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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经典连载』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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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19:25 | 显示全部楼层
(11)寻找党组织

早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谈话的时候,董老曾对熊向晖说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作为周恩来未雨绸缪的“闲棋冷子”,“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董老再三嘱咐他“要甘于做闲棋冷子”,“不要急于找党”,组织上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会设法找他联系。

董老还特意指示,“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尽管有这样的嘱咐,但是刚刚 20 岁的熊向晖,还是忍耐不住。他以为,做“闲棋冷子”与找党并不矛盾。所以,在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以后,就开始在西安寻找党组织。

熊先于 1939 年 4 月初,去城里平民坊找他在清华时民先队的同事、学长黄葳。

黄原名戴中宸,曾用名陈源,上海嘉定人,她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担任纠察和交通工作,1936 年 2 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 年 10 月入党,1937年冬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助教,参加抗敌工作团。1938年2月,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电台工作,1939年1月,她也到了陕西。

黄葳的爱人欧阳钦,是中共老资格的革命家,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中国旅法学生爱国请愿活动,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在苏联进行过军事训练,参加过北伐战争,随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尽管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但中共陕西省委仍处于地下,是秘密的,熊向晖不知道黄葳大姐在西安担任什么职务,但知道,她是可信可敬的共产党员。

熊把自己的情况跟她说了,她答应帮熊同党联系,接下来却没有下文,再去找,她已经搬走了。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才知道,她当时就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妇委及《西北》杂志工作。先后担任妇委委员《西北》杂志编委、西北民先妇女部长等职。

她把熊向晖的情况跟欧阳钦汇报后,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欧阳钦认为,这件事上级没有交代,他们不能插手。而且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机关也从西安迁往云阳,于是他们就搬走了。

黄葳大姐找不到了,他又不好直接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熊向晖只好等待,“甘于做闲棋冷子”。

在抗战的最初几年,因为蒋介石、胡宗南反共的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熊向晖对胡宗南还有许多幻想。

1939 年12月,他终于等来了组织上派来的人。

第一个来找熊的是许立群。快到年底的一天,熊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熊出来迎接,一看来人竟是许立群。

许立群是熊的南京中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学,1937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熊向晖还是他的人党介绍人,解放后,许立群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熊向晖陪许立群走到城墙上,他俩在寒风中细致长谈。许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一定要找到熊。

接着,熊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自己也很信任,有时还同他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

熊认为,此人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希望党尽快派人同他联系,不要到他办公地点,只可到家中找他。

夏伯阳,也有的译作恰巴耶夫,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原是旧军队的一个普通士兵,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加入布尔什维克,逐渐成长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他在乌拉尔地区指挥红军第 25 师,打击哥萨克白匪军、镇压伏尔加河沿岸富农暴动、平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反击高尔察克等,为苏联立下赫赫战功,有“英雄恰巴耶夫”之称。1919 年 9 月,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苏联作家富尔曼诺夫将其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夏伯阳》(一译《恰巴耶夫》),上个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

多年以后,熊向晖回忆起来说,我那个时候,把胡宗南看得简单了,把问题也看得太简单了。

继许立群之后,1940年,吴德峰、曾三先后各找过熊几次,其中,对熊影响比较大的是吴德峰。

吴德峰也是中共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是湖北保康人,1922 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

吴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曾担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保卫局局长、红 6 军团和红 2 方面军保卫局长等重要职务。

1937 年,他到西安发展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在西安时间不长,但发展了一大批关系,包括黄葳的哥哥戴中溶,他是上海交大机电工程的高材生,胡宗南的心腹、机要室副主任。

吴德峰到熊向晖家中,找到熊以后,并没有给熊布置任何具体工作,主要是向熊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给熊讲政治形势,讲统一战线的局面,讲党的政策。

他告诉熊,中央分析,抗战以来的形势证明,在国民党阵营中,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认为“抗战能够坚持下去”。这说明,那个时候中央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的。

在不久后的又一次见面时,吴德峰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一个报告,叫《反投降提纲》。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对于抗战前途,吴德峰说,毛泽东判断: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这表明,此时中央对国民党的投降倾向和反共活动,已经有了很高的警觉。

吴德峰说,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许多地主资产阶级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

“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

“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

此前,董老在汉口曾指示熊向晖,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听了吴德峰的传达,联想到自己在凤翔时,给师范学校学生作报告讲的内容,熊向晖感到自己前面所做的工作,符合党的政策,符合中央的政策。

吴德峰还向熊讲了中央关于“拥蒋问题”的政策。他说,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讲了:“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并说:“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吴德峰对熊说,你在西安的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帮助胡,向好的一边走。

令熊向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吴德峰交代他,要保护好胡宗南。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交代呢?就因为熊向晖以为,他和很多进步青年所敬仰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遇害,是胡宗南派特务暗杀的。

吴德峰告诉他:共产党是不能搞暗杀的,你不但不能害胡宗南,还要保护他。

吴德峰的这个指示,不仅给熊向晖印象很深,而且震动也比较大。因为在这之前,熊并没有想到过,他还应当做好保护胡宗南的工作,没有认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想得还是比较简单。

吴德峰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提出的“保卫边区”的八项任务:

“(一)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七)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八)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吴德峰对熊向晖说,你在西安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执行毛主席说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任务。

有一次,吴德峰还专门讲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新指示,指出“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吴德峰说,西北地区的国共合作,主要就是与胡宗南部队的合作。

吴德峰的政策水平很高,他之所以对熊耐心细致的传达党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熊提高政策水平,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熊是独立开展工作,独立决定问题,必须要有很高的政策水平,才能更好地完成好任务。

所以,他在西安这一阶段,并没有叫熊具体做什么,但是对熊帮助很大。

吴德峰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化名叫吴铁铮。结果,这个化名,还使西安第七分校办公厅副主任吴铁铮,后来莫名其妙地吃了一起“共谍”官司。

因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个警卫员开了小差,投降国民党了,供出他们负责情报工作的叫“吴铁铮”。

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一查,第七分校办公厅副主任吴铁铮与吴德峰用的那个化名,一个字不差。

吴铁铮和吴德峰还是同乡,他在黄埔 二期上学的时候,还接近过共产党。于是,刘大军就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向胡宗南报告,就把他抓了起来。

关押在效忠里很长时间,查过来,查过去,也查不出什么证据,七分校办公厅主任罗历戎担任第 3 军军长以后,就把吴铁铮保了出来,担任第 3 军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中,第 3 军在石家庄被解放军打败,罗历戎与吴铁铮一起被俘,负责审讯的正好是当时已担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部长的吴德峰。结果,就闹出了“‘吴铁铮’审问吴铁铮”的笑话。

吴德峰离开西安之后,由曾三联系熊向晖。解放后,曾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档案馆馆长。

熊向晖记得,曾三曾告诉他,中央对黄埔军人有一个指示,认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熊向晖说,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没有黄埔学生投降日军的。吴德峰、曾三每次来,都很注意了解胡宗南对边区、对中共的政治立场。

他们之后,联系熊向晖的是王中,他只找过熊一次,要他补交党费,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专职与熊联系。

中央派专人与熊联系,是由于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中央认为熊所担负的“闲棋”、“冷子”的角色,已经结束。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使得中央对国共关系走向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中央需要了解国民党的反共动向,更需要掌握直接面对延安的胡宗南的政治和军事动向。于是,派出王石坚来西安长住,专门负责与熊向晖联系,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王石坚到西安后,由陈忠经帮他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此时,陈忠经已经秘密入党。

他原先不是党员,为了入党,他曾在 1940 年,闯入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虽然七贤庄门口有胡宗南的特务监视点,但陈忠经居然闯成功了,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处长周子健。

他讲了他的经历,说他要参加革命。以后,就承认陈忠经是 1940 年人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是北京大学化学系 1932 级学生,和黄葳同年入校,因从事学生运动、救亡运动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抗战初期,“七七”事变以后,周恩来把他保出来了,他在苏州反省院非常英勇,斗争很坚决,周恩来对他很欣赏。

在西安,王石坚住在青年路老官庙,熊向晖与王石坚是单线联系,与陈忠经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关键时候,他会帮陈说话,化解胡宗南对他的疑虑。

尽这时候,陈忠经已经是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长,胡宗南对他还是不放心,曾经叫陈忠经喝过血酒,插血为盟。

熊向晖知道情况后,有一次,熊对胡宗南说:陈忠经是投效你的爱国青年嘛!胡宗南回道:那他为什么要戴一副黑眼镜,不愿意以真面目见人?

后来,熊就告诉陈忠经:你把那个黑眼镜去了,换上一副白眼镜。

陈忠经后来与同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李铨庄结婚。李铨庄是上海东亚体专的。陈希望胡宗南给他证婚,请求熊向晖帮着说说。

熊去一说,胡宗南就同意了,还在东仓门 1 号请两位新人吃饭,熊和杨尔瑛参加作陪,就算是证婚了。

熊向晖直接找王石坚不大方便,所以他们见面,经常是在陈忠经家里。有时候,也通过陈向王传送情报。

但是,仅仅因为陈忠经曾为王石坚提供过掩护,又传送过一些情报,有人就认为,他是西安地下情报工作的领导人,这是历史的误会。

从 1940 年陈忠经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陈只在西安呆了 3 年,这中间,还有两年,他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年,毕业后,又在昆明工作了1年。

长期不在西安,又做着不相干的事,他怎么可能领导西安的地下情报工作呢?

事实上,真正的情报来源,是在熊向晖这里,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不能排除陈忠经曾经独立搞一些情报,交王石坚报告延安,但是,三青团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青年群众团体,了解核心机密的机会微乎其微,更何况胡宗南很注意保密。

陈忠经的主要功绩,还是掩护王石坚。特别是王石坚本来没有电台,都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子健那里发报。到 1944年,王石坚才开始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

此前的很多重要情报,都是通过周子健向延安发的,根据秘密工作的纪律,电报究竟怎么发的,熊向晖一概不问,电台究竟设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但是,王石坚的电台在 1945 年就被发现了,因为老是这么一部电台,很容易暴露,刘庆曾怀疑这是汉奸电台。

这时,申健和陈忠经就把它揽过来,说是胡宗南的。因为胡宗南也让三青团搞特务活动,要搜集社会情报,对付青年学生,也需要设立电台。

申健是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他是可以这样说的。

熊向晖到 1946 年才知道,申健也是党员,是中共情报人员,这中间,申健也到成都金陵大学完成了学业,所以,他也没有在西安呆很长时间。

抗日战争结束后,熊的三姐熊彙苓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胡宗南也派申健到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在南京,他们两人结婚,申健成了熊向晖的三姐夫。

中央派王石坚到西安后,以合法职业开展工作,随后,又派了罗青长到西安做掩护工作。

罗青长是四川巷溪人,1918 年出生,1932 年加入共青团,1934 年参加红军,是长征老干部。

抗战以后,他先在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研究员,后来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先后任秘书、科长、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分管熊向晖这一头。

解放后,他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长等职。

事实上,自从熊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以来,并不是没有危险,李芳兰就曾找过熊,重提旧事,被熊顶住了。

这中间,还有人写黑信告状,说熊是共产党。信不是手写,而是用报纸上的错字,剪下来,拼凑起来的,说熊彙荃是共产党潜伏人员。

这个信先寄给汪震,汪震是原驻长沙第预备师政训处长,后来做胡宗南的西安办事处处长,副处长就是军统特务张佛千。

汪震收到这封黑信,交给刘庆曾,刘庆曾给熊一看,熊当场就发脾气,拍了桌子,质问刘庆曾是何用意?

熊说:你是用特务手段,诈我!

他估计,这信很可能就是李芳兰写的。熊告诉刘:我的骨头几斤几两,胡先生都是清楚的,你这样搞,我不干了,马上找胡先生辞职!

熊向晖后来说,我不怕,我知道他们没有证据。

这一下,他们紧张了,赶忙劝阻,刘庆曾解释说,他是好意,是想使熊知道有人诬陷他,希望熊注意提防。

刘庆曾这么做,究竟是他个人的主张,还是得到胡宗南同意的?熊不是很清楚。

但是,熊向晖深知,胡宗南多疑,要取得他的信任,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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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12)陪胡密会汤恩伯

自从王石坚长住西安之后,熊向晖不定期地同他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他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他的“特殊任务”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其中,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皖南事变后,熊向晖随胡宗南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时间在 1941 年 1 月 15 日。

胡宗南与汤恩伯的私交很好,胡宗南举办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自任教育长,特地请汤恩伯担任副教育长,并请汤推荐了不少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学工作。

两个人还经常有电报,电话或书信往来,互相密商一些事情,谈些什么?熊也不是都清楚。

这一次,他到豫西去看汤恩伯,也是临时通知熊,叫熊准备的。

熊按照他的要求做了安排,他们乘的是一辆德国炮兵指挥车,类似吉普车。

胡宗南平时大凡外出,只要一部吉普车,一般都是乘美式吉普。因为这次要穿越商洛的秦岭山地,那个地区有很多断陷盆地,车子要不断地爬上爬下,马力要大,所以,熊决定调用炮兵指挥车。

他们一行共4 人,除胡宗南、熊向晖外,还有一名卫士和一个司机。

胡认为,最好的警卫,一是要做好保密工作,一般的行程计划,都是他亲自安排、临时通知,知道的人很少;

二是要避免兴师动众,轻装简从,目标越小越好。

上车后,胡宗南坐在司机旁边。这一次,他穿的就是士兵灰布军衣。

当时,从西安到河南西峡口,要经过陕西蓝田、商县、龙驹寨、武关、商南等地,过了陕豫边境的富水镇,到达西坪镇,那里就是河南地界内乡县。

汤恩伯当时任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就设在西峡口。

西峡口因地处南阳盆地西侧的峡口而得名,解放前属内乡县,1950 年设置西峡县,隶属于南阳地区。

从陕西的商县到河南的西峡县地区,秦国时期称商邑和於邑。当年,秦国派遣张仪诱使楚怀王与齐国绝交,诈以割让商於之地 600里,即指这两邑及两邑间的广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丹江中,下游一带。

秦国时期,商县东南的 15邑,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因战功封君的地方,“商君”的封号即由此而来。

西峡口地处豫西南,出东南可达鄂北重镇襄阳、樊城,出西南可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因此,西峡口是豫西南的交通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抗战时期,这里也成了豫西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属 13 县民团总部、一些行政机构、兵工厂、发电厂及军队的弹药被服补给点等,都设在这个地方。

大约在 1940年左右,汤恩伯把他的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部搬到了西峡口。

胡宗南这次到河南,要穿越整个秦岭山地,沿着秦岭南坡河谷中的一条大道,也叫商洛公路,通向河南。

这条公路,其实就是沿着河谷走,这一带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商洛山地,秦末刘邦、隋末李密、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都曾在这一带地方打过仗,现在还有三秦要塞武关、闯王寨等古迹。

车出西安,过蓝田县城,向东南方向开去不久,进入秦岭山脉,秦岭的山势是北陡南缓,北坡溪峪短急,南坡诸水源远流长,迥然是两种景色。

车上秦岭,有几条山道,胡走的是清水河谷,入蓝溪,过蓝桥,经牧护关,到黑龙口镇,然后进入丹江河谷。

这一条山路,就是有名的蓝关古道,是历史上地方官晋京、京官东去荆楚、南粤的必经之路。因为这条路有著名的蓝关和武关,过去也叫“蓝武道”,或称“武关道”、“商州道”。现在是西(安)界(碑)公路,或称 312国道。

武关是关中四塞(潼关、萧关、大散关、武关)之一,在丹凤县东南,战国秦置。公元前 299 年,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会于此,执以入秦;公元前 207 年刘邦由此入秦,现在,那儿还有一座武关城遗址。

秦岭山区是当时规划的国防根据地,胡宗南对这一带的地形地理、人文历史都做过研究,也很熟悉。胡、熊在车上,也没有什么事,就说说历史上这些地方的名胜古迹和地理形势,打发时间。

车过商州,走龙居寨,上武关,进商南,入河南,最后抵达西峡口。

这时,汤恩伯已经带着新 2 军军长陈大庆等人,站在马路上迎接。

陈大庆是江西人,黄埔 一期生,1939年冬,陈大庆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胡宗南是主任,他们有过这么一段部属关系。所以,这次汤恩伯带着陈大庆来迎候胡宗南。

汤恩伯迈着八字步,歪把子脚,走路像狗熊一样,见了胡宗南,两个人拥抱。然后,他们两个人密谈,别人都不参加。

胡宗南、汤恩伯谈话的内容,熊不清楚,但根据胡宗南到西峡口前后的言行猜测,他们这次谈话,可能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汤恩伯的部队属第五战区领导。另一个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胡宗南与汤恩伯当时都有部队在第一战区,也都与第一战区有利害关系。

当时,有个大的背景,就是皖南事变。1941 年1 月 6 日,新四军在皖南泾县遭顾祝同部队的袭击。1 月 15 日,何应钦开会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1 月 17 日,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并将“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

这一天,蒋介石命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率 20 万大军进攻江北新四军。

这都是发生在 1 月 6 日到 17日之间的事情,而胡宗南就是在这个时候,于1月 15 日,驱车数百里赶赴河南西峡口,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匆匆返回。

