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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连载』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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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20 00:47: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充满战争气息的校园生活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生,安徽凤阳人。1936年9月,17岁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其父曾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熊家当时住武昌,与闻一多家相熟。

1936年12月8日,熊向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蒋南翔、杨学诚。

蒋南翔当时在清华中文系学习,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杨学诚是清华物理系学生,在中共北平西郊区委工作。

直到晚年,熊向晖还清楚地记得入党那天的情景:“12月8日半夜,杨学诚把我带到二院,蒋南翔就住在二院。那时二院有几间教室,其它都是学会。张承先在世界语学会门口等着……我入党宣誓是由杨学诚监誓,张承先领誓。”

清华大学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是 1926 年建立的,后来,虽然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等白色恐怖时期,但党支部一直活动,战斗力很强,蒋南翔、唐明照、姚依林等,都曾担任过清华党支部的书记。

这个党支部发展的党员,除熊向晖外,还有宋平、李昌、韦君宜、康世恩,郑天翔等,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甚至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

蒋南翔是在1932年进入清华的,解放前,长期领导学运和青年工作,后来,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也是他向周恩来推荐的。

1937 年 6月下旬的一天,熊向晖结束了在清华大学第一年的学习,准备回到武汉的家度暑假。

当时,北平的形势还十分平静,蒋南翔本来想让熊向晖留在清华,在暑假期间组织“民先”开展一些活动。

因为,熊向晖当时在清华“民先”任组织委员和秘书。

“民先”的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受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也是北平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它的前身,是北平学生在 1935 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后组织的南下宣传团,1936年2月1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

当时,清华大学“民先”的大队长是李昌,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先”不少成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 年以后,撤往大后方“民先”组织被国民党政府强行解散,有的并入青年救国会。

就在熊向晖已经安心准备留在学校时,蒋南翔忽然改变主意,让他回武汉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

于是,熊向晖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因为武汉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很热,无须多带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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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旧照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这一去, 12 年以后,才重返改回北京称号的北平。

带着一个简单的小包裹,熊向晖搭上进城的校车,前往前门火车站。

平常,清华的校车大约三刻钟开一班,不过在暑假期间,多了几班,实际上那是一种公交车,两列座位。

熊上车后,只见两列座位的头排,坐着教授家属,右列第二排空着,左列第二排坐着一个女同学,熊向晖认识,她叫池际尚,也是“民先”队员。

于是,熊向晖就坐到左边第三排,在池的后面,此刻,她正在看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小说,熊向晖也看过,作者是肖洛霍夫。他的成名作《静静的顿河》,影响很大,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被开垦的处女地》通过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农村实现集体化的经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农村从私有制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过程。

当年,清华学子受苏联影响很深,看苏联小说、取苏联名字,成为一种时尚。受这种风气影响,池际尚也取了两个苏联名字,一个是“尚雅”,一个是“尚娘”。

熊向晖在后面叫她:尚娘!池际尚回过头来一看,说:啊,是小熊啊。你也进城?

当时,熊向晖只有18岁,在同学中年龄比较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熊”,这一叫,一直叫到他 80 多岁。

熊说:你不用问,我坐这个车,自然是进城。我不用问,就知道你不但进城,你还到南京!

她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到南京?

熊说:我不但知道你要去南京,还知道,你今天是乘几时几分的几次车。

她说:你真神!你是怎么知道的?

熊说:我是福尔摩斯啊!

池根本不信。熊告诉她说:你仔细想想,是你告诉我的。

她问: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熊说:你忘了,两个星期前,你填的表。

当时,放暑假前,每个“民先”队员都要填张表,说明暑假到哪里去,是留在学校里?还是回家?

池在表上,填的是她要到南京,看望她的哥哥。作为“民先”的组织委员、秘书,熊向晖正好负责填表登记的工作。

池际尚听了恍然大悟,说:那不算!

熊说:那不算,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走?

的确,池填表时,并没有说哪天乘什么车次走。所以,她又奇怪了,问:是呀,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走?

熊说,实际上,说穿了,福尔摩斯就是推理。

在 20 世纪初,《福尔摩斯侦探集》在欧洲很流行,翻译到中国来以后,也受到中国学生的欢迎,福尔摩斯破案,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意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注意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把心理活动与证据材料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推理,然后再作出判断。

池际尚带着两个大箱子,一个包,一看就知道是出远门,她不是今天走,带行李干什么?

熊说:你这些东西,一定是女生宿舍的舍监王妈帮你送上车的。池说,是。

那时,清华的校车从学校开到城里东单的基督教青年会,有半个小时左右。从青年会坐电车,到前门火车站,还有一段路。

熊问池,从青年会的校车终点站再上开前门火车站的电车,还有一大段路,你这么多行李,提不了吧?

而电车终点站,距离前门车站,也还有一段路,你的行李怎么办?

她说:是有这个问题,小熊,你有功夫送我到车站吗?

熊说:我不但送你到车站,我还送你到南京。她说:你开玩笑!

熊说:就许你去探亲,不许我去探亲啊?

她很奇怪:你的家在武昌啊?怎么跑到南京啦?

是这样,熊向晖有个高中同学,也在北大上学,他的父亲是铁道部的高官,司局长以上的职务。

按铁道部的规定,铁道部员工及家属,每年可以有一次免票乘车的待遇。他的家在南京,从北平到南京,来回都可以免票,这次,他拿的是 7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放暑假期间的免费车票,来回各一次,二等车。

本来,熊的这个高中同学要回南京,但是,因为他有个女朋友在北平,他正在谈恋爱,所以决定留校,不回家了,于是,熊就要了他的免费票。

池际尚说:那你怎么绕道呢?

熊说:这你就不懂了。从北平买票到武昌,三等座的硬席票,单程就差不多是 10块钱。我这个免票到南京,是二等车,我还没有坐过二等车哩!再从南京坐船到武汉,只要 4 块5 角,回来9块,而且,船上管吃。

所以,我从南京走,比从北平到武汉还便宜。另外,我离开南京一年了,也想回去看一看。

因为,熊向晖是 1936 年从南京中学考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的。

熊还告诉池,他的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本来是物理系,要转到法律系去。放暑假以后,他正在办这个手续,没有走,在南京等他一起走。

就这样,熊向晖和池际尚一起,在这一天从北平乘火车前往南京。

离开清华的那一天,他记得很清楚,是 1937 年 7 月 1 日,正好是党的生日。

池际尚 1917年出生,比熊向晖年长两岁。后来,她成为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 年去世。

来到南京,熊向晖在哥哥熊彙莘处玩了几天,当时,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感觉到形势有多紧张,只记得报上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所属各部会长官先后抵达庐山,成立行政院庐山办事处,即日开始办公。

蒋委员长带着一班高级将领,正准备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班,并且积极筹备庐山谈话会,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准备抗日。

几天后,熊向晖和哥哥一起,从南京登船回武汉,因为是上水船,途中要走 3 天。

熊向晖还记得,登船的那一天,正好是 7 月7日,就是发生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所以印象极深。

不过,“七七”事变的消息,他们是第二天才知道的。那一天,船到了安徽境内的安庆码头,有人上船卖报,是卢沟桥事变的号外:

“华北形势突变,日军炮轰宛平县城;两度冲突,伤亡者颇众,入晚又闻炮声;双方对峙中,日竟要求我方军队撤退;我驻军坚决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津戒严秦德纯等商议应付方法至深夜未散。”

于是,船上的乘客纷纷议论起“七七”事变之后的局势。

在庐山,7 月 8日,蒋介石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电令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待援”,令华北驻军首长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军事,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速由四川返南京组编部队。

蒋介石还指示宋哲元:一、不得签订任何条约;二、不得后退一步;三、准备牺牲。

他要求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此时,蒋的态度与“九一八”事变时完全不同。

那时候是“不抵抗”,而这一次,是不得后退一步。

三天后的7 月 10日,熊向晖回到武昌家中。

熊向晖的父亲熊仕昌,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届京师大学堂法政系毕业生,时任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月薪 400 元大洋。

很快,全面抗战爆发了,华北成了战场,学校回不去了。于是,熊向晖想把暑期回到武昌的平津同学,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战中去。

他首先找到同在武汉的一个比他高两届的清华学生苏先勤,他也是湖北人,是著名的纺织业大老板裕大华公司董事长苏汰余的儿子。

苏先勤社交面很广,经过苏先勤,熊又认识了一些在北平、天津上学的学生。

经过联络后,由熊向晖牵头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先到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了手续,然后在武昌《民国日报》上登出广告,通知开会的消息,宣布由“熊彙荃担任会议主席”。

当时,人们都很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9 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困难了。”

《宣言》向全国宣告:

(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9 月 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称国共两党“皆已深刻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感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

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是抗战以来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过了两天,9 月 25 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大胜利。

这一消息轰动国内外,也震动了武汉三镇,街上放鞭炮,国民党的报纸发了号外。

蒋介石特电朱德、彭德怀,称:“25 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他的父亲听到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对熊向晖说,还是共产党有办法!可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二儿子就是共产党。

不过,这时候熊向晖已经同蒋南翔和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自行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可是今后怎么办?他心里实在是没底。

但是不久,有消息传来,北方的大学开始向南方转移。随后,报上刊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合并,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0 月 18 日起开始办理学生报到注册手续,11 月 1 日正式上课,租用长沙圣经学院和南岳衡山两地的原有校舍。

听到这个消息,熊向晖决定召集在武汉的华北学生,到长沙返校。

10 月下旬,他们一行到了长沙,进入临时大学,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很多人都把长沙临时大学称作西南联大,其实,西南联大是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以后成立的,在长沙的这个时期,叫做长沙临时大学。

后来他们才得知,“七七”事变以后,教育部把平、津地区的 6 所大学合并成两个临时大学,一个迁往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一个迁往西北,叫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组成。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西城固一带,叫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一直办到抗战胜利,回平、津后,各自复校;而西北联大仅存在两年,就于 1939 年 8 月,被教育部下令解散。

长沙临大设在长沙韭莱园 1 号,实际上,在长沙开学的只是理、法、工三个学院,而文学院设在衡山,熊向晖上课的地点,在原圣经学院的一个二层楼上。

长沙临大到校学生 1 250 人,另有他校转来的借读生 220 人,没有设校长,而是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 6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并指定蒋、梅、张等三校长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政。

在长沙,熊向晖的读书和生活都比较紧张,主要是敌机不断袭扰,日机第一次空袭长沙时,没有警报,教室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如何防空袭。

熊向晖记得,上课的是经济学教授陈岱孙,他一听到飞机轰炸了,就在讲台上,拿着一本书,顶在头上,一步一步走出去。

学生们都跟着模仿,也拿了一本书,顶在头上往外走。后来有经验的人喊“快跑!”大家才一起往楼下跑。

当时,韭菜园前面有个大操场,跑到操场那儿,有人喊“卧倒!”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师生们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不知所措。事先受过军事训练就喊:“趴下来!趴下来!”大家这才晓得,卧倒就是趴到地上。

陈岱孙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系的著名教授,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法学院院长等职,他的经济学著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史》等,都是大学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

那个时候,长沙临大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很多,如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吴宓、柳无忌、陈寅恪、吴晗、周培源、陈省身、华罗庚等,三所顶尖的大学合在一起,人才济济。

在此之前,熊向晖从没有到过长沙。当时,学校也没有来得及为学生准备宿舍,学生们报到后,都住在周围的一些小旅馆里。熊向晖也住在旅馆里,两个人一间,连吃带住,一个月 9 块钱。

本来,许多青年学子志切报国,一心要上前线,但当时国民党有个口号,叫做“救国不忘读书”,所以,大家还是集中到了长沙,在圣经学院的校园里,仍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

但是,进入 11月以后,太原丢了,上海也丢了。12 月 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19日,合肥沦陷;24日,杭州失守。

一连串的噩耗,震动了全校师生。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学生们上课也不安心了,尤其是南京的沦陷,对老师、学生的打击最大。

南京是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象征,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的那天傍晚,临大学生会在圣经学院的大操场上召开学生大会。

学生会主席洪同上台主持会议,刚说了一句:“我们的首都沦陷了!”就泣不成声,于是全场同学受到感染,这时,有人呼起口号:“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我们要放下笔杆,扛起枪杆,上前线去!”一个人领呼,大家就跟着高呼,会议变成了一个上前线的誓师大会。

这一天以后,许多同学都没有心情再去上课,校园里弥漫着一片请缨杀敌的气氛。

一批批的同学组织起来,参军、上前线。每次欢送的气氛,都很热烈,这样的气氛,又不断感染了后面的同学。

南京失陷几天以后,蒋介石在武昌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号召全民抗战到底。他说:“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 30 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重大损失,责任所在,无可旁贷。”

蒋接着解释:“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

他号召全国同胞要“人人敌忾,步步设防,由四千里国土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很多同学都上了前线,熊向晖也想走,他想到中共中央所在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去。但他是党员,要请示组织。

在长沙临大,清华中共党的领导都没有来。后来,他的清华女同学、共产党员郭见恩同熊向晖接上关系,她是湖南长沙人,很活跃,熊向她提出去延安的要求,郭要他等通知。

长沙临大学生上前线,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山西战场,这里属于阎锡山领导下的第二战区,因为当时山西是华北的主战场。

到 1937年底,第二战区已经打了好几场硬仗,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都在山西参加作战,番号改为第18 集团军后,朱德担任第总司令,同时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平型关大捷在山西,著名的忻口战役也发生在山西。


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万余人,打得很惨烈,很不简单,中国方面,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为国捐躯。

平型关大捷歼敌千余人,就已经轰动海内外;淞沪战役,中国前后投入 70 多万精锐部队,打了 3 个多月,毙伤日军 5 万余人。因此,忻口战役被称之为“华北的淞沪战役”。

还有一个方向是中央军系统,其中一个是胡宗南的第 1 军,在西北地区;一个是汤恩伯的第 13 军,在华北地区;一个是李默庵的第 14军,也在山西战场。

汤恩伯的部队,在南口抗战中打得不错。那个时候,报纸上提到汤恩伯,都称他是“老汤”,很亲切,汤恩伯也确有一股朝气。可是后来,他在河南声名狼藉,被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完全成了两个人。

李默庵的第 14 军也是参加忻口会战的一支主力,打得很出色,他这一个军伤亡就达5 000 余人。抗战初期,李默庵派人在长沙动员,号召青年学生加入第 14军,因为李是长沙人,又是黄埔系,对不少学生也有号召力。

宋平同志后来告诉熊向晖,他和当时还没有结婚的夫人陈舜尧也受了动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李的第 14 军服务。但是,他们没有呆住,后来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宋平担任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胡宗南的第 1 军被舆论炒得非常热,他当时刚刚参加了淞沪抗战,正是声誉卓著的时候,有人称他是“抗日英雄”“青年革命将领”,第 1 军是全国“第一”的部队,要去前线服务,就要去“第一军”。

但是,最大的热门还是去延安,因为共产党抗日救国,立场坚决。很多革命青年都认为:要真抗日,真救国,就要去延安。

连后来去了胡宗南部、以后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做教育长的洪同,在回忆中也承认:“陕北是很多青年幻想的地方。”

还有不少态度比较中立的报纸,都很客观报道延安抗战的情况。熊向晖记得, 1937 年 12 月 20 日的汉口《大公报》,曾刊登了一篇寄自延安的“陕北通讯”,题目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文章说:

“我们谈到政治问题,又讲到华北抗战的前途,他说:‘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军在冀察晋边区及晋西北绥东一带,已经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彻底破坏了敌人自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以及正太同蒲路的交通线。

我们一定坚持在华北的游击战中,完成华北抗战的战略基点。不要说敌人占了太原及晋北的几个城市,就是敌人吞了山西全省,我们仍坚持干下去,决不南退。

敌人南进,我们得北进,以摧毁敌人的后方。我敢说敌人吞了华北,决不是一服补剂,相反的却是一枚炸弹!””

