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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驻守西北的方略
1938 年底1939 年初，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蒋给他确定了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
这里面，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当时，山西大部沦陷，从潼关到宜川的河防，关系重大。
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不但西北不保，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也将摇摇欲坠。所以，这一条河防线，从蒋介石到胡宗南，都不能不死保。
胡宗南在抗战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表现都不一样。抗战前期，他在上海战役、豫东战役中，都不是消极抗战，应当算是积极抗战。
在抗战中期，他的主要任务是“东御日寇”,重点在“御”,不是进攻。这一点，国内爱国进步力量、国外盟邦，包括美国人，对他诟病最多。
爱国华侨陈嘉庚对他个人很认可，但他把麾下几十万精锐大军摆在西北，不拉到第一线打日本，而是躲在关中，与共产党搞摩擦十分不理解，说他消极抗战，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其实，陈嘉庚不晓得蒋交给胡宗南的16字战略方针，抗战初期，胡宗南只有一个集团军，光是河防线都摆不过来。后来，扩编到3 个集团军，但在西北地区东西 3 000 里,南北 700里的广大区域，也是防广兵单，左支右绌。
如果一旦国共开战，日军趁机渡河西进，西北遂至糜烂，动摇战时首都，均会影响抗战大局，正如他们说的,“岂是寻常军事得失之所能计哉?”
不过，有几次胡宗南要求带兵过黄河,到第一线与日本人作战，但蒋没有批准。朱绍良也劝他“不宜派兵过河，一过河而败，敌人随之过河，关中坐败矣”。
另外，从胡宗南平时对官兵的精神讲话中，也都能看到他对抗战的态度。
熊帮胡宗南起草训词或“精神讲话”时，他要熊着重要求官兵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并不突出。
他多次给第七分校师生作精神讲话，都明确提出要做到“三不”：
(一)不用不干净的钱——如贪污、走私、吃空、做买卖等。
(二)不做不干净的事——如轻伤而退、被俘而屈、临阵而逃等。
(三)不吃不干净的饭——如吃土匪的饭、吃汉奸的饭、吃日本鬼子的饭、认贼作父等。
胡宗南有一篇演讲录,叫《今日的战士》，这是熊帮他起草和整理的，里面主要是从生活、工作、纪律、战斗等方面，对 7 分校学生提出了 41条要求，主旨是讲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军人。
如在第二章第七条中，他要求“每一个干部，必须养成作大人(无名为大)、做大事(下层为大)，成大勇(无我为大)的工作精神，建立愿为基石，不作栋梁，愿为干部，不作首领的光荣心理。”
这些讲话中，他都没有宣传与日、汪和谈的言论，也没有宣传附和汉奸方面的言论，主要还是讲怎么做一个革命军人。
胡宗南特别欣赏“铁肩担道义，血手写文章”这句话他经常讲，但原话不是他讲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爱国将领杨继盛讲的。
原语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后来，李大钊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胡宗南改成“血手写文章”。这也说明，胡宗南对杨继盛这样英雄人物的景仰。
另外，胡宗南把主力第 34集团军放在河防第一线，表明了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军过河的决心。
1939 年冬天，日军进犯晋西，胡宗南派出第 90 军渡河东进，配合第二战区组织反攻，先后收复侯马、河津、稷山、汾城等城市，歼寇甚众。
1940 年 6月，日军进犯晋东南，胡宗南命范汉杰率第 27 军渡河增援，与日军接战，先后收复长治、长子等县，并在当地坚持两年之久。
不过，胡宗南不是不反共。蒋给他的十六字战略方针中,第二条就是“北制共匪”。
对中共的策略，不取攻势，不主动挑衅，而是重在“制”。如何制？就是不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不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
为达此目的，胡采取了许多“制”的措施，比如：
在西安成立战时干部训练第 4团，多方同我党争夺青年，争夺人才；
在西安设立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已分子；
指挥军统特务及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沿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境，构筑长达 1 300里的封锁线；