1月 18日,胡宗南在小雁塔召开作战会议,从计划、训练,通讯,粮食、汽油等各方面,进行作战准备。

1 月 20日,胡宗南下部队视察,检查作战部署。这个时候,胡宗南既怕延安军事南下,也怕日军渡河西上,他不能不进行准备。

可以想象,内战一触即发,而一旦爆发内战,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都是首当其冲,李宗仁与卫立煌的态度至关重要,胡宗南与汤恩伯不能不预作防备,协调动作。所以,胡宗南与汤恩伯的这次会面,很可能与这方面的情况有关。

在西峡口,汤恩伯、胡宗南第二天中午,俩人一起去看了一下别廷芳墓。

别廷芳属于地方势力,被人称作是内乡的土皇帝,他从啸聚山寨起家,私办民团发迹,进而当上豫西南邓县、内乡、浙川、镇平四县民团司令,队伍发展到 24 个团、5 万人左右,“枪不离人,人不离地方”,采用民兵制,负责保护地方。

别廷芳这个人,与一般的地方封建势力不同,比较有政治眼光,也比较重视地方建设,他还提出了一套关于“地方自治”的理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一套基本原则。

他通过宛西师范,培训保甲长,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学生,在全境设置电话网,各联保都通电话,边境地方保公所也都通电话。

他在防止“坏人”进入的借口下,在大小交通要道都设置了盘查哨,同时,颁发了居民证、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小贩营业证等“五大证”。

别氏强调吸收外资搞建设,严防资金外流,重视保护行商,以增加税收。他在境内自己发行货币,而且他的纸币相当有信用,在国民党纸币不断膨胀的情况下,他的纸币始终价值未变。

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大量种植鸦片向外倾销,却严禁境内民众吸大烟、纸烟。甚至规定禁用洋靛染布,禁穿洋布等等。

别氏统治内乡后,大搞植树造林、治河改地工程,数年经营,共种树数千公顷,栽柳数百万株,沙地改良田约数百公顷以上。

别氏先后请人帮他写了《植树经验谈》《农业浅谈》《地方自治》《治河改地》等书,各印 4 000 套,在内乡及宛属 13 县广为散布,并分送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白崇禧等,甚至还托人呈献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当时,广西方面曾派人来内乡视察别氏搞的“地方自治”。

抗战爆发后,别氏通过对河南省主席刘峙及南阳专员朱玖莹等人的交通贿赂,当上了南阳宛属 13 县联防主任,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镇平、内乡、浙川三县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等职。

至此,别氏由一介土匪,发展到拥有人枪 20 万余支的庞大势力,也成为国民党的官委干部。

1938 年8月,别廷芳由朱玖莹亲自陪同,赴武汉晋见蒋介石,蒋对别氏大加赞许,慰勉有加,这是别氏在政治上最为风光的一段时期。

不过,熊向晖陪同胡宗南去豫西南西峡口,进入内乡县境,看到农田、水利、公路、行道树等,都建设得非常漂亮,公路的养护也令人赞叹。

当时,内乡的公路,既非柏油马路,又不是水泥路面,仅是灰、沙,石三合一的混合路面,但是,养护工作做得很好,鱼背式的路面平坦干净。公路两旁种的树,整齐划一,十分美观。间隔一二华里,路旁均设有养路木牌,写有“雨后铺沙,雪后扫雪”等要求。胡宗南在车上看了,赞不绝口。

据说,豫西地区的公路,做到了雨后路上无泥泞,雪后路上无积雪,无论酷暑寒冬,公路畅通无阻,对保证军队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汽车在经过河道时,熊向晖也看到,河道两旁密植雁翅式的灌木林带,将河道流向和宽度固定下来,并把两岸的大面积荒滩,分段分块,垒石筑埂,灌淤造田,不仅消除了水患,变荒滩为良田,而且通过拦河筑坝,修堰开渠,灌溉农田。

西峡口镇上灯火通明,这是因为建有水电厂,装有两台涡轮机发电,解决了当地的照明用电和印刷、机械、纺织等行业的工业用电问题,这也是别氏搞的。当时,在地处偏僻山区的西峡口,能有这样的水力发电工程,很不简单。

抗战时期,别氏担任司令的豫西南 13 县抗敌自卫团,属于第五战区作战序列,受李宗仁指挥。

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李认为:“廷芳虽一字不识,但是为人廉洁正直,凡事以身作则,对地方建设极为努力。办学校、筑水坝、修电厂、护道路,俱有成效。

所辖七县之内,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仅盗匪绝迹,即官兵亦不敢骚扰。”

李肯定他,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认为别廷芳属于地方恶势力,必须加以铲除。

1939 年 10月,卫将别廷芳叫到洛阳,严厉申斥警告了一番。别是一个性格孤僻傲慢的人,受此刺激,一病不起,于 1940 年初去世。

别氏死后,根据他的生前遗嘱,葬于内乡县丹水镇的观音寺,并在西峡口东门外的莲花寺,建成别氏的“衣冠冢”和“别公祠”,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张群等国民党要人,曾赐词褒扬。

胡宗南、汤恩伯认为,别氏对维护地方治安、重视地方建设是有贡献的,他们对别氏非常敬重。

这一次,汤恩伯偕胡宗南祭扫别墓,在台湾出版的《胡宗南上将年谱)中,用的是“同谒别廷芳”几个字。

莲花寺别廷芳的墓,也就是“衣冠冢”,周围用玉石条砌起,并用青石铺地,墓前立石碑一座,上刻“别公香斋之墓”几个字。墓外围建玉石栏杆,广植松柏。在坟前约数十丈处,当时正在建筑“别公祠”,尚未全部完工。

随后,胡宗南向汤恩伯等人告别,返回西安,汽车离开西峡口,沿原来的道路返回。

内乡的公路很好,走起来很快。而离开河南,进入陕境的秦岭山区,那道路就难走了。

过了商南、武关、龙居寨,太阳已快下山。又走了一会儿,进入商州地境,已是薄暮,天色越来越暗,走的都是山路,再走下去,就不太安全了。

这时,路过一个村子,熊说,天晚了,先住下来吧。司机随即就把车子开进村子,停在路边一个小饭馆前,叫了一点吃的。

吃完饭,胡宗南说,就在这儿住下吧!几个人吃饭时,熊向晖已经出来转了一下,看到离开公路一两里的地方,有一排独立的房屋。他过去一打听,是这个村子的小学校。小学校位置在村边,不在村庄里面,房子很整齐。时值元月中旬,学校没有开课,只有校长一个人住在学校里。

校长室有一个套间,里外两室,有现成的床铺。熊就跟校长商量,请校长让一下,搬到教室住,把他的寝室借给他们住一个晚上,校长同意了。

所以,胡宗南说住下,他马上就安排住在这里。

胡宗南出行,一般都带着行李,熊叫卫士把胡的行李从车上取下,搬到校长室,安排里间,给他铺上,让胡宗南住,外间由卫士住。

熊对卫士说:你先睡觉,我来警卫。卫士不肯,说由他警卫,叫熊睡觉。熊说:你听我的,明天白天,上车后,你再警卫,我就在车上睡觉,卫士还是不肯。

熊说,车上还是你担任警卫,晚上我来,不然我也不放心。这样,卫士就睡了,司机也被熊安排住在路边的小饭店里。此时,胡宗南已经睡下,并不知道熊向晖在外面担任警卫。

这一天,是 1941年1月 16 日,农历是腊月 19 日,再有 10 天就过年了。

1月的秦岭山中,又是夜间,寒冷异常,他们借宿的这个小山村,是两山之间的一个谷地,气温特别低。

熊向晖在屋外走来走去,有时实在冷得吃不消,就跑一跑,夜深了,月亮也上来了,月色很好,苏东坡在《后赤壁赋》中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熊望着冷光四射的月华,真是感慨良多,他想到,自己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追求理想的革命青年,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打入敌营,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但是却在这儿,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做警卫工作,给胡宗南作卫士,真是匪夷所思。

虽然他对自己这样做值得不值得有过怀疑,但是熊向晖说,这是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吴德峰就讲过,要保护胡宗南。

其实,他也不是不懂,自己在胡宗南身边工作,地位重要,处境危险,必须要取得胡的信任,同时也必须保证胡的安全,这样才能站得住脚,也才能执行好自己的“特殊任务”。

不过,这毕竟不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所以,人生的际遇和变化,真是难以预料。

这一夜,熊向晖望着秦岭月色,想起了破碎的国家,想起了离散的家庭,也想起白居易的那首望月诗: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也是一个多难的时候。他在少年时期,即因战乱而四处漂泊。公元 800 年,河南战乱,加上漕运受阻,旱灾频仍,关内饥馑十分严重。第二年春,白居易在长安考中进士,东归省亲,经过河南时,看到刚刚经过战乱灾荒的中原大地,到处是一片寥落干戈、骨肉流离的景象。

此时,白氏孤身一人,行走旅途,望月思亲,才写下了上面那首诗。熊向晖想起“七七”事变以后,父母、兄弟、姐妹一度也是飘零各地,音讯难通,同样也是“一夜乡心五处同”的心境。

黎明时分,熊听到前面小村庄的鸡鸣声,就这么熬过了秦岭深山峡谷中的寒冷一夜。

天亮以后,胡宗南起床、洗脸,4 人一起到路边的小饭店,吃过早点,坐车返回西安。

上车之后,胡宗南仍然坐前座,熊和卫士坐后座,熊把自带的毯子盖在身上,很快睡着了。

车子走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胡宗南在前座叫“熊副官!”熊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想答应他,可是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迷糊中,听到卫士解释说,熊秘书睡了。

胡宗南说,怎么睡了?卫士说,昨天夜里,他让我睡觉,他担任警戒,一夜没有睡觉。

胡宗南听了,马上吩咐卫士不要叫醒熊,并说,车上冷,叫把他的毛毯,也给熊盖上。

当时,胡一路也把毛毯放在膝盖上,因为车里很冷。卫士说,他已经盖了一条。胡说,再加上。于是,胡把毛毯从膝盖上拿下来,交给卫士。

回到西安以后,胡宗南就下了手令:“晋升熊彙荃为陆军上尉。”

1939 年 3 月 29日,熊从 七分校毕业,被授予少尉军阶,这才 1 年零 10 个月,不到两年就越过中尉晋升为上尉军阶,破格提升。

胡宗南到河南的情况,熊向晖后来向中央作过详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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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24:07 | 显示全部楼层
(13)筹办胡的祭父仪式

胡宗南常有些出人意料之举。

有一次,坐汽车到华阴之后,他下令要往潼关开。当时正是白天,有一段公路,差不多有1000米,就在黄河边上,对岸就是日军,那段路正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

这就是汽车闯关,熊不同意,胡硬要开,居然没有事,就闯过去了,开到潼关城里去。

还有一次,下雪天,他叫司机开车到杜曲、翠华山,开车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催,说,“快!快!”结果,刚到杜曲,迎面来了一辆大车,幸亏司机技术高明,一个急转弯躲了过去,否则就是大祸,很危险的。

又有一次,在青龙岭,半夜里勤务兵叫醒熊,说胡宗南要回下马陵。熊说,都半夜了,怎么回去?勤务兵说,胡先生睡不着觉,在车里等着哩。

这时,已是半夜一点钟左右,熊一上了车就打瞌睡,可胡宗南看到月亮,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

熊就只好醒了。然后,胡宗南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

熊说,胡先生既然如此说,必有佳句了。

胡宗南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熊说,今天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说,你看,你有什么佳句啊?

熊说,你既然这样说,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那个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宗南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说明,熊向晖说到他的心里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之前,熊向晖办了一件事,令胡宗南颇为满意。

那是 1940 年 12 月7日,胡宗南把熊找去说道,明天上山。

他说的上山,是指上秦岭的南五台山。

据《陕西通志》《长安县志》载:南五台古称太乙山,为“终南山秀之区”,我国佛教5地之一。

山上有文殊、清凉、灵应、观间等五座小峰,因其位于陕西耀县五台山(即药王山)以南,故名南五台。

汉时,南五台属于上林苑,秦汉的京畿名胜之区。隋唐时,佛教鼎盛至极。每年六月初一庙会,登山者如蚁。

历史上,帝王、政界要人、著名诗人、名人曾等纷纷登临观光,故史有“今南山神秀之区,惟长安县南五台为最”之说。

胡宗南每年要上南五台两三次,但是消息是冬天,上山干什么?南五台海拔 1 700多米,山上冬天很冷。

胡接着说,你给我搞一点香烛。

熊问,干什么用?

胡说,祭一个人。

熊问,祭谁?

胡说,祭我父亲。

胡宗南的父亲是 1937 年 12 月去世的,到 1940年,刚好三周年。

胡说,你谁也不告诉,香烛也不让他们看见。

熊说,那不行,那我做不到。香烛要去买,要用汽车运,我要坐汽车去,不可能做到不让人看见。

我带去的人,让他们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比如,他虽然知道带着香烛,但他并不知道你祭什么人。你放心,下面的人,我有数。

他同意了。

熊又说,即便知道你是祭父亲,也没有关系。

然后,熊坐车直驱钟楼西大街,他已经有了计划,那里有 5 家香烛店,平时也走过,位置他都知道。在那里,买了烛、香、箔、纸等一应祭奠用品。

蜡烛是半米多高的那种;又各买两对中等的烛和小的烛,香是一种宝塔式的斗香,一炷斗香,能点很长时间,一烧一天多;也买了一部分散香,普通人烧的散香,可以 3 支一插。

熊还买了一块檀香,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檀香买回来后,要劈成一根一根的,点檀香时,要用一种锯木粉,放在香炉里,把檀香插在里面,檀香点燃后,香气四溢,浓烈持久。

箔有金箔、银箔,做成元宝状,叫金元宝、银元宝。纸是黄表纸。

熊向晖考虑到,南五台共有 5 尊菩萨,都装在木匣里,外面用玻璃罩着,他就安排青龙岭招待所的一个很能干的白副官,叫他借 20 条白桌布,然后借了各种器皿,有杯、盘,碟等物。

熊对白副官说,明天上山。白就懂了。他还通知了滑竿,穿上号衣。

12 月8日这一天,胡脱下了军装,穿的是中山装,滑竿他坐一乘,熊向晖坐一乘,还有一乘装香、烛、果品、鸡鸭之类祭品,外面都用布蒙起来,不让老百姓看见,并带上厨师等后勤人员。

同时,架设军用电话线的通信人员也跟着上山。其他人员,有的先上山,有的跟着走。

那时的南五台,上山的道路都是一级一级的石阶式,旁边有很多小庙。从山下到山上,大概要两三个钟头。

他们抵达山顶时,已经很晚了。吃过晚饭,胡宗南的一间卧室,就安排在佛堂外面,他单独先睡下了。

胡睡下后,熊就开始指挥人布置,他知道那里八仙桌,安排人把 6 张八仙桌拼在一起,形成一长条的供桌,上面用白布围起来。接着,用借来的白布,把佛像遮起来。

在供桌的两头,一头 1 个大蜡烛,摆上檀香炉,以及5 个碟子的核桃、干仁等干果、5 个碟子的冷盘、5 个碟子的热菜、5 个盘子的水果。还有3 杯酒、1 碗饭、1双筷子。

热菜中,最重要的是1 只鸡,在鸡头及鸡尾部,都留有一撮毛,这是按祭品的规矩准备的,熊也说不清这表示什么意思,但小时候在家乡看到家人准备祭品时,就是这样做的。

布置完后,已是半夜,熊睡前吩咐卫士,明天你们不要喊我。

第二天醒来,卫士说,胡先生找你几次了,我们都不敢叫你。

因为,胡宗南对熊布置的这一切很满意,见面后,胡说,还觉得缺少一样东西,就是一个牌位。

熊说,这一点我早就准备了。是一个小木板,上面插了两根柱子,用黄表纸,叠成三角形,套上就行了。上面写上“先考胡君际清先生之神位”。

熊问胡,祭奠时,用什么仪式?

胡说,照老礼节。

胡这一说,熊就懂了。

于是,熊安排一个卫士,负责传递祭品,如何做,熊一样一样预先做了交代。

中午12点,熊吩咐卫士们把烛点起来,香烧起来,摆下蒲团,熊亲自担任司仪。

熊喊“献香!”

卫士拿散香递给胡,胡举一举,再插在香炉里。

熊喊“献干果!”

