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充满战争气息的校园生活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生，安徽凤阳人。1936年9月，17岁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其父曾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熊家当时住武昌，与闻一多家相熟。
1936年12月8日，熊向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蒋南翔、杨学诚。
蒋南翔当时在清华中文系学习，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杨学诚是清华物理系学生，在中共北平西郊区委工作。
直到晚年，熊向晖还清楚地记得入党那天的情景：“12月8日半夜，杨学诚把我带到二院，蒋南翔就住在二院。那时二院有几间教室，其它都是学会。张承先在世界语学会门口等着……我入党宣誓是由杨学诚监誓，张承先领誓。”
清华大学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是 1926 年建立的，后来，虽然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等白色恐怖时期，但党支部一直活动，战斗力很强，蒋南翔、唐明照、姚依林等，都曾担任过清华党支部的书记。
这个党支部发展的党员，除熊向晖外，还有宋平、李昌、韦君宜、康世恩，郑天翔等，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甚至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
蒋南翔是在1932年进入清华的，解放前，长期领导学运和青年工作，后来，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也是他向周恩来推荐的。
1937 年 6月下旬的一天，熊向晖结束了在清华大学第一年的学习，准备回到武汉的家度暑假。
当时，北平的形势还十分平静，蒋南翔本来想让熊向晖留在清华，在暑假期间组织“民先”开展一些活动。
因为，熊向晖当时在清华“民先”任组织委员和秘书。
“民先”的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受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也是北平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它的前身，是北平学生在 1935 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后组织的南下宣传团，1936年2月1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
当时，清华大学“民先”的大队长是李昌，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先”不少成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 年以后，撤往大后方“民先”组织被国民党政府强行解散，有的并入青年救国会。
就在熊向晖已经安心准备留在学校时，蒋南翔忽然改变主意，让他回武汉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
于是，熊向晖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因为武汉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很热，无须多带衣服。
熊向晖旧照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这一去， 12 年以后，才重返改回北京称号的北平。
带着一个简单的小包裹，熊向晖搭上进城的校车，前往前门火车站。
平常，清华的校车大约三刻钟开一班，不过在暑假期间，多了几班，实际上那是一种公交车，两列座位。
熊上车后，只见两列座位的头排，坐着教授家属，右列第二排空着，左列第二排坐着一个女同学，熊向晖认识，她叫池际尚，也是“民先”队员。
于是，熊向晖就坐到左边第三排，在池的后面，此刻，她正在看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小说，熊向晖也看过，作者是肖洛霍夫。他的成名作《静静的顿河》,影响很大，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被开垦的处女地》通过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农村实现集体化的经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农村从私有制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过程。
当年，清华学子受苏联影响很深，看苏联小说、取苏联名字，成为一种时尚。受这种风气影响，池际尚也取了两个苏联名字，一个是“尚雅”,一个是“尚娘”。
熊向晖在后面叫她:尚娘！池际尚回过头来一看，说：啊，是小熊啊。你也进城?
当时，熊向晖只有18岁，在同学中年龄比较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熊”，这一叫，一直叫到他 80 多岁。
熊说：你不用问，我坐这个车，自然是进城。我不用问，就知道你不但进城，你还到南京！
她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到南京?
熊说：我不但知道你要去南京，还知道，你今天是乘几时几分的几次车。
她说：你真神！你是怎么知道的？
熊说:我是福尔摩斯啊！
池根本不信。熊告诉她说：你仔细想想，是你告诉我的。
她问：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熊说：你忘了，两个星期前，你填的表。
当时，放暑假前，每个“民先”队员都要填张表，说明暑假到哪里去，是留在学校里？还是回家？
池在表上，填的是她要到南京，看望她的哥哥。作为“民先”的组织委员、秘书，熊向晖正好负责填表登记的工作。
池际尚听了恍然大悟，说：那不算!
熊说：那不算，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走?
的确，池填表时，并没有说哪天乘什么车次走。所以，她又奇怪了，问:是呀，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走?
熊说，实际上，说穿了，福尔摩斯就是推理。
在 20 世纪初,《福尔摩斯侦探集》在欧洲很流行，翻译到中国来以后,也受到中国学生的欢迎，福尔摩斯破案，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意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注意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把心理活动与证据材料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推理，然后再作出判断。
池际尚带着两个大箱子，一个包，一看就知道是出远门，她不是今天走，带行李干什么?