很多青年学生,都是看了这样的客观报道,积极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战的。


熊向晖要求去延安,也是这个道理。同时,1937年1月,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帮助招收学员,有的地方不便公开号召,都是秘密进行。

但在长沙,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就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的名义,公开为抗大招生。

徐特立是长沙人,早年就在湖南办教育、办刊物,进行革命宣传,在湖南很有影响,学生也多。当时的省主席张治中是坚决主张联共抗战的,国共合作的气氛很好。

后来,很多湖南青年,通过徐特立的介绍,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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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0:56:01 | 显示全部楼层
(2)加入战地服务团

在长沙临时大学,熊向晖想去延安的想法没有实现,几天后,他的清华女同学、共产党员郭见恩传达了上级指示,要求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积极为抗日军民服务,拟建一个全国性的服务团体,送交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由宋美龄任指导长,黄仁霖为主任,1937年10月刚刚成立。

它的主要任务是安置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被裁人员、行政院附设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毕业人员和北平各大学的逃亡学生,协助军队抗战,动员民众担任后方勤务等。

服务团成员一般接受一个月左右的训练,即开赴前线。当时,长沙发起成立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是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些交往。

李芳兰是湖南湘雅医院的护士,同时担任《湘雅涟漪》杂志的编辑,在湖南小有名气,此前,他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会工作。

晏阳初是中国有名的平民教育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学位,回国后,主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科,后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他以河北定县作实验区,研究农民教育问题。

这个平民教育会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定县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培育有志农村工作的中级干部。第一期招生 50人,由各县、市、大学保送,进行乡村及县政的研究和实验。

李芳兰就是这个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批录取招收的 新生之一,加入平教会之后,李芳兰负责主编华北新闻医药周刊,写有关农民卫生、民间知识卫生之类的稿件,每周还去定县女中教几小时健康教育课。

“七七”事变前夕,李芳兰随全国学术界西北考察团在包头、绥远地区考察西北的文化、教育、经济、卫生情况。返程在经过北平时,正遇上“七七”事变发生,北平被日军围攻。

李芳兰出不去了,就在北平参加了协和医务人员组成的救伤队,进行战场救护。不久,北平沦陷后,她了跑出来,回到湖南长沙,进入湘雅医院工作。

10 月以后,各地都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李芳兰有在平民教育会的工作经验,又在北平参加过战场救护,因此,做群众工作已驾轻就熟的她,开始积极发起和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李芳兰集合了一部分南京中央医院撤退下来的青年医生和护士,但是,她还想要有一批能做康乐文化工作的青年,和她一起去前线展开战地文化服务。

李芳兰通过郭见恩的关系,找到临大学生会主席洪同,由学生会出面,在韭菜园长沙临大的礼堂里,搞了一次演讲,报告她在北平南苑机场亲眼看到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情形。

李芳兰的这次演讲,熊向晖也去听了。她在报告中,先讲了许多中国军人英勇作战、壮烈殉职的情形,也讲了日军屠杀中国百姓的种种暴行。

然后,她热泪盈眶地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希望爱国青年们参加我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去前线作救伤、防谍、肃奸、动员民众等工作。

李芳兰慷慨激昂地当场请求:凡是中华好儿女,请在黑板上签名!这样一来,许多学生和医师、护士,都当场上去签名。

这时,熊向晖字已经接受了组织的指示,于是,在黑板上签了名。

这时,胡宗南的亲信陈大勋在这个时候,找到洪同,商量与李芳兰合作,动员临大学生和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到第1 军去服务,李芳兰同意了。

陈大勋也是湖南长沙人,1935 年夏天,胡宗南率第 1师到长沙驻防,应付两广事变时,他曾通过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约集各校优秀学生 20 多人,座谈对时局和抗战问题的看法,其中就有陈大勋。

后来,胡两次单独与陈大勋谈话,并表示将来抗战一但发生,就邀请陈大勋投笔从戎。

“七七”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率领部队到了徐州,这个时候,陈大勋正在武汉大学读书。

胡通过朱经农转给陈两份电报,嘱他到徐州一晤。陈赶到徐州后,胡已经到了淞沪战场,陈随后也赶到上海战场,接受胡的派遣,在上海和苏州等地,动员了 50 余名青年和童子军,成立战地宣传队,进行战地宣传、救护及服务工作。

淞沪战役结束,这个宣传队包括陈大勋在内,只剩下6个人突围而出。

实际上,胡宗南在长沙早有布置,他派人设立招募机关,大量招收湖南兵员。因为,从曾国藩办民团以来,湖南就是出兵员的地方,湖南人素称不怕死,而且文化程度高。

而且,在黄埔学生中,有许多名将都是湖南人,包括有名的“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都来自湖南,抗战初期,国民党各部队都争相到湖南招兵。

张治中于1937年11月下旬,到长沙就任湖南省政府新任主席后,发现湖南的兵役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兵情形异常混乱。

张治中抱怨:“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有八九十个单位之多,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怪现象。”

胡宗南有个预备第7师,属第 1 军,就负责在长沙招募新兵,师长叫曹日晖,参谋处长叫刘钊明,政训处长叫汪震。

在淞沪抗战中,第1 军减员很多,4 万人进去,出来时只剩下5 千人,不但要补充大量兵员,而且中下层骨干损失也很大。所以,胡宗南指示预7师,要注意招收青年学生,将来经过培训后,补充中下层军官。

胡宗南本人从淞沪战场撤退时,已经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与童子军,随第1 军行动。在安徽滁州,他又收容了一批当地青年,成立了随军服务团。在江苏徐州,还招收了徐州中学教员赵观涛率领的 400 多个学生;在安徽寿县收容了安徽童子军教练官徐康民率领的流亡学生 500 余人。

这些青年学生随第 1 军西进关中后,成为创立中央军校第7 分校与战干第4 团的基础。

但是,胡宗南最看重的还是湖南的青年学生,特别是长沙临大的这批大学生,就在第 1 军撤退陕西的途中,胡宗南手令陈大勋,赶回长沙,与朱经农商量,设法号召湖南青年,参加第 1 军。

利用朱经农担任长沙临大筹备委员的关系,陈大勋拿着朱的名片,到韭莱园临大校园,晋谒临大的两位常委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得到他们的同意,并正式以长沙临大学生会的名义,号召学生参加第 1 军。

陈大勋也与临大学生会主席洪同建立了关系。于是,洪同就做临大学生的工作,说我们到军中去,虽不能实地参加作战,但可以动员民众,鼓励士气,做军民的桥梁,甚至我们应当深人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

在长沙临大,经过李芳兰的演讲造势,学生会的发动,再加上组织的指示,熊向晖参加了这个准备去第1 军胡宗南部服务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组织。

熊向晖还想起, 1936 年初,天津《大公报》曾经连载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于是,他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

“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他的生活情景,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

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

虽说让人有点茫然,但至少说明胡宗南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体察下情。同时,熊向晖也觉得这样的将领,与一般的封建军阀毕竟不一样。

自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约 50 多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 20 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原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等。

这个团的确实力不凡,参加服务团的还有个叫黄志诚的,是越南人,后来,他担任了越南共产党中央胡志明主席的秘书。

李芳兰担任服务团的团长,长沙临大的学生会主席洪同被推为副团长,陈大勋被任命为指导员,协助李芳兰工作。

关于这个团的具体人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熊向晖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说“自愿参加该团的约 50 多人”。

陈大勋的回忆也是“一行 50 余人,准备赴战地随军工作”。洪同的回忆是“一个拥有 60 余人男女青年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了”。

熊向晖提供了一份《服务团团友》的名录,上面还配了照片。这份名录上记载的有 61 人,但照片上的人头只有 30 多人。

这张照片是服务团在陕西凤翔结束时拍的,当时有一部分人已经提前走了,比如熊向晖就提前进了西安中央军校第 7分校,不在照片里面。

而名录里有的人,并不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像名录上的申振民,后来改名叫申健,是西北联大的学生,并不是长沙临大的,也不是从湖南来的,他是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了陕西凤翔以后加入进来的。

因此,这份 61 人的名录,不是很准确。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出发的时候,人数大约为 50 余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陈大勋对这个团的成员相当满意,他吹嘘道,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把当时长沙临时大学的精华网罗一尽”。

陈大勋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同时,还通过预备第7师的协助,在长沙郊外的庐雅中学内,为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进行招生。

西北军官训练班实际上归胡宗南领导,是为第1 军培养基层军官的,因为此时,中央军校西安第7分校还没有成立。

陈大勋直接为第1 军招生,也是通过朱经农的介绍,得到长沙临大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的同意,还是运用学生会的名义,在学生中进行动员。

这样一来,一部分长沙临大的学生,没有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而是进了西北军官训练班。

陈大勋曾经著文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北大、清华、南开之优秀分子,均因仰慕胡先生之名,而风从云涌,北大化学系的‘四大金刚’孔令晟、倪中岳、靳古铭、潘峪然等不顾钱思亮先生等之劝阻,毅然投笔。”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的意味。

在长沙临大,确有不少学生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也有不少学生直接报名参加了西北军官训练班,最后,他们大都参加了胡宗南的第 1军。

为什么这些青年学生愿意去胡宗南部服务呢?主要还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当时在青年学生中确实影响很大,陈大勋、洪同、孔令晟后来写文章,都谈到当时长沙临大的学生,由于受范长江的《西北战地通讯》的影响,对胡宗南确有一种崇拜心理。

还有的学生,是抱着“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心理报名参加第1军,决心抗日救国的,北大化学系的孔令晟就属于这种情况。

孔令晟是江苏常熟人。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是北大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随清华、南开的学生一起,撤退到长沙。

据孔自己说:淞沪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以后,他当即向导师钱思亮提出退学申请,准备参军。

北大实施导师制度,像英国的剑桥、牛津一样,从大学三年级起,一位教授管三位学生,师生关系非常亲密。

钱先生花了三个夜晚,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上,和孔令晟绕场长谈,他认为,以孔的成绩和天分,必须留下,好好地培植。因为,孔二年级取得了总平均分达 93.5 的高分。

钱先生希望他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英国、美国最好的大学,任孔选择,老师负责送他出去留学。并且,从现在起,就由老师负责孔令晟的全部生活费用。

钱先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正在美国留学。1917年美国参战,看到同班所有美国同学都去参战了,他也深受感动。如果孔坚持要去参加抗战,老师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他。但是,老师随时欢迎他再回学校来。

孔令晟最终还是婉辞了钱先生的挽留,报名参加了西北军官训练班。

后来,长沙临大的名教授孙承谔先生再一次到庐雅中学,希望孔令晟最后一次慎重考虑。孔说:“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原谅我,我一定要直接参战去。”

这就是当时学生参军的普遍心理,孔令晟后来成为中央军校西安第 7 分校第 15 期的学生,和熊向晖是同期同学。

以后,他在台湾先后任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侍卫队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台湾的警察总监,他虽不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但他和熊向晖的友谊,保持了近 70 年,直到熊老去世。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是该省第一个组织到前方服务的,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消息,有的甚至不断以头条报道服务团成立和出发的新闻,有的则发表社评,激励勉励。

湖南各界也纷纷捐赠物资给服务团,捐赠的慰劳品、医药器材等,都堆放在列车月台上。

胡宗南也来电欢迎,被他指派担任这个团指导员的陈大勋,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称胡宗南为“胡先生”。

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就是“撤退”的意思,说起来比较好听一点。

服务团组成以后,在长沙预备第7师师部接受了一个星期的讲习,主要是学习一些军中礼节和常识。

就在那儿,大家都换上了新军装,并接受了预7师的授旗和湖南各界的欢送。

在离开长沙前,郭见恩跟熊向晖讲,服务团的党员,除了他,还有两个,一个是在长沙新入党的池际尚,就是那个起了两个俄文名字“尚娘”、“尚雅”的清华女生;还有一个是北大的,叫许焕国,后来改名叫徐晃,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老挝和秘鲁大使,1984 年 3月,病逝于秘鲁任所,享年 70岁。

根据组织指示,熊向晖、池际尚、许焕国三人组成党支部,由熊向晖任支部书记,同时,在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1938年12月下旬的一天,熊向晖和服务团所有成员一起离开长沙,在火车站送行的时候,人很多,郭见恩没有来。

她委托清华大学一个叫蔡崇祖的同学来车站送行。蔡向熊向晖转告郭见恩的话说:到车上,有人拿我的信找你,你就与她发生党的关系。

这一天,长沙各界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服务团,场面热烈,在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的列车上,发生了熊向晖后来称为“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他:“服务团有几个 CP?”熊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他警惕。

熊反问:“什么是‘西皮’?”她说:“你还不懂?CP 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

她问得刁。熊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熊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

她说:“你就是。”熊说:“你弄错了。”熊告诉她,他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

“民先”是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

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

熊想,郭见恩并未对他讲,其中肯定有鬼,熊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

她一下子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新中国成立后,李芳兰移民美国旧金山。1982年,李芳兰在旧金山《海外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服务团出发前一日,郭见恩约她在女青年会见面,要发展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说,有四个人,陈忠经、熊彙荃、池际尚、许焕国,都是共产党。

这篇文章台湾《传记文学》也登过。后面,李芳兰就造谣了,说她当时对郭讲,“现在谈党派,会抵消抗日的力量”等等。

解放后,熊向晖就这个问题,问了后来改名郭建的郭见恩,郭说她不记得这件事。熊向晖说,你把 3 个人的名字都讲了,但陈忠经当时还没入党,是李芳兰故意讲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李芳兰造谣,熊向晖分析,李芳兰是通过郭见恩要发展她人党这件事,引起她的警惕,她分析郭见恩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当然也是。

因为,熊向晖和郭见恩都是清华同学,又都是“民先”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但她又没有确实把握,所以,要在列车上对熊向晖进行突然袭击。

其实,李芳兰在上学阶段,以及后来参加平民教育会时期,都曾有人要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被她拒绝了。

她的所作所为,往往容易被人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甚至想要发展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带来判断上的失误,也带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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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0:58:25 | 显示全部楼层
(3)聆听周恩来演讲

李芳兰为什么没有告发熊向晖?她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抗战期间,郭见恩口中的‘四位’朋友,在我布置的一些忠爱国家,不露痕迹注视下,没有兴风作浪的越轨事件,但也经常和熊彙荃密谈,提示他‘应以抗日共赴国难为前题(提)!’

尤其胡宗南将军选择他充任随从副官期间,朝夕在胡军团长左右,我更寝食难安,只要有机会,便慎重警告:‘不能也不应作民族的罪人,我时时刻刻注意你们行动!’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不检举?’这两个字,说很容易,也确有威吓作用。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胡将军亲信、派在团里任指导员的杨尔瑛上校想制造小圈圈垫脚,保荐态度恭顺的熊彙荃为随从副官、陈忠经作机要秘书,胡将军一切训词、讲稿、重要信件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规则起草,都是陈一手包办,而且每次调陈去西安东仓门(胡军团长官邸)工作,不曾通知过我,胡将军、杨指导员、陈忠经他们成了铁三角,我没有任何证据,仅凭郭见恩说的‘四个’,能举发吗?”

不过,李芳兰这里讲的,大都是造谣。她说她经常和熊向晖进行密谈,只要有机会就对熊向晖进行“慎重警告”,是子虚乌有的事。

说熊向晖是通过杨尔瑛保荐,才当上胡宗南的随从副官,说杨尔瑛保荐陈忠经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更是无中生有。

陈忠经从来没有当过胡的机要秘书,更不要说为胡起草文稿。她说胡宗南、杨尔瑛、陈忠经是“铁三角”,纯属空穴来风,既不可能,也违背常识。

不过,李芳兰说她布置人暗中监视熊向晖等人,她本人也始终注视熊向晖等的一举一动,倒有可能。她说因为证据不足,不敢检举熊向晖等人,也是实情。

她什么证据也没有,怎么举报熊向晖等人?何况后来池际尚、许焕国都离开了西北。

还有,李芳兰非但不敢告发熊向晖等人,她连郭见恩也没有敢告发。

在回忆文章中,她继续说,抗战第二年的冬天,她到重庆小龙坎军政部办事,出来的时候,正好见到了郭见恩。

当时,郭见恩已经到了重庆,在国民党妇联总会任总干事,是在宋美龄手下工作,郭后来还拉着她,到重庆女青年会喝茶、聊天。

郭说,宋美龄正在筹办妇联总会各分会救护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教官都聘请好了,就差一位念过医学、受了军事训练的巡回监督长。

郭见恩认为,李芳兰是恰当人选,就向宋美龄推荐了她,并与李芳兰约好了带她晋谒宋美龄的时间。

但是,李芳兰回到旅馆,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不去见宋美龄,提前返回西安。

据她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不能放松对熊向晖等四个人的监视;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必须“注意四个人的动静”;第二,郭见恩有可能改变了她的信仰,她不能“再次陷人圈套”。

所以,就是郭见恩,她也没有告发,因为她没有证据。至于李芳兰说郭见恩曾经要发展她加入 CP,那是两个人之间说的话,也没有旁证,郭见恩完全可以不承认。

那个时候,郭见恩是宋美龄面前的红人,说话比她有分量。因此,她瞻前顾后,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既然她已经盯上熊向晖等人,熊向晖等人今后的一举一动,就不能再有任何失误。

这种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步也错不得。除了李芳兰,服务团还有一个危险人物,那就是服务团指导员陈大勋。

他是胡宗南的亲信,后来,他自己写文章承认,服务团一到武汉,他就去向胡宗南密报,说:“这一群青年中,有少部分人的思想为左倾。胡先生的观念则认为, 30 岁以前的青年思想未定型,只看我们自己的训练与运用如何?”

因此,胡宗南没有听他的,这一点,符合胡宗南的口气和观点。胡很自信,自认为对青年很有办法,也有影响,能够把青年号召到自己身边。而且,对思想有点左倾的青年,他认为单纯,有朝气、爱国、进步,只要引导得好,反而比思想右倾的青年好带,是可塑之材。

所以,他对陈大勋的警告,不以为然。

服务团到了武昌之后,被安排住在武昌师范学校,等待胡宗南接见。

一天,他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 12月 31日上午9时;地点是武汉大学珞珈山礼堂。

就在他看布告的时候,旁边他不认识的两个青年在谈论:“周恩来演讲,一定要去听。据说蒋委员长最伤心的,是国民党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委员长对他又怕又恨又信服。”

熊向晖对周恩来心仪已久,当天上午 8 时许,他赶到了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

珞珈山,原名落驾山,传说为楚庄王落驾之处。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将“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

它位于武昌城外东湖附近,距离大东门约 4 公里。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中,武汉大学的选址很好,校区环绕珞珈山,依傍东湖水,称得上是得天独厚。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湖北自强学堂,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辛亥革命后,改建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等。

1928年7月,在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国立武昌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是由李四光选定的,选在珞珈山上,东湖之滨,是依据国外著名大学的理想模式,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书院崇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选址理念。

李四光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进行设计,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文明有机融合起来,使武大校园总体规划具有依山就势、整列有序、古朴典雅、中西合璧的特色,因而具有极高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

周恩来演讲的武汉大学礼堂,就在珞珈山的半坡上,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会场设在楼上,熊向晖赶到的时候,礼堂里已座无虚席,人满为患了。

这次演讲活动,是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出面邀请的,实际上,是中共武汉大学支部筹划组织的。

武大和清华一样,都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校。早在大革命时期,武大就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遭到严重破坏。1937 年9月,中共派陶铸等人,到武大着手重建党组织,发展党员。

武大重新建立党组织的一个中心活动,就是通过“抗日问题研究会”,邀请董必武、周恩来等人到校演讲。此前的10月间,董必武来到武大礼堂,作了《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演讲。

这一次,周恩来抵达武汉不久,就接受武大党组织的邀请,到珞珈山对学生发表演讲,说明他对青年运动的关心和重视。

进入礼堂后,熊向晖挤站在墙边,场内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不一会,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只见时年 39 岁的周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亲切而又谦逊地说:

“能在全国抗战中心的武汉与诸位进步同学见面,确是十年以来难得的机会。”他根据当时抗战的形势,分析了当前青年运动的环境,指出了青年运动的性质。

他说:“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

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

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

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如今,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

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

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然而,我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周恩来演讲的英姿,吸引着所有听众的眼睛,他的充满感情的语言让所有人深受感动,他的充满信心和力量,更让熊向晖等所有听众激动不已。

他说:“我们青年不仅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

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

他的演讲,充满了浓烈的感情色彩,一下子点燃了所有听众胸中那热切要求参加抗战,要求保卫和建设祖国的火焰。演讲始终充满了睿智,充满了哲理,激励每个人都在认真思考,严厉地拷问自己的灵魂,语言发人深省,令人振聋发聩!