卫土把千果碟子递给胡,胡再举一举……

就这样,冷菜、热菜、水果等献品,熊喊一样,卫士递一次,胡献一次。

接下来,熊喊“献箸!”胡把一双筷子献上去。熊又喊“跪!”胡在蒲团上跪下。

熊喊一叩首!二叩首!……胡三跪九叩首后,熊喊“兴!”胡即起身肃立。

接着,是胡念祭文。事先,胡自己写了一篇《终南山大顶祭先父际清府君文》,文曰:

父亲在上:

父亲去世已三年矣!此三年中可歌可泣之事,万语千言,不能尽述。

上月七日上委员长蒋公一电,文曰“本年十二月九日,先父际清公弃养三周年忌日,当二十六年十二月,职自上海撤退,二日到京,五日渡江,中经南京浦口乌衣滁州之战,家乡音信隔绝,毫无所知。

军次寿州,始闻噩耗,时已距先父弃养之日二月余矣!迨抵汉口,奉谕以孝丰沦陷,道途阻塞,毋庸冒险,回籍奔丧,当时以南京陷落,武汉仓皇,情势危急,未忍远离,忍泪饮痛,忽忽三年。

而此三年之中,遭逢罗山信阳之挫,立功未能,一死不易,上辜圣明,下惭先烈,彷徨终夜,愤激殊多。

当此三年忌日将临,拟请准予回浙料理先父宪穷,稍尽哀思,用慰孺慕,所有离陕时期职务,拟请以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代理卅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北训练团教育长顾希平代理第七分校主任,使得负责有人,而免职守久旷,倚装待命,即请电令祗遵。”

嗣得委座寒川侍参电令,所请不准。嗣得章旭初兄函告,以家乡二度陷落,地荒匪多,壮丁逃散,坟地年内不能完成。

嗣又叔父镜清函告,坟地须等到明年,年内不必回孝等语;只好督促旭初怀珍诸兄,期于明年,再行奉安。

儿出外多年,未尝一省,遭逢乱离之世,构成百身莫赎之痛,亲恩浩荡,而音容长违,亲德巍巍,而慰亲无计,独上南山,请灵设奠,一身寒落,风雪漫天,固不自知其心伤神创,而语无伦次也。

父亲在上,鉴此赤忱。

仪式最后是三杯酒,胡宗南一只手拿一杯,卫士手上拿一杯。

第一杯酒,胡把它泼在地上,表示献给父亲;第二杯酒,他递给熊,对熊表示感谢;第三杯酒,他自己喝。

祭奠结束后,胡吩咐,把鸡鸭等菜另外烧一烧,由大家分享。

第三天早上,胡走之前,先把带来的元宝烧掉,胡事先吩咐过,要把纸灰收集起来,埋到外面山上。

因此,烧纸都在土塘里面,烧完后,熊向晖就把纸灰收集起来,用一个袋子装着,来到外面的松林里。事前,白副官一大早起来,就在石山上找到一个有土的地方,用铁镐挖了一个坑,坑沿周围用松枝叶围起来。

胡宗南来后,就把纸灰倒入坑中,填上土,埋了起来。

吃早饭时,胡讲了《红楼梦》里的两句诗,说:哎啊!“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是贾宝玉的诗,胡在这里借用,并不是很恰当。不过,胡这样讲,却透露了当时他的满意和轻松的心情。

早饭后,胡、熊等一行人就下山了,在胡宗南祭父过程中,胡宗南想到的事,熊给他办了;胡宗南没有想到的事,熊给他想到了,也替他办到了。

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所以说,胡宗南重用熊,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也要有勤敏和细心,要有知识的积累。

很多人不懂得这些事怎么做,当然也就做不好。由此可见,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那么多年,胡能对熊那么信任,不是偶然的。

熊向晖从参加战地服务团,到进入中央军校第七 分校,再到劝说姐姐熊彙芝留在西安,以及在秦岭山中彻夜为胡警戒,胡宗南对他的信任感,也就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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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倾向抗战的一面

到胡宗南身边以后,最初几年,熊一直在观察胡宗南对抗战与反共的态度。

开始阶段,熊感觉到,胡确实坚决主张抗战、崇尚民族英雄,并且反对投降,痛恨汪精卫之流。

胡宗南多次跟熊说过,1933 年长城抗战时,他率领第一师驻节甘肃天水,而他的黄埔 1 期同学黄杰率第二师参加长城抗战,那个时候,他对黄杰羡慕不已,并多次电呈校长,请求率部东开抗日、卫我长城。

但蒋复电说:“驻防陇南,防“匪’北窜,其重要不下于长城抗日,宜加紧训练部队,暂勿东开。”

后来,黄杰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胡宗南说,如果他去了,也会获颁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言下之意,感慨万千,不胜惆怅。

胡宗南也曾跟熊说到淞沪抗战,他说,上海之战,打了 3 个多月,当时确实是拼尽了全力,也确实想打一场大胜仗,结果还是失败了,但是,第 1 军官兵卫国御侮的牺牲精神,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他说,1937 年 8 月底,第1 军才接到开赴上海战场的命令,30 日,他亲率第 1 师由徐州出发,第 78 师由归德上车。本来,校长命令全军在无锡集中,适值宝山守军夏楚中情况危急,第 1 师到了无锡,还尚未下车,就接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的命令,部队迅速东开,赴宝山增援。

到了宝山以后,夏楚中的阵地已失,第 1 师遂奋勇应战。9 月 2 日以后,第 78师各旅亦陆续投入战争。当时,在毫无工事掩蔽的情况下,部队遭日军陆炮及空军轰炸,苦战 5 昼夜,官兵虽血肉横飞,但寸土必争,愈战愈勇,那真是视死如归。

战斗中,第 1 旅第 2 团团长杨杰、第4 团团长李友梅身先士卒,阵亡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伤亡达 80%,十分惨烈。

胡说,第一轮打下来,第 1 军从大西北带出来的一批骨干,差不多打光了,真是太可惜了。后来,开到昆山整补,补充了 2 000 多个陕西兵。

10月上旬,又接到命令,坚守大场,他当时就带着这个残部和新补之兵上去,奉命坚守 7天,结果守了 42 天。

苏州河之役中,左右翼友军全都退却,只有第 1 军两个师的阵地,屹立未动。

胡宗南说,中国军队的最大劣势,就是火器与敌人相差太多,日军在沪战中,以舰炮、飞机日夜轰击,有时还以战车配合支援,威力十分强大。

而参加沪战的中国军队,都是在接到中国大本营的紧急命令后,临时从四面八方调集上海战场,对防空、防战车战术,讲求未深,再加上沪滨地势低下多水,工事很难坚固,官兵全以血肉之躯,与敌搏击,牺牲之大,不难想象。

胡宗南说,由于第1 军经过徐州集训,比其他部队要好得多,再加上上下一心,官兵无不感奋,所以打得很出色。

后来,白崇禧总指挥向第三战区何应钦司令长官报告:

“桂军 10 个师只打 1 天,只有第 1 军能打。该军两个师阵地,始终屹立不动。”

胡宗南说,沪战失败,军人的勇气可嘉,官兵的牺牲精神可嘉,但关键是我们各方面都准备不足,从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思想,到战场指挥官的指挥协调,再到基层部队的阵地战的训练等等,都显得严重不足;而敌人为了打赢这一场战争,却处心积虑,精心准备了许多年,真可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啊!

熊向晖看得出来,胡宗南内心,是很向往,自己也能当上民族英雄。

董老在汉口谈话的时候,曾说到, 1936 年 9 月周恩来亲笔给胡宗南写信,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熊没有想到的是,胡宗南对周恩来的这封亲笔信,十分珍视,一直珍藏在身边,并且还拿出来给熊看过。因为,此前董老向熊提到过这封信,所以熊很留意。

在信中,周恩来是这样写的:

“宗南同学:黄埔分手后,不想竟以敌对。10 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表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周又说:“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

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

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

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最后,周说:“叨在旧知,略陈鄙见,如不以为无当,还望惠我好音。纸短心长,怅望无既。”

周恩来很能抓住人的心理,他了解胡宗南,所以在信中说:“10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一句话,就抓准了胡宗南的脉搏,触动了胡宗南的心事。

这么多年了,他还把周恩来的亲笔信珍藏在身边,一是师生之谊,二是也能说明他决心抗战这一问题。

胡宗南还与张学良的关系很深,他并不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成为蒋的“阶下囚”,而与他反目,反而与张学良长期保持友好关系。

张学良遭蒋扣押后,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更有不少国民党要人和高级将领,认为张学良是“犯上作乱”,对他恨之人骨。

而胡宗南却反其道行之,对张表示同情,经常与他书信往还,谈生活、谈人生、谈抗战、谈报国。

胡宗南曾向熊说过,张学良发动兵谏,扣押校长,是错误的,他之所以这样,是长期激于家仇国恨作出的过激行为,主要还是想达到抗战救国的目的,他的动机并不坏,也没有个人野心,主张抗战也没有错。

1940 年 3月,张学良被蒋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在此期间,他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鼓励胡宗南抗战到底。

当时,正是汪精卫策划“还都”,成立南京伪政府的一个节点。这件事,给重庆的投降派以很大的刺激,重庆政府内主张蒋日和谈的空气很浓,甚至还有自称“宋子良”的人,秘密赴香港与日本人进行谈判。

张学良可能也是听到这方面的风声,所以有信给胡宗南,意在坚定胡的抗战立场,并给胡宗南寄来了一首诗,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这是张学良借景说事,很巧妙。

胡宗南看了张学良的来信,又看了张学良的感怀诗,叫熊向晖先拟稿,给张学良回一封信。

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熊向晖深思熟虑,写后交给胡,胡看了很满意。

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月四日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方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倦倦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

这封信,胡宗南没有当场发出去,是他后来带到成都,才发给了张学良。

胡和张学良书信来往,说明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张学良主张抗战,胡宗南也主张抗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共同的,语言也是共同的。

熊向晖被胡委派为机要秘书以后,胡还交给熊一个任务,叫熊订了一批延安的报刊,并让熊先看,然后摘要给他过目。

因为镇守西北,西安与延安距离又近,所以,胡宗南对延安很感兴趣,1940年,延安《新中华报》上刊登了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消息,胡对这件事很关注,了解得很详细,特别是对八路军的作战特点,还作了深入研究。

对于百团大战,胡宗南是肯定的,称赞八路军打得不错。蒋也发过嘉奖电:“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蒋的这个嘉奖电,登在 1940 年 9 月 22 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

胡宗南对延安报刊所刊登的内容中,最感兴趣的是中共中央的重大动向和战略意图方面的信息。

1940 年 2 月1 日,延安各界群众 3 万余人举行讨汪大会,向国民党提出 10 项要求:(一)全国讨汪;(二)加强团结;(三)厉行宪政;(四)制止摩擦;(五)保护青年;(六)援助前线;(七)取缔特务机关;(八)取缔贪官污吏;(九)实行总理遗嘱;(十)实行三民主义。

毛泽东也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揭露和谴责汪精卫同国民党顽固派里应外合地反共和破坏抗日;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

他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

胡宗南对毛主席的这个讲话,看得很仔细。讲话中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论调,指出:

“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 40 个师团中的 17 个师团,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和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取消它呢?”

胡宗南知道,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边区十没有”,的确是这么个事实。

胡宗南了解延安,除过他看很多延安的报刊资料外,凡是从延安访问回来的国民党人员,在经过西安时,他都要尽量抽出时间,与他们见见面,向他们打听情况。

1940年夏天,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西北访问,先后访向了西安和延安。

访问之后,陈嘉庚把重庆和延安进行了对比,感慨很深,并且到处发表他的感想。延安的报纸,包括一些国统区的报纸上也都登了,胡宗南也看到了。

陈嘉庚的这个观感,原文是这样写的:

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

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

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

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只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

如云陕北地瘠民贫,政府局部甚小,故不宜如首都应有尽有者,亦属有理。然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陈嘉庚在访问延安前后,都曾在西安与胡宗南等人会面,他对胡的印象很好。胡除了与程潜、蒋鼎文联名宴请他之外,还在王曲总城隍庙设宴招待,邀请他到七分校阅操,陪同他游览南五台,多次与陈嘉庚先生会谈,对陈先生十分敬仰。

陈嘉庚先生对胡宗南评价也很高,称赞胡宗南“刚直爽快,坦白活泼,敬佩无任”。

陈嘉庚先生这次回国慰问,遍访国民党军政高层及前线高级将领,大都评价负面,除了极口称赞“延安精神”外,评价较为正面的,是处在抗战前线的西北国共“五大总司令”:朱德、胡宗南、卫立煌、阁锡山、傅作义。

1940 年7 月下旬,陈嘉庚在重庆接受苏联记者采访,谈及西北国共两党关系,认为“幸两党在战区近界,如阎锡山,卫立煌、胡宗南,傅作义诸将军,与朱德将军等感情均好,同仇敌忾,料不致发生不幸事也”。

抗战初期的华北、西北战局安危,系于国共朱、胡、卫、阎、傅等五大总司令一身,因为他们在第一线主持战事。共产党这一方面自不必说,就以国民党的胡、卫、阎、傅来说,尽管 4 个人中有矛盾,但他们在合作抗战这一个大局上,与中共都没有发生大冲突,这是华北、西北战局不致溃烂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西北四大总司令中,以胡的关系最大。胡不动,卫、阎、傅都不会动。胡宗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有大局观,比较能把握得住。后来,卫立煌他调,蒋鼎文维之,汤恩伯在河南坐大,则国共间屡生风波,关系几至破裂;然终未破裂,这与胡不为所动,关系很大。

所以说,胡宗南“倾向进步”,是有根据的。他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管理得好,说明他对共产党有肯定的地方,对国民党有不满的地方。

但是,1940 年以后,他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看出胡宗南虽然有抗日的一面,但他也有反共的一面。而影响他的最大因素,就是蒋介石。蒋抗战,他拥护,蒋反共,他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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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28:07 | 显示全部楼层
(15)驻守西北的方略

1938 年底1939 年初,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蒋给他确定了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

这里面,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当时,山西大部沦陷,从潼关到宜川的河防,关系重大。

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不但西北不保,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也将摇摇欲坠。所以,这一条河防线,从蒋介石到胡宗南,都不能不死保。

胡宗南在抗战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表现都不一样。抗战前期,他在上海战役、豫东战役中,都不是消极抗战,应当算是积极抗战。

在抗战中期,他的主要任务是“东御日寇”,重点在“御”,不是进攻。这一点,国内爱国进步力量、国外盟邦,包括美国人,对他诟病最多。

爱国华侨陈嘉庚对他个人很认可,但他把麾下几十万精锐大军摆在西北,不拉到第一线打日本,而是躲在关中,与共产党搞摩擦十分不理解,说他消极抗战,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其实,陈嘉庚不晓得蒋交给胡宗南的16字战略方针,抗战初期,胡宗南只有一个集团军,光是河防线都摆不过来。后来,扩编到3 个集团军,但在西北地区东西 3 000 里,南北 700里的广大区域,也是防广兵单,左支右绌。

如果一旦国共开战,日军趁机渡河西进,西北遂至糜烂,动摇战时首都,均会影响抗战大局,正如他们说的,“岂是寻常军事得失之所能计哉?”

不过,有几次胡宗南要求带兵过黄河,到第一线与日本人作战,但蒋没有批准。朱绍良也劝他“不宜派兵过河,一过河而败,敌人随之过河,关中坐败矣”。

另外,从胡宗南平时对官兵的精神讲话中,也都能看到他对抗战的态度。

熊帮胡宗南起草训词或“精神讲话”时,他要熊着重要求官兵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并不突出。

他多次给第七分校师生作精神讲话,都明确提出要做到“三不”:


(一)不用不干净的钱——如贪污、走私、吃空、做买卖等。

(二)不做不干净的事——如轻伤而退、被俘而屈、临阵而逃等。

(三)不吃不干净的饭——如吃土匪的饭、吃汉奸的饭、吃日本鬼子的饭、认贼作父等。

胡宗南有一篇演讲录,叫《今日的战士》,这是熊帮他起草和整理的,里面主要是从生活、工作、纪律、战斗等方面,对 7 分校学生提出了 41条要求,主旨是讲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军人。

如在第二章第七条中,他要求“每一个干部,必须养成作大人(无名为大)、做大事(下层为大),成大勇(无我为大)的工作精神,建立愿为基石,不作栋梁,愿为干部,不作首领的光荣心理。”

这些讲话中,他都没有宣传与日、汪和谈的言论,也没有宣传附和汉奸方面的言论,主要还是讲怎么做一个革命军人。

胡宗南特别欣赏“铁肩担道义,血手写文章”这句话他经常讲,但原话不是他讲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爱国将领杨继盛讲的。

原语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后来,李大钊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胡宗南改成“血手写文章”。这也说明,胡宗南对杨继盛这样英雄人物的景仰。

另外,胡宗南把主力第 34集团军放在河防第一线,表明了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军过河的决心。

1939 年冬天,日军进犯晋西,胡宗南派出第 90 军渡河东进,配合第二战区组织反攻,先后收复侯马、河津、稷山、汾城等城市,歼寇甚众。

1940 年 6月,日军进犯晋东南,胡宗南命范汉杰率第 27 军渡河增援,与日军接战,先后收复长治、长子等县,并在当地坚持两年之久。

不过,胡宗南不是不反共。蒋给他的十六字战略方针中,第二条就是“北制共匪”。

对中共的策略,不取攻势,不主动挑衅,而是重在“制”。如何制?就是不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不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

为达此目的,胡采取了许多“制”的措施,比如:

在西安成立战时干部训练第 4团,多方同我党争夺青年,争夺人才;

在西安设立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已分子;

指挥军统特务及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沿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境,构筑长达 1 300里的封锁线;

成立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并在总指挥部之下,分别成立邠洛区指挥部和商同区指挥部,训练动员封锁线以南各县民众,以进一步强化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等。