成立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并在总指挥部之下，分别成立邠洛区指挥部和商同区指挥部，训练动员封锁线以南各县民众，以进一步强化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等。
熊向晖认为，胡宗南反共不假。不过，胡宗南反共，有个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很积极。一方面，是蒋介石在上面耳提面命；另一方面，是顽固派人物在下面推波助澜，他基于自身利害关系，形格势禁，不得不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
从胡宗南本人来说，由他主动策划反共事件的情况,并不多见。1939 年发生过两次陇东事件，多少能说明胡宗南的这种政治态度。
第一次陇东事件，发生在 1939年4月。当时，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派县保安队到屯字镇，逮捕了第 18 集团军 385 旅民运工作人员及当地干部 20 多人。
后又以县保安队配合胡部 165 师的一个营，向镇原县城发动进攻，但没有打得下来，事件也没有扩大。
到了4 月底的时候，国民党宁县县长率县保安队 700 余人，突然袭击八路军警备第 7 团 1 营，打死打伤 20 多人，我奋起反击，毙伤保安队 40 余人，事件发生后，双方经商谈，到 6 月底恢复原状。
第一次陇东事件波及两个县，但基本上还控制在地方一级，正规军介人的规模很小，主要是顽固派在下面闹事，胡宗南不赞成把事件扩大化，也不允许军队大规模介人，因此冲突很快平息。
第二次陇东事件，发生在 1939 年底。这个时候，从大背景上来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边区也成为进攻的重点区域之一。
12 月 10 日，国民党宁县县长又率县保安队，在胡部第 97 师 1 个团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第 3营，占领了县城。
12月 12 日，国民党合水县县长也率县保安队 160 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城内的1个连，经3 小时激战，不敌被缴械。随后，八路军接管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办事处等机关，驱除了第 3、4区的国民党势力，以还击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12 月 14日，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率保安队 400 余人，在胡部第 97 师1 个步兵营及 1个炮兵连的支援下，突然袭击了驻守县城的八路军第 2 营，第 2营被迫撤出县城。
此后，国民党环县保安队副赵老五率 300 余人，横行于 5 个区 21 个乡，捣毁区、乡政府、学校，抢劫合作社，杀害区乡干部 47 人，抓走 20 余人。
八路军警 2 团奉命进剿，于 1940年3月底，彻底将其打垮。这时，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失败，第二次陇东事件也宣告结束。
第二次陇东事件的规模，要比第一次陇东事件大，波及的范围扩大到了 5 个县，但总体上还局限在陇东地区，带头闹事的还是地方上的反共顽固派，小规模的正规军在其中起到了配合作用。
但这次冲突，没有在整个边区引起连锁反应，一个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没有借机将事件扩大化，赞成双方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
老实说，真要想打，胡宗南还是可以打一下的。因为当时国民党打了八路军，八路军也打了国民党，双方都开了火。
虽然是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先挑起事端，但地方上的事情，到了高层，都是各说各的理，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不过，胡宗南没有跟在顽固派后面走，因此，这两次事端，都没有进一步扩大。
这两次冲突，挑起事端的都是国民党县长，这里面有个原因。
陇东地区一共是6个县，属于统一战线区，国共双方都建立了政权，共产党任命县长，国民党也委派县长，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
但是，共产党的基层力量强，当地还有八路军驻防，实际管辖权在共产党的县长手里，国民党的县长没有权，所以就要挑事，想用保安队把当地的八路军赶走，有时，他们逼国民党军队介人。
但基层的这种挑衅行为，不一定就是高层的意图，也不一定就是高层直接指使的。加上西北地区的中央军都归胡宗南掌握，胡宗南不点头，不下命令，中央军不敢介人太深，这也是两次陇东事件都没有扩大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方面是吃了亏的。但胡宗南没有坚持一定要恢复原状，而是双方分别派代表，坐下来进行谈判，商谈的结果是“暂维现状”,也就是承认既成事实。
这一点，正是共产党方面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二次陇东事件之后，经过中共方面的交涉，国民党同意结束双重政权局面，撤走了他们委派的县长。
