北挺进军王仲廉、李明扬,苏鲁豫皖边区指挥部何柱国,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

10 月 5 日,胡赴下营,候陈诚阅兵。16日,胡送陈诚回汉中。《胡宗南上将年谱》上并注了上一句:“按:何思源胜利后投匪。”这大概在暗示陈诚用人不当。

陈诚是抓实权的,他让胡宗南务虚,围着他转,胡宗南当然不干。

8 月 25 日,胡宗南第一次向蒋电呈,请辞副长官职;旋奉委员长申东侍参电:“未有机电悉,当此整军雪耻之时,正应积极负责,力图自强,报效党国,岂可有此消极养病之表示乎?所请不准。”蒋没有批准,要他继续干。

9 月 4 日,胡宗南第二次电呈续申前请,仍未获准。

11 月 22日,陈诚到西安,约胡宗南一同赴渝。

27日,胡见蒋,蒋先垂询敌情及征兵情形,继问:“陈长官调掌军政部后,你代理或另派人如何?”

胡答:“资历学识皆浅薄,不能负此重任,请另派人为妥。”

蒋又问:“如代理时比较容易行使职权,是否?”

胡答:“以现时环境如由职代理,不仅不能达成任务,且必累及钧座,仍请另行派人。”

蒋又问:“有人提及刘经扶,如何?”

胡答:“钧座无论派定何人,职等极端服从。”

胡原先在陈诚手下当副长官,几次闹辞职;现在可以当司令长官了,马上就高高兴兴的接受,岂不是坐实原来的辞职,是自己在闹情绪。

次日,也就是 11 月 28 日,胡宗南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牙,直到 12 月 12日,胡再次见蒋。

这一次谈话的场合不同,是一边侍蒋午餐、一边谈话,规格、场面都与过去不同,蒋的用意很清楚。

这一次,蒋问:“一战区事由你代如何?”

胡答:“如此适足为钩座之累,以另行派人为妥。”

他不讲自己愿意不愿意代,能不能代,只讲会影响蒋,蒋怕什么影响?这种话,当然一听就明白了。

所以,蒋说:“你借此可以造就资望,并可培植新起人物。将来政治党务皆各有中心,各负责任,有为分子团结在一起,则将来政权不致被异党篡窃。

独当一面责任之人,器局胆量必须相合,听说你的军师长安分守己有余,开创有为不足,并非安分守已不是,而是在此局面,必须有敢作敢为之人,才能打开局面,而况你将来所负责任,恐不仅如今日之二三倍,如无此种干部培养,将何以打开局面乎?”

于是,胡便不再推辞了。

12 日 19 日,胡再次见蒋,蒋问:“士兵生活情形,经此项改革,是否能得解决?”

胡答:“不能,必须发给实物,才能解决。此后如能在燃料鞋袜方面注意而解决之,即能解决士兵生活之大半,假如民间每家制多少鞋袜,而发多少钱以补之,则军需局对各军即可发实物矣。”

蒋说:“现时国军精华集中—战区,如一战区失败,国本动摇,真不可为人矣。现时中心工作为补兵问题,大家应集中全力为之。在陕加征 5 万人,速令祝绍周办理;新兵10 万人,要明年 3 月前运到重庆,方能应急济难。”

12 月 21日,胡宗南晋谒辞行,奉谕:“汉中长官部去接收,此后要负起责任努力去做,此外要尽各种手段招募补充士兵,在 3 个月内,尽力在陕由祝绍周加征 5 万人,在豫征募 10 万人。”

当天下午 3时半,胡宗南偕范汉杰、罗列、杨彬、赵云飞乘机飞返西安。

9 月上旬,盘踞两广、湖南的 15 万日军,分三路向柳州、桂林进犯。军委会电调关中部队南下,9 月 12 日,胡宗南承命立调第 36 军钟松部赴渝,旋派刘安祺率第 57 军,经空运桂林增援。

这件事,蒋是直接交胡宗南承办的,胡办得也很迅速,不是拖泥带水,蒋感到很满意。

当然,也看出胡对蒋是忠心耿耿的,这件事,是蒋对胡宗南的一个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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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胡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1945年初,陈诚升任军政部长,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个时候,是胡最风光得志的一个时期。

上一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把长官部设在汉中,西安副长官部撤销,变成西安指挥所,因此,胡只能去汉中就职。

1945年1月 12日,胡宗南到汉中去,乘的是4 人座小飞机,驾驶员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衣复恩,他是蒋介石的驾驶员,上校军衔。除了驾驶员、副驾驶员,后面就 4 个座位,胡宗南、参谋长、熊向晖和一个卫士。

从西安飞汉中,要越过秦岭,正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衣复恩介绍说,一架日本零式飞机在后面跟着。

一过秦岭,他就沿着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平原,一个突降下去,毫无准备的熊向晖一下子心跳突然加快,衣的技术的确很好,他驾着飞机,沿着秦、巴之间,贴着向前飞,躲过了零式飞机,在汉中安全降落。但是,从那以后,熊向晖就落下心跳快的毛病,每分钟可达 100 多次。

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当组训组组长,后来又当了陕西省党部委员的陈忠经应胡宗南邀请,已经和其他西安党政军负责人先行到了汉中,胡的先遣人员也给胡宗南一行安排了住处。

熊向晖一到,先检查长途台,看长途电话通不通,又给西安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看通话清楚不清楚?再指定警卫,分派随行人员住处,让机要处副处长费正贵住在他的隔壁。

然后,安排日程,排定胡宗南要见哪些人,跑来找他的陈忠经,这才知道他这么忙,他想住到熊向晖处,熊说,不行,这里是机要处副处长住的,这里你接近不了的,你也不能住这里。