熊向晖认为,胡宗南反共不假。不过,胡宗南反共,有个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很积极。一方面,是蒋介石在上面耳提面命;另一方面,是顽固派人物在下面推波助澜,他基于自身利害关系,形格势禁,不得不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

从胡宗南本人来说,由他主动策划反共事件的情况,并不多见。1939 年发生过两次陇东事件,多少能说明胡宗南的这种政治态度。

第一次陇东事件,发生在 1939年4月。当时,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派县保安队到屯字镇,逮捕了第 18 集团军 385 旅民运工作人员及当地干部 20 多人。

后又以县保安队配合胡部 165 师的一个营,向镇原县城发动进攻,但没有打得下来,事件也没有扩大。

到了4 月底的时候,国民党宁县县长率县保安队 700 余人,突然袭击八路军警备第 7 团 1 营,打死打伤 20 多人,我奋起反击,毙伤保安队 40 余人,事件发生后,双方经商谈,到 6 月底恢复原状。

第一次陇东事件波及两个县,但基本上还控制在地方一级,正规军介人的规模很小,主要是顽固派在下面闹事,胡宗南不赞成把事件扩大化,也不允许军队大规模介人,因此冲突很快平息。

第二次陇东事件,发生在 1939 年底。这个时候,从大背景上来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边区也成为进攻的重点区域之一。

12 月 10 日,国民党宁县县长又率县保安队,在胡部第 97 师 1 个团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第 3营,占领了县城。

12月 12 日,国民党合水县县长也率县保安队 160 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城内的1个连,经3 小时激战,不敌被缴械。随后,八路军接管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办事处等机关,驱除了第 3、4区的国民党势力,以还击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12 月 14日,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率保安队 400 余人,在胡部第 97 师1 个步兵营及 1个炮兵连的支援下,突然袭击了驻守县城的八路军第 2 营,第 2营被迫撤出县城。

此后,国民党环县保安队副赵老五率 300 余人,横行于 5 个区 21 个乡,捣毁区、乡政府、学校,抢劫合作社,杀害区乡干部 47 人,抓走 20 余人。

八路军警 2 团奉命进剿,于 1940年3月底,彻底将其打垮。这时,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失败,第二次陇东事件也宣告结束。

第二次陇东事件的规模,要比第一次陇东事件大,波及的范围扩大到了 5 个县,但总体上还局限在陇东地区,带头闹事的还是地方上的反共顽固派,小规模的正规军在其中起到了配合作用。

但这次冲突,没有在整个边区引起连锁反应,一个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没有借机将事件扩大化,赞成双方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

老实说,真要想打,胡宗南还是可以打一下的。因为当时国民党打了八路军,八路军也打了国民党,双方都开了火。

虽然是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先挑起事端,但地方上的事情,到了高层,都是各说各的理,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不过,胡宗南没有跟在顽固派后面走,因此,这两次事端,都没有进一步扩大。

这两次冲突,挑起事端的都是国民党县长,这里面有个原因。

陇东地区一共是6个县,属于统一战线区,国共双方都建立了政权,共产党任命县长,国民党也委派县长,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

但是,共产党的基层力量强,当地还有八路军驻防,实际管辖权在共产党的县长手里,国民党的县长没有权,所以就要挑事,想用保安队把当地的八路军赶走,有时,他们逼国民党军队介人。

但基层的这种挑衅行为,不一定就是高层的意图,也不一定就是高层直接指使的。加上西北地区的中央军都归胡宗南掌握,胡宗南不点头,不下命令,中央军不敢介人太深,这也是两次陇东事件都没有扩大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方面是吃了亏的。但胡宗南没有坚持一定要恢复原状,而是双方分别派代表,坐下来进行谈判,商谈的结果是“暂维现状”,也就是承认既成事实。

这一点,正是共产党方面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二次陇东事件之后,经过中共方面的交涉,国民党同意结束双重政权局面,撤走了他们委派的县长。

胡宗南“制共”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封锁,陕北的地形,不用全面封锁,只要把大道小道的道口封锁起来,就行了。所以,警戒线,不需要几千里都派兵把守。只要把不多的能走路的地方,甚至是能走马的地方把守起来,就行了。这就是陕北地形的特殊性。

同时,胡宗南还叫民众动员指挥部的梁干乔、蒋坚忍他们下去动员组训民众,就是搞保甲长,然后再进行训练。但是,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其实没有用,结果是劳而无功,并且,他们这样一闹,把地方行政系统打乱了。

所谓动员指挥部,既于法无据,权力又很大,可以假组训民众,除奸清谍之名,凌驾于地方行政之上发号施令;更有动员指挥部的人员,借机生事,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敲剥民众,所以告状的就很多。

刚开始,蒋鼎文担任陕西省主席,还能顶得住,因为蒋鼎文兼动员总指挥部的总指挥。1941年 6 月,熊斌接任陕西省主席,发现下面对这样搞,意见很大。

熊斌也不同意这样搞,因为影响到地方行政,认为这样做妨碍陕政统一。

这里面还有个原因,动员总指挥部是胡宗南搞的,胡又叫蒋鼎文顶着名义。所以,蒋鼎文不能不支持。但熊斌没有任何名义,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需要维护陕政统一,一批维护地方利益的人到处告状,在陕西告不进,就到重庆告。

最后,重庆支持熊斌的意见,要胡宗南结束陕西省动员指挥部的活动。胡宗南没有办法,只好在1941 年 12 月 20 日,下令撤销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

陕西动员指挥部撤销后,胡宗南很生气,他认为是防共、限共、反共战略的一大失败。熊向晖说,其实,这是没有搞成,就是搞成了,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如果起作用,熊斌后来不当陕西省主席了,可以恢复,但是后来并没有恢复。到 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可以恢复的时候,也没有恢复,就是因为实际上不起作用。

除了设立封锁线,成立动员指挥部之外,胡宗南还有过成立鲁冀豫辖区挺进军的计划,这也是“制”共的一个战略措施。

1940年4月 10 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请成立鲁冀豫边区挺进军》的建议,认为:“第二期抗战之中心工作,在如何培养战力,准备反攻,而华北战场之准备工作,应以沦陷区域为对象,争取失学失业之青年,组训颠沛流离之民众,以为反攻之外围坚强力量,并以游击对游击、组织对组织、政治对政治,瓦解伪军,消灭反叛,其意义实非常重大。”

他这里的“消灭反叛”,实际就是指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在这份建议书中,胡宗南从领导人、兵员、编制、武器、经费、干部等,提出了 5项建议。

关于领导人,胡宗南提出“请以黄杰为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先在豫境成立总指挥部负鲁冀豫边区游击军编组训练之责”。

黄杰是长沙人,黄埔一期生,与胡宗南是好朋友,时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长。

胡宗南为什么要推荐黄杰担任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呢?这是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互相了解,胡认为黄能够胜任,是一个方面;另外,黄杰参加过长城抗战,曾对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专学生,进行过暑期军事训练,胡认为黄杰在北方青年中还有相当的号召力,所以建议由他当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

胡还建议:以第七分校的学生为主体,再招收沦陷区的青年,进行训练后,先成立 2 至 3 个师,作为挺进军的基本武力,然后再逐步发展壮大。

对于成立这个挺进军的目的,胡说得很清楚,是“瓦解伪军,消灭反叛”,对伪军只是“瓦解”,对“反叛”则要求“消灭”。虽然是挺进敌后,但并不是去抗战,实际上是去敌后消灭中共武装力量,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

胡宗南对这个计划考虑了很长时间,这是他“制”共的一个重大战略意图,并在七分校和战干 4 团,对干部人事作了相应的准备。

但是,胡宗南的这个建议书送上去后,蒋一直没有批准。估计蒋可能忧虑这样会打乱此前的战区划分。

此前,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已经成立了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

鲁苏战区的总司令是于学忠,他是东北军的老人;冀察战区的总司令是鹿钟麟,他是西北军的老人,这两个人都是军界的老资格。

而胡宗南建议成立的鲁冀豫边区挺进军,其活动的范围,都属于这两个战区管辖,这样一来,就把这两个战区的作战区域打乱了,很容易引起于学忠和鹿钟麟的不满或反弹,恐怕会产生新的矛盾。

也有可能是陈诚等人表示反对意见,动摇了蒋的决策。

蒋没有批准胡的建议书,胡感到很失望和痛心,他始终认为,这是反共制共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的亲信王微后来在台湾写文章,对大陆失败进行反思,说“二十九年(即 1940年)四月,长官建议成立冀鲁豫挺进军,并请以黄达云(即黄杰)将军为挺进军总指挥,其时张乔龄、朱孙冰在冀晋的游击部队,尚未被‘匪’消灭,‘匪’也未大量向冀鲁等省渗透,如果这一建议成为事实,朱毛无法在华北扩张,整个大陆形势,自与后来不同了。”

这是王微夸张的说法,即使成为事实,也不会出现“整个大陆形势,自与后来不同”的局面。不过,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确实还没有大量向这些地区渗透。

1939 年,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 115 师到山东创建根据地,到1940 年时,各方面的处境都还很艰难。

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 129 师创建的晋冀豫根据地,到 1940年8月,才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机构。

而李先念创建的中原根据地,到 1940年,也只有一个豫鄂挺进纵队。

所以,如果胡宗南在这些地区成立中央军系统的挺进军,有可能给这些地方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带来一些麻烦,造成一些的压力。

可见,在如何“制”共的问题上,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而国民党搞敌后武装,能够成气候的很少。

1940 年冬,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即将来临,边区的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0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曾致电董必武: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同一天,朱德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告诉他胡部第 1 军第 61 师师长钟松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加以危害,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山西克难坡附近,并向他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中共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11 月 29 日,毛泽东表示,决定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不可松懈。

11 月 30 日,毛泽东提出了“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方针。但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 115 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对于延安当时采取的“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备战方针,胡宗南是怎么考虑的?他在军事态势上有什么安排?

熊向晖说,1940 年 12月份,胡宗南得到中共调动部队增援边区的情报,即向蒋报告情况,但对中共军事调动的规模,极度夸大,认为中共基本部队:贺龙的第 120师、刘伯承的第 129 师、林彪的第 115 师,均已陆续渡河西调。

胡宗南分析,中共方面的战略意图是:消极可确保边区根据地,积极可南取西安,或经平凉出陇南,或西驱兰州,北取宁夏,均有可能。或避实击虚,南守北进,先略取榆林,进占伊盟,以打通国际路线。

胡宗南认为:“一旦国共破裂,主战场必在陕甘无疑。如我陕甘部队被异军击破,则西北全局瓦解。”

胡宗南在报告中说:现在陇东可使用的只有第 97 师和预 2 师两个师;陕境可使用的只有第 90 军 3 个师、16 军 2 个师、76 军 2 个师。陕北“自碉堡完成后,防线绵亘千余里,处处薄弱,控置部队甚少。陕东河防之第 1 军亦无预备队,如欲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异军集中兵力攻我某一点时,甚觉顾此失彼,兵力不敷。”

肤施即延安。这是胡宗南第一次向蒋提出“直捣肤施”的反共阴谋,胡向蒋提出调整战略配置、增加驻陕部队的设想:

“拟请将现驻灵宝之 36 军赵锡光部及在晋东南之 27 军范汉杰部调至关中控置,以应付非常事迹。如蒙裁可,再将全般部署及对肤施攻势作战计划呈核。”

根据胡的请求,蒋同意将驻灵宝的 36 军调回陕境,但在晋东南的 27 军却未能调回,直到 1944 年才归还胡部建制。

再说,而胡宗南因陕境力量不够,对中共军事力量大举集中边区,也深感畏惧,故始胡宗南虽有“对肤施攻势作战的计划”,但蒋当时考虑先集中力量消灭新四军后,终未敢轻举妄动,并向延安方面表示不向边区进攻的友好态度。

12 月 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

1940 年以来,胡宗南秘密进行的反共策划及积极筹划进攻延安的军事阴谋,让熊向晖看出胡宗南已经一心追随蒋介石反共,虽然在时间或作战计划上会有新的调整,但反共及消灭中共武装力量的决心不会改变。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为防止日军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在对日作战方面,他做出了一系列部署,熊向晖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

1 月 18 日,胡宗南就在荐福寺总部,召开军事会议,指示作战事项,关于计划、训练、通讯及粮食,汽油的储备等,均有规划。其作战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防备延安政治南下与军事南下;一个是防御日军进攻。对延安方面他是采取守势,而不是采取攻势。

小雁塔作战会议开过之后,胡宗南就开始下部队视察了。首先视察河防线,目的是加强“东御日寇”方面的作战部署。所以,熊判断胡宗南当时并无趁皖南事变之机进攻延安的意图。

当时,陕西民众动员总指挥部还没有撤销,还是邠洛区副指挥的梁干乔给胡宗南上了一份意见书,说要解决边区问题,必须估计苏联的态度。

梁干乔曾在苏联留过学,号称蒋的十三太保之一,因为和戴笠不和,投靠了胡宗南。

他认为,苏联帮助中国抗战,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日苏矛盾,苏联借助中国来打击日本,牵制日本。我们如果解决边区问题,苏联仍然会帮助中国的,所以,对边区与对苏联,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梁干乔认为,如果国民党要解决边区问题,要考虑苏联的态度,苏联一定会反对;但苏联为了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仍然会支持国民党政府,不会与中国政府彻底断绝关系。

梁干乔主张,趁皖南事变之机,进攻延安,解决边区问题的。当时,胡宗南内部有这种想法的,也不仅仅是梁干乔一个人。

熊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主要是关注胡宗南的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南边已经动手解决新四军问题了,北边会不会动手解决边区问题?

1 月 21 日,胡宗南检阅第 16 军 28师。当时,这个师摆在陕北封锁线上,担任宜君一线的封锁任务。胡宗南在检阅时,对 28 师官兵进行训话。

他说:解决新四军事件,是军纪问题,维护军队的纪律问题,中央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整饬军纪,以利于抗战。他说:“现在我们要准备轰轰烈烈动。”

胡宗南训完话以后,问熊向晖:你懂得我叫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要准备轰轰烈烈动”?

熊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打击八路军啊?胡说:现在打陕北不好,我们政治上还没有出路的时候,不能动。人民问题不解决,经济、粮食不够,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要解决人民的痛苦,又要向人民要粮食,这是很大的矛盾。因此,我们现在还不敢动,不能动。要准备动。

他这一说,熊马上就懂得他的战略意图了,就是这个时候,你搞内战,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国际上也会陷于孤立,完全陷于被动。老百姓再不支持你,经济上、粮食上也都存在困难。所以,胡宗南说“不能动”,但是要“准备动”。就是预防日本人对河防的攻击。

胡宗南的这个战略意图,熊及时向延安作了报告。

5月间,胡对河防部队作多方调整,调第 28 师为河防部队,守大庆关;而将第 78师调合阳,为战备预备部队,并要求各地加强城防工事,作为固守西安、咸阳、三原等重要城市的准备。

5 月 24 日,熊随胡宗南沿河防一线,先后视察了潼关工事,朝邑老黄河第三阵地及朝邑外城工事、合阳工事、韩城禹门上帽子山工事、大荔南麓阵地。

5 月 29 日,胡在大荔与部队僚属研究歼灭日军伞兵部队对策,30 日在总部检讨河防部署及南山准备事项,31 日视察了咸阳工事位置,并在茂陵进行讲评。

7 月 22 日,胡宗南检查潼关老牛头工事、独立渡河工兵第 3 团、朝邑城防工事、大庆关平民县阵地,这些地方,都是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

7 月 29日,胡在朝邑讲评。

8 月 19 日,胡再度视察咸阳工事。

9 月 23 日,胡检查朝邑城防工事及大庆关平民县阵地,并命令工兵第 3 团举行架桥演习。这是胡一年中,第三次检查这些地方的防御部署情况。

24 日,胡宗南又视察了潼关炮兵阵地。

11 月 13 日,胡宗南督促部队积极进行南山屯粮、屯弹及临潼浐桥南山等地接合部与西安巷战工事,并指令一定做好南山屯粮工作。

胡宗南的这 6 次视察,熊都跟着。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召集干部训话,对作战部署进行讲评,强调抗战,要求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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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白崇禧的西北之行

1939年以后,尤其是两次陇东事件以后,胡宗南在西北地区的部队迅速扩充,不断膨胀。

1940年1月,胡宗南针对西北地域广大,中国军兵力薄弱,不敷配置的现状,指令第34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闿函呈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声称:

西北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为全中国之最;尤其是八路军、山西晋军、绥远傅作义部等,各有主张与作风。为了能消弭摩擦,领导他们在统一指挥下贯彻中央抗战建国的国策,必须充实中国在西北的部队,以形成坚强之核心力量等。

何应钦将这份函呈件,批交军令部长徐永昌核办。徐也认为“西北与西南同为收复失地之两大根据地,尤以目前西北形势特殊,陕、甘、宁、青中央力量之强固不但有关内政,且为扼制外交之锁钥。以目前 1 军、16 军、90 军、42军、80 军似有兵力不足之虞”。

经军令部与军政部反复协商,同意进一步充实陕甘的中央军兵力:

将驻绥远的第35 军傅作义部和驻甘肃的第42 军杨德亮部分别扩编为 3 个师;将何文鼎的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改扩编为新 26 师,将王竣的陕西警备第 1 旅扩编为新 27师;将甘肃省保安团改编为新 12 旅,将原来的新 12 旅扩编为新 34 师,另外,从 1 个师管区、3个补训处,按新制装备 12个团,进行训练。

为进一步扩编准备兵源,军政部与军令部表示,今后仍将在经费、武器方面,设法充实,以固边防等。上面这些新增加的部队,除第35 军扩编归傅作义掌握外,其余的部队都归胡宗南掌握。

1940 年8月初,胡宗南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由于陕北绥德及晋西北都被中共武装占领,陕北榆林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情势日趋严重,而驻该处的部队,仅邓宝珊的 1 个旅和高双成的 1 个师,“殊感不足,似应统筹加强力量,以固陕甘绥宁边区”。

据此,胡宗南向蒋介石要求:一是要求将陕北榆林邓宝珊与高双成所部作战地境晋陕绥边区,由第二战区划归第八战区,以“增加陕北防务处置”;二是要求将第 90军李文部,由晋西调回陕北宜川、韩城附近,以达到“对陕北收镇慑之效”。

蒋介石 8 月 5 日收到胡宗南的电呈,8 月 10 日即密电胡宗南,表示同意。

1940 年7月,白崇禧带了 20 多个人到西安。当时,他是军训部部长兼副参谋总长,何应钦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

在西安,白崇禧一行在王曲河西大操场,检阅第七分校的训练,还在 七分校驻地汉朝时建造的总城隍庙里会餐。

这个总城隍庙的大殿比小雁塔的大厅还要大,几十张桌子摆成“E”字形,3 条长条桌,一个直边。

中间是白崇禧和胡宗南,并排坐在“直边”,其他还有七分校的教官、总教官。

会餐也是个仪式,其他桌的莱都上好了,主宾席的菜是等主宾来的时候再上,但菜和其他桌都是一样的,就是热乎一点。

会餐时,白崇禧没有讲话,主持仪式的值星官一声“起立、坐下、开动”,大家就直接开始吃饭。

白崇禧在河西大操场检阅军校学生时讲了话。他说,经过 3 年的抗战,日本人的袖子打短了,米饭打少了。意思是通过 3年的抗战,日本人的消耗也很大,也有困难、失败的地方,主要是鼓励士气。

然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还有一部分先遣人员,已经坐大客车先走了。

胡宗南和白崇禧坐的第一辆小车,白的卫士也坐在车上,熊向晖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坐第二辆小车在后面,后面还有一辆大卡车,乘的是侍卫队的一排警卫,最后一辆车,是其他随行人员。

白、胡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从西安到兰州,走到六盘山路的半山腰,下起了大雨。

那一段路,不是石子路而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后面的车没跟上,就剩下白、胡及熊、谢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熊朝下面一看,一条沟大约 30 多丈深,沟里有一个房子。

7月间的雨,下得很大,浓云密布,天也快黑了,幸好大家都带着雨衣。熊就交代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翻到沟里。

然后,他冒着雨,下到沟里,沟很陡,路很滑,到得沟底,才发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到上面。

熊先到了那个民房,房里有 3 口人,一对老夫妻,一个儿媳妇,儿子不在家,出去作工了,房子很简陋,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

熊上来跟大家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住吧,反正胡宗南出门,都是带着行李的。于是,胡宗南陪着白崇禧,由卫士扶着,到了民房那里。

胡宗南的卫士把胡的行李放在炕上,跟那家人商量好,两个炕,一个让他们全家挤一挤,让老太婆睡在紧里面,儿媳妇睡中间,老公公睡旁边,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儿媳妇不干,一定要睡在外边。

当时,天色已晚,他们没有还没有吃,这家只有山药蛋,幸亏还有一点干草,还能点着,而灶头上有两只盐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另一只是空的。商量了半天,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

这里的人真是太穷了,晚上不点灯,也没有蜡烛,熊带的手电,是两节电池的;谢和赓带的是7节电池的,光线很强。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也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宗南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宗南就问了白崇禧两个问题。胡宗南说:第一,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宗南问第二个问题:白部长,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

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

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白又说:所幸的是粮食,现在还可以。现在就看河南怎么样了。

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胡宗南与白崇禧所说的话,应该都是他们的真心话,也是他们真正的想法。

熊向晖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

白、胡等一行人,虽然睡不着,还是要眯一下。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罐,就要尿。

可那媳妇手疾眼快,一下子就夺过去了,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

白崇禧愣了一下,说,好厉害啊!熊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熊看雨停了,就跑上去看,幸好汽车还在,没有再塌方。

熊翻过塌方的土,看到有人在修电话线,因为西兰公路旁边就是军用电话线, 24 小时值班。头一天下大雨,电话线断了,修理员就一段一段查,查到这儿,发现电话线断口,就在这儿接。

熊问他们,这条线到兰州通了吗?他们说通了。

熊问修电话的军用电话能不能打?他们说能打。熊就让他们接兰州朱长官。

他们问熊你是什么来头。熊说:白副总长和胡总司令在下面,要找朱长官听电话。

当时的电话线,不是漆包线,是铜线,所以电话插头往线上一挂,就通了,熊直接给朱绍良打电话,挂通后,通话很清晰,熊说:朱长官,我是熊彙荃。

朱问:怎么样?

熊告之白副总长和胡总司令现在被困那里,是多少公里处。

朱说:昨天下午,参谋长带着车队去接你们,找了一天,没有接到你们。我马上派他们接你们,我自己也马上来。

没过多久,他们派的车就来了。

临走时,胡宗南吩咐给房东 400 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当着白的面,胡说:老百姓这样穷,这样子不革命怎么行!

到了兰州以后,大家把湿透的衣服都换洗了,又从兰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马鸿逵亲自到银川机场接机。

马鸿逵是有名的大胖子,胖得一塌糊涂,还扎着武装带,从银川机场乘车进城,一路上看到很多妓女,宁夏的高级妓女都是扬州人。

白、胡一行人,在招待所住下,马家兄弟中,当权的是马鸿逵,会见时,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两人唱双簧,马鸿逵大讲抗日、反共;马鸿宾是诉苦,说宁夏有些地方被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占去,要枪、要钱,这两个人配合得很好。

两天后,马鸿逵请白崇禧、胡宗南到贺兰山下的大操场上,看马技表演。这里有一条10 里长的专用道,马鸿逵、马鸿宾请白、胡登上检阅台。

在检阅台下的一段路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纸,颜色与黄沙一样,马把式骑着一匹快马,以最快的速度,从远处飞驰而来,远远看去,马像旋风一般,煞是好看。

到了眼前,只看见马鬃根根向后舒展,马蹄腾空,马唇几乎抵着地,马尾在空中向后展开,漂亮极了。熊说,他生平从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马。

马匹经过检阅台,马蹄从纸上走过,检阅台前铺着的那张纸,一点也没有破,大家都啧啧称奇。

马鸿逵告诉他们,这匹马叫“回头望月”。临走时,马鸿逵送给白崇禧 20 匹马,送给胡宗南 10匹,也送了一匹小马给熊,其他随行人员,也都有数目不等的馈赠。

另外,还给他们每个人送了宁夏名产滩羊皮和枸杞子,尤其是那滩羊皮,一根毛 9 道弯。

马鸿逵还讲了宁夏枸杞子的掌故,据说有一个骆驼队,买了枸杞子上路,有一个人掉了队,找不到了。过了几年,这个驼队重新经过这里,听到有人在一个井里喊,原来就是那个掉队的人。

把他救上来一看,不但没有死,反而养得很好,这几年,他就是靠枸杞子活下来的。

送给熊向晖的那张滩羊皮,在西安地下党出事时丢了。

有不少史料,说到胡宗南与白崇禧的关系,都讲两个人矛盾很深,双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暗斗甚剧。但从熊向晖的口述中,似乎看不到这种情形。

张新是原胡宗南所部整 24旅旅长,1941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少将副总队长,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我所知道的胡宗南》,其中有关于“胡宗南和白崇禧暗斗的一幕”

此文刊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 40册第 116 辑第 106—107页

张新说: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暗斗,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各怀鬼胎,遇有机会,立即短兵相接,互相拆台。

1940年秋,正当抗日战争中期,胡宗南不谈抗日,专事反共,招兵买马,坐大西北。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

分校巧立名目,到处招收所谓“学生总队”“人伍生团”,人数多达1万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数,胡宗南自以为“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其时,白崇禧是军训部长,有权管 七分校,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 7 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

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他一面亲自出马,为白崇禧接风洗尘;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

白崇禧耍了一个花枪,规定所有学员,要对照片入考。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全打乱了。于是,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想应付过关。

白崇禧知道后,又下令既考学科,又考术科,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着,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笑话百出。

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风言风语,挖苦这些学员“乱七(七分校)八糟,糊(胡)里糊涂!”甄别考试的结果,被淘汰了 2 000 多人,白下令遣散。

这一来,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进了七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

其时,我正在杜曲养病,胡宗南急召我去说:“赶快去收容这批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我一去,就被乱哄哄的学员打得头破血流,胡宗南教我:“头皮要硬”,我是做到了。

我裹好伤口,又去了,一路对学生大喊:“该打的不是我,应该打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你们不靠白崇禧吃饭,胡先生这里有铁饭碗!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给你们,由 七分校发毕业证书给你们,保证都有工作!”

这一喊果然灵光,风潮平息了。这批被淘汰的学员,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补发了7分校的毕业证书,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

但是,据曾亲历甄别风波的第7分校第 14 总队教官乔佩回忆:第 14 总队于1943 年 2 月,“经过军训部之甄别测验,与12 总队并编结业后,我仍留在曲江执教。

新成立的总队是 18 期第 22 总队,这个总队刚集训时,总算是顺利平静,为时不久,因少数分子借口改期之故,掀起了罢课风潮,总队长郑瑞少将,对事件处置时间上略有疏忽,于是不幸的偏激行为更为扩大。

这件事惊动了学校最高当局,速令总队长郑瑞离职,特派当时的第 8 师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袁朴将军兼代该总队总队长。袁将军甚了解学生心理,不久,一场风暴即告平息,有关期别问题,经与军训部洽商,仍维持第 18 期(按原拟改为第 19 期)。雨过天晴,皆大欢喜。

此时,袁兼总队长任务完成,回归原职,由新任总队长于厚之上校接替,一切教育计划步人正轨,检讨往事,不少同学受人愚弄,据说其中有延安中共所派的职业学生从中挑拨煽动,敌人之阴险,无孔不人,可见一斑。”

这篇回忆,刊于台湾出版的《王曲文献》一书。

第 18 期第 22 总队学生张维海亦回忆“甄别考试”的经过。

1942年底,入伍教育期满,当时国民政府之军训部鉴于军校学生素质水准参差不齐,特组成军校学生甄别考试委员会,派赴各分校实施甄别考试,专以测验普通科学为主,其要求之程度,每个学生必须具备高中毕业之程度或同等学历,否则,不得升为军官生,予以再降期或淘汰。

记得当时前来兰州主持考试之主考官为一杨姓中将,彼在试前曾集合全体学生宣读兼校长蒋委员长之手令,中有两句:“军校学生,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

其学生浓重之广西口音,至今犹在耳畔。考试系在营区之大操场上举行,同学们每人分持图板小板凳,间隔距离各 5 大步,前后左右,皆无法左顾右盼,更遑论交头接耳了,就这样大公无私,硬碰硬的考了一个整天。

考试结束,淘汰率几达一半,落第者有继续接受普通学补习,等候编人以后各期者;有被分配当地之西北干训团受训者;或转人其他军事短期训练班队者;更有志愿退学自谋出路不知去向者(有谓少数去陕北延安入抗大)。

我们这批幸运被甄别试及格者,又复奉校方命令,行军回程西安与亦经甄别考试及格之凤翔入伍生第 3 团同学,合并编为第 18 期 22 总队,进驻西安南郊曲江池附近各营房,接受为期整整一年半之军官生教育,直至 1944年6月1日毕业,分发各战区野战部队参加末期之对日作战。

这篇文章亦载于《王曲文献》。

熊向晖说,事实上,甄别事件是有这回事,那是 1941年,并不是白崇禧干的,在国民党官场上,白崇禧不会这样干,也不管这种事,下面有的考核,那是要钱的。

熊 1998 年曾与担任过白崇禧侍从副官的谢和赓核对过此事,结果他们的回忆都对得上。而张新写的那些东西,有很多是不真实不确切的。所以,熊向晖认为,对有的材料要分析,要鉴别,要判断可能不可能。

白崇禧在胡宗南那里那么讲,可能吗?他总要有点风度啊!

张新在《我所知道的胡宗南》一文中,还讲到一件事。张新说他曾因反对周士冕险遭枪毙。

据张新回忆:胡宗南升任第1 师师长后,驻军安庆,正与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作战,“那时,我的顶头上司独立旅团长周士冕,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搞得官兵满腹怨气,人言啧啧。

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命令原地坐下,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

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猛不防我站了起来回答:‘有!”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

我激于一时气愤,便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士冕怒火冲天,骂一声‘混蛋!’

我也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所有营、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不由得喊‘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见事不妙,盛怒之下,悻悻而去。”

由于是部属公然殴打上司,此事无疑是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于是,张新差一点被胡宗南枪毙,后经副师长彭进之、旅长丁德隆等一班将领(包括周士冕)力保,胡才网开一面,在禁闭 40 天后,加恩开释。

因此事是张新本人亲历,又刊载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专辑》上,其权威性很难置疑,故这一资料流传颇广,引用颇多。

但是,熊向晖说,张新说周士冕,未可信之。因为,蒋介石曾批评胡宗南,用人守成有余,开拓不足。

其实,胡宗南也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胡宗南有一次与我谈到新疆问题,问我,新疆谁去好。

我说,周士冕。胡宗南说:“周士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也!君子人也!”

就是说他是个君子,可以给他当县长,可以给他托孤,周士冕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张新说的那种人。

周士冕,江西永新人,出生于1903 年,原名土城,号民铎、功九,黄埔 1 期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历任连、营、团党代表、师政治部主任,后任旅参谋长、团长、副旅长、师政工处长、旅长、副师长。

1937 年以后,先任第 49 师师长、军委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战干第 4 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1939年6月,任第27军副军长,1942年6月任第36 军副军长,1943 年 6 月任第 91 军军长,9 月转任第 27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联勤总部第七 补给区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治部主任等职;1950 年 4 月 1 日在西昌战役中被俘,1953 年 12 月 25日在江西永新被枪决,终年50岁。

台湾有史料称周死于西昌战役,此事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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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蒋纬国初到第1军

1941年3月8日,何应钦来到西安,布置撤销第7十战区事宜,第十战区裁撤后,自黄河以西、秦岭以北,统统归入第八战区管辖,其长官部设在兰州,司令长官为朱绍良。

胡宗南统率的第34 集团军所所属第 1 军、第 16 军、第 57 军、第 76 军、第 90 军等部队,也悉数转隶第八战区。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区机构一共做过三次调整,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调整是在 1938年底,武汉会战之后,重新划分各战区所辖地境。

第二次是在皖南事变之后进行的调整;同时裁撤的还有天水行营、桂林行营,天水行营撤销后,成立了军令部西安办公厅。

第三次调整是在 1945 年 1月,陕西被划归第一战区管辖。

随同何应钦一起来的,还有蒋纬国。他们来到西安后,胡宗南陪同他们游览了南五台,到华县检阅了第1师。然后,何应钦从华阴去洛阳,到第一战区去了,蒋纬国就留在西安,准备去第 1 师服役。

其实,蒋纬国去第 1 师服役的问题,此前已有安排,早在 2 月份,胡宗南在东仓门1 号他的办公室,把熊向晖找去,给他看蒋委员长侍从室来的亲启电,一共是三件。

第一件,是蒋介石的 1 份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少尉排长。蒋中正,民国三十年二月,于重庆。”

这是蒋介石的手令,是让蒋纬国他的二儿子,到第1军第 1 师当少尉排长。

第二件,是蒋纬国的简历。“蒋纬国,浙江奉化人,民国五年十月六日生,苏州东吴大学学习4年,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肄业,美国指参学院学习。”简历就这么多,很简单。

第三件,是蒋纬国的 1 张半身 4 寸相片、穿军装,没有戴帽子,戴少尉领章。

看着照片,胡宗南对熊向晖说:你看,多像,活脱脱的一个委座!