他在回答“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时指出:“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他说:“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

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我想,一个人不能自卫,便不能做人,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随时到直接杀敌的战场上去。

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领导。我们得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动,去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必经的交通线……至少也得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活动不易。

第三,到乡村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城乡。

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要继续作战,继续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动员起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来。

我们要改良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动员方式。有作为的青年们,因此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

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得注意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问题。最好能够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乡下有钱而不愿当兵的人,切实负责赡养抗日军人的家属,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我相信,会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减去许多摩擦的。再则,我们还可以进行许多人民自卫的工作,准备将来配合着政府军的抗战。

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不能让华东、华南像北四省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

我们要艰苦地在那残暴的统治之下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我们的救国组织发展起来,把我们被压迫的同胞暗地里武装起来,准备迎接我们正规军的反攻,与我们的正规军取得里应外合。”

周恩来在演讲中指出的这四个方向,很快就抓住了所有听众的心弦,它像一阵清风,吹走了积聚在熊向晖等听众心头的迷雾,扫除了大家心中的迷茫,礼堂里所有听众的脸上都放出了光芒,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兴奋起来。

因为,每个人不但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更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途径。

1937 年 12 月,熊向晖听周恩来演讲的时候,还只是一个 18 岁的青年学生。几十年过去,对周恩来演讲的情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熊向晖说:周恩来的这次演讲,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熊向晖当时本来要求去延安,但上级指定他不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 1军胡宗南部服务。

作为一个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但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的思想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也在想,这样做,究竟有多大价值?到了第1 军如何服务?

而周恩来的演讲,恰好对这些问题做了最贴切、最准确的解答,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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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02:17 | 显示全部楼层
(4)首次见到胡本人 接受党的指示

1937年12 月 31日晚上,也就是熊向晖从武大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回来之后,湖南青年服务团指导员陈大勋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大家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率部从上海战场撤出后,来到了江苏无锡,一边补充新兵,一边部署防御。

部署刚定,日军坦克接踵追至,于是,胡奉命在无锡、常州间,阻击迟滞日军,随后奉命渡江到达扬州。

12月初,胡奉召赴南京,蒋介石原来想叫他担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做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副手,准备守卫南京。

但命令未下,得知日军已分兵一部,正沿长江北岸向南京急进,蒋乃叫胡回到浦口,作阻击日军的准备。

南京陷落后,胡率部退至安徽滁州布防,在百米山一线阻击日军进攻。12 月下旬,胡奉命率部西进,到河南信阳集结待命,他本人于途中转赴武汉,晋蒋复命,同时准备接见服务团成员。

胡宗南的第1 军在武汉设有一个办事处,地点就在武昌小朝街湖滨。胡宗南接见服务团成员的地点,就在办事处的二楼上,共分三批接见,接见的时间,熊向晖推算起来,应该在 1938 年 1 月 8 日左右。

他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的侍从副官唐西园要熊向晖等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没有想到,胡五短身材,与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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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旧照

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

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

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这是在“察言观色”。

熊向晖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

于是,他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熊彙荃时,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他,问道:贵庚?

熊说:再过 3 个月零 4 天满 19 周岁。

他又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道: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接着问道:怎样才是革命?

熊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他又问道: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脱口而出:“杀”。

胡盯着他看了一会,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后,胡的副官唐西园来接熊,说胡约他去个别谈话。

熊问:还找了什么人?他说,只找你。他告诉熊: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来到办事处,熊向晖和胡宗南个别谈话时,他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接着问了熊的学历,说他“17 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他进行政治盘查。

胡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 7 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胡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熊提到“民先”,重复他对李芳兰讲过的关于“民先”的情况,说明他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也是清华许多学生知道的。

胡又问道: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接着说熊对“总理遗教”有研究。

胡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熊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

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接下来,胡同熊握手,转而问他家庭情况。熊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念大学,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念中学。

胡要他写出家庭住址,说:“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这就是熊向晖在武昌与胡宗南见面的情况,熊向晖见了胡宗南两次,大多数人都是只见一次。

后来,洪同在台湾写文章《记第 1 军随军服务团》,也回忆了在武昌与胡宗南见面的情况,过程与熊向晖的记述差不多。

但是,洪同只见了胡宗南一次,他没有参加集体传见,而是被胡直接单独接见。因为洪同是服务团的副团长,胡宗南对他很重视,一开始就安排单独接见。

洪同在文章中说:“不几天,我们就在武昌小朝街湖滨第 1 军办事处的二楼上,见到了胡将军——胡先生。胡将军的部下为尊敬他,都称他为“先生’,我们这一群刚离学校的青年,怀着一种英雄崇拜的心理,也都不愿称呼他的官阶,而尊之为“胡先生’。

和胡先生第一次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次见面不是集体的,而是个别的;不是一般的礼貌谒见,而是一种临场面试,对每一个人,在问清楚了家世出身以后,他总以严肃的态度,和蔼的声调,问以:“为什么要到军中来?”“不怕苦?不怕危险吗?”接着,他就各人所攻读的科系,提出一两个问题,要你作答,并且要尽量的发挥。

我还记得,他知道我是经济系的学生以后,曾以有关战时财政筹措和日本经济能否支持作战的两个问题问我。

最后,他告诉我:‘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是国家的优秀青年,上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要你们去做,太可惜了。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同到西北去,大西北是抗战建国的基地,那儿需要你们。”

这一次谈话,因为是个别的,我们 60 余位费了他两个下午的时间。

胡宗南跟熊向晖单独谈话时,许诺“要专程请令尊来便餐”。第二天,胡果然派唐副官坐车到熊家,请熊向晖的父亲去吃饭。

当天,他回到家里,就告诉熊向晖说,“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熊向晖说,当时父亲有些夸大,他说胡宗南是大贵之相,天庭饱满,地域方圆。鼻如悬胆,口若血沟。

他站起来比人矮,坐下去比人高,稳如泰山。两道剑眉,一双虎眼,说话中气充沛,声如裂帛。

握手柔软有力,这是驾驭千军万马、掌握天下社稷的手。

他还说,民国以来,我看过的文武百官很多了,还从没有看到过像胡宗南如此谦虚、如此风度的人。他说一眼就相中了你,说明他有非凡的识才眼力。

父亲本来反对熊向晖弃学从军,但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对熊向晖说,胡军长要培养你,我信得过。他不是开玩笑,你放心去吧。

就胡宗南请熊向晖父亲去吃饭的这一天晚上,熊向晖让池际尚、许焕国和他一起,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所在地。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八路军成立后,先后在西安、南京、上海、太原、武汉、重庆、兰州等地,设立代表机构,负责与国民政府军事专员进行军事情况的交换,同时,还承担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物资和输送人员等任务,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这个对外公开机构,统称“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各战区战斗序列,改第八路军为第 18 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但人们习惯上仍称第 18 集团军为八路军。

因此,后来有的地方把“八路军办事处”改称“‘第 18 集团军办事处”,但多数地方,仍称“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是 1937 年 10 月下旬设立的,地址在汉口西 1 路安仁里 1号,李涛任处长,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12月中旬,南京陷落,中共代表团由南京转抵武汉,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驻武汉办事处合并,办事处地址也迁至汉口旧日租界中界 89 号,现在的地名叫江岸区长春街 67 号。

为什么要搬迁呢?因为,那个地方靠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事地址汉口旧日租界大石洋行。这样可以利用中共公开机构的牌子,掩护中共秘密机构开展工作。

合并之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由钱之光任处长,根据郭见恩传达的组织上的指示,熊向晖应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蒋南翔。

其实,蒋南翔并不在八办工作,他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之所以说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他,是秘密工作的需要。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刚刚成立,组成人员是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另外,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12 月 18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武汉。此时,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军政机关也都迁到武汉办公。12 月 21 日,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同蒋介石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向延安派遣联络参谋、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协商。

蒋介石当场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认为,两个机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决定合并办公,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李克农任秘书长、叶剑英任参谋长、董必武兼民运部长、博古兼组织部长、王明兼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主持长江局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并不允许中共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对外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面,具体事务则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名义开展。

熊向晖他们来到办事处,对值班人员说要找蒋南翔,这天,在武汉八办值班的恰好是熊向晖的清华同学于光远,一番联系之后,他说,蒋南翔同志不在,由董必武负责接见他们。

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人,生于 1886 年,1938 年已届 52岁,党内尊称他为“董老”。

这不仅因为他年纪大,更因为他的革命资格老,董老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在日本又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20 年,还参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参加了一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一大结束后,董老回到湖北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中共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一直到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前,他始终在湖北及武汉地区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所以,董老对武汉及湖北的情况都很熟悉,地下斗争的经验十分丰富。

1932年,董老回国后,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事党的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曾任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代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1934 年,他参加长征,是著名的“长征五老”之一。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抗战爆发后,被派到武汉,筹备湖北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董老是核心成员之一,并兼任民运部长,主管群众工作组,负责统战,秘密工作这一块,实际上也归他管。

董老让池际尚、许焕国在楼下等着,先把熊向晖叫上楼,与他密谈。

听了熊向晖汇报了胡宗南接见的情况后,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预想。

他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 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我把他的意见详细告诉你,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周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

周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1936 年 9 月,他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严重或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

胡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周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的特点,他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南翔推荐了你,周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很合适。

董老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周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

董老还说,从胡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是有戒心。

董老肯定了熊对胡宗南及对李芳兰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持此态度。还向他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实质。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

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

所以,周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他筹划的闲棋冷子。

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周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

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

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还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周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老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与清政权、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派,都进行过秘密斗争,所以他具有长期组织和领导秘密工作的丰富经验。

这次,虽说他是代表周恩来同志与熊向晖谈话,但许多谈话内容,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丰富经验在内。所以,这次谈话的水平很高,对熊向晖今后的行动,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使熊终身受益匪浅。

董老与熊向晖谈话结束后,再让池际尚、许焕国他们两个上去谈。与他们就没有谈那么深,只是谈一般的原则,要他们保持中立面目、不左不右。

湖北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武昌停留期间,主要是学习一些战地服务知识,学习打针、种牛痘、救伤兵、扎绷带;同时,许多服务团成员还买来共产党的书,如游击战等。因为服务团的成员中,清华、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民先”队员。

熊向晖在团里没有具体任务,他利用空闲时间,编了一个歌剧,用当时流行的聂耳等作曲家写的革命、抒情歌曲的曲子,穿插一些情节,配上自己编的歌词。

开始时,是一群男子修路,唱《大路歌》。女的种田。然后合唱,是和平的气氛。接下来,上来一个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唱《松花江上》。接着来一个汉奸,又来一个日本兵,日本兵把女的拖到幕后强暴,激起公愤,就这么一个歌剧。

胡宗南在武昌找服务团成员谈话结束之后,李芳兰、洪同等人决定,接受胡宗南的提议,放弃原来去第 1 军战地服务的计划,到远离前线的西北去。因为,胡宗南跟洪同说了,让清华,北大、南开的这些优秀青年,上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太可惜了。

于是,大家决定按胡宗南的意思,入关中、到陕西去。同时,他们把番号也改为“第 1 军随军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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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04:54 | 显示全部楼层
(5)陕西凤翔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改名后,在武昌前后停留了一个月左右,1938年元月下旬,他们接到通知,准备出发,前往陕西。

熊向晖只记得,乘火车到达西安时,正是农历除夕,第二天就是春节。经查《万年历》,这一天是 1938 年 1 月 30 日。

那么,他们一行乘火车从武昌出发的时间,应该在1月28 日前后。

出发前,第 1 军派人对服务团进行了行军编组,所乘火车是一列军车,从武汉经郑州转往西安。

由于是除夕到达,西安又是一座有名的古城,于是服务团放假半天,让大家在城里简单转一转。当晚,他们继续乘陇海线的火车西行,前往虢镇。

虢镇因虢国而名,在陕西宝鸡县境内,虢国在西周初期就已建立,有东虢国、西虢国、北虢国之分,东虢国故址在河南荥阳的东北,北虢国故址在河南陕县的李家窑,西虢国的故址,就在宝鸡县的这个虢镇。

虽然历史上留下了“假途灭虢”这个成语,但是离开了陕西、河南,知道“虢”这个字的人并不多。

唐玄宗时期,有个“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姊姊,并深得唐玄宗宠爱,广受贿赂,穷极奢侈。

“安史之乱”安禄山攻入长安,虢国夫人随玄宗、贵妃西走,至马嵬坡,贵妃被缢,虢国夫人逃至陈仓,自杀身亡,陈仓在虢镇西,属于古西虢国境内,虢国夫人死在虢国,成为历史上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

火车到了虢镇,第 1 军补充团团长胡宗谦登上火车,说是奉胡将军之命,对服务团表示欢迎,并送来茶水和晚餐,又讲了许多西北地区的许多风土人情。

虢镇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凤翔县,还有 40里路,不通火车,只有步行。

第二天,服务团一行从虢镇徒步走到凤翔,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部和第1军军部,就设在这里。

1938 年 1 月初,胡宗南的部队到达河南信阳附近。当时,有部分中央部委机构迁至武汉,蒋介石原打算叫胡宗南部移驻武汉外围,整理训练,准备将来参加武汉保卫战。

但是,此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忧虑关中所在的第一战区部队,均新编而成,战力薄弱,如日寇再窜入关中,或中共部队乘机南下,都足以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顾祝同以胡宗南部久驻秦陇,尤为中共“所畏惮”,人地最宜,向蒋建议,调胡宗南部移驻关中,“固守河防,兼顾晋陇,屏蔽川蜀”。

顾的建议得到蒋的批准,于是,胡宗南指令第 1军军部暨两个补充团,自河南信阳西移陕西凤翔,以凤翔东湖公园的房屋,作为军团部和军部所在地。

在淞沪战役期间,胡宗南虽升任第 17 军团军团长,但因战事紧张,没有另组军团部,只以第 1 军军部代替。

入驻关中后,胡辞去第 1 军军长兼职,由第1 师师长李铁军升任,继续率所属部队,固守郑州至灵宝之线,胡宗南本人则在凤翔另组第 17 军团部。

凤翔在陕西西部,东面是岐山县,因境内有雍山,唐以前称雍州,唐时,取“凤鸣岐山”之义,更名为凤翔县。

凤翔东依周原,南临渭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是古代中原通往大西北的咽喉要地,这里距西安亦只有 140 多公里,胡宗南驻防凤翔,东进西出,都很方便。

来在凤翔县后,服务团就住在西街天主教堂内,男生住在教堂大门西边的三间房子内,女生住在教堂大门东边的三间房屋内,屋内没有床,都是稻草地铺。

服务团到达时,胡宗南不在凤翔,接待他们的是参谋长罗列。

罗列,福建长汀人,黄埔 4期生,曾担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颇得胡宗南信任,身穿土布军装,腰扎小皮带,风度翩翩的罗列来到天主教堂,看望服务团成员,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与服务团成员——握手,并随即指令副官处蒋竹三,负责照料服务团的饮食和住宿问题。

在凤翔期间,服务团开始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胡宗南的部队分驻在凤翔县的各个村子里。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以团一级部队为单位活动,包括给士兵教唱抗日歌曲、绘制抗战壁画、出版墙报、举办识字班、设立医疗站等。同时,还与部队官兵进行座谈、联合演剧,也为附近农村的民众,开展知识教育和卫生服务。

凤翔的村子很大,每个村都有一个戏台,服务团演剧就在村里的戏台上。每次演出前,先找个人讲一讲时事,带大家唱唱歌,然后开演。

熊向晖在武汉时编的那个歌剧,定名《复仇》,就在这里演出,效果很好。

有一次,服务团在凤翔县城以西的柳林镇演出,台下的士兵看到台上剧中日本鬼子和汉奸凌辱中国百姓的情景,不由当真,义愤填膺,竟有个士兵拿起枪,朝台上的“日本人”和“汉奸”扣响了扳机。

子弹一下子从坐在台上的熊向晖身边擦身而过,不过半尺,真是好险!

平时活动,士兵带的枪里不许有子弹,但是,那一次这个士兵的枪里为什么子弹上膛?谁也不清楚。

开枪之后,熊向晖等服务团演员还要坚持继续演,但是团长有些怕,坚决中断了演出。

不过,几十年以后熊老忆及此事,笑说:这也证明了戏的效果好啊!