1 月 12 日,胡宗南就职视事。13 日,胡宗南传见长官部各处室主管首长。这时,迁址在汉中南郑的西北大学教授 20 余人来访致贺,胡欣然接待,双方谈得很高兴。

14日,胡宗南出席纪念周,并致训词;同日,胡宗南还出席汉中各界欢迎茶会。16 日,胡宗南飞回西安。20日,出席西安士绅欢迎会。

长官部成立之后,胡宗南下了一个手令:“晋升机要秘书,侍从副官熊彙荃为陆军中校。”这是正式任命。

回到西安后,胡宗南还同时命令将长官部迁回西安。

27 日,胡宗南飞老河口,熊向晖随行,还是那架 4 人座小飞机,在老河口,胡宗南拜访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还亲自到飞机场迎接。

老河口在汉江中游,明代叫“新镇”,因地处汉江故道,清代定名为老河口镇。现在,那儿变了,原来是两条水一个滩,现在水干了,一水一滩也没有。

在老河口,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自丹水、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自龙驹寨,一起赶来会见胡宗南。

1 月 28 日,胡宗南到了南阳,第 2 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请吃饭,刘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派头很大。给熊向晖的印象很深的一道主菜是“猴头”,是河南嵩山的山珍,必须用竹刀切,如用铁刀切,就没有味道了。

1月 29日,胡到镇平县冀察战区总部,会见冀察战区代理总司令高树勋及镇平县各界人士。

冀察战区是抗战初期由第 40 军、第 69 军和河北民军编成,鹿钟麟任总司令,所辖地域为冀察两省。鹿钟麟辞总司令职后,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蒋鼎文、陈诚等人先后兼任总司令。

1944年 9月,陈诚不兼了,由高树勋代理总司令一职。

这个战区原先指挥的第 24、第 39 集团军及河北、察哈尔地方民军、保安团队和游击部队,在冀察敌后进行游击战争。1943 年后,在日军的威逼和利诱下,该战区庞炳勋、孙良诚等人相继率部投敌,只剩下高树勋的新编第 8 军仍在坚持。

1 月 30日,胡宗南在丹水讨论兵员补充、地方团队整补、招收沦陷区青年、党政配合、防止奸伪发展等问题,谈得很广泛,河南省党政负责人都被邀请参加。之后,又乘汽车到西峡口。

1 月 31日,胡宗南经西峡口至西坪镇。2月 1 日,胡宗南在赖汝雄的第 78军军部开会,讨论士兵伙食与各级部队公费不足的问题。随后,赴青油镇第 31 集团军王仲廉部午餐,下午视察新编第 1 师。

2月2日,胡返回西安。 9 日,熊向晖陪同胡宗南再飞榆林,还是那架 4 人小飞机。

10日,胡在榆林拜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并奠祭原第 22 军军长高双成,10天前的1 月 31 日,高双成刚刚病故,邓宝珊在榆林自己没有什么部队,他主要是依靠第 22 军高双成的部队,在榆林住的是平房,烧地炕,很暖和也很卫生。

这次乘飞机来去榆林,都要经过延安,这是熊向晖第一次看到延安是什么样子,当然只是在空中俯瞰。

按照胡宗南的命令,原先设在汉中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于 1945 年 1 月中旬迁至西安,与西安指挥部合并编成,胡并对幕僚人员进行了调整。

此时,第一战区长官部主要幕僚人员有:副司令长官曾万钟、郭寄峤、孙蔚如,总参议龚浩,参谋长范汉杰、副参谋长李昆岗等。

这是胡宗南军事生涯的鼎盛时期,统兵 50 万,势力遍及陕甘宁青新豫等大西北各省,称其为“西北王”,事实上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

胡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第一战区统率的各集团军情况如下:

第34 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副总司令李明灏、周体仁,参谋长梁栋新;

下辖第1军,军长罗列;第 16 军,军长李正先;第 90 军,军长严明。

第 37 集团军:总司令丁德隆,副总司令李世龙、韩锡侯、王文彦,参谋长蔡柴;

下辖第36 军,军长李世龙;第 80 军,军长袁朴;新编第7军,军长吉章简(1945 年 4月以后是钟松)。

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董钊,副总司令高桂滋、赵锡光,参谋长曾震五;

下辖第 3军,军长罗历戎;骑兵第 3 军,军长贺光谦。

第 28 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副总司令孙元良、唐星、方先觉,参谋长冯其昌;

下辖第10 军,军长赵锡田;第89 军,军长顾锡九。

第31 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副总司令许绍宗、李楚瀛、张雪中,参谋长吴安治;

下辖第 85 军,军长吴绍周;第 78军,军长赖汝雄。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裴昌会、张耀明、李兴中,参谋长陈硕儒;

辖第 38 军,军长张耀明;第 96 军,军长李兴中。

商南指挥所:主任郭寄峤(兼)。辖第 27 军,军长谢辅三;暂编第 5 军,军长李汉章。

豫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刘茂恩,辖第 15 军,军长武庭麟。

战区直属部队及特种部队:第 17 军,军长高桂滋;第40军,军长马法五。

这是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所统率的部队,大致是 7个集团军,另有一些直属部队。

还有名义上不受胡宗南直接指挥,但实际上受胡宗南节制的部队,如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副总司令高双成;辖第 22 军,军长高双成;第 67军,军长何文鼎。

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隶属第八战区副长官傅作义部,本来不归胡宗南指挥,但与胡宗南有战区战略协防任务,所以,胡宗南在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要亲赴榆林拜访邓宝珊总司令。

第3 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副总司令於达、郭希鹏,参谋长池中宽;下辖第 91军,军长王晋。

第 3 集团军作战地域在河西地区,属第八战区建制,归朱绍良指挥;但主要干部均由胡宗南派出,实际上仍归胡宗南节制。

第 29 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副总司令张卓,参谋长侯声;辖第42军,军长杨德亮;新编第 2军,军长李铁军(兼)。第 29 集团军隶属第八战区建制,归朱绍良指挥;但主要干部也由胡宗南派出,所以实际上仍由胡宗南节制。