从长相看,纬国确实像蒋先生,长脸。

黄埔军校创建之时,当时孙中山先生身边有三位重要的助手:蒋介石、戴季陶及金诵盘,金诵盘是吴江黎里人。蒋介石当是黄埔军校校长,戴季陶是军校政治部主任,金诵盘是任该校卫生处处长,兼广州军医补习所教务长,授予中将军阶,而且,他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

有一次小聚时,大家心情不错。戴季陶就提出:“我与介石、诵盘三人跟随先生多年,情如手足,我们共有四个儿子,不妨让他们正式结为异姓兄弟吧,恳请先生给他们起名排序………”。

孙先生十分高兴,一口答应了下来。过了几天,他再让三人去府上,将一张写有“经天纬地,安邦定国”的纸拿了出来,说道:“名字想好了,就叫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金定国”

“经纬安定”,除了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金定国是金诵盘的儿子。

早期,蒋介石对纬国视同己出,一直到蒋纬国晚年,他写了一篇《千山之旅》,第一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但是,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记者约翰·根舍就在所著《亚洲内幕》—书中说: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其实并非为蒋将军所生。据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现正被蒋介石将军派往德国柏林学习军事的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一位元老戴先生所生,后因某种原因被戴过继给蒋介石。”这是第一次披露了蒋纬国的身世。

而熊向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 1940 年白崇禧来的时候,他的秘书谢和赓告诉他的。

纬国是戴传贤在东京流亡时,与一个日本女人所生,不是蒋亲生的。戴传贤回国,这个日本女人带着纬国到上海找戴,戴的老婆很凶,是有名的河东狮,戴不敢把纬国接回家,就交给蒋介石抚养。

蒋交给他第二个老婆姚冶诚抚养,姚在苏州住,由吴忠信照顾,这中间,蒋纬国到广州住过,但长期在苏州住。

关于蒋纬国的身世,是是非非的说法很多。在熊向晖当年看来,纬国既像蒋,也像戴,用戴传贤的话说,是半边脸像蒋,半边脸像戴。

熊向晖相信,胡宗南也知道这件事,只是他不便说而已。

蒋纬国虽然生长在中国第一家庭,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时,学生闹事,当时蒋纬国正在苏州念书,也参加了学生运动。

看完了蒋介石的手令等三个亲启件,胡宗南习惯性地问熊向晖:你看怎么样?这是要熊出个主意。

熊说:委座把他的儿子派到胡先生的部队,这可是荣誉啊!全国那么多部队,他不派,只派他到胡先生的部队,说明委座对胡先生的极大信任。

熊接着说:委座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下手令,委派他的儿子,做一个少尉排长,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按他的简历,做一个少校也可以,只做一个少尉,这了不起。尤其是派在河防第一线,委座不简单!这一点,最崇高!不过,这一点,现在不好宣传,不然日本人知道了,怎么办?

熊提出:虽然如此,安全还是值得考虑。据我所知,第 1 师 3 个团,正在轮流守潼关。1 个团守半年,然后被替换下来休整。在城里只有 1 个营,3 个营轮流在潼关城中驻防。

熊的意见是:最好是把纬国送到一个轮岗刚结束的团,一下子不至于到第一线。另外,他当排长,现在的排,都是新兵多,必须要安排好。

熊问胡——是不是叫第 1 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陈鞠旅和参谋长到西安来,胡先生亲自交代?

胡说:那不好,你去。你去传达蒋纬国到第 1 师任少尉排长的命令,与他们商量,由他们提出来,不要说是我叫你办的,不要让人说是我说的,那太没有分寸了。不然,别人说我弄虚作假。

胡的特点,就是这样。许多时候,他并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让别人自己提出来。

接着,熊就到了潼关。当时,潼关地方很大,第 1 师的师部就设在五虎峰,很安全。

熊先到了第 1 师师部,与师长李正先讲了蒋纬国的情况,师长马上挑选了第 1 师第 3 团第 2营第 5 连的一个排,营、连长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

第 5 连的连部设在潼关华阴的一所小学校里,环境很美,离潼关只有一二十里路。这个排的兵也都换成了老兵,连部也与这一排住在一起。

那个时候,只有连长才能有勤务兵,按例排长是没有的,但蒋纬国的这个排长,是全国“第一排”,身份不同,经过与连长商量,由连里替他配了一个勤务兵,专门照顾他。

这些,都是由他们师长提出这些意见的,熊要认可,对纬国的照顾,也仅此而已。其他方面,就不能照顾了,比如吃饭问题,只能是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以免别人有意见。

一切办好后,熊返回西安向胡宗南报告,胡很满意。胡说:蒋纬国来了之后,由你来陪同。

当时,西安驻军的军服很整齐,熊向晖到车站去迎接蒋纬国,就是穿上尉军服去的。

3 月 8 日这天,何应钦、蒋纬国一同来到西安,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朱绍良、孙连仲。

朱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孙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自到车站迎接。

何应钦一行一到火车站,何应钦就介绍纬国认识胡宗南,胡对蒋纬国说:由熊副官陪你。

在德国学过军事的蒋纬国完全是德国军人的一套做派,他一见熊是上尉,他是少尉,马上立即立正敬礼。

胡宗南陪同何应钦开车走了,熊陪蒋纬国上车时,蒋纬国主动给熊开车门,因为熊是“长官”,车门的右边为大,纬国先到右边替熊关好车门后,这才绕到左边上车,作风很是严谨。

随后,何应钦、朱绍良、孙连仲等人,被安排到青龙岭招待所住宿,蒋纬国被安排住在东仓门1号。

到了东仓门 1号,熊叫来勤务兵,说:安排一下,让蒋少尉休息一下,然后再吃午饭。

勤务兵立即跑去安排,蒋纬国立即对勤务兵说:回来!

勤务兵跑回来了。

蒋纬国说:熊副官的话,为什么不复述一遍?

于是,勤务兵赶忙复述说:让蒋少尉休息一下,然后吃午饭!

蒋纬国说:这就对了。这才让勤务兵走了。

在与纬国谈话的过程中,熊一站起来,他也马上站起来,熊转到哪儿,他也跟到哪儿,熊的脸朝哪儿,他的脸始终对着熊,很是规矩。

吃了饭,熊说,休息一下。纬国问:下午是不是到街上转一转?

熊说,可以!

熊向晖发现,跟纬国一起,穿着军服太拘束。于是,下午他们就换上便服,就不需要这样规矩了。

陪纬国上街后,一路上,纬国凡看到戴领章的少尉以上的军人,他都要敬礼。

看到穿军装不戴领章的,他就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戴领章啊?

熊只好说:西安嘛!

何应钦走后,胡宗南委派熊向晖送蒋纬国到第 1 师报到,事先也打过电话,进行了安排。

熊带着蒋纬国,坐火车到华阴下车,再到五虎嶂第 1 师师部,见到第 1 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陈鞠旅,蒋纬国仍然很规矩地敬礼,熊不叫坐,蒋纬国不敢坐。

在师部吃过午饭,要到团里去,师长没有送,由师参谋长陪着熊,送纬国到第 3 团团部。

团长姓李,黄埔 6 期或 7 期毕业的,熊向晖觉得他没有必要进团部了,就在外面等着,让纬国自己进去。

没有想到,纬国一进去,就出来了。熊问:怎么回事啊?

纬国说:那是团长啊?

熊说:就是团长啊!

纬国说:那麻子也能当团长?

熊说:在德国,残疾人不能当团长,可这是中国,情况不一样啊!在中国,都是委员长领导的部队,缺胳膊少腿的,有的是!

在第 1 师,这个团长作战勇敢,怎么不能当团长?

蒋纬国听熊这样一说,回头又进去了。

熊在华阴住了两天,对团长、营长、连长,熊都分别做了交代。连长也是黄埔军校毕业,12期的。

熊向晖接待蒋纬国的这段经过,蒋纬国曾经在《回忆我和胡宗南将军的一些往事》的文章中提到。

他的这篇文章是 1997 年写的。蒋纬国在文章中说:我初到西北向胡将军报到后,在分发部队之前,胡将军先派熊副官彙荃(向晖)陪伴我去参观他们的军械库。

蒋纬国的这篇文章,登在台湾《传记文学》第 66 期。

回到西安,熊向胡宗南建议,应该隔一段时间,让蒋纬国来西安一趟,既是改善一下生活,也是让他放松放松,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情况。

所以,后来胡宗南办将校班,破例把蒋纬国也调了过来。

过了不久,第 1 师就有报告来了,潼关那个地方的民俗,是阴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老百姓都要去赶集,属于比较热闹的场合。

如果遇上休息日,当地驻军也有不少士兵去赶集,蒋纬国带着勤务兵,也去集上转转。每次去,蒋纬国都要叫他的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一路上,凡是看到比他军阶低而不向他敬礼的,就上去把他的帽子摘了,装到勤务兵的筐子里,然后说: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 3 团第2 营第 5 连连部拿帽子。

这一摘,就是几十顶帽子,士兵没有帽子是不行的,回头这些士兵来拿帽子,蒋纬国先让他的那个勤务兵教他们练习敬礼,由勤务兵喊:立正!敬礼!礼毕!然后,再练行进中的敬礼。再练立正、稍息,这一套弄下来,差不多要半天时间。

最后,蒋纬国问他们:“知道了吗?”都说知道了,这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

那时,前线部队有不戴帽子,也有不戴领章的,经过蒋纬国这么一抓,不戴帽子和不戴领章的现象,就很少了。

看起来,蒋纬国这样做,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熊向晖说,蒋纬国军事上是那一套,生活上,还是很幽默、很风趣的。他的武装带、皮鞋,让那个勤务兵擦得倍儿亮,还经常与这个勤务兵开玩笑。

有人说,蒋纬国是跟蒋经国一起在 1942 年跟张治中到西安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还有人说,蒋纬国在德国时,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女孩子,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的女儿,当时蒋纬国与她有一段交往的历史,不过,后来她嫁给一个科学家。

熊向晖认为,这很难说,都是中国来的年轻人,又都是名门之后,见了面,自然亲切一些。

不论如何,蒋介石把蒋纬国放在潼关,放在抗战第一线,也是一个姿态,表示他对抗战的坚定态度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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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去洛阳面见卫立煌

1939年1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地河南洛阳,其麾下第14 军军长陈铁,是黄埔一期生,大概在1940 年底到 1941 年初,来到西安,胡宗南与他住到青龙岭,两个人密谈了 3 天。

陈铁讲,从1937年山西的忻口战役以后,共产党就开会拉拢卫立煌,卫立煌给共产党子弹、弹药,照顾共产党,卫还到延安访问过。

他说,卫曾经与陈铁讲,“必要时,我们联合共产党,对付蒋介石”。

这些情况,在赵荣声所著《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都有记载,这是他对卫立煌先生从一个剿共将领转变成一位抗战名将的回忆。

赵荣声是中共党员,1938年初,应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邀请,经中共党组织同意并派遣,到卫立煌先生身边任秘书,帮助他进行与八路军合作抗战政治工作。

胡宗南听了陈铁的这一番话,自己马上拟电报,报蒋介石,说“心所谓危,不敢不报”。意思是,我心里感觉危险,不敢不报,卫立煌私通共产党,是不得了的大事。

蒋介石的复电,熊向晖看到了。蒋的电报,大概三个意思:

第一、“吾弟公忠体国,殊堪嘉慰。”

第二、“陈铁所言,绝不可信。”

卫立煌起初跟着孙中山,当卫队团长;后来北伐,特别是剿共的时候,徐向前的根据地是安徽金寨县。蒋介石规定,谁拿到金寨县,就用他的名字命名。

结果,卫立煌第一个拿下金寨县,金寨县就被改成“立煌县”。其实,金寨县本来是胡宗南的部队先占的,后来被卫立煌的部队抢了先。

蒋说,忻口以后的事情,他都知道。卫立煌到延安去,都报告过他,陈铁所言,绝不可信;

第三、卫连年征战,和常卫军相似。现在,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袁守谦已经离职了,“望吾弟推荐—老成持重之人”(如陶峙岳,但不要黄埔的),直接报告蒋,由中央任命;然后携干员赴任,协助卫长官进行政训工作。

熊向晖说,蒋介石的这份电报相当厉害,既在表面上维护了手下高级将领的威信,但也在事实上采信了胡宗南的密告。

卫立煌主张联共,蒋介石不是不晓得。问题是,卫立煌联共联到什么程度,蒋介石不是很清楚,但蒋介石分析,卫立煌公开投共的可能性不大。

蒋是老江湖了,手下人为了邀功请赏,在密告上司时,不免常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不排除陈铁也有这样的动机。

但是,卫立煌确有联共的倾向,故蒋也不能不防。所以,蒋的这份电报,把这几个方面都讲到了。

关于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人选,蒋为什么不派黄埔学生,而是要派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呢?因为派黄埔学生去,监视的成分就太明显了,反而容易与卫形成对立。

而陶崎岳这样的人,属于湘军系统,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卫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蒋让陶带干员赴任。所谓“干员”,就是指特务。

后来,陶去赴任后,不怎么问事,但陶带去的卞志恭,积极开展特务活动,对卫进行严密监视,中共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就是遭到卞志恭拉拢,最后叛变投敌。

何应钦是策划皖南事变的幕后黑手,他3月份到西安,有没有策划进攻边区?

熊向晖说,主要是对调整战区机构作了布置,也看了河防部队解了陕北封锁线的情况,但是没有去看封锁线,也没有布置打陕北的事情。

4 月份,何应钦再次来到西安,10 日,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会商对河防、对陕北的防务;一是防日本,一是防中共,也没有布置打陕北的事情。这些情况,熊都通过王石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皖南事变之后,国内的反共空气一度甚嚣尘上,许多国民党顽固派也都策划一举拿下陕北,但始终没有打起来。在国内,百姓不希望这个时候国共内战,让日本人渔利。另外,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包括胡宗南,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打。

国际上,苏联方面马上向国民党政府询问“新四军事件”的真相,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派私人代表、美国总统府行政主任居里访华。

蒋介石当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声称处置新四军完全为整饬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蒋这是向苏联保证:新四军事件不会扩大成为国共内战。

1941 年 2 月 7日,美国白宫行政主任居里抵达重庆,当天下午便谒蒋,面交罗斯福总统盼国共合作函。

2 月 10 日,蒋接见居里,告以抗战目的第一为抵抗日寇,求取最后胜利;第二为阻止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这也是向美国政府承诺,新四军事件不会扩大为国共内战。

2 月 26 日,蒋与居里话别,提出向美国购买飞机及补充器材办法的备忘录。27 日,居里离开重庆返美,并向蒋介石转达美国政府的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苏联、美国反对国共内战的态度,胡宗南在西安也了解。所以,蒋介石、胡宗南都不敢扩大内战。

因此,1941 年 3、4 月以后,局势就相对缓和下来了。

就在这时,5 月7日,日军集中 6 个师团又 2 个独立混成旅共 10 余万兵力,在日航空兵的支援下,分东、北、西三方面,向中条山进犯,史称“晋南战役”,也称“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它与太行、吕梁、太岳互为犄角,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驻守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军归之于第一战区指挥。

但是,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借故请假,逗留峨嵋山未归。

日军开始进攻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各部仓促应变,到5月下旬,中条山各山隘据点及其以南的各黄河渡口,都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方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

这时,蒋介石、胡宗南都感到,抗战形势非常危险,必须缓和与中共的紧张关系,蒋介石曾经通过周恩来,要求华北八路军配合中条山区的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

周恩来跟他们说,配合作战“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但是,你们也需要停止反共。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部队向边区进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所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曾指出:“中日民族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

1941 年 5 月 26 日,也就是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这就是《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采取必要的办法,严格督促所属各地党组织坚持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坚决执行党关于隐蔽、撤退干部的一系列指示,认真的、敏捷的把党的骨干力量撤退和隐蔽起来。

从时间上看,中共中央发出“五二六指示”的时候,正是王石坚开始从延安到西安长住的时候,这表明党对秘密战线的工作方针有了重大转变,通过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看出了国民党的反共本质,国共合作出现分歧。

据《胡宗南上将年谱》载:“(1941 年)6 月 2 日,为调回 27 军军长范汉杰事,(胡宗南)亲赴洛阳见卫长官,6日4时相见於金谷园”。

1941 年 6 月 2 日一早,在下马陵董子祠,胡宗南起来后,6 时半左右与熊向晖一起吃早饭。

饭后,胡就在院子里踱着步转圈子。这时,长途电话响了,勤务兵接进电话,说洛阳卫长官来电话,找胡总司令听电话。

胡宗南听说是卫立煌的电话,从院子里返回屋里,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帘边,掀开门帘正准备进去的时候,又站住了,他对熊向晖说,你去接。

意思就是让熊去接这个电话,问他什么事?熊掀起胡宗南办公室的门帘,进去听电话,胡就站在门帘边上等着。

熊拿起电话,叫长途台把洛阳卫长官的电话接过来,电话台班长是一个少校军官,也姓卫。

卫班长对熊说:这是卫长官的电话,找胡总司令的。

熊说,老卫啊,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啊?我叫你接过来,你就接过来。

卫班长说:噢!是熊副官,我马上接过来。

只听卫班长喊:“洛阳,洛阳!”电话接过来了。熊说:是卫长官吗?

卫说:宗南兄!

熊说:报告长官,不是,我是熊彙荃。

卫说:我请胡总司令听电话。

熊说:胡先生一早骑马出去了。

卫问:是什么事啊?

熊说: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回来,马上就给卫长官打电话。

卫说:胡总司令骑马出去,为什么你不陪着啊?

熊说:报告长官,这几天,战干 4 团有个班要毕业,还有一个新的班要入学,胡总司令叫我起草稿子,我这两天正忙这个事。

卫说:那他这两天不离开西安了?

熊说:不离开。

卫说:那好,不等了,你报告,请胡总司令 3 天之内不要离开西安,我明天就到西安。

熊问:长官到西安来,坐什么交通工具?