熊说：你这些东西，一定是女生宿舍的舍监王妈帮你送上车的。池说，是。
那时，清华的校车从学校开到城里东单的基督教青年会，有半个小时左右。从青年会坐电车，到前门火车站，还有一段路。
熊问池，从青年会的校车终点站再上开前门火车站的电车，还有一大段路，你这么多行李，提不了吧?
而电车终点站，距离前门车站，也还有一段路，你的行李怎么办？
她说：是有这个问题，小熊，你有功夫送我到车站吗?
熊说：我不但送你到车站，我还送你到南京。她说：你开玩笑！
熊说：就许你去探亲，不许我去探亲啊？
她很奇怪：你的家在武昌啊？怎么跑到南京啦？
是这样，熊向晖有个高中同学，也在北大上学，他的父亲是铁道部的高官，司局长以上的职务。
按铁道部的规定，铁道部员工及家属，每年可以有一次免票乘车的待遇。他的家在南京，从北平到南京，来回都可以免票，这次，他拿的是 7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放暑假期间的免费车票，来回各一次，二等车。
本来，熊的这个高中同学要回南京，但是，因为他有个女朋友在北平，他正在谈恋爱，所以决定留校，不回家了，于是，熊就要了他的免费票。
池际尚说：那你怎么绕道呢?
熊说：这你就不懂了。从北平买票到武昌，三等座的硬席票，单程就差不多是 10块钱。我这个免票到南京，是二等车，我还没有坐过二等车哩！再从南京坐船到武汉，只要 4 块5 角，回来9块，而且，船上管吃。
所以，我从南京走，比从北平到武汉还便宜。另外，我离开南京一年了，也想回去看一看。
因为，熊向晖是 1936 年从南京中学考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的。
熊还告诉池，他的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本来是物理系，要转到法律系去。放暑假以后，他正在办这个手续，没有走，在南京等他一起走。
就这样，熊向晖和池际尚一起，在这一天从北平乘火车前往南京。
离开清华的那一天，他记得很清楚，是 1937 年 7 月 1 日，正好是党的生日。
池际尚 1917年出生，比熊向晖年长两岁。后来，她成为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 年去世。
来到南京，熊向晖在哥哥熊彙莘处玩了几天，当时，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感觉到形势有多紧张，只记得报上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所属各部会长官先后抵达庐山，成立行政院庐山办事处，即日开始办公。
蒋委员长带着一班高级将领，正准备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班，并且积极筹备庐山谈话会，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准备抗日。
几天后，熊向晖和哥哥一起，从南京登船回武汉，因为是上水船，途中要走 3 天。
熊向晖还记得，登船的那一天，正好是 7 月7日，就是发生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所以印象极深。
不过，“七七”事变的消息，他们是第二天才知道的。那一天，船到了安徽境内的安庆码头，有人上船卖报，是卢沟桥事变的号外：
“华北形势突变，日军炮轰宛平县城；两度冲突，伤亡者颇众，入晚又闻炮声；双方对峙中，日竟要求我方军队撤退；我驻军坚决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津戒严秦德纯等商议应付方法至深夜未散。”
于是，船上的乘客纷纷议论起“七七”事变之后的局势。
在庐山，7 月 8日，蒋介石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电令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待援”,令华北驻军首长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军事，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速由四川返南京组编部队。
蒋介石还指示宋哲元：一、不得签订任何条约；二、不得后退一步；三、准备牺牲。
他要求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此时，蒋的态度与“九一八”事变时完全不同。
那时候是“不抵抗”,而这一次，是不得后退一步。
三天后的7 月 10日，熊向晖回到武昌家中。
熊向晖的父亲熊仕昌，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届京师大学堂法政系毕业生，时任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月薪 400 元大洋。
很快，全面抗战爆发了，华北成了战场，学校回不去了。于是，熊向晖想把暑期回到武昌的平津同学，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战中去。
他首先找到同在武汉的一个比他高两届的清华学生苏先勤，他也是湖北人，是著名的纺织业大老板裕大华公司董事长苏汰余的儿子。
苏先勤社交面很广，经过苏先勤，熊又认识了一些在北平、天津上学的学生。
经过联络后，由熊向晖牵头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先到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了手续，然后在武昌《民国日报》上登出广告，通知开会的消息，宣布由“熊彙荃担任会议主席”。
当时，人们都很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9 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困难了。”
《宣言》向全国宣告：
(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9 月 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称国共两党“皆已深刻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感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