演出之余,服务团的团员们一有机会就聚餐,一聚餐都要喝当地的特产——西凤酒。

西安以西的关中地区,习惯上称“西府”,以东的关中地区称“东府”。在西府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语:“柳林酒,东湖柳”,柳林酒,即指柳林镇出的西凤酒。

西凤酒是中国名酒,65度,色泽透明,味道醇厚。按当地人的说法,是“五味不出头”,即:酸而不涩,苦而不粘,香不刺鼻,辣不呛嗓,饮后回味无穷;酸、甜、苦、辣、香,五味协调。

据说,早在唐代,西凤酒就以“甘泉佳酿,清冽醇馥”被列为珍品。北宋末年,苏东坡在凤翔作官,酷爱此酒,曾饮酒赋诗于东湖。

西凤酒品质好,是因为柳林镇的井水好,透明无杂质。西凤酒用柳林镇的井水和凤翔一带特产的高粱作原料,用60%的大麦和40%的豌豆作曲,酿造而成。

据当地人讲,西凤酒的酿造,是采用“多次发酵,多次取酒,以酒养精,长期贮存”的方法。蒸馏后,还要装入“酒海”,贮存三年才出厂。

什么叫“酒海”?内地人一般都听不懂,更很少见过。酒海是用柳条编制的大酒篓子,内壁要涂上猪血、石灰,裱糊纸张。

一个酒篓子,可以贮酒万斤以上。其实,这不但是西凤酒的贮酒方法,也是中国独创的容器,可以长期存酒。

用这种“酒海”贮酒,密封好,酒量损耗少,体积大而轻,经久耐用,一只“酒海”能使用几十年到上百年不坏。

第17军团部所在的东湖,是凤翔最有名的风景区,也是当年服务团的团员们常去的地方。

在古代,凤翔东湖只是一个池塘,人称“饮凤池”。相传周文王元年,瑞凤飞鸣过雍,在此饮水而得名。

宋代苏东坡担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后,倡导官民疏浚扩池,引城西北凤凰泉水注入,种莲植柳,建亭修桥,作游憩之所。

古人为纪念他,故改名东湖。东湖现在还有苏东坡的梅、兰、竹、菊手迹石刻,并有许多与苏轼有关的景点。东湖之柳,与柳林镇的西凤酒一样,尤负盛名。

第1军随军服务团的抗战宣传工作,很受部队官兵和附近乡村民众的欢迎,大家的爱国热情也很高,但是,有些人言行过激。

服务团一度分头到附近乡村搞抗战宣传活动,他们就像开辟根据地似的,征兵大家平等,地主也得征兵、纳粮,好是比较好,但是比较左。

熊向晖牢记董老的指示,在服务团不担任职务,政治面貌保持不左不右。而当时,其他“民先”成员都表现得很左。李芳兰及其个别追随者与此相反,其他团员下乡搞那一套左的东西时,熊就留在团部,没有参加。

不过,服务团的这些活动,以及各种倾向的人反映出来的政治面目,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

此时,陈大勋已经被胡宗南保送,进了中央军校第 15 期第 2 总队,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这个总队就在凤翔。西安王曲第 7 分校成立后,这个总队才又迁到王曲。

陈大勋走了以后,胡宗南派杨尔瑛、周士冕、周天谬等人,负责指导服务团的活动。主要是杨尔瑛,他担任服务团指导员,周士冕也经常来,考察服务团成员的政治思想情况。

杨尔瑛是陕西榆林人,国民政府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肄业,俄语说得很好,后转人北平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杨尔瑛到了哈尔滨,任东四省特别区教育厅俄文督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省相继沦陷,杨尔瑛回到南京。1934 年夏,胡宗南率第1师,在甘肃天水练兵,准备创办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广招西北青年进行培训,并请求何应钦在南京帮助聘请教官。

杨尔瑛经人介绍,并征求了榆林同乡、《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同意,来到甘肃天水,在西北军官训练班任教。

杨尔瑛行前,张季鸾特地设宴为他饯行。席后恳谈时,张说:“国民党治理国家,舍蒋委员长没有第二人,胡宗南师长虽未晤面,但据闻最为蒋委员长所器重。”

张还说:“国民革命距成功之期尚远,最近数十年不能离开军事力量来支持政府,继蒋委员长治军而有才能统率军队者,胡宗南师长为最有希望之人。”

杨尔瑛听了张季鸾的鼓动,最终决定投奔胡宗南,他在西北军官训练班担任教官的同时,还兼任胡宗南的俄文秘书,胡宗南对他很信任。

后来,杨尔瑛担任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书记兼陕西省政府委员,并兼中央军校西安第 7 分校俄文班主任,成为胡宗南的高级幕僚。

周士冕是江西永新人,黄埔 1 期生,那段时期,他担任第 1 军政训处长。

周天谬是浙江诸暨人,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中共叛徒。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很有一套。尤其是绍兴老酒一喝,满脸通红。

周天谬 1937 年投奔胡宗南后,任胡的秘书,胡让他专门研究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凡是有关共产党的书籍、报刊资料,经胡的特许,只有周可以阅读,别人不许看。

中央军校西安第 7分校与西安战干第4团成立后,胡派周任战干 4 团训练委员会副主任,负实际责任,同时兼7 分校与战干4团的政治教官。

凤翔有个高等师范,在关西地区影响很大,被称为“西府教师的摇篮”。这里的师生觉自己是进步青年,也要抗日,他们知道第 1 军随军服务团里有北大、清华“民先”的队员,就派人来请服务团的成员去讲话。

于是,杨尔瑛安排李芳兰和洪同去讲,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团长。另外,杨尔瑛专门指定熊向晖也去讲一讲。

在凤翔师范,李芳兰讲话,和她以往一样,还是讲“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熊向晖讲的是“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这正是中共中央 1937 年 9 月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

熊按照《宣言》提出的原则说,“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第一必须信仰三民主义,第二必须宣传三民主义,第三必须实现三民主义,第四必须发展三民主义。

他援引孙中山的话说,务必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结合形势,熊说,三民主义已经从原来的反清,发展到现在的抗日。

学生们都反映,熊向晖讲得很好,很新鲜,也解决了他们认识上的问题,很解渴,杨尔瑛他们也觉得满意。

1938 年 5月,胡宗南来到凤翔,分别找服务团成员谈话。

胡先找李芳兰和洪同谈话,洪同后来写文章说,胡宗南看到他们来了,对他们说:“难得你们男女团长一块儿来看我,非常高兴。”

李芳兰和洪同向胡宗南报告了服务团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其实,这些胡宗南都很了解。

胡宗南一边命令卫士烧咖啡招待他们,一边询问了服务团成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

胡说,一个由西北临时大学几十位同学组织的服务团,也即将由渭南前线来到风翔,他让这个服务团与李芳兰这个团合并,增强阵容,展开工作。

由北平师大、北平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等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北联大,地点在汉中城固。

西北联大到胡宗南部队的随军服务团,一共有 30多人,申振民就是其中之一。一直到十多年以后,熊向晖去美国留学,才知道申是 1938 年的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申健,曾任我国第一任驻古巴大使。

胡宗南这次到凤翔,除了找李芳兰、洪同谈话,另外,还专门找了三个人,即熊向晖、许焕国、池际尚分别谈话。

因为,根据董老的指示,他们也都以不左不右的面孔出现,所以受到胡宗南的重视。

胡宗南对许焕国说,你将来到西安,做政治训练,和池际尚谈话时,胡宗南说:“池际尚啊!你很好,希望你做川岛芳子。”这是胡宗南要为戴笠培训特务。而找熊向晖谈话,是要送他进军校。

谈话之后,他们三个人碰了一次头。熊说:让许焕国参加政治培训,可以接受;但让池际尚做特务,不行,不能去。

当时的情况,他们没法请示领导,作为三人中的负责人,熊向晖认为,池际尚可以进军校,但是不能当特务,他让池马上离开。

当时,池际尚的父亲时任甘肃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所以,熊对池说:明天一早,你就到虢镇,再到宝鸡,想办法坐车到兰州,找你父亲,然后到昆明西南联大去。

结果,池际尚走了,而且是不告而别。

为什么池际尚不能去做特务?做特务工作不是同样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吗?熊向晖认为,那不行。董老跟我们谈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参加第 1 军随军服务团,是因为服务团可以为推动、帮助胡宗南的部队抗日,起一些积极作用。

同时,如果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反共,可以发挥“后发制人”的作用。而池际尚到戴笠那儿当特务,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不符合组织上的意图。

再说,池际尚很单纯,不是当特务的材料,我要对她负责。所以,熊向晖马上叫她离开。

池际尚走后第二天,陈忠经忽然到虢镇去追她,熊向晖感到很奇怪,因为让池际尚走,是熊向晖等三个人作出的决定,陈忠经怎么知道的?

许焕国说,是他告诉陈忠经的。他们都是北大的。当时,陈忠经是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还不是党员,但许焕国是北大的党员,陈忠经是通过许焕国了解到的情况。

后来,池际尚进入昆明西南联大,1941年毕业,1946年,她去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 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地质系副教授,后为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很有学术成就。

1938 年10月,第1军随军服务团解散,有的服务团成员,如赖少等人也走了。留下来的人中,胡宗南让他们到西安受训,一部分进了第 7 分校,大部分进了战干4 团。

李芳兰后来嫁给了战干 4 团办公厅少将主任邱是膺。邱是广东人,黄埔1期生,曾任胡宗南的副官处长。

1938 年底,许焕国也走了,是为了追求服务团的一个女团员,这个女团员家在四川成都,许追到成都,也是不告而别。

但是,他没有追成,很后悔,就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董必武,董老把他严肃批评了一顿,但也从他那里知道了熊向晖的下落。

1939年,董老让熊向晖的清华同学、中共党员许立群到西安去找熊向晖,从此,他和党重新接上了关系。

服务团解散后,洪同、陈忠经他们都到了西安,在战干 4 团受了一段时间培训后,胡宗南就把他们放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

时任政治部主任的顾希平,是顾祝同的胞弟,他们就在顾希平手下工作。1939 年,成立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时,又把他们都放到了那里,陈忠经任组训组长,洪同任宣传组长,申健任三青团西安分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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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埔系”的新人

第1军随军服务团 在1938 年 10 月份解散,但熊向晖 在5 月份就离开了。

因为胡宗南5月份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向晖单独谈话时,已不再称呼熊为“先生”。

而且,他对熊表示非常信任,说道:“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一个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还当场送了熊一只瑞士手表,这是熊第一次拥有手表,同时,让熊翌日清晨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并要亲自送他报到。

第二天一大早,胡宗南就带熊向晖上他的车,叫熊和他一起坐在后座,而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坐的是他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后面还有一辆车,是卫士、厨师一类的侍从人员。

此时,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部也已经开始从凤翔东湖,移至西安永宁门外的荐福寺,即老百姓俗称的小雁塔。

胡本人开始时住在西安建国公园,后来移住东仓门下马陵董子祠,也就是汉代董仲舒墓前的祠屋。

那天,胡宗南把熊直接送到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所在地王曲镇,分校教育处长是吴允周,他是浙江东阳人,黄埔三期生,也是陆大十期毕业的,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本部第 1 厅参谋。

1936 年,他接受胡宗南的邀请,担任第 1军第1 师参谋处长,不久担任第1 军第 78 师参谋长,长于参谋业务和军事教育,为胡宗南所倚重,第七分校成立后,胡宗南派他任教育处长。

吴允周看到胡宗南亲自送来的熊向晖,就让他到学生第 5 总队报到。

当时,西安第七分校总共成立了 4 个学生总队,王曲是第 4、第 5 两个总队所在地,第 2 总队在凤翔,第 3 总队在兰州。

在西安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学生总队的编制,同部队相仿。总队长相当于师长、少将军阶,一般都是由师长下来当总队长,总队长要是出去,也是直接任命为师长。

总队长一般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生,总队下设两个大队,大队长一般都是黄埔 五、六、七期生,级别是团长、上校军阶。大队下面是中队,中队长一般都是黄埔 七、八、九期生、少校军阶。

中队下面,还有3 个区队,区队长都是上尉、中尉,个别的是少尉,都是中央军校(黄埔)十一、十二期生。

熊向晖被分在 5 总队 9 大队 2 中队 1 区队,区队下面是班,一个班是16 个人,班长、副班长由区队长指定,熊向晖他们这一期属于黄埔十五 期。

中央军校各期学生总队的番号,是由成都校本部统一编列的,第十五 期第 1 学生总队在成都中央军校本部,1938年1月在武昌招考人伍。

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成立,有一个过程,它的前身,是胡宗南负责筹办的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原先设在甘肃天水。

胡宗南办这个班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干部,储备人才,为以后进据新疆、青海、内蒙、宁夏等地区,作未雨绸缪之准备。

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领第 1 军东调淞沪战场,西北军官训练班遂停办。淞沪一役,战事惨烈,部队损失惨重,尤其是中、下级军官牺牲极大,第1军连排级干部,所剩不及十分之一。

之后,虽经多次拨补,但部队的战斗力已远不如前,因为,原来的那批骨干,都是他从西北带出来的,战斗力很强。

胡宗南对那批老基干在上海战场上丧失殆尽,极为痛心,同时也就想到要重建干部培训机构,加速培养新的力量。所以,胡宗南请示蒋介石同意,奉准在西安成立中央军官学校第7分校。刚开始是借凤翔高等师范为筹备校址,不久,即移驻西安王曲。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为了大量培养军事干部,在成都续办中央军校本部的同时,也在各战区相继设立分校。至 1938 年初,在西安七分校成立之前,全国各战区已经设立了 6 个分校:

由洛阳分校改编成立第一分校,校址设汉中,属第一战区。

由原武昌分校改编成立第二分校,校址先后迁至湖南邵阳、武冈、会同等地,属第九战区。

由原成都分校改编成立第三分校,后并入成都中央军校本部,又于江西瑞金成立第三分校,属第三战区。

由原广州分校改编成立第四分校,校址先后迁至广东燕塘、德庆、广西宜山、贵州独山等地,属第四战区。

由原昆明分校改编成立第五分校,属昆明行营。因昆明当时不属于战区,仍以行营进行指挥。

由原南宁分校改编成立第六分校,后迁至桂林,属桂林行营。

西安第七分校成立后,属第十战区。第十战区撤销后改属第八战区。第7 分校之后,又在湖北成立第八分校,属第六战区。

在新疆迪化成立第九分校,属第八战区。

就这样,熊向晖成了“黄埔大家庭”的一个“革命军人”,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的指示。

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第七分校,在发展他自己势力的同时,还有另一层内幕。

1937 年底,胡宗南到武昌晋蒋,就是他在武昌“传见”熊向晖等人的那一次,他向蒋表示,在西安成立第7分校,既可以大批培养部队基层军官,也可以就近拦截各地赴延安的青年学生,送入军校培训,增强与共产党斗争的力量,达到封锁延安的目的。

蒋一听,当场批准,并允许从中央军校第 15 期的两个学生总队中,拨一个总队的番号给他,为成立第7分校打基础,这就是西安第七分校第 15 期第 2 总队,先于分校成立的原因。

有了蒋介石的手令,胡宗南拿着它去找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陈同意把中央军校第 12 期学生总队的一切设备器材及教具等,全部拨归第7 分校使用。

第 12期学生总队总队长罗历戎原是第 1 军的老人,淞沪战役前由第1 军第 78 师副师长调任中央军校第 12 期学生总队长。

胡宗南到武昌后,多次约罗历戎到武昌见面,了解军校情况及学生总队毕业人数,要他争取大量毕业生到第1军工作。

胡对罗历戎说,他已向校长说明,要罗仍回第 1 军带部队,而且明确第 15期第2学生总队总队长,仍由罗担任,以便于向中央军校本部接洽联系,争取更多的军事教官及各种教学器材。

胡还嘱罗不可将此消息向外泄露,后来,第 12 期学生总队毕业后,即发表罗历戎为第 15 期第 2 学生总队总队长。罗随即将第 12 期学生总队所用的教材、器材等,由汉口经铁路运往西安第 7 分校。

这期间,罗向军事教官游说,西北是大后方,比较安全,今后的发展大有前途等,动员了不少军事教官到第7分校工作。

罗历戎是四川渠县人,黄埔二期生。抗战初期,先后担任第七分校第 十五 期第 2学生总队总队长,第七分校办公厅主任等职。

就在第七分校筹建过程中,先期在凤翔成立了第十五期第 2学生总队,陈大勋进的就是这个总队。

第2总队的学生来源,一是胡宗南在江苏沿途招收的一千余名青年学生;二是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在王曲办的特种训练班;三是顾希平在终南山麓办的江苏抗日青年班。这些学生,都被胡宗南奉命接收。

第2 总队成立后,又在兰州成立了第 3 总队,学生都是从甘肃、宁夏、青海三省招考的。

接着,在河北、山东、河南等沦陷区招考的数千名青年学生,成立了第十五期第4、第5 总队。

第七分校所在地长安县王曲镇,原先是张学良举办“西安军官训练团”的旧址。

1936年6 月,张学良为整训所属部队的军官,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商得杨虎城同意,报经蒋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城隍庙,创办“西安军官训练团”,调训东北军、第17 路军的军官,为抗日作准备。

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张学良还接受中共代表刘鼎的建议,吸收中共瓦窑堡红军大学的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教国的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

西安事变之后,军官训练团停办,胡宗南在筹建第七分校时,看到这里靠近西安,交通方便,地域开阔,房屋较多,便于举办各种军事教学和训练,所以选定这里作为校址。

第七分校不设分校长,只设主任、副主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任命胡宗南兼第七分校主任、顾希平任副主任。

顾希平是顾祝同的弟弟,江苏淮阴人,黄埔 1 期生,西安事变后,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胡宗南入关中,就是他向蒋建议的。

第 七分校成立后,学生依文化程度,分甲乙两级:甲级生学制为一年,乙级生学制为一年半。

按中央军校原先的规定,对入伍学生实行三级教育:

甲级教育,招考大专院校毕业生,修业 6 个月分发部队服务,是为前期教育,然后,再回校接受补习教育,是为后期教育。

乙级教育,招考大专院校肄业生,修业 1 年分发部队服务,然后,再回校接受后期教育。

丙级教育,招考高中毕业生,入伍 6 个月,修业1年半,是为正规教育。

但是,到了抗战期间,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不可能按“三级教育”制度来实施了。不过,在熊向晖入校的时候,还分甲级生、乙级生。文化程度高的,为甲级班;文化程度低一点的,为乙级生。

吴允周把熊向晖作为甲级生,安排进了第 5 总队第 9 大队第 2 中队,学制1年。

中央军校的各期学生,第一期到第 四 期在黄埔校本部,第 五 期到第七期,就比较乱了一点。

第五期共有 6 个学生大队,3 个大队在黄埔校本部,3 个大队在武汉分校,可毕业典礼都是在南京举行。

第六期、第七期,因为从黄埔迁校至南京,所以分两地施教,入学与毕业,略有差异。

从第八期开始,黄埔部分停办,全都在南京接受教育,很正规,高中毕业进军校,要 3 年才能毕业。

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都在南京,第十一期到第十三 期,也还正规,但到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抗战了,十一期迁到九江毕业,十二期在武昌毕业,十三期在四川铜梁毕业。