胡宗南“制共”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封锁，陕北的地形,不用全面封锁,只要把大道小道的道口封锁起来,就行了。所以，警戒线，不需要几千里都派兵把守。只要把不多的能走路的地方，甚至是能走马的地方把守起来，就行了。这就是陕北地形的特殊性。
同时，胡宗南还叫民众动员指挥部的梁干乔、蒋坚忍他们下去动员组训民众，就是搞保甲长，然后再进行训练。但是，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其实没有用，结果是劳而无功，并且，他们这样一闹，把地方行政系统打乱了。
所谓动员指挥部，既于法无据，权力又很大，可以假组训民众，除奸清谍之名，凌驾于地方行政之上发号施令；更有动员指挥部的人员，借机生事，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敲剥民众，所以告状的就很多。
刚开始，蒋鼎文担任陕西省主席，还能顶得住，因为蒋鼎文兼动员总指挥部的总指挥。1941年 6 月，熊斌接任陕西省主席，发现下面对这样搞，意见很大。
熊斌也不同意这样搞，因为影响到地方行政，认为这样做妨碍陕政统一。
这里面还有个原因，动员总指挥部是胡宗南搞的，胡又叫蒋鼎文顶着名义。所以，蒋鼎文不能不支持。但熊斌没有任何名义，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需要维护陕政统一，一批维护地方利益的人到处告状，在陕西告不进，就到重庆告。
最后，重庆支持熊斌的意见，要胡宗南结束陕西省动员指挥部的活动。胡宗南没有办法，只好在1941 年 12 月 20 日，下令撤销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
陕西动员指挥部撤销后，胡宗南很生气，他认为是防共、限共、反共战略的一大失败。熊向晖说，其实,这是没有搞成，就是搞成了，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如果起作用，熊斌后来不当陕西省主席了，可以恢复，但是后来并没有恢复。到 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可以恢复的时候，也没有恢复，就是因为实际上不起作用。
除了设立封锁线，成立动员指挥部之外，胡宗南还有过成立鲁冀豫辖区挺进军的计划，这也是“制”共的一个战略措施。
1940年4月 10 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请成立鲁冀豫边区挺进军》的建议，认为:“第二期抗战之中心工作，在如何培养战力，准备反攻，而华北战场之准备工作，应以沦陷区域为对象，争取失学失业之青年，组训颠沛流离之民众，以为反攻之外围坚强力量，并以游击对游击、组织对组织、政治对政治，瓦解伪军，消灭反叛，其意义实非常重大。”
他这里的“消灭反叛”,实际就是指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在这份建议书中，胡宗南从领导人、兵员、编制、武器、经费、干部等，提出了 5项建议。
关于领导人，胡宗南提出“请以黄杰为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先在豫境成立总指挥部负鲁冀豫边区游击军编组训练之责”。
黄杰是长沙人，黄埔一期生，与胡宗南是好朋友，时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长。
胡宗南为什么要推荐黄杰担任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呢？这是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互相了解，胡认为黄能够胜任，是一个方面；另外，黄杰参加过长城抗战，曾对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专学生，进行过暑期军事训练，胡认为黄杰在北方青年中还有相当的号召力，所以建议由他当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
胡还建议：以第七分校的学生为主体，再招收沦陷区的青年，进行训练后，先成立 2 至 3 个师，作为挺进军的基本武力，然后再逐步发展壮大。
对于成立这个挺进军的目的，胡说得很清楚，是“瓦解伪军,消灭反叛”,对伪军只是“瓦解”,对“反叛”则要求“消灭”。虽然是挺进敌后，但并不是去抗战，实际上是去敌后消灭中共武装力量，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
胡宗南对这个计划考虑了很长时间，这是他“制”共的一个重大战略意图，并在七分校和战干 4 团，对干部人事作了相应的准备。
但是，胡宗南的这个建议书送上去后，蒋一直没有批准。估计蒋可能忧虑这样会打乱此前的战区划分。
此前，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已经成立了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
鲁苏战区的总司令是于学忠，他是东北军的老人；冀察战区的总司令是鹿钟麟，他是西北军的老人，这两个人都是军界的老资格。
而胡宗南建议成立的鲁冀豫边区挺进军，其活动的范围，都属于这两个战区管辖，这样一来，就把这两个战区的作战区域打乱了，很容易引起于学忠和鹿钟麟的不满或反弹，恐怕会产生新的矛盾。
也有可能是陈诚等人表示反对意见，动摇了蒋的决策。