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是抗战以来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过了两天，9 月 25 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大胜利。
这一消息轰动国内外，也震动了武汉三镇，街上放鞭炮，国民党的报纸发了号外。
蒋介石特电朱德、彭德怀，称:“25 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他的父亲听到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对熊向晖说，还是共产党有办法！可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二儿子就是共产党。
不过，这时候熊向晖已经同蒋南翔和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自行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可是今后怎么办？他心里实在是没底。
但是不久，有消息传来，北方的大学开始向南方转移。随后，报上刊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合并，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0 月 18 日起开始办理学生报到注册手续，11 月 1 日正式上课，租用长沙圣经学院和南岳衡山两地的原有校舍。
听到这个消息，熊向晖决定召集在武汉的华北学生，到长沙返校。
10 月下旬，他们一行到了长沙，进入临时大学，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很多人都把长沙临时大学称作西南联大，其实，西南联大是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以后成立的，在长沙的这个时期，叫做长沙临时大学。
后来他们才得知，“七七”事变以后，教育部把平、津地区的 6 所大学合并成两个临时大学，一个迁往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一个迁往西北，叫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组成。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西城固一带，叫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一直办到抗战胜利，回平、津后，各自复校；而西北联大仅存在两年，就于 1939 年 8 月，被教育部下令解散。
长沙临大设在长沙韭莱园 1 号，实际上，在长沙开学的只是理、法、工三个学院，而文学院设在衡山，熊向晖上课的地点，在原圣经学院的一个二层楼上。
长沙临大到校学生 1 250 人，另有他校转来的借读生 220 人，没有设校长，而是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 6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并指定蒋、梅、张等三校长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政。
在长沙，熊向晖的读书和生活都比较紧张，主要是敌机不断袭扰，日机第一次空袭长沙时，没有警报，教室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如何防空袭。
熊向晖记得，上课的是经济学教授陈岱孙，他一听到飞机轰炸了，就在讲台上，拿着一本书，顶在头上，一步一步走出去。
学生们都跟着模仿，也拿了一本书,顶在头上往外走。后来有经验的人喊“快跑！”大家才一起往楼下跑。
当时，韭菜园前面有个大操场，跑到操场那儿,有人喊“卧倒!”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师生们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不知所措。事先受过军事训练就喊:“趴下来!趴下来!”大家这才晓得，卧倒就是趴到地上。
陈岱孙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系的著名教授，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法学院院长等职，他的经济学著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史》等，都是大学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
那个时候，长沙临大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很多，如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吴宓、柳无忌、陈寅恪、吴晗、周培源、陈省身、华罗庚等，三所顶尖的大学合在一起，人才济济。
在此之前，熊向晖从没有到过长沙。当时，学校也没有来得及为学生准备宿舍，学生们报到后,都住在周围的一些小旅馆里。熊向晖也住在旅馆里，两个人一间，连吃带住，一个月 9 块钱。
本来，许多青年学子志切报国，一心要上前线，但当时国民党有个口号，叫做“救国不忘读书”,所以，大家还是集中到了长沙，在圣经学院的校园里，仍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
但是，进入 11月以后，太原丢了，上海也丢了。12 月 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19日，合肥沦陷；24日，杭州失守。
一连串的噩耗，震动了全校师生。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学生们上课也不安心了，尤其是南京的沦陷，对老师、学生的打击最大。
南京是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象征，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的那天傍晚，临大学生会在圣经学院的大操场上召开学生大会。