从第十四期开始,中央军校迁到成都,一直办到第 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迁至台湾。

西安第七分校从第十五期开始,一直办到第 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回归成都校本部。

从黄埔开始,中央军校校长、各分校校长,都是蒋介石兼任,校本部负实际责任的是教育长,各分校负实际责任的是分校本部主任。

第七分校主任始终是胡宗南,还有一个副主任顾希平主持日常工作。

中央军校校本部与各分校的办学要求,都差不多,但是,比较起来,第七分校的语言培训比较特殊,其他分校没有。

因为,第七分校有外语训练班,英文班、德文班、俄文班、日文班等等都有,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训练班,设有藏文、蒙语训练班等,很多教官都是留美、留法、留英、留日人员。

熊向晖所在的这个中队,住在青龙岭下的窑洞里,当时,胡宗南选址时感觉这里房子挺多,但是,随着军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房子根本不够用。

所以,它以王曲镇为中心,在周围各村庄形成一个环状训练中心,鼎盛时期,在周围 60 华里范围内,住满了军校学员,计有皇甫村、樊村、子午村、贾里村、香积寺、曲江池、韦曲、杜曲、高家湾、牛东等数十个村镇。

校舍大都是临时利用窑洞、祠堂、庙宇等建筑,也有的借用当地历代望族居住的房屋。

所以,熊向晖入校时,只能住在附近的窑洞里,一个班一个窑洞,睡的是当地特有的大炕,16 个人睡一个,炕边用青砖摆起来,作为炕沿,一个人躺下的宽度,是两块砖。

正式开始训练前,军校学生每人配发一套旧呢子军服,一双翻毛皮鞋和一双麻鞋、一双黑布鞋,一条灰军毯,一个背包,一只水壶。

另外,还发给两枚蓝底白字搪瓷领章,一边是“军校”,一边是“学生”,钉在衣领两边。

平时,熊向晖等分校学生都是穿单军衣,或是穿灰棉军衣,打绑腿,带子绑在膝盖上,以免走路时间一长,腿肚子发胀。

吃饭以一个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有9 个伙夫,用很大的锅烧饭。

早饭是粥、咸菜。中午、晚上是白菜、豆腐大杂烩。吃饭时,5个人一坨,拿脸盆装菜,自己拿碗装饭,然后喊一声“开动”,才可以开始吃,主食一般是稀粥和半斤一个的杠子馍,一个月打几次牙祭时,才有猪肉等荤菜。

早晚集合都点名,以中队为单位,一吹号就要起床洗脸,15 分钟内集合,点名之后,开始跑步,然后再吃早饭。

在第七分校,熊向晖首先开始的军事术科训练,在操场上叫制式教练。当时,采取的是德式,练习立正、稍息,各种步法及队形变换等,主要是养成军人姿态和基本动作。

接着,就开始单兵教练,一个人一个人地教练,一个人一本很厚的《典范令》,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军中勤务令》,都由中队长、区队长讲。

训练中,光是立正就不简单,标准是双目平视,下颚微缩,颈部垂直,双臂自然下垂,中指贴于裤缝,挺胸、收腹、脚跟并拢,两脚分成 45 度。

正步走,齐步走,开始都是分解动作,正步走练的时候,手都别在后面。分解动作时,正步走:一,左腿弯了;二,左腿前迈,右腿跟上去。

单兵教练时,因为队上职官要求严格,腿弯挨脚踢,胸部挨拳打是经常的事。

熊向晖入校时使用的枪,还是老式的汉阳造,皮带上还有刺刀,刺刀与枪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再把刺刀安上去。

没过两个月,就来了新枪了,是蒋介石的“中正式”,由重庆兵工厂制造,这个枪比较轻一点,短一点,刺刀直接就安在枪上。

同时,他们按班发给捷克式机枪一挺。除机枪外,每人各发中正式步枪一支,子弹 200发。

然后,是瞄准、射击,有时候,夜间紧急集合,那就看本领了。

军事术科训练之后,就是野外战斗教练,即掌握单兵战斗要领。然后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同时,还有构筑掩体训练,即构筑散兵坑和交通壕等作业。

这种训练,多在正常天气演习,有时也在雨雪天或夜间进行,目的是锻炼学员吃苦耐劳的体质和意志,以适应实战时的特殊环境。

那个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当时发的装备中,还有 1 只背包,里面装日用物品和军毯,全副武装时,有 1 支枪,1 条子弹袋,1 只水壶,1 条干粮袋,背包的背面再加1 把十字镝,1把圆铲,预备做工事用的。

每周,都由教育处发来训练课目表,上午大都是制式教练,下午是上课或野外教练,间或还进行夜间教练。

上课时,学员每人有 1 只小木凳,1 块木图板,图板后面订有绿布口袋,可以放书和笔记本。进人课堂,大家坐在小凳子上,图板置于腿面,听教官讲课。

第 7分校的课程,分军事课和政治课两项。政治课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国内时事”等,一般都不太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政治教官洪轨讲课时,爱吹牛,说大话,说假话,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哄鬼”。遇到他来上课,都说“哄鬼又来卖膏药了”。

但是,大家比较爱听时事课,尤其是战争形势分析。

有时候,总队也搞集合,地点就在王曲城隍庙校本部旁边的操场——那个地方现在是西安通信学院,总队在那儿升旗、唱歌。当时唱的歌,除了《黄埔校歌》外,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在咆哮》《太行山上》等,都是一些救亡歌曲,比较有现实意义和生气。

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什么曲子,都是这样的曲子,学生也比较欢迎。只要整队行进,有一个队唱起来,各队立即响应,歌声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这要算当时军事生活中最富有生气的场景了。

第七分校的校本部,设在王曲的天下总城隍庙内,其他省市地方叫总城隍庙的也有,但都是唐朝的,王曲的这个总城隍庙却是汉朝的,当时有几百间房子,里面的佛像都用纸、木片蒙起来,没有拆。

庙里的大殿很大,可以用作会餐的地方。有的人说,能同时招待一千多人,熊向晖说没有那么大,也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吃饭。

王曲这个地方,清代属陕西成宁县,民国时期属陕西长安县。但为什么叫曲呢?

一般,称山脉回折之处叫山曲,河水回折之处叫河曲。王曲位于漓水回折之处,它与湟水回折之处的韦曲、杜曲一样,都是以曲名地。

在西安南郊,王曲、韦曲、杜曲,比邻并立,是有名的“三曲”。唐代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个天指“天子”,意思是指韦、杜出过许多大人物。

据成宁县志载:“有唐一代,韦氏宰相 26 人,杜氏宰相 11 人”。因韦曲、杜曲居樊川之右,景色明丽,大道平坦,距长安也近,京都许多官宦贵贾纷纷在韦曲、杜曲兴建别墅,更促成韦、杜人物之盛。

杜甫曾赋诗歌咏:“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杜曲花光浓似酒,霸陵春色老於人”,都是形容韦曲、杜曲景色之盛。

有人说,在长安城南“三曲”中,王曲是最没有名的,王曲之盛,是在胡宗南创办七分校之后。

其实不然,在汉代,王曲这个地方叫上林苑,是帝王游息之所,也是汉代皇家名苑。当年,汉武帝入山行猎,都要在这里过夜,所以也叫“御宿川”。王曲的南边,就是终南山,也称南山。在汉代,南山是帝王狩猎之地。从长安到南山,王曲是必经之地,也是中途休息的处所。

研究货币史的都知道,历史上有“上林苑造钱”的典故,这是指西汉武帝时期,中央将全国造币大权,由民间收归国有,并将造币厂设在上林苑,由中央集中铸造钱币。

因此,上林苑造钱,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中央造币厂”,这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隋唐之后,南山渐成佛教圣地,著名的南五台,即位于终南山中段北侧的一座山峰,由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座山峰台组成。

南五台佛教鼎盛之时,庙宇汤房号称有 72处之多,是历史上古都长安的观光游览之区。传说隋炀帝的母亲曾在南五台圣教寺修行,唐王李世民亦曾在南五台胜宝泉避难,而释迦牟尼的牙骨就埋藏在南五台圣寿寺隋塔之下。

王曲傍边,青龙岭下,熊向晖他们住的窑洞,除了一部分是七分校的学员住宿外,也有一部分教官住在这里,青龙岭西麓的太师洞,就是 7分校政治教官的宿舍。

太师洞面积很大,建有一排平房,分隔成 20 多个房间,分派各总队教官居住,七分校校刊社的编辑人员,也多居住于此。胡宗南在青龙岭别墅休息的时候,也经常转到太师洞这儿看看。

到王曲不几个月,七分校就调了一小部分没有毕业的学生,到河北民军张荫梧部队任军官,他后来经常与共产党闹摩擦,是有名的反共“摩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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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河南之行

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部在西安,但其主力第 1 军在河南郑州一带,随时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1938 年秋天,熊向晖和另外两个学员一起被挑选出来,准备去做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英文助手,因为,蒋百里受胡宗南的邀请,准备担任第 17 军团的总参议。

不过,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他没能来到第17军团,这件事很少人知道,但是对了解当时中国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很有帮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沿平汉、津浦线南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日军骄傲异常,矶谷廉介师团由济南猛攻台儿庄,以为直取徐州不费吹灰之力,一指间即可占领。

不料,当他们进至台儿庄附近,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被迫后撤。为此,侵华日军又制定了一个五路计划:一路由津浦路北段南下,一路由津浦路南段北上,一路由江苏盐城向西北进击,一路由鲁西南进。

以上四路的目的,都是包围徐州,聚歼中国军队主力。另外一路,即土肥原师团,在兰考、开封附近地区截断陇海铁路,向东可以形成对徐州的合围,向西则威胁郑州。

1938 年 5 月中旬,也就是熊向晖刚刚进入第七分校的那段时间,日军土肥原贤二率第 14师团进至陇海铁路,攻陷豫东各车站。

为了打通陇海铁路,围歼由菏泽南下的土肥原部,蒋电令胡宗南率第 1 军、第 90 军,由郑州东驰往开封增援。

随即,胡宗南率部向开封附近集中,参加对土肥原部的围歼,5 月 20日,蒋还亲临郑州指挥。

土肥原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头子,他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不但能讲中国官话,而且会讲几种方言,是有名的“中国通”,在日本军界有“谋略专家”之称。

他在担任天津及奉天特务机关长期间,先后参与策动“九一八”事变,劫持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策划“华北自治”。

后来,土肥原被任命为日军第 14 师团长,“七七”事变后,率部从塘沽上岸,经北平南下,由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新乡一线进击,直抵长垣附近的黄河渡口。

接着,土肥原又率部渡河进入陇海路地区,与宋希濂的第71 军形成对峙。

5 月下旬开始,胡指挥第 1 军、第 90 军,也加入中国方面的战斗序列,在开封以东地区,与土肥原师团展开激战。

初期打得不错,并收复多处地区,但由于日军增援部队不断跟进,中方的战略要点归德被日军攻陷,一下子形成对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

中国大本营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决定向平汉路以西地区撤退。

接到命令后,胡率部西撤,在荥阳南北一线布防,拒止日军继续西进。6 月 7日,胡率部到达荥阳附近,9 日,开封陷落。

此时,土肥原师团快速进逼,直扑郑州,形势更加危急,蒋为了防止日军占领郑州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对武汉形成更大威胁,遂下令炸毁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

滚滚黄河水倾泻而下,顿使豫东地区 54 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泽国,也使长驱直人的土肥原第14师团陷入汪洋之中,被迫向附近的高地逃窜,进攻势头受挫。

最终,土肥原师团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始由日军派出大批舟船部队将幸存官兵接运出去,土肥原贤二也因这次指挥失误,被解除军职。

花园口决堤事件造成中国 90 万民众被淹死,1 000 万人无家可归,损失无法估量,不过,之后的河南战场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并且,为中国军队退守战略大后方,赢得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豫东之役中,胡宗南获颁干城甲种奖章。7 月上旬,胡宗南率第 1 军移驻河南汜水、巩县等地,集结整训,继而进驻洛阳,整编各部。

此间,军委会先后将第 27 军、第 90 军、第 76 军等 3 个军计 9 个师的部队,划归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序列,并由胡负责推荐各级主官,进行整编。

此刻,胡宗南加上他的老底子第 1 军,及留守关中的第 16 军,第 17 军团达到5军之多,这在当时各军团的编制中,是绝无仅有的。

8 月下旬,日军进迫武汉,日第 2 军由六安、固始,沿汉川公路径扑信阳,胡宗南又奉命率部增援信罗,阻敌西进。

9 月下旬,胡部与日军在罗山激战数日,双方伤亡俱大,随于信阳附近,双方转入持久战。

此时,胡宗南知道自己麾下人多势众,地位举足轻重,决定聘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做他的总参议。

蒋百里是西派作风,讲话、写文章大多是用英文。因此,胡指示在西安的第七分校找两个懂英语的人才,作蒋百里的助手。

9 月的一天,第七分校教育处长吴允周把熊向晖找去,告知第 17 军团部来了电报,要派两个懂英文的学员,去给蒋百里当助手。

尽管电报不是胡宗南本人打来的,但是分校一样非常重视,吴允周说,他们已经推荐了两个人选,但是恐怕胡宗南不满意,所以就多选了一个,叫熊向晖也去。

另外两个人,是第 9 大队第 1 中队的,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学生,一个叫郝连诚,一个姓乘,这两个人年纪比较大,都有家眷,老婆、孩子都在西安。

吴允周告诉熊向晖,如果胡先生让你留下,你就留下;不让你留下,你就返回第七分校继续学习。

接着,学校给他们三人办了通行证,发了路费,让他们自己去河南向胡宗南报到。因为,郝连诚年纪大一点,30岁了,就选他负责做领队,钱也由他拿着。

熊向晖一行从王曲坐汽车轱辘装的胶皮轮大车,赶了 40 里路,用了不到 3个小时,赶到了西安市区。

从那里,他们乘火车票车,也就是客车,到了洛阳,这一段路还算正常,而从洛阳再到郑州,就没有票车,只有临时运货的火车。

这时候,从东边往西边来的车有,车上扒着很多黄河决口造成的难民,而往东走的车很少,黄河决口,当时宣传是日本人炸的,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知道是国民党所为。

终于,他们找到一列东去的货车,来到了郑州,在车站,还有一些值班人员,市内则很萧条,来到一个集镇吃饭时,卫生很差,到处都是苍蝇。于是,他们只买了一些火烧和煮鸡蛋,带在路上,别的菜不敢吃,怕生病。

这时,胡宗南正在信阳指挥部队作战,所以,他们三人从郑州继续沿平汉线往南,前往信阳方向。

郑州到信阳途中,要经过新郑、长葛,许昌、郾城、漯河、西平、遂平、驻马店、确山、明港等站,在郑州站,站长告诉他们,刚好从东边开封运来一个车皮的枕木,要运到信阳前线修工事用,他们可以搭这辆车去。

因为他们的领章上有“军校学生”的字样,所以乘车比较方便。

第二天早晨,他们坐上了这趟车的守车,位于列车末尾,列车长很尊重这几位奔赴前线的军校学生,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坐在守车上。

到了郑州南边的一个大站新郑,车停下来,说是有警报,列车长请他们下车隐蔽,要把火车头开走,因为遇到警报,车头必须与车厢脱离。

下车后,熊向晖他们刚隐蔽到铁路西边的野地里,就看到 3 架日本飞机飞了过来,投下炸弹。

在军校学习时,教官说过,飞机扔炸弹,都是俯冲投弹,但是,这几架飞机还没有开始俯冲,就投下炸弹,让这几个军校学生非常意外。后来才知道,这是水平投弹,日本空军投弹的仪器已经改进,所以可以水平投弹了。

河南是一望无际的中原大地,野地其实就是开阔地,没有什么遮掩。飞机过去后,熊向晖他们看到西边有几个风车,觉得可以掩护,就躲了过去。

刚跑到那边,又飞过来了 3 架飞机,又投下炸弹,这 3 架敌机飞走后,火车头还是没有回来。

他们回到敌机第一次空袭时,他们躲避的地方,发现老郝在那儿解的一泡大便,已经被炸飞了。

假如他们不转移隐蔽地点,几乎肯定要被炸到,真的好悬!

在这里,他们一直等到天黑,火车头才回来,熊向晖他们又上了车,趁着夜色继续开行,过了许昌、漯河、驻马店,接着就到了明港。

在明港站,只见前面火光冲天,可以听到枪炮声隆隆,许多老百姓正在从东往西逃,说是信阳不行了。

后来他们了解到,此时信阳已经失守,胡宗南带着部队向信阳西北的桐柏山区撤退,到10月下旬,武汉撤守,胡宗南又率各部回到关中。

明港离信阳只有一站,这时已经去不了了,火车司机说要赶紧开车返回去,因为许多逃难的老百姓正在扒车,车头前面的钢板上,已经趴着好几个老百姓,不肯下来。

于是,司机赶紧将火车头往后倒,退回到另一个大站驻马店,这里的站长告诉他们,信阳已经丢了,现在上级命令,各奔前程。

可是,熊向晖等人怎么办呢?信阳已经去不了了,第 17军团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

结果他们只能返回,从驻马店向西走,走到南阳到洛阳公路边一个叫方城的地方,又坐上胶皮轮大车,到了洛阳,再从洛阳回到了西安。

因此,熊向晖他们几个都没有当上蒋百里的助手。

蒋百里是中国有名的大军事家,他的国防思想和军事思想,对抗战初期的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胡宗南在内,影响很大。

他当过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也做过袁世凯、黎元洪、孙传芳、吴佩孚等军事巨头的顾问,而胡宗南只是一个军团长,他为什么会接受胡宗南的聘请,出任第 17 军团总参议的职务?

这是因为,蒋百里当时有个战略观点,认为平汉路以西地区是中日决战的地方,而胡宗南的部队这个时候就在平汉路以西,他同意当第 17 军团的总参议,就是准备帮助胡宗南筹划,在平汉路以西地区与日军进行决战。

这个观点,对国民党高层影响也很大。

1938 年的兰封战役,第一战区不愿在豫东地区与日军决战,就是受了他的观点左右,把精锐部队调到平汉路以西,准备将来在这个地区与日军决战。后来证明,他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八年抗战,日军基本上没有越过平汉路以西,他们的力量够不到!