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也是胡宗南的基本部队,被派到河西,担任对新疆方向的警备任务。

胡宗南部的这些基本情况,熊向晖都曾通过王石坚向延安报告。

1945年,国民党军一共38 个集团军,115个军。各战区中,胡宗南指挥的部队最多,兵力大约占全国总兵力的 1/6 左右。如果加上第八战区、冀察战区等受胡宗南节制的部队,胡宗南统率的部队,大约占全国总兵力的1/4 强。

1945 年3 月下旬,日军进攻第五战区,一部进攻西峡官道口,胡宗南指挥各军逐次歼灭敌人,这一仗打得比较好。

据《胡宗南上将年谱》载:1945 年 3 月下旬,平汉铁路日寇约5个师团之众,7 万余人,分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西峡口进犯。

3月24日,第五战区长官部迁均县,25 日,老河口美军亦撤退。胡于 24 日得报,即命 31 集团军之 85 师吴绍周推进西峡口,一部向内乡前进,阻击犯寇,支援第五战区作战。

自 3 月下旬至 4 月底,双方经数次激战,中国军队予日军以重大打击,大部失地得以收复,“敌之攻势遂挫,与我成对峙之势”。

由于 1月间随胡宗南去汉中时,因飞机突然下降造成心跳过速,熊向晖在6月初,向胡宗南请假,经胡批准,去兰州休养。

因为,熊父母一家在1944 年搬到兰州。

为什么搬到兰州了呢?就是因为 1944 年胡宗南的豫西战役打得不好。之后得到伪军方面的情报,说日本人准备大举向西进攻,西安人心惶惶。

当时有个民谣:“有权的去四川,有钱的跑皋兰,没权又没钱的,留西安。”其时,西安许多人都走了。

熊向晖经过胡宗南同意,由他哥哥用了“工合”的一辆车,把父亲母亲和守寡的二姐及她的两个孩子都送到兰州。

这次,胡宗南批了熊向晖 3 个月的假。他在兰州休养的这段时间,吴允周正在兰州西北训练团当教育长,他父亲母亲到兰州后,吴允周很照顾。

熊父与兰州高等法院院长过去是同学,就住在兰州高等法院的宿舍,这个老同学还给他一点事干干,他每个月就有点零用钱了,不完全靠大儿子了。

吴允周又派了个厨师到熊家里做饭。熊向晖到兰州以后,吴允周两次到家里看他。

休养了一段时期以后,熊向晖从兰州坐德国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重庆,再到宜宾,去和他的未婚妻谌筱华见面,谌是熊向晖在四川宜宾李庄同济大学读医的大妹妹熊彙慈的同学。

熊准备借这次难得的休假期间,解决他的“个人问题”。在西安时,很多人追求他,但由于他的特殊使命和身份,他都没有理。

此时,熊向晖已经 26岁,风华正茂,不谈恋爱不交朋友,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给他的压力都很大。而他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所以,他想一个找志同道合伴侣的心愿,也不能对任何人表露。

只是宣称,他要找一个“人又好,家庭和社会关系又简单的姑娘”。

大妹妹熊彙慈比熊向晖小 4 岁,原来跟在已搬到四川的武汉大学教书的三姐熊彙苓后面,在四川江津国立第 9 中学读书,后来,她考上已搬迁到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从江津 9 中到李庄同济,她都和谌筱华同学。

谌筱华是南京人,1923 年生,父亲是工程师,在她 11 岁时就已亡故,只有一个寡母和一个哥哥,哥哥也在同济大学学工程。

彙慈认为,谌筱华温柔美丽,家庭关系也很简单,很适合她二哥,便向熊向晖介绍了谌筱华,并寄了照片。

熊向晖看后,也觉得比较合适,便利用假期到重庆,然后再经过泸州到宜宾,坐轮船到李庄与谌见面。

事先,熊向晖和谌筱华对彼此的背景都有了一些了解。见面时,两个人又谈了彼此的经历、志趣等。接触虽然短暂,但是熊向晖对谌筱华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认为她可以成为他理想的终身伴侣,于是决定速战速决,向对方“摊牌”。

第一次见面之后的第二天,熊把谌约到李庄外面的一棵大树之下,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相信你不会泄密。我是共产党员,跟我结婚,有可能掉脑袋。

我说清楚,如果你同意,我们就谈下去;如果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不会出卖我。我不要求你马上答应,你可以考虑考虑。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向他人暴露他秘密党员的身份。而这个秘密,他自己家里都没有人知道。

谌筱华没有犹豫,当即就表示: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同志和战友。她当时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她在 9 中念书时,一些很受同学们尊重的老师就是地下党员。

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受到当时抗战大环境的影响,她也追求进步,渴望为民族的解放贡献力量。只是那些老师有的遭到逮捕,有的被学校解雇,去向不明。

她想革命,也没有人引路。熊向晖的告白,使她心向往之的愿望可以有了着落,所以,她反而感到很欣慰。多年以后,她告诉儿女,促成她决心嫁给熊向晖的,是他不凡的谈吐、才干和心胸,也是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对她的这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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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夫妇旧照

熊向晖是有相当把握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做,组织上很不理解,认为他是泄密。王石坚批评了他,说他这样做不好。

可是,熊、谌两人的恋爱关系已成为事实,熊向晖觉得他不能对不起人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看错人。

7月 26日,熊向晖还在宜宾时,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在柏林发表。

《公告》促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必须归还中国。

实际上,这是同盟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了。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理睬。

7 月 28日,日本首相铃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不予理睬”,并表示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

8 月 6 日,熊向晖离开重庆那天,美国战略空军第 29 航空队第 209 特混大队从马里亚纳群岛提尼安岛出动 B-29 重型轰炸机编队 3 架,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 月 8 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