蒋没有批准胡的建议书，胡感到很失望和痛心，他始终认为，这是反共制共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的亲信王微后来在台湾写文章，对大陆失败进行反思，说“二十九年(即 1940年)四月，长官建议成立冀鲁豫挺进军，并请以黄达云(即黄杰)将军为挺进军总指挥，其时张乔龄、朱孙冰在冀晋的游击部队，尚未被‘匪’消灭,‘匪’也未大量向冀鲁等省渗透，如果这一建议成为事实，朱毛无法在华北扩张，整个大陆形势，自与后来不同了。”
这是王微夸张的说法，即使成为事实,也不会出现“整个大陆形势,自与后来不同”的局面。不过，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确实还没有大量向这些地区渗透。
1939 年，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 115 师到山东创建根据地，到1940 年时，各方面的处境都还很艰难。
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 129 师创建的晋冀豫根据地，到 1940年8月，才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机构。
而李先念创建的中原根据地，到 1940年，也只有一个豫鄂挺进纵队。
所以，如果胡宗南在这些地区成立中央军系统的挺进军，有可能给这些地方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带来一些麻烦，造成一些的压力。
可见，在如何“制”共的问题上，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而国民党搞敌后武装，能够成气候的很少。
1940 年冬，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即将来临，边区的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0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曾致电董必武：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同一天，朱德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告诉他胡部第 1 军第 61 师师长钟松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加以危害，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山西克难坡附近，并向他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中共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11 月 29 日，毛泽东表示，决定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不可松懈。
11 月 30 日，毛泽东提出了“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方针。但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 115 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对于延安当时采取的“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备战方针，胡宗南是怎么考虑的?他在军事态势上有什么安排？
熊向晖说，1940 年 12月份，胡宗南得到中共调动部队增援边区的情报，即向蒋报告情况，但对中共军事调动的规模，极度夸大，认为中共基本部队：贺龙的第 120师、刘伯承的第 129 师、林彪的第 115 师，均已陆续渡河西调。
胡宗南分析，中共方面的战略意图是：消极可确保边区根据地，积极可南取西安，或经平凉出陇南，或西驱兰州，北取宁夏，均有可能。或避实击虚，南守北进，先略取榆林，进占伊盟，以打通国际路线。
胡宗南认为:“一旦国共破裂，主战场必在陕甘无疑。如我陕甘部队被异军击破，则西北全局瓦解。”
胡宗南在报告中说：现在陇东可使用的只有第 97 师和预 2 师两个师；陕境可使用的只有第 90 军 3 个师、16 军 2 个师、76 军 2 个师。陕北“自碉堡完成后，防线绵亘千余里，处处薄弱，控置部队甚少。陕东河防之第 1 军亦无预备队，如欲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异军集中兵力攻我某一点时，甚觉顾此失彼,兵力不敷。”
肤施即延安。这是胡宗南第一次向蒋提出“直捣肤施”的反共阴谋，胡向蒋提出调整战略配置、增加驻陕部队的设想：
“拟请将现驻灵宝之 36 军赵锡光部及在晋东南之 27 军范汉杰部调至关中控置，以应付非常事迹。如蒙裁可,再将全般部署及对肤施攻势作战计划呈核。”
根据胡的请求，蒋同意将驻灵宝的 36 军调回陕境，但在晋东南的 27 军却未能调回，直到 1944 年才归还胡部建制。
再说，而胡宗南因陕境力量不够，对中共军事力量大举集中边区，也深感畏惧，故始胡宗南虽有“对肤施攻势作战的计划”,但蒋当时考虑先集中力量消灭新四军后，终未敢轻举妄动，并向延安方面表示不向边区进攻的友好态度。
12 月 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