战前,蒋百里还有一个战略主张:“将来,中日战争应以三阳为我们根据地”,“三阳”就是:襄阳、南阳、洛阳,都在平汉路以西。

1938 年夏秋间,胡宗南的部队在信阳,后方就是“三阳”。信阳守不住,只有到“三阳”去。

蒋百里主张以“三阳”为根据地,与日军展开决战,胡宗南请蒋百里当他的总参议,是不是准备实践蒋百里以“三阳”为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这里面可能有联系。

所以,胡宗南聘请蒋百里担任第 17军团总参议,不是偶然的。而蒋百里接受了胡宗南的邀请,也不是偶然的,可惜后来没有实现。

据陶菊隐先生在《蒋百里传》中透露,“汉口未撤退时,百里自告奋勇想到西北军中服务。”

这个西北军,当然不是指张学良的西北军,而是指胡宗南的“西北军”。只是,有一天,蒋介石偶然提起,想请他担任陆军大学校长。

陆大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校长一职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这一职务对他说来,确是用其所长,可是他一再谦辞,愿居教育长之职,蒋却执意要他担任校长。

绕来绕去,最后决定以代校长的名义全权主持校务,蒋百里接受陆大代校长的任命后,当时武汉正在准备撤退,决定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因此就与陶菊隐一起,乘汽车沿着湘鄂公路到长沙,办理迁校事宜去了。到“西北军中服务”的愿望,自然就此打消。

不幸的是:1938 年 11 月 4日,蒋百里从桂林去贵州经过广西宜山时,染病去世。

1938年,蒋百里声名正隆,胡宗南能请到他当总参议,很不简单。蒋百里如果真的当上胡宗南的总参议,那对胡宗南是很有利的。

蒋百里先后留学日本、德国,军人而兼具学者气质,他的夫人左梅女士是日本北海道人,夫妻相濡以沫,共有五女,长女早卒,所存四 女称之为“四朵金花”,均学有所成,其三女蒋英留学德国,后为钱学森夫人。

1942年,胡宗南还与戴笠一同到四川江津,拜访了陈独秀,预备请陈独秀到西安来,这是蒋介石同意的。当然,陈独秀没有来,不过,这也说明胡宗南很会网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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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8)在军校的最后日子

熊向晖他们三人从河南回到西安,还剩一点旅费,领队郝连诚决定,大家在城里洗一个澡,吃一顿,再回学校。

他们在西安车站附近,现在叫解放路,当时是正气路那里,找到很有名的一个澡堂珍珠泉,在那儿先洗澡。

郝连诚有金戒指,他把剩下的钱和金戒指,都交给茶房保管,也没有要收据,那时的人,还都是有信用的。

他们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出来之后,碰到了四五个伤兵,其中有两个拄着拐杖,也在那儿刚洗完,那几个伤兵看到茶房把金戒指和钱退给郝连诚,就说:把我们押的金戒指给我们!

茶房说:你们没有押金戒指啊!

伤兵说:他们怎么有?

接下来,伤兵一定要茶房赔他们戒指,5 个人,要 5 只金戒指。

郝连诚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不对嘛,这是讹诈啊!你们是伤兵,要注意荣誉啊。

这时候,珍珠泉的老板出来了,给每个伤兵一点钱,才打发他们走了。老板说,这类事多了,能应付过去就应付过去吧。

回到王曲七分校驻地后,他们向吴允周报告了去信阳而未成的经过,并顺便把伤兵的事情也报告了一下,希望这类事要引起注意,吴听后说,他要把这件事报告西安警备司令部。

熊向晖去河南期间,第七分校正在进行练劈刺训练,他没有赶上,从河南回来之后,他重新学习,而后又进行了战术、兵器、地形、筑城等课程。

1938 年的冬天到了,一天,熊所在的第 5 总队第 9 大队第 2 中队的中队长张希贤,派传令兵在青龙岭下面一个窑洞挨一个窑洞地找熊向晖,叫他到中队去。

张希贤是少校军阶,黄埔 8期生。

跟着传令兵,熊向晖来到中队部,看到胡宗南的副官唐西园也在那儿,唐说:胡先生找你。

接下来,他跟着唐西园,到了青龙岭别墅。一进门,先向胡宗南敬了一个礼,说:“报告!”

那时候,熊一天吃一斤半,红光满面。胡宗南端详着,仔细看他,说道:“已经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了!”

接着,熊向胡宗南讲了在军校都受了哪些训练,也讲了中间到信阳去的经过。

胡宗南说:这个事他不知道。又说,幸亏你没有去成,还是在这里受训好,蒋百里也不来了,他还说:“我并没有让你去!”

胡还问到熊家里情况怎么样,熊告诉他说:家里已经逃难到了四川江津。我有个姐姐要去延安,被我留下了。

在这之前的1938年 10月,中队长张希贤把熊找去,张一向待熊很好。他问熊:你是不是有个姐姐叫熊彙芝啊?

熊说:是啊!

张说:你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熊一封信,是双挂号,上面一行是收信地址:“西安王曲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 5 总队第 9 大队第 2 中队”。

中间一行是收信人:“熊彙荃先生”。下面一行是寄信地址:“西安七贤庄 7号”。

西安七贤庄 7 号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熊向晖把张希贤交给他的信打开,只见姐姐在信中说,她要到延安,路经西安,希望见熊向晖一下。

张中队长说,这封信已经被办公厅第二科检查过了,这个科是管政治思想的,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准备逮捕你。

吴允周跟我讲,说你是胡先生带来的,不好随便动,当时,胡宗南还没有从河南回来。

张说:你看,你姐姐要到延安去,你怎么办啊?

张希贤为人很好,他向熊建议说:你劝她,还是别去,这边要抓人了。就是她要去,路上也会被抓住的。再说,如果你姐姐去了延安,你怎么向胡先生交代?最好的办法,你能把她留下。

熊说,我家里从武汉逃到四川江津去了,我这个姐姐当时在中央大学体育系,因为家里困难,不让她读书了,她才想去延安。

熊对张希贤说,姐姐她要去,我根本不知道啊,她有她的志愿,我怎么好拦她。

张希贤说:你还是要拦她,不然的话,她去了在半路上被抓,这样对你也不好,况且,办公厅第二科都要准备逮捕你了。

当然,他们不知道你是胡先生派来军校的,我们最后说了。

熊说,那我就跑一趟吧!于是,熊向晖就来到七贤庄7号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姐姐是他的四姐,她参加了一个服务团性质的组织,有 20 多个人。到了那儿,他找到姐姐。

熊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她说,家中供给不起,又不让她上学了。熊说:你要走,我也不会拦你。不过,我听说那边很苦啊!你受得了吗?

其实,四姐对于去不去延安,态度也不是很坚决,听熊向晖这么一劝,她犹豫了。

熊说,你如果受不了的话,不如留下吧。于是,她就留下了。

熊就把她送到杨尔瑛家里,预备替她在西安找个工作。

接下来就是胡宗南找熊谈话,熊知道,对于彙芝曾经打算去延安的事,肯定会有人向他汇报,索性主动向胡讲了这件事。

胡宗南听了以后,说道,很好。又问:她现在干什么?熊说,预备找个工作,还没有找呢。

胡说:我下手令,叫她到战干 4 团女生队受训。还说,将来我要见她。当场,胡宗南就写了一个条子,叫彙芝到战干 4 团受训。

战手 4团的全称是:“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 4 团”,是专门训练部队政治工作干部的。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了训练战时工作干部,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成立了4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其中,第 4 团就设在西安,这个团与其他 3 个团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它除了训练战时政治工作干部外,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与第 7 分校一起,与延安争夺青年。

当时,大批要求革命的青年都往延安跑,国民党对这件事很害怕,所以决定,在西安成立战干 4团,在北方各省招收青年学生受训,也在去延安的主要路段拦截去延安的青年。

拦下后,就送到战干 4 团,接受训练,战干 4 团团长由蒋介石自兼。副团长是陈诚,团附是蒋鼎文,当时他是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教育长是胡宗南,副教育长是葛武柴。

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副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熊向晖把四姐熊彙芝留下,主要的考虑是为了取得胡宗南的信任,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他们盯上,熊不能不表态。否则,后果就很难说了,恐怕在胡宗南的部队就蹲不住。

那个时候,情况很紧急,他必须独立做出决定,因为董老对熊有过交代:“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能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

胡宗南为人相当多疑,要取得他的信任,是相当不容易的。后来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过,他也做了准备,如果姐姐去延安的态度很坚决,他也只好由她去。

熊向晖的父亲和家人,从武汉逃难到四川江津后,就失业了,他把家里历年存的首饰拿到银行去变卖,银行里的人吓唬他说,你违反法令,不许收藏黄金,你老早就应当交给我们。

老太爷被吓坏了,钱也没敢要,就跑了,家里就靠熊向晖的三姐熊彙苓在武汉大学教书养家。

那个时候,武汉大学也已经内迁四川乐山。听到这些情况,胡宗南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熊说:还有一个哥哥在中央大学上法律系,今年三年级,明年毕业。

当时,中央大学也已内迁重庆,胡宗南说:我给程开椿讲,让你哥哥在重庆一边读书,一边在重庆办事处挂中校秘书。

程开椿是胡的第一任侍从副官,当时是第 17 军团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叫熊的哥哥在重庆办事处挂中校秘书,也就是让他挂个名,拿着钱养家,一个礼拜到办事处去一趟,根本不用做事。

那个时候,一个少校的月薪大概是120 元,中校大概是 160元。1938 年的物价,还没有怎么涨,一个月160 元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不久,熊向晖那个想去延安而未成的四姐,由胡宗南下手令,去了战干 4 团受训,半年后毕业,她就留在战干4团政治部工作,接着,就与战干 4 团政治部上校主任秘书孙适石结婚成家。

1938 年冬天,熊向晖在第七分校的受训已经到了后期,这时,学校以毕业学生为对象,组成部队,搞实兵联合演习,由同学充任各级干部,配属有平日供学生作练习的通信、骑兵、野战炮官兵,选择终南山麓、临潼、户县牛东、秦渡一带进行地形演练,增加实战感受。

快毕业了,大家都想到西安去看一看,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只要上午内务与武器检查合格,学员就可以获准放假外出。

那时候,从王曲到西安 20 公里路,没有公交汽车,就是乘骡子或马拉胶皮轮大车。一辆车可坐 10 人左右。

在王曲,经常听到一群车夫在那儿,大声吆喝军校学生上车:“西安!西安!”在西安城南关外回程处,也有一群车夫也在那儿喊:“王曲!王曲”

上了车以后,车夫坐在车前,一手执鞭,一手拉缰,口中不断发出:“吁!吁!得儿!得儿!”的吆喝声。从王曲到西安的长安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这种胶皮轮大车。

也有的学生,没有余钱搭乘大车,就三三两两挺着胸,单程步行到西安,回来的时候再搭车。

他们按军校训练时的标准步幅,一步 76 公分,1 分钟 114步的速度,一路上,不少的军校学生就这样走着。

到了城里,也就是看名胜古迹,逛逛街。西安的城墙、钟楼、鼓楼、大雁塔、大明宫都可以去,只有小雁塔不能去,那是第 17军团部所在地,属于军事禁区,灞桥、华清池在东郊,又太远了。

那个时候,大家过集体生活,睡统铺,还有的睡地铺,不常换衣,很少洗澡,到了冬天,有不少人身上生疥疮,不能出操上课,队上就安排他们去临潼华清池洗温泉浴,洗一两次就好了。

去洗温泉的人,也就顺便参观游览一下华清池,后来,七分校还开办了服务机构,有饮食部、门市部、浴室、理发室、摄影部和招待所等,当时叫新生社,社址就在北堡寨湘子河滨。

新生社有交通车,这是一辆木炭汽车,往返于王曲到西安之间,每日对开 2 次,星期天另加两趟,生意很好。

临近毕业的日子里,大家都在做 三 件事,一是编印黄埔同学通讯录,从黄埔一期开始,一直到第十五期,目的是为加强联系,联络同学感情;二是铸造佩剑,剑长约 1 尺,带鞘,剑柄上刻有字,一面是“成功成仁”,一面是“校长蒋中正赠”。各期毕业时,每个学员都要授发。按规定,平时要挂于腰带上,但是多数人平时都不挂;三是制作军校毕业纪念章,纪念章中间是黄色的校旗,周围刻有军校某期某总队毕业纪念章字样。

这是作为各期学生到部队以后,同学之间互相结识的标志。

毕业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学生还要集体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董老在汉口跟熊向晖谈话时,曾说到“准备参加国民党”。

虽然董老事先打了招呼,要熊有心理准备,但从心理上讲,他还是不情愿的,1936 年 12月,在清华大学尽管是秘密人党,却也举行了庄严的人党宣誓,介绍人和他一起宣读“永不叛党”的誓词,还低声唱《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词,令他们热血沸腾。

但是,熊没有想到,第七分校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根本不征求个人意见,大家一律都要办,任何人都不例外,不存在董老说的“准备参加”的问题。

而且,这次“参加”国民党的经历,使熊吃惊地了解到,第七分校的国民党组织,完全是徒有其表和官样文章,也完全不是熊原来想象的“参加国民党”所具有的政治涵义。

分校的国民党组织叫特别党部委员会,名义上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军队党务处领导,实际上,还是受校部控制,因为特别党部的特派员是胡宗南,书记长是分校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

另外,各总队设总队委员会,大队设大队委员会,中队设中队委员会,都是由同级负责人充任委员,同级指导员充任干事,不受校部指挥是不可能的。

不过,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很松散,只求其名,不求其实。从校特别党部,到各总队、大队、中队委员会,从来不过组织生活,所有上级发来的文件,都由政治指导员代为办理,事实上也很少办理。

他们惟一办理的一项党务活动,就是例行办理分校学员集体参加国民党活动。

办理手续的时候,由中队指导员会同中队长,按特别党部发的“人党志愿申请书”,将学生的名字、简历逐项填入,都是指导员代填。介绍人要有两个人,也都由队长、指导员包揽,在上面盖章,学生只要在表上盖章或签字就可以了。

由于学生对加入国民党没有意愿,很多是被迫入党,走走形式,也不当回事,各级党部也都是例行公事,并不真正重视。

因此,办理整个手续的过程,拖得很长,有时快要到学生毕业时,才举行集体宣誓仪式。

不过,第七分校特别党部对搞宣誓仪式很重视,熊向晖那一期的学生就集体参加了,仪式是在王曲校本部南边的大操场举行的,会场布置得很堂皇,胡宗南亲自到会,全体官生盛装参加。

仪式由书记长王超凡主持,在胡宗南讲话后,王超凡领读誓词,学生在下面呼应,最后由学生代表致答词,接着就是发党证。

1939 年 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讲词由他自拟。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9 年 1 月,胡宗南已经当上了第 34 集团军代总司令。3 月 29 日是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纪念日,这一天,也是熊向晖所在的第 15 期甲级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毕业典礼之前,先预习。第 2、第 5 总队是甲级生,一年毕业,第 3、第 4 总队是乙级生,一年半毕业。这时,凤翔的第 2 总队,也已调到了王曲。

事先,胡宗南叫七分校预习毕业典礼,因为没有大操场,所以也没有阅兵。预习时,要两个学生代表上台讲话,胡宗南坐在下面听。

这两个学生,是分校政治部挑的,讲稿也是事先拟好,两个学生代表拿着讲稿上台讲。预习了两遍,胡宗南都不满意,他就告诉分校政治部主管,叫熊彙荃上台讲话,不要讲稿,让他自己讲。

熊本人当时不在场,对此毫不知情,是事后才听他们讲的。

正式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来宾中有天水行营的主任程潜、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以及陕西省党部的谷正鼎、三青团陕西分团的杨尔瑛等。

典礼开始后,熊向晖喊:“2 总队、5 总队立正!”然后带着枪,上主席台,敬礼后开始致辞。

他在致辞中,讲得慷慨激昂,说:“终南山下,湘子河边,今天我们离开操场,明天将进入战场!……”

讲的时候,熊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胡宗南的脸,只见他脸上慢慢地就绽出了笑容,能感觉到他特别满意。

最后熊说:今天遥祝我们的校长,身体健康!熊看到胡宗南听到这儿,满意的脸上都带着笑。

不过,熊没有听到胡宗南称赞他,只是听到杨尔瑛对陈忠经讲:“熊某人今天红了!”

典礼结束,其他来宾走后,胡宗南召集政治部的人讲话,杨尔瑛也参加了。

杨尔瑛后来还告诉陈忠经,胡宗南讲:“今天,熊彙荃讲得太好了!熊彙荃讲话,手不动,身子动。站的位置也很好。”

熊向晖怎么知道这样讲,会让胡宗南满意?

这还要追溯到 1938 年,在离开凤翔之前,他还在第 1 军随军服务团时,凤翔第 2总队举行开学典礼。

胡宗南叫熊拟一个讲话稿,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这是他对19岁的熊向晖的试笔。

当时,没有电灯,借着烛光,熊就拟稿:“现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我们到这儿,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我们到了军校来,经过锻炼,就要成为伟大的人物!

什么叫伟大人物?无名为大!”一共讲了三段。

胡宗南看了以后,认为有点意思,但是书生腔太重了。胡说:我改一改。他改的是:“你们学,学什么?第一,学做大人!”

熊感到这不通啊!怎么学做大人?

胡又说:“何为大?无名为大!”他把熊的无名英雄简化了。

熊有点摸到他的思路,就顺着他的思路,往下接着改:“第二,学干大事?何为大事?无私为大!”

胡说:“好!”

熊说:“第三,……”他一下子没词了。胡说:“学成大勇!何为大勇……”说到这儿,他也没词了。

熊说:“无我为大!”

这一下,熊就摸到他的脾气了:“学做大人,何为大?无名为大!学干大事,何为大?无私为大!学成大勇,何为大?无我为大!”