苏军开始进攻中国东北、朝鲜、库页岛的日军。8 月9 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0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投降。日本正式投降的日期是 8 月 15 日,但实际上8 月 10 日就已经广播了。

熊向晖回到西安以后,了解到他离开期间,发生了以下大事:

6 月下旬,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访问陕西,由胡宗南陪同,先后参观苗村干部训练班营的攻击演习,到王曲河西大操场阅兵,到潼关参观河防工事,到五虎嶂参观第 1 师据点攻击演习,到赤水参观第 1 师阅兵。

据说,魏德迈在赤水阅兵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咫尺之外不见人,继而突降大雨,但阅兵分列式仍在暴风雨中继续进行。

魏德迈讲话称赞:第 1 师有光荣历史与传统,今日表现,足证不虚,甚可骄傲与满意。

7月初,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到第 7 分校主持第 19 期毕业典礼,在青龙岭招待所招待美国记者团,也到赤水检阅了第 1 师,到七分校曹村新营房与学生会餐训话,还在小雁塔传见第一战区各处主管与省党部委员,到陕西省政府接见地方士绅等。

蒋介石到西安来,还听取了胡宗南的情况汇报,并对加强陕北封锁线的工作进行部署。

蒋介石走后不久,关中分区的淳化县就发生了“爷台山”摩擦事件,摩擦的起因,还是因为“囊形地带”。

在双方的战略态势上,“囊形地带”是有利于中共,不利于胡宗南的,胡宗南感到很吃亏。

本来,蒋介石在西安视察的时候,胡宗南提出要以 5个师的兵力,拿下“囊形地带”,蒋没有同意,因为那样做就太明显了。

所以,从7月 21日开始,胡宗南借口驻淳化县的保安部队叛乱,派盛文的暂编第 59 师向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

爷台山是“囊形地带”的战略要点,可以瞰制关中。27日,八路军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 41 个村庄。盛文师夺取爷台山后,既可瞰制“囊形地带”,又可节约封锁边区的兵力。

随后,八路军一边集结兵力,准备收复爷台山;一边将胡部侵人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并由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

但胡宗南不予理睬,8 月 8 日,八路军集中 3 个旅的兵力,向爷台山发起反攻,经3日激战,全歼守军,恢复原有态势。

熊向晖也在此时,回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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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5 01:39:07 | 显示全部楼层
(28)日本无条件投降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无条件投降之后,西安群众游行集会,在钟楼,胡宗南讲了话。

当天,八路军延安总部的第一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配合苏军作战,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这是中国军队最早发布的大反攻令,是在国民党之前发布的,给了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

8 月 10日这一天,胡宗南在董子祠召集参谋长范汉杰,以及参谋处长等人开会,熊向晖也参加。

一开始,胡就说:朱德都动起来了,重庆怎么搞的?没人帮委员长出主意,让朱德抢了先。

第二天,8 月 11 日,蒋介石一连下了三道通令:

第一道通令,命令国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第二道通令,命令“沦陷区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各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通令,命令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军队,“应就原驻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

同一天,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第 2 号至第 7 号命令:

(一)命令中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张学良旧部)、中共晋察冀军区第 1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中共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万毅、中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等将领,各率所部由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

(二)命令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部、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部各由现地向北移动;

(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

(四)中国境内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解放区抗日军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

(五)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与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收复朝鲜;

(六)公布收复各城镇军事管制办法,饬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

到了第三天,8 月 12 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出来发表谈话,指责第 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 8 月 10 日发表的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为”。对朱德发布的接收命令进行“消毒”,不让中共军队接收日伪军的投降。

但延安拒绝执行蒋的“原地驻防”命令。当时,中共的部队,特别是靠近东北地域的部队,都动起来了,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军。

国共双方都在争时间、抢进度,抢先进入沦陷区,接收日伪军的投降,双方都是一天都耽搁不得,一个小时都耽搁不得。

但共产党方面战略态势比较有利,因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本来就在敌后,就在沦陷区,地理上比较占优势。国民党的部队都在大后方,要运过来不容易。

不过,国民党部队中,比较有利的是胡宗南的部队,靠华北比较近。胡宗南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动作也比较早,但是,比延安还是晚了一步。

本来,胡宗南的部队也可以凭借地势之便,到华北、东北抢占一部分地盘,在董子祠开会的会议室里,挂着两张大地图。

西边墙上,挂着陕甘宁边区的地图;东边墙上,挂的是华北的地图。

参谋长范汉杰指着西边墙上挂的陕甘宁地图说,趁这个机会,3 个集团军进攻边区,拿下延安。

可胡宗南指着东边墙上挂的华北地图,说:看那边的,那边是华北,这边是五万分之一,那边是十万分之一,是从潼关到北平的。你不要看那边(指着西边墙上挂的陕甘宁边区地图),那个是小块文章!大块文章在这里(指着东边墙上挂的华北地图)。

胡说:用 3 个集团军,一个集团军打通从潼关到郑州的铁路;一个集团军从郑州打通平汉路,往北进,到北平;一个集团军从东边过黄河,打通同蒲路,到郑太路,出山西,从石家庄到北平。这样子,一边打通,一边消灭共军,会师北平,然后,经蓟州到东北。

他说:这三路一打通了,就把共产党的力量歼灭了。中共的力量不在陕北,是在山西、河北。

范汉杰讲:打下来了,谁守啊?