卫说:专列。

熊问:什么时间发车?

卫说:明天上午,具体时间明天通知你。

熊问:多少人?我好准备行辕。

卫说:郭参谋长,还有几个人,还有一班卫兵。

熊说:是,胡先生回来,我马上报告,为长官准备行辕。

胡就站在旁边,那电话很清楚的,对话他都听得到。然后,胡就在会客厅里不停地踱步。

卫立煌字俊如,胡一边踱步,一边反复念叨:“卫俊如要到西安来,其意何居啊?其意何居啊?”

熊知道,胡并不是在问他,而是自己在思考。

踱了半天步,胡忽然说,行了,我知道了,“卫俊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是来向我借兵的”。

熊说:这个不至于吧!他是第一战区,咱们是第八战区。第一战区有第一战区的部队,他即使要借兵,也要通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啊,不应该直接找我们借。

胡说:你不懂。他一到西安来,同我见面,然后就在西安发电报。如果我同意,正如他所愿了。如果我不同意,他就会说我不同意。这样,中条山不能收回,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这样,我们马上发报,就说我明天就去洛阳,不能让他来。你马上到陇海铁路局军运司令部找张司令,就说我这个专列,今天下午 5 点发车,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不是明天来吗?我今天就走。

熊说,那要闯关啊!

当时,潼关风陵渡一带有 5 公里长的铁路线,是沿着黄河走的,与日军隔河相望。只要一有火车通过,日军就从隔河打炮过来。

火车要通过时,一般都选择在夜间,高速通过,谓之“闯关”。

胡说,卫立煌敢来,我就不敢去吗?

于是,熊找到陇海铁路局军运司令部张司令,跟他讲好,下午 5 时发车,要闯关,挂一辆铁甲车,闯关时坐铁甲车,准备两个车头,一个车头在前,一个车头在后,这样马力大,跑得快,煤也要用好煤,陕西铜川是产煤的。

这期间,胡宗南同参谋长他们还开了会,2 日下午 5 时,专车开动后,才通知卫立煌,意思是我胡宗南去了,你就不用来了。

从西安到华阴,120公里,火车要走好几个钟头。到了华阴后,停下来,准备半夜闯关。

熊告诉胡,已经预备了铁甲车,要他上铁甲车。胡不干,熊说:这件事可不由得你啊,为了安全,你必须坐到铁甲车上去。

他说:那么凑巧啊?

熊说:那不管,出来了,你得听我的。闯过了关,你再回来嘛,这是为了保险。真要是打到铁甲车,也没有办法。

不过,他们闯关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成功了。

第二天上午 8时,胡宗南一行抵达洛阳,熊在车上看到,洛阳车站上有欢迎队伍,大概 100 多人,前面有军乐队,还有一些第一战区长官部上校以上的将、校级军官。

卫立煌没有站在欢迎队伍里,而是背着手,在后面踱步,车在军乐队的前面停了下来。

熊告诉胡,卫长官也来了。

胡宗南一下车,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中将上前敬礼,请胡检阅军官欢迎队伍。

郭寄峤在旁边——介绍他们与胡宗南见面,都是上校、少将、中将,卫立煌站在队伍末尾。

胡向卫立煌敬个礼,说,长官亲自来车站,我可不敢当啊。

卫答得也很妙,他说,我想早一点见到你。

说得很亲切,也不失身份。卫是上将,胡是中将,所以胡有“不敢当”一说。

卫对熊说,我跟胡总司令同车,让熊跟他的上校主任秘书陈元同车。

第一战区长官部当时设在洛阳西工,过去就是很大的一座兵营,也是吴佩孚当年练兵之所。

从车站到西工的一段路上,陈元和熊聊起来,熊知道陈元这个人,他也是清华大学毕业。“一二九”运动时,清华一共开除了 4 个人,陈元就是其中之一。

双方见面,互道寒暄,陈元说,你是清华的,久仰你啊!熊说,我也久仰你啊!

胡宗南与卫立煌的会谈场所,设在西工金谷园,这是一个四合院,吃过饭,就开会,胡宗南带了几个高参,熊也参加了。

在会议室里,挂了大地图,郭寄峤指着地图,讲现在第一战区还剩多少兵,日本人怎么布置的。他说现在第一战区危险了,要向胡宗南借 3 个军的兵力。

郭寄峤介绍完后,胡宗南说,我明白了,第一战区确实危险。然后,他让带来的人,把第 34 集团军的防守态势介绍一下:

关中的东边是河防,是日本军队;北边是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日本人的兵力部署、共产党的兵力部署等,目前洛阳十分危急,而西安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说,我马上写电报,建议委员长请卫长官到西安指挥,我到洛阳来,兵不动,我带几个参谋来;卫长官要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兵也不动,我与洛阳共存亡。

卫立煌无言以对,胡宗南一个兵也没有借给他,就回西安了。

在回去的车上,胡宗南很得意。他说,你看,一番话,就把局面改观了。如果让卫到西安,结果就不同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胡宗南这个人不简单,心机很深。熊还告诉胡,卫立煌的主任秘书陈元是清华的,他跟我讲,要求投靠胡先生,他认为卫没有前途。

胡说,让他来吧。后来,陈元到了西安,胡宗南派他当劳动营的主任上校秘书。再后来,陈元在中央训练团受训,让熊向晖把他介绍给蒋经国,成为蒋经国的人,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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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36:07 | 显示全部楼层
(19)和阎锡山会晤于克难坡

山西中条山战役之后,第一战区的国民党部队,包括胡宗南派去的第 27 军,都溃退下来了,日军一下子逼近黄河各渡口,加重了胡宗南麾下河防部队的正面压力。

山西和陕西两省交际间的河防一直由胡宗南部所负责。为巩固黄河河防,胡便在黄河西岸也部署了一个前进基地。

这个地方就是现山西河津市黄河岸边的龙门山,虽然不大,但是对于胡宗南来说非常重要,是立足山西的一个据点,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此地背靠黄河岸边禹门口渡口,以渡口前的龙门山为地利优势,由第16军预备1师第2团(附补充团第3营及迫击炮第3连,炮23团第1营第3连,第16军炮兵2连)为守备队,团长夏姚邨为守备司令。

10月26日夜,日军第37师团第225联队开始向龙门山一带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大规模夜袭。

首先发起夜袭的是第3大队,前半夜的偷袭还算顺利,参加突袭的日军顺利攻入龙门山上各处阵地。但由于守军抵抗相当顽强,经过3个多小时夜战后,仅仅能勉强占据阵地一角,无力扩张战果。而天亮后,各处阵地的争夺更为激烈,日军后续部队陆续加入,龙门山方面的情况急转直下。

为了增强自身攻坚能力,这次日军在步兵第225联队背后还专门配属了野战重炮第六联队和该师团的山炮部队。

虽然,国民党军禹门口阵地也驻有一定炮兵,但实力完全无法与日军参战炮兵相抗衡,炮23团第1营第3连仅2门炮,而其中一门野炮在27日一天打了三十余发炮弹后便弹药告罄,28日凌晨,不得不开始向黄河岸边撤退,试图船运过河。

但在撤退过程中遭遇日军,虽然奋勇杀敌,但炮兵官兵武器战力不足,炮车长崔玉堂,传达兵甄有才均被敌击中头部当场阵亡,一等兵刘和桥胸部受伤,该炮被日军夺去。

28日白天,国民党守军战况更为不利,龙门山各处阵地经过昨日激战后均被日军占领,守军不停的向黄河岸边溃退,预备一师师长兼任当地河防司令谢辅三下令,河东禹门口除伤员外,一律不准西渡。

而河东禹门口守备司令,第2团团长夏姚邨督战时受伤,更令守军士气大减,10月30日夜,日军以两支突击队为先锋,攻占了黄河岸边最后的阵地东禹王庙。最后,该团副团长任忠率余部200余人退到禹门口北端仓库中死守。

11月1日,黄河以东的龙门山各处阵地已经完全失守,仅剩岸边的禹门口北端仓库。

这个仓库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实际是个位于悬崖下的大洞窟,国军官兵在坚守时,将洞窟出口堵死,仅留下机枪口这成了一个坚固而且不怕炮火的碉堡。

而且,通向仓库只能从河滩上过,河滩上视野宽阔、道路狭窄,一路上无任何障碍物。日军不仅要面对来自仓库的火力直射,还要遭遇黄河西岸国军河防部队的侧翼火力覆盖。

从11月1日夜到11月4日,日军先后组织起4支突击队试图攻击这个仓库,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11月5日,日军改变了激进的攻击策略,开始以工兵第37联队为主进行基础 的土工作业,打算将原本攻击路上的不利地势改变。

这次土工作业在日军战史中被称之为“沙袋堆积作战法”。这个办法就是在原本狭窄的攻击路上向黄河西岸一侧用沙袋堆积成一层墙,这样就能隔绝黄河西岸国军河防部队的侧射火力,而正面也一点点土工作业,逐步靠近仓库,守军危在旦夕。

胡宗南感到很紧张,一方面东龙门山丢掉后,胡宗南在山西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另一方面,还担心日军乘胜由韩城渡河,向关中进犯。

于是,他迅速调整部署,调预第 3 师接替河防,第90 军向韩城龙门渡口的后方集义镇附近集结,派陶峙岳出任河防总指挥,全力巩固河防工事。

此时,因地势和敌情因素,这个时候想从西岸再向东岸增兵支援已经不可能,但是胡宗南仍然准备派出其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61师东渡黄河增援禹门口,从其以北的小船窝,渡口过黄河,从侧翼攻击禹门口周边日军。

但是,这个渡口属于第二战区阎锡山的控制区,负责这一行动的第90军军长李文向胡宗南报告,他的部队想要渡河时,却被驻守在渡口附近的阎部阻拦,接洽中,阎军称奉阎锡山命令,以不准越过战区地境作战为由,拒绝第61师过河,接到报告的胡宗南,心中是何等气恼。

东禹门口 的孤军在副团长任忠率领下苦守北面仓库近十天,弹尽粮绝。最终11月10日凌晨,任忠下令将所携武器投入黄河。然后举枪自尽,英勇殉国,时年30岁,余下官兵或跳黄河或走出仓库被俘,于是,日军终于完全占领了东禹门口这一重要据点。

11 月 13日晚,胡宗南召集河防总指挥陶峙岳、河防总指挥部参谋长曾克毅、第34 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盛文、参谋处长李汝和等人开会,研究部署河防事宜,限一个月内完成河防工事及战斗准备,他还下令,将丢失东龙门山的预备第1师2团团长夏姚村枪毙示众。

胡宗南到韩城视察时,熊向晖随行。与山西河津的东龙门山隔河相望,在陕西韩城这边,还有一个西龙门山。

站在西龙门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黄河对岸的东龙门山,看得很清楚,它的失守,是胡宗南的一大耻辱,也是胡宗南的一块心病,从这以后,,他始终想着要收复河东失地。

所以,从 1941 年夏天的中条山战役到珍珠港事件发生,胡宗南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东御日寇”上面,在反共方面着墨不多。

当然,胡宗南在考虑收复河东失地的同时,也要考虑延安会不会趁机南下,趁火打劫?所以,他请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陈宏谟等人,在延安那里,了解情况。

据《毛泽东年谱》载:1941年 11 月 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陈宏谟应邀出席,并与毛泽东见面。陈宏谟利用这个机会,向毛泽东保证,国民党部队不会向边区进攻,也要求边区部队不要进攻国民党的部队。

毛泽东当场答复:“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在得到延安的确切消息和保证之后,胡宗南即着手准备收复河东失地,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提出来,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商量,因为,第十战区撤销之后,胡宗南的部队归朱绍良指挥。

10月,胡宗南在王曲办了一个将校训练班,轮训团长以上的军官,每期 15 天,第一期 25日开学,11月7日结业。第二期11月17日开学,12月 1日结业。每期学员结业,胡宗南都请朱绍良从兰州到西安来主持。

12月 2日,朱绍良主持第 2 期将校班结业典礼之后,返回兰州时,胡宗南亲自送至咸阳原上。在路上,胡宗南向朱绍良谈了部队的一些情况,也谈了他想收复河东失地的想法。

朱绍良听后,对胡宗南谈七点意见,其中第六点意见是:山西情况不知如何?因此不宜派兵过河;一过河而败,敌人随之过河,关中坐败矣。且过河不能消灭敌人,亦不能拔一据点也。

最后一点,朱告诫胡:异党南下之时机,在河防失败以后,不失败不致南下,现时收复囊形地带,亦殊不当。

所以,朱绍良并不赞成胡宗南过河收复失地的想法。

胡宗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复河东失地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胡宗南对东龙门山这个据点看得很重,因为山西属于华北,他占领了河津这个据点,就说明他有部队在华北,这是他将来据有山西、进军华北的跳板。

另一方面,胡宗南专门收听外电的小组从外电中收听到:11 月 23 日日美谈判破裂,胡宗南据此判断,日、美不久就要打仗了,胡宗南想趁这个机会,过河收复失地。等到日、美一旦开战,日军就没有精力反扑了。

不过,胡宗南始终有一个忧虑:他过河的时候,共产党会不会南下?毛泽东虽然做了保证,胡宗南还是不放心。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向共产党先开了枪,造成国共两党之间信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因此,胡宗南才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与朱绍良商量。

胡宗南听了朱绍良的意见,虽然没有了马上过河的意思,但并没有彻底打消他的想法。

在《胡宗南上将年谱》第 112 页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奉命赴山西克难坡,见阎长官传达中央意旨。(1942 年)元月 15 日,公经合阳至韩城查看西禹门工事,17日奉委员长电话谕:‘阎长官要你过河,你可去也!如日寇压迫二战区,我可多派部队过河。’”

珍珠港事件发生,日、美开战,中国成为同盟国的成员之一,中国的抗战形势迅速发生重大转机。

这个时候,胡宗南又动起了过河的念头,想到山西,去见阎锡山,这个时候,他有个判断: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能不能赢得战后反共的胜利?

要想取得战后反共的胜利,就必须拿下山西、攻打华北。因为,八路军的主力,不在陕北,而是在山西和华北。

不过胡要这样子做,必须要取得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同意,最好的办法,是把阎锡山调出来,让阎到陕西来住,给胡宗南的部队让路。

于是,胡宗南先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蒋同意了,但蒋要胡直接打电报给阎锡山讲,表示胡要到山西与阎商谈有关问题,借口山西不安全,让阎把二战区长官部搬到陕西来,目的是把阎控制起来。

当时,阎的战区长官部与省政府机关,均设在山西吉县克难坡,这里靠近黄河壶口,与陕西宜川秋林针接壤。抗战初期,太原与临汾相继失陷后,阎锡山曾带着战区长官部及少数政府机关,到秋林镇避难一段时间。形势缓和后,阎锡山立即搬回山西。

曾经,胡宗南提议把秋林划归山西,作为阎的战区长官部,但阎没有同意。

为了安排胡、阎会见,胡宗南要熊向晖找阎的西安办事处主任、中将黄如初商量。黄请示了阎锡山,阎锡山同意胡到山西克难坡见面。

克难坡在一个很偏僻的山头上,阎锡山为什么要选克难坡作他的首脑机关呢?原来是因为他的迷信。

阎锡山号“百川”。本来,阎的后方补给区,划在陕西洛川,阎认为“洛川”与“落川”谐音,不吉利,正如三国人物凤雏先生庞统死于“落凤坡”一样,阎认为“洛川”对他不好,他要宜川,认为是宜于百川。

所以,他选了与陕西宜川接壤的山西吉县克难坡,做二战区长官部和省政府所在地。

克难坡那个地方,本来叫南村,由于“南村”与“难村”同音,阎锡山又认为不吉利,便改成克难坡。

阎锡山同意胡宗南过河会见后,胡宗南再打电报向蒋报告,《胡宗南年谱》里面讲到胡宗南“奉命赴山西克难坡见阎长官传达中央意旨”,就是指这件事。

1942年1 月 15 日,胡宗南经合阳至韩城查看西龙门山的工事之后,17日接到蒋的电报,19 日下午到达宜川,决定 20 日启程去克难坡。

这次,胡宗南一共带了5 个参谋人员:陶峙岳、许用修、冯龙、李汝和、贾贵英,加上他本人、熊向晖和卫士,一共 8 个人。

他们从秋林经壶口,一过了桥,就是二战区的辖区,熊下了马,先上山接洽,阎锡山派了一个上校带骡马下山来“迎接胡总司令”。

路上,上校问胡宗南一行有几个人?熊答复8个人。又问,有几条枪?熊说,我有一支左轮手枪,另外卫士有两把手枪。

这个上校说,胡总司令到了第二战区了,安全由我们第二战区负责。你们把枪先放在我这儿,由我们保管,回头走时,我们再把枪奉还你们。

他们一起下来后,熊向胡报告,说他们要缴枪。胡说,交!带枪的只有熊和卫士,胡宗南他们都没有带枪。

把枪交上去,同时换乘他们的骡马上山,到了山上,看到一排一排的窑洞,规模很大。

这个所谓“克难坡”,是阎锡山经营两年多的一个据点,依山为窑,多不可计,可容数千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都在那儿。