1940 年以来，胡宗南秘密进行的反共策划及积极筹划进攻延安的军事阴谋，让熊向晖看出胡宗南已经一心追随蒋介石反共，虽然在时间或作战计划上会有新的调整，但反共及消灭中共武装力量的决心不会改变。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为防止日军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在对日作战方面，他做出了一系列部署，熊向晖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
1 月 18 日,胡宗南就在荐福寺总部，召开军事会议，指示作战事项，关于计划、训练、通讯及粮食,汽油的储备等，均有规划。其作战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防备延安政治南下与军事南下；一个是防御日军进攻。对延安方面他是采取守势，而不是采取攻势。
小雁塔作战会议开过之后,胡宗南就开始下部队视察了。首先视察河防线,目的是加强“东御日寇”方面的作战部署。所以，熊判断胡宗南当时并无趁皖南事变之机进攻延安的意图。
当时，陕西民众动员总指挥部还没有撤销，还是邠洛区副指挥的梁干乔给胡宗南上了一份意见书，说要解决边区问题，必须估计苏联的态度。
梁干乔曾在苏联留过学，号称蒋的十三太保之一，因为和戴笠不和，投靠了胡宗南。
他认为，苏联帮助中国抗战，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日苏矛盾，苏联借助中国来打击日本，牵制日本。我们如果解决边区问题，苏联仍然会帮助中国的，所以，对边区与对苏联，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梁干乔认为，如果国民党要解决边区问题，要考虑苏联的态度，苏联一定会反对；但苏联为了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仍然会支持国民党政府,不会与中国政府彻底断绝关系。
梁干乔主张，趁皖南事变之机，进攻延安，解决边区问题的。当时，胡宗南内部有这种想法的，也不仅仅是梁干乔一个人。
熊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主要是关注胡宗南的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南边已经动手解决新四军问题了，北边会不会动手解决边区问题?
1 月 21 日,胡宗南检阅第 16 军 28师。当时，这个师摆在陕北封锁线上，担任宜君一线的封锁任务。胡宗南在检阅时，对 28 师官兵进行训话。
他说：解决新四军事件，是军纪问题，维护军队的纪律问题，中央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整饬军纪，以利于抗战。他说:“现在我们要准备轰轰烈烈动。”
胡宗南训完话以后，问熊向晖：你懂得我叫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要准备轰轰烈烈动”？
熊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打击八路军啊？胡说：现在打陕北不好，我们政治上还没有出路的时候，不能动。人民问题不解决，经济、粮食不够，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要解决人民的痛苦，又要向人民要粮食，这是很大的矛盾。因此，我们现在还不敢动，不能动。要准备动。
他这一说，熊马上就懂得他的战略意图了，就是这个时候，你搞内战，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国际上也会陷于孤立，完全陷于被动。老百姓再不支持你，经济上、粮食上也都存在困难。所以，胡宗南说“不能动”,但是要“准备动”。就是预防日本人对河防的攻击。
胡宗南的这个战略意图，熊及时向延安作了报告。
5月间，胡对河防部队作多方调整，调第 28 师为河防部队，守大庆关；而将第 78师调合阳，为战备预备部队，并要求各地加强城防工事,作为固守西安、咸阳、三原等重要城市的准备。
5 月 24 日，熊随胡宗南沿河防一线，先后视察了潼关工事，朝邑老黄河第三阵地及朝邑外城工事、合阳工事、韩城禹门上帽子山工事、大荔南麓阵地。
5 月 29 日，胡在大荔与部队僚属研究歼灭日军伞兵部队对策，30 日在总部检讨河防部署及南山准备事项，31 日视察了咸阳工事位置，并在茂陵进行讲评。
7 月 22 日,胡宗南检查潼关老牛头工事、独立渡河工兵第 3 团、朝邑城防工事、大庆关平民县阵地，这些地方，都是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
7 月 29日,胡在朝邑讲评。
8 月 19 日,胡再度视察咸阳工事。
9 月 23 日,胡检查朝邑城防工事及大庆关平民县阵地，并命令工兵第 3 团举行架桥演习。这是胡一年中，第三次检查这些地方的防御部署情况。
24 日，胡宗南又视察了潼关炮兵阵地。
11 月 13 日，胡宗南督促部队积极进行南山屯粮、屯弹及临潼浐桥南山等地接合部与西安巷战工事，并指令一定做好南山屯粮工作。
胡宗南的这 6 次视察，熊都跟着。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召集干部训话，对作战部署进行讲评，强调抗战，要求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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