胡宗南说:伪军!叫伪军守。

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跟你们谈过,是刘大军联络的。

胡宗南叫人把刘大军找来,当时,刘大军就站在门口,刘大军与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门致中等这些伪军,都有联系。

和伪军秘密联络的事,胡宗南虽然没有告诉他的参谋长,但是蒋介石是知道并且同意的。这个时候,参谋长才知道胡宗南已经与伪军联络好了。

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 42辑,刊登过邵青的文章《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勾结利用华北伪军的经过》,里面披露了胡宗南联络伪军的情况。

邵青说:

“1945年日军投降之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直接隶属的伪华北绥靖军共有 13 个集团(每个集团约等于一个旅),由伪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统率,分驻北平、石景山、南口、保定、石家庄等地。

这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后,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就在当天接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命令,改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部’。

其命令中还指示:固守现地,等待国军。

早在这个命令之前,约于8月12 日、13日,胡宗南总部即派出一位上校军官,带同助手一二人(名字记不起来了),在美帝的一个少校的配合下,在北平、通州之间地域,实施了空降。

当时,他们直接找到伪军总部,伪军总部即将其安置住下来,并且还提供了他们一些伪军的分布状况以及日寇情况,其中,也还有一部分关于华北地区八路军的情况。

由于不久国民党的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以及美帝部分先遣人员的到达,他们也就很快地离开了伪军总部。”

邵青当时担任伪军总部宣导局长,这个过程是他亲身经历的。

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刊载了陈大勋的一篇文章,叫《片断的追忆,永恒的怀念》。

陈大勋在文章中说:“有谁知当三十四年(1945 年)8 月 13 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夕,胡先生曾命令余等指挥降落伞部队,空降北平,布告安民,使匪伪企图抢先进入北平之阴谋难以得逞。”

邵青说“在美帝的一个少校的配合下”,其实并没有什么“美帝”。少校就是陈大勋。

陈大勋当时在特务队,他们的空降事先已经与伪军联络过,北平市的第一张“安民布告”,就是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名义发布的。随后,门致中派宣导局长邵青前来联络。

文强在《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中也回忆:1945 年 8月初,熊斌被任命为华北宣慰使,与华北伪军联系不上,到西安找胡宗南帮忙,这些,都证明胡宗南是做了布置的。

这些情况,熊向晖都报告了延安,这是重大的战略行动。

日本失败后,胡宗南认为,不必担心陕北,他的主要目标是陇海路、平汉路、同蒲路。如果胡宗南的计划付诸实施,共产党是会吃亏的。

可就在这时,一个人事的变更,阻碍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华北不由胡宗南负责,而归孙连仲负责。

这个变更,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特别是胡宗南与陈诚的矛盾造成的。

孙连仲是陈诚的人,本来胡宗南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同意,,由胡统一负责华北的接收。虽然,陈诚突然改派孙连伸负责华北的接收,但胡宗南仍凭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下令李文任总司令的第 34 集团军各部队渡过黄河,从山西进军北平,到华北接收,第一个开动的第 16 军,已经过了河。

就在这时,陈诚成立了第十一战区,让孙连仲当司令长官,主持华北的接收活动,并且把孙连仲的部队空运到华北。

胡宗南不干了,第 34 集团军所属的 3 个军,即第 1 军、第 16 军和第 76 军,原本都要过河的,由于这个变动,胡宗南扣住了尚未过河的第 1 军和第 76 军,不准他们过去了。

鉴于李正先的第 16 军已经过河,李文总司令也过去了,胡宗南只好临时把第 3 军凑了上去。

第3 军军长是罗历戎,原来归第 38 集团军董钊指挥,此时调归第 34 集团军。当时,第3 军还在甘肃定西,是临时调过来的。

而本来一直归第 34 集团军指挥的第1 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脱离了第 34 集团军的序列,这是被许多人忽略了的一个幕后情况。

《胡宗南上将年谱》中说:胡宗南“派 34 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 16 军军长李正先部之两个师,由朝邑之大庆关渡河,至运城集结,然后沿同蒲铁路线向北跃进,至太原后再乘正太铁路至石家庄,转入平津归孙连仲指挥。”

这一段,其实只讲了一个表面现象,后面发生的许多内幕都隐去了。

除了把第 3 军临时调上去,胡宗南还把马法五的第40军也拼凑上去了,但马法五这一路,很快就被打败了。

第3 军罗历戎接到东开的命令后,胡宗南限该军急急开赴陕西合阳,由潼关渡黄河北进,将该军拨归 34 集团军李文指挥。

罗历戎对接受的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面见胡宗南,请示该军装备及今后任务,因第 3 军在中条山战役中遭致惨败,损失过重,虽经多次补充,但人员装备均未符合编制,特别是武器装备较差。

罗历戎请求胡宗南设法补充,胡宗南答复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主要的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第3军原辖第7 和 12 两个师,这时,第7师驻陕西商县,第 12 师驻甘肃兰州担任警备。

罗请示:是否归还建制?胡指示:“你们先过河,12 师暂留兰州,第 7 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16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关于部队补给问题,在山西由第二战区阎长官供给,已作了接洽,不会有困难的。”

10 月底,李文率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 16 军、第 3 军,到达石家庄集结,改归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指挥。

孙连仲本来在湖北的恩施,这时,陈诚通过空军,把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先期通过空运,送达北平。

孙连仲的部队,则由第十一战区副长官兼 40 军长马法五率领,沿平汉路北上,一出河南省境,进入河北磁县境内时,便遭到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部队的伏击。

孙连仲得悉,电令李文派16军南下增援,迨该军先头部队走到高邑附近时,第 40 军伤亡 15 000 人,自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40 军军长马法五、第 40 军副军长刘世荣以下官兵 23 000 人放下武器,用不着增援了。

于是,第 16 军乃折回石家庄,开往北平,石家庄由第 3 军防守。马法五的第 40 军在平汉路被消灭,胡宗南也不管,因为没有他的任务。

这段时间,胡宗南虽然忙于布置接收,但也没有忘记发动内战,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为了清除在中原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根据地,胡宗南以清剿日军残余和恢复交通、缴收日军武装等借口,向这里的中共部队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抗战期间,在中原战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根据地和中共武装部队,有以陕洛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共河南省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韩钩部;以伏牛山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共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部;以嵩岳山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共河南军区豫西独立支队司令员皮定钩部。