学生会主席洪同上台主持会议，刚说了一句:“我们的首都沦陷了!”就泣不成声，于是全场同学受到感染，这时，有人呼起口号:“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我们要放下笔杆,扛起枪杆,上前线去!”一个人领呼，大家就跟着高呼，会议变成了一个上前线的誓师大会。
这一天以后，许多同学都没有心情再去上课，校园里弥漫着一片请缨杀敌的气氛。
一批批的同学组织起来，参军、上前线。每次欢送的气氛，都很热烈，这样的气氛，又不断感染了后面的同学。
南京失陷几天以后，蒋介石在武昌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号召全民抗战到底。他说:“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 30 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重大损失，责任所在，无可旁贷。”
蒋接着解释:“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
他号召全国同胞要“人人敌忾，步步设防，由四千里国土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很多同学都上了前线，熊向晖也想走，他想到中共中央所在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去。但他是党员，要请示组织。
在长沙临大，清华中共党的领导都没有来。后来，他的清华女同学、共产党员郭见恩同熊向晖接上关系，她是湖南长沙人,很活跃，熊向她提出去延安的要求，郭要他等通知。
长沙临大学生上前线，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山西战场，这里属于阎锡山领导下的第二战区，因为当时山西是华北的主战场。
到 1937年底，第二战区已经打了好几场硬仗，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都在山西参加作战，番号改为第18 集团军后，朱德担任第总司令，同时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平型关大捷在山西，著名的忻口战役也发生在山西。
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万余人,打得很惨烈，很不简单，中国方面，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为国捐躯。
平型关大捷歼敌千余人，就已经轰动海内外；淞沪战役，中国前后投入 70 多万精锐部队，打了 3 个多月，毙伤日军 5 万余人。因此，忻口战役被称之为“华北的淞沪战役”。
还有一个方向是中央军系统，其中一个是胡宗南的第 1 军，在西北地区；一个是汤恩伯的第 13 军，在华北地区；一个是李默庵的第 14军，也在山西战场。
汤恩伯的部队，在南口抗战中打得不错。那个时候，报纸上提到汤恩伯，都称他是“老汤”,很亲切，汤恩伯也确有一股朝气。可是后来，他在河南声名狼藉，被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完全成了两个人。
李默庵的第 14 军也是参加忻口会战的一支主力，打得很出色，他这一个军伤亡就达5 000 余人。抗战初期，李默庵派人在长沙动员，号召青年学生加入第 14军，因为李是长沙人，又是黄埔系，对不少学生也有号召力。
宋平同志后来告诉熊向晖，他和当时还没有结婚的夫人陈舜尧也受了动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李的第 14 军服务。但是，他们没有呆住，后来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宋平担任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胡宗南的第 1 军被舆论炒得非常热，他当时刚刚参加了淞沪抗战，正是声誉卓著的时候，有人称他是“抗日英雄”“青年革命将领”,第 1 军是全国“第一”的部队，要去前线服务，就要去“第一军”。
但是，最大的热门还是去延安，因为共产党抗日救国，立场坚决。很多革命青年都认为：要真抗日，真救国，就要去延安。
连后来去了胡宗南部、以后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做教育长的洪同，在回忆中也承认:“陕北是很多青年幻想的地方。”
还有不少态度比较中立的报纸，都很客观报道延安抗战的情况。熊向晖记得， 1937 年 12 月 20 日的汉口《大公报》,曾刊登了一篇寄自延安的“陕北通讯”,题目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文章说:
“我们谈到政治问题，又讲到华北抗战的前途，他说:‘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军在冀察晋边区及晋西北绥东一带，已经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彻底破坏了敌人自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以及正太同蒲路的交通线。
我们一定坚持在华北的游击战中，完成华北抗战的战略基点。不要说敌人占了太原及晋北的几个城市，就是敌人吞了山西全省，我们仍坚持干下去，决不南退。
敌人南进，我们得北进，以摧毁敌人的后方。我敢说敌人吞了华北，决不是一服补剂，相反的却是一枚炸弹!””
很多青年学生，都是看了这样的客观报道，积极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战的。
熊向晖要求去延安，也是这个道理。同时，1937年1月,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帮助招收学员，有的地方不便公开号召，都是秘密进行。
但在长沙，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就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的名义，公开为抗大招生。
徐特立是长沙人，早年就在湖南办教育、办刊物，进行革命宣传，在湖南很有影响，学生也多。当时的省主席张治中是坚决主张联共抗战的，国共合作的气氛很好。
后来，很多湖南青年，通过徐特立的介绍，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 
发表于 2024-4-20 00:47:14
收藏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