胡宗南讲话,讲究语言要有力度,有激情,有号召力和鼓动性。喜欢大量采用排比句、对比句、对偶句、问答句等等。这样的句式很有感染力。

看起来,好像大话、空话很多。有人说,看了胡宗南的一些精神讲话,很多是口号式、标语式、传单式的,大而空。其实,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吃这一套。

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战初期,日本人打来了,国破家亡、山河破碎,每个学生都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激情,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爱国的,有时候,就是一句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保家卫国!”就能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

所以,根据他的这些讲话特点,熊向晖概括一下,胡宗南就觉得熊写的稿子,很对他的胃口。不过,胡宗南讲话也看对象,比如将校训练班,他去讲话,就不讲这个了。

毕业典礼当晚,在校本部还举行聚餐晚会,胡宗南主持并举杯,训勉全体学生,从今之后,要做到:铁肩担道义,血手写文章,从头收拾旧河山保祖国;劝君更尽一杯酒,东出潼关杀敌人!

学生们听了,都觉得很感动,慷慨激昂,热血沸腾!

一周以后,任职令及分发令下来了,大家抢着看,熊向晖这个中队,少部分留校,准备编入军官研究班第一期受训,结业后担任第 16 期的区队长或区队附;大部分分发到各部队,有一部分分发到第 109 师,这个师的师长就是曾任第 5 总队总队长的陈金城,当时,109 师担任防守潼关的任务。

而熊向晖,胡宗南指定他做自己的侍从副官,绶少尉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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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0 01:15:19 | 显示全部楼层
(9)第三任侍从副官

胡宗南的第一任侍从副官,姓程名开椿,当年40 岁,是浙江孝丰人,胡宗南的同乡,也是胡教过的学生,初中文化程度。

他男人女相,很得胡的信任,程担任胡的侍从副官有六七年,1935 年,被胡保送到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二期学习,毕业后担任第 1 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处长。

抗战以后,他担任胡部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熊向晖的哥哥就在他手下,当了个挂名的中校秘书,拿钱养家。不久,非军人出身的程开椿又由胡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第五期学习,毕业后成了少将,先是在第七分校任办公处少将处长,后出任第八战区兵站分总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联勤总令部第七补给区副司令、司令等职。

他帮胡办理了军需供应方面的事情,权力很大,解放前去了台湾。1982年,程从美国来北京,与熊向晖重逢,送给熊一本《胡宗南上将年谱》。

熊设宴招待他,并请原第 3 军军长罗历戎作陪。这以后,程每年都给熊写信,但熊都没有回信。后来他情况如何,熊就不清楚了。

程开椿之后,胡的第二任侍从副官就是唐西园,唐比熊向晖大 5 岁,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属于军统系统,是戴笠的好学生,由戴笠介绍给胡宗南的。

唐从 1935 年干起,干到 1939 年,熊向晖说,这个人很能干,熊是胡的第三任侍从副官。

毕业典礼之后,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对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词,表示满意。

谈话中,胡提出要熊到他身边工作。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熊,委派熊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

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胡问为什么?熊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熊向晖说,我听说你脾气不好,我是“士可杀不可辱”。胡宗南说:你把我当成军阀?什么人什么办,大多数人,我都从来不骂;有的人,非骂不可,你越骂,他越高兴。

在胡宗南的坚持下,熊向晖成了他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

实际上,在让熊做自己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之前,胡宗南已经先让他带过兵,负责侍卫队的一个排,带了 3 个月。

这是一个独立排,有 3 个班,一个文书上士,驻地就在青龙岭的窑洞里,那时这里已经不住学生了。

熊向晖带兵的要诀是——赏罚严明,经济公开。赏罚严明好办,经济公开怎么办呢?

当时,这个排有 3 个缺额,熊要把这 3 个缺额交上去,文书上士建议:不要交,留在排里。

熊就说:留下可以,但是缺额的钱不能随便花,哪个士兵家里有困难,经过公议,把钱给他。

做到了赏罚严明、经济公开,熊很快就树立了威信。他怕热,夏天晚上睡觉爱蹬被子,很容易着凉,而关心他的士兵,夜里会主动给他盖被子。

带了 3 个月的兵后,熊向晖也就正式作胡宗南的侍从副官。

侍从副官的任务,是负责处理胡宗南的日常事务,替他安排公务日程及衣食住行方面的事务性活动。

胡宗南没有家眷,所有的事情,包括生活上的琐事,都由侍从副官帮他处理,熊就先从安排衣食住行开始。

胡宗南的办公地点有两个,一个在城外的小雁塔,一个在城内的东仓门 1号。

小雁塔是胡宗南的司令部所在地,地点在西安南门外荐福寺内,司令部的名称几经变化,开始是第17军团部,接着是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后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最后是西安绥靖公署。

无论司令部的名称怎么变化,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始终设在小雁塔,没有变过。

小雁塔是隋代建筑,原是隋炀帝当晋王时的王府,唐代成为襄城公主和唐中宗李显在藩时的宅第。李显登基后,为了给高宗李治死后百日“追福”,把自己原来的王府改建为寺,所以叫“荐福寺”。

1 000 多年来,因王朝兴替和战乱关系,荐福寺屡有废兴,现在的荐福寺,从平面上看,略呈方形。殿宇建筑集中在由山门直对小雁塔的中轴线上。

进入南山门后,由南向北:先有门楼,次为夹中轴线东西相对的钟楼、鼓楼,再次为建在中轴线上的慈氏阁 3 间,阁后即为大雄宝殿 5 间,殿后则是藏经楼 5 间,楼后即为小雁塔,塔后又有白衣阁 3 间,阁后有甬道,通北山门。

荐福寺的东西两厢,建有许多经房、僧舍等建筑,胡宗南的办公室就在荐福寺门楼二层楼上,熊向晖的办公室在门楼下面的拱形门洞内。

门洞的北拱门被砖封闭起来,南拱门做了一道门,就成为一间办公室。

小雁塔的大雄宝殿被布置成会议室,举行酒会也在那个地方,1943年7月9 日,周恩来到西安,胡宗南就是在这儿举行的欢迎酒会,周恩来的车,可以直接开到大雄宝殿的门口。

塔后白衣阁 的3 间方,是历任参谋长办公的地方,从第 17 军团部的参谋长罗列、第 34集团军的参谋长罗泽闿,到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参谋长盛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范汉杰,都在那儿办公。

荐福寺两厢的房子,是司令部参谋处等八大处办公的地方。

当时,荐福寺周围没有民房,但现在,西边是朱雀大街,北边是友谊西路,南边不远处就是省体育场,都已成了市区,过去,胡宗南的车子,都是从南山门,即从正门进。但现在,南山门已经封起来了,游人都是从北山门,也就是从后门进,当年,这里并没有后门,后门是以后加上的。

胡宗南并不是每天到这里办公,也不住在小雁塔这儿,他在城内另有个办公地点——东仓门1号,在西安城的东南角。

过去,那一带比较荒凉,现在西安市地图上还有这个地名,但东仓门 1 号那个院子已经不在被拆除,变成居民楼。

东仓门是一条南北马路,街道不是笔直的,有点弯,东仓门的南路口,就是西安南城墙,沿着城墙根北侧,向东走,通往和平门;向西走,通往南城门。东仓门的北路口,接马厂子路,再过去,就是东大街了。

东仓门 1 号原是一所小院,在路西,院门朝东,大门只能容一辆小车进去。院落不大,很窄。有的资料上说这个院子占地 4亩,熊向晖说,不对,它占地两亩都不到,院内只能停 1 部小汽车,一边是藤萝架,一边堆着煤炭。

进了院门,先是1间传达室,进院后,有两排房屋,一排主房朝北,是胡宗南办公、吃饭与会客的地方;一排附属房朝南,是随从人员住的地方。

朝北的一排主房,有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一间卧室(卧室里面有 个洗澡间)、一间餐厅,还有一间是秘书徐先麟的办公室。房间不大,陈设很简单。

秘书徐先麟是住在朝南的一排附属房。

东仓门1号是胡宗南在城里办公的地方,但主要是用来会客,通常是文官,过往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接待,这里虽然也有卧室,但是他很少在这里过夜。

东仓门 1 号这所院子,原先是西安一个职业学校校长夏先生的,他的儿子叫夏新华,是孙连仲的女婿,后来,也任过胡宗南的副官。

由于这个地方环境幽静,位置偏僻,便于警戒和保密,就被胡宗南占用了。但究竟是买的,还是租用的,就不清楚了。

胡宗南真正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实是靠着东仓门1号的董子祠,也就是董仲舒墓,这个地方对外保密,一般客人都会不带到这里。

出了东仓门 1 号向右一拐,就到了东仓门的南路口,也就到了南城墙根。过去,这个路口面西有一个大牌坊,上书“汉下马陵”4个大字,极其醒目。


过了“汉下马陵”牌坊,沿着城墙根往东走几十步,就到了董子祠,从董子祠大门进去,朝南一幢正屋,东西约五丈、进深约三丈,这就是胡宗南办公与住宿的地方。

正屋后面有一座坟,即为董仲舒墓。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曾向汉武帝献“举贤良”之策,并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纲五常”,很对汉武帝的口味。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策,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30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也要依例下马。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

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过去到董子祠,也称到“下马陵”。

原先,这里整个祠堂是一个大厅,胡宗南占用后,把东头隔成两间房子,外面一大间既做会客室,也做餐厅,地上铺的是草席。

北面墙上,有董仲舒雕像,用一层纸蒙起来,成为一道纸壁,上面挂军用地图。东面被隔的一间,又分隔成南北两个小间,南边一小间是办公室,用一块布作门帘,通外面大间;北边一小间是卧室,放床,马桶。

当时,这儿没有电灯,晚上都要点蜡烛。

在董子祠的院子里,正屋的东南角,砌了一排房子,其中有两间里面开门相通的房子,是熊向晖住的地方,还有几间房子是勤务兵住的,后面的房子,是值班参谋住的地方。

如今,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过去,从东仓门 1 号院到董子祠,中间是一片空地,没有房子,现在都建起了民房,董仲舒墓周围已经用砖砌了一道围墙,墓碑用玻璃罩起来了,墓后面还砌了一座凉亭。

东仓门 1 号院西边,还有一座院子,院门朝南,对着南城墙,叫效忠里。这是胡宗南的侍卫队队部,也是关押各种犯人的场所,当年,郝鹏举就曾被关押在这里。

下马陵旁那段城墙内,修有一座钢筋水泥的防空洞,并有钢梯通往城墙上面的出口。

胡宗南接待客人,有时候就在城楼上谈。遇有日机空袭,胡宗南能很快进入下面的防空洞躲避。抗战初期,日机经常飞临西安上空轰炸,蒋鼎文、祝绍周等陕西省军政大员,都曾到这里躲避。

他的秘书徐先麟宅地在东仓门 26 号,与东仓门 1 号对门,往来极为方便。现在,那里都成了居民楼,老房子都没有了。

平时,胡宗南的行走路线是:从小雁塔出来,进南城门,沿城墙根,向东,先后经过安居巷口、柏树林街口、开通巷口、县仓巷口,到达效忠里。由效忠里再向前,就是下马陵。

如果从下马陵向左拐,就进了东仓门 1 号院。如果从下马陵再向东,就进了董子祠。

实际上,东仓门 1 号是胡宗南的接待处,对外的名称开始时叫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室,后来叫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秘书室,也被人称作“胡公馆”。

胡宗南通常住在董子祠,但每周也要去青龙岭招待所一到两次。此外,他每年要到南五台两三次,一次住两三天;去翠华山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两次,不太多。偶尔,他还住一下建在东北大学旧址的战干 4 团。

胡宗南请客吃饭或应酬,以及设宴招待政界、军界的一些要人,社会名流等,一般都在东仓门1号,重要的宴席,则在小雁塔、青龙岭或王曲城隍庙举行。

熊向晖说,东仓门 1 号不归我管,由徐先麟秘书负责,离开东仓门 1 号,都是我负责,胡宗南在董子祠、青龙岭、王曲、翠华山、南五台,或者离开东仓门 1号,到小雁塔办公、巡视部队,到洛阳、兰州、山西克难坡等地,都是我陪同。

但是,胡宗南一年要去几次四川,如去重庆汇报、开会、休假,去成都看病等,一般只带卫士去,有时带徐先麟同行,但从来没有带过我去。

而我就留在西安,等于是休假,但胡也会布置一些工作给我,基本上是整理文件,或拟讲话稿等,不会像胡在西安时那么紧张。

胡宗南无论是出行,还是住宿,都不喜欢前呼后拥,而喜欢轻装简从。因此,不管胡到哪儿,看不到那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

平时,在童子祠,胡宗南的卧室外面设一个便衣警卫,但只是在胡宗南睡觉的时候才有,如果不睡就没有。外面城墙上和董子祠门口,各有一个武装警卫,东仓门门口也有一个武装警卫。

这几个警卫,都是跟着胡宗南走,胡不在就没有,住青龙岭时,住所前后各设一个武装警卫,卧室外面则有一个便衣警卫。

胡宗南行动,一般都是一车或数骑,随行人员有熊向晖,再带一个警卫,车是美国的别克轿车,他在西安,或者到兰州,都是坐这辆别克车。

如果外出或巡视部队,则乘其他车,有时乘美国吉普,胡另有一辆火车专用包厢,胡宗南到洛阳会见卫立煌用过一次。

胡很爱马,常到马厩去,戴着白手套喂方糖给马吃。他的坐骑是一匹大红马,也不是天天骑,但一个月总要骑几次马。据说胡当第1师师长时,有一段时间驻在甘肃天水,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骑马。在西安时,则是几天骑一次,也是一早出去溜一圈。

后来,马鸿逵送了他一匹黄骠马,很雄壮,胡宗南有一次马失前蹄,跌了一跤,骑的就是这匹马,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骑过这匹马,所以,胡不爱骑烈马。

生活方面,胡宗南并不是很讲究,有资料说,“胡的生活享用极奢”,招待烟要“三五”或“大炮台”,酒是威士忌;不喝茶而饮咖啡和广柑汁,喜食海鲜,如带鱼、鲍鱼、青翅等。

熊向晖说,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胡宗南是一个人吃饭时,只有两菜一汤,一荤一素。用的是盖碗,很小。早饭是稀粥,中午、晚上是米饭。

若是两个人以上吃,就是 4 菜 1 汤,2 荤 2 素。每个月,胡都要与熊向晖一起进餐几次,也就是 4 菜1汤。有客人来,还是4菜1汤。

一般情况下,客人不请多,因为要谈话,真正应酬也就是四五个客人。胡宗南不吸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平常也不喝酒,特殊情况下,喝一杯酒,也就是一小杯,或者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

什么算是特殊情况?熊向晖说,比如在小雁塔设宴款待周恩来那一次,他只能喝酒,不敢作假。

穿的方面,熊向晖说与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写的又不同了。

抗战以后,胡宗南官大了,衣服是草绿的哗叽军装,冬天是草绿的华达呢,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穿一穿士兵服。因为,西安有第七分校,所以着装非常正规。

当时,将官领章是金牌牌,少将是一颗星,中将是两颗星,上将是三颗星,胡宗南是中将,是两颗金星。

后来,军装一改,不着武装带,军官不打绑腿,穿高沿黑皮鞋,沿口到脚踝,戴白手套。夏天有雨衣,冬天还有灰布料面子的皮大衣。

胡宗南的办公室,无论是在董子桐,东仓门,或者是在青龙岭、小雁塔,都是两部军用电话。一部是长途军用电话,与重庆、兰州保持联系;一部是一般军用电话,与在西安的司令部、七分校、战干4 团、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保持联系。

给他打电话,一般先打到熊的办公室,然后由熊告诉胡,是谁来的电话。

熊向晖那里的电话机,有一个开关,如果胡叫熊转过去,开关一拨,就转到胡的房间里,开关由熊控制。因为电话是同线,所以胡在他房里接电话,熊可以监听。

除了接昕和处理电话方面的事务,胡宗南的信件也是归熊处理。徐先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胡宗南对来信都是自己登记。

熊向晖说,不是这么回事,只有胡的亲戚来的信,才由胡自己登记,不过那是有限的。其他信件,如果送到东仓门1号,归徐先麟登记办理,如果送到小雁塔、王曲,上面凡是写明送给胡宗南的信件,一般都是先送到熊这儿。

熊认为如果有必要给胡看,就送给他看;没有必要的,熊自己就处理了。

处理过的信件,一般是一个礼拜或半个月列一个表,凡来信人姓名、写信日期、送到日期、登记日期、内容摘要、处理意见、处理日期等等,都要——登记在册。

比如,张三来信,写信日期是 2 月 15 日,收到日期是 2 月 16日,信的内容是什么请求或建议等,然后是熊的处理意见:“交七分校办公厅处理”。

熊处理完后,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定期把登记册送给胡宗南看,胡没有意见,就这样处理,如果胡认为处理得不妥,就要调出来,重新处理。

一般情况下,熊向晖认为没有必要送给胡宗南看,直接处理了的信件,主要是像要求补助的来信。

他说,这些信如果都送给胡宗南看,那就太多了,这件事就是我和徐先麟分别来干,每件都登记。

曾担任第 34 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的张佛千写文章回忆道,胡宗南的一举一动,熊向晖都知道。

是不是如张佛千所说?比如说,送给胡宗南的机密电报,是不是也要先经过熊的手,再送给胡宗南看?