他们共计 3 万余人,分布在陕县、洛阳、登封、嵩县、禹县、宜阳、伊川各地,抗战胜利前夕,韩、王,皮领导的中共武装部队,逐渐向洛阳南北地区逼近。

胡宗南认为,第一战区的部队向东、向北挺进后,如果不能消灭活动在嵩山、伏牛山区的中共根据地和武装部队,不但后方的交通线难以维护,后方的政权也难以稳定,而如果中共部队—旦抢先接收洛阳等大中城市,后果更难以预料。

胡认为,这部分中共武装位置于豫西,封锁了第一战区东出的大门,是他进占中原和华北的大患,必须剿灭。

所以,胡宗南很快制订了一份“清剿嵩山、伏牛山地区奸匪计划”,利用军队东进、北上的机会,对沿途的中共武装部队发动进攻。

按照这份“清剿”计划,胡宗南按照各军及地方部队的态势,划分为 7 个“清剿区”,施行分区负责。

9 月 8 日,胡宗南亲自确定了“清剿区”的指挥官及范围、兵力:

第一区——指挥官以第 28 师师长王怀凡出任,“清剿”兵力以第 28 师并附第 16 纵队及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陕州、渑池、新安地区,并负责维护陇海铁路的修复任务;

第二区——指挥官以宜阳、洛宁、卢氏抗日自卫军总指挥王希仲出任,“清剿”兵力为卢洛抗敌自卫军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洛宁地区;

第三区——指挥官以第 9 挺进纵队司令徐某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9 挺进纵队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伊阳地区;

第四区——指挥官以第 66 师师长刘子奇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66 师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伊川、伊阳、嵩县地区;

第五区——指挥官以第 90 军军长严明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90 军并附王遂庆团及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洛阳、偃师、孟津三县全境,并负责掩护陇海铁路的修复任务;

第六区——指挥官以第 49 师师长李守正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49 师并附地方保安团队,其范围为巩县、汜水、荥阳三县全境;

第七区——指挥官以第 15 军军长武庭麟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15 军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登封,密县、禹县、临汝地区。

胡宗南要求,各“清剿区”凡接近黄河的,应确实控制各渡口;凡接近山岳区的,应控制各据点,以阻止“奸军”流窜。

具体的部署是:为彻底消灭豫西登封、密县等地的中共武装部队,乃令沿陇海铁路附近部队,以一部封锁黄河渡口,阻绝中共部队南进;另以有力部队迅速东进南下,分别占领嵩山、北萼、领口、贾峪、崔庙、朱河、镇山、小关、夹津等各隘口,阻止登封、密县一线的中共部队向各地突围转移。

为求指挥统一,胡宗南规定各区指挥官于“清剿”期间统归第一战区副长官裴昌会指挥,各“清剿区”指挥部均不另设机构。

10 月 5 日,第 61 师奉胡命分别进占复沿村、圣水、驾店等地,第 65 师奉胡命进占唐庄、焦店,于 10 月7日占领登封,中共部队分别向长埠、大营、南召方向转移。

10月 20日,胡接到蒋电:““匪军”主力已窜南召附近,清剿任务改由第五战区刘长官负责,第 15 军即暂改归第五战区指挥,该战区应饬第 90军派必要兵力,于豫西嵩县一带防堵。”

豫西“清剿”工作,至此遂告一段落。以上情报,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报告了延安。

这是胡宗南于战后发动内战的第一仗,比较积极、比较主动,也是比较早的,这对共产党是个很大的警示,也是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后来胡宗南到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期间,《新华日报》于 11 月 13 日刊登文章,揭露胡宗南发动内战的阴谋。

文章标题是:《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铁证——清剿嵩山伏牛山计划已被八路军缴获》,副标题是“嵩山早无日寇日俘,何劳兴师动众去“受降’?”

文章说:“国民党宣传机关以恢复交通、受降、遣送日俘回国等藉口,进行大规模进攻解放区的内战烟幕。新华社为揭穿国民党这种虚伪宣传,现特宣布八路军太行部队缴获的第一战区9月18日发布的‘清剿嵩山、伏牛山地区奸匪计划’。

查嵩山地区,在9月18日之时,已早无日寇,也没有一个日俘,并且西边也早已无敌寇,也无所谓‘交通要道’,而从计划中,可以揭露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宣传口号,如恢复交通、缴收日军武装等,是何等虚伪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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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5 01:41:33 | 显示全部楼层
(29)前往郑州受降

陈诚不让胡宗南到华北接收的理由,是让胡宗南在陕北“看着”共产党,他没有能去华北接收,蒋介石却让他在洛阳地区,主持受降活动。

1945年8月13日,蒋命令胡:以 4 个军驻守关中,3 个军进入山西,与第二战区取得联系,监视解除日军武装。

8月18日,蒋电令赴湖南芷江主持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各地区受降主官作出规定,其中对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的受降主官和受降地区分别规定如下:

“第一战区:甲、派胡宗南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受洛阳地区,该区为敌第 12 军之一部;乙、着汉中行营直辖之第 89 军改归该战区序列,该战区之第 40军改归第十一战区序列。”

“第五战区:甲、派刘峙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地区,该区为敌第 12 军及第 34 军各一部;乙、对于伏牛山、桐柏山各地区之治安,仍由该区派队担任,务须确保根据地。”

8 月 21 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公布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以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及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其中明确规定,第一战区受降主官为胡宗南,受降地点为洛阳,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为日军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洛阳。

规定第五战区受降主官为刘峙,受降地点为开封,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为日军第 12 军军长鹰森孝,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开封、新乡、郑州、南阳等地。

根据这个接收命令,涉及河南省的受降安排,大部分地区都划给第五战区,由刘峙负责接收;只有豫西这一小块地区,交由胡宗南负责接收。这也是一种态度,表明在中原地区承担抗战任务的,主要是第五战区,不是第一战区。