到达山口,门檐上两个大字:“铁岗”,表示阎锡山的抗战意志和决心,开始的时候,胡宗南等一行人骑骡马上山,但马力不胜,于是又下马步行。

这时,克难坡上数百人在山坡上遥望,王靖国、郭仰汾、孙楚、赵承绶、梁化之等第二战区的高级将领,带着军乐队,都在訾门口迎候胡宗南,然后陪同到招待所。

20 日下午 6时,阎锡山设晚宴招待,胡宗南等一行 7 个人吃饭,卫士没有参加。

胡与阎边吃边谈,胡说,这个地方危险,请阎长官到西安。

阎锡山是个老军阀了,从辛亥革命时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山西他有兵工厂,不但在实践上有自己的一套,而且理论上也有一套,甚至连铁路也是窄轨的,就是不让中央经济影响山西。

熊向晖等人在克难坡,看到很多阎锡山的语录,这都是他统治山西的“紧箍咒”。在胡宗南他们一行人住的这一排窑洞里,岗哨站满了,可谓保卫森严。

阎听胡讲话时,眼睛是闭着的,胡讲完了,阎把眼睛一睁,眼睛突然变得很大、很亮。

阎锡山说,山西是我丢掉的,该由我拿回来。一句话,就把胡宗南顶回去了。

后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载:“阎长官态度从容,言辞谦下,精神旺盛而动作适当”。日记中没有涉及会谈内容,也不便涉及。

21日,胡宗南与梁化之、王之杰等人会见,梁化之是第二战区的政治部主任,与阎锡山是亲戚关系。这个人是搞政治的,胡宗南想做他的工作,想把他拉拢过来。

21 日上午 10 时,阎锡山再约胡宗南谈了 1 个多小时,中午 12 时,胡宗南与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午餐,下午3时开始,俩人谈话 2 小时。

下午 6 时,赵戴文设宴招待胡宗南,出席陪同的有各总司令及梁化之等人。晚 8时,洪炉训练班演剧。

22日早6时,胡宗南离开克难坡,王靖国、孙楚、赵承绶、郭仰汾、楚溪春、梁化之等来到招待所送行。

途中,赵戴文主席以 76 岁高龄,有病之身,亦来送别。胡宗南在日记中写到:“其热烈忠诚与对中央热望之忧,现於颜色,见於行动,真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之感”。

胡宗南行至訾外,与送者握别,这个时候,天还没有明,有马灯前导,他们缓步下山。

至天明,一行人才上马就道,骑马至壶口,壶口的景象,气势磅礴。胡宗南后来在日记中记载:“飞沫如雾,万马奔腾,真伟观也,黄河虽届冬眠,亦在怒吼,吾辈军人,能不兴起!”这是借景抒情,也不能说他就是假的。

22 日上午 10 时,胡宗南到达桑柏午餐,然后乘汽车回到宜川。

阎这个人很会利用各种矛盾,他利用蒋介石、日本、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在矛盾中求生存,很不简单,很会动脑筋。

他有许多理论,核心的哲学叫“中”的哲学,其实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政治上是“八面不靠”,也可以叫“八面都靠”,凭这个打山西,坐山西,维持他的“山西王”地位达 30 余年,确是有一套鬼谷子术。

其实,当时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的力量都比阎锡山大,他能生存下来,靠的就是利用各方之间的矛盾。

1 月 23 日,胡宗南回到韩城,命令第 90 军军长李文乘冬天黄河结冰时,准备1 个师或 2 个师的兵力,准备过河收复失地。

虽然阎锡山不同意让路,但胡宗南还是想过河,26 日,胡宗南在陕西韩城给蒋发电,报告这次山西之行的情况,同时请蒋下令,将二战区调到陕西。

这份电报是熊起草的,题目就是《请第二战区长官部迁入关中》。

电报原文是这样的:

委员长蒋×密:

职於号日赴克难坡,养日西返,留晋两日,得与二战区军政首长会谈,印象殊深。

克难坡距寨子沟军桥三十里,距师家滩前线九十里,距乡宁吉县敌占区不足二百里。童山濯濯,不生草木,环境艰苦,器材缺乏。

对敌只有碉堡,而无坚强之工整;对空仅恃窑洞,更无防毒之设备。若敌人觑隙进攻,则一夕之间,可以到达。倘敌机肆逞轰炸,则我堂堂长官部,顷刻可成齑粉。

阎长官党国重镇,处最前线殊可不必。而赵戴文先生以七十六岁之高龄,年来奔越山岭,已残一膝,至今辛劳终日,备尝艰苦,益令人不胜涕泪之感。

拟恳钧座指令二战区长官部迁入关中,使阎长官支柱西北,屏藩中枢,致力军政,兼筹经济,是诚计之上也;

驻跸於韩城合阳之间,责以收复华北之任,进战退守,皆极从容,次也;移镇宜川,经营山西,免於威胁,徐图长征,又次也。

如局促於晋西一隅,敌伪环伺,疆土日蹙,虽有克难之鸿图,终鲜规复之实力,屈柳长才,诚为国家莫大之损失。

一得之愚,谨以奉献圣明,是否有当,敞乞钧察。

职胡宗南呈。二十六。韩城宥未亲。

这篇电文,留存于《宗南文存》中,如果不了解这篇电文的背景,当然看不出什么,只知道这篇电文的文笔不错。但听熊向晖讲了起草这篇电文的背景,知道胡宗南的本意是要叫阎锡山让出山西,给胡宗南的部队过河让路,才感到这篇电文大有深意,不但用辞造句,都很到位,而且表达的“拟恳钩座指令二战区长官部迁人关中”的意思,层层递进,步步为营,实为军事电文中的佳笔,诚不多见。

尤其是最后一段“如局促於晋西一隅,敌伪环伺,疆土日蹙,虽有克难之鸿图,终鲜规复之实力,屈抑长才,诚为国家莫大之损失”。读到这里,不免让人觉得胡宗南的大义凛然,其谋国之忠,护阎之切,跃然纸上。

本来,这样的电文是很难起草的,关键是胡宗南的意思很难表达到位。熊向晖不但帮胡宗南写出来了,而且表达得十分准确和恰当,足见起草电文的人,既写得用心,更颇见功力。

这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胡宗南为什么处处离不开熊向晖这个机要秘书了。

电报送上去了,蒋可能也转给阎锡山了。不过,阎锡山不为所动,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从胡宗南到山西会见阎锡山这件事,不难看出,胡当时还是想在抗日军事上有所作为,但又害怕为中共所乘;而阎锡山又不肯让路,过河的企图,只能归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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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37:34 | 显示全部楼层
(20)和中共高级将领的几次接触

胡宗南在克难坡住了两天,与阎锡山会谈没有收获,但在与中共代表王世英见面时,被王世英的一句话,打动了心事。

王世英是第18 集团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山西洪洞人,黄埔 四 期生,曾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秘密战线的领导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曾经在山西从事过秘密工作,情况很熟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负责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统战工作。

胡宗南到克难坡与阎锡山见面,虽然是轻车简从,但由于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举措,延安也很注意,并且可能有指示到王世英,让他借机邀请胡宗南访问延安。

延安对胡宗南的政治立场很了解,知道他有拥蒋反共的一面,但也知道他有抗日爱国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所以,胡宗南到克难坡后第二天,王世英就与他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就邀请胡宗南访问延安,胡听了之后,说:“啊!你要我访问延安?”胡哈哈一笑,没有表态。

胡宗南对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的问题,往往一笑置之,不置可否。

第二天,在从克难坡返回陕西宜川的路上,熊与胡宗南聊天,熊故意对胡宗南说,胡先生,你要是访问延安,毛泽东可能要郊迎30里。

胡宗南说,郊迎30 里不可能,很可能是5 里、郊迎5 里!

当年,延安飞机场距市中心就是5 里路,这说明胡宗南的意思是说,毛泽东有可能亲到飞机场迎接他。

胡宗南一行回到西安以后,王世英来电催熊,问胡宗南可能不可能访问延安?

当时,胡宗南过黄河到山西吉县克难坡,是想改善与阎锡山的关系,也想改善与陕北的关系。因为他想过河收复失地,又担心延安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抄他的后路。

如果,这时能到延安访问一下,改善与延安的关系,解除后顾之忧,不失为上策。

因此,熊对王世英说:第一点,胡到第二战区,为的是动员阎让路,防止阎在山西抄他的后路;同时,胡也想改善一下与延安的关系,但你王世英邀请不行的,他不会接受的,必须是毛泽东,或者是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在重庆,也可以由朱德邀请。

第二点,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必须是蒋介石同意才行。

后来,王世英一再来电催,熊说,你别催了。催了,也没用。再后来,熊听说胡宗南曾问计于於达。

於达曾任胡的第1师参谋长,当时,他任蒋介石侍从室第2组组长。

侍2组主管参谋业务,经办作战、情报、人事、交通、后勤业务和军事文件,不但权力很大,而且掌握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核心机密,他是胡宗南安插在蒋身边的重要人物。

於达不同意胡访问延安,说你别去,蒋介石不会同意的,於达了解情况,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提出访问延安,准会碰钉子。

於达这样一说,胡宗南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遭晋绥军误伤,1938年冬天去苏联治病,1941 年底伤愈回国。

根据中央的指示,林彪回国的路线是先从苏联乘飞机到新疆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再到兰州、西安。在这3 个地方,林彪要做一些停留,拜会当地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

林彪是抗战名将,既是黄埔学生,又是毛泽东的爱将,在苏联治病期间,据说还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欣赏,这样一来,他成了黄埔学生中有名的传奇人物。

所以,由他开展统战工作,有许多有利的条件。

当时,重庆对林彪的这次回国很是关注,1941年12月,林彪抵达新疆迪化的时候,蒋介石接到了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电告,他当即通知兰州、西安党政军对林彪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在兰州期间,受到兰州军政头面人物的热情招待,到达西安后,胡宗南本来在前方部队视察,专门赶回来迎候,并与林彪晤谈。

后来,听说延安方面当时也有电报给林彪。

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也记载了这件事,延安当时对林彪的指示是这样说的:

“主席重视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年1、2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主席让他先不要回延安,径直从西安去重庆见蒋介石,做点统战工作。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以此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

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第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员;第三,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苏联背景。

由于我回国不久,对当时的策略不了解,为此向主席提出疑问。主席坚持他的意见。

后来,我慢慢才明白,如果林回到延安再去见蒋,蒋会生疑,认为他同中央已研究了对策。林在西安住了较长时间,毛不仅打电报,而且托人捎信,使林安心地住着。”

师哲说得很清楚,林彪到西安会见胡宗南,延安还准备安排林彪直接去重庆见蒋,但后来没有去成,直接返回了延安。

林彪虽没有去重庆见蒋,但是在西安会见了胡宗南。另外,师哲讲林彪“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苏联背景”。师哲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正值发生苏德战争。据说,对于苏联初期的不利局面,林彪曾经向斯大林提过建议,斯大林很欣赏,专门接见过林彪。

同时,林彪在苏联期间,曾经发表过不少公开言论,在谈到国共合作的时候,都是拥护蒋介石的。实际上,林彪到苏联养病,蒋介石也很关注。他在苏联的这些言论,也都由国民党驻苏机构搜集后,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所以,林彪到西安以后,蒋介石有个电报给胡宗南,说林彪在苏联的时候,发表的公开的言论,都是支持国民党的,有可能争取过来,意思是叫胡宗南做争取林彪的工作。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毛泽东叫林彪到西安,对胡宗南打统战;蒋介石叫胡宗南在西安对林彪打统战。所以,这一段时间,胡宗南与中共方面的关系,就是相互“打统战”。

林彪在西安作短暂停留这件事,很多史料上都不作记载,有的虽有记载,也都是一笔带过,可见这个内幕,外界很少清楚,尤其不清楚林彪曾与胡宗南有过一次会见。

熊向晖说,林彪在西安期间,与胡宗南进行了会谈,但是熊没有参加,会谈的内容,熊更不清楚。

熊后来听说,胡宗南向林彪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这是胡宗南与林彪会谈的大致情况,是冠冕堂皇的部分。

但在私下,胡宗南对林彪的态度起了很大变化,对林彪表示轻视。胡宗南对熊说,到西安称胡宗南是学长,希望学长给他指示。胡宗南说,他是共产党的方面大员嘛,让我给他指示?

临末,林彪送给胡宗南一个皮挎包,是苏联带回来的,胡宗南不要,把它转给熊向晖,说:这样吧,你拿着吧。熊对他说:我也不要共产党的东西。最后,熊把这个皮包给了勤务兵。

熊向晖说,林彪还是不懂国民党的作风。这一点,只有周恩来最清楚,研究得最深,董老在汉口跟我谈话,传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指示,其中第三点,就是讲“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他跟胡宗南的第一次见面,表现就是“略骄”,就是“亢”,结果,反而引起胡宗南的重视。

熊的“略骄”和“亢”,并不是由于熊事先了解国民党的作风,也不是因为熊事先了解胡宗南的为人特点,而是因为熊这个人的性格,原本就属于比较傲的类型。

蒋南翔向周恩来、董必武介绍熊的情况时,就说熊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

熊与胡宗南第一次在武昌见面,采取“略骄”和“亢”的方式,的确有点冒险。不过,事后想想,完全是熊的性格使然。

因为,范长江曾经说过,胡宗南这个人“有点奇怪”;而熊第一次看到胡宗南的时候,看到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这就引起了熊的逆反心理,临时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因为,熊当时对李芳兰也感到不满。老实说,熊当时采取那种方式,也带有点恶作剧的意味。那个时候,他真是年轻,没有想到那么多,结果歪打正着,一击而中。

林彪没有直接与国民党高层人物打过多少交道,后来,林彪1942 年 10月到重庆去见蒋介石,有周恩来陪着,情况就不一样了。

林彪到重庆后,一批黄埔学生宴请他和周恩来。这件事,时任蒋介石的情报参谋,黄埔 6 期学生唐纵在他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的日记中有记载:

“(1942年)10月17日。晚上康兆民、藤俊夫宴林彪、周恩来,约贞夫、介民、我作陪,彼此均谈黄埔关系。林彪表示中国之伟大,建国条件之优厚,比任何国为多,彼亦提出三民主义、委员长、团结、不左不右的行动。并称,在昔日可以拿菜刀土枪造反,今日形势不同了,非有飞机大炮不可,所以要建国。林彪黄埔第 4 期毕业,时任 115 师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医病,今年始回国。据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周恩来年 40 余,望若 30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在这里,唐纵用了“言谈审慎”4个字,可见是受了周恩来的指点。

康兆民即康泽,字兆民,黄埔三期生,复兴社特务头子,时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战地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藤俊夫即滕杰,字俊夫,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期,复兴社高干之一,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办公厅主任、战干 1 团政治部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

贞夫即张镇,字真夫,贞夫可能为笔误;张为黄埔一期生,时任国民党宪兵副司令兼宪兵学校教育长。介民即郑介民,黄埔 二期生,军统特务头子,时任军令部二厅副厅长,主管军队系统的谍报参谋业务。

唐纵是黄埔六期生,出身于军统特务,时任侍从室第 6 组(情报组)少将组长,主管国民党情报业务。

张镇、郑介民、康泽、膝杰、唐纵,分别代表黄埔 一、二、三、四、六 期,黄埔五期的势力比较弱,所以康泽没有请五期的代表。

这一次有周恩来陪同,林彪“言谈审慎”。所谓“言谈审慎”,也就是没有讲不得体的话,开始老练了。

国共黄埔学生的接触与交往,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接触与交往,是国共关系史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重要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除与林彪有过会见以外,还会见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高级将领。

熊向晖不记得胡宗南是在哪一年会见朱德的了,但记得会见的地点就在西安东仓门1号,在餐厅里面的办公室兼会议室。

胡与朱德谈,让熊就坐在外面。他说,让朱德出来一看,我们都有准备的,让熊坐在外面,是为了做记录。

胡貌似虚心地问了朱德许多问题,问八路军怎么打仗?从战略、战术到战斗,一直到动员民众。

谈完之后,胡说,哎,我都摸清楚了。

和彭德怀也谈过一次,两个人是在华阴谈的,他对彭德怀相当佩服,与他也谈得很久。胡宗南说,与彭德怀谈的比和朱德谈的还好。

胡说,彭德怀介绍了八路军把敌后的各种武装力量区分为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游击队。主力军的任务就是机动作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地方军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隐藏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坚持地区反清剿、反清乡、反蚕食斗争,打击汉奸、恶霸和特务;人民游击队就是当地的自卫队和民兵,实际上就是拿枪的人民群众,平时生产,战时就是兵。

胡说,彭讲他们在敌后抗战,发明和总结了许多新战法。平原地区没有高山密林,敌人来了怎么办?他们就搞地道战,每家每户挖地洞,然后把这些孤立的洞连接起来,就形成地道;一条条地道再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地道网。

开始,只是为了“藏”,后来再研究如何把“藏”与“打”结合起来,有了各种各样的出入口,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射击孔,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地道网开展地道战,

听说冀中地区搞得很好,他们发动人民游击队搞地雷战和麻雀战,组织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战法很活。

胡宗南说,他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八路军怎么与日军打仗,怎么动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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