熊向晖说,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一拆镂空条就断了,必须将整个封口都撕开,再不可能恢复原样。

这样一定会被发现,这类电报只有胡宗南自己拆。因此,他的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也从来没有拆开看过。不过,有些电报胡宗南批过了,熊才能看到;但如果是直接送走,也看不到。

所以,张佛千说胡宗南的一举一动,熊都知道,那是夸大其词。而且,胡宗南很注意保密,一个人做的事情,很少让第二个人知道。

比如,刘大军的战地服务总队,胡的参谋长都不知道,不过,胡宗南部的军事会议,熊都参加。

胡宗南的机要室由王微负责,机要员都是王微考察后,经过机要训练班的培训,司令部的译电室,都是孝丰人。但是,这并不是说王微可以指挥一切。

胡宗南如果离开西安,到外面巡视,都要跟一个机要室副主任,以便随时有电报要译,只有到兰州时不带。当时,跟胡的机要室副主任叫费正贵,他的食宿总是由熊安排,一般都安排他住单间,在胡的房间对面。

如果客房紧张,费则与熊同住一间,熊向晖说,费的密码本,我都可以看,但我不看,也有机会可以拿出来。

王石坚有几次叫我把密码搞到,我都说不行。因为那样做,太容易暴露,一发现就全完了。所以,胡的密码本,我从来没有看过,费正贵相信我,那也是因为胡宗南信任我。

王石坚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由中共中央派驻西安,负责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进行联络。

经过胡宗南同意,熊向晖在重庆办事处以中校秘书的名义,拿钱养家的哥哥在 1940年下半年,在重庆搞到一辆车,把他的父母一块送到了西安,住在东仓门 21号。

熊的父母来到西安后,胡宗南亲自到熊家,看望他的双亲,并且当场批特支费 6 000元。之后,又安排熊的哥哥也到战干4 团受训,受训结束,委派他为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西安事务所主任。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由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新西兰友人艾黎及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发起,1938 年 8 月在汉口成立。

当时认为:抗战将是长期的,中国沿海一带工业区已经沦陷或将要沦陷,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为了支持抗战,应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从事各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军需民用,这样抗战就可长期坚持下去。

为了得到政府支持,他们邀请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杭立武代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

当时,孔祥熙是行政院长,杭立武是金陵大学教授、董事长,兼中英庚款会总干事,理事还有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翁文灏、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于斌等国共及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工合成立后,很快在全国发展起来,1938 年8 月,工合开始在宝鸡筹组西北办事处,并先后在西安、凤翔、南郑等重要城市,成立了 14 个事务所。

西安工合事务所主任是个肥缺,西北区工业合作社,主要是为胡宗南的军队置办棉衣、棉毯和军粮,熊的哥哥当西安事务所主任后,葛武肇时常与他联系。

葛是战干 4 团的教育长,黄埔二期生,当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也曾经当过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要职,在西安那个地方,也是权倾一时。

曾任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的卢广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回忆了当时西北工合为国民党军需署置办军毯的情况。

他说:“1939 年 8月,工合总会与国民党军需署订立议定书,承制军用毛毯 40 万条,分配工合西北区承制30 万条。

制造毛毯的经线用棉纱,由国民党军需署拨给;纬线是毛线,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在西北区收购的羊毛,大部分交给西北工合,由西北工合负责组织农村妇女和各地的伤兵、难民纺成毛线,然后,由织布工业合作社织成毛毯。

合作社每织成一条毛毯,给予 3 至 5 元的手工费,军毯制造工作主要集中在西安、宝鸡、天水、兰州 4个地区。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参加纺线的乡村妇女和伤兵、难民不下三四万人,付给手工费约二三百万元。

1940年以后,西北工合第一批军毯完成以后,又继续承制两批军毯。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工合总会共承制军毯近 100 万条,其中约 80%是西北工合制造的。”

据陈仙樵在《宝鸡工合的生产,发展与结局》一文回忆:

当时,制毯原材料羊毛、棉纱,均属统购物资,羊毛由官办的西北复兴公司统购统销,预先作出计划,与西北复兴公司签订合同,按其指定地点派人前去收货。棉纱是西北第一军需局统制物资,必须经它批准,然后方可向各纺纱厂采购。

为加强管理监督,西北工合除在宝鸡设立军毯制造管理处外,并在西安、宝鸡、榆林、兰州、天水等城市,设立工合军毯制造管理分处,负责管理辖区各军毯制造、生产合作的监督、制造技术指导,以及供应原材料、收缴成品、生产合作社的监制和成本计算等工作。

这里讲的仅是军毯一项,其成本核算里,就可以有很多人为因素,很容易做手脚。这就要看什么人管了,置办军需,利润很大。

熊向晖只是个少尉,吃饭不要钱,他在第七分校学习时任总队长的陈金城,此时已是第 109 师的师长,安徽人,与熊是老乡,俩人比较好,他有时候派人给熊家送几袋面粉,对熊比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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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特情系统

胡的第二任侍从副官唐西园把工作移交给熊向晖后,他开始负责胡的侍卫队,这个名字,也是他想出来的,胡宗南本人也同意,在国民党内部,只有蒋介石有侍卫队,其他人都没有。

侍卫队的编制,是两个武装排,一个便衣排,唐西园担任队长,副队长是军校第12 期毕业的,后来相继担任副队长的有马大恢、金鼓民等人。

马大恢也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他们都是熊向晖考察后选调过来的。

侍卫队的队部在胡宗南西安城内的办公地点,东仓门下马陵附近的效忠里。

唐西园管的事情很多,除了负责侍卫队,还负责收集情报,有一个专门设立的海外广播收听组,主要收听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新闻节目。

这个组以马蒙为首,马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很好,是吴启诚介绍来的。

吴是浙江温州人,留美学生,来西北之前,他在上海任中国银行的稽核,地位在襄理之上。他的夫人柯晓岚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生活很优裕。

抗战军兴,胡在西北广招人才,吴启诚丢下“金饭碗”,来到西安,初被胡任命为战干4团上校秘书,后任第七分校经理处副处长。

吴到西北后,介绍了不少留美同学到胡部服务,其中也包括马蒙等人,他中等身材,戴一副黑色眼镜,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是个大好人,可惜后来自杀身亡。

由马蒙负责的这个海外电台收听组,一共有4个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英文都很好,收听到重要情报后,马上速记并翻译成中文,送至胡宗南处。

此外,还有一个秘密的战地服务总队,也由唐西园兼总队长。起初,熊向晖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这个服务总队的真正任务,是负责联络伪军,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的所有伪军,与胡宗南都有联系。

在唐西园的手下,用了各种各样的怪人,给熊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叫马国良,他是北平人,一脸麻子,眼睛是暴出来的,当年还不到40岁。

有一天,胡宗南到东仓门1号办公,那儿主要是徐先麟负责,没熊熊向晖什么事。

那天,唐西园来了,说:今天很无聊!马萌建议打桥牌,唐说:不想打,把马副官找来。

勤务兵立刻就把马国良找来了。

唐西园问:马国良,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马国良说:我没有到哪儿去啊!

唐西园说:你到鸦子坑去了。

鸦子坑是窑子,唐西园这是在诈马国良,他不经诈,说:队长,是,我是去了。

唐西园说:你为什么瞒着我?打嘴巴!

马国良就打自己的嘴巴。唐西园说:不行,狠狠地打!马就左右开弓地打,那是真打呀

熊看不下去了,说,算了吧!此时,马的嘴都打肿了。

唐西园说:看在熊副官的面子上,站起来,唱京剧。

马国良马上就唱。唐说:唱旦角。马就唱旦角。

唐又说:你别得意,你唱!你再哭!

马很听话,于是,又哭了起来,哭得跟真的似的,一点也不假。

马国良的老婆是个妓女,她抽鸦片,唐西园在这方面很照顾她,鸦子坑那个地方,除了有妓女,还有赌场,这个地方现在叫民乐园,靠近东二路民生百货大楼。

只要马国良一去那里,都是呼朋道友,这个人有不少邪门的本事,他推牌九,能够要什么有什么。只要马国良一上场,别人都把钱乖乖地给他,打麻将也是,掷点子,他能要几点就是几点。

唐西园是少年得志。他手下的兵,都是他亲自到河南挑的,有一个大个子,来了没有多久就跑了,不见了。

唐就叫马国良他们侦察,得知此人到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家里当了厨师,得到消息后,他就让马国良带了几个特务,把这个大个子绑架回来了。

熊以前看到过这个大个子,大个子被五花大绑地绑回来后,被他们在房中活活地吊死了。

西安城墙下防空洞的南边开了一个小窗户,以备防空洞被炸后,里面的人还可以从小窗户里跳出去。

小窗户距城墙外的地面还有一丈高,平常窗户是关着的。窗户外的城墙根下,有一口枯井,唐西园的手下就用一根绳子,把大个子尸体从小窗户里吊出去,放到那口枯井里。

抗战初期,中共派胡宗南的黄埔 一 期生、中共党员宣侠父到西安搞统战工作,公开的职务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少将参议,可在1938 年宣失踪了。

后来,据说他的尸体也是被抛在下马陵的这口枯井里。

宣侠父是很有声望的共产党员,熊向晖很敬仰他,遇害后,熊一直以为是胡宗南指令干的,非常愤怒。他曾对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吴德峰说:如果这事是胡宗南干的,我把他毙了!吴德峰说:不行,你不仅不可以害他,你还要保护他。

后来才知道,这事与胡宗南并不相干,曾经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张严佛在《宣侠父被害记》一文中回忆道,这是蒋介石指示蒋鼎文,由蒋鼎文下令军统西北区执行的,但那时人们并不知道真相。

当时,蒋鼎文是西安行营主任,他和宣侠父关系很近,蒋鼎文是浙江诸暨人,宣侠父也是,俩人是一个县的小同乡。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蒋鼎文当过宣侠父的区队长、教官,两个人有师生之宜。因为有这层关系,宣侠父到西安后,经常找蒋鼎文交涉,要求补助八路军武器、军品等。

蒋鼎文什么都不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感到实在难对付。他对特务说: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从这儿开始,蒋鼎文就对宣侠父动了杀心,胡宗南其实对宣侠父也很赏识,他很想把宣侠父争取过来,但是没有成功。

唐西园杀人,所在多有。至于玩女人这种事,就更不足为奇了。

西安解放路(当时叫正气路),有一家戏园子,有一次,他请几个好友看京剧,把熊向晖也请去了。偌大的剧场里,只有不到 10 个观众,很不景气。其实,唱老生的马醉良,还是很有名的。

唐西园看上了那个唱旦角的女演员,就叫马国良在散戏后去跟那个坤角说,要跟她睡觉。马国良回来说,现在不行,要过一些时候。大概是那个坤角当时身上不方便。

过了几天,唐西园就在西京招待所开了个房间。第二天,熊向晖见到他,唐西园正在打针。马国良问他:味道怎么样?唐说:一只排骨!意思是说,那个女演员很瘦。

唐西园干过的无法无天的事很多。不过,后来他被胡宗南关起来,主要是因为侍卫队私自放了伪军将领郝鹏举。

郝鹏举原来是西北军的人,抗战期间投汪精卫当了汉奸,对于郝鹏举在抗战初期与胡宗南的关系,很多人不是很清楚。

郝鹏举是河南隅乡县人,现在叫灵宝县,最初在冯玉祥的第 16 混成旅,尽管个子矮小,但人很机灵聪明,会拉关系,又有文化,当兵不久,就被选到模范连当学兵。

不久,他进入冯玉祥的传令队当随侍人员,后来,就被冯玉祥选送去苏联基辅学习炮兵。

回国后,他在张自忠的手下当炮兵团长,中原大战使得西北军解体,郝转投第25 路军梁冠英部,当过参谋处长等职,1936 年春,他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

抗战爆发后,他投奔胡宗南,胡用人原则是“广收慎用”。郝虽是陆大毕业,但胡并不信任他,给他第17军团的高参一职,是要对他观察考验。

1938 年秋,胡在信阳战役中打得不好,受到李宗仁的攻击,部队军官中也有一些埋怨情绪,第 17 军团退人桐柏山之后,胡召集了一个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进行战役总结。

参谋长报告了战斗经过,也引述了各方面的责难,郝鹏举本来是坐冷板凳的人,但他很会揣摩胡宗南的心理,知道这次挫折,胡虽然负有指挥上的失误,但部队在淞沪战役中精英尽失,战斗力大为削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郝主动在会上替胡辩解,声称军团长的指挥绝对正确,部队也打得很顽强,但毕竟双方实力悬殊,军团部的一些战役部署,都因部队战斗力不强,不能贯彻到位,这是造成溃退的主要原因。

郝作了这样的解释,既帮胡解脱了困境,与会将领的心中,也感到很舒服。从此,郝开始得到胡的欣赏,也在第 17军团的高级将领中取得了好感。

不久,战干4 团成立时,胡任命郝担任学生总队总队长,开始担任实职了。

但是,郝在战干 4 团担任总队长期间,与一个炮兵团长的太太关系暧昧,俩人经常一起到外面游玩。

这个炮团是军委会直属的特种部队,暂时隶属第 17 军团,团长还是郝的朋友,他们关系很好。

郝与朋友的太太搞到一起,有的人就非常气愤,中国人的观念是“朋友妻,不可欺”,郝这样搞,为很多人不齿,他们就乘郝与那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寄给那个炮兵团长。

于是,团长就向胡宗南举报,胡宗南想把事情压下去,可是,团长的太太却不肯再回到丈夫身边。

这个炮兵团长看到,在胡宗南这里不能把事情摆平,就直接告发到蒋介石那里。

抗战时期,军人在前方打仗,太太在后方被人霸占这种事,蒋听了当然恼火,他电令胡宗南把郝鹏举押解重庆,交军法部门审判。

胡接电后,并没有立即照办,而是将郝扣押起来,关在下马陵效忠里,由侍卫队负责看管。

虽在扣押期间,胡对他还是优礼有加,送钱送物,没有叫他吃苦。

时间长了,郝鹏举慢慢与马国良等人也混熟了,最后,他用重金收买了马国良、佟金功等人,私下把郝放走了,马国良、佟金功拿了郝鹏举的钱,也都跑了。

这件事发生在 1939 年夏秋之间,这样一件大案一出,胡宗南知道后,那还了得,马上下令把唐西园关起来了,开始时也关在效忠里,一下子关了好几年。

郝鹏举逃出去后,就到南京投靠了汪精卫,先是担任伪军事训练部次长、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后来,汪精卫在徐州成立淮海省,由郝鹏举任省长。

唐西园被胡宗南关过几年之后,虽然放出来,但是不再受道重用,他后来与西北大学的一个本地学生结了婚。

唐西园被关起来后,由刘大军接替他的工作,刘大军原名刘大钩,也是胡宗南部的特务头子,专门为胡搞情报。

胡的情报组织不用戴笠的人,不让戴笠插手,独成一系,主要是用于西北方向,并联络华北伪军,刘大军一直干到1947年。

熊向晖说,刘大军曾经怀疑过我,想以欺骗手段诈我,被我顶回去了,他也没有再敢碰我。

为胡搞情报的还有第31 集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叫刘庆曾。刘庆曾同时也兼第七分校办公厅第二科科长,他们主要是搞军事情报。

第二科的上级是各战区第二处,再往上是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军令部就是战前的参谋本部,负责国防建设、地方绥靖、陆海空军动员作战、后方勤务,以及情报与国际政情的搜集整理等。

军令部一厅掌管国防作战,二厅掌管情报与派遣驻外武官,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系统中,也都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一处或一科负责作战,二 处或 二科负责情报。那时候,一提到二处或二科的人,一般就都知道,他们做特务工作的。

刘庆曾是程开椿在陆军大学上学时认识的,后来介绍给胡宗南,他在陆大期间,负有胡交办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帮助胡物色人才。

刘庆曾是黄埔八期生,他搞的军事情报,也包括搜集陕甘宁边区的情报。除此之外,其他情报都是刘大军负责。

胡宗南手下的“二刘”,是两个独立的情报系统,都是直接对胡宗南负责,戴笠也委托胡宗南可以指挥西安的军统系统,但胡宗南的部队没有军统插手。

他们之间是相互谅解,戴不插手,也是一种对胡的谅解,至于说他们之间互相猜疑,熊向晖说,没有这种情况。

《胡宗南先生纪念集》上讲,胡一直到死,都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那件毛衣吗?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就是戴笠介绍的。

前面说过,国民党成立战干团是为了与中共争夺抗日青年。

“七七”事变后,平、津、沪、宁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大批青年学生要求抗日,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都是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国民党看到这个情况很紧张,1938年2 月,由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通电成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各地设立青年招待站,招收及收容青年学生。

他们喊出了“武汉、延安一个样”,“西安、延安一个样”的口号,分别在武汉、河南、江西、西安办起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1、2、3、4团。简称战干 1团、战干 2 团、战干 3 团、战干 4 团。

4个战干团的团长都是蒋介石自兼,但副团长各不一样。

战干 1 团在武汉,副团长由陈诚直接兼任、桂永清任教育长,这个团办到第 5期后,并人成都中央军校。

战干 2 团设在河南鸡公山,副团长由白崇禧兼任,办了两期后,并人中央军校第 2分校。

战干 3 团原设江西雩都,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副团长,办到第2 期后,改称中央军校第 3 分校,迁到江西广丰。

战干 4 团副团长也是由陈诚兼任、蒋鼎文兼团附、胡宗南兼教育长。

胡当时是第 17军团军团长,级别不够当副团长,蒋鼎文走后,胡宗南才升任团附,教育长一职就由副教育长葛武柴升任。

在西安的战干4 团,是在 1938 年夏、秋间,以7分校政治训练班、学员队、凤翔女生队为基础,加上 17 军团各军、师文工队、政工队等机构合并成立的。

在 4 个战干团中,4团成立最晚,但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原因就是战干 4 团设在西安,处在与延安争夺青年的第一线。

当时,战干 4 团先后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如三原、中部(即现在的黄陵)、洛川等县成立三青团招待所,截留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然后送到战干4团受训。

据统计,从战干 4 团结业的学员,前后达 4 万人,达到全部战干团结业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西安战干4 团占用张学良之前办的东北大学旧址,东北大学原来在沈阳,由张学良亲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流亡到北平。

1936年,东北大学理学院迁到西安,当时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他用旧时东三省官银号的结余款 15 万元,修建东北大学校舍,所以教室、宿舍的条件都比较好。

抗战开始后,日军逼近潼关,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这里条件很好,胡宗南对战干 4 团也很重视,这里有不少文艺人才,他们经常组织演戏,抗日的氛围也很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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