所以,最初的受降安排,是有利于刘峙,不利于胡宗南。

胡宗南接到何应钦的受降规定后,以“宗字第 1 号备忘录”交由前线部队,转送日军第 110师团师团长术村经宏,下达受降命令及具体部署。

命令第40、第90军沿陇海线前进;命令第 27、28、85 军,先后沿卢洛公路向洛阳前进;命令新 8、15军,由镇平、栾川向襄城、许昌前进;另以第3、第 16 军,由韩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沿同蒲线北进。

但是,到了 8 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对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区,重新作出安排。

8月28日,何应钦发出《关于改定一、五两战区受降内容致冈村宁次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规定第一战区的受降地点仍为洛阳,代表投降部队长也仍为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但受降地区除洛阳外,增加了开封、新乡、郑州等地区。

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区则由原来的开封、新乡、郑州、南阳,缩减为南阳,受降地点也由开封改为南阳,代表投降部队长仍为第12军军长鹰森孝。

前后不过7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幕后的运作过程,当然很复杂。胡宗南对何应钦 8月21日的安排很不满,但他本人不便直接提出来,那样就显得他太没有气度了。

但是,他可以通过蒋介石身边的人提出,於达、唐纵、戴笠等人,跟胡宗南都是推心置腹的朋友,许多重大决策,胡宗南都会跟他们商量。

胡宗南对何应钦的安排不满,他会不会通过这些人向蒋介石提出,再由蒋介石直接向何应钦下指令改正,迫何应钦就执行?这些事情,从台前是看不出来的,都隐在幕后。

何应钦的这份《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除分电第一、第五战区胡、刘两长官知照外,并通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驻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转致冈村宁次。

但是,冈村宁次 8 月 31 日函复何应钦,要求对“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 14 号”的内容作出改正:将第一战区受降主官胡宗南的受降地点由洛阳改为郑州,代表投降部队长由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改为第 12 军军长鹰森孝,日军投降部队除原第 110 师团外,新增加了第 6、第 10 独立警备队及第 4 骑兵旅;

第五战区受降主官刘峙的受降地点由南阳改为郾城,代表投降部队长是日军第 115 师团等部队,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河南许昌、屡城、商丘等地区。

胡宗南接到何应钦的《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后,即对受降部署作出调整。

当时,第一战区第 4、第 31 集团军位于豫西,第 34 集团军担任陕西韩城迄潼关之间的河防,第 37、第 38 集团位置于关中及陇东陕北封锁线上。

胡命第38军军长张耀明率第 17 师、第 177 师,由豫西向开封附近挺进,以第 177 师担任兰封与开封地区、第17师担任开封与郑州地区之接收与警备。

命第27军军长谢辅三率第 47 师、第 49 师向郑州附近挺进,以第 47 师担任郑州附近的接收与警备,第 49 师到达郑州后,继续向武陟挺进,担任武陟方面的接收及沿途进攻驱逐中共武装力量的任务。

命第90军军长严明率第 53 师、第 61 师由豫西向洛阳挺进;到达后,以第 53 师担任巩县至洛阳地区、以第 61 师担任洛阳附近地区之接收与防务。命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部抵达新乡地区,展开接受与警备任务。

命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所部第 85军由豫西各部队分别东进,9 月中旬各军到达指定位置。

胡宗南还指令,在洛阳、郑州分别设立第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以副长官裴昌会任第一战区洛阳前进指挥所主任,以战区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为第一战区郑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分别办理受降事宜。

受降的步骤按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的次序,分别办理。拟定郑州于 9月 17 日前接防完毕;开封于 9 月 20 日前接防完毕;新乡地区的交接,等第 40 军到达后进行。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9月8日,李昆岗和作战科长柏荫寰上校乘飞机抵达郑州,当即将《宗字第1号备忘录》送交鹰森孝中将。

《备忘录》内载:(一)第一战区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接收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等地日军第 12 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及 110 师团,第 6、10、14 独立警备队及配属部队与辅助部队的投降;

(二)第一战区在洛阳、郑州各设立前进指挥所,就近解决日军的投降缴械问题。

但是,鹰森孝声称,未接到更改投降地区的命令,仍与第五战区接洽投降,致使李昆岗受降受阻,无法开展接收工作。

李昆岗随即向胡宗南报告,胡命人向重庆军委会查询:

8月下旬发出的更改第一战区受降范围的命令,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送达第五战区,及送交日军第 12 军司令部?

后来,鹰森孝声称已经接到中国战区统帅部补送的更改主持受降指挥官的命令,并派出第 12 军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折田大佐、仁本大佐、中泽少佐及翻译,到郑州前进指挥所接洽投降事宜。

这表明,有人对更改第一战区受降范围的命令,执行得不痛快。

1945年9 月18日,胡宗南、范汉杰、熊向晖及卫士等人,一起乘小飞机,抵达郑州机场。

为了使分散在豫西、豫北地区的各将领能够参加受降典礼,胡指示将受降典礼延期到 9 月 22 日举行。

9 月 22 日上午9时,受降典礼在第一战区郑州前进指挥所大礼堂(原中华圣公会礼堂)举行。

礼堂正面高悬深蓝色布幔,布幔前竖中、美、英、苏 4 国国旗,悬挂着美、英、苏盟国领导人肖像。礼堂正面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分挂中国国旗与国民党党旗。礼堂中间横置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桌,这是受降席。

受降席的对面为投降席,两旁设有第一战区官佐席、来宾席、记者席,以及仪仗席等。

上午 8 时 55 分,胡宗南从郑州临时官邸乘车进入礼堂,人场时,全体肃立致敬。

胡宗南等人在受降席就座,左边是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范汉杰中将、副司令长官刘茂恩中将;右边是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副司令长官裴昌会中将,翻译刘季谷站在胡宗南后面。

参加接收活动的部分高级将领如第 4 集团军总司令李兴中、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 27 军军长谢辅三、第 38 军军长张耀明、第 47 师师长李奇亨等人,也都在两旁的部队将领席就座。

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刘艺舟、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刘锡五、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陆福廷等党政高级官员等,也出席了受降仪式。

胡宗南还邀请专司训练第一战区官兵使用美式装备的美军包瑞德上校、魏德上校、威尔逊中校、杜美斯上尉、洛克斯上尉、华虚上尉等人参加受降仪式,连同当地的党政官员和新闻记者等,共有 100 多人出席。

上午 9时,受降仪式开始,先由中国战区引导官、第一战区第 1 师师长黄正成少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日本陆军第 12 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高级参谋折田大佐、参谋仁木少佐、参谋中泽少佐、翻译小山田等 6 人,鱼贯进入礼堂,在受降席前排成一行,向受降主官胡宗南鞠躬敬礼。

胡宗南起立点头答礼后,命令他们在投降席上坐下,接着,范汉杰宣布摄影,约 3 分钟结束。此时,只见鹰森孝面容沮丧、前额低垂,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随后,鹰森孝起立报告:“本人今日前来接受命令!”

胡宗南问他“有无证明文件”?鹰森孝答“有”,随即将证明文件呈给胡宗南。

胡阅后即交范汉杰,范连同“宗字第 1 号命令”交日军中山源夫参谋长,转递鹰森孝。

胡宗南说:“此为本长官交付贵官第 1 号命令!”

鹰森孝恭立接受阅读后,在“受令证”上签字盖章,然后交中山源夫参谋长,转交范汉杰参谋长呈胡宗南。

“受令证”的内容是:

“今谨收到中国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宗南第1 号命令一件,当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遵照,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属代表各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责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日军陆军第12 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鹰森孝印。昭和 20年9月22日午前 9时于中华民国郑州。”

胡宗南看了“受令证”的内容后,随将“受令证”交范汉杰收存。

鹰森孝接着起立报告:“命令已确实奉到!”

胡指令:“请贵官此后执行本长官命令!”

鹰森孝答:“是!”

胡随即命令鹰森孝等日军投降代表退席。鹰森孝等起立,退后三步,向胡一鞠躬,胡起立答礼,鹰森孝一行,即按操典动作退出。

受降仪式完成后,胡宗南即向参加典礼的来宾、官员、将领及新闻记者发表简短谈话。

胡说:“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今天正式接受本长官的命令,开始缴械,本战区当面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甚为愉快。

回忆八年以来,赖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英明的领导,卓越的指挥,坚定的意志,唤起全国军民共同奋斗,出兵、出粮、出力、出钱、流血、流汗,支撑抗战,拥护国策,和我们同志同胞八年的血战,乃能换得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尤其美国朋友密切的合作,极大的援助之下,乃能得到最大的胜利。

这一胜利,一洗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洗中国地理上的污点,一洗中国人民愤恨与不平的心理,我们临此胜利与光辉的一天,我们对于我们的领袖以及抗战的军民以及我们的友邦,尤其美国朋友,应致其崇高的敬意!并祝各位胜利!”

讲毕,译成英文,前后约 6 分钟。胡讲话结束后,来宾及观礼人员纷纷向胡宗南表示道贺。随后,胡与参加受降典礼的来宾与观礼人员在院内摄影纪念。

9 月22日上午10时40分,胡宗南等受降官员与全体来宾与观礼人员,赴广场升旗。据报告,当日参加升旗仪式的各界人员达 1 万多人。

中午 12 时,胡宗南赴河南党政人员联合欢宴。下午 4 时,胡在郑州前进指挥所大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各界来宾。

9 月23 日上午 9 时,胡宗南派副参谋长李昆岗访问鹰森孝,并于下午 4时,在郑州临时官邸接见鹰森孝等 5 名日本投降代表。

1 小时30 分后,鹰森孝等人辞去,晚8时,胡宗南招待出席受降典礼的新闻记者。

9月 24日,日军投降代表中山源夫参谋长来见,代表鹰森孝致谢昨日之叙,并赠画一幅、艺术女像一个。

鹰森孝自9 月22日签署投降证书后,即与日本大本营脱离一切关系,改称中国战区河南地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长,接受中国战区领导。

9 月25 日下午,胡宗南乘小飞机飞抵开封视察,熊向晖等人随同。 26 日,胡宗南访庞炳勋、刘茂恩,夜间延见豫籍黄埔同学温其亮、吴长怡、刘艺舟等。

27 日,胡宗南接见伪军将领张岚峰、孙良诚等,并到新乡会见马法五、高树勋、孙连仲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日军坂田少将。

30日,胡宗南派沈克赴石家庄,派陈子坚赴彰德,收集情报,这说明胡宗南对华北还是念念不忘。

10 月1 日,胡宗南为美军圣特上校、劳禄中校、威尔逊中校饯行。5 日,包瑞德上校辞行,胡宗南与他共进午餐后,亲自送到机场告别。

10 月7日上午,鹰森孝派参谋中山源夫来见胡宗南,向胡奉献军刀。

当天,胡接见了从新乡赶来郑州的伪军将领孙殿英。抗战胜利后,孙殿英接受胡宗南的改编,并奉胡命进攻八路军,胡对之语多褒奖。

10 月7日下午 3 时,胡宗南离开郑州返回西安。

郑州受降之后,胡宗南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向日军驻地分别接防的命令。随后,接防行动依序展开,到 10 月 3日,各地的接防行动基本结束。

根据统计,在第一战区受降范围内,总计投降的日本官兵计 43 000 余人,另有伪军 39 000 余人,步枪、机枪 25 000 余支(挺)。

根据何应钦的指示,第一战区将伪军分别补充了中国军队的缺额,或拨交地方政府,改编成保安团队等。

通过熊向晖的报告,中共中央悉数掌握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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